“是伤寒,”医生回答,“毫无疑问,这是伤寒。”那个冷静的外国人,吕贝尔夫人,这时把两只瘦削的棕色的手交叉在胸口,朝我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如果当时伯爵在屋子里,听到自己的看法被认为是正确的,他那满意的表情大概也不过如此吧。
医生嘱咐我们看护病人时应注意的事项,说他五天后再来诊视,然后离开了我们,去和道森先生单独商量。他对哈尔科姆小姐的病是否有痊愈的希望一事不肯发表意见,他只说,在这个阶段,还无法判断病是不是可以治好。
大家提心吊胆地度过了那五天。
福斯科伯爵夫人和我轮流接替吕贝尔夫人值班;哈尔科姆小姐的情况越来越坏,需要我们悉心看护。那些日子真难过。格莱德夫人一反常态地打起了精神(道森先生说得对,她只是由于对她姐姐担心焦急、经常紧张而勉强硬撑着),显出了坚强的意志与决心,这是我绝对没有料到的。她定要每天到病房里来亲眼看哈尔科姆小姐两三次;说如果医生同意她这样做,她可以保证不太靠近病床。道森先生不得已,勉强答应了这一要求:我想,这是因为他知道和她争论是无济于事的。于是,她每天都来,总是以克制的精神严守自己的诺言,我见她这样受着痛苦煎熬,就感到非常伤心(因为这情景使我想起了我丈夫一病不起时我所体验到的那种惨痛),所以,无论如何,请别叫我多去描写这方面的情况了。我更高兴叙述的是,道森先生和伯爵再没有发生争吵。伯爵总是派人来探问,他本人则始终和珀西瓦尔爵士留在楼下。第五天医生又来了,他给了我们一线希望。他说,从病开始转变为伤寒后的第十天,也许是决定病人生死的关键日子,他约定那一天将第三次前来诊视。这段时期仍像以前一样度过了——只是伯爵有一天早晨又去伦敦,但当天夜里就回来了。第十天,多谢上苍慈悲保佑,从此我们宅门里的人可以不必再焦急和惊慌了。医生很有把握地向我们保证,说哈尔科姆小姐已脱离险境。“现在她不再需要医生,只要有人当心看护她一个时期就行了,而据我看来,这些条件是具备的。”以上这些话是他亲口说的。那天晚上,我读了我丈夫那篇感人最深的讲道词《论病体的康复》,记得(在心灵方面)我以前读时从来不曾像这一次获得这么多的快乐和教益。
听到了这样的好消息,说来也够惨的,可怜的格莱德夫人竟然无法支持。她那过分虚弱的身体已经经受不住强烈的刺激;一两天后,她已衰弱得不能走出房间。道森先生只能劝她好好地调养静息,以后再调换一下环境。幸而她的情况并未变得更严重,就在她躺在屋子里的第二天,伯爵和医生之间又发生了冲突,这一次他们吵得很厉害,最后是道森先生不辞而别。
当时我不在场,但是后来听说,那次是为了要使高烧后身体虚弱的哈尔科姆小姐早日恢复健康,谈到应该让她进多少营养,在这个问题上引起了争执。既然现在病人已经脱离险境,道森先生就更加不愿意听一个外行人出主意,而伯爵(我猜不出这是什么原故)也不像以前那样心平气和地克制自己,反而一再嘲笑医生,说就是由于他的误诊,所以热病才会转变为伤寒。这件不幸的事闹到最后,道森先生就告到了珀西瓦尔爵士面前,提出了警告(好在现在即使他离开,也不会给哈尔科姆小姐带来危险了):如果不立即阻止伯爵的干涉,他就不能再留在黑水园府邸里诊视病人。珀西瓦尔爵士答复的话(虽然不是故意地不客气),只能使事情闹得更僵,于是,受到福斯科伯爵无礼对待的道森先生,在极端忿怒之下,当时就离开了府邸,第二天早晨就送来了诊费帐单。
这样一来,我们现在就没医生照看病人了。虽然实际上并无必要再请医生(因为医生已经说过,哈尔科姆小姐只需要有人照料护理就行了),但是,如果当时有人来征求我的意见,我仍认为需要另请一位医生,哪怕是为了做做形式也是好的。
有关这件事,珀西瓦尔爵士好像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说,万一哈尔科姆小姐的病有复发的现象,到那时候再去请医生也不迟。暂时,如果出现了什么小问题,我们尽可以和伯爵商量;现在哈尔科姆小姐仍旧身体虚弱,神经过敏,我们不必让生人到病床前打扰她。不用说,他这方面的考虑也颇有道理,然而我总有点儿担心。同时,我还感到很不安,因为我们把医生不来的事瞒过了格莱德夫人,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我承认这种欺骗行为是出自善意,因为她现在不能再为了另一些事烦心。然而,这毕竟是一种欺骗行为;既然如此,对我这样一个坚持原则的人,无论怎么说,这件事总不是正大光明的吧。
就在那一天,又发生了一件令人困惑不解的事,这件事完全出乎我的意外,使我已经忐忑不安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了。
我被唤到书房里去见珀西瓦尔爵士。走进去的时候,我看见伯爵和珀西瓦尔爵士在一起,但伯爵立刻站起身来走开,只留下我们两个人。珀西瓦尔爵士很客气地叫我坐下,接着,我大为惊讶,他对我说出了这样一席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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