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森先生那天傍晚来得比平时稍迟。我注意到,他一看见病人,脸色就变了,他试图掩饰他的心情,然而我看出他是惊慌了。他派人到家里取来了他的药箱,在屋子里做了消毒工作,亲自招呼我们在府邸内给他备下了床铺。
“是不是寒热转成传染病了?”我悄声问他。
“恐怕是的,”他回答,“明天早晨我们就可以知道得更确切了。”
依照道森先生的吩咐,我们没让格莱德夫人知道病情恶化的事。为了格莱德夫人的身体着想,道森先生断然禁止她那天夜里和我们一起待在病人的卧室里。她不答应——那情景怪可怜的——但是医师有权做主,结果还是依了道森先生。
第二天早晨,十一点钟,一名男仆被派往伦敦捎信给首都的一位医生,并奉命由他陪着这位新请的医生搭最早一班车回来。送信人走后刚半小时,伯爵就回到了黑水园府邸。
伯爵夫人立即自己担着干系领伯爵去探望病人。我认为她这种做法并不违礼。伯爵是一位已有家室的人,岁数已经那么大,足以充当哈尔科姆小姐的父亲;再说,他探望哈尔科姆小姐的时候,又有格莱德夫人的姑母这位女眷在跟前。虽然道森先生仍旧反对他进屋子;但是,我冷眼旁观,医生这一次由于自己慌乱无主,并未认真加以阻拦。
这位可怜的小姐病势很重,已经认不出身边的人。她好像把自己的朋友错当作敌人了。伯爵走近她床前时,她那双以前一直不停地向屋子里茫然四顾的眼睛这会儿直勾勾地紧盯着他的脸,恐怖地呆瞪着,那模样我到死也不会忘记。伯爵在她身边坐下,诊了诊她的脉,摸了摸她的太阳穴,向她仔细地端详了一阵,然后朝医生转过身去,露出一副又是恼怒又是轻蔑的神情,这一来道森先生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气忿和惊慌得脸色煞白,可不是,一时间他就那样脸色煞白,站在那里一言不发。
接着,伯爵朝我看来。
“病是什么时候转变的?”他问。
我把时刻告诉了他。
“后来,格莱德夫人还留在屋子里吗?”
我回答说她不在。医生前一天晚上就绝对禁止她进入病房,今天早晨也吩咐过。
“您和吕贝尔夫人都明白这病的严重性了吗?”他接着问。
我回答说我们都明白了,听说这病是传染性的。他不等我往下说,就打断了我的话。
“这是伤寒。”他说。就在我们这样一问一答的一会儿工夫里,道森先生恢复了镇静,又像他习惯的那样口气很坚定地对伯爵说话。
“这不是伤寒,”他斩钉截铁地说,“我抗议你来干涉,先生。这里,除了我以外,谁也无权提问题。我已经尽了一切力量,已经尽了我的责任——”伯爵不说什么话,只向床上指了指,这样一来就打断了道森先生的抗议。
道森先生仿佛觉得这是对他自我表白能力的一种无言的驳斥,于是更加忿怒了。
“对你说,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他重复了一句,“现在已经去伦敦请一位医生。我要和他诊断这种寒热的性质,但是我不和别人商量。我坚持你应当离开这间屋子。”
“我走进这间屋子,先生,是为了神圣的人道主义,”伯爵说,“而且,如果请的这位医生来迟了,为了同样的原故,我还要再走进这间屋子。我再一次警告你,寒热已经转变成伤寒,对病情这次不幸的恶化,应当归罪于你的医疗方法。如果这位小姐不幸死了,我要出庭作证,证明死亡事件是由于你的无知和固执造成的。”
道森先生还没来得及回答,伯爵还没离开我们,这时候通起居室的门开了,只见格莱德夫人站在门口。
“我要进来,我一定要进来,”她说,口气异常坚决。伯爵并不去阻拦她,却自己到起居室去,让她走了进来。在一般情况下,他绝对不会忘记伤寒有传染的危险,绝对需要迫使格莱德夫人当心自己的身体,然而,当时在那一阵惊慌中,他显然忽略了这一点。
我感到惊奇的是,这时候道森先生反而更加镇定了。夫人刚朝床那面走去,道森先生就拦住了她。
“我实在感到遗憾,我实在感到难过,”他说,“病人的寒热恐怕是传染性的。在我还没能诊断之前,请您仍旧别走进这间屋子。”
她勉强支持了一会儿,后来突然垂下手臂,向前仆倒。她晕过去了。伯爵夫人和我把她从医生身边搀起,扶到她自己的屋子里。伯爵走在我们之前,然后候在过道里,一直等到我出来告诉他,说我们已经把她救醒了。
我回到医生那里,说格莱德夫人有话要立刻对他说。于是他就去宽慰她,说新请的医生再过几小时就会到来。那几个小时过得很慢。珀西瓦尔爵士和伯爵都在楼下等候着,不时派人来探听消息。最后,五六点钟的时候,我们总算放下心来,医生到了。
他是一位比道森先生年轻的人,神情严肃,而且显得很果断。我不知道他对以前的治疗有什么看法,但是我奇怪的是,他向我和吕贝尔夫人提了许多问题,却很少去问道森先生,而且在检查道森先生的病人时,好像也不太留心去听他的话。根据这方面的观察,我开始怀疑,伯爵对这病的诊断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道森先生等了一会儿,最后才问到请这位伦敦医生前来判断的那个重要问题,当然,他这一问更证实了我的想法。
“您认为这是什么热病?”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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