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最期待的就是开学。
领到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新书,就像领到宝贝一样。我小心翼翼地把新书放进书包,整整齐齐地放好,生怕折了个角。
教室门终于打开了,窗明几净、亮亮堂堂,还有自己的书桌,比家里强太多了。
如果家里的小摊不需要我,我就喜欢待在学校,整洁的教室、宽阔的操场、美丽的校园、和蔼的老师……这里没有生活的压力,只有知识的海洋。
我不是班里最聪明的孩子,想要取得好成绩,只能付出更多。我睁开眼睛就开始英语晨读,洗漱的时间也被我拿来“磨耳朵”,上学路上必然是在听英语;大课间的时间也不容浪费,整理笔记、复习作业;守摊的时候,也会拿着习题册,时不时可以瞄上两眼。
我拿到成绩单的时候,总能看到家人的笑脸和骄傲的表情,那是他们一年到头难得露出的轻松、愉快的表情。妈妈似乎忘记了每天的奔波劳累,仿佛生活有了奔头。很多人跟她说,等闺女考上大学,有工作了,就可以享福了。
我知道,好好学习不仅是为了学知识,还为了改变一家人的命运。
我如愿考入了华中农业大学,后来还考上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生。拿过国家奖学金,读着公费研究生,有211大学的双学历,长辈们很满意。读书期间,靠着学校里的勤工俭学岗位和自己兼职的收入,付完学费和生活费后,我竟然还略有结余。
我成为大家庭的榜样,带动弟弟妹妹们好好念书。在我之后,我们大家庭的多数孩子都读了大学,改变了种地、打工的命运。
在体制内工作,情系底层
研究生毕业后,我一心想尽快工作,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但家人无比希望我考公务员。
我乖乖听话,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在竞争比例将近1000∶1的省公务员考试中,以笔试、面试双第一的成绩,考入了河南某省直机关。在城镇化高速推进的过程中,我们部门承担了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的重要职责,工作量非常大。
省直机关的很多工作偏向于宏观指导,工作的具体内容大多是制定政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字被编发成公文,发布到全省,我内心紧张无比,一遍遍地看,心想:不会有错别字吧?不会有病句吧?不会有词不达意的情况吧?我忐忐忑忑、如履薄冰,大概是因为对公权力无比敬畏的缘故。
怀揣着热情和谨慎,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不计报酬、不计得失。工作时,用最高标准来对待,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让领导、同事放心,认真、靠谱也成为我在职场上的重要标签。我也比较顺利地晋升为当年单位里最年轻的一位处级干部。
说来很有趣,我小时候出摊,最害怕城管,长大后工作的地方竟然就是在全省城市管理的主管部门。从战战兢兢的小商贩,到城市公共管理的一分子,我总是怀揣着为底层小民谋福利的私心。我希望在工作中,能让城市充满温情,让这个拥有高大上建筑的城市,也能包容每一个为生计而奔波的个体,给他们有尊严地生活的权利。
孩子出生,唤醒自我
如果不是两个孩子的出生,我想自己应该会在体制内一直工作下去。他们,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看着怀里的孩子,看着他们眼睛里闪烁的纯真光芒,我竟然不期待他们能成为我的荣光。我的孩子,不必背负任何人的希望,只要健康、快乐就好。
如果很幸运,他们能早日找到自己热爱的东西,那么,就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里发光;如果他们有能力,再做出一些对社会有价值的事,我也会全力给予支持。我,绝不强迫。人的一生,应该有多种可能、多样体验。孩子的一生,也应该由他们自己来书写。
在那个瞬间,我决定,给孩子做个榜样,带着意识和觉察,找到真正的自己,体验更加神奇的生命。
我一直在反思,如果之前的人生都不是自己想要的,那我渴望的人生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那几年,高强度的工作、三四岁的大宝、一两岁的二宝,我像是一个陀螺,在高速的旋转中找寻人生的方向。
在我纠结、迷茫的时候,二宝多次生病住院。每当我看到孩子咳嗽时涨红的脸,高烧时无神的眼睛,因为嗓子肿痛、连奶粉也喝不下而消瘦的身体,我觉得自己好无能,也好无力。
二宝不到两岁,就因为肺炎住了四次院。
儿科病区设置了一个专门的房间,给孩子扎留置针,二宝对这个房间充满深深的恐惧。记得有一次住院,刚刚给孩子扎好留置针,回到病房给孩子换尿不湿时,也许是身体很不适,也许是情绪很烦躁,他非常不配合,哇哇大哭,折腾了好久,才把尿不湿换好。等把孩子抱起来,我惊呆了,孩子头下的白色床单上有一大摊血迹,再摸孩子的头,全是鲜红的血。
看着满头是血的孩子和那一摊血迹,我的心疼得像被刀割,旁边站着的爷爷奶奶已经慌了神。我强装镇定,呼叫医生。医生检查过后,发现是留置针跑针了。处理完血迹,孩子也哭累了,无力地躺在我怀里。医生说,还得再给孩子扎个留置针。已经哭累到不行的孩子又在那个小房间里,如受刑一般哀号。
二宝出院后,总会拉一个月肚子,长得如黄豆芽一般,而我和家人祈求的是他千万不要再感冒了。爷爷说,有一次,二宝在病房里迷迷糊糊地说:“爷爷,救救我!”听到“救救我”这三个字,我的心一颤,决定要做点事情,救救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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