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勤快也踅了过来,一屁股坐在张先生旁边,一只脚却蜷到沙发上,手在抠着脚丫子,两个人好像同时都给青山和婉曲的歌吸住了,看着电视,眼睛也不眨一下。青山挽着婉曲的腰,踱来踱去,一首歌都快唱完了,张先生才猛然记起了似的,转过头来,问我道:
“吴敏自杀,你来找我干什么?”
张先生大约四十上下,开了一家贸易洋行,专门出口塑胶玩具。他是个英俊的男人,鼻梁修挺,头发抿得一丝不苟,鬓脚微微带着一丝花白。可是他那张削薄的嘴,右边嘴角却斜拖着一条深得发黑的痕迹,好像一径挂着一抹冷笑似的。吴敏躺在急诊室里输血的时候,在我耳根下央求:请张先生到医院去一趟。可是我望着张先生嘴角那抹近乎凶残的笑容,一时舌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你来得正好,吴敏还有一包旧衣服留在这里,你顺便带给他吧,”张先生说着却向萧勤快指示了一下,“去把那包衣服拿来。”
萧勤快赶忙跳下沙发,跑到里面去,取出一包旧衣服来。那是几件发了黄绉成一团的内衣裤,还有两件破旧的花衬衫。萧勤快把那包旧衣服朝我手里一塞,连翻了几下他那双鼓鼓的金鱼眼,满脸得色。我回到台大医院,没有把那旧衣服拿出来,我对吴敏说:张先生不在家。
“阿青,你知道,我在张先生家也住了一年多了。总是规规矩矩守在家里,一次都没有自己出来野过。张先生的脾气不好,可是我总是顺从他的。他爱干净,我天天都拼命擦地板。起初我不会烧菜,常挨骂。后来看食谱,看会了,张先生有次笑着对我说:‘小吴,你的豆瓣鲤鱼跟峨嵋的差不多了。’我高兴得不得了,以为张先生心里很喜欢呢。哪晓得他那天无缘无故发了一顿脾气,便叫我马上搬走,多一天都不许留。我没想到张先生竟是一个那样没有情义的人。阿青,你那天到底见着张先生没有?他还在生气么?——”
吴敏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颤抖抖的,听得人心烦。突然间,我好像又看到了张先生在嘴角上那道深深的、凶残的笑痕了似的,我打断了吴敏的怨诉:
“我见着他了,他跟萧勤快两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群星会》。”
“哦——”吴敏暧昧地叹了一口气,过了片刻,他立起身来。
“我先走了,我去买点东西吃。”
吴敏走下台阶,他那张白纸一样的脸,在黑暗里漂泊着。
回到莲花池那边,已是半夜时分。播音台的扩音已经寂灭,公园里的游人都已离去。于是我们的王国,从黑暗里便倏地涌现了出来。莲花池的台阶上,黑影幢幢。三水街那一群小幺儿,三三两两,木屐踏得啪哒啪哒,异常嚣张。亭子那边,我们那位年高望重的元老盛公,正拖着蹒跚的步子,蹭向我们的师傅杨教头,衰疲地探问道:“有新鲜的孩子么?”盛公已经老耄,而且背脊还患了严重的风湿。他找孩子做伴,只是为着陪他老人家消个夜,喝杯烧酒罢了。盛公晚上常常失眠,他说他只要看看一张年轻的面靥,他那颗不甘寂寞的心,便如同服了一粒安眠药似的,才肯消歇。盛公是万年青影片公司的董事长,摄制过好几张超级文艺爱情影片,赚了不少钱。据说盛公从前在上海自己也曾是位红小生,跟许多有名的女明星配过戏,可是他却无限感叹地对我们说道:“荣华富贵有什么用?孩子,青春才是世上最宝贵的东西哪!”那个尾随在老鼠后面,气吁吁叫着“耗子精”的,是聚宝盆的江浙名厨卢司务,卢司务体重两百零五磅,笑起来,好像一尊欢喜佛。他对老鼠有偏爱。“老鼠么,我就喜欢他那几根排骨,好像啃鸭翅膀,愈啃愈有味!”远远在树林子那边,掩掩藏藏,不敢抛头露面的,是一群良家子弟的大学生;那几个还来不及脱去制服的是外岛回来,到台北度假的充员士兵;还有一些三重镇到公园来打秋风登记有案的小流氓;还有西门町拍卖行、缝纫铺、皮鞋店的小伙计。也有心脏科的名医生,一位军法官,还有曾经红得发紫现在已经秃了头常戴着一顶巴黎帽的台语明星,还有那位皱得满面山川狂热地追求美的影子的艺术大师。艺术大师常常说一些我们不甚明了的话:“肉体、肉体哪里靠得住?只有艺术,只有艺术才能常存!”所以他把我们王国里的美少年,都画成了图画。当然,还有我们那位资格最老、历尽沧桑的老园丁郭老。郭老一个人远远地屹立在那棵绿珊瑚的下面,白发白眉,睁着他那双老眊的眼睛,满怀悲悯地瞅着公园里这一群青春鸟,在午夜的黑暗里,盲目地、危急地,四处飞扑。郭老在长春路开了一家照相馆青春艺苑。他收集了我们的照片,贴成了一本厚厚的相簿,取名“青春鸟集”。他把我编成八十七号,命名为小苍鹰。
在我们这个王国里,我们没有尊卑、没有贵贱,不分老少、不分强弱。我们共同有的,是一具具让欲望焚炼得痛不可当的躯体,一颗颗寂寞得发疯发狂的心。这一颗颗寂寞得疯狂的心,到了午夜,如同一群冲破了牢笼的猛兽,张牙舞爪,开始四处狺狺地猎狩起来。在那团昏红的月亮引照下,我们如同一群梦游症的患者,一个踏着一个影子,开始狂热地追逐,绕着那莲花池,无休无止,轮回下去,追逐我们那个巨大无比充满了爱与欲的梦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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