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那次笔会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北京的杂志来人了,自信得有些傲慢。这也阻碍了和他们正常的交往。后来,我被告诉,两个短篇都被留用了。我也没有多么高兴。散了笔会,坐长途车回家。记得公路经过的大山上已经积雪了,雪下露出未被完全覆盖的秋草,很萧然的样子,心境差不多也是一样。当然,也一直盼着那杂志发表我的小说。来年一开始,杂志发表的一篇小说成了一个事件。事件上了电视新闻,我在一个招待所的床上看见的。为此,我翻身起来出去散步,回来趴在桌上给被撤职的主编写了一封信。我觉得要写一封信表达一下,让这位倒霉的主编知道一下,并不是每一个某族人都对借某族人民的名义进行的讨伐表示同意。我想,他可能没有看到这封信。但我知道,那两篇小说是永远不会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而且,这两篇手写的没有复本的小说再也不会回到我手中来了。编辑部总被受宠的作者描绘成温暖的摇篮,须知很多时候,也可能是座用偏见构建的坟场。我有远不止一篇东西沉没不同的编辑部,再无消息。
有了这次经历,克芹老师再告诉我,他推荐我的小说作为作家出版社的新星丛书时,我是不抱什么希望的。但为了不拂他的好意,也为了一点不肯熄灭的希望,把当时得以发表的小说汇集起来,寄给了他。没想到,这书真的得到了出版,而且,还意外地看到了他写在书前的序。其间,我们见过一面,但他并没有提起写序的事情。那次,是到西昌市参加一个他主持的省内文学会议,那个晚上,在晃晃荡荡的卧铺车厢里,他说了最多的话。他一直在谈他的构思中的短篇小说。这个谈到生活常常会陷入沉默的人,谈到工作时总有些无奈的人,这时却生动起来。直到今天,想起这个真心帮助过我的人,就是两个形象。一个是他在抽烟,再一个就是谈自己小说时终于生动起来的人。也许,我们的小说是不大一样的,我们对生活与文学的理解也不大一样,但这两个形象,可能也是我容易留给别人的印象。
这个逝于盛年的人,我并不常常想起他。想起他的时候,曾经想也要像他一样对待和帮助后进的作家,一起谈谈文学,一起感到无话可说的时候,就把脸藏在烟雾后面。但我承认,我没有做到。书里遇到的不算,克芹老师是我青年时代唯一遭逢的著名作家。但我去看他,只是要谈谈小说。他帮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说,但我从来没有提过这样的要求。他替我写了序,我也没有提过这样的要求。我没有做到像他对待我那样对待后进的文学青年。不是说我没有遇到,我遇到过很多。只是今天的文学青年有些不一样了。如果有人找你,不是要跟你谈谈文学,大多数人都省掉这个环节,直接要你写序言,让你介绍出版。现在更直接了,序那么长的东西都不要了。就要腰封上那句表扬话。那些表扬的话大多是过头的。现在这个社会有一种病,就是怕青年人不高兴。我也染了这种病。所以,我也写一些这类话,真诚的不到两三本,真想表扬的也就这两三本,其余都是扯淡。我不止一次检讨自己,警告自己在这些方面要检点。但是,警告总是不能奏效。即便如此,我在很多人眼中,还是一个很不通人情世故的人,前些日子,还收到一个作者责怪我的短信,说从此不喜欢你了,你太骄傲了。其实我就是想对自己稍稍严格一点。一张嘴巴说话多少有人听时,还是稍稍把紧一点。这跟骄傲有什么关系呢?其实,骄傲一点有什么不好呢?这样人至少可以有点自重,有点自尊。所以,今天来回忆自己第一本书的出版,其实就是回忆一个人,回忆一种风范,一种文人之间互相交往的方式:不计功利,回味悠远。
克芹老师逝去后,又过了些年,一次在青城山下一个常开文学会的地方,午睡的时候,我梦见了他。他还是那副有些心事的样子,场所也很真实,就在房间外面的花坛旁边。我醒来,走出屋外,那花坛的青碧与梦中所见一模一样。我燃了一支烟,放在青草之上,一丛梔子花前,我自己也点了一支,烟雾升起来,模糊了视线。如果这算是一次祭奠,那也是唯一的一次。但这并不表示我不在怀念。我只是不愿仪式性地频频显现自己的此时与往事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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