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够迅猛,这么快就被安排写回忆文章了。
专业人士都说,所有的文学写作都是一种回忆。但在写作者自己,还是因情感驱使而自动发生的事件,还是出于青春的冲动和青春的茫然,让所有生活中不可逾越与触及的东西在虚拟的文字中找到可能。现在,读了一些专业书,仔细想想,我们真的是在写作伊始就在回忆了,但归根结底,最初的写作,还是冲动遮蔽了所有这一切。读专业书的好处是,我们可以找到成套的语汇解释些什么。同时也有一个麻烦,当我们学会了人云亦云地解释一切的时候,曾经无处不在的冲动却消失了。所以我对进人专业性的阐释领域有种进退两难的感觉。对于一个当代作家来说,阐释更准确地说是向别人说明自己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大家都只能承认那些配搭了专业术语的句子,段落和文章有思想,所以,作家常常要摆理论家的派头。同时,自己还是相信,文学写作最有魅力的因素,并不是这些可以轻易进入阐释层面的东西。我自己就在早在的诗歌中直接写下这样的渴求:“智慧,最初的智慧,不叫思想的智慧。”
这是1986年……瞧,当写下这样年份的时候,我知道自己确实是在回忆,对自己的成长历程进行情感考古了。
还想起一个汉学家的话:“在回忆的行动中我们暗地植下了被人回忆的希望。”也就是说每一个写作者,通过回忆是在追求自身的不朽。但我怀疑自己刚开始写作时就有这样的意识,可是一想到“暗地”两个字,我的怀疑就开始动摇。
想当年加人“文学新星丛书”时,那些与我同列这个名单上的大多数人,都是相当有名的青年作家了。而我这颗“新星”还是非常喑哑的,只发表过很少一点作品,而且都是在一些非常不著名的杂志上。不要说在全国,就是在省内,数上十个青年作家的名字,我的名字仍在孙山之外。
八十年代的文坛是多么喧哗啊!
那时我写诗,诗坛就更加热闹了。诗坛的喧哗是集团性的喧哗,革命和造反的喧哗。革命总跟激情与野心有关。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慢慢离开诗歌,开始悄悄转人小说写作。一来,是不想加人某个团体去拥戴充满领袖欲望的人;二来,喧哗太甚的结果是,主张太多就失去了主张,标准太多就失去了标准,诗歌从其看起来最繁盛之时已然开始失序与凋落。革命的成果如何是不重要的,革不革命更加重要。新创的标准符不符合根本的诗学原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能不能提出几条大胆的标准。于是,我刚开始的诗歌写作渐渐终止,然后转向了小说写作。也写得不多,都发在一些很不重要的刊物上。,也没有参加过什么像样的文学集会与活动,也没有打算去那些文学重镇去认识什么文坛上的重要人物。就是默默读书,默默写作。我的写作始终像是对于文坛的逃离,而不是进人。
我想进人吗?也许。真要逃离吗?也许。
偶尔参加一次文学集会,也最讨厌正走红或自认走红的新秀大谈文坛逸事,大谈和一些文坛重要人物的交往。无论如何,最后还是进人了。而且是自愿进入。那一年,看到一个四川作家协会的通知,说是要与北京某杂志开一个笔会,在全省征集短篇小说,经过初选的作家有机会参加这个笔会。当时手头正好有两个短篇,一篇写什么忘记了,一篇是写当时一伙人一起半夜爬上马尔康镇北面的山头去等待彗星出现。为什么要看彗星呢?所有看彗星的人都不是天文爱好者。所以要去看,是因为那颗彗星叫做哈雷。每七十六年才出现一次。也就是说,下次它再出现时,我们这伙二十多岁还觉得前程茫然的人都早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在中国,当你身处在一个像马尔康那样一个僻远的所在,也就跟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一样。彗星终于出来了,我们却什么都没看见。没有观测器材。然后,一群人带着一身尘土,或者失望,或者仍然兴奋着回到了
山下那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了。
我就把这样两篇小说寄给了四川作协。
信是春天寄出的,到了秋天得到通知去参加这个笔会。信不是作家协会这个机构某个下属部门寄来的,寄信人是四川作协的领导之一,当时很有名气的作家周克芹。那时,看过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没有看过他的小说,但知道他的名字。从一个农民到一个名作家,他是媒体上宣传的用文学改变命运的一个传奇。
信写得很平和,很节制,有限度地表扬我很有小说感觉。并且说,如果有机会去成都,希望见面谈谈话,如果不愿意到单位,请到他家里去。后来,我们若干次见,确实都不在他办公室,都在他家里。也没有说过很多很多话。谈读什么书,读书的大致感觉。我觉得这个朴素的人,给我的好感比他小说给我的好感更多。我也谈一些关于写作的想法。那时,一个少数民族身份的人写作,总被认为有很多优势,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谈用汉语表现非汉语生存与思想的困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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