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总括地说,是把抽象的题旨化为具体的题材,按照讨论小说的用语,便是把题旨“形象化”,题旨是小说家从生活经验中得来的,说给人家听,虽也可以使人家了解;可是看不见,摸不着,不能使人家感动,得到深切的印象。必须把它装在一个题材里,成为某一件故事,故事之中有某一个或某几个人物在那里活动着,与实有其事的事实一般模样,于是它具有了形象,仿佛看得见摸得着似的;这才能使人家感动,得到深切的印象。故事不能不是某一件,人物不能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否则就不成形象。形象要充分地活泼生动,有血有肉,形象后面要处处伏着抽象的题旨:这是认真的小说家所努力经营的。从形象受到了感动,得到了深切的印象,进一步去探索那伏在形象后面的东西:这是认真的小说读者应该努力从事的。张天翼先生作过一篇《论〈阿Q正传〉》,篇中“读书笔记一则”里的几节,对于“形象化”说得很透彻,现在摘录在这里:
阿Q之癞,说“儿子打老子”,不能反抗未庄“那伙鸟男女”而只欺侮小尼姑,以及痛恶“假洋鬼子”及其“哭丧棒”,等等,这的确是《阿Q正传》里的那个阿Q才有的花头。这些,只是属于这一个阿Q,……这些是特殊的东西。
但这些,只是使抽象阿Q具体化,使之形象化的一种手段。
……这是表现阿Q性本质的一种艺术手段。
换言之,那么这篇作品里关于阿Q的这些形象虽然是特殊的,是仅仅属于“这一个”阿Q,但它倒正是为了表现一般的阿Q性而有的。例如“癞”,用来表现忌讳毛病,“儿子打老子”是用来表现“精神胜利法”,而调笑小尼姑则用来表现欺软怕硬,以及排斥异端,诸如此类。
所以作品里所表现出来的典型人物,又有特殊性,又有许多现实阿Q的一般性。而后者则居于主要地位;这是那个典型人物的灵魂,是作者在这作品中所含的哲学,是这作品的内在精神。
但那些表现成“这一个”人物的诸形象,艺术家也决不把它忽略过去,要是忽略了这些,仅只写出一个不可感觉的灵魂,没有血肉,那么就不像一个人了,不能使我们得到一个印象,不能使我们当作真有这么一个阿Q似的那样感受了。
并且——要是忽略了这些形象,或是随意处置这些形象的话,那就连那个灵魂都不能充分表现出来,或是不能适如其可地表现出来。
这些形象——决不是随便安排的。
你看,关于阿Q的状貌,举动,谈吐,等等,哪怕只要写一两笔,我们就知道阿Q的地位身份,并且由此而知道阿Q之为人。
就说“癞”吧,这也正是阿Q那样生活里才会有的毛病,……
……别的人,只要他也是在阿Q之得癞病的同样条件之下,也会变成一个癞头。当然,并不是一得了“癞”即成了阿Q。他跟阿Q仅仅只有这一点相同,就是他也没法讲卫生,也让细菌在他头上猖獗。此外他也许就跟阿Q没有相同之点了。他并不是阿Q。这样,他头上的“癞”——所起的作用也就不同了,不是可以拿来表现阿Q性之一的“忌讳毛病”的了。或者呢,他的“癞”,压根儿就不起什么作用。
这“癞”等等,如果在这个典型人物身上是不可能有的,或者即可能有而并不是可以用来表现这阿Q性的,或是压根儿没有作用的——那么这“癞”在此就不适当。那么作者就不会把它选进去,而会另外去选上别的一些更适当的东西来表现它。
这些形象是要经过选择的:要适当。形象也该有其典型性。
张先生的这几节文字只就《阿Q正传》而言;其实凡是好的小说,用的都是同样的手段。我们虽不一定要写作小说,可是我们要阅读小说,对于小说家所用的手段就不能不有一点知识;有了这种知识,我们才可以深入地了解每一篇好小说,也可以辨别哪些小说是好的,哪些小说却要不得。——没有什么题旨的,当然不成其为小说;虽有题旨而并不“具有其真实性”的,不是好小说;题旨虽不错而“形象化”不够充分的,也不是好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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