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可以着重说战国两汉这一段。那时期说“中国”,等于后来说中原一带,是汉民族活动的地区。汉民族自然是用汉语;其外是四夷如犬戎、匈奴等,自然要用各自的语言。专就汉语说,不同的地区,以今度古,一定有或大或小的差别。不管差别大小,如果其中一个,因为有地广、人多、政治强、经济富、文化高等优越性,就会产生通用语(古人称为“常语”“通语”或“凡语”)和方言的差别。这种差别,古文献中有明显的反映。举一点点例。《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注,雅言是“正言”;郑注说得具体些,是“正言其音”。我们可以推断,所谓雅言是用通用的语音读,不用曲阜的家乡话读,等于现在苏州人之用普通话教语文。《孟子》说楚大夫之子想学齐语,前面已经提到,我们也可以据此推断,这是因为齐国属于“中国”,楚国是“南蛮
舌之人”(《孟子·滕文公上》),发音不雅正,所以要“弃其学而学焉”。楚国远在“中国”之南,说话用楚方言,《楚辞》(难免经过通用语修润)中还留有不少痕迹(可参看王泗原《离骚语文疏解》)。此外,这种语言差异的情况还大量地保留在字书里。如《尔雅》开头,《释诂》说:“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郭璞注:“……此所以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又:“迄、臻、极、到、赴、来、吊、艐、格、戾、怀、摧、詹,至也。”郭璞注:“……詹、摧皆楚语方言云。”传说扬雄也重视这种情况,著《方言》,记录各地语言的差异,如开头两条说:“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虔、儇,慧也。秦谓之谩,晋谓之
,宋楚之间谓之倢,楚或谓之
,自关而东赵魏之间谓之黠,或谓之鬼。”这些文献资料都表明,古代的口语是“多”。可是文言的系统是“一”,至少是大同小异的“一”。这“一”的所以能够取得,是由于以通用语为主体,吸收一部分方言,放弃一部分方言,以筑成书面语言的城池,就是现在所谓“文言”。这文言,骨子里不免是四世同堂,不免是五方杂处,可是既然成为一体,我们就不大能看出它有什么不调和、不稳定之处。事实也正是这样。比如《诗经》的《风》是按地域分类的,齐处东偏,秦处西偏,而表现在文字上却像是出自一家。其后,汉朝也是这样,司马相如是四川人,班固是陕西人,写起赋来,用的是一个调调。再往后说,王士禛是山东人,朱彝尊是浙江人,口语一定相差很多,可是写文章,作诗词,用的也是一个调调。文言这个系统就是这样,它定了形,就可以不随地域的不同而变化。
文言由不定形而趋向定形是个历程,这历程是书面语逐渐离开口语的历程。顺着历程前行要有推动力,我们可以称之为“因素”。
最根本或最强有力的因素是“汉字”。前面说过,文字是用形状表示声音,语言是用声音表示意义。以现代汉语为例,“再见”两个字是直接表示声音zà jiàn,间接表示向人告别的意义。不过文字和声音的关系,各种文字不尽一样。例如英语是拼音的,文字和声音的关系是一心一意,或说某形状表示某声音是必然的,因而见其字可以知其音(假定熟悉拼写规律);或者从另一方面说,文字要照语音拼写。汉字不是拼音的,文字和声音的关系是三心二意,或说某形状表示某声音是或然的。这种特点表现在不同的方面。最突出的是见其字不能知其音(形声字也是这样,如“仪”不念“义”,“江”不念“工”)。其次,使用汉字,常常可以跳过声音或至少是不怎么理会声音而直接触及意义。例如看见字,尤其是数目多的同音字(有的多到上百),我们通常是因其形而辨其义。其三,还有更极端的情况。一种是误读其音,如把“对称chèn”读成“对chēng”,把“龌wò龊chuò”读成“wū cù”,可是理解得并不错。另一种是不知其音,如人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对于某些字,就是记不准念什么,可是意义却清清楚楚。其四,也就因为形状和声音联系不紧,所以对于同一个字,异时异地可以用不同的音念它而不影响表意。如“一”“七”在中古是入声字,我们现在念成阴平了;“滑稽”,旧注都说“滑”的音是gǔ,可是现在几乎都念成huá稽了。不同的地域也是这样。《颜氏家训·音辞》篇说:“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这是说,在六朝晚年,同一个字,南北的读音可以不同。现在的情况是我们亲见的,比如请一位福建人和一位山西人都读杜甫《秋兴八首》,说普通话的北京人听了,会觉得两个人的读音差别很大,可是都不合规定。以上种种情况都表示,汉字与声音的关系很松散,因而它有多靠形状表示意义的能力,也因而就可以不随着口语移动,稳坐在原地,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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