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举之法,起于元而成于明。元代的科举,分蒙古、色目人和汉人、南人为两榜。蒙古、色目人考两场:首场经义,次场策论。汉人、南人考三场:首场经义,次场古赋和诏、诰、表,三场策论。这是(一)把经义、诗赋并做一科了。(二)而诸经皆以宋人之说为主以及(三)乡会试所试相同,亦皆为明清所沿袭。明制:首场试四书五经义,次场试论判,又于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策。清制首场试四书义及诗一首,次场试五经义,三场亦试策。明清所试经义,其体裁是有一定的。(一)要代圣贤立言;(二)其文体系逐段相对,谓之八股;(八股文体的性质,尽于此二语:(一)即文中的话不算自己所说,而算代圣贤说一篇较详尽的话。(二)则历来所谓对偶文字,系逐句相对,而此则系逐段相对,所以其体裁系特别的。又八股文长短亦有定限。在清代,是长不能过七百字,短不能不满三百字。此等规则,虽亦小有出入,但原则上是始终遵守的。因有(一)之条件,所以文中不能用后世事,这是清代学者疏于史事的一个原因。)其式为明太祖及刘基所定,故亦谓之制义。其用意,大概是防士子之竞鹜新奇的。(科举名额有定,而应试者多。如清末,江南乡试,连副贡取不满二百人,而应试者数逾二万。限于一定的题目,在几篇文字内,有学问者亦无所见其长。于是有将文字做得奇奇怪怪,以期动试官之目的,此弊在宋代已颇有。)明清时代科举之弊,在于士子只会做几篇四书义,其余全是敷衍了事,等于不试。士子遂至一物不知。此其弊,由于立法的未善。因为人之能力,总是有限的,一个人不过懂得一门两门,所以历代考试之法,无不分科,就其所习而试之。经义、诗赋的分科,就等于唐朝的明经、进士。这两者,本来不易兼通。而自元以来,并两者为一;三场所试的策,绝无范围。所以元明清三朝的科举,若要实事求是,可说是无人能应。天下事,责人以其所不能为者,人将并其所能为者而亦不为,这是无可如何的事。明清科举致弊之原,即在于此。宋代改革科举之意,是废诗赋而存经义策论,这个办法,被元明清三代的制度推翻了。其学校及科举并用之意,到明朝,却在形式上办到。明制,是非国子监生和府州县学生不能应科举的。(府州县学生应科举,是先须经过督学使者的试验的,谓之科考。科考录取的人,才得应乡试。但后来,除文字违式者外,大抵是无不录取的。非学生,明代间取一二,谓之“充场儒士”,其数极少。)所以《明史》谓其“学校储材,以待科举”。案科举所试,仅系一日之短长,故在事实上,并无学问,而年少气盛、善于作应试文字者,往往反易弋获,真有学问者反难。学校所授,无论如何浅近,苟使认真教学,学生终必在校肄习几年,必不能如科举之一时弋取。但课试等事,极易徒有其名,学问之事,亦即有名无实。毕业实毕年限之弊,实自古有之,并不自今日始。使两者相辅而行,确系一良好的制度。但制度是拗不过事实的。入学校应科举的人,其意既在于利禄,则学问仅系工具,(所以从前应举的人,称应举所作文字为敲门砖。)利禄才是目的。目的的达到,是愈速愈好的。(一)假使科举与学校并行,年少气盛的人,亦必愿应科举而不愿入学校。(二)况且应试所费,并来往程途计之,远者亦不过数月,平时仍可自谋生活。学校则不能然。所以士之贫者,亦能应科举而不能入学校。(三)何况学校出身,尚往往不及科举之美呢。职是故,明朝行学校储才以待科举之制后,就酿成这样的状况:(一)国子监是自有出身的,但其出身不如科举之美,则士之衰老无大志者都归之。(二)府州县学,既并无出身,住在学校里,又学不到什么,人家又何苦而来“坐学”?作教官的人,亦是以得禄为目的的。志既在于得禄,照经济学的原理讲,是要以最少的劳费得最大的效果的。不教亦无碍于利禄,何苦而定要教人?于是府州县学,就全然有名无实了。明初对于国子监,看得极为隆重,所以后来虽然腐败,总还维持着一个不能全不到校的局面。到清朝,便几乎和府州县学一样了。
北京贡院明远楼
制科在唐朝,名义上是极为隆重的,但因其非常行之典,所以对于社会的影响,不如乡贡的深刻。自宋以后,大抵用以拔取乡贡以外的人才,但所取者,亦不过长于辞章,或学问较博之士。(设科本意,虽非如此,然事实上不过如此,看《宋史·选举志》可知。)清圣祖康熙十八年,高宗乾隆元年,曾两次举行博学鸿词科,其意还不过如此。德宗光绪二十五年,诏开经济特科,时值变法维新之际,颇有登用人才之意。政变以后,朝廷无复此意,直到二十九年,才就所举的人加以考试,不过敷衍了事而已。
科举在从前,实在是一种文官考试。所试的科目,理应切于做官之用。然而历代所试,都不是如此的。这真是一件极奇怪的事。要明白此弊之由来,则非略知历史上此制度的发展不可。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