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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选举

对于科举的重视,宋甚于唐,所以改革之声,亦至宋而后起。科举之弊有二:(一)学非所用,(二)所试者系一日之短长。从经验上证明:无学者亦可弋获,真有学问者,或反见遗。对于第一弊,只须改变其所试之物即可。对于第二弊,则非兼重学校不行。不然,一个来应试的人,究曾从事于学问与否,是无从调查的。仁宗时,范仲淹的改革,便针对着这两种弊窦:(一)罢帖经、墨义,而将诗赋策论通考为去取。(唐朝的进士,亦兼试帖经及策,明经亦兼试策。但人之才力有限,总只能专精一门,所以阅卷者亦只注重一种,其余的都不过敷衍了事。明清时代,应科举的人,只会做四书文,亦由于此。)(二)限定应试的人,必须在学三百日,曾经应试的人一百日。他的办法,很受时人反对,罢相未几,其法即废。到神宗熙宁时,王安石为相,才大加以改革。安石之法:(一)罢诸科,独存进士。这是因社会上的风气重进士而轻诸科起的。(二)进士罢试诗赋,改试论策。其帖经、墨义,则改试大义。(帖经专责记诵,大义是要说明义理,可以发抒意见的。)(三)别立新科明法,以待不能改业的士子。(四)安石是主张学校养士的,所以整顿太学,立三舍之法,以次递升。升至上舍生,则可免发解及礼部试,特赐之第。熙宁贡举法,亦为旧党所反对。他们的理由是:(一)诗赋声病易晓,策论汗漫难知,因此看卷子难了。这本不成理由。诗赋既是无用之学,即使去取公平,又有何益呢?(二)但他们又有如苏轼之说,谓以学问论经义策论,似乎较诗赋为有用。以实际论,则诗赋与策论经义同为无用。得人与否,全看君相有无知人之明。取士之法,如科举等,根本无甚关系,不过不能不有此一法罢了。这话也是不对的。科举诚不能皆得人,然立法之意,本不过说这是取士的一法,并没有说有此一法之后,任用时之衡鉴,任用后之考课,都可置诸不论。况且国家取士之途,别种都是注重经验的;或虽注重学识,而非常行之法;只有学校、科举,是培养、拔擢有学识的人的常法。有学识的人,固然未必就能办事,然办事需用学识的地方,究竟很多。(大概应付人事,单靠学识无用,决定政策等,则全靠学识。)“人必先知其所事者为何事,然后有欲善其事之心”,所以学识和道德,亦有相当的关系。衡鉴之明,固然端赖君相,然君相决不能向全国人中漫无标准,像淘沙般去觅取。终必先有一法,就全体之中取出一部分人来,再于其中施以简择。此就全体之中取出其一部分人之法,唯有科举是注重学识的,如何能视之过轻?经义策论,固亦不过纸上空谈,然其与做官所需要的学识关系的疏密,岂能视之与诗赋同等?所以旧党的议论,其实是不通的。然在当时,既成为一种势力,即不能禁其不抬头。于是至元祐之世,而熙宁之法复废。熙宁贡举之法虽废,旧法却亦不能回复了。因为考试是从前读书人的出身之路,所试非其所习,习科举之业的人,是要反对的。熙宁变法时,反对者之多,其理由实亦在此。到元祐要回复旧法时,又有一班只习于新法的人要加以反对了。于是折衷其间,分进士为诗赋、经义两科。南宋以后,遂成定制。连辽金的制度,也受其影响。(金诗赋经义之外,又有律科。诗赋经义称进士,律科称举人。又有女真进士科,则但试策论,系金世宗所立。辽金科目,均须经过乡、府、省三试。省试由礼部主持,即明清的会试。元明清三代,都只有会试和本省的乡试。)

宋代科举考试

明代科举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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