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皇帝生意兴隆
豪族或名门出身者在中央为高官,以“清”自称;对被去势的宦官,以“浊”蔑视之。如此清浊之争,到后汉中期时愈演愈烈。
厌恶“浊”而站在“清”的一边,是人之常情。但“清”派人士是否都是名副其实的清流人物,倒是值得怀疑的一件事情。同样,“浊”派中也有不少杰出人士。
后汉是个保守拘束的时代,在各方面都欠缺生趣。这是因为前汉为王莽所篡夺,为避免同样的事情再度发生,而极端以儒教为重的缘故。
想成为经纶天下的政治家,非具备高贵门阀出身之条件不可。才华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家世背景。
即使是旷世奇才,若想贡献国家社会,庶民身份是绝对办不到的。庶民想投入国政中枢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成为宦官。
宦官不是只有因罪被处宫刑的人而已。志愿接受去势手术而成为宦官的,也大有人在。
为想出人头地而牺牲男性机能,这类人的决心可谓悲壮至极!
由于得不到肉欲之欢乐,所以,宦官一般都被认为物欲非常强烈。这是以此作为精神发泄之对象的缘故吧?但精神之发泄并不以物欲为限——虽然是少之又少,有人却以潜心于学问或技艺来达到这个目的。
后汉时代,中国有了在世界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发明——纸。其发明者即为宦官蔡伦。
在那之前的文书,全都写在木简或竹简上。重要地图或文书,则利用丝帛书写,但由于丝帛非常昂贵,所以不能常用。
有一句话叫做“名留青史”。此处使用“青”字,就是指历史纪录写在去了皮的青竹竹简上。
这样的东西当然体积庞大。写在竹简上的全本《史记》,起码要使用三四辆牛车才能搬动。保管文书的仓库,竹简常堆积到屋脊,因此,形容书籍数量庞大,便有“汗牛充栋”之语。意思是说,充栋的书籍,连搬运的牛都流了满身大汗。
由于发明纸张,全本《史记》到了可以抱着走的地步,这是令人惊讶的一件事情。据传,蔡伦将自己发明的纸张呈献给和帝是元兴元年(公元105年)之事。
由蔡伦之例可见,宦官之中确实不乏具有才华之人。他们是由于肉体上的残废,才华因而得以特别伸展吧?
伺候于皇帝身边,为皇帝处理私人杂务这样的角色,一方面使他们极易得到皇帝的信赖。另一方面,对大臣得一本正经启口的事情,皇帝都可以轻松心情对宦官说,或者与之商量。
在独裁制度之下,皇帝的信赖是比任何事物都强大有力的后盾。宦官遂以皇帝之信赖为背景,开始掌握实权。
豪族名门出身的士大夫,当然为此不快。而宦官自然不会放走到手的实权。因为,这是攸关性命的事情。
“清流”派人士常常拉拢学生站在自己这边,大肆评论朝政,并且批评时人。人们为了避免受到恶评,便常以礼对待他们,方法包括请客、馈赠等。
这个时代的人物擢用,颇受这项“批评”之风的影响。科举制度化是后来的事情。当时的选考基准,除了靠批评外,可说别无他途。
有句话叫做“月旦”。
后汉末期,有一个叫许劭的人,于每月初一这一天,定期举行人物品评。由“元旦”这个词可知,“旦”指的是每月初一。后来,“月旦”这个字眼,便用来指“评论”而言。据说,人们对许劭的“月旦”极感兴趣,他的评论很快就传遍各地。准备在社会上创立一番事业的人,莫不对“月旦”极为关心。
拥有“评论”这项武器的士大夫,致力收编全国的学生于自己的门下,并成长为巨大团体。指导这个团体的是郭泰、贾彪等人物,而他们则与同为豪族出身且成为中央大官的陈蕃、李膺等人有所联络。
他们以“浊流”——即宦官——为攻击目标,乃当然之事。
如同清流有“评论”这项武器,浊流以“皇帝之信赖”作为依恃。
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清流以言论猛烈攻击宦官,对此,浊流当然没有乖乖挨打。他们正在伺机反击。
由于占卜师张成的儿子犯了杀人罪,司隶校尉(警察长官)李膺因而将其逮捕。当时刚巧发布恩赦令,理应将之赦免,但李膺却以“此人恶性重大,不可赦免”为由,把他处死。
占卜吉凶极准确的张成,颇多宦官朋友,因此他也曾经为皇帝占卜过。浊流逮住这个机会。
——李膺等人与太学士及诸郡学生有所勾结,有组织党团诽谤朝廷及紊乱风俗之事。最近更无视于圣上所颁布之恩赦令……
宦官遂如此向皇帝禀报。
“大胆叛徒……”
怒不可遏的桓帝,立即下令将李膺及其党徒二百余名逮捕,并且一律加上“三木”。三木是一并施加枷、手铐、脚镣三种刑具之谓。他们并在狱中受到拷问。
此时为李膺这批人求情的是皇后之父亲——窦武。外戚窦武在阶级上同为士大夫。
桓帝看在岳父的面子上,决定释放这批人,改为终身禁锢家中之处分。
桓帝于翌年去世。十二岁即位的刘宏尚年幼,因而由窦太后摄政。外戚窦武遂开始掌握实权。
窦武与自己曾经为之请命的李膺、陈蕃等清流派人士结合,为一举肃清浊流派而有所策划。
“浊流派巨魁乃曹节和王甫两人。他们从先帝时代就玩弄国家权柄,使海内陷于混乱。这两人非趁早诛杀不可!”
陈蕃如此主张。
“对,非一网打尽不可!”
窦武表示赞成。清流派何等憎恨浊流派,由此可见一斑。
该由士大夫占的位置,一个个被宦官抢去。为了夺回,唯有诉诸非常手段一途,因为此事与权力争夺和个人憎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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