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再见绿林
汉高祖刘邦于秦灭亡后,自项羽处拜领汉中之地而为汉王。汉王原本只是地方领主,于统一全国后,仍然以“汉”为国名。
以地方领主时代的领国名为全国政权之名的作风,后来被沿袭下来。以魏封侯的曹家、以隋封侯的杨家及以唐封侯的李家等,全都用领国名作为王朝之名。
王莽以复古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他所谓的“复古”就是回到有圣代之称的周代。为此,他采取连官名也改为周代体制的形式主义。
例如:大司农改为“羲和”,后来又再度改为“纳言”。此外,太常之职改为“秩宗”,大鸿胪和少府则分别改为“典乐”和“共王”。这些都是周代职官之名。
不只职名,连宫殿名也有所更改:长乐宫改为常乐宫,未央宫改为寿成宫。首都长安也更改为常安。
由于王朝已变更,所以悉数收回汉王朝过去授予各地之王、诸侯以及百官的印绶,改授新王朝核发之信物。此际,王莽又搬出周之古制,基于“往昔之‘华’与‘夷’截然不同”的观念,打出了如下新方针:
以匈奴为“王”乃违反古制之举,因而将之降格为“侯”。
过去汉授予匈奴单于之印绶叫做“玺”,现在改为“章”,这是非常明显的降格。匈奴要求照旧给予“玺”,却为王莽所拒绝。匈奴在盛怒之下攻打边境之地,杀害官吏及住民,并大行掠夺。
王莽因此将匈奴单于之名称改为“降奴服于”。之所以避免直接使用“降服”字眼,为的是怕激怒匈奴。
对于高句丽,则因其于攻打东胡之际未派援兵前来,乃将其名改为“下句丽”。
以将“高”改为“下”而乐,不是如同儿戏吗?
回归古代的倒行措施,在经济政策这最为现实的层面失败,是理所当然之事。
王莽将全国土地称为“王田”,将之归为朝廷所有,此外,称官奴以外的民间奴隶为“私属”,与王田一样,严禁买卖。触犯这项规定者,重则处以死刑,轻者则处以流刑。
而事实却是,土地与人身之兼并无处不在进行当中,王莽所发布的一切“禁令”,未有充分之准备或对策,仅以沿袭周制为理由,一想到就随便发布命令,这样的措置当然引起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而为了作调整,就非将业已订定的法律修改不可。
这真的是“朝令夕改”。
政府发行新货币,并且禁止使用汉之五铢钱,而这项措施使人民的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混乱。
私钱铸造和王田及私属买卖一样横行天下,使得王莽不得不予以承认。
酒、盐、铁等之国家统制,也由于措施过严,压迫了人民的生活。
在失政情形如此严重的情况之下,社会若不陷于混乱才是怪事一桩。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他召集三十万壮丁,兵分十二路攻打匈奴。后来,攻打的对象不只匈奴而已,对西域以及西南,也屡次派遣远征军。
为掩饰失政,使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国外,这是古今中外为政者惯常采用的策略。
为外征而扩大动员时,将有可能会造反的大批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带到边疆,使之在该地阵亡或饿死——这是最高妙的一石二鸟的方法。
攻打西南之句町国时,被动员的二十万军队,十之六七不是饿死就是死于疫病。
各地频频发生农民暴动。
实际上,农民暴动在汉之政治开始紊乱的成帝时代就有。只是,那些暴乱都属局部性纷争,规模并不很大。
王莽之失政,使已经有此倾向的农民暴乱规模扩大了。
湖北省当阳县是于后汉末期有名的赤壁之战前,刘备被曹操打败的地方。该地附近的一座山叫做绿林山。
反王莽派人士聚集于这座绿林山。这批人的首领是王匡以及王凤等人。
如前所述,当时的人以起单名为原则,因此,同姓同名的情形极为普遍。绿林军首领之一的王凤,与王莽之伯父王凤是同名不同人。而以王匡为名的人物,光是出现于史书的就有好几个是属于同一时代,所以,若不仔细分别就会产生混淆。
到太皇太后面前要求传国之玺的王舜次子也叫王匡。这个人为太师将军,是王莽属下的将领。后来,绿林军王匡率军攻打洛阳时,据守洛阳的王莽这一边的大将是王匡,人们常把两人混淆不清。结果,绿林出身的王匡攻陷洛阳,生擒属于王莽的王匡,并且将之处斩。
王莽一个私生子也叫王匡。在正室生的儿子全都死后,王莽将他于新都侯时代与侍妾生的王兴以及王匡等人召了过来。他始终未曾公开这件事情,大概因为此事有碍于他的“圣人”名号,所以不敢让世人知道他与侍妾生子之事吧?
王兴亦有同一时代的同名人物。王莽即位时,过去为他担任门房工作的王兴,和一个名叫王盛的卖烧饼汉突然成为“公”。其理由是,预言书中有“王兴、王盛将守新王朝”之语,因而广向天下征求名叫王兴、王盛的人。结果,出现的同名人各达十余名之多,经由算命师相命,最后选择了这两个人。
这样的“起用人才”,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利用神威的王莽,好像走火入魔,所作所为越来越异想天开。这样的人还能够妥善治理天下吗?
为了区别同姓同名的事情,古人习惯说出自己的籍贯。绿林军王匡是荆州新市县人。绿林军后来分为下江军及新市军二支,而王匡率领的是新市军。因此,下面姑且以新市王匡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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