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婴即位以后,仍然没有觉悟,孤立而没有辅佐,救败而没有方策。假若嬴婴有平庸的才能,能够得到中等人才的辅助,只要能够固守关中,依据险要的地势,就能够将诸侯各国阻止在秦国本土之外。由此秦国可以休养生息,重振国势,再创伟业。
我读历代有关秦亡的历史总结,就贴近历史具有真知灼见而言,没有超越贾谊《过秦论》者。贾谊出生于汉高帝六年(前201),也就是刘邦击败项羽,取得天下的第二年,以时代而论,他是汉初的人,时间紧接秦末,历历往事,如在眼前。贾谊是洛阳才子,他的恩师是河南太守吴公。吴公是秦丞相李斯的学生,也是李斯的同乡,对于秦朝末年的佚闻掌故,风云人物,可谓了如指掌。贾谊年少受吴公赏识,多受吴公教诲栽培,他对亡秦的了解感受,都得自直接的传授。贾谊受吴公推荐,出入于汉代宫廷,他受宠于汉文帝刘恒,参与诸多重大的政治决策。贾谊站在汉朝政府的立场上总结秦亡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为文景之治制作规划蓝图,他的《过秦论》,不是纸上谈兵,而是资治通鉴的实施。正是由于贾谊身处的这种特殊的环境,决定了《过秦论》对于秦亡的历史总结,无与伦比地贴近历史,其真知灼见,历两千年而活力不减,经世致用如在眼前。
不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局限。过于远离历史,可能因为时代的久远而失真,过于贴近历史,也可能因为利害的纠葛而偏颇,特别是当我们处理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历史文明的时候,有些真相和教训,需要岁月的荡涤、时间的冲刷,方才能够显现出来。
我整理秦末的这一段历史时,深感那是唯利无耻的英雄时代。在那个时代,人人唯利是图,个个急功近利,周围都是生死搏斗,到处遍布尔虞我诈,成者为王败者寇,建功立业的英雄豪杰们,何曾有暇于道德伦理。李斯入秦,先投靠吕不韦,吕不韦败亡,他紧跟秦王政。李斯向秦王政推荐同学韩非,又进谗言毒杀这位旧日同窗。沙丘之谋,李斯与赵高联手伪造遗诏,消灭政敌扶苏和蒙恬、蒙毅兄弟。当赵高与二世亲近而自己被疏远时,他又与老臣们联手欲诛赵高,结果反被赵高设圈套陷害。一切唯利是图,没有丝毫仁义道德。项羽与章邯在安阳结盟起誓,接受二十万秦军投降,三个月后,又在新安将投降的秦军坑杀了个干净。有何信义可言?只是为了眼前的打算。刘邦与赵高合谋杀秦二世共王关中,与秦军约降后再突然进攻。有何信义可言?都是阴谋诡计。[21]
在那个时代,角逐于历史舞台上的政治人物们质朴势利,不受道德伦理的约束,他们以为人生的根本在于利益,利益的所在,就是行动的所在,利益与道德无缘,当利益与道德不合的时候,抛弃道德。而道德伦理的规范建设,要到汉王朝建立近百年之后。
道德伦理,影响国家命运。我整理秦末的历史写到阿房宫骊山陵的修建,写到北击匈奴筑长城,南修鸿沟征南越时,强烈地感到一味地追求进取发展导致了社会的不稳,是秦帝国毁灭的原因之一。当我写到赵高设圈套陷害李斯,发动政变逼迫二世自杀时,又强烈地感到秦国多年奉行功利主义,忽视道德伦理的规范和人文教育体系的建设,终于走极端以致道德底线沦丧,上上下下人心离散,也是秦帝国毁灭的原因之一。
秦亡的历史教训,不可谓不深刻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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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项羽本纪》均言赵高不见司马欣,有不信之心。
[2] 关于这三支秦军之来龙去脉的综述,参见《楚亡:从项羽到韩信》第六章之二“最后的秦军”。
[3] 这一段往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之邯郸,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阬之。”秦国王室与赵国王室同祖,秦始皇出生于邯郸,母亲是赵国人,他的幼子胡亥也可能出自赵系夫人。秦赵两国间的复杂关系,秦始皇一家与赵国的恩怨纠葛,至今仍然不太清楚,留下诸多历史之谜。我到邯郸访问时,实地仍能感受到秦赵两国冤仇不散的阴影。
[4] 《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盘庚以来殷之宫室王陵遗址,皆在殷墟。
[5] 关于秦人的起源,有“东来说”和“西来说”,“东来说”认为秦人来自于山东半岛,是目前学界占主流的意见。关于“东来说”和“西来说”的综合整理,可以参见史党社《日出西山——秦人历史新探》第二章“东来说”与“西来说”,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
[6] 时间是先验的观念。历史学中涉及多种时间观,最基本的一种,就是从现在到过去的逆向时间观,历史学的基本特点,大体由此规定。这种时间观在空间上的表现,就是考古学中的地层,从地表到地中,沿着从现在到过去的方向,从今到古步步深入。关于历史学的时间方向和时空转换问题,笔者正在摸索适当的形式作公开的表达,眼下还只能以随笔的形式穿插在相关的论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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