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使人感到惊异的是,公元前五百多年孔子讲的话,即当时的口头语言经文字记载后,今天大都能读懂,困难不多。这也可说是世界文化的一大奇迹。今天绝大多数人就无法读懂十一世纪的英文。这成为我一直坚决反对汉字拼音化、拉丁化的重要原因。汉字在培养中国人的智力(记忆力、理解力和思维能力)上,在统一方言,形成强大持久的经济政治局面上,在同化外来种族特别是形成华夏的文化心理结构上,起了无可估量的巨大作用。传说“仓颉造字”使“天雨粟,鬼夜哭”,民间也常有“敬惜字纸”的标语张贴,都展示出汉字的既神秘又神圣的地位。可惜至今对这一点仍然研究不多。看来,汉字的根源在于“记事”,而并非口头语言的记录,问题是这两者如何融合起来的。这点已越出《今读》范围,留待以后再说。 既然《论语》已如此好懂,又何必去译呢?而且,早已有了好些译本,为什么要重译呢?理由是:虽然好懂,但毕竟是几千年前的语言文字了,好些地方对生活正急剧变化的今天和明天的年轻读者,已不是那么容易理解。而且古代文字简练而含糊,需要用今天的语言明确或确定一下才好把握。当然,这样一来,也就损失了不少。因为原文的字、句,正因为含混,便经常包含着更多的意思。一翻译成现代语言,虽然更明确,但也可能更狭隘更固定了。幸亏《论语》还不是诗篇,有时毕竟还可趋向或做到“达诂”(准确解释)。《论语》的确已有许多译本,《今读》之所以重译,是因为不同译者对本文以及全书各有不同理解,从而翻译也就不大一样。我细读了我所知道的最晚出的两个译本: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北京)和钱穆的《论语新解》(台北),都不满意。所以我才作这个新译,并加上自己的各种评论。 虽说好懂,但真正翻译起来,却问题很多,困难很大。其中突出的是,那些最常见也最重要的词汇、概念、范畴,偏偏最不好译,甚至不可能译。例如,“君子”、“小人”、“仁”、“义”、“道”、“敬”、“庄”……等等等等,几乎没有一个现代词汇能够代替它们。原因之一,是因为它们在原文的不同字句里具有相通却并不相同的内容、含义、意义,不可能用同一个现代词汇来通译。 如何办?左思右想,很少办法。只好:第一,在这个前言里先说明一下这个一般情况,让读者有思想准备。第二,再作以下一些具体说明: 1.“君子”、“小人”一律不译。理由:(1)这两个名词至今通用,大家熟悉,不必翻译。(2)它们在不同章、句中,含义不一样。“君子”、“小人”一般都作道德高下的标准,是一种价值区分,例如“小人”是贬义词,至今如此。但在孔子时或孔子以前,却不一定如此。《尚书·无逸》有“知稼穑艰难,则知小人之依”,这个“小人”就是种田的平民百姓,并不含道德不好的贬义。俞樾《群经平议》说:“古书言君子小人大都以位言,汉世师说如此;后儒专以人品言君子小人,非古义也。”可见,“君子”本指“有位之人”即“士”(知识分子)和“大夫”(做了官的知识分子),“小人”则指平民百姓,即一般人的意思。《论语》有“硁硁然,小人哉”作为“士”的道德标准的一章。从而这两个词汇在当时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地位的中性事实描述。但《论语》一书常常对“士大夫”提出道德规范或要求,而以“君子”、“小人”相对称,“君子”指有道德品格的人,“小人”指缺乏这些品德的人,于是这两个词汇也就具有价值含义。这种事实描述与价值判断的双重含义,在《论语》中经常合在一起,混而不分。总的看来,价值含义的比重大得多,却又不尽然。这就只能看当时讲话具体情景和具体问题、具体对象了。所以这两词不作通译。 与此类似但不如此突出的,还有“士”等词汇。它有时是作为事实讲,有时作为价值(“士”的标准、规范)讲。“士”一律译作“知识分子”;“大夫”译作“官员”、“官吏”,即“做了官的知识分子”。 2.下面再就其他一些最基本也最重要的词汇说明如下: A.最重要、最常见和最难译的是“仁”、“仁者”。大多译作“仁德”、“仁爱”、“仁心”、“有仁心(或仁德)的人”等。这是因为《今读》一书强调心理情感本体,而“仁”在《论语》中也确有此层基本含义。朱熹便把“仁”释为“爱之理,心之德也”。它本义与“爱”紧密相关,应无问题。 B.“礼”一般译作“礼制”,因它主要指那一整套非成文的制度规范。 C.“义”一般译作“正义”或“理义”、“合理”、“适当”、“义务”等。 D.“道”字含义极广泛而模糊,一般根据上下文意,分别译作“规则”、“规矩”、“途径”、“真理”、“方向”、“事业”等等。“有道”译作“政治清明”。 E.“天下”不译,因为今天这词仍活着,仍是现代汉语。 F.“文”译作“礼仪”、“仪文”或“文采”等。 G.“敬”译作“恭敬”、“敬畏”、“认真”等。 H.“×君”、“×公”一律译作“×国君”。“邦”一般译作“国家”,实际指的是当时的氏族—部族联合体,所以“邦”、“家”常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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