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羽《沧浪诗话》批评了“八病”的戒律。他说:“作诗正不必拘此,弊法不足据也。”凡事一到了“拘”,就出毛病。形式美与形式主义的区别,就在于诗人驾驭形式还是形式束缚诗人。“八病”的避免,如果作为形式美来争取,而不是作为格律来要求,还是未可厚非的。董文涣《声调四谱图说》引杜审言的《早春游望》作为示范。杜审言原诗是:“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这首诗有四句是平、上、去、入四声俱全的,其余也都具备三声(其中有两句按诗律也只能具备三声)。这样,在声调上就具有错综变化之妙。
有人说,杜甫的律诗出句末字上、去、入三声俱全;如果首句入韵,那就是平、上、去、入四声俱全。我曾经就《唐诗三百首》所选的杜诗做了一个小小的统计:五律十首,合于上述情况者八首;七律十三首,合于上述情况者十首。这可以说明:一方面杜甫的确有意识地追求这种形式美;另一方面,杜甫决不会牺牲了内容去迁就形式。
相连的两个出句(末字)声调相同,叫作“鹤膝”,也有人认为就是“上尾”。杜甫的律诗,特别注意避免上尾。但偶然也有不拘的。例如《客至》诗第三句末字是“扫”宇, 这个字有上、去两读,若读上声则跟第一句末字“水”字犯上尾;若读去声则跟第五句末字“味”字犯上尾。这些地方都可以说明杜甫既讲究形式美而又不拘泥形式。两个出句末字声调相同还不足为病,至于三个出句末字声调相同,那就算是缺点了。谢榛《四溟诗话》批评社牧的《题宣州开元寺水阁》诗:“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又批评王维《送杨少府贬郴州》诗:“明到衡山与洞庭,若为秋月听猿声。愁看北渚三湘远, 恶说南风五两轻。青草瘴时过夏口,白头浪里出湓城。长沙不久留才子,贾谊何须吊屈平?”他说:“此上三句落脚字,皆自吞其声,韵短调促,而无抑扬之妙。”其实他在这里指出的就是上尾的毛病,因为这两首诗三个出句末字都用了上声。谢榛最后说:“然子美七言,近体最多,凡上三句转折抑扬之妙,无可议者。其工于声调,盛唐以来,李杜二公而已。”他的话是颇有根据的。李白的律诗较少,我没有分析过;至于杜甫,我相信他在声调美的方面是有很深的研究的。
总起来说,古典文论中谈到的语言形式美,不管是在对偶方面,或者是在声律方面,都是从多样中求整齐,从不同中求协调,让矛盾统一,形成了和谐的形式美。
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照搬古人的艺术经验,特别是现代的诗即使讲究格律,也不一定要拘泥平仄(写旧体诗不在此例)。但是古典文论中谈到的语言形式美,从原理上说,还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文学语言的形式美,应该是随着民族而不同的,随着时代而不同的。希望有人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对文学的发展将有很大的意义。这篇短文,不过是抛砖引玉罢了。
(载《文艺报》1962年第2期,又收入《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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