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有乡举里选之说。《周礼·地官·乡大夫》讲到三年举行一次“大比”,(先秦士以上阶层世袭,士以下靠选举,这就是“大比”。)以考查乡人的“德行道艺”,选拔贤能的人才。《礼记·王制》提到“乡论秀士”,经过逐级选拔,有所谓俊士、进士等名称。《礼记·射义》还提到诸侯贡士于天子。这些说法虽然不能证明先秦确有贡举制度,但是后世科举制度上的一些做法和用语,有的是从这里来的。
汉代为了选拔统治人才,有察举的制度。汉高祖下过求贤诏,汉文帝也曾下诏察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汉武帝又诏令天下察举孝廉和茂材。茂材就是秀才(优秀的人才),据说后因避东汉光武帝讳才改称茂才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张守节《正义》引应劭〈shào〉云:“避光武改茂才也。”)汉昭帝以后,举士包括多方面的人才。东汉承袭旧制。一般说来,西汉以举贤良为盛,东汉以举孝廉为盛。但是东汉桓帝灵帝以后,“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见《抱朴子·审举》。秀才本应贤良,而连字都不认得;孝廉本应孝廉,而察举的却是与父不同居的不孝之子。)可见当时的察举已经很滥了。
汉代被荐举的吏民经过皇帝“策问”后按等第高下授官。有所谓“对策”和“射策”。“对策”是将政事或经义方面的问题写在简策上发给应举者作答;“射策”则类似抽签考试,由应举者用矢投射简策,并解释射中的简策上的疑难问题。(见《汉书·萧望之传》颜师古注、《唐摭〈zhí〉言》卷一。但是《文心雕龙·议对》篇说,射策是“言中理准,譬射侯中的”,这是对射策的另一种解释。)后来“策问”的形式定型化了,所以后世把它看成为一种文体,萧统《文选》称之为“文”。(《文选》著录了王融、任昉所拟的策秀才文共十三首。)“对策”也被认为是一种文体,简称为“策”,刘勰《文心雕龙·议对》篇说是“议”的别礼。汉代董仲舒的对贤良策,是这种文体的名篇。至于“射策”,后来则成了一个典故,杜甫《醉歌行》说:“只今年才十六七,射策君门期第一”,就是在应举考试的意义上运用这个典故的。
魏晋以后,地方察举孝廉、秀才的制度基本未废。所以李密《陈情表》说:“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魏晋南北朝有所谓九品官人法,各州郡都设中正官负责品评当地人物的高低,分为上上、上中直到下下九品。这种制度本来是为了品评人才的优劣,以便选人授官,但是后来由于担任中正的都是“著姓士族”,人物品评全被豪门贵族所操纵,“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九品实际上成了门第高低的标志了。
隋废九品中正,设进士、明经二科取士。唐承隋制,并增设明法、明字、明算诸科,而以进士、明经二科为主。进士科重文辞,明经科重经术。唐高宗、武则天以后,进士科最为社会所重,参加进士科考试被认为是致身通显的重要途径。进士科以考诗赋为主,此外还考时务策等。诗赋的题目和用韵都有一定的规定。诗多用五言六韵(近代变为五言八韵),有一定的程式,一般称为试帖诗。例如韩愈的《学诸进士作精卫衔石填海》一诗,就是这种体裁的作品。
唐代取士由地方举送中央考试,称为乡贡。被举送应试的人通称为举人。唐人常说“举进士”,例如韩愈《讳辩》说:“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意思是应举参加进士科的考试,这种人在唐代就称为进士。韩愈《送孟秀才序》说:“京师之进士以千数,其人靡所不有”,就是指当时应举参加进士科考试的人说的。唐初设有秀才科,不久即废,但是唐人后来仍通称应进士科考试的人为秀才(见李肇《唐国史补》卷下)。由此可见,唐代进士、举人和秀才的概念与后世不同(参看下文清代的科举制度)。
唐代中央主持科举考试的机关是礼部,考官通常由礼部侍郎担任,称为知贡举。唐初考官由吏部考功员外郎担任,开元中改由礼部侍郎担任。礼部侍郎缺人,由他官主考,称为权知贡举。唐人有关科举考试的文章常常讲到有司、主司等,都指考官而言。参加进士科考试要请当世显人向考官推荐奖誉,才有及第(及格)的希望。及第以后称考官为座主、为恩门,对座主则自称门生。同科及第的人互称为同年。
唐人进士及第第一名称为状头或状元。同榜的人在长安慈恩寺雁塔题名,称为题名会。宴会于曲江亭子,称为曲江会。又遍游名园,以同榜少年二人为“探花使”,探采名花。
唐人进士及第后尚未授官称为前进士,还要参加吏部“博学宏词”或“拔萃”的考选,取中后才授予官职。(《新唐书·选举志》:“选未满而试文三篇谓之宏辞,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中者即授官。”)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说,柳宗元“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白居易进士及第后,因为取中“拔萃”,所以授秘书省校书郎。韩愈虽然进士及第,但是由于应吏部考选未中,未能得官。为此,韩愈以“前乡贡进士”的名义三次上书宰相求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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