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其《宋元戏曲考·序》中说: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诗作为唐代的代表文学,词作为宋代的代表文学,曲作为元代的代表文学,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基本一致的看法。要了解、欣赏、研究有宋一代文学,首先就必须阅读、钻研宋代的词作,或者把宋词作为阅读、钻研的重点,这也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先谈谈怎样运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来阅读宋词。
譬如说,“知人论世”,这是了解作家及其作品的一个重要手段。要了解词在宋代繁荣昌盛的原因,就必须了解它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这就如同要了解诗在唐代繁荣昌盛的原因,就不能不了解它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一样。这是一个带有共同性的问题。然而唐诗和宋词在反映社会现实等方面,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唐代的优秀诗人,从一开始就比较自觉地、主动地反映各个侧面的现实,常常把诗歌这种文学样式当作或歌颂现实或针砭社会的武器。而宋代的许多词人,特别是北宋前期几乎所有的词人,就并不把词看作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因而在他们的词作之中,很少明显地触及当时历史和社会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和重大矛盾,他们宁可用诗或文来反映,来揭露。这同唐诗的情况是有着较大差异的。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即使上述那些词人,他们在词作中也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其他一些现实:有的在客观上描述了当时达官贵人征歌逐酒、纸醉金迷的豪奢生活,我们可以从反面窥测到社会的贫富不均以至阶级矛盾的存在;有的在客观上流露了这些上层人物思想感情柔靡无力的一面,我们也可以由此了解他们世界观中的各个侧面。至于像柳永等作家在词中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都市的发展情况和下层人民的感情意识,并且发展了长调,奠定了宋词的基础,这就更值得我们重视了。到了北宋中叶以后,随着社会各种矛盾的激化,不少进步的正直的作家,开始突破词体传统的人为束缚,将眼光投向现实斗争的巨大熔炉之中,从而将词的题材逐步扩展、充实;到了南宋初期,由于“靖康之变”带来的社会巨变,许多爱国词人在张孝祥、张元幹等人的导夫先路下,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慷慨悲壮的时代高歌,以至迅速出现了像辛弃疾这样一位主要用词的形式来反映、揭露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伟大爱国词人。词在他们的手中,彻底突破了只是描写风花雪月,只是抒发离情别绪的牢笼,发挥了它与其他文学样式同等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知人论世”的方法,在运用到阅读两宋词人作品的过程中,始终是十分重要的。
再譬如说,从文学本身发展的规律来看,宋词和其他文学样式既有共同之点,也有特异之处。任何文学样式无不起源、创造于民间,《诗经》、《楚辞》、汉乐府以至作为宋词前驱的敦煌曲子词都是如此。其次,任何形式的诗歌,它们的出现都与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根据历史记载并从作品本身来看,《诗》三百篇是这样,屈原的很多作品是这样,汉魏六朝乐府是这样,“旗亭画壁”的故事证明唐代许多诗歌是这样,词更不例外。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是它们之间的“共性”。但是在众多的诗歌样式中,词又有其自身的特点。起源于民间的曲子词,由于它们大多出于都市下层人民之手,题材相对比较狭隘,感情相对比较悱恻缠绵,加之到了文人手中,又变本加厉,以至形成了一种偏见、成见,将词视为“小道”,看作“别是一家”,从而大大限制了它本身理应发挥的社会功能,不能同诗、文等量齐观,一旦出现了像苏轼那样“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的“关西大汉”式的作品,就往往被目为不是“本色”,大多“不谐音律”,都是“句读不葺之诗”。这种自缚手脚的文学观念上的偏见,对宋词发展影响很大。即使到了南宋,在偏安一隅、民族矛盾已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词人墨守前规,执着于词“别是一家”的陈旧观念,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因此,阅读宋词时,我们在注意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对宋词制约作用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在这一过程中的某些特殊因素和特殊情况,这样才能对宋词的发展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认识。
由此又必然要引出如何正确运用批判继承的观点来读宋词的问题。在以往极左路线的统治下,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观点最后被恶性发展到了政治标准惟一的地步。在某一时期,有人甚至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这一框框来硬套两宋词人及其作品,于是传统上被目为婉约派词人的作品被一笔抹杀,有些豪放派词人的作品则被抬高到不恰当的地位,这样一来,整个宋代词坛上可以被肯定或基本肯定的作家、作品便少得屈指可数了。这一近乎民族虚无主义的流毒至今还不能说已经彻底肃清。我们今天来读宋词,就必须摒弃这种错误的做法,而应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标准;对那些思想性高而艺术性稍逊或艺术技巧较高而思想内容并不反动的作品,也要作具体的分析评价,肯定并汲取它们有益的一面,而决不可一棍子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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