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称和陈那是印度因明(佛教逻辑)的创立者,他们都是唯心主义者,但又是逻辑学家,这本身就有点矛盾。想要调和唯心主义与逻辑是不可能的。印度唯心主义者,包括佛教大乘的空宗和有宗在内,都认为外在世界或物质世界是不真实的。恩格斯的名言:“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40)这句名言在印度也是适用的。印度唯心主义者,尽管用的名词不同,但是目的是一致的,就是否认物质世界的存在,认为思维是第一性的。他们有一些手法同欧洲有些相似,比如唯识宗论证物质世界不存在的理论,就同英国的唯心主义者贝克莱几乎完全相同。印度唯心主义者否认
(旧译作“量”或“形量”),也就是知觉与推理等,他们说这些都只是幻象。因为如果承认知觉与推理就要承认知觉与推理的对象,认识的目的物。也就是说,承认外在物质世界的存在。印度的因明学者法称和陈那不想放弃唯心主义,又对pramāna感到兴趣。法称说:“一切成了功的人类活动都以正确的知识为前提。正确的知识包括两个方面,这就是直接经验(
,一译知觉,旧译“现量”)和推理(
,旧译“比量”)。”(41)他们给印度因明(逻辑)与认识论灌输了新的活力,企图调和多少有点唯物主义因素的经量部与大乘有宗的理论。这就表明,因明的探讨,不能不承认知觉与推理等所谓
的存在。这是一个矛盾,法称与陈那的弟子和注释者都不能不承认这一点。连他们本人也感觉到这一点而没有法子解决。只有不了了之,装出不理会这个问题的样子。不管怎么样,法称与陈那探讨了因明,承认了
,因而助长了唯心主义的对立面——印度唯物主义者的声势。这在印度哲学史上无论如何也算是起了进步作用的。
玄奘也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他对因明也下过工夫。在印度留学期间,曾从戒贤大师听《因明》两遍。在南
萨罗国,他也曾跟一个婆罗门学习因明。回国时他携带的书籍中有《因明论》36部。他翻译了《因明正理门论本》一卷、《因明入正理论》一卷。他的大弟子窥基写了一部《因明入正理论疏》三卷。可见他们师徒对因明的重视。法称和陈那所遇到的难以解决的问题,想来玄奘师徒也会遇到。他们对因明的提倡,也就意味着对唯心主义的冲击,不管是多么微小,多么隐晦不引人注意,多么违反玄奘师徒的本意,但它毕竟是一次冲击。它产生的结果会是积极的、良好的。
上面论述了有关玄奘个人的一些情况。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评价玄奘这样一个人呢?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当然不欣赏宗教、也不宣扬宗教,我们同意马克思的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但是我们又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必须对具体的事物、具体的人,进行具体的、全面的分析。佛教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宋朝理学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唯心主义的发展也促进了与之对立的唯物主义的发展。在中国思想史上,佛教也不无功绩,尽管这个功绩多半是从反面来的。我们不同意像有一些同志那样对佛教采取一笔抹煞、肆口谩骂的态度。这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革命”的,实际上是片面性的一种表现,是没有力量对佛教进行细致分析批判的表现。其次,同佛教一起传进来的还有印度的文学、艺术、音乐、雕塑、音韵,甚至天文、历算、医药等等。这对我国文化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对玄奘的评价也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中国方面来看,玄奘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一个继往开来承先启后的关键性的人物,他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家,同时又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政治活动家。他同唐王朝统治者的关系是一个互相利用又有点互相尊重的关系。由于他的关系,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由于寺院有了独立的经济,寺院的头子都成了僧侣地主阶级,因此就不可避免地要同世俗的地主阶级,特别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的唐朝皇帝发生矛盾。所谓“会昌法难”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玄奘,不管他有多大能力,也无法避免这样的悲剧。佛教的衰微是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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