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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年谱简编

9月,发表小说《囚犯》。作小说《牙疼》。

秋,青年诗人唐湜访问汪曾祺,想给他写篇“像样的评论”;汪曾祺向他推荐《穆旦诗集》。唐湜读后十分振奋,后写成长文《穆旦论》。

12月,作小说《异秉》。

1948年

2月,发表散文《背东西的兽物》。唐湜完成《虔诚的纳蕤思——谈汪曾祺的小说》一文,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汪曾祺作品专论。

3月,经天津到北平。求职无果,在北京大学天字楼闲居、写作。

4月,发表小说《白松糖浆》。作散文《勿忘侬花》。

5月,作《书〈寂寞〉后》。发表小说《邂逅》《三叶虫与剑兰花》。

6月,发表散文《昆明的叫卖缘起》。

7月,发表散文《蜘蛛和苍蝇》、小说《斑鸠》《锁匠之死》。

8月,经沈从文帮助,到位于午门的历史博物馆任职员。

9月,作散文《礼拜天早晨》。

11月,作散文《道具树》。发表小说《卦摊——阙下杂记之一》。7日,参加在北京大学举行的“方向社”第一次座谈会。

本年,汪曾祺的祖母谈氏逝世。

1949年

3月,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培训三个月。

5月,汪曾祺与施松卿结婚。汪曾祺随南工团南下先遣队乘火车南下,从漯河乘汽车一周至武汉。汪曾祺随解放军进入武汉接管文教工作。

本月,短篇小说集《邂逅集》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收《复仇》《老鲁》《鸡鸭名家》《落魄》《戴车匠》《囚犯》《艺术家》《邂逅》八篇小说。

9月,任汉口第二女中副教导主任。

1950年

9月,回到北京。在北京市文联工作。先任《北京文艺》编辑,后任《说说唱唱》编辑部主任。

12月,为黄永玉将在香港举办画展撰文《寄到永玉的展览会上》。

1951年

1月,发表与江山合作的特写《一切都准备好了》。

3月,发表特写《一个邮件的复活——访问北京邮电管理局无着邮件股》。

5月,发表艺术评论《丹娘不死》。作《武训的错误》。

6月2日,儿子汪朗出生。

本月,发表评论《听侯宝林同志说相声》。

8月,发表小说评论《赵坚同志的〈磨刀〉与〈检查站上〉》。

此期间,汪曾祺与沈从文、老舍、林斤澜、邓友梅等交往较多。

11月,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赴江西进贤参加土改。

本年,作人物特写《怀念一个朝鲜驾驶员同志》。

1952年

1月到3月底,在进贤王家梁进行土地改革工作,担任小组长。先后经过了划阶级、斗地主、分果实、参加劳动等环节。其间与同在一组的嘉兴寺和尚净融法师交往良多。

4月,回到北京。

8月,发表特写《从国防战士到文艺战士——记王凤鸣》。

本月,施松卿从北京大学调入新华社。

1953年

4月,长女汪明出生。

本年,汪曾祺与邓友梅、林斤澜频相过从。

1954年

2月,发表古诗今译《井底引银瓶》。

12月,次女汪朝出生。

本年,在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之际,根据《儒林外史》创作京剧剧本《范进中举》。这是汪曾祺的第一部戏剧作品。后来由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介绍给奚啸伯排演。1956年该戏参加北京市文化局年终汇报演出,获得京剧一等奖。

1955年

2月,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参与筹办《民间文学》。

4月,《民间文学》创刊号出版,汪曾祺为八名编委之一。

本月,在肃反审干运动中,汪曾祺因1936年在镇江军训期间曾短时参加“复兴社”的问题受审查。最终结论为一般历史问题。

1956年

4月,整理的鲁班故事《赵州桥》《锯大家伙》《兜头敲他两下》发表。

6月,发表戏剧评论《且说过于执》。

7月,参与整理的傈僳族长歌《逃婚调》,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9月,作文艺评论《鲁迅对于民间文学的一些基本看法》。

11月下旬,中国作家协会召开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讨论贯彻“双百方针”问题。汪曾祺参加座谈会并作发言。

12月,作散文《冬天的树》。

本年,作散文《下水道和孩子》。

1957年

3月,发表散文《国子监》。

约5、6月间,在“大鸣大放”中,汪曾祺写了短文《惶惑》抄写在单位黑板报上,提出人事安排能否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在作协组织的整风座谈会上发言,着重呼吁重新研究、正确对待沈从文。

6月,发表新诗《早春》。

本月,在反“右”斗争中受批判。

7月,发表散文《星期天》。

本年,整理民间传说《牛郎织女》。

1958年

3月,作文艺评论《仇恨·轻蔑·自豪——读“义和团的传说故事”札记》。

春天,在毛泽东倡导下,全国开始大规模搜集民歌。汪曾祺一行到河南搜集民歌。

6月,张生一收集、汪曾祺辑注的《路永修快板抄》发表。

夏天,汪曾祺遭到揭发批判,在文联系统整风复查中被划为“一般右派”,撤销职务,下放到北京西山种树。

8月,《诗刊》第8期以综述读者来信的方式对汪曾祺的《早春》一诗加以激烈批评。

10月,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接受劳动改造。

1959年

秋,父亲汪菊生去世。

本年,在干过各种农活后被安排在果园上班。年底,经工人组长和部分干部鉴定,认为汪曾祺可以摘掉“右派”帽子。所里领导考虑到他下放时间短,暂未摘帽。

1960年

7月底,接受绘制《中国马铃薯图谱》的任务,赴沽源县的马铃薯研究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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