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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京剧杞言

中国戏曲的创作态度过于严肃。中国对戏的要求始终是实用主义的。这和源远流长,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是有关系的。中国戏曲一直是非常自觉地,过度地强调教育作用。因此中国戏曲的主题大都是单一的,浅露的。中国戏曲不允许主题的模糊性,不确定性,荒诞性。人们看戏,首先要问:这出戏“说”的是什么,不许“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不允许不知所云。中国戏里真正的喜剧极少,荒诞喜剧尤少。

京剧的荒诞喜剧大概只有一出《一匹布》,可惜比较简单,比较浅。

真正称得起是荒诞喜剧的杰作的,是徐渭(文长)的《歌代啸》。这个剧本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一个奇迹。

这出戏的构思非常奇特。不是从一人一事,也不是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的理念出发,而是由四句俗话酿出了创作灵感,“探来俗语演新戏”(开场)。杂剧正名说得清楚:

没处泄愤的是冬瓜走去拿瓠子出气,

有心嫁祸的是丈母牙疼灸女婿脚跟,

眼迷曲直的是张秃帽子教李秃去戴,

胸横人我的是州官放火禁百姓点灯。

徐文长是一大怪人。或谓文长胸中有一股不平之气,是诚然也。《歌代啸》的“啸”即“抬望眼仰天长啸”之“啸”。魏晋人的啸,后来失传了。徐文长的啸大概只是大声的呼喊。陶望龄《徐文长传》谓:“渭貌修伟肥白,音朗然如唳鹤,常中夜呼啸,有群鹤应焉。”半夜里喊叫,是够怪的。说《歌代啸》是嬉笑怒骂,是愤世嫉俗,这些都可以。但是《歌代啸》已经不似《四声猿》一样锋芒外露,它对生活的层面概括得更广,感慨也埋得更深。是“歌”,不复是“啸”。也许有笨人又会问:“这个杂剧究竟说的是什么?”我们也可以作一个很笨的回答,是说“世界是颠倒的,生活是荒谬的”。但是这些岂有此理的现象又是每天发生的:平平常常的,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开场)[临江仙]唱道:“凭他颠倒事,直付等闲看。”徐文长对剧中人事的态度是:既是投入的,又是超脱的;既是调侃的,又是俨然的。沉痛其里,但是,荒诞其外。

陶石篑对《歌代啸》说了一句话:“无深求”(《歌代啸》序)。这是读《歌代啸》最好的态度。一定要从里面“挖掘”出一点什么东西,是买椟还珠。我上面所说的对于此剧“思想内涵”的分析实在是很笨。

真难为徐文长,把四句俗话赋之以形象,使之具体化为舞台动作,化抽象为具象。而且把本不相干的生活碎片抟弄成一个完完整整,有头有尾,情节贯通的戏。

随意性是现代喜剧艺术的很重要的特点。有没有随意性是才子戏和行家戏的区别所在。《歌代啸》的结构同时具有严整性和随意性。它有埋伏,有呼应,有交待。我们现在行家戏多,才子戏少。

才子戏少,在戏曲文体上就很难有较大突破。

《歌代啸》的语言极精彩,这才叫做喜剧语言!剧本妙语如珠,俯拾即是,信手拈来,涉笔成趣。剧中有大量的口语俗语。

徐文长的剧品,我以为不在关汉卿下。若就喜剧成就论,可谓空前。文长以前,无荒诞喜剧。有之,自文长始。中国的荒诞剧,文长实为先河。中国在十六世纪就有现代主义。如果我们不把“现代主义”只看着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看着是反传统戏剧观念的概念,这样说似乎也是可以的。这大概是怪论。

《歌代啸》大概没有在舞台上演出过。京剧更是想也没有想过演出这个戏,这样的戏。京剧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演出这样的戏,我以为这是京剧走向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当然是怪论。

中国的京剧(包括其他的古典戏曲)的前途何在?我以为不外是两途。一是进博物馆。现在不是讨论要不要把京剧送进博物馆的问题,而且是怎样及早建立一个博物馆的问题。我以为应该建立一个极豪华之能事的大剧院,把全国的一流演员请进来,给予高额的终身待遇,加之以桂冠,让他们偶尔露演传统名剧,可以原封不动,或基本不动。也可以建立一个昆剧院。另外,再建一个大剧院,演出试验性、探索性的剧目。至于一些非名角、小剧团,国家会有办法。

[1] 本篇原载《中国京剧》1992年第一期;初收《汪曾祺小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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