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志远小说集《我以为你不在乎》序 魏志远算是我的学生,我在鲁迅文学院所带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要交几篇作品,由导师写评语、判分。我不知道评语要进学生的档案,写得很随便,不像个评语。一开头我就说:坦率地说,魏志远这样的小说我不习惯。我曾经习惯过,甚至也这样写过,但是现在不习惯了。我老了。我渴望再年轻一次。
去年下半年,我为几个青年作家写过序,读了一些他们的作品。每一次都是一次新的经验,都是对我的衰老的一次冲击,对我这盆奇形怪状的老盆景下了一场雨。
不习惯,问题在我,不在志远。我想还会有人不习惯的,领导、评论家、一部分读者。问题在这些领导、评论家、读者,不在志远。不习惯,要去习惯。不要对某些写法比较新的,比方说,现代派的作品,因为不习惯,就产生酒精过敏,乃至滴酒不沾。
志远这样的作家是不需要“导师”的,谁也不能指导他什么。任何一个作家都不需要什么导师。我不是志远的导师,是朋友。因为年辈的相差,可以说是忘年交。凡上了岁数的作家,都应该多有几个忘年交。相交忘年,不是为了去指导,而是去接受指导;或者,说得婉转一点,是接受影响,得到启发。这是遏制衰老的唯一办法。
人们要求作家在小说里要“说出一点什么”。志远的小说,有一些是说出一点什么的,而且说得相当明白。比如《一种颜色》,这说的是青春的被摧毁、被磨灭。小说里的姑妈的眼神很有魅力,年轻时很迷人。但是姑妈的生命从来就不曾开放,姑妈是一朵蓓蕾,然后,是枯萎。姑妈十六岁,换了军装,剪了辫子。她欣喜若狂,她说她当了主人。当家做主啦。她的嘴唇鲜红,眼睛黑虎虎地闪着。姑妈是文艺兵。姑妈跳着舞、唱着歌进了新疆。唱歌跳舞的是一群女孩子。她们离开了家,她们觉得一切都非常可爱。(我的女儿就是这样离开家的,离家时高高兴兴。她说“一生交给党安排”。一想起这句话,我就心疼。)战争结束了,她们的歌喉也哑了。松了绑腿,摘下帽子,她们还是女人。她们埋着头,为自己的胸脯感到羞辱。她们开始等待了。她们学习。(学习!)姑妈成了一个男人的东西,那个男人就是姑父。“那个夜里,她看见了他。他要和她谈心。他来不及刮掉胡子。他说他是营长。老子出生入死,他很激动,喘不过气,就为了有个今天。他一把抱住她,抱得很紧。”“我们要感谢,他说,他的呼吸急促,首长的关怀。他吹灭灯,一口就吹灭了。”姑妈是那个男人的东西了,和所有的女孩子一样,为了服从一种需要。那是至高无上的。姑妈懂得这个,她们都懂。文艺兵,军队文工团、宣传队的女孩子大都逃不脱这样的命运。我们要感谢首长的关怀。首长关怀谁?关怀姑妈么?
可悲的是姑妈非常安于这样的命运。姑父死了。干休所的礼堂哀乐沉郁,摆满了花圈。姑妈说,追悼会非常隆重。她说她非常满意,都靠老首长的关怀。姑妈对姑父的讣告非常满意。姑妈说,你姑父对这样的评价,就死也瞑目了。她说,我知道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个。
姑妈有四个孩子。姑妈老了。
姑妈没有过爱情,她没有爱过。她是一朵蓓蕾,接着,是枯萎。
她的“价值”是什么?
这公平么?
我们这个社会迄今仍带有很大的封建性,甚至奴隶社会的痕迹。
这不是说出一点什么了?
《往事》里的方是知青。外号方大胆。他无故地找“我”去决斗,像法国人或俄国人那样,用一支小口径步枪。他一拳打得人口鼻流血。他把威胁他出工的生产队长用麻绳捆紧,塞在床下,抽出一条内裤堵住生产队长的嘴。他纵酒。他曾经用手捏住眼镜王蛇的颈子。他好赌成瘾,常常输得饭票全无,喝水度日。他下班以后,把衣服鞋袜顶在头上游过大渡河,去和一个姑娘见面,然后再游过来。他就是这样任性地生活。每天都这样?方说,不这样还能怎样呢?他把生死看得无所谓,他谈到死,说,其实死了也就是那么回事。后来就任性地死了。他和人打赌,当火车过来的时候,在铁路桥栏杆上倒立。由于用力过猛,一下子翻过去了。死得很不值得。这是西方文学史出现过不止一次的一个典型。从屠格涅夫到舒克申都写过这样的典型。这种典型被称为“多余的人”或译“畸零人”、“自暴自弃者”。这样的典型在中国文学里还不多见。这样的人,在知青里有的。志远写得不像屠格涅夫那样具有浪漫主义的华丽色彩,没有把他当做诗人来写。不像舒克申小说那样具有戏剧性的情节,没有把他当做英雄。这本是一个传奇人物,但是志远没有渲染他的传奇性,写得很朴素。只是朴素地叙述,有这样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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