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秀英所写的不仅是佤族的粗犷、剽悍的“男性”的生活。她同样具有优美的抒情气质。除了熟悉佤族生活,她对拉祜族的、傣族的生活,也是熟悉的。但是我觉得她所写的拉祜族、傣族的生活,都带有佤族生活的影子,可以说是佤族生活的另一个侧面。我很喜欢《远处,高高的阿佤山寨》和《河里漂来的筒裙》。这两篇小说都有抒情气息,写得都很玲珑。“小姑娘看着他用肥皂洗过的地方,还是黑黑的。她伸出手,在他脊背上轻轻地摸了一下,瞧了又瞧,自己的手还是白白的。小姑娘瞪着大眼睛,呆呆地瞧他。”这写得非常富于幽默感,很有情趣,很可爱。白面团姑娘要求大老黑在小石磨上打一朵缅桂花,表现爱美的天性,大老黑捡起岩香队长遗落下来的缅桂花,吹去粘在花上的灰尘,仔仔细细地数花瓣,表现这个佤族的大老黑并不是一个“粗人”,他的感情也是很细腻的。《河里漂来的筒裙》是一首优美的抒情诗,写得淡淡的,但是让人感到很温馨。我们的阿佤族女作家毕竟是个女作家,虽然她是阿佤。她的这一类作品具有一种很温柔的女性的魅力。这使得她的作品具有不同的色调,不只以粗犷胜。
《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是一篇力作,是董秀英写的唯一的中篇。一篇小说写了三代女人,构思是很好的。但我以为这篇东西写得不算成功,三段之间比较缺乏贯串性的内在情绪,也缺乏必要的起伏跌宕。最后一代的女人妮拉的生活是充满阳光的,温暖的,作为对比,前两代的生活的悲怆情绪就显得不足。我以为董秀英对前两代女人的命运思索得不够,没有完全把自己放进去,缺乏作者的主体意识,有些地方停留在客观的叙述上,有些地方甚至像是提纲。我希望董秀英把这篇东西重写一遍,好好锤炼一下,让三段,三个乐章既有统一的内在主题,又能各具鲜明的变化。
董秀英在写作时所遇到的语言上的障碍一定是很大的。她在写作时当然不会用本民族的语言思维、表达,我估计她用汉语思维的。她的基本上是普通话的汉语中有一些明显的云南口语的特点,比如写果子在树上“要掉要掉的”,这使她的语言有一些地方色彩,我希望她能保留这点色彩。董秀英大概读了不少汉语文学,包括汉族诗歌。她有些语言的“汉化”的程度甚至超过一般的汉族作家,这使我很惊异。比如:
背阴山腰背阴地。
下栽包谷上撒旱谷占了整块地。
缅瓜黄瓜横爬竖走,叶连藤,藤带瓜,绿瓜头上戴朵蛋黄花。地心里蝴蝶飞,蜜蜂来,野鸡叫,小雀闹。
背阴地四周绿茵茵,高处有蓬顶天竹,十来棵竹子直苗苗地扫着老天,低处一条黑河横过山脚,不吭不声,白天黑夜只顾走。半山的黑林里藏麻鸡窝、野兔洞,时常听它们跑出跑进,打打闹闹。
这段描写充满汉语诗的韵律感,在汉族作家的文学语言中也算是上乘的。我很高兴一个佤族作家能如此精细地感觉到汉语之美。一个少数民族的作家能有这样好的汉语语言感,其所经过的艰苦的学习是不难想见的。因此,我希望董秀英继续在汉语上下点苦功夫,多读一点汉族的古典诗词,更深入地研究研究云南话,并且考虑能否把佤族话的某些富有表现力的词语溶入汉语,形成自己的更具特色的文学语言。
我对董秀英的小说了解甚少,只是断断续续地读了两三遍。她自称是我的弟子,我也就说了一些好为人师的闲话。我的话无甚深意,但说的倒都是真心话,态度是诚恳的,不知道董秀英看了高兴不高兴。是为序。
一九九○年二月十七日 北京大雪。
[1] 本篇原载《文学界》1990年第1期,是为董秀英《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所作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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