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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和小说杂谈

从作家的创作和观众接受的程序来看,也是认识作用在前,教育作用在后。一个作者写一个作品,不管它是反映现实生活,还是反映历史生活,一开始总是被生活中的现象所感动,然后才能意识到现象里面包含的意义。一个作家首先是观察了生活,理解了生活,在这基础上塑造形象;在这形象活起来之后,才会意识到这形象所具有的、所可能产生的道德力量和思想力量。一个读者或一个观众,看作品或看戏,他首先接受感染的也是人物的形象,是作者反映的生活,是生活现象。把这些东西记在心里,下一步,才可能使他对美好事情进行追求,或对丑恶事物予以否定。从作者产生作品的程序和读者接受作品的程序,一般是认识在前,教育在后。但是,教育作用有时被强调到或简单化到一点:向戏中的某个人物学习。我不否认号召读者向作品中塑造的英雄人物学习,但是,一般说这个教育作用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的作品如果只是强调教育作用,会导致题材的狭窄化,因为有些题材确实教育作用不大,但认识作用很深。比如,邓友梅的《那五》,它的教育作用在哪里?也可能读了之后引起我们的警觉,我们的青年人不要学习八旗子弟。这是间接的得到的理念上的认识。但是,真正从作品中得到的,是对那个时代,那个八旗,那些人物,那个生活的认识,他们是怎样堕落下去的。《茶馆》是中国旧时代的生活画面。我的那些作品《受戒》《大淖记事》,不能说一点教育作用也没有;这些作品存在的意义,主要是让人认识那个时代。如果说它们有点教育作用的话,就是教育青年追求纯洁的、朴实的爱情。刚发表时,有人问我:你小说的主题是什么?我说是“思无邪”。但是,我主要是想让现在的青年认识认识那个时代。如果我们允许教育意义不是很强,但认识意义比较深的作品可以写的话,那么,我们的写作天地就比较宽一些。比如某个题材,很有典型意义,写出来能让人认识生活的某个角落,或某个时代的某个生活侧面,但是如果非强调要写教育作用大的,那么这个题材就完了。另外,为了避免在戏剧方面的一些武断,也应该提倡一下文艺的认识作用。比如,《起解》有人把一句念白给改了,原来是苏三说“待我辞别狱神也好赶路”,改为“待我辞别辞别也好赶路”,大概说狱神有迷信色彩吧,可是这样一改,辞别就没有对象了。再如,“三堂会审”的词,有好些剧团就把它改了,苏三唱的头一次开怀是哪一个,十六岁开怀是那王公子。现在把“开怀”改为“订情”,觉得“开怀”,这个词不好听。“开怀”这词,是妓院的习惯用语,改成“订情”,那么苏三第一次订情,第二次订情,老是和人订情,这样苏三就成了不贞的人了,爱情不专一了。还有苏三唱的在关王庙与王金龙相会:“不顾腌臜怀中抱,在那神案底下叙叙旧情”,有的认为这两句不好,干脆删掉了。这是苏三这个妓女表达爱情的方式。做为一个妓女做到这样很不容易呵。这样一些词,使我们看到当时妓院的生活。可是,这样一改,的确是净化了,很“卫生”,也就没什么意思了。有些人对古典名著也是随便改。比如,《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我看了几个改本,把赵盼儿改得一点妓女的痕迹也没有了,赵盼儿成了“高大全”了,非常仗义。赵盼儿是什么人?关汉卿写得很明白,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她用那妓女的手段救了一个落难的人。离开了妓女的身份,这个戏就不存在。所以,我想,强调一下认识作用,对某些同志或可改变一下那种粗暴的做法,也不致于把人物的精神境界无限制地硬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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