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谈谈思想问题。一个作家当然要有自己的思想。作家所创作的形象没有一个不是浸透了作家自己的思想的,完全客观的形象是不可能有的。但这个思想必须是你自己的思想,你自己从生活里头直接得到的想法。也就是说你对你所写的那个生活、那个人、那个事件的态度,要具体化为你的感情,不能是个概念的东西。当然我们的思想应该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但是你不能把马克思的某一句话,或是某一个政策条文,拿来当作你的思想。那个是引导、指导你思想的东西,而不是你本人的思想。作家写作品,常有最初触发他的东西,有原始的冲动,用文学理论教科书上的话来说,就是创作的契因。这是从哪里来的?是你看了生活以后有所感,有所动,有了些想法的结果。可能你的想法还是朦胧的,但是真切的、真实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为什么写《受戒》?我看到那些和尚、那些村姑,感觉到他们的感情是纯洁的、高贵的、健康的,比我生活圈中的人,要更优美些。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对劳动人民的情操有了理解,因此我想写出它来。最初写时我没打算发表,当时发表这种小说的可能性也不太大。要不是《北京文学》的李清泉同志,根本不可能发表。在一个谈创作思想问题的会上,有人知道我写了这样一篇小说,还把它作为一种文艺动态来汇报。但我就是有这个创作的欲望、冲动,想表现表现这样一些人。我给它取个说法,叫“满足我自己美学感情的需要”。人家说:“你没打算发表,写它干什么?”我说:“我自己想写,我写出来留着自己玩儿。”我把自己对生活的看法表现出来了,我觉得要有这个追求。《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我小时候就知道,有一个小锡匠和一个水上保安队的情妇发生恋爱关系,叫水上保安队的兵把他打死过去,后来拿尿碱把他救活了。我那时才十六岁,还没有什么“优美的感情、高尚的情操”这么一些概念,但他们这些人对爱情执着的态度给了我很深的感触。朦朦胧胧地觉得,他为了爱情打死了都干。写巧云的模特儿是另外一个人,不是她,我把她挪到这儿来了,这是常有的事。我们家巷子口是挑夫集中的地方,还有一些轿夫。有一个姓黄的轿夫,他的姓我现在还记得,他突然得了血丝虫病,就是象腿病。腿那么粗,抬轿是靠腿脚吃饭的,腿搞成那个样子,就完了!怎么生活下去呢?他有个老婆,不很起眼,头发黄黄的,衣服也不整齐,也不是很精神的,我每天上学都看见她。过两天,我再看见她时,咦 ,变了个样儿!头发梳得光光的,衣服也穿得很整齐,她去当挑夫去了。用现在的话说,是勇敢地担负起全家生活的担子。当时我很惊奇,或者说我很佩服。这种最初激动你,刺激你的那个东西很重要。没有那个东西,你写出的东西很可能是从概念出发的。对生活的看法,对人和事的看法,最后要具体化为你对这些人的感情,不能单是概念的,理念的东西。单有那个东西恐怕不行。你的这种感情,这种倾向性,这种思想,是不是要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据我了解大概有三种态度。一种是极力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说出来。有时候正面地发些议论,作者跳出来说话,表明我对这个事情是什么什么看法。这个也不是不可以。还有一种是不动声色,只是把这个事儿,表面上很平静地说出来,海明威就是这样。海明威写《老人与海》,他并不在里面表态。还有一种,是取前面二者而折衷,是折衷主义。我就是这种态度。我觉得作者的态度、感情是要表现出来的,但是不能自己站出来说,只能在你的叙述之中,在你的描写里面,把你的感情、你的思想溶化进去,在字里行间让读者感觉到你的感情,你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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