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裘盛戎同志
京剧真也好像有一种“气运”。和盛戎同时,中国出现了好些好演员,如:李少春、叶盛兰……他们岁数差不多,天赋、功夫、修养都是上乘。他们都很有创造性。他们是戏曲界的一些才子,京剧界的一代才人。但都因为身心受到长期摧残,过早的凋谢了。郭沫若同志曾借别人挽夏完淳的一句诗来挽闻一多先生:“千古文章未尽才”。我在《裘盛戎》剧本中曾通过盛戎的几个挚友之口,对京剧界的一代才人表示了悼念:“昨日的故人已不在,昨日的花还在开。……问大地怎把沉冤载,有多少,有多少才人未尽才!”有才未尽,宁非恨事!
我和盛戎相知不久。我们一共只合作过两个戏,一个《杜鹃山》、一个小戏《雪花飘》,都是现代戏。
盛戎是听党的话的。党号召演现代戏,他首先欣然响应。我和盛戎最初认识就是和他(还有几个别的人)到天津去看戏,——好像就是《杜鹃山》。演员知道裘盛戎来看戏,都“卯上”了。散了戏,我们到后台给演员道辛苦,盛戎拙于言词,但是他的态度是诚恳的、朴素的,他的谦虚是由衷的谦虚。他是真心实意地来向人家学习来了。回到旅馆的路上,他买了几套煎饼馃子摊鸡蛋,有滋有味地吃起来。他咬着煎饼馃子的样子,表现了很喜悦的怀旧之情和一种天真的童心。我一下子对这个京剧大演员产生了好感。一个搞艺术的人,没有一点童心是不行的。盛戎睡得很晚。晚上他一个人盘腿坐在床上抽烟,一边好像想着什么事,有点出神,有点迷迷糊糊的。不知是为什么,我以后总觉得盛戎的许多唱腔、唱法、身段,就是在这么盘腿坐着的时候想出来的。
盛戎的身体早就不大好。他曾经跟我说过:“老汪唉,你别看我外面还好,这里面,——都娄啦!”搞《雪花飘》的时候,他那几天不舒服,但还是跟着我们一同去体验生活。《雪花飘》是根据浩然同志的小说改编的,写的是一个送公用电话的老人的事。我们去访问了政协礼堂附近的一位送电话的老人。这家只有老两口。老头子六十大几了,一脸的白胡茬,还骑着自行车到处送电话。他的老伴很得意地说:“头两个月他还骑着二八的车哪,这最近才弄了一辆二六的!”这一家房子很仄逼,但是裱糊得四白落地,墙上贴了好些字条,都是打电话来的人留下的话和各种各样备忘性质的资料,如火车的时刻表、医院地址、二十四节气……两位老人有一个共同的嗜好:养花。那是“十一”前后,满地下摆的都是九花。盛戎在这间屋里坐了好大一会,还随着老头子送了一个电话。
《雪花飘》排得很快,一个星期左右,戏就出来了。幕一打开,盛戎唱了四句带点马派味儿的〔散板〕:
打罢了新春六十七哟,
看了五年电话机。
传呼一千八百日,
舒筋活血,强似下棋!
我和导演刘雪涛一听,都觉得“真是这里的事儿!”
《杜鹃山》搞过两次。一次是六四年,一次是六九年。六九年那次我们到湘鄂赣体验了较长时期生活。我和盛戎那时都是“控制使用”,他的心情自然不太好。那时强调军事化,大家穿了“价拨”的旧军大衣,背着行李,排着队。盛戎也一样,没有一点特殊。他总是默默地跟着队伍走,不大说话。但倒也不是整天愁眉苦脸的。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虽然是“控制使用”,但还能戴罪立功,可以工作,可以演戏,他在心里又是很感激的。我觉得从那时起,盛戎发生了一点变化,他变得深沉起来。盛戎平常也是个有说有笑的人,有时也爱逗个乐,但从那以后,我就很少见他有笑影了。他好像总是在想什么心事。用一句老戏词说:“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他的这种神气,一直到他死,还深深地留在我的印象里。
那趟体验生活,是够苦的。南方的冬天比北方更难受。不生火,墙壁屋瓦都很单薄。那年的天气也特别,我们在安源过的春节,旧历大年三十,下大雪,同时却又还打雷,下雹子,下大雨,一块儿来!这种天气我还是头一次见哩。盛戎晚上不再穷聊了,他早早就进了被窝。这老兄!他连毛窝都不脱,就这样连着毛窝睡了。但他还是坚持下来了,没有叫一句苦。
和盛戎合作,是非常愉快的。盛戎很少对剧本提意见。他不是不当一回事,没有考虑过,或者提不出意见。盛戎文化不高,他读剧本是有点吃力的。但是他反复地读,盘着腿读。我记得他那读剧本的神气。他读着,微微地摇着脑袋。他的目光有时从老花镜上面射出框外。他摇晃着脑袋,有时轻轻地发出一声:“唔。”有时甚至拍着大腿,大声喊叫:“唔!”戏曲界有一个很通俗、很形象的说法,把演员“入了戏”,“进入了角色”,叫做“附了体”。盛戎真是“附了体”。他对剧作者的尊重完全不是出于礼貌。他是真爱上了这个剧,也爱作者。
我和盛戎从未深谈,我们的素养、身世、经历都很不相同,但是我认为我和盛戎在艺术上是“莫逆”。我没有为任何戏曲演员哭过,但是想起盛戎,泪不能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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