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会到这里来了呢?那年大旱,河净井干。种菜没水哪行呀?逃荒吧。逃到张家口,人地两生。怎么吃饭呢?就撂了地摔跤。不是表演,是陪人摔。那会有那么一帮阔公子,学了一招两式,喜欢下场显示显示。他陪着摔,摔完了人家给钱。这在阔公子们叫做“耗财买脸”。他说:“不能摔着他,还不能让他摔着了。让他摔着了,倒了牌子;摔着他,那哪成呀!——这跤摔的!”混了两年,觉得陪着人家“耗财买脸”,太没意思了!遇到一个熟人,在这里落了户,他也就搬了过来。一晃,四十年了。
我有一天傍晚从城里回来,那天是八月中秋,远远听见大队的大谷仓里有个小姑娘唱《五哥放羊》。真是好嗓子,又甜,又脆,又亮。哪来这么个小姑娘呀?去看看!走进门,是耿老头!
耿老头唱过二人台。艺名骆驼旦。“骆驼”和“旦”怎么能联在一起呢?再说,他哪儿也不像骆驼呀?既不驼背,也不是庞然大物,——他是个瘦瘦小小的身材,本地人所谓“三料个子”,据说年轻的扮相俊着呢。也许他小名叫个骆驼。这一点我到现在还没弄清楚。他这个“旦”是半业余的。逢年过节,成个小班子,七八个人,赶集趁庙,火红几天。平常还是在家种地。
俩老头都是在江湖上闯过的人,可是他们在作务庄稼上,都是一把好手。
他们现在不常下地干活了,每天只是到处转转,看看,问问,说说。
俩老头转到一块瓜地。西瓜才窜出苗来,长了几片蓝绿蓝绿的叶子,水灵灵的,好看得很。俩老头围着瓜地转了一圈,咬了一会耳朵,发了话:“把这片瓜都刨了吧,种别的庄稼,种小叶芥菜吧,还能落点猪食。”——“咋啦?”——“你们把瓜籽安得太浅了,这一片瓜秧全都吊死了!”瓜籽安浅了,扎下根,够不着下面的底肥,长不大,这叫“吊死”。“看你俩说的!青苗绿叶的,就能吊死啦!你们的眼睛能看穿了沙层土板啦!真是神了!不信!”——“不信?不信,看吧!”过了两天,蓝绿蓝绿的瓜叶果然全都黄了,蔫了。刨开来看看,果然,吊死了!
也许因为俩老头闯过江湖,他们不怕官。
“大跃进”那年月,市里下来一个书记,到大队蹲点。在预报产量的会上,他要求一再加码。有人害怕,有人拍马,产量高得不像个话。耿老头说:“这是种庄稼?是起哄哪?你们当官的,起了哄,一走!俺们秋后咋办呢?拿什么往上交,拿什么吃呀?”书记有点恼火,说:“你这是秋后算账派。”郭老头说:“秋后算账派有什么不好呀?就是要秋后算账嘛!秋后算账比春前瞎闹强!”胳膊拧不过大腿,产量还是按照书记要求的天文数字报上去了。措施呢?主要是密植。小麦试验田一亩下了二百斤麦种!高粱、玉米、谷子,一律缩小株行距,下种超过往年三倍。郭老头、耿老头坚决不同意,书记下不来台,又不能拍桌子,气得他说:“啊呀!你就做一次社会主义的冒失鬼行不行?”
到了锄地时,俩老头拿着小锄,下地干起活来。他们把谷子地过密的小苗全给锄掉了。锄一棵,骂一句:“去你娘的!”——锄一棵,骂一句:“去你娘的!”队长知道了,赶紧来拦住:“啊呀!你们这是干啥呢!这是反领导呀!”俩老头一起说:“怕啥!他打不了我反革命!”
秋后,大田全部减产,有的地根本没有秀穗,只能割了喂老牛。只有俩老头锄过的地获得了大丰收。
在市里召开的丰产经验交流会上,俩老头当了代表,发了言,题目是:《要当老实庄稼人,不当社会主义的冒失鬼》。主持会议的就是来蹲过点的那位书记。书记致过开幕词,郭老头头一个发言,头一句话就是:“×书记叫俺们做社会主义冒失鬼……”
俩老头后来一见这位书记,当面就叫他“社会主义的冒失鬼”。书记一点办法没有。看来他这顶“冒失鬼”的帽子得戴几年。
一九八〇年一月五日写成
五月廿九日修改
[1] 本篇原载《北京文艺》1980年第九期;初收《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北京出版社,1982年2月。
[2] 此地方言,把锅烧热了做饭,叫做“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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