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左手支住额角,看着肘部,它渐渐瘦了。我的眼睛花了,拿开手,我的眼睛更花了。我怎么办?这时节若有个无线电收音器,上面说:“国货公司毛巾好,爱国的人应该买一条。”也许就救了我。宗教条规或政治信仰在世界上还能发生作用,就是为这种失去主意的心而预备的。
我想抽一支烟,拿起火柴。
暗蓝色和黑色,土红色,干枯或浓得像鼾声的笔触组成的饰画。骑士,狮子,一行图案字,火柴在我的手指间沉思了,不假思索的一画,紫石英一样的火烧在我的手指间,杨木棒上蜡脂翻着沫,我的烟毫无道理地点上了,我的嘴唇不置可否地含住它。浓烟从两个鼻孔里流出来。
一切都是那么单纯,那么简单。
不行,我的苦痛快超过我的罪恶了,还得去,得去向路先生解释一切,请求他原谅。我需要这点勇气,我一向做事做人很果决,我拉开门,认真的走出去。并且,我还打量要带一包樱桃去,两磅重一包。
一路上,我直温诵我要说的话,又想着我要送琳的那个礼物,在吃那个时也正嚼到我一点过去的生命,过去的梦,我需要的正是这么一件事。
我走得很快,比上午还快,以致一气走过六条街,伸手叩路先生的门环时,才知道是到了。可是我没有买好樱桃,我油然记起我从好几家水果店走过,红红的,都有一筐筐樱桃。
但我决不管它了,只要能向路先生解释清楚,樱桃生在树上,或放在筐里,或向一个人口中送去,对于我全是一样的。
路先生见我来了,一把就握住我的手,我不遑顾别的一切,只觉得他的手更较往日柔滑,也较往日温暖。我一直引他到那个小花园里。
我用力压下感情,平平静静的向他解释自己那点莽撞处。
“今天上午,我心情很不好。夜来,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父亲用个大棒子打我一顿,又好像用米达尺,完全和我七岁受的处罚一样。他老了没有,打得重不重,我痛不痛,在甚么地方打的,当时有谁在场看见,我一概记不清楚,说不分明。只记得他打了我,梦也只是这么一点,那是一定的完全真的。我醒来又睡着了,这梦还又重复了一次,我很难过。我纳闷的是新做了甚么错事,犯了甚么罪,值得老人家处罚。”
他似乎要说甚么,我用动作止住了他。
“我心里很难过。究竟不知道我为甚么要做这个梦。伯伯知道,父亲一生就打过我一次,在我七岁时,用一个紫檀牙板,我鼻子碰在桌沿上,出了血,嚇得他忙着替我止血,又忙用牛皮糖哄我。这事情一直当成母亲说笑的资料,一直到她死。此后这件事就不复有人提起了。
“我很难受。这个梦自然也莫明其妙,但我的难受无疑是从这里发源的,我很难受,您大概从我的衣裳上便看出来,所以您才拉住我说话,在公园里。”
他以为我的话还很长,似乎纵不说也明白那是甚么,不愿让我说下去。他怕我把难受再上一次色,更难于消漠。他要我坐下来歇歇,我连忙接下去说,还提高了声音。
“我一整天都不知所措,伯伯您不明白,我心乱极了,但不是因为那个梦了。我难受到极点,而您偏偏不断的说我父亲,父亲,父亲!
“我因此看着您,在您身上发现那个不必要的,您的左耳下的那个肉瘤,我说,这是多余的。”
我真是错上加错。我也许想把这几个字轻一点说,含糊一点说。但终于又响亮又清晰的说出。我看看他有甚么反应。他一点都不为此有动于衷。但我不相信,他一定变了一下颜色,很快的,像天上一角扯个小闪。这可不是多余的。我说的话太多了。但怎么办,真正要说的一个字也还没有提起,我应当怎么说下去,就到那个题目上来?
“您那个肉瘤不住的动。我越看,它越动。哦,您原谅我。您不知道我是多么厌恶。我的厌恶由此而生,但是像蒲公英的花,开足了便离开根,满天飞。我的厌恶已经脱离原因而散播。我全身都浸在颤抖里。我实在忍不住,才说了那几句话。”
他掏出烟斗,装好烟,抽上了。微笑着说:
“你说了些甚么呢?你实在并没有说甚么呀。”
“我好像说过,你耳朵后的那个东西,在你是多余的。”
“本来是多余的!”
他的眼睛,他的烟,他的花白而柔软的头发,他的手杖,他的飘扬的外衣,一切都似乎在告诉我,他没有说谎。他和我一样,并不特别看重那个肉瘤,尽管相书上称这个东西主寿,还是多余的。我开始觉得脸上发热,喉头微痛,我不知怎么好了。可是我并不窘。在他面前的人决不会受窘。
我实在并没有说甚么错话吗?我是不是这时起始来说几句错话呢?
在柳树的风雨之声中,在蓝天底下,我们一同喝茶,直到天黑。琳知道我来了,不一会便走了来,大盘子里高高堆着好看又好吃的樱桃。我们喝茶,抽烟,吃樱桃,我说了不知多少傻话,算算看,几几乎全说到了。
原来我并不是在路先生面前说错话难过,只是从无机会说一阵子傻话。
实在我从来没有这样愉快过。也许我有过比这更大的愉快,但不能像今天这样子。——虽然一点隽永深切的悲哀已经像水浸蚀河岸将要扩大开来。
路先生谈起我父亲许多的事,有些我知道得极详细,有些我竟一点也不知道。他谈我们那个村庄,那条河,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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