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这城市的场景真是多姿多色,车前草在我家院子里抽穗,夹竹桃在人家院子里开花。夹竹桃是上海这类弄堂里的特有景色,花影绰约。后来我们搬家离开了这房子,夹竹桃的花香还留在我心里。这房子似乎与生俱来,和我的生命有关。它的每一个角落我都喜欢,感到至爱至亲。在男孩家祭祖的日子里,香烟缭绕。我沉浸在别人家族的历史气氛之中,身心都感神秘和陶陶然。男孩搬来的这一日记忆犹新。我看见他穿一领紫棉袍,和他穿一领红棉袍的妹妹搬一张方凳。他们有节奏地摇晃方凳,嘴里唱着歌谣。这歌谣我无法形容,妙不可言。他们方凳搬了一张又一张,一共搬了八张;歌谣唱了一首又一首,一共唱了八首。他的棉袍和歌谣给我们这房子带来新的气象。他一来就做了我们弄堂的主人,在弄堂画了一地的大马和古人。当他在弄堂里玩耍着男孩的那些脏兮兮的游戏,我们便从窗户偷偷窥视他。我们被大人禁止去弄堂玩耍,弄堂被我母亲视作卑鄙龌龊的地方,集中了上海这城市的所有罪恶:偷窃,行盗,拐卖孩子,还有桃色事件。我们视弄堂为险途,牵了大人的手,匆匆走过,从不停留。在那时候,父母的禁令还很有作用,我们决不会阳奉阴违,乘了他们去上班溜进弄堂。我们只能趴在窗口,满心羡慕地望着男孩在弄堂活动。他一边玩耍一边自言自语,和他想象中的伙伴作着交谈,男孩的伙伴全是香烟牌上的人物,他的玻璃弹子满弄堂滚。自从他家搬来之后,我们寂静的弄堂就变得有些喧闹。他们一家都有在弄堂活动的习惯:他嗯奶在弄堂洗衣择菜,接待亲戚;他妹妹在弄堂哭闹打滚;夏天的夜晚,他们家就搬出一张小桌,在弄堂吃饭。他们全家人脚一双木屐,呱哒呱哒。关于他们的木屐,张先生曾让阿太委婉向他们提出异议。于是,等到多年以后海绵拖鞋工业兴起,他们全家在一夜之间全都换上了海绵拖鞋,走路静悄无声。那时,他们脚穿木屐,手持蒲扇,在他父亲兴致好的时候,就一起走过弄堂去马路上散步。男孩与我同年,可却阅历丰富,他说话里常有“朝阳新村”这个词。“朝阳新村”不知是个什么地方,我是首次听说。后来我才知道那只是上海这城市无数工人住宅区中的一个。男孩的父亲当年是一名地下党员,在工人区坚持工作,后来到了政府部门做一名科长。男孩出生在朝阳新村,他对那里朴素纯厚、情义浓浓的邻里关系很怀念。他们那里的孩子总是成群结伙,在新村的空地上玩耍。他们一玩就玩到天黑,脏兮兮地回到家吃晚饭。他们还喜欢端了碗聚在一处吃饭,你吃我一口,我吃你一口。他们有时结伴去城隍庙。买香烟牌子和玻璃弹子。他们玩香烟牌子和玻璃弹子都带着微小的赌博的性质,不但凭运气,还要凭本事。赢得最多的人无疑成为他们的首领,他往往是艺高胆大,足智多谋的一个。男孩曾对我说过一件往事,那就是他从幼儿园逃跑的事件。他上午被送进幼儿园,中午就回到他们新村空地上的伙伴中间。自从他搬来我们这房子,天天寂寞难耐。有时他诱惑我去弄堂玩耍,我虽然心怀渴望,却没这个胆量。母亲知道会生气,她不喜欢我与男孩来往,说他是个野孩子。母亲不让我和这孩子来往,又不让我和那孩子来往,她使我的寂寞雪上加霜。他总是站在楼梯口,耐心地劝说我。他双手抱住扶手上的铁球,后仰身子,荡过来荡过去。我则矜持地背靠栏杆,就像一个淑女。我们一动一静,可站很久,说着没有意思的话。我们的对话主要是关于去不去弄堂,他要我去,我不去,一来一回永无结束。这楼梯口的约会对我寂寞的生活是一种安慰。到时候,我就跑到楼梯口,等待着拒绝他邀请我去弄堂。有时我们也说些别的话,比如“老城隍庙”,比如“祭祖”,还比如“大世界”。“大世界”这样的游乐场所,是男孩家星期天常去的地方。那一天,男孩脱下棉袍,穿上新衣,跟他爸爸妈妈去大世界。他们可将长江南北的戏剧看全。哈哈镜是男孩最为激动的一项,说起哈哈镜便放声大笑,乐不可支。这从某种程度冲淡了我对大世界的阴暗印象。大世界那地方我也去过。大世界所在的那条马路嘈杂而拥挤,大世界里更是人头攒动,熙来攘往。哈哈镜的映像带着一股猥亵的味道,地上纸屑果壳四散。我们一进大世界便紧张起来,生怕会被人群冲散。我们终于挤到最上层的露台,那里稍稍安静了一些,人也比较稀少,凉爽的风徐徐而来。城市的夜景在身下展开,灯光点点。我们喘息稍定,望着上海的夜景。这时候,我感觉母亲搀我的手越来越紧,而且手心出汗。我看见母亲神色不安,眼睛里有恐惧升起。我听她小声对父亲说:我们走吧,有一个人在盯着我们。父亲说一声“见鬼”,依然凭栏远望。我环视周围,果然见有一个男人,站在几步开外。我至今不忘那人的形象,他形容消瘦,眼睛从突起的眉棱后面注视我们,目光紧追不舍。游玩大世界就此成了一场恶梦,好几日我惊魂不定,心有余悸。大世界这地方我从此再不要去。那里混乱,粗鲁,阴暗,嘈杂,满地垃圾,随时可遭到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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