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生的孙女儿与我同岁,是我最初的玩伴。阿太送我的八音盒,就是她的东西。她的衣着和饮食,是上海这城市殷实与优雅的典型。和她一起,我就显得像个外来户,穿的是大红大绿,吃的是大鱼大肉,说的上海话又不地道。我想:这是母亲她不喜欢我和她玩的原因之一。有时候,她站在阳台吹肥皂泡,五颜六色的泡泡飞到我的身上、头上、车前草上,我就是不抬头看她。她还站在我们家门口的楼梯上,一站就是半天,这半天我就坐在屋里不出门。她就去帮我家保姆剥豆,小手勤勤恳恳地剥着绿色的毛豆,看了叫人心疼。她就像个情人一样追求我,而我不知为什么这样顽强地拒绝她。保姆做了我们的牵线人,她要我也去剥豆。剥豆是每个孩子必做的事情。在吃豆的季节,每个门口都有孩子坐着剥豆。于是我们埋头剥豆,暗中比赛。当我们的手指在盛豆的篮子里互相碰到,心里就又羞涩又快乐。有一阵子我们好得简直没法说。大人们去上班,我们就到了一起。我们一起收割车前籽,或者一起吹肥皂泡。她是一个热情满怀的孩子,对人可将心掏出来,可是转眼间却电闪雷鸣。她发起脾气来惊天动地,骂人如开机关枪。她使人无所适从,而且感情受创。我们好得没法说的那一阵子,真是幸福得要命。她的可爱之处就在于可将人的热情激发得十分高涨。她为了一时的游戏,可将最心爱的玩具拆毁。她全身心地投入某一件小事,不计代价。我母亲退还了她的八音盒,是我们第一次分裂,彼此内心都留下了创伤。再一度和好时,我们挖掉了所有的车前草,种下向日葵。那是个大力开展种植向日葵的年代。向日葵不仅是油料作物,还具有极富时代气息的象征意义。我们天天等待向日葵出土,最后长成巨大的花盘。满院黄花的壮观景象为我们日夜憧憬。等待的日子里,我们亲密无间,我们从大人上班一直到大人下班,在一起说了无穷尽的废话。可最后等到的还是茂盛的车前草,籽粒饱满。星期天是我们别离的日子,我跟我爸爸妈妈去同志家,她跟她爸爸妈妈去游泳、溜冰、打弹子。她父亲穿着时髦,举止潇洒,是上海当年摩登青年之一。他生性快乐,交游广泛,玩耍的技术都很精当。他以这些特长弥补了他在朋友中相对家道清贫的不足。女孩去过的地方是我们家从未涉足的场所。星期一我们各诉所见所闻,我的经验相形见绌。孩子我的小心里,天生就有恋慕浮华的种子,我渴望走进上海这城市的心脏。星期天将我和女孩隔开了鸿沟,星期一这天我心情压抑,打不起精神。星期二也不怎么样,到了星期三,星期四,才稍好些。可是,星期天去同志家又到了眼前。同志家使我心生厌烦,每一回去我都噘着嘴,满脸不高兴。母亲一定觉察出我情绪消沉的端底,这是她不喜欢我与女孩来往的又一个原因。国际俱乐部这地方就像是女孩另一个家,她提起它来又随便又亲切。俱乐部是西方殖民者留给上海这城市的遗产,它可使人接近文明和高尚。它所以存在完全是出于新生的工农政权的宽容与怀柔。它有些诺亚方舟的味道,还有点苟且偷欢的味道。我向往它向往得发疯,出于自尊又不得不做出无所谓的样子。我总是说:哦,原来是国际俱乐部啊!好像我也是那里的常客,其实我都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上海的马路我到了很大也辨别不清,我走在街上完全像个外来户,方位混乱,过马路胆战心惊。女孩还常常把美国三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名挂在嘴边,什么《魂断蓝桥》,什么《乱世佳人》。她流利地叫着“费雯丽”“英格丽·褒曼”的名字,好像这些都是她的家人。她母亲是那种将好莱坞明星当作偶像,到理发店不是做个“赫本”式,就是做个“泰勒”式的喝美国牛奶长大的上海小姐。她恨日本人不仅因为日本是中国的敌人,还因为日本是美国的敌人。她总是说:东洋货怎么有美国货好呢?星期天出门,她穿得炫人眼目,女孩也光艳照人。阿太总是在阳台上目送他们远去,满心的欢喜。在上海的马路上,他们这一家尤其引人注意,人们看他们的目光充满羡忌。而他们态度傲然,昂首阔步,俨然是这城市的主人。女孩有一次提出要让她爸爸带我一同去玩耍,这建议激动了我的心。如何取得母亲的同意却使我百般为难。我想母亲一定会反对,而且我感觉到我的请求还会伤了母亲的心。那些日子,我受着煎熬,左想不好,右想也不好。最后我决定瞒着母亲。那时候,母亲正忙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每天一早出门晚十点钟才可到家。临到这天我才知道,出去玩耍的活动是在晚上,出得门去已是七点钟。她爸爸一手搀着她,一手搀着我,一路上笑嘻嘻的,兴致很高。我看出他是真心欢迎我去,对我爸爸妈妈这样的同志,他心里有一种敬畏的情绪。路上他买了一瓶汽水,让我们合吃,各人吸一根麦管。女孩兴奋异常,不停地说:喝呀喝呀!我实在不知道会多出一个喝汽水的节目,窘迫得满脸通红。喝汽水的时候是我真心后悔的时候,我忽然想到母亲现在什么也不知道,我还想起母亲带我们出来,喝汽水总是一人一瓶。可是,回头已经来不及了。他们父女俩心情愉快,有说有笑,我在旁边就很孤独,而且窘迫异常。那天晚上去的是一个区体育馆的乒乓房,她父亲的一些朋友借了乒乓房来打乒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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