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宠三次升迁,在汉章帝初年,担任尚书。这时办事尚袭明帝永平时的旧制,官吏处理政事追求严苛,尚书审判案件大多近于重刑。陈宠认为皇帝刚刚登基,应该改变以前的严苛习俗。于是上疏说:“臣听说先王治理天下,奖赏不能超越本分,刑罚不能没有节制,与其不得已,宁可超越本分也不能无节制。所以唐尧制定法典,说‘如果是过失犯罪,就应当赦免他’;周公告诫说,‘不要在各种狱讼案件上犯错误’;伯夷的法典,‘希望谨慎地使用五刑,以养成三种德行’。由此说来,圣贤的政治,是以刑罚作为首要的。以往审理狱案严苛,是用以威胁惩戒邪恶不正的行为,邪恶不正的行为既已消除,就必定要用宽柔来帮助成功。陛下即皇位后,就是遵循此义行事的,您屡次诏令大臣们,要弘扬温和,但主管官员办事,未能完全执行,量刑用法,还是崇尚苛刻严峻。审理狱案的人急于用棍棒捶击之酷刑,执行法令的人纠缠于诋欺泛滥的条文,有的因公行私,滥施淫威。从事政治就像弹奏琴瑟,大弦绷得太紧小弦就断了。所以子贡批评臧孙施行的苛政猛法,而赞美郑子产推行的仁政恕道。《诗经》说:‘不过分刚猛,不过分软弱,和和美美施行政教。’当今陛下的圣恩浩荡,遍布天地之间,应当大兴先王的恕道,取消烦苛的刑法。轻视那些杖刑,以救助芸芸众生;弘扬美德,遵奉天意。”皇帝高兴地采纳了陈宠的建议,每办一件事务求宽厚。后来又诏令有关官员,废止那些钻去人的髌骨的各种酷刑的条文,解除怪异的禁忌,取消因玩弄法律条文而请求上级机关审议之事五十多条,确定并写于法令之中。此后社会上太平无事,屡次出现吉祥的征兆。
汉旧事断狱报重,常尽三冬之月,是时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长水校尉贾宗等上言,以为断狱不尽三冬,故阴气微弱,阳气发泄,招致灾旱,事在于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议,宠奏曰:“夫冬至之节,阳气始萌,故十一月有兰、射干、芸、荔之应。《时令》曰:‘诸生荡,安形体。’天以为正,周以为春。十二月阳气上通,雉雊鸡乳,地以为正,殷以为春。十三月阳气已至,天地已交,万物皆出,蛰虫始振,人以为正,夏以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统。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时行刑,则殷、周岁首皆当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狱刑,无留罪。’明大刑毕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宁,事欲静。’若以降威怒,不可谓宁;若以行大刑,不可谓静。议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为殷、周断狱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无有灾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异,往往为患。由此言之,灾害自为它应,不以改律。秦为虐政,四时行刑,圣汉初兴,改从简易。萧何草律,季秋论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计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实颇有违。陛下探幽析微,允执其中,革百载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之文,当《月令》之意,圣功美业,不宜中疑。”书奏,帝纳之,遂不复改。
汉朝旧制规定审判死刑,常在三冬之末,这时皇帝刚刚开始改在冬初的十月。元和二年,大旱,长水校尉贾宗等人上书,认为审断狱案不在三冬之末,所以阴气微弱,阳气强盛,导致灾旱,事情的原因就在于此。皇帝把他们的奏章下达给公卿们讨论,陈宠上奏说:“冬至节气一到,阳气开始萌动,所以十一月有兰、射干、芸、荔等花草相应。《时令》说:‘各种生物都要萌发,使身体必须安宁。’上天以此为开始,周代就以此为岁首。十二月阳气向上升腾,野鸡求偶,母鸡下蛋,大地以之为开始,殷代就以之为岁首。十三月阳气已经到来,天地互相交合,万物全部滋生,冬眠的虫子开始苏醒,人们以此为开始,夏代就以此为岁首。三正已经显著,从而沟通三统。周代以上天之始为正朔,殷代以大地之始为正朔,夏代以人间之始为正朔。如果在此时执行刑罚,那么殷、周岁首都该流血了,这不合人心,不符天意。《月令》说:‘孟冬之月,催促监狱施刑,不要留下有罪的人。’很明显,执行大刑全在立冬之时。又说:‘仲冬之月,身体要想安宁,做事就得宁静。’如果此时施行威怒,不能说是安宁;如果此时执行大刑,不能说是静谧。商议的人都说:‘天旱的原因,罪责在于改变律令。’臣以为殷、周审断狱案不在三微之时,而教化康平,没有灾害。在元和以前,都在三冬用刑,而旱涝之灾,常常为患。由此说来,灾害本身各有其相应之物,并不是因为改变律令。秦代推行暴虐的政治,一年四季施行刑罚,大汉刚刚兴起,从简略便宜方面进行改革。萧何草创法律,规定秋季审理罪犯,都避开立春之月,而不顾天地的开始,殷、周两代的岁首,实在是大大地违背正道。陛下探求幽深,分析精细,实在是坚持正道,革除百年来的过失,建立永世的大功,对上是敬承天意,对下是奉顺三微,符合《春秋》的记载,合乎《月令》的意思,这是圣功美业,不应心中疑虑。”书奏上,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没有再改变律令。
宠性周密,常称人臣之义,苦不畏慎。自在枢机,谢遣门人,拒绝知友,唯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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