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宠字昭公,沛国洨人也。曾祖父咸,成哀间以律令为尚书。平帝时,王莽辅政,多改汉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吕宽事诛不附己者何武、鲍宣等,咸乃叹曰:“《易》称‘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职。及莽篡位,召咸以为掌寇大夫,谢病不肯应。时三子参、丰、钦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与归乡里,闭门不出入,犹用汉家祖腊。人问其故,咸曰:“我先人岂知王氏腊乎?”其后莽复征咸,遂称病笃。于是乃收敛其家律令书文,皆壁藏之。咸性仁恕,常戒子孙曰:“为人议法,当依于轻,虽有百金之利,慎无与人重比。”
桓帝时,汝南有个叫陈伯敬的人,走路时步伐一定要端方合度,坐时膝盖必定要端端正正,呵斥狗马,始终不说个死字,眼睛看到的东西,不吃它的肉,行路听到了不吉利的事,便卸驾停留下来,回家时遇到不宜回家的忌日,就寄宿在乡亭。年事已高仍官运停滞,只不过被举为孝廉。后来因女婿让犯法的差吏逃匿而获罪,太守邵夔发怒并将他杀掉。当时不讲究禁忌的人,多以他作为谈话的例证。
评论说:曾子说:“在上位的行事失去规矩,百姓早就离心离德了。假如能够审出罪犯的真情,便应该同情可怜他,而不要沾沾自喜。”不因为得到罪犯的真情而沾沾自喜,就表现了宽恕之心,具有宽恕的心肠,就可以寄寓自己的是非观了。那贤人君子审断案情,大概一定要基于此吧!郭躬从小小的佐史开始,不论案情大小一定要亲自审理。推究他能够公平地审理案件,大约就属于不沾沾自喜的吧!如果能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审议别人,舍去表面现象而探求事物的真情,法家之所以能福泽绵延于世,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吧!
陈宠字昭公,是沛国洨县人。他的曾祖父陈咸,在成帝、哀帝年间因为懂得律令担任尚书。平帝时,王莽辅佐朝政,对汉代制度多有改动,陈咸反对这种做法。等到王莽因为吕宽的事件诛杀了不肯依附自己的何武、鲍宣等人,陈咸便感叹地说:“《易经》中说‘君子看到事情的苗头就行动起来,不必等到一天的结束’,我应该离开了。”于是要求辞官还乡。等到王莽篡位后,征召陈咸担任掌寇大夫,陈咸借口有病不肯答应。当时他的三个儿子陈参、陈丰、陈钦都在官位,便让他们全部辞职,父子一同回到故乡,闭门不出入,他们仍旧袭用汉朝祖腊的礼仪。别人问为何如此,陈咸说:“我的祖先怎知王家的祭祀礼仪呢?”此后王莽又征召陈咸,他就借口称病重。从此就把他家里有关法律政令的文献记载,都藏于墙壁之中。陈咸的性格仁厚宽恕,常常告诫子孙们说:“给人审议法度,应当从轻发落,即使有百金的利益,千万不要给人从严议罪。”
建武初,钦子躬为廷尉左监,早卒。
躬生宠,明习家业,少为州郡吏,辟司徒鲍昱府。是时三府掾属专尚交游,以不肯视事为高。宠常非之,独勤心物务,数为昱陈当世便宜。昱高其能,转为辞曹,掌天下狱讼。其所平决,无不厌服众心。时司徒辞讼,久者数十年,事类溷错,易为轻重,不良吏得生因缘。宠为昱撰《辞讼比》七卷,决事科条,皆以事类相从。昱奏上之,其后公府奉以为法。
三迁,肃宗初,为尚书。是时承永平故事,吏政尚严切,尚书决事率近于重。宠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闻先王之政,赏不僭,刑不滥,与其不得已,宁僭不滥。故唐尧著典,‘眚灾肆赦’;周公作戒,‘勿误庶狱’;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圣贤之政,以刑罚为首。往者断狱严明,所以威惩奸慝,奸慝既平,必宜济之以宽。陛下即位,率由此义,数诏群僚,弘崇晏晏。而有司执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犹尚深刻。断狱者急于篣格酷烈之痛,执宪者烦于诋欺放滥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纵威福。夫为政犹张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绝。故子贡非臧孙之猛法,而美郑乔之仁政。《诗》云:‘不刚不柔,布政优优。’方今圣德充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荡涤烦苛之法。轻薄箠楚,以济群生;全广至德,以奉天心。”帝敬纳宠言,每事务于宽厚。其后遂诏有司,绝钻凉诸惨酷之科,解妖恶之禁,除文致之请谳五十余事,定著于令。是后人俗和平,屡有嘉瑞。
建武初期,陈钦的儿子陈躬担任廷尉左监,很早逝世。
陈躬生了陈宠,陈宠通晓家业,年轻时做州郡吏,被征召到司徒鲍昱府里。当时三府掾属专门喜欢交游,以不肯办公为高。陈宠经常反对这种做法,独自勤勤恳恳地办事,屡次向鲍昱陈述当世应办的事宜。鲍昱认为他的才能高超,转调他做辞曹,掌管国家的诉讼案件。他所审理判决的案件,没有不使大家心悦诚服的。当时司徒处理的争讼,时间长的已有几十年,案情混杂,容易或轻或重,居心不良的官吏获得罗织罪名加以构陷的依据。陈宠为鲍昱撰写了《辞讼比》七卷,审断案件的条款,都按事件分类排列。鲍昱将《辞讼比》上奏朝廷,后来公府把它奉为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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