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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难治

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黄河在开封金龙口决堤，有相当一部分洪水由山东聊城的张秋河流入大运河，河南的中牟、兰阳、仪封和考城四县遭殃。朱祐樘在得知此事之后非常惊慌，立刻召集群臣商议对策。

朱棣迁都北京，等于把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进行了分离。在此之后，北京该如何掌控江南富庶之地呢？朱棣的解决方法是命陈瑄等人开凿清江浦，疏通堵塞已久的大运河。只要大运河存在，在北京遥控江南就不是难题，而南方的粮饷也可以通过运河进行运送。这样一来，大运河就成了明朝的命脉，这也是朱祐樘感到惊慌的主要原因。朝臣们同样深知大运河不容有失，立刻投入紧张的抢险救灾当中。从五月到八月，大明忙活了三个多月总算让灾情有所缓解，山东南部以及河南大部分地区的灾民都得到了妥善安置。

朱祐樘本以为事情已经到此为止，可户部侍郎白昂对他说：“水患只是暂时有所缓解，如果不想办法疏通治理，下一次的水患只会更严重。”白昂的话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大家认为应该一劳永逸，彻底解决黄河水患。

众所周知，黄河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更是我们的母亲河，可这位母亲的脾气显然不太好，时不时地会出现分流、改道、决口和溢口等现象。大元为什么会灭亡呢？主要的导火索之一便是黄河决口。朱元璋建立大明之后本想继续治理黄河，把元廷没做完的事情收尾，可朝臣们对他说：“元廷已经把黄河治理得差不多了，我们现在没必要做这项工作。”朱元璋明知这话是粉饰太平，但他也清楚，治理黄河要花一大笔钱，当时的大明还比较穷，所以他也假装黄河没有问题，于是把治理黄河的重任交给了子孙后代。

大运河既要用到黄河水，又要保证不受黄河冲堤决口的损害，所以在治理黄河时还要保证漕运的畅通，这叫“保漕”。朱棣虽然迁都北京，可他们老朱家的龙兴之地凤阳可在淮泗一带，如果要治理黄河，还必须保证老家的安全，这叫“护陵”。有了这两层顾虑，朱棣的做法是命工部尚书宋礼等人疏通会通河，以缩短南北运输的距离，降低出状况的概率；朱瞻基的做法是引黄河水入会通河，并于宣德六年（1431年）疏通了开封金龙口，还将黄河水引至徐州；朱祁镇的做法是疏通太黄寺巴河分水处，引黄河水接济徐州和吕梁，并于次年疏通黑洋山西湾，引黄河水由太黄寺到大运河；朱见深把精力都放到了其他方面，对于治理黄河一事，只是延续他父亲朱祁镇的策略。

白昂之所以敢站出来说话，是因为他曾师从天顺朝的内阁首辅徐有贞（就是立主迁都南京那位），可以算得上是朝臣中的水利专家。徐有贞曾于景泰四年（1453年）十月奉命治理黄河，巧合的是，他治理的也是“张秋运河”。

经过实地考察后，徐有贞认为应该设置水门、开凿支河、疏浚运河，以“疏、塞、浚”并举的方法平息水患。打定主意之后，他立刻从张秋到黄河、沁水间开凿了一条广济渠，并修建了通源闸，耗时一年半。在此次治理黄河结束之后，徐有贞曾当众讲解过治水经验，并为此做了一个著名的实验。

首先，找两个容量相等的水箱，装满同样质量的水，其中一个箱子底部开一个大窟窿，另外一个箱子底部开若干个面积总和与大窟窿相同的小窟窿，然后同时开始放水，最后的结果是，开若干个小窟窿的水箱率先放完水。徐有贞用这个实验为他的张秋治水经验做了总结，那就是不必开挖一条大沟，只需多挖小沟即可。

白昂虽然跟随徐有贞的时间不长，但也学到了些治水手段。弘治二年（1489年）的这次水患是朱祐樘第一次遇到黄河决堤，他希望能够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不让后世子孙再为此事烦恼，所以他虚心地向白昂请教，到底应该怎么办。白昂认为，必须会同山东、河南及北直隶三地巡抚相机修治河道，调集民夫二十万，筑长堤，修建水闸，疏通泄水之河，塞决口，引黄河流入淮河以达黄海，不出三年，水患必平。朱祐樘闻言大喜过望，立刻派白昂前往张秋治水，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请他务必平息水患。

抵达张秋河旁边的张秋镇之后，白昂立刻将自己所学的知识与实际相结合，他发现，其他地方都是一片汪洋，唯独徐有贞治理过的张秋河段风平浪静，说明多挖小沟的治理方法可行，于是他立刻动手，打算在其他地方也施行这一套。可巡视一圈之后，白昂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治理水患的终极目标是让黄河平稳地注入大海，可有一点大家千万不能忘记，那就是治理黄河有两个前提：“保漕”和“护陵”。如果无法满足这两个条件，那么治理黄河就是弊大于利。

摆在白昂面前的困难是：如果严格按照徐有贞的理论来实施，就必须在其他河段多挖小沟，这样做有可能导致大运河被堵塞；可如果要保证大运河不被堵塞，那么南边的淮河平原就有可能遭殃，老朱家的祖坟就有可能不保，这该怎么办呢？

白昂头疼的问题，当年也曾困扰过徐有贞，当老师的都没办法解决，做学生的自然更没辙。如果采用较为稳妥的做法，那就是哪里堵塞就疏通哪里，只治标不治本，等以后有了更好的办法再来解决。但白昂不愿接受这个现实，自己打过包票，声称一定能治好黄河，可到了当地什么事都干不好，只能修修补补然后听天由命？这可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果。

想了半天，白昂决定走一步看一步，先把决堤的地方堵住，然后仔细察看哪里可以挖沟渠，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白昂修筑了阳武长堤，挖了十余条沟渠，堵住了三十多处决口，于弘治四年（1491年）回京禀报朱祐樘，声称自己圆满完成了任务。朱祐樘以为黄河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决堤了，非常开心，于是立刻将白昂提拔为太子少保。

可好景不长，当时间来到弘治六年（1493年），也就是在白昂声称治水成功的两年后，黄河再度决堤，同样是开封金龙口决堤，受灾最严重的依然是河南的中牟、兰阳、仪封和考城四县，这回比弘治二年还要严重，连张秋河段都没能保住。如果是个脾气暴躁的皇帝，没准就以“欺君之罪”把白昂逮捕下狱了，可朱祐樘脾气好，他不但没有发火，还亲自跑去询问白昂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白昂给出的回复是：“事情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臣也不了解，但臣所使用的方法绝对没问题。”乍一听白昂这话似乎是在打官腔，可朱祐樘毕竟执政了七八年，于是立刻明白了白昂的言外之意：方法没问题，但执行有问题。

大元当初为什么治理不好黄河呢？因为皇权无法直接触及底层，只能由官僚士绅从中通传，这样一来二去，不但工作效率大大降低，贪腐现象也日益猖獗。弘治年间虽不像元末那样腐朽堕落，但由于朱祐樘的懦弱无能，朝堂上的官僚沆瀣一气，民间的地主士绅蛇鼠一窝，同样导致贪腐成风。这些事情白昂心知肚明，但他不敢点破，只能拐弯抹角地告诉朱祐樘：“黄河是一定要治理的，但我没办法解决上述难题，您最好找一个信得过的人亲自督办，只需按照我的方法来，治理黄河肯定不成问题。”不管白昂有多少苦衷，他渎职的罪名肯定是洗不掉的，只不过朱祐樘觉得白昂能对自己说实话，可见他是一个谦谦君子，所以不但没有责罚白昂，反而将他官升一级，擢为刑部尚书。

了解到事件的真相之后，朱祐樘决定派自己最信任的刘大夏出马，此时的刘大夏还在浙江做官，接到任命后被火速提拔为右副都御史。临行前朱祐樘反复强调：“此行并非只是治水，还要治人，卿老成持重，相信能明白朕的意思。”这一年刘大夏已经五十七岁了，他能不懂吗？于是他拍着胸口一再保证，不治好黄河，臣决不回来见您！

刘大夏不是水利专业出身，他凭什么敢夸下海口呢？有人说，是因为在出发前白昂与他做了充分的沟通和交流，刘大夏只要能搞定贪腐问题，其余事情直接照搬白昂的经验即可。可理论联系实际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刘大夏又不是愣头青，难道他连给自己留条后路的道理都不懂吗？

实际上刘大夏根本看不上白昂的那套做法，觉得他跟徐有贞学的东西太过小家子气，治理黄河必须先从根本处下手，然后才是各种细枝末节。开封金龙口决堤，刘大夏只是命人前往张秋镇进行灾后重建，自己却来到了黄陵冈（山东曹县西南部），这里有一条贾鲁河，属于淮河水系，是淮河支流沙颍河的支流。刘大夏之所以要来这里，是因为他准备把黄河引入淮河，然后由淮河流入大海。早在元朝时水利学家贾鲁就曾经做过类似的事情，只不过元末过于混乱，所以贾鲁并未能完全按照自己的设想来实施。刘大夏不知从哪里了解到贾鲁的事迹，认为他的做法比白昂的更好，觉得这才是一劳永逸的策略。

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刘大夏在黄河北岸修筑太行堤，这条堤坝从河南胙城直至徐州，长数百里。疏通贾鲁河之后，可以让部分洪水流向徐州汇入泗河，而黄河主流则由涡河、颍河进入淮河。随后，刘大夏得知张秋镇的灾后重建工作基本完成，于是立刻宣布治水成功，回朝以后也被封为太子少保，朱祐樘为了纪念此次治水，特意将张秋镇更名为“平安镇”。

然而，刘大夏采用新方法治水不到一年，河南的中牟、兰阳、仪封和考城四县又被水淹了。“平安镇”显然没法平安。

事发之后朱祐樘也品出味儿来了，所谓的“治水能臣”根本就是浪得虚名，这帮官僚根本没能力搞定水患。可明白归明白，朱祐樘也想不出解决办法，于是只得要求朝臣们再想对策。可这一回，朝臣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说话了。朱祐樘有些生气地质问：“你们口口声声说能够平息水患，现在水患愈演愈烈，你们难道不羞愧吗？”听到这话，刘大夏立刻出班跪奏：“陛下，治理水患的重中之重在于‘保漕’，臣已经圆满完成了这项任务，至于完全平息黄河水患，绝非人力所能为。陛下如果心中有气，臣愿意告老回乡。”眼见刘大夏要撂挑子，朱祐樘慌了，赶紧好言相劝，表示自己只是一时气愤，希望他不要冲动。可刘大夏似乎铁了心要辞官，不管朱祐樘怎么劝，他都不为所动，一再表示自己年纪大了，最终朱祐樘只得同意了他的请求。

刘大夏为什么要辞官呢？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无论“保漕”有多重要，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他没能彻底平息水患。在朝堂之上刘大夏可以欺负朱祐樘不懂行，政敌们可不管那么多，总会想办法攻击他，刘大夏以退为进只是一种明哲保身的举动。

大家或许会问，治理黄河有这么难吗？其实原本不算特别难，但当有了“保漕”和“护陵”这两个前提，主管人员在做事时难免会束手束脚。刘大夏的做法是北堵南疏，可这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黄河在流动过程中会携带大量泥沙，如果强行令黄河改道，势必将造成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淮河入海的故道被黄河的泥沙所堵塞。到那时，不但黄河无法顺利流入大海，就连原本正常流入大海的淮河也有可能决堤。弘治十八年（1505年），也就是朱祐樘去世的那一年，刘大夏治水的恶果终于显现，黄河因频繁决堤而出现了改道现象，在下游造成了大面积的黄泛区。

讲到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难道治水必须“保漕”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没有漕运还可以海运啊，但漕运牵涉了太多既得利益集团，谁也没有勇气对其发起挑战。

后世不少水利学家都对朱祐樘年年治水年年决堤感到诧异，他们认为，如果刘大夏只按照老方法治水，或许还不会造成太严重的后果，可在“引黄入淮”之后，水患变得愈发严重，这属于“好心办坏事”的典范。我不认为这是“好心办坏事”，而是刘大夏急功近利酿成的恶果。

在刘大夏告老还乡之后，有人曾问过他知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刘大夏并未明确答复，而是对这个人说：“事有轻重缓急，我当时所面临的局面就是必须保住春天的漕运，只有办好了这件事才能想办法去做其他事。”也就是说，刘大夏或许也明白“引黄入淮”不靠谱，只是为了自己的政绩，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朱祐樘从小就是被朱见深按儒家思想中的君子标准来培养的，继位之后，朱祐樘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可他总是越做越错、越错越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朱祐樘想不明白，或者说，朝臣们也不愿意帮他想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