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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无天的官商勾结

弘治元年（1488年）六月，朱祐樘命户部左侍郎李嗣、刑部右侍郎彭韶为左佥都御史，前往两淮和浙江清理盐法。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任命，是因为户部尚书李敏上了一份奏疏，内容是，在朱见深执政晚期，由于宦官的权力太大，淮浙两地已经拖欠了五百多万引盐。

所谓“引”，是封建王朝对盐的计量单位，明朝分大小引，一大引为四百斤，一小引为二百斤。淮浙两地欠下的到底是大引还是小引我们不清楚，但就算是小引，这个拖欠数字也达十亿斤；如果是大引，则是惊人的二十亿斤！（Free书分享更多搜雅书）

淮浙两地拖欠五百多万引盐应该是客观事实，但所谓的“宦官权力太大”这种托词大家随便听听就行，淮浙两地爆雷绝不是因为某个集团，而是整个大明的积弊。大明的盐法自朱元璋时代就定了下来，洪武三年（1370年），山西官员上奏说：“大同的战略位置很重要，需要储备许多粮食，但如果想从陵县运到太和岭，路程实在是太过遥远，而且路还不好走，会增加财政负担。不如请商人帮忙，只要他们给大同和太原送粮，就可以获得一定数额的盐引。这样一来，我们可以节约不少路费，商人还可以获得宝贵的盐引，一举两得。”

朱元璋觉得这个办法很好，便将其命名为“开中法”，并通过朝议完善了细节：号召商人往大同和太原的边境指定粮仓送粮，边仓收到粮食后发放仓钞给商人，所谓仓钞，相当于商人送粮的凭证，写着该仓钞可以兑换多大数额的盐引，这个过程叫“报中”；商人拿到仓钞后可以到指定地点兑换盐引，然后再用盐引兑换食盐，这个过程叫“守支”；拿到食盐后商人可以带到指定地点进行售卖，这个过程叫“市易”，这三个流程构成了“开中法”的全部内容。

“开中法”主要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在元代以前，食盐是可以用钱买到的，但在朱元璋执政时期则变成了只能用粮食换，这就加大了粮食的重要性和紧俏性。第二个好处是：朝廷觉得运粮会增加财政负担，所以将相关工作交给商人，自然也将相关负担转嫁到了商人头上，即使用食盐来支付报酬，也比朝廷负责运输要好得多，毕竟食盐是朝廷专营项目，拥有自主定价权。

有一个道理大家都明白，重要且紧俏的商品肯定很值钱，商人们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用更多粮食换取更多仓钞，然后用更多仓钞换取更多盐引，继而入手更多食盐用于交易。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两大难题是如何增加粮食产量和降低运输成本，最简单的做法是直接在大同等边境地区设立商屯，从周边地区收粮甚至自己种粮，这样可以同时解决增加产量和削减开支的问题。就这样，在几年之内，边境地区到处都是商屯，高昂的粮价也逐渐回落，慢慢变得与内地粮价相差无几。商屯多了，定居的人自然也会变多，边境地区的人口逐渐增加。

设立商屯固然能解决两大难题，但也有不安定因素，边境地区毕竟距离蒙古太近，随时可能遭到入侵和劫掠，所以商屯必须上下团结一心，不仅努力种田、做生意，还要积极响应朝廷号召，帮忙修建防御设施。群策群力之下，大明的防线整体向北推移，河套地区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大明彻底掌控的。

边疆建设搞得如火如荼，自然也会吸引贪官污吏的目光，为保证这一劳动成果不被掠夺，朱元璋严禁官员参与“报中”，谁要是敢豢养“白手套”与民争利，杖责一百，流放三年。开国功臣要是参与“报中”，则剥夺一切爵位。

开国功臣的爵位是怎么来的？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拿命拼来的。为了赚点钱却要承受前半生努力全部白费的风险，怎么看都是笔赔本的买卖，所以在大明建国之初也没有达官显贵敢借“开中法”牟利，可在朱元璋去世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朱棣通过靖难之役上位后，为了争取到更多的支持，便逐步放开了对官员的限制，让他们可以有条件地参与“报中”；到了朱高炽和朱瞻基执政时期，这一限制被进一步放开；到了朱祁镇和朱见深执政期间，官员已经可以自由地参与“报中”了。

从表面上看，朱元璋制定的“开中法”非常好，之所以会出现问题，完全是因为老朱家的后代子孙不给力，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盐铁官营”一向是封建王朝限制工商业发展以及增加朝廷收入的不二法宝，但无论是哪一个朝代，都无法阻止私盐的出现。在明朝时期，生产力获得了较大发展，领土开发也有了极大突破，这使得获取食盐的渠道逐渐增多，获取成本也越来越低，明朝的私盐贩卖比以往任何朝代都要猖獗。私盐想与官盐竞争，只有降低价格和提高纯度两条路可走；官盐想与私盐竞争，也只有加大打击力度和提高产量两条路可走。加大打击力度不太容易，提高产量似乎也不太可行，但当官员参与“报中”之后，他们完全可以用一种新的方法加大产量，那就是大家抱团垄断“报中”，所有“报中”的仓钞都在他们手上。

官员们抱团垄断“报中”，其他商人还在源源不断地向边仓送粮，可边仓已经没有足够的仓钞用于支付了，怎么办呢？加印。边仓只负责开具仓钞，至于能否兑换，那就与他们无关了，当商人们拿着加印的仓钞准备“守支”时却被告知盐产量不足，你们排队等着吧。等明年的新盐出产之后，抱团的官员们又拿着新一年的仓钞来加塞，相关官员敢不把盐引优先兑换给他们吗？于是排队的人只能继续等。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不知道。据说很多送粮商人一辈子都没见过盐引，只得在临终前将仓钞当成遗产转交给下一代。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很多送粮商人手中的仓钞如同废纸，那他们为什么不把仓钞廉价卖给官员们呢？这样一来官员们就可以用更为低廉的价格获得仓钞，送粮商人也可以割肉止损。”对不起，不行。无论是仓钞还是盐引，在接收者去世之前全部禁止售卖和转让，被抓到后轻则罚款，重则抄家流放，这也是朱元璋定下的规矩。

到了后来，仓钞的转让逐渐被默许，但那时，有能力将仓钞兑换成盐引的人不会卖，只有没能力将仓钞兑换成盐引的排队大军才会想到售卖，可他们手中的仓钞和白条也没什么区别，谁会拿着白花花的银子去买白条呢？只有那些以跳楼价售卖的人才能勉强收回点成本，这时已经不是割肉止损，而是剔骨离场了。

朱元璋当初之所以会这样做，就是希望商人能世世代代为边境地区送粮，作为补偿，他默许了商人在边境地区设立商屯，更明令禁止官员参与“报中”。可到了后世，官员可以参与“报中”了，商人不管什么时候送粮都只能拿到如同废纸一般的仓钞，然后加入兑换盐引的排队大军之中，久而久之谁还会继续送粮呢？

朱元璋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呢？我认为他应该考虑到了，但他并不在意，因为只要盐池继续产盐，就不愁没人往边仓送粮，至于送粮的到底是官员还是商人，这就不在朱元璋的考虑范围之内了。要知道，朱元璋非常瞧不起商人，能在有限的范围内给予他们一点保护就已经是皇恩浩荡了，至于这帮商人能不能斗得过官员，关他什么事呢？真要是出格了，自然有朝廷严打。

在“开中法”实施的过程中，以粮换盐也存在着极大的问题。朱元璋在建立大明之后规定天下臣民必须用粮食交税，官吏的工资也全部以粮食的形式发放，这固然可以号召大家集体产粮，以缓解大明开国之初粮食紧张的现象。但这也造成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那就是货币的重要性被大大降低，只能处于辅助地位。

朱棣登基之后，他恨不得手中有数不尽的钱，总不能拿着粮食去做外贸吧？所以朱棣逐步废除了粮食的流通属性，让货币回到了它本来的位置上，然后加大马力开始印钞，这样朝廷就能通过快速掠夺民财的方式来满足他的雄主梦。

边仓的确需要囤粮，但总有个上限，以前粮食可以当作硬通货，边仓多囤点也没关系，多了就拿去换蔬菜、水果和肉类，甚至用来发工资，反正也不会浪费。可当粮食不具备流通属性之后，边仓立刻发现，囤那么多粮食毫无用处，当兵的根本吃不完，再加上朱棣之后的两位皇帝基本也没发动过大规模战争，自然也就没有为北伐大军供粮的需求。需求决定价格，当粮食不再被大量需要时，价格自然会一降再降，商人原本还不乐意把粮食送到边仓换白条（仓钞），等到后来，就算商人主动送粮，边仓都懒得接：粮食哪没有，用得着你给我送吗？这一情况在朱祁镇执政初期有所好转，因为边患开始愈演愈烈，粮价又有了一定幅度的回升，但价格平均线已经远低于朱元璋时期。

“开中法”有利有弊，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正慢慢变得弊大于利，这些都是无法否认的，可具体该怎么改呢？朝臣们有不同的见解。有人认为，只需提高粮食兑换盐引的数额即可，比如之前是二至三斗粮食可以兑换一引食盐，现在把这个数字翻倍，变成二至三斗粮食可以兑换两引食盐，商人送粮的积极性就会得到提高。可这种方法治标不治本，仓钞为何会逐渐变成白条呢？是因为盐产量不足，现在提高兑换比例，食盐的缺口只会更大，到那时，除了无条件信任朝廷能兑现仓钞的人，还有谁会对这个新政策感兴趣呢？商人更注重短期利益，这个新政策显然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

李嗣和彭韶到了当地之后并没能想出解决办法，只能把当地的客观情况一一记录，然后上报朝廷，接到奏报之后，朱祐樘同样一筹莫展。当时间来到弘治五年（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认为盐法需要改革，现行的“开中法”弊端一大堆，已经无法满足现实需求，应该改行“折色法”。

在《明孝宗实录》的“弘治五年条”中并没有记载该事件，要知道，在解读明朝历史时《明实录》绝对是最权威、最重要的史料之一，如果在《明实录》里没有记载，那说明这件事在当时根本没有引起任何争议和关注，只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

“折色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很简单，“折色法”就是彻底摒弃“报中”环节，商人可以用白银直接购买盐引。

“折色法”很快就收到了奇效，大明朝廷依靠“折色法”使得国库在一年内增加了近两百万两白银，这个数字或许有水分，但不会太大，从这一年的实践来看，“折色法”居功至伟。那么能否说明叶淇变法卓有成效呢？不能。“折色法”可以让朝廷每年多收一大笔钱，这当然是好事。可有人认为，随着“开中法”被废除，商屯也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数年之内，边境地区的商屯尽数关闭，曾经不缺粮的边仓开始出现粮食危机。到了大明后期，边境地区频繁出现粮荒，朝廷不得不花费更多的钱向边境地区运送粮草。

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非要把“折色法”和关闭商屯关联起来，其实有些牵强。随着官员可以自由“报中”以来，他们基本垄断了仓钞兑换盐引的权力，商人对商屯的重视程度的确在逐步降低。但朝廷经常会严打抱团垄断“报中”的行为，虽然对官员的惩治力度不强，但被收拾的白手套可数不胜数，这也算是给送粮商人留了些念想：官员吃肉，你们好歹能喝口汤。再加上货币成为流通手段之后，商屯的粮也可以向边仓出售，送粮商人虽然降低了对商屯的重视程度，却也不至于废除。

送粮商人之所以会陆续关闭商屯，“折色法”只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还在于明朝中后期边境冲突逐渐增多，因此边境地区经常实行战时管制，商屯没办法搞“囤货居奇”那一套，有时还必须平价卖给军队。对于送粮商人而言，粮食不能兑换仓钞也没关系，毕竟这东西在大多数时候都是白条，可如果粮食不能在关键时刻卖高价，那商屯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尽管商屯也可以自产自销，但西北的绝大多数地区都不是高产区，商屯的大部分粮食都是依赖内地输送。如果粮食既不能兑换仓钞，又不能在关键时刻卖出高价，谁还乐意维持商屯呢？如今想要盐引可以直接花钱买，想卖粮食可以在内地开粮店，为什么非要待在边境地区硬挺呢？

由此可见，边境地区缺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大明朝廷的控制力逐步下降，从而导致财政收入的全面下降，因此归咎于“折色法”并不客观。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朱元璋不搞“开中法”，难道大明初期的边军就会缺粮吗？恐怕谁都不会相信这一点，因为建国初期大明朝廷的动员力和向心力都是一流的，而在朝代末期，随着既得利益集团的逐渐壮大，大明朝廷自然会逐渐势弱，在这种背景下，什么法子都不好使，因为人逐渐变得不听话了，方法再好又有什么用呢？

既然“折色法”并不是大明后期边境地区缺粮的主要原因，那它是不是改革良方呢？同样也不是。“开中法”的推行使得晋商获得了难得的发展良机，因为他们距离边境地区最近，无论是物流成本还是人脉资源，晋商都比其他地方的商人更有优势。但主要的食盐产地却在南方，比如著名的两淮运司，它的所在地是扬州。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离盐产地近的人自然希望能凭借食盐发财，如果没有“开中法”，晋商哪有资格与淮商竞争盐引呢？那毕竟是别人的家门口啊。可由于“开中法”的存在，仓钞成为兑换盐引的最佳凭据，而要想获得仓钞，还必须运粮去北方大同一带，在这方面，淮商根本竞争不过晋商，所以他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晋商挥舞着仓钞换取大量的盐引。

对于这种局面，淮商能忍吗？当然忍不了，但他们又没有办法，“开中法”在明朝中前期执行得相当严格，淮商只能把这笔账记在心里。等到朱祐樘登基之后，他们终于开始蠢蠢欲动，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巧合是：主持变法的叶淇是山阳人（今江苏淮安）。改变盐法这种大事绝不是叶淇一个户部尚书能独自拍板决定的，所以第二位参与变法的人也很快浮出水面，那就是内阁首辅徐溥，他来自南直隶宜兴县（今江苏宜兴）。两个江苏人联手搞了一出变法，让淮商夺回了买卖食盐的主场优势，谁会相信他们之间没有勾结呢？事实上，早在清朝就有人对此表示质疑。在清朝乾隆年间，三通馆臣奉乾隆之命编纂了一本《钦定续文献通考》，其中就曾谈及叶淇变法的内幕。

据说，早在朱见深执政期间就有人开始偷偷用白银买盐引，到了朱祐樘执政期间，叶淇出面主持变法，用“折色法”完全取代了“开中法”，但这一行为并不是一心为公，叶淇的亲戚朋友大多是盐商，内阁首辅徐溥与叶淇的私交非常好，所以他也支持变法。这件事在当时并未引发争议，所以在《明孝宗实录》的“弘治五年条”中没有记载。但在四十年后的嘉靖时期，时任詹事府詹事的桂萼为此事专门写过奏疏，痛斥叶淇和徐溥祸国殃民。平定宁王之乱的名臣王琼也赞同桂萼的观点，时任翰林院学士的霍韬则在两人的观点上加以发挥，认为大明之所以边境不宁，完全是因为叶淇和徐溥无事生非。

但有趣的是，所有人都试图将“折色法”和边境粮价挂钩，再将大明边境不宁的问题也牵扯上，看过我前面分析的朋友应该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其实并不大，难道当时的官员不清楚吗？其实他们非常清楚，但只有这样才能转移注意力。“折色法”之所以被认为是明亡的源头之一，就在于它打开了一个可怕的潘多拉魔盒——官商勾结。任何行业都会与官府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点并不奇怪。从好的方面来说，官员与商人联手可以很好地开发当地；可从坏的方面来说，官员与商人联手必然会形成地方保护主义以及滋生腐败。在“皇权不下县”的明朝，皇帝只能依赖官僚士绅来治理地方，这个组合本来已经非常可怕了，但他们也有致命弱点，那就是当皇权陷入巨大危机时，他们也会陷入群体性焦虑之中，因为在僵化封闭的官僚体制内很难产生能够应对复杂局面的特殊人才。只有在商人完全融入官僚士绅集团之时，或者官僚士绅集团全部成为兼职甚至全职商人之后，这个弱点才会消失。商人拥有非常独特的视角和眼光，这对思维僵化的地主士绅集团而言是绝佳的补充。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南美洲亚马逊热带雨林中的一只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很可能两周后就会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引起一场龙卷风。”叶淇变法有类似的作用，这场弘治五年的盐法改革在当时并没有显现出多大威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僚、士绅和商人形成了恐怖的有机结合体，他们将底层百姓牢牢地压在土地上动弹不得，皇权拼命地抽刀劈砍，却也只能伤其皮肉，而无法动其筋骨。趴在大明身体上吸血食髓的既得利益集团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团结，而这一切都是在所谓的“弘治中兴”时期发生的，不得不说，这实在是太讽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