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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是为《从自叙传看当代医学丛书》（4卷，1923～1925）而撰写的，主要部分写于1924年，实际上德文版出版于1925年，英文版于1927年在美国首次出版。1928年收入原文德文版《弗洛伊德全集》（11卷），1948年在该版14卷中又原封不动地收入，包括再版时新补充的一些脚注，但却忽略了《自传》正文中大量的修改和补充。詹姆斯·斯特雷奇和弗洛伊德女儿安娜·弗洛伊德共同主编的恢宏巨著的英文版《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24卷），于1959年又对原来的译文作了修改，并作了大量的注释和说明，使其成为一部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自传》中有两个密不可分的主题贯穿于始终，即弗洛伊德个人的经历和精神分析的历史。因此，《自传》不是描述个人家庭、生活和工作的一般性自传，而是一部精辟地总结精神分析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学术性经典。可以说，《自传》是弗洛伊德在美国发表的《精神分析运动史》精华的再现，主要阐述了弗洛伊德本人在精神分析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一

这套《自传》丛书的一些撰稿人，从一开始起，便对他们所接受的这个任务的异常困难表示忧虑。我想，对于我来说，这些困难甚至还要更大些，因为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发表过与这本书意思相同的文章。并且，那些文章，决定于它们所要讨论的主题的性质，都更多地论述了一些个人的看法，而不同于一般的或按要求写的同类文章。

我最早对精神分析的主题和发展的叙述，是我于l909年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所作的五次讲演。[133]在那里，我应邀参加了该校建立二十周年庆典。就在前不久，我应约为美国一部集体编写的主要论述本世纪初重大事件的著作,写了一篇与此文类似的文章。[134]因为编者专门分给我特定的一章，这说明他们对于精神分析的重要性已有所认识。在这两件事情之间，我还发表了一篇题为《精神分析运动史》的文章。实际上，这篇文章包括了我目前为这套《自传》丛书所要论述的内容的精华。鉴于既不想和我以前的论述相矛盾，也不想完全重复以前的论述，所以我必须努力构思，为当前这套《自传》丛书写出这样一篇记叙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主观见解和客观态度、传记色彩和历史影响能以一种新的相对合理的篇幅融汇于其中。[135]

我于1856年5月6日出生于摩拉维亚的弗莱堡，也就是今天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小镇。我父母都是犹太人，我自己至今仍然是个犹太人。我有理由相信，我父亲的家族曾经在莱茵河畔（科隆附近）长期定居。由于14世纪或15世纪期间对犹太人的迫害，他们向东逃难。19世纪期间，他们又从立陶宛经加里西亚移居德属奥地利。我4岁时，来到维也纳，在这里接受了我的全部教育。上大学预科（即“文理中学”，或译“完全中学”，Gymnasium）时[136]，我的学习成绩连续七年在全班名列前茅。我也因此享有特别的待遇，几乎从不用参加班里的考试。尽管我们生活在很受限制的环境中，父亲还是坚持认为我应该完全根据自己的爱好来选择职业。不管是那时，还是在后来我都未曾对医生这一职业有过什么特殊的偏好。[137]确切地说，我是被一种好奇心所驱使，而这种好奇心更多的是对于人类的关心，而不是对于其他自然事物的关心。我也没有认识到观察作为满足这种好奇心的最好方法之一的重要意义。我很久以后才认识到，我对圣经故事的全神贯注的阅读（几乎从我一学会阅读技巧开始），对我的兴趣定向产生了持久的影响。[138]有一位年龄比我大一点的高年级同学，他想长大后做个著名的政治家，我和他友情甚笃。在他的有力影响下，我产生了一种愿望：要像他一样研习法律，将来从事社会活动。同时，当时最热门的话题——达尔文理论，也强烈地吸引着我，因为这一理论有助于我们在对世界的了解上取得巨大进展。只是在毕业前夕，听了卡尔·布鲁尔（Carl Brühl）教授在一次很受欢迎的讲演中朗诵了歌德论大自然的优美散文之后[139]，我才决定要做一名医学院的学生。

1873年，当我第一次踏入大学的校门时，我体验到一些明显的失望。首先，我发现别人指望我该自认为低人一等，是个外人，因为我是犹太人。我绝对不承认我是劣等人，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我一定要为我的血统，或者如人们那时开始说的“种族”，而感到耻辱。我容忍了对我的排斥，并不感到非常懊恼。因为在我看来，尽管受孤立，但一个积极同大家一起工作的人是能够从这个人类的组织中找到某种慰藉或安身之地的。然而，大学里的这些最初印象产生了一个后来证明很重要的结果，即我在年轻时便不得不熟悉了这种处于对立面和在“紧密团结的大多数人”[140]的禁令之下的命运。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后来判断的独立性打下了基础。

此外，在大学头几年，我不得不认清，我的才能的特征及其局限性，使我不可能在我于青年时期就急切地投身于其中的许多科学领域中取得全部成功。这样，我懂得了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的告诫之真谛：“对科学的广泛涉猎是徒劳无功的，每个人只能学到他所能学的东西。”[141]

最后，在厄恩斯特·布吕克（Ernst Brücke）[142]的生理研究室里，我才找到了归宿和充分的满足。同时，我还在这里找到了我应该尊敬并奉为楷模的人，他们是：伟大的布吕克本人，他的助手西格蒙德·埃克斯纳（Sigmund Exner）[143]和厄恩斯特·弗莱施尔·冯·马克索（Ernst Fleischl von Marxow）。[144]马克索是一个杰出的人，我荣幸地和他建立了个人友谊。[146]布吕克给了我一个神经系统组织学中的问题让我解决。我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很满意。我还独立地使这项工作有所进展。从1876年到1882年，我一直在这个研究室里工作，只有短暂的几次间断。人们一般认为，我是被选拔出来补充下一个有可能空缺的助手职位的。[145]医学本身的各个分支，除精神病学（psychiatry）外，我都一概不感兴趣。我明显地放松了对医学课程的学习，因此直到1881年，我才获得了那姗姗来迟的医学博士学位。

1882年是我的一个转折点，我的老师布吕克——我对他充满最崇高的敬意——考虑到我窘困的经济状况，极力劝我放弃理论研究工作，从而纠正了我父亲高尚而毫无远见的想法。我听从了他的劝告，离开生理研究所进入维也纳综合医院[147]做了一名临床助理医生。不久我就被提升为住院内科医生，并在医院的各个科室里工作。我还在梅纳特（Meynert）[148]手下工作了六个多月。在我上大学时，他的工作和人格就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不管怎么说，在一定意义上，我对我最初从事的工作仍然忠心耿耿。布吕克曾建议我做的课题是研究一种最低等鱼类八目鳗的脊髓神经节细胞，现在，我把此项工作扩展到人类中枢神经系统。就在这时，弗莱奇（Flechsig）发现了髓鞘形成的非同时性。这一发现使神经通路的复杂过程得以清楚地阐明。我一开始便选择延脑作为研究课题，而且是唯一的课题，这一事实是我的发展连续性的另一标志。我后来的工作同我早年在大学学习期间漫不经心地广泛涉猎各门功课的特征形成了完全明显的对照：我形成一种把全部身心都集中在一个课题或问题上的倾向。这种倾向一直保持了下来，而且也是这个倾向导致了别人指责我的所谓的片面性。

于是，我又像以前在生理研究室那样，成为大脑解剖实验室的一名活跃的工作者。我的一些关于延脑中的神经通路的方向和神经核起源的短篇论文，就是我在维也纳综合医院的这几年里写的。我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埃丁格尔（Edinger）[149]的注意。一天，梅纳特——甚至当我实际上已经不在他手下工作时，他仍然给我进入实验室工作的机会——向我建议，我应该明确致力于大脑解剖的研究，并且允诺要把讲授工作交给我，因为他感到自己年龄大了，对于一些较新的方法已力不从心。但是我谢绝了他的这个提议，因为我觉得这个任务实在过于重大；或许也可能是当时我心存这样的疑虑，即像他这样的大人物，凭什么待我如此好呢。

从身体的角度考虑，大脑解剖无疑就是生理学。再加上顾及经济收入，我便开始研究神经方面的疾病。那时，在维也纳医学界几乎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可供这方面研究的材料分散在这所医院的一些不同科室里，也没有学习这门学科的理想机会。无奈，我只好自学。甚至刚刚因其关于大脑功能定位的著述而得到任命的诺斯纳格（Nothnagel）[150]，也没有把神经病理学（neuropathology）与其他更细致的医学分支区分开来。然而，在遥远的巴黎，沙可（Charcot）[151]这个伟大的名字正在闪闪发光。于是我打算，先获得维也纳大学神经病理学讲师的任命，然后去巴黎继续我的研究。

后来的几年中，在继续担任住院内科医生期间，我还发表了一些关于神经系统器质性病变的临床观察报告。于是，我逐渐熟悉了这一领域。我能够准确地指出延脑中的损害部位，以致病理解剖学家对我的诊断都无可补充。我是维也纳第一个为了验证对急性多发性神经炎的诊断，而把死者送去进行病理解剖的人。

我的诊断以及后来尸体解剖对诊断的证实，使许多美国医生慕名前来拜访。我操着半生不熟的英语对我科室里的病人讲授。当时我对神经症所知甚少。有一次我向他们介绍一种因长期头痛而患的神经症，把这种病说成是慢性局部性脑膜炎。结果他们当然地群起反对，离席而去。于是，我的不成熟的教学就此结束了。这里我想补充两句为自己辩解一下，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这样的年代，其实，在维也纳，那些比我更有名气的权威们还常常把神经衰弱诊断为大脑肿瘤呢！

1885年春，根据我就组织学方面和临床方面的论文，我被认命为神经病理学讲师。不久，由于布吕克的一份热情的推荐书，我得到一笔数目不小的出国奖学金。[152]同年秋天，我到了巴黎。

于是，我成了萨尔伯特里尔医院的一名学生。但是，在这些众多的外国来访者中间，开始我最不受人注意。一天，我听到沙可说，因为战争，他的讲稿一直未能译成德文，他对此表示遗憾。接着他又说，如果有人愿意把他新近的讲稿译成德文，他将会非常高兴。我于是写信给他，表示愿意承担。我还记得信中的一句话，大意是我的病只是“运动性失语症”，而不是“感觉性失语症”[153]。沙可接受了我的自荐。于是我得以与他结识。从那时起，我便充分地参与了他在萨尔伯特里尔医院里的那个诊所内的一切活动。

就在我写这个传记的过程中，我正好收到一些来自法国的论文和报纸文章。这些文章证明，他们强烈地反对精神分析，在谈及我和法国学派的关系时又常常作出极不准确的论断。例如，文章中说，我利用去法国的机会熟悉了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的理论，然后将其攫为己有。为此，我想明确地表明，在我访问萨尔伯特里尔医院的整个期间，让内的名气根本不像今天这样大。

在我跟沙可一起工作的日子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于癔症（hysteria）的最新研究，我亲眼见到其中一些研究的完成。例如，他证明了癔症现象的真实性和规律性（“进来，这里也有众神”[154]），证明了男性癔症的经常发生，证明了催眠暗示可产生癔症的麻痹和痉挛，并且这种人为的结果直到最小的细节上都显示出与自发性发作具有相同的特征，而且发作时还常常伴有外部创伤。沙可的许多演示，一开始便引起我和其他访问者的惊讶和怀疑，这时我们便竭力用当时的某一种理论进行辩解。他总是既和善又耐心地处理这些疑问，同时也非常果断。正是在这样的一次讨论中（在谈到理论时）他说：“理论并不妨害存在。”[155]这句话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毫无疑问，沙可那时教导我们的所有东西并非到今天仍然全都适用。有一些已经开始表现为可疑的，还有一些则明显地没有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是，余下的足够多了。他在科学宝库中发现了—块永恒的领域。离开巴黎之前，我同这位伟大的人讨论了一个对癔症性麻痹和器质性麻痹作比较研究的计划。我想证实这样一个论点：癔症麻痹和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障碍，应根据关于它们之间的界限的通行看法来区分，而不应根据解剖事实来区分。他同意这种观点，但是很容易看出，他实际上对于更进一步地深入研究这种神经症心理学[156]并无特别的兴趣。毕竟，他的工作正是从病理解剖开始的。

回维也纳之前，我在柏林逗留了几周时间，以便了解一些有关儿童常见疾病方面的知识。卡索维茨（Kassowitz）[158]——他是维也纳一所治疗儿童疾病的公立医院的最权威人士——曾允诺要让我负责一个儿童神经病科的工作。我在柏林受到了巴金斯基（Baginsky）[157]的帮助和友好接待。在后来几年当中，我根据在卡索维茨医院的工作实践，发表了几篇篇幅相当长的关于儿童单侧和双侧大脑麻痹方面的专题论文。由于这一原因，后来（1897年）诺斯纳格让我在他的巨著《普通及特殊病症治疗手册》中负责这一专题的撰写工作。

1886年秋天，我以内科医生的身份在维也纳定居，并和在一个遥远的城市里一直等我四年多的一位姑娘结婚。这里我想稍稍回过头来解释一下，我之所以在青年时代没有成名，正是因为我那时的未婚妻的缘故。[159]1884年，由于一种深厚的业余爱好，我从马克化学公司找到一些当时尚未弄清的古柯碱（cocaine），并开始研究其生理作用。就在这项工作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有了一个可前去探望未婚妻的机会。当时我们已分别两年之久。我匆忙结束了对古柯碱的研究，并满足于我的这个课题上已完成的专题论文。我在论文中还预测，古柯碱的进一步用途不久就会被发现。然而我还是告诉了我的朋友、眼科专家克尼斯坦（Konigstein）[160]，提示他应该研究一下古柯碱的麻醉性在眼科手术中应用的可能性。我探亲结束返回时发现，不是他，而是我的另一个朋友卡尔·科勒（Carl Koller，现在纽约）——我也曾和他谈过古柯碱的问题——在动物眼睛上做了决定性的实验，并且在海德堡眼科学学会上做了演示。科勒因此当然地被认为是古柯碱局部麻醉的发现者。如今古柯碱在外科小手术中的作用已相当重要了。但是，我并不因为这一研究的中断[161]而埋怨我的未婚妻。

现在再回到1886年。那时我以神经病专家的身份在维也纳定居。这时我接受了一个任务：向医学学会报告我跟沙可学习的情况及所见所闻。但是我的报告受到了冷遇。那些权威人士，如学会主席（内科医生班伯格［Bamberger］）等人，宣称我所报告的情况令人难以置信。梅纳特要求我在维也纳找一些与我所讲述的情况相似的病例，并将其提交给医学学会。我于是努力找寻这样的病人。但是，那些年长的医生们拒绝我观察和研究在他们科室找到的这样的病人。其中一位年长的外科医生竟然惊奇地大叫道：“天哪，我亲爱的先生，你怎么能说出这样荒唐的话？癔症是子宫的意思，男人怎么会得这种病呢？”我只得徒劳地辩驳说：我并非一定要大家赞同我的诊断，而是希望能由我亲自处理这些病人。最后，我在医院外面偶然发现了一个患有典型的癔症偏侧感觉缺失的男性患者，用这个病例在医学学会上做了证实。这次大家向我鼓了掌，但没人对我表示出进一步的兴趣。那些高级权威们对我的创新横加否定的印象一直让我难以忘记。同时，我所坚持的男人也会患癔症的观点，以及我通过暗示可引起癔症麻痹的实验演示，使我被迫成了他们的对立面。由于随后不久我被排挤出大脑解剖实验室[162]，并且连续好长时间找不到可以讲授我的讲义的地方，我只好从学术生涯中退了出来，不再参加那些学会了。自从我那次去医学学会到如今，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

任何企图依靠治疗神经症患者谋生的人显然必须具有能使患者的症状有所好转的能力。我的治疗武库中只有两件武器：电疗法和催眠术。只是会诊一下然后便开一个处方让病人去水疗房，这样做所得收入甚少。我的电疗知识来自维·厄尔布（W.Erb）的教科书，书中有治疗所有神经症症状的详细说明。遗憾的是，我不久便发现，按照这些教诲来做根本没有任何效果，而且，我以前当作是精确观察所概括的东西，原来只不过是一些空想臆测。德国神经病理学领域最权威的人的著作，竟然不如廉价书摊上所卖的一些“埃及人”谈梦的书更具实用价值。认识到这一点虽然让我很痛苦，但却使我彻底抛弃了我当时还受着影响的、对于权威仅有的一点天真的忠诚。所以，我把电疗器械撇在了一边，尽管莫比斯（Möebius）不久所作的解释对此局面有所挽回。他说，电疗法治疗神经失调（就目前所发现的各种症状而言）的成功，实际上是由于医生暗示的结果。

由于催眠术的使用，病人症状有所好转。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曾经参加过由“催眠术家”汉森（Hansen）举行的一次公开表演。我当时看到，强直性僵直一发作，一个被试者的脸色立刻变得像死人一样苍白，并且只要这种催眠条件不变，他便一直这样持续下去。这使我坚信，由催眠所引起的这种现象是真实的。不久这种认识便得到了海登海因（Heidenhain）的科学研究的证实。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并没有制止那些精神病学教授们宣称催眠术不仅是骗人的而且是危险的，也没有改变他们对待催眠医生的轻蔑看法。在巴黎，我曾看到催眠术被人们随意地当作一种在病人身上引起某种症状，然后再将这种症状消除的方法来使用。就在这时传来一个消息，说是法国南锡出现了一个学派，为了治疗目的，他们大规模而且卓有成效地使用了暗示，而且在使用暗示的过程中，有时使用催眠术，有时则不使用催眠术。这样一来，在我做医生的头几年，除了偶然而无系统地使用心理治疗方法以外，我的主要工具自然便是催眠暗示了。

当然，这也意味着，我当时已不再治疗器质性神经疾病。但是这无关紧要。因为一方面，治疗这种病的前景非常有限，而另一方面，对一个大城市里私人开业的医生来说，这种病人的数量与神经症患者相比简直微不足道。神经症患者焦急地从一个医生处跑到另一个医生处，症状得不到解除，结果数量日益成倍增长。此外，用催眠术进行工作，其中会产生特别诱人的魅力。第一次使用催眠术时，我产生一种克服了他人的无能软弱状态的感觉；同时，能够享有一种奇迹创造者的声誉也是十分令人兴奋的。直到一段时间以后，我才开始发现这种程序的缺陷。当时感到不甚满意的地方只有两点：第一，我不能成功地催眠每个病人；第二，我不能把个别病人催眠到所期望的深度。带着使我的催眠技术更趋完善的想法，我于1889年夏天去南锡，在那里逗留了几周时间。我目睹了年迈的李厄保（Liebeault）在贫穷的劳动阶级的妇女、儿童中工作的动人场面。我也看到了伯恩海姆（Bernheim）在他的医院的病人身上所做的惊人实验。当时我得到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人的意识的背后，还有一个相当有力的思想过程不被人们所意识到。我说服了我的一个病人跟我一起去南锡，我想这样做也许更有益。这是一个天赋相当高的癔症症患者，一个出身高贵的妇女。谁也治不好她，于是被转到我这儿。通过催眠的作用，我已使她有可能过一种较为正常的生活，并常常可以解除她的痛苦。但她总是在一段较短的时间以后便复发一次。由于我当时的无知，我认为这是因为对于她的催眠，从未达到伴有记忆缺失的催眠梦游阶段的缘故。于是，伯恩海姆做了好几次努力，试图在她身上达到这一深度，但也失败了。他坦率地向我承认，他通过暗示所取得的治疗上的巨大成功，只是在他的医院里才能实现，而在他的私人患者身上却毫无结果。我同他有过几次深受启发的谈话，并且答应把他的两部关于暗示及其治疗效果的著作译成德文。[163]

在1886年到1891年这一期间，我没做什么科学研究工作，也几乎没发表什么文章。我忙于确立我当医生的这一新的职业中的信誉，并保障我自己的和我那急速扩展的家庭的物质生活。1891年，我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儿童大脑麻痹的研究论文，是同我的朋友和助手奥斯卡·李（Oskar Rie）博士合写的。同年，我收到为一部医学百科全书[164]撰稿的邀请，这使我对失语症的理论进行了研究。当时，这一理论被韦尔尼克（Wernicke）和李希海姆（Lichtheim）的观点所统治。他们片面地强调定位说。这一研究的成果是一部批判性的和纯理论性的书：《关于失语症的理论》（1891）。

但是，接下来，我必须向大家说明，科学研究为什么再一次成为我生活中的主要兴趣。

二

我必须补充解释一下刚才说过的情况：除了催眠性暗示以外，我从一开始还以另一种方式来运用催眠术。我用催眠术向病人询问其症状的起因；这方面的情况病人在清醒状态中常常讲得极不完整，要不就干脆不讲。这个方法不仅比单纯的暗示性的要求或禁止似乎有效得多，而且也能满足医生的好奇心，因为，医生毕竟拥有对他以单调的暗示程序竭力消除的症状的病因加以了解的权利。

我达到这一不同程序的过程如下所述。还是在布吕克的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我结识了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f Breuer）博士。[165]他是维也纳最受尊敬的家庭医生之一，而且有从事学术研究的经历，他已出版了好几本有长久价值的关于呼吸生理学和平衡器官方面的著作。他智力超群，比我大14岁。我们的关系很快就密切起来，他成了我的朋友，我一有困难他便赶来援助。我们逐渐习惯于分享彼此的全部科学兴趣。在这种关系中，获益的当然是我。后来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使我失去了他的友谊。付出这样的代价对我来说是不容易的，但我对此无能为力。

甚至在我去巴黎之前，布洛伊尔就跟我谈过一个癔症病例。在1880年到1882年之间，他用一种独特的方法对她进行了治疗，这种方法使他得以对于癔症症状的起因和意义有了深入的了解。而这时，让内的著作还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布洛伊尔反复向我读了病历的片断。我当时有一种印象：他所叙述的情况比以前的任何观察都更接近于对神经症的理解。当我到达巴黎时，我决定把这些发现告诉沙可，我也确实告诉了他。可是这位权威人物对我关于这个问题的概述并不感兴趣，我也就再也没提此事，任其淡忘。

回到维也纳，我再次转到布洛伊尔的观察结果上，让他更详细地向我述说此事。原来病人是一个受过相当好的教育并且很有才华的少女，她是在护理父亲时得了这种病的。她非常爱自己的父亲。当布洛伊尔接诊这个病人时，他仔细研究了病人以往的病例，表明她经常处于一种痉挛性麻痹、抑制和精神错乱的复杂状态之中。一次偶然的观察使她以前的医生发现，如果诱使她说出当时支配她的情感性幻觉，那么她的这些意识模糊状态便可以消除。从这个发现中，布洛伊尔得出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他设法使她进入深度催眠状态，每次都让她讲出压抑她思想的是什么东西。用这种方法把她的压抑性情绪混乱的发作克服以后，再用同样的程序来消除她的抑制和身体失调。在觉醒状态中，这个姑娘和其他病人一样，对自己的症状起因说不出多少情况，而且也发现不了这些症状和她自己的生活经历之间的任何联系。在催眠状态中，她马上能发现这一缺失的联系。原来，她的所有症状都可追溯到护理父亲时经历过的一些使之激动的事件中去。也就是说，她的症状具有意义，是那些令人激动的情境的残留印象或潜意识回想（reminiscences，亦译“记忆恢复”）。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发现，她守护在父亲病床前的时候，曾经出现过某种不得不压抑的思想或冲动。于是代之而起便出现了后来的这种症状作为替代物呈现出来。但通常这种症状并非个别“精神创伤”场面的沉淀物，而是许多类似情境累积的结果。当病人在催眠状态中，以幻觉的形式将类似这样的一个情景从头到尾重新回忆一遍，并在这个过程中将她当时的情绪和最初被压抑的心理活动自由地表达出来，那么，这种症状便消除而不再复发。通过这种方法，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布洛伊尔成功地消除了她的全部症状。

病人康复了，而且一直很好。事实上，她已能胜任重要的工作。但是在这种催眠治疗的最后阶段，还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地方。对此，布洛伊尔从不给我指出。而且我也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在我看来非常珍贵的发现长期秘藏起来，而不把它贡献出来以丰富科学事业。然而，最紧迫的问题是：是否可能从他在单一病例上所发现的东西之中，概括出一般性结论来。在我看来，他所发现的东西的那种状态具有如此基本的性质，只要能证明在一个人身上发生过，那么我相信它肯定也会出现在每一个癔症患者身上。但是，这个问题只能靠经验来决定。因此，我开始用我的病人重复布洛伊尔的研究。最后，尤其是在我1889年拜访了伯恩海姆、在他告诉我催眠暗示的局限性以后，我专攻此事，其他什么也没干。经过几年的观察，我发现，他的研究成果在每一个容易接受这种治疗的患者身上总是能够得到验证。这时，在我使用类似于他所用的观察形式，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材料之后，我向他建议，我们应该合作出版一本著作。起初他坚决反对，但最后同意了。特别是因为与此同时，让内的著作抢先提出了一些类似于他的研究成果，如将癔症症状追溯到病人生活中的事件上去，以及通过同类程序反复催眠以消除症状等。1893年，我们发表了一篇导引性质的文章“论癔症现象的心理机制”，随后在1895年，我们又合作出版了《癔症研究》一书。

如果我到目前为止在上文中所叙述的这些经过使读者认为，《癔症研究》一书，就其材料内容的全部要点来说，是布洛伊尔的思想成果，那么，这正是我本人所一直坚持的观点，也是我在这里再一次重复的目的。但就书中所提出的理论来说，我确实是做出了贡献的，至于我的贡献达到何种程度，现已无法确定。[166]不管怎么说，那一理论是实事求是的，几乎就是对那些观察的直接描述。它并非想要确定癔症的性质，而只是对癔症症状的病因有所阐明。因此，它强调情绪生活的意义，强调区别潜意识心理活动和有意识（或者确切地说是能够意识到的）心理活动的重要性；它采用了动力因素（dynamic factor）的概念，假设某种症状的发作是因为某种情感的抑制；它还采用了经济因素（economic factor）的概念，认为同一症状实际上就是人体一定能量转换的结果，否则这种能量便会通过某种其他方式而发挥作用（后面这一过程被描述为“转换”conversion）。布洛伊尔把我们所使用的方法称作“宣泄法”（亦译“疏泄法”，cathartic），把其治疗目的解释为，是要规定出维持这种症状的一定量的情感已经走上歧路，正如当时表现的那样已被抑制在那里，所以我们应该将其引入正轨，它只有沿着这条道路才可能得到释放（abreaction，亦译“发泄”）。这种宣泄程序的实际效果是令人相当满意的。它的后来变得很明显的不足之处，也是所有催眠治疗形式的那些不足之处。现在仍有许多心理治疗医生，对宣泄法的理解并没有超出布洛伊尔的水平，仍在谈论它的好处。作为一种简便的治疗方法，它的价值是由西梅尔（Simmel）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治疗德国军队中的战争神经症而重新得到证实的。宣泄法理论并没有太多地论述性欲问题。在我提供给《癔症研究》一书的那些病历当中，性因素起一定作用，但是对于性欲的注意程度和对于其他情绪刺激的注意程度基本上是相等的。布洛伊尔在书中谈到那个姑娘时——她因为是布洛伊尔的第一个病人，所以从那时起就很出名了——曾提到，她在性方面的发育当时还很不成熟。这样一来，便很难从《癔症研究》一书中看出，性欲在神经症病源学中到底起着多大的重要作用。

接下来的发展阶段，也就是由宣泄法向狭义的精神分析的转变阶段，我已多次详细地叙述过，很难再提出什么新的事实。形成这一阶段开端的事件，是布洛伊尔从我们的共同工作中的引退，这样我便成了他的未竟事业的唯一继承人。在很早的时候，我们之间便有分歧，但这些分歧并没有使我们分离。在回答下面这个问题上，布洛伊尔倾向于赞成所谓的生理学理论，即：一种心理过程何时开始使人致病，换句话说，这种心理过程在什么情况下变得不可能通过正常方式加以处理。他认为，那些找不到正常发泄途径的过程，产生于异常的“类催眠”的心理状态之中。这样便又产生了一个关于这些类催眠状态是如何产生的问题。而我却与此相反地倾向于认为，存在着多种力的交互影响，以及在正常生活中所观察到的各种目的和意图的作用。这样就出现一种“类催眠的癔症”与“防御性神经症”之间的分歧情况。但是，如果没有其他一些因素起作用的话，他还不至于因为这样的分歧而离开这一课题。其中一个原因，无疑是他既是医院里的医生，又是一个私人大夫，这占去了他的大量时间。同我一样，他不可能把全部力量投入到宣泄法的工作上来。此外，我们的著作在维也纳和德国所受到的冷遇对待也影响了他。他的自信心和抵抗力可不如他其余的心理结构那样发达。例如，当《癔症研究》遭到了斯图吕贝尔（Strümpell）[167]的严厉驳斥时，我能够因他的批评显露的对该书缺乏理解而感到可笑，但布洛伊尔却感到受到了伤害，并变得沮丧起来。但是，他做出这一决定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个人的进一步研究已进入新的方向，而他则发现自己无法调和。

我们在《癔症研究》一书中试图建立的理论，正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还很不完善。尤其是我们几乎没有触及病源学的问题，没有触及致病过程的根源问题。后来，我从我迅速积累的经验中认识到，在神经症现象背后起作用的，并不是任何一类情绪刺激，而常常是一种性本能。它或者是一种当时的性冲突，或者是早期性体验的影响。对于这种结论，我当时还没有思想准备，而且以前也毫无预料，因为我开始研究神经症时根本没有一点设想。1914年写《精神分析运动史》时，我回想起布洛伊尔、沙可和克洛巴克（Chrobak）向我说过的一些话，很可能是这些话使我较早地发现这个问题。但在当时，我并没弄懂这些权威们讲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实际上，他们所告诉我的内容，比他们自己理解的、或者准备辩护的东西更要多一些。我从他们那里听来的这些话在我头脑中处于潜藏和静止的状态，直到我进行宣泄法实验时才把它们引发出来，仿佛是明显的新发现。我当时也没有意识到在得出癔症起因于性欲的结论时，我是回到医学的最初阶段，并且追溯到柏拉图的一个思想。这是我后来才从哈夫洛克·霭理士（Havelock Ellis）的一篇文章里知道的。[168]

在这个令人吃惊的发现的影响下，我采取了一个重大步骤。我超出癔症的研究范围，开始调查那些在我咨询时间大批到来的所谓神经衰弱症患者的性生活。这种实验确实使我失去了作为一个医生的声誉，但也使我更加确信自己的发现。在几乎三十年后的今天，这种信念依然坚定如初。在治疗过程中，要克服许多含糊其辞的东西和难以理解的现象。但是，一旦这些克服之后，便能发现，在所有的这种病人身上，都存在着严重的性功能恶习滥用现象。一方面是这些性功能的恶习滥用；另一方面是神经衰弱症。考虑到两者都是这样普遍地存在着，所以，两者经常同时出现也许并不证明什么。但是，比起这明显的事实来，其中还有更多的东西。进一步仔细观察使我认识到，从这种在神经衰弱症的名目掩盖下的混乱临床现象中，可以区分出两种基本的不同类型。这两种类型有可能以任何一种混合程度出现，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在其纯粹形式中对其进行观察。在一种类型中，其主要表现是焦虑发作，并伴有相应的症状、基本的形式和长期的替代性症状，我因此把它命名为“焦虑性神经症”，而用“神经衰弱症”这个词来表示另一种类型。这样一来就很容易确定如下事实：这些类型的每一种，都具有不同的性生活反常作为其相应的病源学因素。前一种类型是性交中断，未达高潮的性兴奋，以及性欲节制；而后一种类型则是过度手淫，频繁梦遗。有一些很有启发性的特殊病例，这些病人在临床中曾经表现出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类型的惊人的改变。从这些病例中可以证明，在这种基本的性生活规律中，曾经有过一次相应的变化。如果有可能制止这种滥用而代之以正常的性生活，这种状况便会大大改善。

因此，这就使我毫无例外地把神经症都当作性功能紊乱来看待，而所谓“真性神经症”，则是这种紊乱的直接中毒表现，精神神经症则是其心理表现。作为医学工作者所特有的良心，使我对于自己得出这一结论感到满意。我希望我的发现填补了医学科学中的一个空白。以前的医学在处理这一具有如此重大生物学意义的功能时，只是考虑那些由传染或严重的解剖上的病变所引起的损伤，而没有考虑任何其他损伤。此外，这一发现在医学方面还得到了如下事实的支持：性欲并非某种纯心理的东西。它也有肉体的一面，并且其中可能还有某种特殊的化学过程，而引起性兴奋的原因则可能是由于存在着某种目前还不知道的特殊物质。一定也有一些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明，这种真正自发性神经症为什么不像其他种类的疾病，而更接近于中毒和禁欲现象，或者突眼性甲状腺肿。那些中毒和禁欲现象的发生，是由于服用或缺乏某种有毒物质，而突眼性甲状腺肿则有赖于甲状腺的分泌。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回到那种“真性神经症”[169]的研究上去，同时也没有其他任何人来继续做我的这一部分工作。今天如果回过头来再看一看我早期的研究成果，我所得出的印象是：这些发现，不过是可能要复杂得多的课题的一个初步的粗略梗概。但总的来说，我认为这些研究成果今天仍然适用。如果我后来能够对单纯青少年神经衰弱症的更多病例进行精神分析的检查的话，那我就非常满意了。遗憾的是没有这种机会。为了避免误解，我想阐明这样一点：我绝非否认在神经衰弱症中存在有心理冲突和神经症情结。我所坚持的是：这些病人的症状，并不是由心理因素决定的，或者通过分析就可以除去的，这些症状必须被看作是紊乱的性化学过程的直接中毒的后果。

在《癔症研究》一书出版以后的几年当中，根据性欲在神经症病源学中所起的作用而得出了这些结论之后，我向各种医学学会宣读了有关这一课题的一些论文，但所得到的反应只是怀疑和否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布洛伊尔竭尽全力以个人的最大影响来支持我，但效果甚微。并且很明显可以看出，他对于神经症的性欲病因论这一认识是顾虑重重的。他本来可以用他的第一个病人向我施加压力，或者至少来为难我。不论怎么说，在这个病人身上性的因素显然是不起作用的。但他从未这样做过。直到我开始对这一病人进行正确解释，并且根据他以前的一些言论，对于他关于这一病人的治疗结论进行重新修正时，我才懂得他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原来，就在对这一病人的宣泄工作似乎就要完成的时候，这个姑娘突然出现了一种“爱恋移情”（transference love）的现象。布洛伊尔当时并没有把这一情况同她的病症联系起来，所以便沮丧地引退了。显然，对于布洛伊尔来说，想起这件明显的意外事件是很痛苦的。他对我的态度一度处于赞扬和严厉的批评之间，摇摆不定。接着，我们之间便时而出现意见分歧。遇到使人尴尬的情况，分歧是必不可免的。最后，我们终于分手了。

关于一般性精神失调研究的另一个结果，是我改变了宣泄技术。我放弃了催眠术，而寻求用另外一些方法来代替它，因为我期望在治疗癔症的过程中不受任何约束。随着经验的增长，我对于甚至把催眠术当作实现精神宣泄的一种方法来使用，也产生了几点很大的怀疑。首先，如果我和病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一有干扰，那么即使最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也很容易突然消失。当然只要重新建立和谐关系，这种效果可以重新确立。但是这种偶发事件却证明了：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个人情感关系，毕竟要比整个宣泄过程牢固得多。确切地说，正是这一因素避开了控制的种种努力。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最清楚不过地向我显示了我长时间以来一直猜想的东西。这关系到与我配合得最好的病人之一。我用催眠术在她身上能够取得最神奇的效果。我正在通过追溯她痛苦发作的根源来解除她的苦难。有一次，她一醒来便伸出胳膊搂住了我的脖子。一个佣人偶然走进来，使我们得以从一场极不愉快的讨论中解脱。但是，从那时起，我们都心照不宣地认识到，催眠治疗应该到此为止了。我足够谦虚，不至于把这件事情归因于我拥有不可抗拒的魅力。我感到我现在已经抓住了在催眠术背后起作用的那个神秘因素的实质。为了排除这个因素，或者无论如何要分离这个因素，放弃催眠术是必要的。

但是，催眠术在宣泄治疗中曾经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它开阔了病人的意识范围，把病人在觉醒时所不具有的认识置入他们所能得到的距离之内。看来，要再找出一种替代方法是相当困难的。我正在茫然无措的时候，想起了和伯恩海姆在一起时经常看到的一个实验，这对我有所帮助。我记得，当被试者从催眠梦游状态中醒来时，他好像一点也不记得他处于那种状态时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伯恩海姆却坚信这种记忆肯定一直存在。只要他坚持让被试者回忆，只要他断言被试者本人肯定记得这些东西，只需说出来就是，同时把手放在被试者的前额上，那些忘记的东西便确实常常能够复现。起初很慢，最终就如潮水般完全清晰地涌现。[170]我于是决定，我也这样做。我认为，我的病人肯定实际上“知道”所有那些迄今为止只是在催眠状态中他们才能接近的东西。我想，有我的断言和鼓励，也许再辅以我的手的触摸，应该能使病人把那些已经被遗忘的事实和联系引入意识之中。无疑，这一过程可能要比催眠辛苦得多，但它可能证明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所以我放弃了催眠术，只是保留了催眠术开始时的那些准备过程，即让病人躺在沙发上，我坐在病人后面看着他，但不能让他看到我。

三

我的愿望实现了，我从催眠术中解放出来。但是随着这一技术上的改进，宣泄工作则呈现出了一种新局面。催眠术使我们看不到各种力的交互作用，现在这种作用则呈现在眼前。而对这种作用的理解，又给我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患者本来已经忘记了他们内部和外部生活的大多数事实，但是，只要采用一种特殊的技术，他们便能够回忆起这些事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观察给这些疑问提供了详尽的答案。所有那些被遗忘的事实，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些痛苦的经历。就患者以他自己的人格标准来判断而言，这些经历或者是可惊的，或者是痛苦的，或者是羞耻的。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得出这种结论：这正是这些经历要被忘掉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说，这正是这些经历没有被保留在意识之中的缘故。尽管如此，为了使其重新被意识到，就必须克服某种在患者头脑中进行抵抗的东西，必须使患者独立地进行努力，以促进和迫使他回忆。医生所要求的努力程度要因不同的患者而异。努力的程度和所要回忆的难度直接成正比。医生自己所花费的力量，很明显是衡量患者本人的“抵抗（resistance）”程度的标准。我只需把我自己所观察到的情况诉诸语言就可以了。同时，我也因此而拥有了“压抑（repression）”理论。

这样一来，我们就很容易构想致病的过程了。我们还是举这个简单的例子：在患者头脑里，先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冲动，但是接着又出现了另一种强有力的冲动与之相对抗。我们可以想象，紧接着出现的这种心理冲突，将采取下面这样一个过程。这两种能量——为了现在叙述方便，我们把它们分别称为“本能”与“抵抗”——在意识的最清晰之处互相斗争了好长时间，直到本能被否定，能量贯注（cathexis of energy）从其冲动中退出为止。这就是正常的解决途径。然而，在神经症中（由于一些仍旧不清楚的原因），这种冲突却得到了另一种结果。自我，当它第一次与这种讨厌的本能冲动发生冲突时，似乎是向后退却，它阻止这种冲动进入意识，阻止它的直接的能量释放；但同时，这种冲动维持其充分的精力贯注固定不动，我把这一过程称为“压抑”。这一过程很新奇，在我们的心理生活中，以前从未识别出与此相类似的某种东西。很明显，这是一种基本的防御机制，好比一种要逃跑的企图。实际上，它只是后来所产生的正常的罪恶感（guilt feeling）的前兆。压抑的第一个行为包含着若干进一步的后果。首先，自我被迫采取一种持续的能量消耗，即反宣泄，以保护自己不受被压抑冲动的重新攻击的持续威胁。这样一来，自我就要消耗它自己。而另一方面，此时处于潜意识之中的被压抑冲动，却能够迂回地找到释放和替代满足（substitutive satisfaction）的途径，这样便使压抑的整个意图归于失败。在转换性癔症患者身上，这种迂回途径便导致了躯体的神经支配，被压抑冲动从某个地方冲出来，这样便产生了“症状”。所以说，这些症状是一种妥协的结果，因为尽管得到了替代满足，但由于自我的抵抗，它们还是背离和偏斜了自己的目标。

压抑理论于是成为我们理解神经症的基础。关于治疗任务，我不得不采取一种新观点，其目的不再是“发泄”误入歧途的情感，而是要揭示种种压抑，并以判断行动取而代之。这种判断行动可能导致、或是承认、或是谴责以前曾被否定的东西。我不再把我的研究和治疗方法称作“宣泄法”，而是称作“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以此来表示我对这种新的情形的认识。

把压抑作为一个中心问题，然后把所有精神分析理论的全部内容都与压抑联系起来，这样做是可行的。[171]但在这样做之前，我要对一个受到争论的实质问题作出进一步的评论。按照让内的观点，一个患癔症的女人是个可怜的生物，由于体质虚弱，她不能使自己的心理活动整合为一体，正因如此，她成了自己精神分裂及意识范围受限的牺牲品。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精神分析的调查结果说明，这些现象是动力因素的结果——也就是说，是心理冲突的结果和压抑的结果。对我来说，这一区别似乎具有深远意义，它足以结束下面这一观点的反复狡辩：凡是精神分析中有价值的东西，都只不过是从让内的思想中借用过来的。读者将会从我的论述中了解到：历史地看，精神分析与让内的发现无关。它在内容上，正好背离并远远超过了让内的那些发现。让内的著作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意思，即：使精神分析在心理科学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并使之吸引如此广泛的注意。我对让内本人一向是尊敬的，因为他的发现在相当的程度上与布洛伊尔的发现不谋而合。布洛伊尔的发现比他早，发表却比他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精神分析终于在法国也成为人们讨论的一个主题时，让内的行为却不大高雅，表现出对于那些事实的无知，并使用了一些很险恶的论点。最后，他因为下面的说法而让我看到了他的本质，也因此而毁掉了他自己著作的价值：他宣称，在谈及“潜意识”心理活动时，他并没有用这一词语指任何东西，而只不过是指一种“谈话方式”罢了。

但是，对致病的压抑以及其他一些仍须提到的现象的研究，迫使精神分析严肃地采用了“潜意识”这个概念。精神分析把一切心理的东西首先看作是潜意识的；在精神分析看来，“意识”作为心理的东西的更进一步的特性，可能是存在的，或者也可能是不存在的。这种说法自然要引起哲学家们的反对。对他们来说，“意识”和“心理”是同一个东西；他们不能设想，竟然还有“潜意识心理”这样一种荒谬的东西。然而实在没有办法，对于哲学家的这种癖性，我只能耸一耸肩而置之不理。有关冲动的频率和力量的经验（这种经验是从病理学材料中获得的，而哲学家对此一无所知），并没有留下什么可供选择的东西。对于那些冲动，人们不可能直接感知；对于其存在，人们只能像对外部世界的某种事实一样进行推测。顺便指出，这就好像人们拿自己以前经常描述其他人心理生活的办法，来描述自己的心理生活。人们毫不犹豫地认为一些心理过程属于其他人所有，虽然他不能直接意识到这些过程，而只能从这些人的言行中推测得知。但是，对其他人适用的东西肯定也适用于自己。任何人，如果要进一步论述这一观点，并从中推导出以下观点，即某人自己的潜藏于后的过程，实际上属于一种第二层的意识，那么，他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他根本不知道其为何物的意识概念，即“潜意识的意识”（unconscious consciousness）——这个概念当然绝对不比“潜意识心理”（unconscious mind）这一假设更好接受哪怕是一点点。另一方面，如果有人像其他一些哲学家那样宣称，他准备考虑一些病理学的现象，但是潜藏于这些现象之下的那个过程不应该被描述成心理的（mental），而应该被描述成“类心理的”（psychoid），那么，这一见解上的差异就退化为一种毫无意义的文字之争了。即使如此，如果为了方便起见，还是应采用“潜意识心理”这一表达法为好。至于进一步地追问潜意识的最终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同那个关于意识的本质是什么的老问题一样，既不明智也无裨益。

如果要想简洁地解释精神分析如何又对潜意识进行进一步的区分，将其划分为严格意义的前意识（preconscious）和潜意识两种，可能要更困难一些。对此，我想只要指出以下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即：对于那些作为对经验之直接描述的理论，补充以各种假设，而这些假设的提出，是为了便于对所观察到的经验材料进行处理，但它们本身又是与那些不可能成为直接观察主题的事情有关的，这乃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科学推理的过程。那些较古老的科学，就是采用了与此相同的过程。我试图把心理机制描述为由许多“机构”或“系统”所构成，其间的相互联系用空间术语来表示，这种空间关系当然并不意味着与实际的大脑解剖有任何联系。（我已将这种方法称为心理地形学方法：the topographical method of approach。）潜意识的进一步划分就是这种尝试的一部分。诸如此类的认识是精神分析的理论上层建筑结构之一，其中的任何部分，只要证明是不妥当的，便马上可以放弃或改变而毫无损失或遗憾。但是，还有许多更接近实际经验的东西有待于描述。

我已经提到过，我对于神经症的那些沉淀于下和深藏于后的起因的探究，越来越经常地把我带到患者的性冲动及其对性冲动的抵抗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之中。在我研究性压抑深置于其中、作为被压抑冲动的替代的症状也起源于其中的致病情境的过程中，我被越来越深入地带回到患者的生活历史之中，直到追溯至童年之始。探究人性的诗人和学者一直都在宣称的东西证明是正确的：早期生活阶段的印象，虽然大部分难以回忆，但在个人成长方面还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尤其是给后来发生的任何精神失调埋下了心理倾向的种子。但是，由于这些儿童时期的经验总是与性的激动以及对此激动的抵抗有关，我于是发现，我面临着“幼儿性欲”（infantile sexuality）这一事实——这又是一个新异的东西，也是一个与世人最顽固的偏见相抵触的。儿童时期被看作是“纯洁无邪”、没有性欲的时期，与“性欲”恶魔的斗争被认为直到动乱的青春期到来时才开始。像这样的在儿童身上不难发现的偶然的性活动，被当作堕落、或早熟学坏、或一种怪异的天性反常而遭到压制。在精神分析的所有研究成果中，几乎没有一个能像下面这一主张那样，遇到过如此广泛的抵触或者引起如此大的愤慨，即：性功能在生命初期便开始，甚至儿童时期便有一些重要迹象证明它的存在。但同时也应该指出，在精神分析的研究成果中，还没有一个能像这一发现那样能够如此容易和彻底地得到证实。

在进一步探讨幼儿性欲这一问题之前，我必须提到我曾一度犯过的一个错误。这一错误可以说险些给我的全部工作带来致命的后果。在我当时所使用的那一技术程序的影响下，我的大多数患者在回忆中都提到他们儿童时期的一些情境，在这些情境之中，他们在性方面曾经受到过某个成人的引诱。对于女患者来说，引诱者几乎常常是她们的父亲。我相信这些叙述，因此我推测，我已经从这些儿童时期性引诱的经历中，发现了后来所发生的神经症的根源。一些病例增强了我的这一信念。在这些患者身上，这种和父亲、叔父或者哥哥的关系，一直继续到其记忆力可以被信赖的年龄。如果读者倾向于对我的轻信摇头不信，我不能完全怪罪他们，虽然我可以辩解说，在当时，我是有意把我的批评能力搁置一边，以便对这类天天引起我注意的许多新奇之事保持一种不存偏见和易于接受的态度。然而，当我最终不得不认识到这些引诱情境根本没有发生过，它们只不过是我的患者编造出来的幻想，或许是我自己强加给他们的东西的时候，我一度完全茫然无措了。[172]我对自己的技术及其研究结果的自信，也同样遭到了重重的一击。毋庸辩驳，我是用一种我认为正确无误的技术方法而得出这些回忆情境的，其主题无疑与那些作为我调查工作之开端的症状有关。当我重新振作起来时，我才从我的发现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即：这些神经症的症状并非直接和实际事件相联系，而是同那些愿望中的幻想相联系，而且，就这些神经症来说，心理现实要比物质现实更重要。就是到现在，我也还不相信，是我把那些引诱幻想强加给了我的患者，是我把这些引诱幻想“暗示”给了他们。事实上，我第一次发现“俄狄浦斯情结”（亦译“恋母情结”，Oedipus complex）是偶然的，这一情结后来表现出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但是到当时为止，我并没有辨认出它是以幻想作为伪装而出现的。加之，儿童时期所受的引诱在神经症病源学中仍起一定作用，尽管作用比较小。但是现在证明，那些引诱者往往是一些年龄较大的孩子。

于是，大家可以看出，我的错误与一个人在下面这种情况中所犯的错误属于同一种性质：他相信，关于早期罗马的国王们的那些传说故事（如利维所讲述的那些故事），是在历史的事实性意义上真实的，而不是从这些故事的传说性质来理解这些故事——这些传说性质的故事，乃是对关于那些不重要的、或者偶然情况下可能是不光彩的时间和事件的记忆的一种抵抗。这个错误一清除，研究儿童性生活的道路便打通了。这样便有可能把精神分析应用到科学的另一个领域，并把其资料作为发现一些生物学新知识的一个工具来使用。

根据我的发现，个体生命一开始，性功能便存在，尽管起初它隶属于那些其他的生命功能，直到后来才从中独立出来。在它变成我们所熟悉的、成人的那种正常性生活之前，它必须经过一个长期复杂的发展过程。它的开端表现在那种包括所有组元本能（component instincts）活动之中。这些本能组成成分有赖于身体的性感区（亦译“性感带”，erotogenic zones，其中有些是以一对相反的冲动形式而出现的（例如：施虐癖和受虐癖，或者暴露癖和偷窥癖）。在寻求快乐的过程中，它们彼此独立行动，并且就在这同一个人自身寻找绝大部分的目标。所以，性功能在一开始时是非中心化的，主要是“自淫”（亦译“自体性欲”，auto-erotic）。后来，综合开始出现，以“口腔”占统治地位的第一结构期先出现，接着便是“肛门”期，只是在第三期终于到达之后，方可确立阳具的统治地位，于是性功能便开始为生殖目的服务。在这一发展过程期间，这些不同的本能组成成分的一些要素，都被证明与这个最后的生殖目的没有关系，因此便被搁置一旁或者转为他用，而同时另外一些要素则离开它们的原有目标而被归入生殖器组织之中。我把这种性本能的能量叫做“力比多”（libido），这个名称只属于这种能量形式。接着我又被迫推测：“力比多”并非总是顺利地通过其规定的发展过程。由于某些本能成分力量过强，或者某些包括成熟前性满足在内的经验，“力比多”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关节点之处可能发生固着（亦译“固恋”，fixation）现象。如果后来发生了压抑，“力比多”便流回到这些关节点之处（这个过程被描述为“倒退”，regression），而这种能量正是从这些关节点之处以一种症状的形式突破而出。后来情况更加清楚，固着点的那一定位正是决定那种神经症选择的因素，即它决定后来的那一疾病的表现形式。

在心理生活中起着相当重要作用的那种获得某一“目标”的过程，其发生与“力比多”的组织化过程息息相关。在“自恋”阶段以后，男女两性的第一个爱恋目标均是其母。首先，小孩似乎很可能不能把母亲的营养器官同他（她）自己的身体区分开来。后来，还是在婴儿期头几年，这种“俄狄浦斯情结”联系便确定下来：男孩将其性欲愿望集中在母亲身上，把其父亲当作竞争对手，发展对其父的敌意冲动，女孩也采取一种类似的态度。[173]“俄狄浦斯情结”的所有不同变异和结果都很重要。人类的先天两性体质，使其自我感知并增加同时活动趋向的次数。儿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清楚两性间的差异。在这一“性探索”阶段，他们创造出一些典型的“性理论”。由于这些理论的创造者自身生理发展的不完善所限，因而这些理论是一种真理和谬误的混合物，并不能解决那些性生活问题（那一斯芬克斯之谜，即婴孩从哪里来的问题）。这样，我们便会清楚，一个小孩的第一个选择对象是一个乱伦的对象。我描述过的这一整个发展过程很快便过去。男性性生活的最显著特征是其二相发作。发作有两次高潮，中间有一间隔期。第一次高潮是在四岁或五岁时达到的。但从那以后，这一早期性欲的全盛期便宣告结束，那些表现如此强烈的性冲动被压抑所征服。接下来便是潜伏期，这一时期一直延续到青春期，在此期间，对道德、羞耻和厌恶的“反向形成”（reaction formation）得以确立。[174]在所有生物中，似乎只有人才表现出这种性成熟中的二相发作，这也许是决定人的神经症心理倾向的生物因素。在青春期，儿童早年的那些冲动和对象联系又苏醒过来，其中就有其“俄狄浦斯”情结的情绪联系。在青春期性生活中，那些早年的冲动和这一潜伏期的抑制（inhibition）之间出现斗争。在这之前，在儿童处于其幼儿期性欲发展的最顶峰期间，一种勉强称得上的性器组织被确立，但只有男性性器发挥作用，而女性性器则仍然暗藏如初（我曾把这一阶段描述为阳具主导阶段）。在这一阶段里，两性间的差异不是用“男性”或“女性”这样的词来表述，而是用“有阳具”或“被阉割”来表述。在此之上所出现的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对于性格和神经症的形成同样都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为了使我的这一关于人类性生活的发现的简要叙述更加明白易懂，我把我从各种不同时期所得来的结论汇集在一起，通过补充修改，将其编入我的《性学三论》的连续各版之中。我希望大家将会很容易地理解我对于性欲概念的扩展（这一扩展已得到大力强调，并且引起了如此强烈的反对）的实质。这一扩展具有二重性：第一，性与其最密切的联系物生殖器相脱离，而被看作一种更易理解的身体功能，追求快乐是其第一目的，其次才是为生殖目的服务；第二，性冲动被视为包括所有那些只是深情的、友好的冲动在内，可用“爱情”这一意义最模棱两可的词来表示这一用法。然而，我并不认为这些扩展是革新，这只不过是恢复原意，这意味着去掉了对我们乐于被引诱而陷入其中的这一概念的一些不适当的限制。

性欲与性器的脱离，使得我们能够把儿童和性变态者的性活动带入与正常成人性活动相同的领域之内。儿童的性活动迄今为止完全被忽视了，虽然人们对性变态者的性活动已有所认识，但伴随这种认识的是道德上的愤慨，而没有对此现象真正理解。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甚至最怪癖和最使人讨厌的性变态行为，也可以被解释为摆脱了性器主导地位之影响的那些性欲本能组成成分的表现。此刻它们独立地寻求快感，好像处于“力比多”发展的最早时期一样。这些性变态行为中最重要的同性恋几乎不应该被这样称谓，它可被追溯到全人类体质中的两性倾向及男性阳具占主导地位阶段的后效作用上去。精神分析使我们在每个人身上都能指出这样或那样的同性恋对象选择的痕迹。如果说我曾经把儿童描述为“多形性变态”（polymorphous perverse）[175]，那么，我只是在使用一个已经普遍流行的专门术语，这个术语并不暗含任何道德判断。不管怎么说，精神分析与这种价值判断没有关系。

我关于性欲这一概念的所谓第二点扩展，在精神分析调查所揭露出的这一事实中找到了自己的正当理由，即：所有这些感情的冲动最初具有一种完全的性本能，但这种性本能在其目的上受到压制或者得到升华。这些性本能可能被如此影响和转移的那种方式，使其能够被应用到各种文化活动之上，它们确实对这些文化活动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我关于儿童性欲的惊人发现首先是通过对成人的分析而得出的，但是后来（约从1908年起），通过对儿童的直接观察而充分完全地使这些发现得到证实成为可能。[176]事实上，查明儿童的有规律的性活动是如此容易，以致人们不禁惊奇地要问，人类是怎样成功地忽略了这些事实，并且把这种充满希望的儿童无性传说维持了这么长时间。这一惊人事实肯定与遗忘症有关，这种遗忘症使大多数成人隐瞒了自己的幼儿时期。

四

关于抵抗、压抑、潜意识、性生活的病源学意义（the aet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sexual life）及幼儿期经验的重要性等这些理论，构成了精神分析理论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在这几页篇幅中，我只能对这些要素分别进行描述，而不能涉及它们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现在我只好转到在分析方法的技术方面逐渐发生的变化上来。

我最先采用通过坚持和鼓励来克服患者抵抗的那些方法，对于帮助我获得对所期望内容的初步的一般了解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结果却证明，这一方法使我们双方都过于紧张，而且还很容易招致某些明显的批评。因此，这种方法便让位于另一种在某种意义上相反的方法。我改变了那种鼓励患者就某一特殊主题进行叙述的方法，而是让他们进入一种“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的过程，就是说，脑子里出现什么就说什么，不给患者的思路以任何有意识的引导。这里最关键的是，患者应该保证逐字逐句地说出他自我知觉到的一切事情，而不能以某些联想不够重要、或者不相干、或者根本没有意义等为理由，并屈服于这些理由而企图将其搁置一边，不把它说出来。没有必要明确地反复要求患者坦率地报告自己的思想，因为这是整个分析治疗的前提。

这种将患者置于精神分析基本规则指导下的观察的自由联想法，竟然取得了预想的效果，即将抵抗所阻止的被压抑材料带入意识之中，这似乎有些出人意料。然而，我们必须记住，自由联想并非真正的自由，即使患者并不把他的心理活动引向某一特定主题，但他仍然处于那种分析情境的影响之下。我们完全有理由假设，与这一分析情境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绝不会进入他的联想之中。他对再现那些被压抑材料所进行的抵抗，将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第一，表现为批评性的反对意见。精神分析的基本规则被创造出来，正是为对付这些反对意见的。但是，如果患者遵守了这一基本规则，并且因而克服了他的沉默不语，那么这种抵抗将会找到另一种表现方式。它将这样来安排：使那些被压抑材料本身绝不会进入患者的思想之中，而是用某些近似于它的内容以暗喻的方式出现。这种抵抗越大，距离分析者所寻求的真正思想越远，患者只好报告那种替代联想。如果分析者镇静自若地倾听，对这种联想流不做出任何强迫性努力，并且根据自己的经验，对可能出现的报告内容有个一般的认识，他可以根据两种可能性对患者所暴露出来的那些材料加以利用。如果这种抵抗较弱，他便可以从患者的暗喻之中推断出潜意识材料本身；或者如果这种抵抗较强，他则可以从那些联想之中识别其特征，因为这些联想似乎离正在进行的这一主题越来越远，所以他应该就此向患者进行说明。然而，揭露抵抗是克服它的第一步，因而分析工作还包括一种解释技巧。成功的分析需要机智和熟练，这些都是不难学会的。但是，自由联想优越于早期的那一方法的，并不仅仅是节省了工作量。它尽可能地不向患者施加任何压力，它绝不失去和当时实际情境的联系，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证：不忽视这一神经症机制之中的任何因素，也绝不因分析者的期待而向这一机制之中强行加入任何东西。分析过程和材料安排基本上完全由患者来决定，这样一来，对于特殊症状或情结的任何系统处理都成为不可能的了。与使用催眠法和促进法（the urging method）时所发生的过程完全不同的是，互相联系的材料可能在治疗过程中的不同时间和不同关节点出现。因此，对旁观者来说——尽管事实上决不允许有任何旁观者——分析治疗好像完全晦涩难解。

这一方法的另一个优越之处在于：它从不需要中断。就其特征来讲，只要不规定什么条件，那么从理论上来说，肯定能够一直产生联想的。然而事实上，有一例患者出现了绝对定期的中断。但是正因其非常独特，所以也可以对它进行解释。

现在，我转到了对某一个因素的描述上来。这个因素为我的分析描述增加了一个基本特征，在技术和理论上，它同样应该被作为最重要因素来对待。在每一次分析治疗过程中，并非医生有意而为，但却都要在患者和分析医生之间出现一种强烈的情绪关系，它并不能由那一实际情境加以解释。这种关系可能具有积极的特征，也可能具有消极的特征，并且可能在一种从狂热的性爱到蛮横的顶撞和怨恨的激烈表现之间进行变化。这种移情（transference）——这是其简称——不久便在患者心中替代那一被治疗愿望，并且只要其充满激情而有节制，它便可能变成医生影响的动力，其作用比那一联合分析工作的主要动力不相上下。后来，当移情变得热烈起来，或者变为敌视情绪时，它就成了抵抗的重要工具。这样一来，它便可能麻痹患者的联想力，并危及治疗的成功。然而，企图回避它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没有移情的分析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绝不能假定，移情是因为分析而产生的，没有分析便不会发生移情。移情只不过是通过分析才得以被揭露、分离出来罢了。它是人类心理的一种普遍现象，正是它决定了所有来自医疗过程的影响力的成败，并且事实上支配着每一个人与其人类环境之间的整个联系。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辨认出，它与催眠医生所称为“易受暗示性”（亦译“暗示感受性”，suggestibility）的那个动力因素是同一个东西。“易受暗示性”是催眠情感协调（rapport）的动力，其无数的行为也给宣泄法带来了困难。如果像这样的情绪转移意向没有出现，或者移情完全变成了消极的东西，就像发生在早发性痴呆或偏执狂中的那种情况，那么我们也就不可能通过心理途径对患者发生影响。

确实，精神分析同其他心理治疗方法一样，也使用了暗示（或移情）这种手段。但差异之处在于：在分析过程中，在决定治疗结果方面，不许它起决定性作用，它只是被用来诱导患者完成一个心理工作——克服他的移情-抵抗，这一工作包括他的心理结构中的一个持久的替换过程。分析医生要使患者意识到移情现象，并且要让他相信：在他的移情态度（transference-attitude）中，他正在重新体验在儿童时期的被压抑期间产生于他的最早对象依恋之中的一些情绪关系，从而以此使移情结束。这样，移情便由抵抗的最强烈武器，转变成为精神分析治疗的最好手段。然而，移情的操作仍旧是最困难的，同时也是精神分析技术中最重要部分。

借助于自由联想法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解释技巧，精神分析成功地取得了一个成果。这一成果看来好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事实上它必然在科学思想中导致一种全新的态度和一种新的价值标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可能来证明，梦是有意义的，并发现它的意义是什么。在古代，梦被赋予极重要的意义，人们认为它可以预言未来。但是现代科学却与梦毫无关系，只是把梦交给迷信，并且宣布梦是一些纯粹“躯体的”（somatic）过程——是一种不是熟睡的心理颤搐（a kind of twitching of a mind that is otherwise asleep）。任何一个曾经做过严肃科学工作的人，却以一个释梦者的身份出现，似乎相当地让人不可理解。但是，由于不顾把梦排除出科学领域的认识，把梦看作还未作出解释的一些神经症症状，看作一些幻觉的或强迫的思想，略去其明显的内容，把其独立的形象组成成分转变成一些自由联想的主题，精神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做梦者所产生的那些无数的联想，使我们从中发现了一种不能再被描述为荒谬和混乱的思想结构。这种思想结构应被看作一种完全正当的心理产物，其中的“显梦”（manifest dream）只不过是一种被歪曲、缩略和误解之后的改装（a distorted，abbreviated，and misunderstood translation），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一种视觉形象的改装（translation）。那些“潜隐梦念”（latent dream-thoughts）包含了梦的意义，而它的显梦内容只不过是一种伪装（a make-believe）、一种表面现象（a facade）而已。这些显梦内容只能作为联想的起点，而不能作为解释的起点。

这样便产生了整整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回答。其中最重要的是，梦的形成是否有动力，它在什么条件下发生，潜梦的意念（这些意念总是含有意义）通过什么方法才能转变成为梦（亦即显梦内容，这种梦常常是没有意义的），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等等。我曾经试图在《释梦》中解决所有这些问题，这本书出版于1900年。我在这里只能对我的研究结果作最简练的概述。在通过对梦的分析所揭露出来的那些潜隐梦念进行稽查之后，可以发现，其中必有一个隐意从其他各种思想作为背景中突显出来，而作为背景的这些其他各种思想对做梦者来说既是明白易懂的，也是完全熟知的。后面这些作为背景的思想乃是是觉醒生活的残余（专业名称为“日间残余”，day’s residues），但从这些思想作为背景中突显出来的那个隐意，我发现它是一种愿望冲动，而且常常是一种非常令人讨厌的冲动。这种冲动在做梦者的觉醒生活中不会出现，因此他惊讶或愤怒地对此不予承认。正是这种冲动才是梦的实际构造者：它给梦的产生提供能量，并且利用日间残余作为材料。如此产生出来的梦，代表着冲动的一种满足情境，它是其愿望的满足。如果不存在某种类似于睡眠状态的东西的支持，这一过程便不可能发生。睡眠所必需的心理前提，是把自我集中在睡眠的愿望之上，并把心理能量从所有那些生活兴趣之中撤回。由于与此同时，所有那些通往能动性的道路都被堵死，自我便也能够减少它在其他时间用以保持压抑的（能量的）消耗。于是，这一潜意识冲动便利用这种夜间的压抑松懈，以随着梦一起挤进意识之中。但是，这种自我的压抑抵抗在睡眠中并未消除，而只是有所减弱，其中一部分仍然处于对梦的稽查状态，并阻止这种潜意识冲动以其直接的形式表现自已。由于对梦的稽查（censorship of dreams）很严厉，这些“潜梦的思想”不得不被改装和削弱，以便使这一被禁止的梦的意义难以辨认。这便是对梦的歪曲（dream-distortion）的解释。这也可以解释“显梦”的那些最显著的特征。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宣称：梦是一种（被压抑）愿望的（伪装的）满足。大家现在便会清楚：梦的构成很像一种神经症症状，它是在一种被压抑冲动的要求与自我的一种稽查力量的抵抗之间妥协的结果。因为它们起源相同，所以同样地晦涩难解，同样需要解释。

做梦的一般功能不难发现，其目的是通过一种抚慰性行动，而挡开往往唤醒睡眠者的内外刺激，以此来保护睡眠不被扰乱。外部刺激是通过赋予其一种新的解释，并将其编造成为某种无干扰的情境被排除的。本能要求所引起的内部刺激的被挡开，则是由睡眠者给其充分的自由，并允许其以梦的形式得到满足，只要那种潜梦的思想服从稽查的控制。但是，如果潜隐梦念有逃脱的危险，而且梦的意义变得太明显时，睡眠者便会中止做梦而惊醒（这种梦通称为“焦虑的梦”anxiety-dreams）。如果外部的刺激太强烈而难以挡开时，做梦的这种功能也会同样失败（这种梦就是所谓“唤醒的梦”，arousal-dreams）。我把这一过程称作“梦的工作”（dream-work）。这一过程在稽查的合作之下，把那种潜隐梦念变成梦的明显的内容，它包括一种处理这种前意识思想材料（the preconscious material of thought）的特殊方法，以便使其组成成分得以压缩（亦译“凝缩”，condensed），将心理重点得以置换（displaced），并使其整个地被改装为视觉形象或被戏剧化（dramatized），并且通过一种骗人的润饰（secondary revision）而使这一过程得以完成。梦的工作是发生在心理潜意识深层的那些过程的极好范例。它与我们所熟悉的那些正常的思想过程差别甚大。它也表现出了一些古老的特征，例如借助于象征作用（symbolism,主要与性欲方面有关）。因此，象征此后已有可能也在其他心理活动领域内得以发现。

我们已经解释过，梦的潜意识本能冲动与日间残余有关，与某种没有解决的觉醒时的生活兴趣有关，并因此赋予了由它制作而成的梦以对分析而言的双重价值。从一方面看，经过分析之后，梦原来是一种被压抑愿望的满足；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它又是前一天的某种日间的前意识活动的继续，并因而可能包含了这种日间活动的各种各样的主题，并表达出一种意向、警告、思考，或者再一次表达出某种愿望的满足。分析工作必须同时在这两个方向上对梦加以利用。首先，把它作为一种了解病人的意识内容及其潜意识过程的一个手段；其次，也从如下这一事实获益，即梦可以接近那些被忘记的儿童时期的材料，所以幼儿时期的记忆缺失，在释梦工作的配合下，大部分都可以克服。在这方面，梦完成了一部分以前由催眠术来完成的任务。另一方面，我从未坚持过人们常常归之于我的这样一个主张，即梦的解释工作证明，所有的梦都有性欲的内容，或者都来自性欲的动力。很容易看出，饥、渴或者是排泄的需要等，也都可以产生满足的梦，正如同任何被压抑的性冲动或自私冲动能产生满足的梦一样。在这方面，小孩子可以给我们的梦理论之有效性，提供一个便利的检验。在小孩子身上，各种心理系统还没有明确区分，那些压抑还没有深化，所以我们常常发现，他们的梦，只不过是觉醒生活中留下来的愿望冲动的毫无掩饰的满足。在某些急需的影响之下，成人也可能产生这种幼儿型的梦。[177]

精神分析不仅利用释梦，而且还以与释梦同样的方式利用关于人们所犯的无数的小失误和错误的研究资料——这些小失误和错误，通常被称作症状性行为（symptomatic actions）。我写了一系列论文来调查这一课题，这些文章以《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为书名，第一次以书籍的形式出版于1904年。我在这一广为流传的著作中指出：这些现象并非偶然，它们需要超出生理学之外的说明，它们是有意义的，是可以进行解释的。人们完全有理由从中推断出一些被抑制或被压抑的冲动和意向的存在。然而，构成释梦及后面这种关于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研究的极大重要性的，并非在于它们给予分析工作的那种帮助，而在于其另外一个特征。以前的精神分析只关心解决病理学现象，并且为了对其进行解释，还常常被迫提出一些假说，这些假说的包罗万象的特点，与我们正在研究的那些实际材料的重要性完全不相称。但是，当它涉及到梦时，它就不再是去处理一种病理学症状，而是要处理可能发生在任何健康人身上的一种正常的心理生活现象。如果梦能被证明其构成与一些症状相似，如果对其所作的解释同样需要这些假说——如冲动压抑、替代形成（substitute-formation）、妥协形成（compromise-formation）、把意识与潜意识划分成各种心理系统等——那么，精神分析就不再是精神病理学领域内的一种从属性科学了。确切些说，它是一种对于理解正常人的心理活动同样不可或缺的新的深层心理科学的起点，其假设和研究成果可被带入其他心理事件领域之内。从而，一条道路展现在这门科学的面前，并远远地朝着具有更广泛兴趣的领域扩展。

五

在这里，我必须暂停对于精神分析内部发展过程的叙述，而转向其外部历史。到目前为止，我对精神分析的发现所作的描述，绝大部分与我自己精神分析工作的成果有关，但我也在自己的故事中补充了很多后来的材料，而没有把我本人的贡献和我的学生及追随者的贡献区别开来。

自从同布洛伊尔分手之后，约十多年时间里，我一直没有追随者，完全是孤立的。在维也纳，大家都回避我，国外也无人注意我。1900年出版的《释梦》，专业刊物上几乎没有任何评论。我曾经在《精神分析运动史》这篇论文里，提到过与那个诊所（我在这里讲过学）里的一位助手的一次谈话，把它作为维也纳精神病学界所持态度的一个例子。这个助手曾经写过一本书，反对我的理论，但他从未读过我的《释梦》。诊所里有人告诉他说，这本书根本不值一读。就是这个人，从那时起就成了教授，他竟然拒绝承认我所提到的那次谈话，企图使人们从根本上怀疑我的记忆的准确性。我现在只能说：我仍旧坚持我当时那一陈述的每一个字。

当认识到这一理论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反对时，我的敏感程度便大大降低了。而且，我的孤立也渐渐结束。首先，维也纳的一小部分学生聚集在我的周围；接着，1906年后，传来这么一个消息说，苏黎世的精神病医生布洛伊勒（E.Bleuler）[178]、他的助手荣格（C.G.Jung）以及其他一些人，对精神分析很感兴趣。于是我们开始了彼此之间的私人交往。1908年复活节，因为这门年轻的科学而走到一起来的这些朋友们在萨尔茨堡见了面，一致同意今后定期举行类似的非正式会议，并商定出版一个刊物，由荣格负责编辑，刊名为《精神病理学和精神分析研究年鉴》。该刊物在布洛伊勒和我的指导下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停办。同时，瑞士的精神病医生也加入了这一运动，整个德国也开始对精神分析发生兴趣。精神分析成为大量评论文章和科学会议上的热烈讨论的主题。但它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得到过友好的欢迎，甚至连持有仁慈的中立态度的人也没有。在对精神分析进行了最短暂接触之后，德国的科学界开始团结起来反对它。

甚至直到今天，关于精神分析是否将会对精神病学、心理学及一般而言的精神科学具有如何重大的价值，我当然也还不可能预言后世的最终评价。但是我相信，当人们撰写我们所经历的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德国科学界将没有理由因为它的那些代表人物而感到骄傲。我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过精神分析这一事实、或者他们反对精神分析时所采取的那种武断的方式而耿耿于怀。这两件事情很容易理解，它们只不过是预料之中的事。不管怎么说，他们并没有给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们的名声带来什么疑点。但是，就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傲慢的程度来说，就其无道德心的不顾逻辑性来说，就其攻击的粗鲁和无礼来说，绝无原谅可言。也许有人说，在已经过去了十五年之后的今天，我这样随意地发泄自己的感情太幼稚可笑。如果不是因为有几句话要补充，我也不会这样生气。几年之后，在世界大战期间，当敌人群起谴责德国民族的野蛮时——这种谴责概括了我上面谈到的全部内容——想到自已的经历不允许我对这些谴责进行反驳，我的感情还是受到了极大的伤害。[179]

一个反对者[180]夸耀说，当他一与患者谈论任何与性有关的事情时，便使患者马上沉默不语，而且，他显然还认为，这一技术使他有权利评价性欲在神经症病源学中的作用。除了情绪抵抗外——情绪抵抗可以如此容易地由精神分析理论进行说明，以致于它们不可能引起人们的任何误解——在我看来，妨碍取得一致认识的重要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反对者们把精神分析看作我的推理想象的产物，而不愿意相信那种促使这一理论得以形成的长期、耐心和没有偏见的工作。由于他们认为，精神分析与观察或经验无关，所以他们相信，他们自己完全有理由不需要通过经验而对它加以否定。而其他那些不太相信这一理论的人，在他们所进行的抵制中也重复了那个传统的伎俩：不用显微镜观察，以免看到他们以前所否定过的东西。当被迫对某一新的主题形成自己的判断时，大部分人的举动竟然如此荒谬，这实在令人吃惊。多年来，一些“仁慈的”批评家一直在劝告我，甚至今天还能听到这样的劝告，精神分析如果不是从那儿开始毫无理由地进行夸大和泛化的话，它肯定已经发展到这样或那样的一个阶段了。我知道，尽管最难不过的就是确定这一阶段究竟在哪儿，但是这说明，这些批评家就在几周或几天之前还对整个这一主题完全无知。

官方对于精神分析的强烈谴责的结果，是使得精神分析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1910年于纽伦堡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根据弗伦茨的建议，分析家们成立了一个“国际精神分析协会”，这个协会分成一些地方分会，但是共同接受一个主席的领导。协会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今天仍然存在。现在共有这么一些分会：奥地利、德国、匈牙利、瑞士、英国、荷兰、俄国和印度，美国有两个。[181]我安排让荣格担任第一任协会主席，但这一决定后来证明是最错误的一着。同时，第二个精神分析刊物创刊，刊名为《精神分析中央学报》（Central Journal for Psycho-Analysis），由阿德勒（Adler）和斯泰克尔（Stekel）编辑。不久又创办了第三个刊物《意象》（Imago），由两位非医学界的精神分析学家萨克斯（H.Sachs）和兰克（O.Rank）编辑，其目的在于把精神分析应用到心理科学中去。不久之后，布洛伊勒发表了一篇捍卫精神分析的论文。尽管这篇文章曾以忠诚和明确的逻辑参加了那场辩论而使人感到安慰，但我对这篇文章还是不十分满意。在以公正的面目出现之后，他非常急切地起来斗争，而我们的科学把“矛盾情绪”（亦译“矛盾心态”，ambivalence）这一有价值的概念归功于他也并非偶然。在后来的一些论文中，布洛伊勒对精神分析的理论结构采取了如此一种批评态度，反对或怀疑精神分析的那些最基本的部分，以致我不得不吃惊地问自己：精神分析中到底还剩下多少东西是他所赞同的然而，他后来不仅强烈地为拥护“深蕴心理学”（depth psychology）而辩护，而且他对精神分裂症的全面研究正是以此为根据的。尽管如此，布洛伊勒在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中的会员资格还是没有能够长期保留下去。因为同荣格发生了一些误会，他辞职而去，精神分析从此与苏黎世国家精神病院失去了联系。

官方的反对并没有能够阻止精神分析在德国或其他国家的传播。我在其他地方曾经追溯过它的发展阶段，提到它的早期代表人物。1909年，霍尔（G.Stanley Hall）邀请荣格和我去美国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进行一周时间的讲学（用德语），时值该校成立二十周年校庆。霍尔是那里的校长。他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而公正地受到大家的尊敬。几年前他便把精神分析引入那所大学的课程之中。他有一点儿“竞选人后台老板”的风度，乐于做那种树立起一些权威、然后再将他们罢免的事情。我们还在那里见到了哈佛大学的神经病学家詹姆斯·普特南（James J.Putnam）。他不顾年高，热心地支持精神分析，把他当时普遍受到人们尊敬的全部的人格力量，投入到保护精神分析的文化价值及其目的的纯洁性之中。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由于反对强迫性神经症的先天素质说，所以，他是个受伦理偏见支配的人。在他身上唯一使人感到不安的事情是，他倾向于把精神分析与某种特殊的哲学体系联系起来，并使之成为替道德目的服务的工具。[182]这一次美国之行给我留下永久印象的另一个事件，是与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会见。我永远忘不了当我们一起散步时发生的一幕小插曲：他突然停下来，把他携带的一个小包交给我，让我在前面先走，说他心绞痛又发作了，等这阵子发作一过去，他马上就会赶上来。一年以后，他死于那种病。我常常想，我如果面对死亡来临之际也能够象他那样毫无惧色，那该多好啊。

当时我年仅53岁，我觉得自己年轻而健康。对那个新世界的短期访问在各个方面激发了我的自尊心。在欧洲，我感到大家好像都看不起我；但在那里，我发现那些最优秀的人物对我是平等相待的。当我走上伍斯特市的讲台发表《精神分析五讲》时，我好像实现了一些难以置信的白日梦：精神分析不再是一种妄想的产物，它已成为现实的一个宝贵的部分。自从我们访问之后，精神分析在美国一直未曾失去市场，尤其在一般群众中间特别流行，并且一些官方的精神病医生承认它是医学训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遗憾的是，它由于被淡化而大受损害。更有甚者，许多与它无关的滥用也打着它的旗号作幌子，并且在理论上或技术上都几乎没有任何彻底的训练机会。在美国，它还同行为主义发生了冲突。行为主义是一种幼稚至极的理论，竟然夸口说，它认为全部心理学问题根本不值一谈。

在欧洲，1911年至1913年期间，精神分析中发生了两起分裂主义运动，领导者是以前在这门年轻的科学中起相当重要作用的阿德勒和荣格。这两起运动似乎威胁相当大，并且很快就得到大批人的响应。但是他们的力量并不在于他们自已的理论内容，而在于他们所提出的这样一种诱惑：他们要去掉精神分析的那些被认为是讨厌的研究成果，即使当时人们已不再反对精神分析的实际材料。荣格企图给那些分析事实作出一种抽象的、非个人的和非历史特征的新解释，试图以此来避开认识幼儿性欲和俄狄浦斯情结的重要意义以及认识对儿童的任何分析的必要性。阿德勒好像背离精神分析更远，他完全否定性欲的重要性，把性格和神经症的形成单单追溯到人的权力欲望和对于身体缺陷的自卑感的补偿需要上去，而把所有精神分析的心理学发现置于不顾。但是，他所反对的东西，却在其他名称的掩盖下，又强行闯入他那个封闭体系之中。他的“男性抗议”（masculine protest）只不过是被不合理地赋予性别特征后所引起的压抑罢了。这两个叛逆者所受到的批评是比较轻微的，我只是坚持阿德勒和荣格应停止把他们的理论称作“精神分析”。事隔十年之后，现在可以断言，这两次反对精神分析的企图已经烟消云散，没有造成任何危害。

如果一个共同体的基础在于对一些基本观点的一致看法，那么很明显，那些抛弃这一共同基础的人，就不应继续属于这个团体。然而，我从前的学生的退出，常常被人们提出，作为我心胸狭窄的一个标志来指责我，或者被人们看作笼罩在我头上的某种特殊命运的证据。对这种指责，我只需指出下面这一事实便足以作为我的答复：与那些离我而去的荣格、阿德勒、斯泰克尔以及其他一些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一大批人如阿伯拉罕（Abraham）、艾丁根（Eitingon）、弗伦茨、兰克（Rank）、琼斯（Jones）、布里尔（Brill）、萨克斯（Sachs）、普费斯特（Pfister）、冯·艾姆登（Van Emden）、赖克（Reik）和其他一些人，他们忠诚地与我合作，与我一起工作达十五年之久，绝大多数与我的友谊从未中断过。我刚才提到的只是那些最早跟随我的学生，他们已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精神分析的文献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如果我在这里漏掉了其他人，这并不是说我认为他们不重要，实际上在那些年轻的、新近加入精神分析协会的成员中，肯定会发现一批极有希望的天才。然而我认为我可以为自己辩解几句：一个心胸狭窄、在一种相信自己一贯正确的自负心理支配下的人，绝不可能同这样一大批智力卓绝的人保持如此牢固的关系，尤其如果他是一个象我这样几乎没有一点实际吸引力的人的话。

世界大战摧毁了那么多其他组织，然而对我们这一“国际组织”毫无损伤。战后的第一次会议于1920年在中立地带海牙举行。当看到荷兰人民如此热情地欢迎来自中欧国家的那些饥寒交迫的病人的情景时，我深受感动。我相信，在一个被破坏了的世界里，英国人和德国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就科学问题进行友好的讨论，恐怕还是第一次。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西欧其他国家，战争实际上激发了大家对于精神分析的兴趣。对于战争神经症的观察，终于使医学界认识到了精神失调的心理发生之重要性。我们的一些心理学概念，诸如“因病获益”（gain from illness）和“遁入疾病”（flight into illness），很快风行一时。德国失败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于1918年在布达佩斯举行，中欧列强各协约国政府的官方代表都参加了会议，他们都同意成立一个治疗战争神经症的精神分析中心。但是这一决定根本没有实现。同样，我们的领导成员之一，安东·冯·弗洛英德（Anton von Freund）博士所制定的在布达佩斯成立一个精神分析研究和治疗中心的综合计划，也由于不久之后所发生的那些政治动乱以及不可替代的发起人的过早去世而夭折。后来，他们的一些愿望由马克斯·艾丁根付诸实现。他于1920年在柏林成立了一个精神分析诊所。布尔什维克统治匈牙利的那一短暂时期内，弗伦茨仍然能够作为精神分析的正宗代表，继续在布达佩斯大学成功地完成课程讲授任务。战争结束后，我们的反对派高兴地宣布：事变产生了一个否定那些精神分析命题的结论性论点。他们说，战争神经症证明，性欲因素对精神失调的病源学来说是不必要的。但是他们的高兴轻浮而幼稚。因为一方面，没有人能够对一例战争神经症进行一次彻底的分析，所以事实上关于其发病动因根本不可能作出什么断定，也不可能从这些未断定事实中得出什么结论；而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很早以前就得出了自恋（narcissism）和自恋性神经症（narcissistic neurosis）的概念，在这种病症中，患者的力比多附着于他自己的自我（ego）之上，而不是附着于某个对象。[183]因此，尽管在其他场合下，人们用毫无理由地扩展了性欲概念这一罪名来控告精神分析，然而一旦为了在论战中取胜，这一罪状就被他们忘记了，我们又一次被迫回到这个词的那一最狭隘意义上去。

如果将最初的宣泄阶段搁置一边，那么在我看来，精神分析的历史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我孤军奋战，不得不独自进行所有一切工作的阶段，约从1895至1896年到1906年或1907年之间。第二阶段，则从上阶段末直到今天，我的学生和合作者的贡献变得越来越重要的阶段，以致今天，如果有一种严重的疾病向我警告我的末日将临时，我能够非常平静地想象自己的工作终止的那一时刻。[184]而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不可能在这一自传中对精神分析第二阶段的进展象对它的第一个逐渐上升阶段的论述那样充分展开，第一阶段只是涉及了我自己的单独活动。我觉得在这里，我只能有理由提到那些我仍旧从中起主导作用的新发现，就是说，尤其是那些在自恋领域内、在本能理论中、在应用精神分析于精神病等方面的新发现。

我首先必须补充这一点：日益增长的经验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俄狄浦斯情结是神经症的症结所在。它马上就成为幼儿性生活的高潮及其后来的所有发展发生的会合点。但如果是这样的话，精神分析就不可能再发现一种在神经症病源学中起特定作用的因素。实际情况肯定是这样的——正如荣格早期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表述一样，那时他还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神经症没有什么仅仅属予自己独有的特殊内容，神经症患者只不过是在那些被正常人成功克服的同样障碍面前崩溃而已。这一发现决不会使人感到失望，它与另一发现完全一致，即：精神分析所揭示出来的深蕴心理学，实际上就是正常人的心理学。我们的途径同化学途径很相似：物质间的重大性质差异，可以被归结到同类元素发生化合时的数量比例上的变化。

在俄狄浦斯情结中，我们可以看到，力比多依附的是父母的意象。但是在此之前还有一个阶段，其中并没有出现父母意像这样的对象。从这一事实中便可以得出一种状态的概念（这一概念在力比多理论中十分重要），在这一状态中，患者的力比多充满了他自己的自我之中，并以之作为对象。这一状态可被称为“自恋”（narcissism）或自爱（self-love）。稍经考虑，我马上便认识到：这一状态从未完全停止过。在患者的整个一生中，他的自我（ego）一直是他的力比多的巨大储藏处，对象贯注（亦译“客体贯注”，object-cathexes）便从这里出发，而力比多则能够再一次从那些对象中流回这里。[185]因此，自恋力比多（narcissistic libido）就不断地被转变为对象力比多（object-libido），反之亦然。这种转换所能达到的程度可以由一个处于爱恋状态中的人提供最绝妙的说明，这种爱恋的态度不管是性欲的，还是升华的，它竟然能够达到牺牲自己的程度。鉴于迄今为止，在考虑压抑过程时，人们只是注意什么东西被压抑了，所以这些思想也有可能促成一种对于压抑力量的正确判断。以前，人们认为，压抑是由作用于自我（自我本能，ego instincts）之中的自我保存本能（the instincts of self-preservation）所推动的，然后再使它对力比多本能发生影响。但是，由于自我保存本能现在被人们认识到也具有力比多的性质，是一种自恋力比多，所以压抑过程就被看作是发生于力比多自身之内的一个过程。自恋力比多与对象力比多相互对立，而自我保存的意义就是抵御对象恋的要求，也就是抵御狭义的性欲的要求。

在心理学中，最紧迫的需要莫过于建立一种稳固的本能理论，然后才可能据此进一步向前发展。[186]但是这种理论现在一无所存，精神分析只好被迫为建成这么一种理论做些尝试性努力。它一开始便把自我本能（自我保存、饥饿的本能）和力比多本能（爱）进行了比较，但后来又用一种自恋和对象力比多之间的新比较替换了这种比较。很清楚，这种比较并非这一主题的最后定论。从生物学角度来考虑，这种只存在有一种单一等级的本能的假设，似乎不可能使人一直感到满意。

在后来的一些著作（《超越快乐原则》、《群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自我和本我》）中，我对自已压抑了这么长时间的那种推理的爱好进行了充分的发挥，并且也考虑了一种解决本能问题的新方法。我在生的本能（Eros）概念之下把自我保存和物种保存诸本能结合起来，然后把它和一种默默活动的死的本能或者毁灭本能（instinct of death or destruction）相比较。本能一般被看作生物的适应性，看作一种恢复某一曾经存在过、但被某些外部障碍所中止的情境的冲动。本能的这种本质上的保存特征，可由强迫重复现象（compulsion to repeat）加以说明。生命呈现给我们的这幅图景，是由于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共同存在而又相互对立的活动的结果。

这种结构是否能被证明具有实用价值，那还将有待于时间的考验。尽管它起因于一种要把某些最重要的精神分析理论思想确定下来的愿望，但它已远远超出了精神分析的范围。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有人轻蔑地说，这种结构根本不可能被当作一门真正的科学来看待，因为它的大多数一般概念同精神分析中的力比多概念、本能概念一样缺乏精确性。但这种指责是建立在一种对事实完全曲解的基础之上的。清楚的基本概念和明确的定义，只有对这样的一些精神科学来说才是可能的，即这些精神科学试图拿某一领域的事实去适应某一逻辑体系的框架。在自然科学——心理学是其中之一门——之中，这种明确的一般概念是不必要的，的确也是不可能的。动物学和植物学并不是从某一动物和植物的正确而又充分的定义开始发展起来的。直到今天，生物学还是不能赋予生命这一概念以某种确定的意义。实际上，物理学本身要是一直等到对物质、力、万有引力等概念的解释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清晰而精确的程度的话，那它绝对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任何一门科学，其基本思想或大多数一般概念起初总是难以确定的，最初只能通过它们起源的现象领域进行解释。只有通过对观察材料的不断分析，才能弄清它们的真相，得出有意义而一致的内涵。[187]我总感到，人们拒绝把精神分析同任何其他科学一样平等看待，这一点实在太不公平。这种拒绝从人们所提出的那些最顽固的反对意见中可以看出，精神分析学常常被人们指责为不完善、不充分，尽管很清楚，一门建立在观察基础之上的科学除了一点一点地研究它的发现，一步一步地解决其问题以外别无选择。而且，当我努力获得被人们长期以来拒绝承认的有关性功能的那种认识时，人们便诬蔑精神分析理论是“泛性论”。当我强调那一迄今为止一直被人们忽视的青年早期偶然印象的作用时，便有人对我说精神分析学否认体质和遗传因素——这正是我做梦也不敢想做的事情。总之，无论以多大代价，不管用何种方法，总是有矛盾的。

在我工作的早期，我已经试图根据精神分析的观察得出某些更加概括的观点。在《关于心理活动的两个原则的系统论述》（1911）这篇短文中，我注意到了心理生活中的“快乐—非快乐原则”（pleasure-unpleasure principle）的支配作用（当然这方面我并非首创）、以及所谓“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对这一原则的替代。后来我又试图创立一种“心理玄学”（亦译“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y）。我想借此提出一种研究方法，根据这种方法，每一心理过程都可以被认为同三个并列因素有关，我把这三个因素分别描述为动力（dynamic）、图式（亦译“形态”，topographical）和经济（economic）。在我看来，这代表了心理学所能够达到的最后目标。这仍然只不过是一个未完成的设想。在写了几篇论文如《本能及其变化》（1915）、《压抑》（1915）、《潜意识》（1915）、《悲伤和忧郁症》（1917）等之后，我中止了这一计划的执行。这样做也许是明智的，因为做这种理论判断还为时尚早。[188]在我最近的一些理论著作中，我着手根据有关病理学事实的分析观点，对心理结构（mental apparatus）进行了分析，将它分为“自我”（ego）、“本我”（id）和“超我”（superego）。超我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继承者，它代表人类道德标准。

但愿我[189]没有给大家造成这种印象：我在自己工作的这一最后阶段，放弃了对病人的观察而沉溺于理论工作。相反，我仍然一直同分析材料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从未停止过对具有临床上或技术上的重要意义的细节进行研究。甚至在停止观察时，我也谨慎地避免同狭义的哲学有任何牵连。这种回避由于我自身条件也不允许去接触哲学。我一直乐于接受费希纳（G.T.Fechner）的思想，在许多重要观点上信奉这位思想家。[190]精神分析与叔本华哲学思想有很大程度的偶合——他不仅宣称情绪的支配作用和性欲的极端重要性，甚至也意识到了压抑机制——不应该归结为是由于我熟悉他的学说。读叔本华的著作在我一生中已经是很晚的事情了。另一位哲学家尼采（F.Nietzsche），他的一些猜测和直觉，常常惊人地与精神分析的艰苦研究的成果相符合。正因为那一原因，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避免接触他的著作。只要心绪不受干扰，我并不很关心优先权的问题。

神经症是精神分析的最早主题，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唯一的主题。没有一个精神分析医生能够怀疑：把那些神经症从精神病学中区别出来，而将其归于器质性神经疾病中的医疗实践是错误的。神经症理论属于精神病学，它是精神病学的必不可少的导言。然而表面看来，对于精神病进行分析研究，由于缺乏治疗结果而很难行得通。精神病人通常没有形成正移情（positive transference）的能力，以致于精神分析技术的主要手段对他们不适用。然而，还有一些研究方法有待于发现。移情并非常常完全不出现，但它只能被应用到一定程度。精神分析对于周期性抑郁症（cyclical depressions）、轻型偏执变态（light paranoic modifications）和局部精神分裂症（partial schizophrenias）已经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在许多病例中，在诊断是否是精神神经症或早发性痴呆的时候，要犹豫相当长一段时间，这样做最起码对科学是有益的。因为由这种病例所产生的一些治疗企图，在被迫中断之前已经导致了一些有价值的发现。但是在这方面的主要考虑是：在神经症中，那么多需要费力地从那一深层引出来的东西，却在表面上从精神病中发现了，人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因此，能证明精神分析的许多论断的最好的患者，都是由精神病诊所提供的。这样一来，用不了多久，一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精神分析将找到通向精神病观察目标的途径。我在很早的时候（1896）便能够证实，类偏狂型痴呆（paranoid dementia）患者同神经症患者具有同样的病源学因素及同样的情绪情结。[191]荣格（1907）曾经对痴呆患者的一些最令人迷惑不解的定型进行了解释，他把这些定型与患者的生活史联系了起来。布洛伊勒（1906）证明了，在各种各样的精神病机制中，存在着相似于精神分析在神经症中所发现的那种东西。从那时起，精神分析医生们从未放松过努力，以期对精神病有所了解。尤其是自从有可能用自恋概念进行工作以来，他们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设法透过那一屏障而有所发现。无疑，绝大部分发现由阿伯拉罕在他对抑郁症的解释中获得。确实，在这一领域内，我们的全部知识还没有被转换为一种治疗的力量，但是这种纯理论性的收获不应被轻视。我们愿意等待它的实际应用的到来。从长远来看，甚至精神病医生也难以抵制他们自己的临床材料的说服力量。现在，德国的精神病学正在经历一种精神分析学观点的“和平渗透”，尽管他们继续宣称：他们绝不会成为精神分析医生，他们不属于这种“正统的”学派，或不能同意这种理论的一些夸张，尤其是他们不相信性欲因素的支配作用。然而，大多数年轻的工作者还是接过了精神分析理论中这样或那样的观点，并以他们自己的风格将其应用到材料中去。所有迹象都表明，大家正在朝着越来越近似的同一方向向前发展。

六

现在，我从远处来观察随着精神分析介绍到一直很难对付的法国后所发生的那些症状性反应。表面看来，这种反应很像我以前所经历过的某些东西的翻版，但还是有它自己的特征。一些极端幼稚的反对意见被提了出来，如法国人的敏感被精神分析术语的学究气和粗俗所触犯（人们不禁想起莱辛那不朽的梅列涅尔的骑士里克特[192]）。另一种评论，其语气更加严肃（巴黎大学索邦学院的某一心理学教授并不认为这种评论有失他的身份），他宣称：精神分析的整个思想模式与天才的拉丁民族（génie latin）不相符合。从这里看出，那些法国的盎格鲁-撒克逊同盟者——他们被认为是精神分析的支持者——很明显是被抛弃了。听到这种评论的任何人都会猜想：精神分析曾经是日耳曼民族特性（génie teutonique）的宠儿，一生下来就被紧紧地抱在怀里。

在法国，对于精神分析的兴趣最初是从学者中间开始的，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记住，自从我写《释梦》开始，精神分析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医学主题了。它在德国和法国一出现，就被广泛地应用到文学和美学的各个部门，被应用到宗教史、史前史、神话学、民俗学以及教育界等中也随之开始。所有这些同医学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事实上，这些学科只是通过精神分析学才和医学有所联系。因此，用不着我在这里对它们进行详细的涉猎。[193]然而，我也不能一声不响地把它们完全忽略不提，因为，一方面，它们对于正确地理解精神分析学的实质和价值很重要，另一方面，我毕竟应诺要对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进行叙述。精神分析这些应用的大多数开端，都可以在我的著作中发现。为了满足自己的非医学兴趣，我时常对这方面有所探索。后来，其他人（不仅有医生、还有各个领域的专家）步我后尘，深入到各个不同的主题之中。但是，因为我的计划限制我只能叙述自己在精神分析这些应用中的作用，所以我只好对它们的范围和意义进行相当不充分的描述。

从俄狄浦斯情结中，引起了我的一些联想，我渐渐地认识到这一情结的普遍存在性。诗人们选择或者创造出这么一种可怕的主题，这似乎让人难以理解，而且其戏剧性处理的震撼人心的效果，以及这种命运悲剧的一般性质也同样让人不可思议。但是，当人们认识到，有一个心理生活的普遍规律在其全部情绪意义上在这里被人们抓住了，那么，所有这一切便豁然开朗了。命运和神谕只不过是一种内部必然性的外化。英雄在不知不觉中，在与自己意向相违背的情况下犯罪这一事实，很明显正是他犯罪倾向性的潜意识本质的正确表现。从理解这一命运悲剧的角度来看，理解人物悲剧《哈姆雷特》只是前进了一步。人们在对《哈姆雷特》的意义毫无发现、对其作者的动机毫无推测的情况下把它赞颂了三百多年。诗人所创造的这一神经症主人公，同现实中他的无数伙伴一样，竟然由于俄狄浦斯情结而遭遇不幸，这绝非偶然。因为哈姆雷特所面临的任务，是为了那两件事[194]向另一个人报仇，而这两件事正是俄狄浦斯欲望的主旨。因而在这一任务面前，他的两臂被自己模糊的有罪感所麻痹。莎士比亚在他父亲刚去世不久便写了《哈姆雷特》。[196]我关于对这一悲剧进行分析的提示[195]，后来得以由琼斯彻底地完成。这同一范例后来被奥托·兰克（Otto Rank）用作调查剧作家选择材料的起点。在其关于乱伦主题的巨著中，他能够表明想象力丰富的作家们多么经常地把俄狄浦斯情结作为他们的创作主题，而且他还从全世界的不同文学作品中探索这种材料被转换、改造和加工的那种方式。

从这里出发，再继而设法对诗歌和艺术作品进行一般的分析，这样做是很诱人的。想象力的王国被看作是在快乐原则向现实原则进行痛苦过渡期间所设立的一块“保留地”，其目的是给在现实生活中不得不放弃的本能满足提供一种替代物。艺术家同神经症患者一样，从不能满足的现实中退出而进入这一想象力的世界；但是，与神经症患者不同的是，他知道怎样从这一想象力世界中退出，再一次在现实中站稳脚跟。他所创造的艺术作品，就像梦一样，是潜意识愿望的想象满足。而且同梦一样，它们也具有妥协的性质，因为它们也不得不避免同压抑力量发生任何公开的冲突。但是，它们同做梦的这种自私、自恋的产品的区别在于，它们是被专门创造出来以激发其他人的共鸣兴趣的，而且也能引起并满足他们同样的潜意识愿望冲动。除此之外，它们还利用了形式美的感官快乐，将其作为我所说的一种“刺激性奖赏”（incentive bonus）。精神分析所能够做的就是：揭示出艺术家的生活印象、偶然经验与他的作品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从中构筑出他的（心理）构成以及从中起作用的那些本能冲动——也就是说，他与人类所共有的那一部分。[197]例如，抱着这种目的，我选择列奥纳多·达·芬奇作为一个研究主题。这个研究是根据他所叙述的一个儿童时期的回忆，其目的主要是想对他的画《圣母子与圣安妮》进行解释。从那时起，我的朋友和学生们对许多艺术家及其作品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在我看来，从这种分析中所获得的知识，并未损害人们对某件艺术作品的欣赏。非专业人员在这方面对精神分析所寄予的希望过高，因为必须承认，它对那两个可能最使他们感兴趣的问题还不能解释清楚。它不能解释艺术天赋的本质，也不能解释艺术家工作时所使用的那种方法——艺术技巧。

我能够用詹森的短篇小说《格拉迪沃》——这篇小说本身并无特别优点——来证明：虚构的梦也能够同真梦一样被加以解释。我们在“梦的工作”（dream-work）中所熟悉的潜意识机制因而也在想象的写作过程中发挥作用。我的《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这本书就是直接从《释梦》中衍生出来的一个个别问题。我的那个最好的朋友当时对我的著作很感兴趣，他告诉我说，我对梦的解释常常给他留下的印象就像是一些诙谐笑话似的。[198]为了弄清楚他的这一印象，我开始研究诙谐笑话，并发现，笑话的本质在于人们说笑时所使用的那些技巧方法，这些方法同“梦的工作”中所使用的方法一样——即凝缩、置换、一个东西被其对立面或者被某个很小的东西所象征等等。这样便使我开始对人们听到一个笑话时所获得的高度快感的起因进行经济上的调查（economic enquiry）。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由于快乐奖励（亦译“前期快乐”，fore-pleasure）的出现所产生的吸引力，所以发生了保持压抑的能量消耗的短暂中止。

我本人对我自己在宗教心理学方面的贡献评价颇高。首先，我确定了强迫性行为和宗教活动或礼仪之间的显著相似性（1907）。由于迄今不理解其间较深的联系，我把强迫性神经症描述为一种歪曲的个人宗教，把宗教描述为一种普遍的强迫性神经症。后来，在1912年，荣格强有力地指出了神经症患者与原始人类的那些心理产物之间所具有的意义深远的相似性，这样便导致我把注意力转向了这个主题。我就此写了四篇文章，后来都收进一本书名为《图腾与禁忌》（1912～1913）的集子里。我在这些文章中表明：乱伦的恐惧在原始人中要比在文明种族中更加明显，并且这种恐惧曾导致了非常特殊的反对乱伦的防御措施。我考察了塔布—禁令（taboo-prohibitions，这是体现道德约束力的最早形式）与既爱又恨的情绪矛盾（emotional ambivalence）之间的关系；在所谓“泛灵论”（animism）这种原始的宇宙图式指导下，我发现了对心理现实之重要性的过高评价原则——即“思想万能”的信念——它也是巫术的根据。我彻底发展了这一与强迫性神经症所进行的比较，并证明了有多少种关于原始人心理生活的假设在强迫性神经症这种异常疾病中仍然在起作用。然而最重要的是我被图腾崇拜（亦译“图腾制度”，totemism）所吸引。它是原始部落中的第一个组织系统，在这种系统之中，社会秩序的开端与一种最初步的宗教和少数塔布-禁令的绝对控制结合在一起。被崇拜的生物基本上总是一种动物，这一氏族也声称他们是其后裔。许多迹象都说明了这一结论：每一种族，甚至那些最高度发达的种族，都曾经历过图腾崇拜这个阶段。

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的主要文献资源[199]，是J.G.弗雷泽（Frazer）的名著（《图腾崇拜与族外婚》、《金枝》），这些著作是珍贵的事实和见解的源泉。但是，弗雷泽在图腾崇拜问题的解释上效果甚微，有好几次他基本上改变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而其他人种学家和史前史学家似乎也都同样犹豫不定，并且意见难以统一。我的出发点是，图腾崇拜的两个塔布—禁令（不杀图腾，不与本图腾氏族内的任何妇女性交）和俄狄浦斯情结的两个要素（弑父、娶母）之间的明显一致性。因此，我很想把图腾动物等同于父亲；事实上，原始人自己显然正是这样做的：尊图腾动物为氏族的祖先。接着，来自精神分析学的两个事实对我有所帮助：一个事实是弗伦茨有幸对一个儿童的偶然观察（1913），这使我有权利谈论“幼儿的图腾崇拜的再现”；第二个事实是对儿童早期动物恐惧的分析，这种分析常常表明，所恐惧的动物常常是父亲的替代者，起源于俄狄浦斯情结的那种对父亲的恐惧被转换到了这个替代者身上。这一切足以使我认识到，弑父是图腾崇拜的核心和宗教形成的出发点。

当我读了罗伯逊·史密斯（W.Robertson Smith）的著作《闪米特人的宗教信仰》之后，这一被漏掉的要素便得以补充。作者（他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不仅是物理学家，同时还是《圣经》研究专家）向我们介绍了所谓的“图腾餐”（totem meal），这是图腾崇拜宗教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每年一次，平时被奉为“神圣”的图腾动物，当着氏族全体成员的面，被庄严地杀掉，接着大家分而食之，然后沉痛哀悼。哀悼之后，便是盛大的喜庆节日。达尔文曾猜想：人类最初生活在游牧部落之中，每一部落由一个强大、残暴和妒忌的男人所统治。当我进一步考虑这一猜想时，在我面前，从所有这些组成成分中，浮现出下面这一假设，或者我宁可说是一种想象：原始游牧部落之父，由于他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暴君，把所有的妇女占为已有，而他的儿子们，是对他具有威胁作用的竞争对手，于是被他杀死或赶跑。然而有一天，这些儿子们集合在一起，团结起来，战胜、杀死并吃掉他们的父亲，这个父亲曾经是他们的敌人，但也是他们的楷模。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们谁也不可能继承父权，因为大家彼此挡道。在失败和懊悔的影响下，他们学会了彼此间达成协议，在图腾崇拜的法令的帮助下，他们联合为兄弟氏族，其目的在于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并且，他们一致同意放弃对妇女的占有权，正是因为她们，才使得他们杀死了父亲。因此他们被迫去寻找陌生的女人，这便是与图腾崇拜联系如此紧密的族外婚的起源。图腾餐是纪念那一产生人的犯罪感（或称“原罪”，original sin）的可怕事件的节日，它马上便成为社会组织、宗教和道德约束的开端。

不管我们是否认为这一可能性是一个历史事件，它确实在父亲情结（father-complex）的范围内促成了宗教的形成，并且将其置于支配这一情结的既爱又恨的矛盾情绪的基础之上。当图腾动物不再充当这位原始祖先的替代者时，人们马上对他又怕又恨，既崇敬又嫉妒，他于是就变成了上帝的原型。儿子对其父既反抗又爱慕的感情，通过一种不断妥协的方式而彼此斗争。这样做，一方面是对其弑父行为的赎罪，另一方面则是巩固其由这一行为所带来的利益。这种宗教观点最清楚地说明了基督教的心理基础。我们知道，在基督教中，图腾餐的仪式几乎原封不动地仍旧以“圣餐”的形式而残存下来。我愿意明确地提醒大家，这一权威性的观察报告并非由我提出，而是在罗伯逊·史密斯和弗雷泽的著作中找到的。

人种学家西奥多·赖克和G.罗埃姆（G.Róheim）吸收了我在《图腾与禁忌》中所发挥的这一思想内容，并在其一系列主要著作中对这些思想进行了扩充、深化或修改。我自己从那时以后，在调查“潜意识犯罪感”（它在神经症受苦动机中也起重要作用）的过程中，在试图建立社会心理学和个体心理学之间的更进一步联系的努力中，又不止一次地返回到这个思想上来。[200]而且，在解释催眠的易感性时，我还利用了这一古代的从人类发展的“原始游牧部落”时期遗传下来的思想。[201]

在精神分析的其他一些应用中，我只是间接地有所介入，尽管人们还是普遍地对它们感兴趣。从个体神经症患者的幻想，到我们在神话、传说和童话中所发现的那些群体的和民众的富有想象力的创作作品，这中间只相隔一步之遥。神话学已经成为奥托·兰克的专门领域。解释神话，将其追溯到我们所熟悉的那些儿童早期的潜意识情结，用一种人类动机的发现取代那些零星的说明，所有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应归功于他的分析成果。象征这一主题在我的追随者中也找到了许多学生。象征说（Symbolism）给精神分析带来了许多敌人，很多思想极度平庸的研究者因为象征说得到了承认而绝不能宽恕精神分析，这种承认是随着对梦的解释而出现的。但是象征说的发现不应归罪于精神分析，因为长期以来它在其他思想领域（如民俗学、传说、神话）中早已众所周知，它甚至在这些领域内比在“梦的语言”中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

对精神分析在教育中的应用，我本人没有任何贡献。然而，关于儿童的性生活和心理发展的分析发现，则吸引了教育工作者的注意，使他们以一种新的观点来看待自己的问题，这却是很自然的事情。苏黎世的一位新教徒牧师奥斯卡·普费斯特（Oskar Pfister）[202]博士是这方面的一个不知疲倦的开路先锋，他也没有发现分析实践与他的宗教态度之间有什么不相容之处，尽管他的这种认识，确实是属于升华性质的认识。在许多和他并肩作战的其他人中间，我还可以提到维也纳的休·海尔纽斯（Hug-Hellmuth）博士夫人和s伯恩费尔德（Bernfeld）博士。[203]精神分析应用于健康儿童的预防性教育、应用于纠正那些虽然实际上不是神经症、但已背离正常发展轨道的儿童的实践，导致了一个具有实际的重要意义的结果。现在已不可能再把精神分析的实践限制在医生范围之内，而把非专业工作者排除出去了。事实上，一个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医生，尽管有学位文凭，但在精神分析上他也是一个外行；而一个受过适当训练的非医学界的精神分析家，他只和医生有偶然的联系，但他不仅能够对于儿童，而且也能够对神经症患者进行分析治疗。[204]

由于一个无可抵抗的发展过程，“精神分析”这个词的意思变得模棱两可了。虽然它最初是指一种特殊的治疗方法，但现在，它也已经变成了一门科学的名称——潜意识心理过程的科学。这门科学，虽然就它自身而言，几乎不能单独地对任何一个问题给以彻底的解决，但它似乎注定要在大多数各种知识领域中做出有价值的贡献。精神分析学的应用范围已经同心理学一样地广泛，它已经成为心理学的最重要的补充。

现在，回顾我终生劳动所带来的这些大杂烩，我可以说，我做了许多开端性的工作，留下了许多启示。不久的将来，其中会有某些东西变为现实，尽管我本人不可能预言这些东西到底能有多少。然而我还是希望，在我们的知识中，我为一种重要的进展开拓出了一条小路。[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