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世界语言“大一统”之前，不同语种之间的互译，是难以回避的一种增进相互了解的途径。尤其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英语已经在国际范围内取得了强势地位，中国科研人员，时常要为如何把英文科技词汇翻译成确切的中文而冥思苦想，可谓“为求一字稳，拈断三根须”。
在近代中国与生物演化有关的英译汉书籍中，开先河者当推严复所译英人赫胥黎的《天演论》（亦即《进化论与伦理学》）。按照今天的标准，严复所译的《天演论》，跟林琴南翻译的英文小说差不多，充其量只能说是编译，很难与原著逐字逐句地予以对照。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严复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一百多年来中国译者所极力追求的境界：“译事三难：信、达、雅。”严复并给出了“信、达、雅”三字箴言的出处：“《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曰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 按照严复的标准，检视他本人的译文，达固达也，雅则尔雅，唯独与“信”之间，差之岂止毫厘。
严复不仅深知这“三曰”之难，而且还洞察难在何处：“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已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
严复上述文字写于戊戌变法发生前的一个来月，距今已近115年。其间，仅就生物学领域而言，从英文原著翻译过来的书籍和文章，就难以胜计，“象寄之才”，似是多如牛毛。然而，严几道先生所感慨的译文之劣相以及个中之缘由，依然历久而弥真。
“浅尝”者，不求甚解之谓也。鲁迅先生所嘲讽的“牛奶路”的翻译，固然是望文生义的极端例子，而把蒋介石的英译名返回来译作常凯申，委实是该打屁股的。不少人以为能读“懂”原著就可以成为“象寄之才”，则更是一种误解。词不达意，也属浅尝辄止、未予深究之故，比如把population译作种群（实为种内居群）。另外，翻译“红皇后假说”时，对Van Valen的用典，是否探究清楚，亦未可知。若是的话，那是非常令人佩服的。
“偏至”者，以象寄之心度著者之腹所致也。比如，近年来对evolution译作“进化”还是“演化”的争论，若是按达尔文的原义，译作进化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当然，依照现在的认识，译作演化似更合适一些。究竟取何种译法，则视译者的偏好而定了。类似的还有“绝灭”与“灭绝”（extinction）之争。
“辨之者少”，此乃语言、文化、历史、风俗诸项之“隔” 所致也。因“隔”而不“辨”，这是象寄之大无奈也。像乔伊斯（James Joyce）的一些书，连母语为英语的人且视为畏途，遑论我们这些少壮之年才呀呀学舌者，怎能不将其视为天书呢？看来“辨之者少”，也不只限于译者范畴。比如，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并没有使用evolution一词，而是用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后来人们逐渐把二者看成是可以互换的。窃以为，达尔文之所以青睐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兼变传衍），应该自有他的道理。演化仅意味着历时而变，而兼变传衍则有共同祖先的含义。
语言文字虽然也是与时俱进的，但其惯性一般说来还是很大的。因此，我们在翻译一个新词时，无论多么谨慎，也不为过；“恒虑一文苟下，重诬后世”（包世臣）。另一方面，约定俗成的东西，要想更改，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例如，像“七月流火”这类现今被广泛误用的典故，似也无伤大雅。诚如莎翁所言：“名字有啥关系？玫瑰不叫玫瑰，依然芳香如是。”
苗德岁
2013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