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壁鸠鲁把人类的需要分为三类，这位伟大的幸福论者所做的分类是很正确的。
第一类，自然而必须的需要。诸如食物和衣着。这些需要容易满足，一旦匮乏，就会产生痛苦。
第二类，自然却不必须的需要。例如某些感官的满足。在此，我要附加一句，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述，伊壁鸠鲁未曾指明哪几种感官，所以，我所叙述的伊壁鸠鲁学说比原有的就更固定和确实。第二类需要不容易满足。
第三类，既非自然又非必须的需要，例如对奢侈、挥霍、炫耀以及光彩的渴望。这类需要像无底的深渊一样，很难满足。
用理性定出财富欲的界限，虽然并非不可能，却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我们找不出能够满足人的绝对肯定的财富量究竟有多大，这种数量总是相对的，正如意志在他所求和所得之间维持着一定的比例，仅以人之所得来衡量他的幸福，不顾他希望得的究竟是多少，这种方法无效。这就好比仅有分子没有分母无法写成分数一样。人们不会对他不需要的东西有失落感，因为没有那些，他依旧可以快乐。同时，另一类人虽然有千百倍的财富，依然为了无法得到他希望得到的而苦恼。在他所能见及的范围以内的东西，若他有信心获得，他便很快乐；但是一旦阻碍重重，难以到手，他便苦恼万分。
人人都有自己的地平面，在这个范围以外之物能够得到与否，不会对他有影响。所以，富人的千万家产不会使穷人眼红，富人也无法以其财产弥补希望的落空。财富好比海水，喝得愈多，愈是口渴，声名也是如此。丧失财富，除了第一次阵痛外，并不会改变人的习惯气质；一旦命运减少了人的财产，也随即减少人自身的权利。
然而，噩运降临时，减少权利是顶痛苦的事，可是一旦做了，痛苦会日渐减小，直到再也感觉不出来，就好像痊愈的旧创一样。反之，好运的到来，使我们的权利愈增愈多，不可约束。这种扩展感会给人带来快乐。但是这种快乐持续不了多久，一旦扩展完成，快乐也就随之消失，我们习惯了权利的增长，就逐渐对满足我们的财富不再关心。《奥德修纪》中有一段话便是描述这个真理的：
当我们无力增加财富，又企求不断增长权利时，不满之情就产生了。
我们若考虑到人类的需要是何等多，人类的生存如何建筑在这些需要上，我们就不会惊讶财富为何比世上其他东西更为尊贵，为何财富占据极为荣耀的位置；我们也不会对有些人把谋利当成生命的唯一目标，把其他不属此途的——如哲学，推至一旁、踢到一边，感到惊奇了。人们时常因为追逐金钱和热爱金钱超过一切而受斥责，但这是很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事。就像多变和永不疲乏的海神一样，不断追求各种事物，企图随时满足自己的欲求和希望。
每一个其他的事物都可成为满足的事物，但一个事物只能满足一个希望和一个需要。食物是好的，但只有饥饿时才是好的。如果知道如何享受酒的话，酒也是好的。有病时药才是好的。冬天火炉是好的。年轻时爱情是好的。但是，所有的好都是相对的，只有钱才是绝对好，钱不但能具体地满足一个特殊的需要，而且能抽象地满足一切。
人若有一笔足以自给的财富，他就该把这笔财富当作抵御可能遭遇的祸患和不幸的保障；而不应把这笔财富当作在世上寻欢作乐的许可证，甚至以为钱财本当如此花销。凡是白手起家的人，常以为让他们致富的才能才是他们的本钱，他们所赚的钱却只相当于利润，于是，他们尽数花用所赚的钱，却不晓得存一部分作为固定的资本。这一类人，大半再度陷于穷困；他们的收入或是减少，或根本停止，这又是起因于他们的才能的耗竭，或者是时过境迁他们的才能变得没有价值。
然而，一般赖手艺为生的人却无妨任意花用他们的所得，因为手艺是一种不易消失的技能，即使某人的手艺失去了，他的同事也可以弥补他，再说这类劳力的工作，也是经常为社会所需要的；所以古谚说：“一种有用的行当就好比一座金矿。”但是对艺术家和其他任何专家来说，情形又不同，这也是后两者的收入比手艺人高得多的原因。这些收入高的人本该存起一部分收入来做资本，可是他们却毫无顾忌地把收入当作利润来尽数花用，以致日后终于覆灭。
另一方面，继承遗产的人起码能分清资本和利润，并且尽力保全他们的资本，不轻易动用，若是可能，他们还至少储存起八分之一的利息来应付未来临时事故。所以，他们之中大部分人能保持名位不至于落下来。以上有关资本和利润的几点陈述并不适用于商界，因为金钱之于商人，就好比工具之于工人，只是获取更多利益的手段，所以，即使他们的资本完全是自己努力赚来的，他们仍要灵活运用这些钱以保有和增加更多的财富。因此，没有别处会像商业阶级一样，把财富看作不足为奇的实用工具。通常我们可以发现，切身了解、体验困乏和贫穷滋味的人，不再怕困苦，因此，他们也比那些家境富裕，仅从传闻里听到穷苦的人，更容易养成挥霍的恶习。生长于良好环境里的人通常比凭运气致富的暴发户更为节省和小心盘算未来。
这样看来，真正的贫穷似乎并没有传闻中的那么可怕。可是，真正的原因却在于那出生良好的人把财富看得和空气一样重要，没有了财富他们就不知如何生活；于是，他们像保护自己的生命般保护他们的财富；他们因此也喜爱规律、谨慎和节俭。可是，从小习于贫穷的人，过惯了穷人的生活，一旦致富，就挥金如土，把财富看作过眼云烟，财富只是拿来享受和浪费的多余品，因为他们随时可以过以前的那种苦日子，还可以少一份钱所带来的焦虑；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一剧中说道：
乞丐可优哉游哉地过一生，这话真是不错！
然而我们应该说，生于穷苦的人有着坚定而丰富的信心，他们相信命运，也相信天无绝人之路——相信头脑，也信赖心灵；所以与富人不同，他们不把贫穷的阴影视作无底的黑暗，却很安慰地相信，一旦摔倒在地上，还可以再爬起来。人性中的这一特征说明了，为什么婚前穷苦的妻子常常比有丰厚嫁妆的太太更爱花费。这是因为富有的女子不仅带着财富来，也带着比穷人家女子更渴切保存这些财富的本能。假使有人怀疑我的这段话，而且以为事实恰恰相反的话，他可以发现阿里奥斯托在第一首讽刺诗中有与他相似的观点。可是，另一方面，约翰逊博士的一段话却恰好印证了我的观点，他说：
出身富裕的妇女，早已习惯支配金钱，所以知道谨慎地花钱；但是一个因为结婚而首次获得金钱支配权的女子，会非常喜欢花钱，以至于十分浪费奢侈。
总之，让我在此劝告娶了贫家女子的人们，不要把本钱留给她花用，只交给她利息就够了，而且要千万小心，别让她掌管子女的赡养费用。
当我奉劝诸君谨慎保存你们所赚或所继承的财富时，我真心向你们指出，这是一件很值得一提的事。因为若有一笔钱可以使人不需工作就可独立而舒服地过日子，即使这笔钱只够一个人用——更别提是够一家用了——也是件很大的便宜事，有了这笔钱就可以免除如慢性恶疾般紧附人身的贫穷，从几乎是人类必然命运的强迫劳役中解脱。
只有在这样良好命运下的人方可说是生而自由的，才能成为自己所处时代和力量的主人，才能在每个清晨傲然自语：“这一天是我的。”也就是这个原因，每年有一百块收入的人与每年有一千块收入的人之间的差别，远小于前者与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之间的差别。
继承的财富若为具有高度心智力的人所获得，这笔财富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这种人多半追求着一种不能赚钱的生活，所以，他们如果获得了遗产，就好比获得了上天双倍的赐予，更能发挥其聪明才智，完成他人所不能完成的工作，这种工作能促进大众福利并且增进人类全体的荣耀，如果他们以百倍于几文钱的价值，报答了曾给他们这区区之数的人类。另一种人或许会拿他们所得的遗产去办慈善事业以济同胞。
然而，若他们对上述的事业都不感兴趣，也不试着去做，他们从不专心研究一门知识，以促进这种知识，这种人生长在富有的环境就只会使他们更愚痴，成为时代的蠢贼，而为人所不齿。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也不会幸福，因为金钱虽然使他们免于饥乏之苦，却把他们带到一种苦痛的极端——烦闷，这种烦闷使他们非常痛苦，他们宁可贫穷，假如贫穷能给他们一些可做的事情。也由于烦闷便倾向浪费，终致失掉了这种他们以为不值得占的便宜。无数的人当他们有钱时，把金钱拿来购买暂时的解放，以求不受烦闷感的压迫，到头来他们终于发现自己又贫困了。
如果某人的目标是政治生涯的成功，那么情形又有不同了，因为在政治圈中，徇私、友朋和各种关系都是最重要的，这些可以帮助他一步步擢升到成功之梯的顶端。在这类生活中，放逐到世间不名一文的人是比较容易成功的，如果他满腹雄心，略具资才，即使并非贵族，或竟是个穷光蛋，也不但不会阻挠他的事业，反而会增加他的声望。因为几乎每个人在日常与他人接触时，都希望他人不如自己，在政治圈这种情形更为显著。
一个穷光蛋由于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完全地、深深地、绝对地不如人，更由于他是全然地渺小和微不足道，他反而能悄悄地在政治把戏中取得一席之地。唯有他能够深深鞠躬，必要时还可以磕头；唯有他能屈服于任何事且飘然嘲之；唯有他知道仁义道德一文不值；唯有他在说及或写到某长官或要人时能用最大的声音和最大胆的笔调；只要他们涂鸦一二，他就可以把这些誉为神祇的杰作。唯有他了解如何乞求，所以“当他脱离了孩童时期，他便马上成为教士，来宣扬这种歌德所揭示的隐秘”。
我们用不着抱怨世俗目的的低下，因为不管人们说什么，他们却统治着世界。
另一方面，生而有足够财产可以过活的人，通常有一颗独立的心，他们不习惯于同流合污；也不会奴颜媚骨，哀怜乞食；他们甚至还想追求一点才性，虽然他们应该晓得这种高洁的才性远不是世俗谄媚的对手；这样慢慢地认清了身居高位者的真面目，于是当他们辱侮自己时，也就会变得更倔强与不齿了，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原是高处不胜寒啊，这种人绝非得世之道。他们终会服膺伏尔泰所说的一段话：
生命短促如蜉蝣，将短短的一生去奉承些卑鄙的恶棍是多么不值啊！
然而，世间“卑鄙的恶棍”又何其多呢！正如尤维纳利斯说的：
“如果你的贫穷大过才气，你是很难有成就的。”这话适用于演艺和文学界，但绝不适用于政治圈及社会的野心。
在以上所叙述的人之产业中，我没有提到妻子与子女；我以为，自己是为他们所有而非占有他们的。此外，似乎我应该提到朋友，但是朋友关系是一种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