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章中我们已指出，一般说来，人是什么比他有些什么和他人对他的评价是什么更影响他的幸福。因为个性随时随地伴随着人并且影响他所有的经验，所以人格，人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质，是我们首先应考虑的问题。能从各种享乐里得到多少快乐，这是因人而异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肉体享乐方面确实如此，精神享乐也是如此。当我们用英文里的句子——好好享受自己时，这话再明白不过了，因为我们不说“他享受巴黎”，却说“他在巴黎享受（自己）”。一个性格不好的人把所有的快乐都看成不快乐，就像美酒到充满胆汁的口中也会变苦一样。
因此，生命的幸福与困厄，不在于降临的事情本身是苦是乐，而应该看我们如何面对这些事情，我们的感受强度如何。人是什么？他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质是什么？用一个词来说，就是人格。人格所具备的一切特质是人的幸福与快乐最根本和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其他因素都是间接的、媒介性的，所以，它们的影响力也可以消除，但人格因素的影响却是不可消除的。这就说明为什么人根深蒂固的嫉妒心性难以消除，不但如此，而且人们常常小心翼翼地掩饰自己的嫉妒心性。
在我们所做的事情和所有的经历当中，我们的意识素质总是占据一个经久不变的地位。一切其他的影响都依赖机遇，机遇都是过眼云烟，稍纵即逝，变动不居，唯独个性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刻里不停地工作。所以，亚里士多德说：“持久不变的并不是财富，而是人的性格。”我们对完全来自外界的厄运还可以容忍，但对由自己的个性导致的苦难却无法承受；时运可能改变，个性却难以改变。
人自身的福祉，如高贵的天性、精明的头脑、乐观的气质、爽朗的精神、健壮的体魄，简而言之，是幸福的第一要素。所以我们应尽心去促进和保存这类使人生幸福的特质，莫孜孜于外界的功名利禄。在这些内在的品格里，最能给人带来直接快乐的莫过于“愉悦健全的精神”，因为，美好的品格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欢愉的人是幸运的，而他之所以如此，只因他的个性本来就是欢愉的。这种美好的品格可以弥补因其他一切幸福的丧失所产生的缺憾。例如，若有一人年轻、英俊、富有而受人尊敬，你想知道他是否幸福只需问他是不是欢愉。假若他是欢愉的，则年轻、年老，背直、背弯，有钱、没钱，对他的幸福没什么影响。总而言之，他是幸福的。早年我曾在一本古书当中发现了下面两句话：
如果你常常笑，你就是幸福的；如果你常常哭，你就是不幸的。
这是很简单的话，而且，几近老生常谈，也就因为简单所以我一直无法忘记。
因此，当愉快的心情轻敲你的心门时，你就该敞开心扉，让愉快与你同在。它的到来总是好的。但人们却常踌躇着不愿自己太快活，唯恐乐极生悲，带来灾祸。事实上，“愉快”的本身就是直接的收获——它不是银行里的支票，而是换取幸福的现金；因为，它可以使我们立刻获得快乐，是我们人类所能得到的最大幸事。就当前来说，我们只不过是介于两个永恒之间极短暂的一瞬间而已。我们追寻幸福的最高目标就是如何保障和促进这种愉快的心情，人生充满着不幸与痛苦，就应尽力保持欢愉的心情。
能够促进愉快心情的不是财富，而是健康。我们不是常在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作在野外的人们脸上找到愉快满足的表情吗？而那些富有的上层阶级人士不常是忧容满面，满怀苦恼与忧愁吗？所以，我们当尽力维护健康，唯有健康方能绽放欢愉的花朵。
至于如何维护健康，也无须我来指明，避免任何种类的过度放纵自己和激烈不愉快的情绪，也不要太抑制自己，经常进行户外运动、进行冷水浴以及遵守卫生原则。没有适度的日常运动，就不可能永远健康，生命过程就是依赖体内各种器官的不停操作，操作的结果不仅影响到有关身体各部分也影响了全身。
亚里士多德说：“生命在于运动。”运动也的确是生命的本质。有机体的每个部分都一刻不停地迅速运动着。比如，心脏在一收一张间有力不息地跳动，每跳二十八次，就把所有的血液由动脉运到静脉再分布到身体各处的毛细血管中；肺像个蒸汽引擎无休止地膨胀、收缩；内脏也总在蠕动工作着；各种腺体不断地吸收养分再分泌激素；甚至大脑也随着脉搏的跳动和我们的呼吸而运动着。
世上有无数的人注定要从事坐办公室的工作，他们无法经常运动，体内的躁动和体外的静止无法调和，必然产生显著的对比。本来体内的运动也需要适度的体外运动来平衡，否则，就会产生情绪困扰。大树要繁盛荣茂也需风来吹动。人的体外运动必须与体内运动平衡，这就用不着说了。
幸福系于人的精神，精神的好坏又与健康息息相关，这只要从我们对同样的外界环境和事件在健康强壮时和在长卧病榻时的看法及感受如何不同就可看出来。使我们幸福或不幸福的，并非客观事件，而是那些事件给予我们的影响和我们对它们的看法。就像爱比克泰德所说的：“人们不受事物的影响，却受他们对事物的想法的影响。”
一般说来，人的幸福十之八九有赖健康的身心。有了健康，每件事都令人快乐，失掉健康就失掉了快乐。即使有人具有伟大的心灵、快活乐观的气质，也会因健康的丧失而黯然失色，甚至变质。所以，当两人见面时，我们首先要问候对方的健康情形，相互祝福身体康泰。原来健康是成就人类幸福最重要的成分。只有最愚昧的人才会为了其他的幸福牺牲健康，不管其他的幸福是功、名、利、禄、学识，还是过眼云烟似的感官享受，世间没有任何事物比健康还重要。
愉快的精神是获得幸福的要素，健康有助于精神愉快，但想精神愉快仅是身体健康还不够。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可能终日愁眉苦脸、抑郁不堪。忧郁根源于更为内在的体质，此种体质是无法改变的，它系于一个人的敏感性和他的体力、生命力的一般关系中。不正常的敏感性会导致精神的不平衡，例如忧郁的人总是比较敏感的，极端的忧郁症患者却会爆发周期性的无法抑制的快活。
天才通常是精神力充沛、敏感度很高的。亚里士多德就曾观察到这一特点，他说：“所有在哲学、政治、艺术上有杰出成就的人都具备忧郁的气质。”无疑，西塞罗也有这种想法。
柏拉图也把人分成两类，那就是性格随和的人以及脾气别扭的人。他指出对快乐和痛苦的印象，不同的人有不同强度的受容力，所以同样的事情可以令某人痛苦绝望，另一人却一笑置之。大概对不快乐的印象受容力愈强的人，对快乐的印象的受容力愈弱；反之亦然。每件事情的结果不是好就是坏。总担忧事情可能转坏并为之烦恼不已，即便结果是好的，他们也快活不起来了。另一方面，却不担心坏结果，如果结果是好的，他们就很快乐。这就好比两个人，一人在十次事业里成功了九次，还是不快乐，只懊恼那失败的一次；另一人只成功了一次，却在这次的成功里得到安慰和快乐。
自杀的诱惑
然而，世事有利也就有弊，有弊也必有利。阴郁而充满忧虑个性的人所遭遇和必须克服的困厄苦难，多半是想象出来的，而欢乐又漫不经心的人所遭受的困苦都是实实在在的；因此，凡事往坏处想的人，不容易遭受失望的打击；反之，凡事只见光明一面的人却常常不能如愿。内心本有忧郁倾向的人，若又得了精神病或消化不良的病，那么，因为长期的身体不舒适，忧郁就转为对生命的厌倦。
我们固可了解生命的灾难与痛苦，但不必厌倦生命。一些小小的不如意就能让自己自杀，更糟的是，即使没有特殊的原因也会自杀，这种人因长久不幸而想自杀，会冷静而坚定地执行他们的决定。我们观察有这样的受苦者，他因厌倦生命到极点，我们就能发现他确实没有一丝战栗、挣扎和畏缩，只焦急地等待着趁他人不注意时，立刻自杀，自杀几乎成了最自然和最受他欢迎的解脱工具。
即使世上最健康和最愉快的人也可能自杀，只要他对外在的困难和不可避免的厄运的恐惧超过了他对死亡的恐惧，他就自然会走上自杀的路。对快活的人而言，唯有高度的苦难才会导致他的自杀。对原本阴郁的人来说，只要稍微的苦难就会使他自杀的。
二者的差别就在于受苦的程度。愈是忧郁的人所需程度愈低，最后甚至低到零。但一个健康又愉快的人，非高度的受苦不足以使他结束自己。由于内在病态抑郁情绪的加强可以导致自杀，由于外在极大的苦难也会使人了结自己，从纯粹内在到纯粹外在的两个极端原因之间，当然还有不同的程度，但不管程度的差别有多大，自杀都不能抹平这些差别，因而也就不能解决生命的问题。
锻造艺术是解决生命难题的上选，因此，美，也就纳入健康的事物之中。虽然美只是个人的一种优点，与幸福不构成直接的关系，却间接给予他人一种幸福的印象。所以，即使对男人来说，美也有它的重要性。美，是一封打开的介绍信，它使每个见到这封信的人都对持这封信的人满心欢喜。荷马说得好：
美是神的赐予，不可轻易抛弃。
人生就像一副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来回摆动
只要稍微考查一下就会知道，人类的幸福有两种敌人：痛苦与厌倦。进一步说，即使我们幸运地远离了痛苦，我们马上就靠近厌倦；若远离了厌倦，我们又会立刻跌进痛苦之中。生命呈现两种状态，那就是外在与内在、客观与主观，痛苦与厌倦在两种状态里都是对立的，所以，生命本身可说是剧烈地在痛苦与厌倦之间来回摆动。
贫穷和困乏带来痛苦；太得意时，人又生厌。所以，当社会底层无休止地与困乏也就是痛苦做斗争时，上层社会却和“厌倦”打着持久战。在内在或主观的状态中，对立的起因，是人的受容力与心灵能力成正比，而个人对痛苦的受容度，又与厌倦的受容度成反比。
现解释如下：根据“迟钝”的定义，所谓迟钝是指神经不受刺激感觉不到痛苦或焦虑，无论后者多么巨大。知识的迟钝是心灵空虚的主要原因，唯有经常兴致勃勃地注意观察外界的细微事物，方能除去许多人脸上流露的空虚。心灵空虚是厌倦的根源，这就好比兴奋过后的喘息，人们需要寻找某些事物来填补空下来的心灵。而所寻求的事物又大多类似，试看人们依赖的消遣方式，他们的社交娱乐和谈话的内容，不都是千篇一律吗？再看有多少人在阶前闲聊、在窗前凝视屋外。
由于内在的空洞，人们寻求社交、娱乐和各类享受，因此产生了奢侈浪费与灾祸。人避免灾祸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增长自己的心灵财富，人的心灵财富愈多，厌倦所占的空间就愈小。那永不竭尽的思考活动在错综复杂的自我和包罗万象的自然里，寻找新的材料，从事新的组合，我们如此不断鼓舞心灵，除了休闲时刻以外，就再不会让厌倦乘虚而入。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高度的才智根植于高度的受容力、强大的意志力和强烈的感情。这三者的结合体，易动感情，对各种肉体和精神痛苦的敏感性增高，不耐阻碍，厌恶挫折——这些性质又因高度想象力的作用，更为增强，使整个思潮，包括不愉快的思潮，都好似真实存在一样。以上所言的人性特质，适用于任何一种人——从最笨的人到天才。所以，无论在主观方面还是在客观方面，一个人接近了痛苦便远离厌倦；反之亦然。
性格决定看法，看法左右情绪
人的天赋气质决定他受苦的种类，客观环境也受主观倾向的影响，人所采用的手段总是用来对付他所易受的苦难。因此，客观事件有些对他有特殊意义，有些就没有什么特殊意义，这是由天赋气质来决定的。聪明的人首要努力争取的无非是免于痛苦和烦恼，求得安静和闲暇，以过平静和节俭的生活，减少与他人的接触，所以，智者在跟他的同胞相处了极短的时间后，就会退隐，若他有极高的智慧，他更会选择独居。一个人内在所具备的愈多，求之于他人的愈少，他人能给自己的也愈少。所人，智慧愈高，愈不合群。当然，假使智慧的“量”可以代替“质”的话，活在大世界里才划算。不幸的是，人世间一百个傻子也无法代替一位智者；更不幸的是，人世间傻子何其多。
然而那些经常受苦的人，一旦脱离了困乏的苦痛，就立即不顾一切，求得娱乐消遣和社交，唯恐自己独处，与任何人一拍即合。只因孤独时，人需委身于自己，他们内在的财富的多寡便显露出来：愚蠢的人，此时虽然身着华衣，也会为了他们有卑下的性格而呻吟，这原是他们无法放下的包袱，然而，才华横溢之士，虽身处荒原，也不会感到寂寞。
塞涅卡宣称：愚蠢是生命的包袱。这话实是至理名言，实可与耶稣所说的话媲美：愚人的生活比地狱还糟。人的合群天性大概和他们知识的贫乏以及俗气成正比。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只有独居和从俗两种选择。据说黑人是顶爱群居的，在智力的等级上，他们也居于最底层。有一次，我曾在一张法国报纸上看到，北美的黑人，不论自由人还是奴隶，都喜欢一大堆人挤在小屋里，因为他们不能忍受独居，拥挤使他们看不见对方的狮子鼻。
智者和愚人怎么利用闲暇
脑——可以视作有机体的寄生物，它就像一个住在人体内接受养老金的人。而闲暇——个人的意识及其个性自由活动的时刻，却是体内其余部门的产品，是它们辛苦、劳累的成果。
然而大部分人在闲暇时刻里，得到些什么呢？除了感官享乐和浪费外，只有厌倦与无聊。这样度过的闲暇真是毫无价值。阿里奥斯托说：“无知的人的闲暇是多么可悲啊，而如何享受闲暇实是现代人的最大问题。平常人只想着如何去‘消磨’时光，有才华的人却‘利用’时光。”世上才智有限的人易生厌倦，因为他们的才智不独立，只是用来做执行意志力的工具，以满足自己的动机；他们若没有特殊动机，意志就别无所求，才智也休息了，因为才智与意志都需外物来发动。
如此，闲暇的结果是各种能力可怕的停滞，那就是厌倦。为了消除这种可悲的感觉，人们求助于仅可取悦一时的琐事，只图从各种无聊琐事中得到刺激，好发动起自己的意志，又因意志尚需才智之助方能达到目的，所以，借此得以唤醒停滞的才智。但这些人造的动机与真正的、自然的动机比起来，就好像假钱和真钱一样，假钱只能在玩牌时玩玩，是派不上真用场的。所以，这种人一旦无事可做，宁可玩手指、敲桌子、抽雪茄，也懒得动脑筋，因为他们没有脑筋可动。
所以，当今世上，社交界的最主要职责是玩牌，我认为玩牌不但没有价值，而且是思想破产的象征。因在玩牌时，人们不事思考，只想去赢别人的钱。这是何等愚蠢啊！但是，为了公平起见，我仍录下支持玩牌者的意见。他们以为玩牌可作为为进入社会和商界所做的准备工作，因为人可以从玩牌里学到：如何灵活运用一些偶然形成又不可改变的情况，例如，手中分到的牌，并且，得到最好的效果；如何假装，在情况恶劣时摆出一副笑脸。这些是人在社会上必备的手腕。但是，我以为，就因玩牌教人如何运用伎俩、阴谋去赢取他人的东西，所以它是败坏道德的。
这种由牌桌上学来的习惯，一旦生了根，就会转而用到现实生活中去，将日常事件和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都视同玩牌，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人人都无所不用其极。这种例子在商界，真是比比皆是。闲暇是存在必然的果实和花朵，它使人面对自己，所以内心拥有真实财富的人，才真正懂得欢迎闲暇。
然而，大多数人的闲暇又是什么呢？一般人总把闲暇看成是一无是处似的，他们对闲暇显得非常厌倦，当成沉重的负担一样。这时他们的个性，成为自己最大的负担。说到这里，亲爱的兄弟们啊，让我们庆贺吧！因为“我们终究不是女奴的孩子，而是自由的儿女”。人该摆脱一切心理束缚，使自己回归自由。
进一步说来，所需很少、输入愈少的国土愈是富足。所以拥有足够内在财富的人，他们向外界的寻求也就很少，甚至一无所求，这种人是何等幸福啊！输入的代价是昂贵的，它显示该国尚不能独立自主，它可能引起危险，徒生麻烦，总之，输入是比不上本国自产的。这样说来，任何人都不应向他人或外界索求太多。
我们要知道每个人能为他人做的事情，本来就有限，到头来，任何人都是孤立的，要紧的是，知道那孤立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这个道理便是歌德在《诗与真理》一书的第三章中所表明的：在任何事情当中，人最后必须，也仅能求助于自己。奥立弗·高尔斯密在《旅行者》中不也曾说过：
行行复行行，能为己寻觅。
快乐的源泉就在自身
人所能作为和成就的极限，不会超过自己。人愈能做到这一点，就愈能发现自己原是一切快乐的源泉，就愈能使自己幸福。这便是亚里士多德所揭示的伟大真理：“幸福就是自足”。所有其他的幸福来源，本质上都是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它们都如过眼云烟，随机缘而定；也都经常无法把握，所以在极得意的情况下，也可能轻易丧失，这原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事情。当年长老迈，这些幸福之源也必然耗竭：到这个时候所谓爱情、才智，旅行欲，爱马狂，甚至社交能力都舍弃我们了；可怕的死亡，更夺走我们的朋友和亲戚。在这样的时刻，人更需依靠自身，因为唯有自己才是长久伴随我们的，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里，自己是唯一纯正和持久的幸福的源泉。
在悲惨与痛苦的世界中，我们究竟能求得什么呢？每个人到头来除了自己外原来都是一无所有啊！人一旦想逃避悲惨与痛苦，又难免落入“厌倦”的魔掌。况且在这个世界里，又常是恶人得势，愚声震天。个人的命运是残酷的，而整个人类也是让人怜悯的。世界既然如此，也唯有内在丰富的人才是幸福的，这就好比圣诞节时，我们是在一间明亮、温暖、充满笑声的屋子里，而缺乏内在生命的人，其惨状就好比在暮冬深夜的冰雪中。
所以，世上命运好的人，无疑是指那些具备天赋才情、有丰富个性的人，这种人的生活，不一定光辉灿烂，却是最幸福的。年轻的瑞典女王克里斯汀才十九岁，除了听别人的谈论外，她对笛卡儿的了解仅限于一篇短文，因为那时后者已在荷兰独自隐居了二十年。她说：“笛卡儿先生是最幸福的人，我认为他的隐居生涯很令人羡慕。”当然，也需有利的环境，方能使笛卡儿如愿以偿，成为自己生命和幸福的主宰。就像在《圣经·传道书》中所描述的那样。
智慧对具有丰厚遗产的人方是好的，对活在光明里的人才是有利的，为自然和命运赋予智慧的人，必急于小心地打开自己内在幸福的源泉，这样他就需要充分的独立自主和闲暇。人要获得独立自主和闲暇，必须自愿节制欲望，随时存神养性。更需不受世俗喜好和外在世界的束缚，这样人就不致为了功名利禄，或为了博取同胞的喜爱和欢呼，而牺牲自己来屈就世俗低下的欲望和趣味。有智慧的人是绝不会如此做的，而必然会听从贺拉斯的训诫。
贺拉斯在给默斯那斯的书信中说：世上最大的傻子，是为了外在而牺牲内在，以及为了光彩、地位、壮观、头衔和荣誉而付出全部或大部分闲暇和自己的独立。歌德不幸如此做了，我却侥幸没有这样做。现代社会依靠群众来为自己涂上生命色彩的人，又何其多啊！
我在此所要坚持的真理，是人类的幸福主要根植于内在，这是与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的某些精确观察相互印证的，亚里士多德以为，幸福预设了某种活动及某些能力的运用，没有这些，幸福就不能存在。斯托拜阿斯在注解逍遥学派的哲学时，对亚里士多德以为人类幸福在于能自由发挥各种天赋才能到极限的主张，做了如下的解释：“能够有力而成功地从事你所有的工作，才是幸福。”
所谓有力，便是“精通”任何事情。人类生而具有与四周困难进行搏斗的力量，一旦困难消失，搏斗也随之中止，这些力量便无处使用，力量反而成为生命的一种负担；这时，为了免受厌倦的痛苦，人还需发动自己的力量，同时运用自己的力量。有钱的上层阶级人士是“厌倦”最大的被害者。
古代的卢克莱修，曾在诗里描述陷于“厌倦”的富人的可怜景象，他诗中所描写的仍可见于今日每个大都市中——那里富人很少待在自己家里，因为那儿令他厌烦，但他在外面也不好受，所以仍不得不回到家里；或者会火烧火燎地奔赴郊外，好似他在那儿的别墅着火了一般；一旦到了郊外，他却又立刻厌烦起来，然后匆匆入睡，好使自己在梦里忘怀一切，再忙着起程回到都市中。这种庸庸碌碌的生活，为欲望所驱使的匆忙，本就是众生相啊。
像上面这种人在年轻时，多是体力与生命力过剩，肉体和心灵不能对称，无法长久保持体力与生命力；到了晚年，他们不是没有丝毫心灵力，便是缺乏培养心灵力的工具，致使自己陷入悲惨凄凉的境况中。意志，是唯一不会耗竭的力量，也是人人永远具备的力量；为了保持高度有活力的意志，他们便从事各种高赌注的危险游戏，这无疑是一种堕落。
一般说来，人若发觉自己无事可做，必然会替那剩余的精力，寻找一种适当的娱乐，诸如打保龄球、下棋、打猎、绘画、赛马、玩牌，或者研究诗词、印章篆刻、哲学，或者寻找其他嗜好，对每种娱乐他都不甚精通，止于喜欢。我们可以将此种嗜好规则地分成三类，分别代表三种基本力量，也就是合成人类生理组织的三种要素；不管它们指向的目的如何，我们可以考究这些力量的本身；如何来发现三种幸福的源泉，每个人依其剩余精力的种类选择一种，好使自己快乐。
第一类是满足“生命力”而得的快乐，代表生命力的食、饮、消化、休息和睡眠；在世界的某部分，这种基本快乐是典型的，几乎人人都要得到这种快乐。
第二类是满足“体力”而得的快乐，此种快乐可以从散步、奔跑、角斗、舞蹈、击剑、骑马以及类似的体育运动中得到，有时甚至可以在军旅生涯和战争里消耗过剩的体力。
第三类是满足“怡情”而得的快乐，诸如在观察、思考、感受、诗与文化地体会音乐、学习、阅读、沉思、发明以及自哲学等中获得的快乐。
关于这几类快乐的价值、相对效用以及持续的久暂，可以说仍有许多，我们只到这里为止，其他的留待读者去思索。然而，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那就是我们所运用的力量愈高贵，所获得的快乐也就愈大；因为快乐的获得，涉及自身力量的使用，而一连串快乐顺利地一再显现是构成人类幸福的主要因素。
愈是高贵的力量所带来的快乐，其再现性就愈高。所以，获得的幸福也更稳定。就这一点来说，满足“怡情”得来的快乐的地位，无疑较其他两种快乐要高。前两种快乐同时为兽类所具备，甚至兽类具备更多此种快乐；唯有充足的“怡情”方面的快乐是人类所独具的，这也是人与禽兽不同的地方。我们的精神力是怡情呈现出来的诸种样态，因此充足的怡情，使我们可以获致某种与精神有关的快乐，所谓“睿智的快乐”就是这样，怡情愈占优势，此类快乐也就愈大。
平常人所热切关心的事，是那些会刺激他们意志，也就是与个人利害相关的事情。然而，经常地刺激意志起码不是一件纯粹的乐事，其中仍混杂着痛苦。就玩牌——这个普遍流行于“高尚社会”的玩意儿来说，它便是供给刺激的一种方式。由于它涉及的利害关系很小，所以不会产生真实和长久的痛苦，只有轻微、短暂的疼而已，简而言之，“玩牌”对意志而言，事实上仅是种搔痒工具罢了。
另一方面，特别睿智的人能够完全不涉及意志，热切关心一些“纯知识”的事物，此类关心也是这种人必备的品格，睿智使人不受痛苦的干扰，使自己能生活在类似仙境的宁静国度中。
让我们看看下列两幅图景吧：
一幅是大众的生活——长期乏味的搏斗史，他们为了追求没有价值的个人福利，投入自己的全副精力，历尽各种苦难，一旦目标达成，再度落身到自己时，生活立即就被无法忍耐的厌倦所环绕，各种活动都沉滞下来，唯有如火的热情才能激起一些活意。另一幅景象，所呈现的是一个富有高度心灵能力的人，他思想丰富，生命充实而有意义，一旦得以自主，立即献身于有价值、有趣味对象的追求，所以他自身含有最高贵的快乐源泉。诸如对自然的观察、对人世的思索、对历史上伟大成就的领会和了解，深刻透彻地明白伟大业绩的意义，这些是此类人独具的才能，这些是他们所需要的唯一外界激励的来源。
历代伟人所期望的千古知音便是这种具备高度心灵能力的人，伟人们也因自己的思想获得知音而不白活，其他的人虽然也崇拜伟人，但对他们以及他们门徒的思想却一知半解，只能算是道听途说的人。智慧之士既然有上述种种特性，他们就比一般人更需要阅读、观察、学习、沉思，以及训练自己，总之，他们需要不受打扰的闲暇。
法国大文豪伏尔泰曾说过：
没有真正的需要，便不会有真正的快乐。
智者们的这些特殊需要，使他们能从大自然、艺术和文学的千变万化的美中，得到无穷无尽的快乐，这些快乐是其他人不能领略的。我们要使那些脑满肠肥的人得到这些快乐，而他们不需要也不能欣赏这种快乐，这就像期望白发苍苍的的老人再次陷入爱河一样。
具有享受无穷尽快乐天赋的人，他们过着两种生活——私人生活和睿智生活。睿智生活逐渐成为他的真正生活，私人生活仅是达到睿智生活的手段而已。但是一般人所遇的却是肤浅、空洞而多烦扰的日子，无法再变换为另一种存在样态。
然而心智强大的人士，却喜爱睿智生活远胜于其他行业：更由于学问和见识的增长，此种睿智生活也似一个渐渐成型的艺术品一样，更臻坚实，更具强度和固定性，生命内在的调和也更趋统一；和这种生活比较起来，只图个人安适的人生就像一幕拙劣的戏剧一样，虽然也有广度，却无深度，只不过是浮生式的可怜虫。
我在前面说过人们却把这种卑贱的存在当作一种目的，这又是多么令人悲叹啊！不受激情感动的日常生活是冗长乏味的，一旦有了激情，生活中却又充满了苦痛。唯有那些上天赋予很多才智的人才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在执行意志命令之外，还有能力过另一种日子：一种没有痛苦、兴味盎然的生活。
但是，仅有闲暇，或仅有不受意志奴役的多余睿智仍然不够，尚需有充沛的剩余力量，不受意志奴役的力量只献给睿智使用。所以，塞涅卡说：无知的人的闲暇是人的一种死亡的形式，是活的坟墓。
根据剩余力量的多寡，第二种生活——心智生活，又可分为无数层次：自收集制作昆虫、鸟类、矿物的标本到诗学、哲学的高深成就，都是此类生活的表现。心智生活不但可以防御“厌倦”的侵袭，还可避免厌倦的诸种恶果：它使我们远离恶友、危险、不幸、损失和浪费，这些都是把幸福全部寄托于外界的人所必然遭受的苦恼。举个例子说，我的哲学虽未替我赚进半文钱，却替我省了不少开支，心智生活的功效也是一样的。
一般人将其一生幸福，寄托于外界事物，或是财产、地位、爱妻和子女，或是朋友、社会等等，一旦失去了这些，他们就备感失望，他们的幸福根基也就毁坏了。换句话说，他们的重心随着每个欲念和幻想改变位置，而不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
如果他们是资产家，那么他们的目标，幸福的重心，就只是乡间别墅、赢得好马匹、有有趣的朋友或是去旅行，总之，过着豪华的生活，因为他们的快乐根源在外部事物。这就好比一个失去健康和力气的人，不重新培养已失去的生命力，却希望借助药水、药片重获健康。
在谈到另外一类人，即睿智之士之前，我们先来比较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人：他们虽没有显著的才华，但比一般人又聪慧些。他们爱好艺术但又不精，也研究几门学问，例如植物、物理、天文、历史，喜欢念书，当外界的幸福之源耗竭或不再能满足他们时，也颇能读书自娱。这种人的重心，部分在自己身上。但是，喜欢艺术和真正从事创作，是很不相同的两回事，业余的科学探索也易流于表面，不能深入问题核心。
一般人是很难完全投身于学术探索的，而且任凭此种探索充满与渗透至生命中每个角落里，以至于完全放弃其他的兴趣。唯有极高的睿智力，所谓“天才”方能达到这种求知的强度，他们能投入整个时间和精力，力图陈述他们独特的世界观，或者用诗、哲学来表达他们对生命的看法。因此，他们急需安静的独处来完成他们思想的作品，所以，他们欢迎孤独，闲暇是至善，其他一切不但不重要，甚至是可厌的。
这类人把重心完全放在自己身上。所以此类人虽然为数极少，他们不论性格有多优秀，也不会对朋友、家庭或社团显出极大的热情或兴趣；他们只要有真正的自我，即使失去其他一切也无妨。就由于这一点，他们的性格倾向孤僻，更由于别人的本性与他们自身不同，无法满足他们，彼此的相异之处就时时明显可见，以至于他们虽然行走在人群中，却孤立似异乡人，他们谈及一般人，说“他们怎样”而不说“我们怎样”。
我们现在可以如此下结论：天生有充足睿智的人，是最幸福的人；所以，主体因素同人的关系，比客观环境更密切；因为，不论客观环境是什么，它的影响总是间接的、次要的，且都是以主体为媒介。卢奇安体察了这个真理：心灵的财富是唯一真正的宝藏，其他的财富，都可能带来比该财富本身更大的灾祸。
除了不受打扰的闲暇外，他们不需再向外界索求任何东西，因为他们需要闲暇时光来发展和成熟自己的智性机能和享受生命内在的宝藏。总之，这样的人生只求终其一生，每时每刻都能成为他们自己。他们若是注定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领袖，那么能否完美地发展心智力量至巅峰以完成精神使命，便是他们幸福或不幸福的唯一标准。其他都是无关宏旨的。这就说明为什么生来具有伟大心智力量的人，都看重闲暇，珍视闲暇如生命。亚里士多德也说过：“幸福存在于闲暇中”；第欧根尼·拉尔修在记述苏格拉底的言行时说：“苏格拉底视闲暇为所有财富中最美好的财富。”所以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里，亚里士多德总结说，献给哲学的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此外，在《政治学》里他又说道：
得以自由运用任何种类的力量便是幸福。
最后，我们再引述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和漫游年代》中的一段话：
若人生而具备某些可以为他使用的才华，
他的最大幸福便在于使用这些才华。
但是，成为拥有宁静闲暇的人，与成为一般人不同：因为，对宁静的渴求本不属于人之本性，平凡的人生来便注定了劳顿终生，换取自己与家人生存的需要，成为挣扎与困乏的俗人，却不能做有才智自由的人。所以，一般人厌倦闲暇，总需为着什么目的而忙碌，若是连幻想或勉强的目标——诸如游戏、消遣和各种嗜好都找不到，闲暇就会成为他们的负担了。正因为人一旦闲下来，便急需找些事情，所以闲暇有时可能充满了危险，正如有人说的：当人无事可做时，人是很难沉默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一个有适当才智而远超常人的人，似乎是不合自由且反常的。但若这种情况果然存在，那么具有此种才华的人若要幸福，就需求得他人以为是负担和有害的安静的闲暇，柏加索斯是希腊神话里的飞马，若它披上常马必备的鞍子，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它是不会快乐的。
若外界和内在的两种反常情况，即宁静无扰的闲暇和天分极高的智慧，能重合在某人身上，那是他极大的幸事；再加上命运又顺遂人意的话，此人就能过上不受人类两大苦源——痛苦与厌倦——纠缠烦扰的高质量生活，他不需为生存痛苦挣扎，也能够享受自由的存在情境——闲暇，我们唯有对痛苦与厌倦保持中立，不受它们的感染，才可以避免痛苦与厌倦。
但是从相反的观点来论说，天赋的伟大才智是一种个性极为敏锐的活动，对各种痛苦的受容度极高。它含有强烈的气质，广大而生动的想象力，这两种性格是伟大才智的特征，它们使具备此种睿智者常拥有较那可以吞噬平常人的热情更深刻的情绪，所以，他也更易成为此种情绪的牺牲品。
世界上产生痛苦的事，原本比制造快乐的要多。有天赋之才常疏远他人，只因己身所具备的已绰绰有余，不需也不能在他人那里得到什么，所以他人引以为乐之事，他们只觉得肤浅乏味，相应地，他们所觉得的快乐的事也就少些。这又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例子，我们称此情形为“补偿律”，世界上凡有所得也必有所失；反之亦然。
常听人说，心胸狭小的人，其实是顶幸福的人，虽然这种好运并不值得羡慕。在此，我不想对此点多做辩驳，影响读者自己的判断，尤其是古代圣哲典籍中，对此点也常有自相矛盾的言论出现。举例来说，索福克勒斯曾说过：
智慧占有幸福的大部分。
他在另一段文章中，又曾提道：
无思无虑的人生活最愉快。
《旧约全书》的作者，也有类似的矛盾，一面说：
愚人的生活比地狱还糟。
又说：
智慧愈高，痛苦愈深。
知识越多，徒增烦恼。
菲利斯丁——庸人
我可以称呼一个才智平庸、没有心灵渴求的人为“菲利斯丁”——此词原属德文，是大学里流行的俚语，后来意义加深，但不离原意，可以用来比喻没有艺术涵养的人。一个“菲利斯丁”永远是一个“菲利斯丁”。在本书中，我将从一个较高的观点，把“菲利斯丁”用来指在现实事务中孜孜以求的人；但此种高超的定义不太清楚，本书的目的在于大众化，所以这类定义不很合适。
另一个定义便于解释，也可令人满意地把“菲利斯丁”的本质表达出来，那就是将“菲利斯丁”定义为：没有心灵渴求的人。从这里“首先”可以推出在对己方面，他们不会有睿智的快乐，因为有需求，才会有快乐。他们的生活里，不会有对知识和见解本身发生的欲求，也无法体会与它们相近的美感快乐。若逢美感乐趣正值时尚，他们就为了追求时髦，也强迫自己去尝试此种乐趣，但总企图尽可能少尝一些。
他们真正喜欢的是感官的享受，并且相信它可以补偿其他方面的损失。牡蛎和香槟对他们来说，就是最高的存在了，生活目标在于获取身体的安适，费一些功夫就能达成这个目的，他们就更快活了。如果生活得以豪华奢侈，他们又不免厌倦，于是用了许多不实际的弥补方法，如打球、看戏、赴宴、赌博、赛马、玩女人、喝酒、旅行等；其实这些并不能使人免于厌倦，没有知性的渴求，就不会得到知性的快乐，也唯有知性的快乐，才不会产生厌倦。
“菲利斯丁”性格的特征是枯燥无味又气质滞钝，活像动物。由于感官的乐趣容易耗竭，所以没有什么东西能真正刺激他们、使他们喜欢，社交生活也瞬间成为一种负担，玩牌也提不起他们的兴趣了。当然，只有满足虚荣能留给他们一些快感，他们自以为是地享受着这种快乐，或是觉得自己在财富、地位、影响和权力上比他人优越，或者由于常替有权势的人奔走，自觉沐浴着他们的光耀而扬扬自得，这就是英国人所称的势利鬼，可悲！
其次，自“菲利斯丁”的本质可以推出，在“对他”方面，由于他们只有肉体需要，自己没有才智，他们所寻找的也只是能满足前者的一些活动。他们绝不会要求朋友具备才能；因为后者使他们产生自卑感和一份连自己也不愿知道的、深深的嫉妒，所以即使他们碰上有才能的人，他们也只会厌恶，甚至痛恨。他们心中对才智的嫉妒有时会转成秘密的怨恨。但他们仍不会为此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念，以符合才智之士的标准，他们依然喜欢地位、财富、权力和影响力，希望自己样样都擅长，因为在他们的眼中，世界上真正的利益就是这些。
以上所提的种种乃是他们没有知识欲的结果。菲利斯丁们最大的苦恼，在于他们缺乏理念，于是，为了逃避“厌倦”，需不断以现实来弥补空虚的心灵。然而，现实总是令人失望和充满危险的，一旦他们丧失了对现实的兴趣，疲惫就会乘虚而入。只有理念世界是无限平静的世界，它远离世间一切忧患与烦扰。
叔本华注：在本章里，所讨论的影响幸福的个人特质，仅涉及身体与睿智方面。至于德行对幸福直接和当下的影响，请参考我的另一篇得奖文章——《道德责任的根据》（第二十二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