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对科学技术跨越国界的思考

迈克尔·J.巴拉尼，约翰·克里格

作为研究“过去”的学者，历史学家了解时事和争论，但不必经常面对它们正在被现在超越这样的感觉。在此似乎跨国组织危急存亡之际，我们书写科学技术跨国史，着重强调其历史和意义。我们中的一员（约翰·克里格）已经撰写了大量有关科学技术国际历史和跨国历史的文章。为了促进对这些历史的集体反思，他在2016年初开始策划本书以及相关的专题研讨会。这时恰逢来自欧洲战乱国家的移民正遭遇新的种族主义和仇外浪潮。另一个人（迈克尔·J.巴拉尼，最近在该领域获得博士学位）则是通过一份会议公告得知了这个项目。这个会议是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科学历史学家组织于2016年夏天在埃德蒙顿举行的四年一次的联席会议。他在加拿大大草原上的一家泰国餐厅，与来自苏格兰、加拿大、美国等欧洲和北美的历史学家一起用餐，此时英国“脱欧”公投的投票结果开始汹涌而来，这群人逐渐意识到，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们将置身于一个不那么开放的世界。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前夕，该项目的研讨会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举行，这时在这个州和这个国家，许多美国公民已经投下了他们的选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获得了微弱但决定性的胜利。在动荡的政治过渡时期，在谴责声、难民危机、旅行禁令、拘留、边境墙谈判和直接涉及本书讨论的问题，以及需要我们专业团队做出正式回答的其他发展中，我们修改并整理了我们的文章（Shu分享更多搜索'雅书）。

E.g.，Michael McGerr，“The Price of the ‘New Transnational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6，no. 4（1991）：1056-1067，at 1066；Ann Curthoys and Marilyn Lake，eds.，Connected Worlds：History in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2005），14.
伴随着新闻中经常充斥的民族、民族主义、仇外和分裂，把跨国的科学技术作为我们探讨的重点，可能看起来很古怪。确实，一些学者提出，跨国历史永远不可能具有国家历史的大众吸引力或重要相关性，只有国家历史能够给予读者一种本土感、归属感和认同感。
然而，最近的事件和本书中的学术研究都表明了相反的观点。从跨国的角度，能够最清晰最有力地看清楚国家和地方以及它们的关切、特权、紧张和状况，这需要加强对地方和国家层面的关注而不是避免。跨国历史学家必须从字面上理解“放眼全球，立足本土”这句古训，不断地把现实产物及其档案记录纳入跨越边境的运动和行动模式。全球思维把地方现象纳入更长更宽的谱系中，并且抽取出它们揭露的理想（常常看似是全球的）和实践（不可避免是地方的）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解释了否则无法解释的地方现象。

Akira Iriye，“Inter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History，” in 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ed. Thomas Bender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47-62，at 51.Marilyn B. Young，“The Age of Global Power，” in Bender，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274-294，at 291.
这些对较狭隘实践的更为广泛的看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立足点，以应对这一让我们感到被当下所超越的最重要的现象：美国政治领导层正在放弃经济事务、地缘政治、环境问题和道德问题上的超级大国霸权。美国参与者和机构在本书描述的一些历史中的超强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来源于美国在20世纪作为一个全球大国发挥的主导作用，以及它把知识变成了易于理解和规则的工具。在此描述的跨国历史是一种新近地缘政治的特殊现象。它诞生于冷战之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诞生于在方法论和意识形态上反对美国例外论的思考。这种例外论是一种关于美国独特的感觉，正如阿基拉·伊里耶（Akira Iripe）所说，它是一种相关的倾向，把美国概括为“在许多方面是自给自足的主权国家理念最清晰的体现”。
本书各章中没有提出美国例外论或自给自足，但是它们都不能避免美国作为一个关键的地缘政治节点，在知识跨境流动或不能跨境流动的系统中存在感十足。确实，对当代科学技术史学家来说，对美国例外论的批评是令人不舒服的。事实上，正是在某种程度上，从性质和数量上来看，美国的研究体系似乎确实是个例外。追求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科技领先地位，为美国的国家研究体系提供了一个总体的理论基础，而这个体系必须建立在国际维度上。科技领导力和政治、军事实力相吻合，每一方都加强和重新配置另一方。正如玛丽莲·杨（Marilyn Young）提醒我们的：“美国可能也不例外，但是它异常地强大，到目前为止，它可能会偏离中心但无损它的强大。”
如果民族和国家在跨国历史中显得特别突出，那么美国民族和国家在其改变地缘政治的时期（从整个20世纪到现在），在我们在此汇集的跨国科技史中更是如此。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John Krige，Mar. 25，2017.Kostas Gavroglu et al.，“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European Periphery：Some Historiographical Reflections，” History of Science 46（2008）：153-175；Martin Kohlrausch and Helmut Trischler，Building Europe on Expertise：Innovators，Organizers，Networker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4）；Erik van der Vleuten and Arne Kaijser，eds.，Networking Europe：transnational Infrastructures and the Shaping of Europe，1850-2000 （Sagamore beach，MA：Watson Publishing International，2006）.
在本书的许多章节中，美国作为参与者存在，也是该项目的优势之一。它从智力上和实际上，为那些学术方法和专业知识大不相同的学者，提供了共同的概念的、历史的背景和参考点。这些一致性展示了本书描述的地理和历史的特殊性，同时将其作为一个全面的基准和方法指南。正如约瑟普·西蒙（Josep Simon）所说，这本论文集能够“提供模型和范例，其他学者可以将其应用于从不同于美国的地缘政治中心建立的其他案例，甚至可以应用于在知识交流方面表现得更明显的多极化的案例研究”
。这样的工作确实存在，特别是在欧洲一体化的跨国研究中，尽管那个地区也有其自己的“中心”和“外围”，就如在欧洲外围国家的科斯塔斯·加夫罗格卢（Kostas Gavroglu）和他的同事提醒我们的那样。
是时候让这些不同的地方世界彼此对话了。

本书强调，即使我们的焦点不是国家的监管，但当我们把知识作为跨国对象时，国家机器立即迅速地进入我们的视野。科学技术知识对于国家权力的运用和国家威望的建立的长期重要性，要求我们在研究跨境知识的产生和流动的任何时候，都要认真地考虑国家（它的行动、效果和局限）。这样做并没有颠覆跨国历史要打破国家框架的束缚，以及把国家置于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网络之中的初衷。而这些相互联系和依赖，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是不太清楚的。相反，在本书的许多章节，国家之所以作为参与者出现，正是因为其边界被跨越了。看上去像一个国家，包括意识到边界在哪里，并以国家主权和其他特权的名义对边界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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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son Sandman，“Controlling Knowledge：Navigation，Cartography，and Secrecy in the Early Modern Spanish Atlantic，” in Science and Empire in the Atlantic World，ed. James Delbourgo and Nicholas Dew （New York：Routledge，2008），31-51.
值得强调的是，在此处探索的跨国运动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国家就控制了知识和知识团体的流动。确实，在任何知识边界的监管能够使国家政府在与其竞争对手的竞争中更有竞争力的地方，它们都试图这样做。例如，看看16世纪西班牙控制海事知识。艾利森·桑德曼（Alison Sandman）曾经描述过16世纪早期西班牙“契约之家”（Spanish Casa de la Contratación）的官员们发展出来监管领航员、海图和航海仪器的复杂的法律体系。
保护西班牙海上航线的知识，防止竞争强国袭击他们的船只、侵犯他们的殖民地垄断，需要监管人员、记录和仪器。制图员被禁止向外国人销售海图。归化的专家发现他们的忠诚受到质疑：领航员很容易带着宝贵的海上航线知识逃离这个国家，所有只有当地人或归化的卡斯蒂利亚人才能获得领航员许可证，而且他们必须通过与该王国的重要的家庭或财产联系来保证他们的忠诚。培训领航员用仪器来确定纬度和经度的宇宙学家，必须发誓不和外国人分享他们的知识。

这种跨国知识控制的早期现代形式和本书所研究的现代形式的强烈相似性，使我们不禁要问，后者有什么现代之处？作为国家建设过程的一部分，现代国家建立了“理性的”、系统的官僚机构，来管理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潜在力量。正如丹尼尔斯和克里格在前面两章所展示的，1945年后美国的显著特征是，为应付战时紧急情况而建立的或为应付某个特定危机而临时启用的管制机制的制度化和扩大化。当国家试图维持对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的控制时，偶发的不稳定时刻（20世纪40年代晚期和90年代、21世纪早期及2017年）在跨国现代性的结构上留下了持久的印记。始于人为的、偶然的和有限的地缘政治行动的边界，变得过分坚固，进出奥地利、匈牙利、墨西哥和美国的难民很清楚这一点。仇外心理的跨国形态，回荡在以保护“国家”不受国内外的“外国人”破坏为名义的治安制度中。

créole，在美洲出生的黑人后裔。métis，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后裔。
边界和国家管制的这一显著和不对称的特点，导致我们强调像“旅行”和“过境”之类的术语而不是“传播”“流动”或者类似的可能会弱化跨国交流中的跨境问题的语言。通过强调传播知识所涉及的辛劳和偶然性，本书各章作者把注意力放在实践上，扩大“参与者”的范围从而包括在不同地点生产知识所需的物质基础设施和设备。阿西夫·西迪基特别提醒我们注意分散的地点，在那里跨国知识与边界、地缘政治交织在一起。这种跨国劳动的场所给了西迪基一个强有力的框架，来剖析跨国参与者是如何集合所需资源以建构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人员、观念和物质的网络。这些人员、观念和物质一起构成了跨国网络。特定场所的深厚历史可以解释这些场所作为知识创造者跨国网络中支柱的吸引力，它们把制约跨国努力的多种地理和时间的尺度交织在一起。通过知识的透镜阅读跨国历史，很容易（但不是必然地）边缘化那些对跨国时刻产生的社会变革没有直接发言权或控制权的人们。他们既没有专业知识，也没有经济的或社会的资本来助其加入为了满足跨国精英们的愿望而建立的知识网络。印度农民的生活（库马尔）或马林迪当地村民的生活（西迪基），被外来参与者和项目带来的当地习惯的改变而扰乱。他们在历史记录中没有自己强有力的声音，他们似乎常常被简化为“复杂情况”，或者简化为有需要时要利用的顺从的资源。重要的场所和突发的事件可以有效恢复非精英者作为跨国参与者的能动性，在马特奥斯和苏亚雷斯-迪亚兹对那些确确实实地推动国际原子能机构跨国项目的被边缘化的核心人员的关注中，我们也意识到了这种努力。一个更为丰富的跨国议程将在构建涉及精英以外社会阶层的跨国网络方面，仔细调查“克里奥尔”
或“梅蒂斯”
的知识的局限性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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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知识/权力的可转移性颠覆了划分严格的国家界限的努力。一个人若被国家视为是知识渊博的，则不会受到和难民或流落国外人员相同的对待。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人们的知识使他们既令人向往又让人感到危险。控制他们流动的国家管理，在封闭其他通道的同时，也开辟了表达身份和主张的某些途径。知识渊博的个人拥有“混合”的身份，这些身份把作为知识生产者的自我意识和对国家的政治忠诚意识结合在一起。在不同的环境里需要不同的自我表现——这个现象最明显地出现在亚德里安娜·迈纳对物理学家曼努埃尔·桑多瓦尔·巴亚尔塔的研究中。当知识体跨越边境时，这些自我之间潜在的矛盾，可能是他们及其同事的诸多焦虑的根源，也可能是移民官员怀疑的根源。

英语语言霸权的历史模式，意味着英语原始资料使得当今的跨国历史学家能够接触到大量过去的技术科学资料。确实，有着自己的英语优先和偏见的具体资源，如谷歌图书以及其他大量的可搜索的在线资源库，使得已经占优势的英语资料库显得更占优势，简直要淹没非英语的声音。人们太容易完全忽略非英语的资源或者假定（通常是错误的）最容易得到的英语资料，代表了分布广泛的可能获取的所有多语种文献。跨国历史学家不仅仅受到“档案”内容的限制，还要受限于这些档案中的哪一些，以及它们代表性内容的哪一部分在地理上、经济上和语言上可以获得。通过利用对在历史上把英语资源集中在交流的中心节点的系统描述，我们冒了不加批判地强化这些节点的风险，把它们看成了跨国网络中自然而然的固定的东西。

本书的作者们也以各种方式遭遇了这些紧张关系，一方面用英语写作和表述，另一方面他们在分析中既利用了英语资源，也利用了来自他们感兴趣地点的非美国档案的当地语言资源。我们自己的跨越边境，增加了档案的来源和对变化、选择性适应及争论的经验敏感性。当跨国的知识遇上了当地的知识，当新的知识及其所处的新的社会关系在不同规模的网络中传播时，这些变化、适应和争论就会应运而生。就像我们的研究主题一样，我们主要用英语交流，但是我们也承认许多间隙里充满了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其他语言，特别是在我们一边喝着咖啡或啤酒，一边理解和重新构建我们的发现的时候。我们的研讨会和本书的标题聚焦于西半球的南北互动，这样在习语和参考点方面就创造了（以某种方式来衡量）抵消美国英语占优势的连贯性。通过研讨会，语言成了认证、预测、达成共识和交流的手段。在我们的口音、手势和拐弯抹角的表达中，展现了我们出生的国家和旅行过的许多国家，以及我们这一研究的世界性基础和雄心壮志。

除了在几个国家和几种语言的档案馆工作的重要性外，科学技术史学家需要为跨国做论证的资料和文献。这种资料和文献不同于那些和边界关系不大的研究资料——这是一个隐喻性的学科边界的跨越，用以匹配刚才讨论的地缘政治的边界。跨越边界流动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常常涉及非常不同于那些在国家层面运作和学术研究领域（如国际关系、外交、法律和比较文化研究）里的参与者和机构，也可能非常不同于那些被用来书写一个国家史的学术机构。情况变得更具挑战性，因为在科技史学家和社会文化历史学家之间已经有了一个相当微弱的耦合，尽管某些领域如环境史或资本主义史正在侵入这些学术分支。跨国科技史必须从其他领域吸取见解，来分析负责促进和谈判跨境事宜的个人和机构，必然给从事跨国科技史研究者带来重量级的智识重担。

除了方法论的贡献外，我们还要说，我们相信这个项目源自并且推进了根植于我们当前面临挑战的明显世界性的政治信念。虽然跨国学术不需要批判性地面对沙文主义及其相关的地缘政治障碍，但这种方法确实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源来理解和颠覆那些民族主义的话语。和世界接触，培育富有成效的跨境互动并从中获益的渴望，可能成为要求跨国历史必须具有那种研究和合作的强大动力。这样的研究和合作可以挑战轻率的例外论并且突显隐藏的依赖关系，就国家权力运作而言，两者兼而有之。如果历史是当今政治的有效资源，那么它最终可能必须是跨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