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柑橘和知识跨国流动

蒂亚戈·萨拉瓦

参见弗朗茨·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汪琳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2年版；《大地上的受苦人》，杨碧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版。有改动。Medina，阿拉伯人聚集区。这里的“阿拉伯人”主要指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居民。该地区在历史上深受阿拉伯文化影响，因此其居民常被撒哈拉以南非洲称为“阿拉伯人”。（参见《全世界受苦的人》）Frantz Fanon，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trans. Richard Philcox （1961）；repr.，New York：Grove Press，2004），4-5.Ibid.，6.Homi K. Bhabha，“Farming Fanon，” foreword to Fanon，Wretched of the Earth.博比·西尔（Bobby Seale）和休伊·牛顿（Huey Newton）于1966年10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成立的维护黑人权利的组织，1968年底更名为黑豹党。黑豹党反对美国政府，试图通过群众组织和社区项目规划来创建革命社会主义。他们斗争的目标是要获得“土地、面包、住房、教育、服装、正义与和平”。黑豹党坚持武装自卫和社区自治原则，他们组织了武装巡逻队，跟随黑人社区中的警察。他们还从事社区服务工作，设立了免费早餐计划、医疗诊所和课后项目。这些活动赢得了很多黑人社区的支持。后来由于内部分裂和政府压力，于1982年正式解散。博比·西尔（Bobby Seale）和休伊·牛顿（Huey Newton）于1966年10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成立的维护黑人权利的组织，1968年底更名为黑豹党。黑豹党反对美国政府，试图通过群众组织和社区项目规划来创建革命社会主义。他们斗争的目标是要获得“土地、面包、住房、教育、服装、正义与和平”。黑豹党坚持武装自卫和社区自治原则，他们组织了武装巡逻队，跟随黑人社区中的警察。他们还从事社区服务工作，设立了免费早餐计划、医疗诊所和课后项目。这些活动赢得了很多黑人社区的支持。后来由于内部分裂和政府压力，于1982年正式解散。法农自己有关当地重要性的立场更为微妙。Stefan Kipfer，“Fanon and Space：Colonization，urbanization，and Liberation from the Colonial to the Global Ci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Society and Space 25，no. 4（2007）：701-726。有关“全球南方”奖学金的介绍，参看专刊 “The Global South and World Dis/order，” ed. Caroline Levander and Walter Mignolo，Global South，no. 1（2011）。
在1961年出版的《大地上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一书中，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出色地描述了殖民主义在空间上的物化（materialization）：“殖民者居住的区域是物质丰富、生活节奏缓慢的区域，这个区域的商店里永远是各种高档商品琳琅满目。殖民者居住的区域是白人区域，是外国人居住区。被殖民者居住的区域或至少可以说‘本地人’居住的地区、以及棚户区、阿拉伯人聚集区
、土著保留地，是声名狼藉的地方，住满了声名狼藉的人。这里的人不知何故出生在什么地方，也可能莫名其妙地死在什么地方……这里是黑人居住区、阿拉伯人居住区。”
这种摩尼教的殖民空间具有全球性质。法农编织了一条连续的线索，把马格里布的阿拉伯人、南非的黑人工人、法国帝国主义统治下的越南农民以及“黑人歧视法”（Jim Crow）之下的非洲裔美国人联系到了一起。而且他号召用暴力消灭殖民主义世界——“摧毁殖民者区域，将其深埋于地下，或将其从这片领土上驱逐出去，这是当务之急”，这种声音确实在全世界回荡。
正当让·保罗-萨特（Jean Paul-Sartre）在巴黎的咖啡馆里挥舞着《大地上受苦的人》，指责他的那些支持对阿尔及利亚进行殖民统治的法国同胞们不亚于纳粹时，史蒂夫·比科（Steve Biko）和他的朋友以及南非学生联盟的同志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未来的领导人），在纳塔尔大学的学生宿舍里传阅这本书。
根据黑豹党
的基础神话，1966年博比·西尔和休伊·牛顿在奥克兰的一幢房子里读了法农的书；在因“阻碍交通”被捕后，他们发起并组织了“黑人民族党”。
《大地上受苦的人》在全球的传播，指向了远离传统地理参考书的南方。这个南方就在巴黎城区或约翰内斯堡的小镇，就在西费城或马提尼克的法兰西堡（法农的出生地）。正如后殖民学者喜欢说的那样，在这个全球性的“脏乱不堪的地方”，这个“全球南方”，不平等的地方动态只是殖民主义最基本范畴的症候之一。

在此，我想探索一下把法农的两极分化的殖民空间置于其实际历史地点的价值。重点不是要以肤浅的全球历史为代价来赞扬详尽的地方史，而是要证明，其与实际相联系可以揭示出和历史相关的不同方面。以法农强有力的呼吁（把表面上分离的殖民经验结合在一起）为基础，我要强调建立在人群、意识形态、日常实践和物质产品的实际流动之上的跨国历史的价值。这一章主要讨论位于阿尔及尔西南的米蒂贾平原上的卜利达-茹安维尔精神病医院（1953年到1956年间，法农在此工作）周围的柑橘园。它详细描述了法国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柑橘生产的社会和政治维度，说明了起源于加利福尼亚的克隆技术在形成法农谴责的殖民关系中的作用。

Tiago Saraiva，Cloning Democracy：Californian Orang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Global South（forthcoming）.关于克隆，参看 Jane Maienschein，Whose View of Life？ Embryos，Cloning and Stem Cell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Hannah Landecker，Culturing Life：How Cells Became Technologie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 莎拉·富兰克林（Sarah Franklin）已经证明了将绵羊多莉放在它原本的农业环境中的好处，参见Dolly mixtures：The Remaking of Genealogy（Chapel Hill，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7）。关于科学史学家忽视了农业的讨论，参见 Jonathan Harwood，“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Biology and Agricultur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39（2006）：237-239。
嫁接和芽接这种传统的园艺技术就处在现代克隆观念发源的地方——这些观念是在20世纪前十年里，由在洛杉矶周围的柑橘带工作的科学家提出的。
同时，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学者意识到了这种起源；正是对农业的习惯性忽视，导致他们只在和生物医学、人类生殖相关的领域内讨论克隆。
与此相反，本书这一章指向对农业环境进行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些环境中，克隆出现并成了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技术。

有关技术科学的范畴，参见Tiago Saraiva，Fascist Pigs：Technoscientific Organisms and the History of Fascism（Cambridge，MA：MIT Press，2016），235-242；Ken Alder，“Introduction to Focus Section on Thick Things，” Isis 98，no. 1（2007）：80-83；John Tresch，“Technological World Pictures：Cosmic Things and Cosmograms，” Isis 98，no. 1（2007）：84-99；Bruno Latour，“From Realpolitik to Dingpolitik，” in Making Things Public：Atmospheres of Democracy，ed. B. Latour and P. Weibel （Cambridge，MA：MIT Press，2005），4-31；Lorraine Daston，ed.，Things That Talk：Object Lessons from Art and Science（New York：Zonebooks，2004）。关于这类叙述的一般批评，参见William Beinart and Karen Middleton，“Plant Transfer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A Review Article，”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10，no. 1（2004）：3-29. 传统叙述的经典范例，我指的是Affred W. Crosby，The Columbian Exchange：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Westport，CT：Praeger，2003）。在另一本很有见地的书中，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有一次提到了不同棉花种类的不同基因，但他没有抓住这些差异的历史重要性。参见Sven Beckert，Empire of Cotton：A Global History（New York：Alfred A. Knopf，2015）。这一批评对爱德华·巴普蒂斯特（Edward Baptist）也是有效的，参见The Half That Has Never Been Told：Slaver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Capitalism（New York：Basic Books，2014）. 在一次激烈的辩论中，奥姆斯特德（Olmstead）和罗兹（Rhodes）谴责了历史上对种子的忽视。他们认为，这种忽视就像浸信会所犯的错误那样，牺牲了对种子更有力的反思。参见Marc Parry，“Shackles and Dollars，”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Dec. 8，2016. 有关棉花进化历史的重要性的充分讨论，参见Edmund Russell，Evolutionary History：Uniting History and Biology to Understand Life on Eart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103-130。
接下来，我会探讨（作为把科学、技术和政治融为一体的技术科学密集型产品运动的）柑橘从加利福尼亚到阿尔及利亚的迁移。
这种探讨丰富了环境历史学家的传统植物迁移叙事，他们倾向于把一个物种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迁移视为理所当然。
最近，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学家提出了理所当然具有影响力的、聚焦于商品链的跨国叙事，但是他们忽视了在世界不同地区培植不同种类棉花的历史意义。
在本文中，我详细探讨了，当技术科学产品——知识、社会制度、劳动习惯、政治关系以及民主观念流动时，是什么在转移，什么在改变。通过这些，我旨在探究（在用把不同空间现实绑在一起的具体的、跨国的历史动力替代诸如“全球南方”这样的类属概念时）科学技术史的价值。

“黑脚”法国人，生活在阿尔及利亚和北非的殖民主义时间法国移民的后裔，他们在血统和宗教信仰上和本土的法国人基本相同，但由于长期生活或出生在北非，和法国本土联系日渐疏远，对法国的认同日渐淡薄，通常被视为非洲人。
相较于葡萄，聚焦于柑橘这种在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化叙事中更为普遍的商品，有两个主要的优势。首先，柑橘阐明了以美国为榜样及运用其生产模式对于理解20世纪殖民地种植技术的重要性，丰富了基于欧洲大都市和非洲殖民地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故事。对于本书的论证来说，关键是在和美国建立的这种联系中，科学家是主要角色。第二，法国人拥有的葡萄园尽管易于成为当代批评者攻击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存在的目标，还吸引着人们关注被少数大地主控制的大片土地，但在柑橘的故事中，只有少数白人定居者（即著名的“黑脚”法国人[pied noir]
）处于故事的中心。事实上，这些“黑脚”法国人成了反殖民主义斗争攻击的主要目标，不仅是因为他们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并且剥削农民，还因为他们深深扎根于被殖民国家，人数众多，比大型葡萄种植园的老板更难于根除。换句话说，关注阿尔及利亚的柑橘，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反殖民主义暴力的动力，这可以在其最雄辩的提倡者之一——弗朗茨·法农那里找到。

卜利达的柑橘园和法国帝国主义

有关法农传记的细节，参见David Macey，Frantz Fanon：A Biography（2000；repr.，New York：Verso，2012）。Ibid.，110-151；Hussein A. Bulhan，Frantz Fanon and the Psychology of Oppression（New York：Springer，1985）；Françoise Verges，“Chains of Madness，Chains of Colonialism：Fanon and Freedom，” in The Fact of Blackness：Frantz Fanon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ed. Alan Read （Seattle：Bay Press，1996），47-75.Frantz Fanon，Black Skin，White Masks，trans. Charles Lam Markmann （New York：MacGibbon and Kee，1967）.Nigel Gibson，“Thoughts about Doing Fanonism in the 1990s，” College Literature 26，no. 2（1999）：96-117.
1953年，法农来到卜利达精神病院。迎接法农和他妻子的房屋很美，门口鲜花盛开，毫无疑问这属于“白人区”。
医院内有被精心照料的花园，道路两旁绿影婆娑，美轮美奂的亭子散落其间，这正是《大地上受苦的人》一书中所谴责的一种殖民城市的自然环境。引人注目的是，法农的医疗技术就是要推翻这种殖民的两极分化。
他与众不同地在殖民主义和精神障碍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断言对个人神经症的讨论会导向对社会状况的分析。
住在精神科病房的病人是殖民主义的文字体现，他们的病理是殖民政权的非人化效果的表达。法农在法国念书时学到的方法，即通过在医疗机构的墙内重建犹如发生在外部世界的社会生活，使病人重新回归社会——这在殖民状况下没有多大意义：为什么要不断地把治愈的病人送回到导致其精神错乱的原初环境？让患病的农民在医院的小菜园里做一些园艺工作，以便在他们痊愈后送其到欧洲人的农场去当雇佣劳动者，然后系统地把他们变成“声名狼藉的人”，这样做目的何在？
唯一可能取得持久治愈效果的方法在于整个地反对殖民主义。1956年，法农从其岗位上辞职，离开了卜利达及其周围的柑橘园，成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全职成员；该阵线成员开展了游击运动，要在1962年结束法国在此领土上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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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 Côte，“L'exploitation de la Mitidja，vitrine de l'entreprise colonial？，” in Histoire de l'Algérie à la période colonial，ed. Aberrahmane Bouchéne at al. （Paris：La Découverte，2014）. 269-274；Georges Mutin，La Mitidja décolonisaton et espace géographique（Paris：CNRS，1977）.For general views on the French mission civilisatrice，see Alice L. Conklin，A Mission to Civilize：The Republican Idea of Empire in France and west Africa，1895-1930 （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Diana K. Davis，Resurrecting the Granary of Rome：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French Colonial Expansion in North Africa（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2007）.Macey，Frantz Fanon，210.Xavier de Planhol，“La formation de la population musulmane à Blida，” Revue de géographie de Lyon 36，no. 3（1961）：219-229.
卜利达位于米蒂贾平原的南部边境，是“黑脚”法国人（即法国定居者）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化史诗的典范地区。
这一教化的使命展现在这样的风景中：一片有害健康的沼泽地区被改造成一望无际的葡萄园和柑橘园。
在泰勒阿特拉斯山脚下，被誉为“南方门户”的卜利达市位于多山干旱的南面与北面米蒂贾平原之间的十字路口。1953年（这一年法农到达卜利达），围绕着位于城西北的欧洲市集广场成长起来的社区，大约有1万5千欧洲人聚集于此。在达梅斯，“法裔阿尔及利亚人可以坐在咖啡馆品尝甜美的茴香酒，让阿拉伯儿童给他们擦皮鞋”。
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是欧洲人数的3倍，居住在城中心的聚集区——夹杂于法国人在南面和东面开辟的新林荫大道之间——以及其他周边地区，如位于奎德艾凯比尔河南岸的布阿尔法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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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is dynamic and for the formation of a new sedentary group among Algerian “Arabophones，” see Pierre Bourdieu，Sociologe de l'Algérie（1958；repr.，Paris：PUF，2018），67-91.Germaine Tillon，L'Algérie en 1957 （Paris：Les Editions de Minuit，1958）.
19世纪30年代，卜利达曾经是法国用暴力征服阿尔及利亚的南部和西部诸省的军事前哨。19世纪下半叶，由于其处于米蒂贾平原的主要商业和行政城市中心的位置，该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至于本地人口，来自南部山区的移民加速了它们的增长。阿特拉斯山脚的居民们，通常兼营谷类作物种植、果树栽培（无花果、橄榄树）和牧羊。牧羊是他们和平原居民贸易的基础，平原居民会卖给牧羊人小麦以换取牛奶、肉类和羊毛，这对补充山区贫乏的谷物生产是不可或缺的。这类在山区和平原之间的交换，因法国殖民者在米蒂贾平原的土地夺取而中断。这种夺取是通过典型的殖民混合暴力（军事占领和本地人负债机制）两手并用达到的。
平原居民被从他们的土地上赶到贫瘠的山区，山区牧羊人也失去了其谷物的基础来源。阿特拉斯地区很快成了人口过多和悲惨的饥荒的同义词，为殖民宣传把本地的落后和欧洲定居者的勤勉加以对比增添了材料。
留给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的选择是，或者成为为白人殖民者所有的农场的雇佣劳动者，或者加入导致阿尔及利亚迅速城市化的日益增长的移民大军。来自南部山区的人们的涌入，促进了卜利达周边社区，如布阿尔法的迅速扩张；卜利达成了背井离乡和“自生自灭”的人们生活的地方。

Georges Mutin，“L'Agérie et ses agrumes，” Revue de géograaphie de Lyon 44，no. 1（1969）：5-36.Louis de Baudicour，La colonization de l'Algérie（Paris：Jacques Lecoffre，1860）；L. Trabut and R. Marés，L'Algérie agricole en 1906 （Algiers：Imprimerie Algérienne，1906）.Stephen Frederic Dale，The Orange Trees of Marakesh：Ibn Khaldun and the Science of Ma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5）.
法农在卜利达生活的几年里，殖民地农产品出口中的柑橘仅次于葡萄。
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最后时期，柑橘园面积达到了最大，有4万5千公顷，而且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到1960年，柑橘在阿尔及利亚农业产出的价值中占了20%以上。这种柑橘和法国殖民主义在阿尔及利亚获得成功的故事，正是源于卜利达。自从16世纪以来，这座城市就因其灌溉的果园被誉为该地区柑橘栽培的主要中心。那些果园是来自安达卢西亚的摩尔人培育的，他们因1492年西班牙人占领格拉纳达而逃难至此。
安达卢西亚学术精英中的杰出成员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就把柑橘作为他的历史循环理论的象征。
柑橘代表了城市的成熟和沉迷于享乐主义的快乐，是更关心美而不在乎实用的饱受教育的精英们的至爱；它们宣告推翻了由好战的野蛮部落组成的王国。接着，这些部落被野蛮的勇士替代，也被柑橘树的魅力迷倒，开始培植新的果园。伊本·赫勒敦的柑橘历史社会学指向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由阿拉伯扩张、传播到马格里布的各种柑橘并不是主要作为食物种植的。受到赞美和重视的是整个的柑橘树：绿叶、白花和沁人心脾的芳香，这些是把柑橘树等同于文明的所有理由。从柑橘叶子提取的精华，事实上成了和实际的果实——苦橙——一样重要的商品。

环境适应论是一种关于生物适应环境的理论。它强调环境对于生物的重要性。该理论认为，环境通过自然选择对生物产生影响，而生物则通过长期进化增强了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从而增强了生物自身的生存能力。Michael A. Osborne，Nature，the Exotic，and the Science of French Colonialism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4）；Warwick Anderson，“Climates of Opinion：Acclimatiz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and England，” Victorian Studies 35，no. 2（1992）：135-157；Christophe Bonneuil，“Mettre en ordre et discipliner les tropiques：Les sciences du vegetal dans l'empire français，1870-1940” （PhD diss.，Paris VII，1997）.Michael A. Osborne，“The System of Colonial Gardens and the Exploitation of French Algeria，1830-1852，” in Proceedings of the Meeting of the French Colonial Historical Society，ed. E. P. Fitzgerald （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5）.
不同于伊本·赫勒敦的预言，不是来自南部山区的柏柏尔人部落抢夺了卜利达的郁郁葱葱的果园，而是来自北方的暴力的法国军队。1830年，帝国主义对阿尔及利亚的侵略，把这片土地变成了法国的环境适应论（acclimatization theory）
的拥护者的主要试验场地。这些人试图使动物和植物适应和它们的起源地非常不同的环境。
根据拉马克的后代会逐渐适应新的环境条件的进化假说，在军事征服之后，法国人在此建立了不少于21个“试验果园”。
植物学家通过许以可预期的巨大财富的承诺，引诱殖民地官员相信该事业的重要性。这些财富来自在新征服的土地上种植的、在大都市市场上有巨大需求的热带水果。适应环境理论激发了某些人的帝国想象，他们认为可以在北非复制由热带加勒比海岛的人工种植系统带来的丰厚收益。

柑橘和国际技术交流

Louis Trabut and René Maire，“La station botanique de Maison-Carré en Algérie，” Revue de botanique appliquée et d'agriculture coloniale 2，no. 7（1922）：86-92；Paul Carra and Maurice Guait，Le jardin d'essai du Hamma（Algiers：Gouvernement Général de l'Algérie，Direction de l'Agriculture，1952）.Michael Osborne，“The Société Zoologique d'Acclimatation and the New French Empire：Science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Sciences and Empires，ed. P. Petitjean，C. Jami，and A.-M. Moulin （Dordrecht：Kluwer，1992），299-306.
从1842年到1867年，奥古斯特·哈迪（Auguste Hardy）是阿尔及尔试验果园的主管。
毫不奇怪，他是法国致力于推进适应环境事业的主要研究机构——帝国适应环境动物学学会最活跃的成员之一。
他和全球植物学家建立起经常的联系，在阿尔及尔郊区的试验果园里，在众多植物中，引进了桉树、柑橘和香草。将后者从马提尼克岛移植到阿尔及利亚的失败和艰苦努力，为拉马克方案面临的困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这种方案基于认定有机物有无限的生理灵活性的假设，旨在使植物适应不同的地理环境，无论它们原初生长地的种植条件如何。把一种经济作物直接从弗朗茨·法农的出生地——马提尼克岛移植到阿尔及利亚的失败，也说明殖民主义的转移并不是自动的历史现象，而是一个需要更多苦心经营的过程。

Bonneuil，“Mettre en ordre，” 183-186.
1859年，哈迪从地中海的其他地方，即马耳他和西西里，引进柑橘到阿尔及利亚的例子，表明“转移”需要更深厚的植物地理知识。
19世纪下半叶，植物学家们开始利用对当地环境条件更为熟悉的知识，来指导他们适应环境的努力，并且搁置了把热带植物引入阿尔及利亚的方案。和开始的计划相反，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并没有把它变成一个新的热带地区；就其领土的大部分（即米蒂贾平原）而言，它带来的是两种典型地中海风景的扩张：葡萄园和柑橘园。

Charles Joly，Les orangeries et les irrigations de Blidah（Paris：Georges Chamerot，1887）；Baudicour，La colonisation.Gouvernement général de l'Algérie，les fruits et primeurs d'Algérie（Algiers：Imprimerie Algérienne，1922）.论法国殖民使团重建罗马粮仓的愿景，参见Davis，Resurrecting the Granary of Rome。
在阿尔及利亚的“试验果园”里成功地种植了柑橘之后，哈迪把柑橘的栽培推广到卜利达（这个殖民地的第一个柑橘区）。法国定居者现在是这座城市周围的灌溉果园的主人
：军事占领赶走了大部分以前的当地业主，军事工程师也扩建了水利基础设施，建造水坝以收集来自高山的流水，增加了分流水渠，扩大了灌溉地区。哈迪的柑橘在欧洲，特别是在巴黎作为备受推崇的水果，给重建被战争重创的果园带来了希望。
为了生产水果而种植的柑橘园，替代了因为芳香而受到赞誉的酸橙园。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所有殖民宣传都因为自从罗马时代以来的领土逐渐减少而指责当地人，新的殖民事业却是建立在以前的当地经验上的。

Jolly，Les orangeries，6-8.Jolly，Les orangeries，8-12.4年后，查尔斯·乔利详尽地讨论了加州的水果生产。参见Note sur la production fruitiére en Californie（Paris：Gaston Nee，1891）。
根据法国国家园艺学会副会长查尔斯·乔利（Charles Joly）在1887年对卜利达柑橘园的描述，他对该城东北部400公顷的柑橘园表示欢欣鼓舞。
在面积上，所有法国人所拥有的果园很少有超过5公顷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只有在专门作为10月下旬雇佣的采摘工人和把水果分成不同等级的女工群组时，才会出现在果园里，这些人的区别仅在于雇佣劳动者所需的代价不同（工资是男人1天2法郎，女人1天1.5法郎），就好像他们在卜利达柑橘园的历史中没有其他作用。该副会长详细记载了长达30千米的灌溉渠道对于整个产业的重要性，强调了这一水利基础设施是在米蒂贾平原（位于卜利达北部）的其余地方扩大柑橘生产的关键。
当乔利想象法国殖民者在米蒂贾平原的这些新地区所应该遵循的模式时，加利福尼亚的柑橘生产引起了他的密切关注。洛杉矶周围的新柑橘园的图片，与西班牙巴伦西亚的柑橘树形象和对意大利园艺事业的详细描述平分秋色。乔利赞扬了加利福尼亚柑橘的迅速扩张，却不忘提一下西班牙是第一个把柑橘出口到欧洲市场（包括法国）的国家，因此法国殖民者应该熟悉巴伦西亚地区的果园。

Louis Trabut，L'arboriculture fruitiére dans l'Afrique du Nord（Algiers：Imprimerie Algérienne，1921），139-141，182-184. 论亚速岛的柑橘生产，参见Fátima Sequeira Dias，“A importância da economia da laranja no arquipélago dos Açores durante o século XIX，” Arquipélago-Revista da Univerdidade dos Açores 17（1995）：189-240。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关注把柑橘引进到卜利达的实际过程，就很清楚我们面对的，不是简单地用欧洲植物学家引入的更为丰产的品种替代当地人培植的传统品种。为了抗流胶病，必须把柑橘侧芽嫁接到酸橙的根茎上。流胶病在世界许多不同的地方影响了柑橘园，如摧毁了阿尔雷斯群岛的柑橘产业，这些群岛曾经是英国市场的主要供应地之一。
流胶病从阿多雷斯传到西班牙和意大利，在19世纪60年代又传入阿尔及利亚：跨越地中海，流胶病从意大利的柑橘产地传到了阿尔及利亚的米蒂贾平原，对此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哈迪所做出的那些适应环境的努力，导致流胶病的真菌伴随着他的国际植物交流网络所提供的侧芽一起漂洋过海。

Trabut，Arboriculture fruitiére，34，138-139.
虽然当地人一直用传统的播种方式来种植果树，但殖民者的柑橘却必须嫁接到抗流胶病的根茎上。这种把柑橘侧芽嫁接到酸橙根茎的无性繁殖过程，导致了更为同质化的果园和更为矮小的果树的出现。用播种法（有性繁殖的结果）培育的果园更为多样化，不仅单株果树水果产量有更大的差异，水果的质量也大不相同。在即将到来的几十年里，为了识别有趣的柑橘的新品种和新品系，法国科学家需要研究这种由当地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园艺师创造的多样性。

Rene maire，“Louis Trabut：Notice nécrologique，” Revue de Botanique appliquée et d'agriculture colonial 98（1929）：613-620.Trabut，Arboriculture fruitiére，146.Walter T. Swingle，The Date palm and Its Utilization in the Southwestern States（Washington，DC：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1994）.Louis Trabut，“Les oranges précoces du groupe Navel en Algérie，’ Bulletin des séances de la Société royale et central d'agriculture，1910，867-895.
1892年以来，阿尔及利亚政府植物服务部门的负责人路易斯·特拉布特（Louis Trabut）打算扩大由哈迪开创的果园交流网络，促进对当地土壤和气候的勘测。
他的通信网络包括法国殖民政府的军队官员和地方官员，也包括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的科学家。据特拉布特说，柑橘特别适合交换，因为侧芽极为容易邮寄。你只要拿蜡把侧芽的边缘封上，用石蜡纸把单个芽盖好，再先后包上一层湿报纸和不透水的油纸，最后放入金属管内，就可以邮寄。
1898年，在特拉布特欢迎沃尔特·斯温格尔（Walter T. Swingle）到访阿尔及利亚时，美国农业部的农业植物学家就运用类似的方法，把枣椰树的枝条从阿尔及利亚的绿洲寄到了美国。
这些种子要在科切拉山谷开创加利福尼亚的枣子种植业。在反向路径上，特拉布特能够从美国柑橘产业繁荣的基地——加利福尼亚——把最早的脐橙引入阿尔及利亚。
但是，虽然加利福尼亚的种植者坚持围绕不超过两个品种（华盛顿脐橙和巴伦西亚橙）发展自己的商业优势，特拉布特却执行着另一种计划：不断地增加可供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定居者食用的品种数量。

Louis Trabut，“Les hybrids de Citrus nobilis：La Clémentine，” Revue de botanique appliquée et d'agriculture colonial 60（1926）：484-489.Louis Trabut，“Les hybrids de Citrus nobilis：La Clémentine，” Revue de botanique appliquée et d'agriculture colonial 60（1926）：488.
在此世纪之交，特拉布特努力推广克莱门氏小柑橘的种植。这是由克莱门特神父在奥兰省的米瑟金孤儿院里首先培育出来的酸橙和柑橘的杂交品种。
克莱门氏小柑橘比起其他柑橘的优势是结果期早，它的成熟期是11月到12月下旬，这时其他柑橘还非常青绿，又恰逢欧洲圣诞节庆祝活动，是柑橘消费的高峰期。凭借扩展的网络，特拉布特还在他的阿尔及尔果园里试验栽培了无核小蜜橘、广东柑橘、孟买柑橘、好望角柑橘、暹罗柑橘王和橘柚。
他的目标是为法国殖民者提供不同的柑橘品种，让他们把来自阿尔及利亚的柑橘在欧洲市场上的存在时间从10月延长到3月。

Trabut，“Les oranges précoces du groupe Navel”；Louis Trabut，“Mutation par bourgeons chez les Citrus ：La carpoxenie et la cladoxenie，” Revue de botanique appliquée et d'agriculture colonialde 22（1923）：369-377.Jean-Baptiste Arrault，“A propos du concept de Méditerranée：Expérience géographique du monde et mondialization，” Cybergeo：Eurepean Journal of Geography，Epistémologie，Histoire de la geographie，Didactique，document 332（Jan. 3，2006），accessed Feb. 14，2017，doi：10.4000/cybergeo.13093.
特拉布特明确地把加利福尼亚确定为阿尔及利亚的柑橘生产发展的重要范例。他特别重视加利福尼亚的柑橘品种，特别是无籽的华盛顿脐橙的价值，
但是他的植物地理学方法并没有把加利福尼亚和世界上其他有趣的柑橘地区加以区分。在阿尔及尔郊区的试验田里，特拉布特在酸橙的根茎上嫁接了许多植物学家同行寄来的侧芽，不仅有加利福尼亚的，还有好望角、佛罗里达、巴西、西班牙、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的。正如在乔利对卜利达的描述中所说的那样，对特拉布特来说，加利福尼亚就是世界上的另一个地中海。
正是这个地区的地中海气候，为特拉布特提供了基于他的植物学家全球学会的成员身份能够接触到的园艺资源。

法国殖民和柑橘生产

Marc Côte，L'Algérie，espace et société （Paris：Amand Colin，1996）；Hildebert Isnard，La réorganisaation de la propriété rurale dans la Mitidja （1851-1867）：Ses conséquence sur la vie des indigénes，Mélanges d'historie algérienne （Algiers：A. Joyeux，1947），15-126.
尽管早期殖民者的果园是嫁接在卜利达的阿拉伯人果园上的，柑橘地区更大的扩张却发生在米蒂贾平原更北的地方。在法国人占领该地之前，奥斯曼帝国统治者把这个平原分为两部分：由阿尔及尔的统治精英们拥有的大片农业地产和地方部落在本地开发的大庄园。早期法国殖民者把土耳其人统治下的米蒂贾描述为脏乱且未开垦的等待法国“教化使团”的地区。他们倾向于忽略这一点：这个地区不仅已经有人居住，而且已经被当地人开发用于畜牧业。1846年，一条没收“土耳其人财产”的法律，收回了农业地产，把9万5千公顷的土地转手给了殖民政府，后者将其分配给了欧洲殖民者。

Mutin，“L'Algérie et ses agrumes.”Michel Launay，Paysans algériens：La terre，la vigne et les homes（Paris：Seuil，1963），203.Julien Franc，La colonization de la Mitidja（Paris：Champion，1949）；Mutin，La Mitidja.
布法里克新城恰好坐落在米蒂贾的地理中心，位于海岸上的阿尔及尔和阿特拉斯山脚下的卜利达之间。在20世纪最初的十年里，布法里克追上卜利达，成为阿尔及利亚柑橘生产的主要中心。1913年，柑橘园覆盖了大约4千公顷的土地，到了1928年，柑橘园面积已经翻了一番。
这个城市展现了军事征服和乡村定居的叠加效果：垂直的街道展示了法国军事工程师在城市规划中的作用，它们成了散落在这平原上的38个新定居村落（最后一个建于1897年）追随的典范。到1911年，米蒂贾有4万4千欧洲人和5万8千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后者失去了80%土地的权利。阿拉伯语中表示“耕者”含义的“fellah”（农民），传统意义上是指小农、佃农和公家土地的耕种者：正如一位反殖民的法国学者所描述的，农民 “拥有尊严，他通过土地和祖先发生联系，他不是奴隶，而是土地的主人”
。对法国殖民者来说，非常重要的是，农民成了“农业雇佣工人”的同义词。根据地理学家马克·科特（Marc Côte），在整个马格里布，没有一个地方的土地剥夺情形可以和发生在米蒂贾的相比。

Hildebert Isnard，Lavigne en Algérie（Paris：Gap，1954）.Henri rebour，Les agrumes en Afrique du Nord （Algiers：Union des Syndicats des Producteurs d'Agrumes，1950），34；Mutin，“L'Algérie et ses agrumes，” 14.奥兰（Oran）和切利夫（Chelif）山谷的新灌溉区培植了更大的果林。参见Mutin，“L'Algérie et ses agrumes.”。
尽管白人定居者的故事总是痴迷于开拓者的勇气和独立，但殖民国家才是米蒂贾殖民化的主角。法国殖民政府剥夺了当地人的土地，产生出廉价的雇佣劳动力；建设了铁路，连接卜利达和阿尔及尔，在布法里克设立地方车站；修建了由国家工程师设计的代价昂贵的排水系统和灌溉基础设施；为农业出口提供了安全的市场。从1920年到1930年，农业产品占了阿尔及利亚多达出口的86%，供养了大约2万6千名来自欧洲的土地所有者。来自西部的奥兰省的葡萄酒，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产品，占了出口价值的大约33%—39%。但是葡萄园在20世纪前30年里经历了一个剧烈的财产集中的过程，产生了一个独特的大土地所有者阶层；而柑橘园，特别是布法里克周围的柑橘园，是小业主的产业，这导致了一种非常不同的社会性
：超过2/3的阿尔及利亚柑橘园占地不到5公顷，
如果只考虑布法里克地区，这个比例甚至会更高。

“Coopérative agricole dela Mitidja，” L'écho d'Alger，Oct. 20，1922；“Une industrie agricole algérienne，” L'Afrique du Nord illustrée，dec. 20，1924.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一种基本形式。它是指同一生产部门的少数大企业为了获取高额利润，通过签订协议，共同销售产品、采购原料，从而形成对该产品利润的垄断。Corinne Desmulie，“L'agriculture colonial en Algérie，1930-1962：Objet et sources，” Colloque jeunes chercheures en histoire économique，Paris X，2008.Olivier Chartier，Les ombres deBoufarik（Paris：Flammarion，2010）. 沙捷（Chartier）是一位新闻记者，也是弗罗热的孙子。在此著作中，他试图继承弗罗热的有争议的“遗产”——小微定居者、激进的社会党市长，体现了黑脚法国人中的反动的种族主义立场。
1922年，一个柑橘合作社在布法里克成立。
合作社建立在农业辛迪加（syndicates）
的法国传统基础上，它的目的在于通过将其成员的产品（水果）集中起来，同时提供更好的信贷条件，保证产品有一个好的市场价格。葡萄园和柑橘园代表了重要的投资和对信贷的日益增多的依赖：抵押债务占了法国农业土地总价值的9%，但在阿尔及利亚这一占比超过了22%（另一不同的估计为27%）。
出口价格的波动和债台高筑，导致葡萄园集中到了几个土地所有者手里。布法里克的合作社承诺反对这种倾向，使市场也为小微定居者（即“黑脚”法国人）服务。合作社的促进者中，有圣查尔斯庄园的经理、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布法里克市长阿梅迪·弗罗热（Amédée Froger，1925—1956），弗罗热是第三帝国的教化的使命以及承诺通过向阿尔及利亚移民来解决法国社会动乱的具体化身；
作为阿尔及利亚市长联盟的主席，他是小微定居者利益的最坦率的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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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bour，Agrumes，37.Rebour，Agrumes，46.有关大萧条对阿尔及利亚农业出口带来的困难局势的详细讨论，参见Desmulie，“L'agriculture colonial.”。
布法里克周边的柑橘园主人加入了合作社，种植了许多特拉布特自20世纪初就极力推广的品种，如柑橘、脐橙和无核小蜜橘。但是，克莱门氏小柑橘一直是最受欢迎的水果，被宣传为法国殖民者的才智和独一无二的园艺鉴赏力的证明。
种植者为巴黎克莱门氏小柑橘的高昂零售价所吸引，忽视了这一品种的重要局限——产量的巨大波动。
柑橘种植者们组成了合作社来补偿市场的上下波动，但是他们种的果树一年高产，另一年又使他们到了破产的边缘。只有财大气粗的种植者能够承受这样的变化，因此柑橘生产似乎也导向了和葡萄园相同的土地集中模式。只是这个问题在大萧条时期，以及随后阿尔及利亚水果在欧洲的消费量急剧下降时，变得更为严重。

有两位作者已经探索了加利福尼亚通过柑橘与在北美的法国帝国事业之间的这种联系：Antoien Bernard de Raymond，“Une Algérie californienne？ L'économie politique de la standardization dans l'agriculture colonial （1930-1962），” Politix 95（2010）：23-46；Will D. Swearingen，Moroccan Mirages：Agrarian Dreams and Decentions，1912-1986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J. Brichet，“Un petit aperçu sur la production et le commerce mondiaux d'agrumes，” Afrique du Nord agricole，Dec. 7，1929；“Planteurs d'orangers，attention！ II y a Navel. .. et Navel，” Afrique du Nord agricole，Dec. 6，1930；“Tant que nous ne séléctionnerons pas nos orangers navels l'avenier de leur culture restera chimérique，’ Afrique du Nord agricole，Nov. 3，1931.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拉布特的后继者——在阿尔及利亚殖民政府提供园艺服务的布里谢（M. J. Brichet），逐渐把加利福尼亚宣传为维持布法里克种植者的活力的解决方案。
从1929年12月开始，布里谢在代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出口农业利益的主要刊物——《非洲北方农业》（Afrique du Nord agricole）上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警告要防止阿尔及利亚果园中柑橘的品种过多以及它们在市场中不稳定的价格，
并把阿尔及利亚的克莱门氏小柑橘及其波动情况和加利福尼亚的大脐橙及其在产量和品质上的稳定性做了对比。

柑橘与美国克隆技术

A. D. Shamel，Cooperative Improvement of Citrus Varieties（Washington，DC：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1919），250.A. D. Shamel，Cooperative Improvement of Citrus Varieties（Washington，DC：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1919），250.
布里谢的目的并不局限于在米蒂贾推广加利福尼亚的柑橘品种。加利福尼亚不仅仅是一个植物资源的源泉，就如它对于特拉布特那样。布里谢对阿奇博尔德·沙梅尔（Archibald D. Shamel）的关于南加利福尼亚柑橘园中柑橘产量变异性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广泛讨论，把他导向了对在水果之外还要学习什么的更为成熟的研究。华盛顿脐橙和巴伦西亚橙，这两种帮助南加利福尼亚种植者致富的品种，是无籽品种，通常是通过砧木嫁接来培育的。根据沙梅尔的研究，尽管是使用无性形式培育，加利福尼亚果园中的不良树木却在增加，产出的是“品质低劣的低产作物”
。到1919年，通过沙梅尔对南加利福尼亚果园的调查，已经确定了超过13种品系的华盛顿脐橙、12种品系的巴伦西亚橙、6种品系的马什葡萄柚，以及8种品系的尤里卡柠檬和5种品系的里斯本柠檬。这些品种对种植者财富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沙梅尔在评估华盛顿脐橙果园时所强调的那样：“经研究，在原始果树中，大约有25%的树木要么一直低产，要么果实品质低劣，或者兼而有之，就像澳大利亚的不结果的、皱巴巴的、梨形的、羊鼻子似的、扁平的、干涩的品系以及其他低劣的品系。”
要保证一个果园在商业上的成功，光种脐橙是不够的。据布里谢的看法，布法里克的定居者还必须引进加利福尼亚人那种保证只种植品系良好脐橙的做法。

M. J. Brichet，Mission algérienne agricole et commercial aux États Unis（Mai-Juin 1932）（Algeiers：V. Heintz，1932）.Douglas Cazauz Sackman，Orange Empire：California and the Fruits of Ede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David Vaught，“Factories in the field Revisited，”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66，no. 2（1997）：149-184；Tiago Saraiva，“Oranges as Model Organisms for Historians，” Agricultural History 88，no. 3（2014）：410-416.
1932年，布里谢到美国着手执行一项农业任务，去看阿尔及利亚应该从加利福尼亚学习些什么。
在报告中，布里谢详尽描述了加利福尼亚水果合作社的运作，这个合作社负责大约1万5千家联营公司水果的采收、包装、运输和营销。这种合作社证明了，加利福尼亚柑橘种植者（大多数为拥有5到10公顷小柑橘林的业主），在适当地组织成联盟后，实际上可以在市场经济中繁荣起来并能够应对铁路垄断的力量（这种像章鱼似的垄断力量体现了美国资本主义的邪恶）。尽管有很多次“新奇士公司”（Sunkist，这个合作社在美国家喻户晓）被描述为与加利福尼亚农业综合企业相关的众多问题的典型，但修正主义史学论证了它作为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的改良主义社会组织的重要性。

Shamel，Cooperative Improvement，265-275.Hamilton P. Traub and T. Ralph Robinson，Improvement of Subtropical Fruit Crops（Washington，DC：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1937）784-785.
布里谢的主要观点是，一个把成千上万种植者的水果集中起来的合作社的良好运作，取决于其成员的统一生产。把劣质品系水果送到合作社包装厂的种植者会破坏合作的努力，必须被清除出去。因此，从1917年开始，沙梅尔在加利福尼亚的合作社中创办了芽材选择部，确保从选定的果树上采集芽材并分发给栽培者。遵照沙梅尔的指示，个体种植户要记录他们每棵果树的表现，在每个果园确定最好的果树，然后从这些果树上采集芽材。合作社不仅要负责保质和分发芽材，还要负责“把芽材的费用付给母树的主人，再继续收集、汇总和研究大量个体树的资料，选择优良的母树，收集有关芽材以及其长成的果树的表现信息，并且调查新的果园地区，以找到更多的母树”
。从1917年到1935年，加利福尼亚的合作社分发了来自优良品系的超过1402950个华盛顿脐橙的优选芽材和2338004个巴伦西亚橙的优选芽材。

Brichet，Mission algérienne，206.Rebour，Agrumes，168.Rebour，Agrumes，191.
根据布里谢，在阿尔及利亚发生的事件其发展方向正好相反。由培植者销售的供种植者嫁接的芽材，取材毫无控制，因此并非来自选定的果树。绝望的布里谢说：“果农随意从任意一根树枝上采集芽材。”
在对加利福尼亚的参观中，他得出了结论：布法里克的合作社必须扩大行动范围，不能只局限于通过控制多少水果投入市场为种植者保持高价，也应该为果园里的水果质量和数量负责，以保证稳定的收入来源。换句话说，为了照顾好其成员，合作社也必须照顾好果园里的果树。在加利福尼亚之旅的直接鼓舞下，从1937年起，布里谢通过园艺服务，对培育者销售的芽材实行了强制控制。
现在每个芽材都必须包括一个能确认其母本的标签，证明其来自选定的果树。从这时开始，只有附加了表明其来自哪棵果树的标识的芽材，才能合法地运输。
这个时机特别合适，因为西班牙内战的爆发推动了阿尔及利亚柑橘园栽培的新繁荣。这次内战导致欧洲市场主要供应商的出口急剧减少，阿尔及利亚种植柑橘的地区面积则从1937年的占地大约1万公顷，增长到1942年的2万2千公顷。

L. Blondel，La station expérimentale de Boufarik（Algiers：Imprimerie Moderne，1951）.Brichet，Mission algérienne，208.
引进加利福尼亚的对柑橘树栽培的进行控制的方法所要求的远不止是到美国旅行几次。这一进程的基础是当地的科学殖民的基础设施，特拉布特在1927年建立的布法里克实验站就是这种情况下的代表。
基于上面讨论过的对农业实验作用的设想，对特拉布特来说，实验站的首要任务就是使最大可能数量的新柑橘品种适应阿尔及利亚的环境。与特拉布特不同，布里谢只是想利用布法里克实验站，来保证只有某种品种的最好品系才能得到栽培。
尽管法国支持小微白人定居者的殖民计划因引进美国标准化的做法变得更为可信，但显然，只有通过调动已经由殖民政府开发到位的资源，美国产地的做法在殖民地日益增多才是可能的。这里有一个更为普遍的趋势：一方面欧洲殖民国家通过展望美国来重塑自己的种植技术，另一方面美国通过旧的欧洲殖民渠道实现全球化。

Blondel，Station expérimentale de Boufarik，11.H. J. Webber，“New Horticultural and Agricultural Terms，“ Science 18（1903）：501-503.关于韦伯和克隆的详细讨论，参见Saraive，Cloning Democracy。Rebour，Agrumes，168.
在1929年培育了第一批根茎后，1931年实验站的果园完成了不同品种的嫁接。在随后的几年里，园艺服务还在布里谢的控制之下，实验站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记录果树表现，确保每一个最多产的品种得到克隆。
“克隆”一词的现代用法，是由河滨市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柑橘实验站、南加利福尼亚柑橘生产中心的负责人赫伯特·韦伯（Herbert J. Webber）提出的。他用“克隆”来描述那些以任何形式使用植物的某一部分（如鳞茎、块茎、切块、嫁接、芽块等）以及直接用同一个体幼苗的某一部分来培育的植物群。
虽然这些都是非常传统的方法，全世界的农民和园丁已经使用了许多世纪，但韦伯创造这个新词，来吸引大家关注在现代农业栽培形式中的无性繁殖形式的重要性。没有人怀疑对来自祖先实践的嫁接和芽接技术的使用，但是有人质疑依赖于详细记录其祖先和后代的克隆技术的创新性。
按照最早由沙梅尔在加利福尼亚提出的程序，布法里克实验站每一棵由嫁接在根茎上的芽材长出的新柑橘树（即每一次新的克隆），都要有标识其水果产量和品质表现的记录。通过对这些表现记录的分析，人们就能选择出由培育者采集芽材，并加以培育的克隆品种。从1937年到1950年，阿尔及利亚的园艺服务站确定了超过1万2千棵优秀克隆果树，从中采集了45万个芽材。
这段时期也见证了柑橘栽培地区的急剧扩张，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前，柑橘面积达到了4万5千公顷。这种增长是建立在加利福尼亚克隆技术基础上的。

引用于Raymond，“Une Algérie californienne？，” 24.
克隆技术成了布法里克-卜利达柑橘合作社成功的关键。每年只有通过由实验站确保的克隆树，生产出相同质量、相等数量的水果，合作社才能维持并扩大。在20世纪前十年里栽培产量变化很大的克莱门氏小柑橘，尽管在巴黎市场售价很高，但只有那些能用一年的获利补偿另一年损失的大果园主能够坚持下去。相反，加利福尼亚脐橙的稳定性，为大约5千家小微果园主带来了柑橘利润增加的希望。或者，就像雷内·迪蒙（René Dumont）在一份法国农学家赴美代表团的报告中雄辩地总结的，“只有大的水果是民主的”
。小的克莱门氏小柑橘被认为仅有利于大地主，大的加利福尼亚脐橙使小微农场主也能和大农场主一起，在水果销给欧洲消费者的过程中获利。

Rebour，Agrumes，363-378.关于葡萄园工人中的相同特性，参见Launay，Paysans algériens。
在有关阿尔及利亚的米蒂贾如何复制加利福尼亚克隆技术的详细讨论中，没有提到是谁实际完成了把选出的芽材嫁接到根茎上的工作，又是谁挑选了柑橘。顺便说一下，法国科学家在比较加利福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的情况时，谈到了后者比美国种植者有更为廉价的劳动力上的巨大优势。正如加利福尼亚的种植者完全抹去了中国、日本和墨西哥的种植者在20世纪初使洛杉矶地区发了财的柑橘园培育中的作用，“黑脚”法国人完全遗忘了当地农民的作用。正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他们不仅忽略了阿尔及利亚的果园培育最早是由来自安达卢西亚的阿拉伯人在卜利达开创的，也忽视了以下事实：按照加利福尼亚模式培育的非常现代的果园，依赖于阿尔及利亚农民的园艺技术。芽材采集和嫁接都是由来自阿特拉斯山脚的柏柏尔人完成的，他们世世代代栽培无花果和橄榄这种经济作物。受雇来做这类工作的工人以及负责修剪的工人，比起仅仅在收获季雇来的采摘工，有更为长期的工作。但临时工是大多数（在葡萄酒之乡，长期工与临时工之间的比例是1∶5），对他们而言，失业是家常便饭，而且工作合同缺乏规范。在天气条件不好或处理柑橘不够小心时，他们很容易被解雇；摘水果的速度是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要防止因指甲太长或手指笨拙导致水果外皮损伤；
取悦工头时，勤奋、能力和顺从一样重要。

结论：殖民地的反抗

Jean-Pierre Peyroulou，“1919-1944：L'essor de l'Algérie algérienne，” inBouchéne et al.，Histoire de l'Algérie á la période coloniale，319-346，at 330.
居住在米蒂贾平原的大约4万2千欧洲人（即“黑脚”法国人）的民主，依赖于对19万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直接的剥削和早先的剥夺，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是追求独立的民族解放阵线及其游击战争招募对象的主要基础。1930年，为了纪念把一个沼泽地区变成了园艺天堂的“黑脚”法国人的“米蒂贾奇迹”，殖民政府在布法里克建立了纪念碑，碑上根本没有提到当地农民。一个高9米、长45米的巨型雕塑把法国定居者和军事人员并列在一起，强调了军事行动和农业垦荒的紧密联系。这个大都市的政府花费了至少4千万法郎，来纪念法国人到此100周年，这个数字相当于用于当地人口的社会和教育计划的经费总数，而且纪念活动还遭到了法属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反对。

1954年，那些被排除在“米蒂贾奇迹”之外的人们终于发声。10月1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发起一系列配合一致的进攻，开始了独立战争，该战争直到1962年结束；早期的炸弹之一就是在布法里克的柑橘合作社爆炸的。如果合作社在其成员中实现了民主和平等主义，他们就有希望在加利福尼亚克隆技术基础上再生产，当然，它给当地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带来的是与民主、平等截然不同的东西。

这是基于Chartier，Les ombres de Boufarik，30-33。
在随后的几年里，紧随爆炸之后的是许多根除柑橘树的行动。1956年12月，布法里克市长、“黑脚”法国人合作社的发起人阿梅迪·弗罗热在阿尔及尔被杀害。大约有1万群众跟随他的送葬队伍走上了这座首都城市的街道。军人护卫为林立的老兵（古代战士）旗帜开道，展现了把弗罗热视为法国民族主义的象征。经过美国大使馆门前时，人群在大声呼喊“法属阿尔及利亚！法属阿尔及利亚！”之后，唱起了《马赛曲》（La Marseillaise）、《非洲人》（Les Africains）、《这是我们的再见》（Ce n'est qu'un revoir）等，这些全部是强硬派“黑脚”法国人的圣歌，歌声不时被“刺客们去死吧！”的口号打断。与此同时，一个隐藏的炸弹在弗罗热坟墓边上的另一个坟墓里爆炸，因为仪式推迟而避免了一场大屠杀。右翼极端分子煽动起乌合之众，铁棍、步枪和大刀突然成倍增加。在码头，路过的阿拉伯人被扔到10米深的水里；“嫌疑犯”被冷血的警察直接开枪击倒；那天晚上大约发生了100到300起（没有人知识确切的数字）的私设公堂和严刑拷打。

Pierre Bourdieu and Abdelmalek Sayad，“Paysans déracinés：Bouleversement morphologiques et changements culturels en Algérie，” Études rurales 12（1964）：56-94；Bourdieu，Sociologie de l'Algérie；Paul A. Silverstein，“On Rooting and Uprooting：Kabyle Habitus，Domesticity，and Structural Nostalgia，” Ethnography 5，no. 4（2004）：553-578.See Loïc Wacqant，“Following Pierre Bourdieu into the Field，” Ethnography 5，no. 4（2004）：3887-414；Craig Calhoun，foreword to Picturing Algeria，by dour，“Bread and Wine：Bourdieu's Photography of Colonial Algeria，” Sociological Review 57，no. 3（2009）：385-405.布尔迪厄有意带有讽刺意味地借用了法国极右派的一个重要主题，即查尔斯·莫拉斯（Charles Maurras）和他的法兰西行动，莫拉斯谴责了资本主义在法国农村造成的破坏传统和败坏道德的影响，批判殖民主义是对现代性的暴力根除。
为了理解阿尔及利亚去殖民化进程中的极端暴力，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把殖民主义描述为一种连根拔起的普遍现象。
只是最近才有社会理论学者开始承认，独立战争中布尔迪厄在阿尔及利亚的那几年，对于理解他对晚期现代性的解释的重要性。
只要注意下面这一点就足够了：看布尔迪厄是如何把参与礼物经济的卡拜尔农民（他的民族志著作描述的对象）的习惯，和由法国殖民秩序强加给资本主义世界的理性而冷静的计算加以对比的。在布尔迪厄看来，强迫大约200万阿尔及利亚农民（大约这个国家的1/4人口）背井离乡，用暴力将他们重新安置到模范村（法国军队为了对付游击队而强制实施的策略），这样做尽管有着明显的、独特的残暴，却和之前的土地剥夺处在一个直接相关的连续体中。土地的剥夺强迫被殖民者放弃他们的习俗，把他们融入由冰冷的劳动关系构成的现代世界中。这种劳动关系支撑了在法国人控制下的米蒂贾平原的农业。因此，殖民主义，尽管有通过种族主义产生的特殊的权力关系，但可以被视为现代性的主要先驱，用背井离乡的农场雇佣工人或城市劳动者替代了扎根农村的农民。

Bourdieu，Sociologie de l'Algérie，120-129.Bourdieu，Sociologie de l'Algérie，120-129.Jean-Paul Sartre，preface to Fanon，Wretched of the Earth，xliii-lxii.James D. Le Sueur，Uncivil War：Intellectuals and Identity Politics during the Decolonization of Algeria（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1）；Paul Clay Sorum，Intellectuals and Decolonization in France（Chapel Hill，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77）.
布尔迪厄在其有关阿尔及利亚的著作中只是顺带提到了柑橘，葡萄酒才是他进入“黑脚”法国人世界的港口。
这当然是合理的，因为，如上所述，在殖民者经济中，葡萄园总是比柑橘园更为重要，尽管在殖民地的最后时期里后者的增长比前者快得多。而且葡萄酒在布尔迪厄的论证中信手拈来。在《阿尔及利亚社会学》（Sociology of Algeria）一书中，他描述了雇佣300至400个工人，每年生产大约500万升葡萄酒的600公顷的大产业，是如何打破了“黑脚”法国人围绕着定居者对土地的依恋建立起的所有天方夜谭。
萨特在为法农的《大地上受苦的人》撰写的序言中，也引用了这些数字来谴责那些把以前养育当地人的土地，转变成现在生产葡萄酒的大片栽培葡萄的地区的行径。
正是这样的推理，使得布尔迪厄和萨特在法国知识分子关于阿尔及利亚危机的激烈辩论中，站在了去殖民化的一边，留下少数左倾知识分子之一的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形单影只，为两个社群在这同一片土地共存而奋斗。

如果布尔迪厄、萨特和法农注意到了柑橘生产在定居者生活中日益增长的存在，他们也许会更加同情加缪的观点。和大型葡萄酒庄园相反，柑橘园在面积上很少超过10公顷，但是比起葡萄栽培维系了更多的白人社群。对于这一章的论证更为重要的是，加利福尼亚的做法并没有把现代化等同于脱离土地、机械化和大产业化；相反，加利福尼亚风格的现代化使得定居者深深地扎根于这片土地。加利福尼亚的克隆技术被转移到阿尔及利亚，的确养活了在小微产业生产标准化的水果和组成合作社的大量白人定居者人口。清楚地认识这些把米蒂贾柑橘园和南加利福尼亚果园连在一起的具体联系是重要的。在仅有的殖民主义的一般概念基础上，白人定居者在阿尔及利亚的不受约束的极端暴力形式是难以理解的。换句话说，现代化的总体性理论（在其中资本主义的盲目力量连根拔起当地人口）并非完全令人满意。加利福尼亚—阿尔及利亚柑橘间的联系，暗示了现代化的形式和美国在全世界的在场，有着始料不及的扎根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