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阿奇洛卡斯，学术上的研究发现了一个事实，就是他把民歌介绍到文学里面来，也就是这个伟大的功绩，使他获得与荷马相等的名声。荷马是史诗诗人，史诗完全是阿波罗艺术，民歌与史诗不同，民歌代表什么呢？我们可以说，民歌是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两种意趣结合在一起的最好例子，它对文学伟大的贡献以及我们到处看到由它而衍生出来的东西，证明了自然中双重创造活动的力量。
我们在民歌中发现这种创造动力的踪迹，正如在音乐中发现一个民族各种祭祀活动的踪迹一样。此外，从历史事实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任何一个时代，如果民歌发达的话，都是深受狄俄尼索斯势力的刺激。这种势力一向被看作民间诗歌必不可少的基础或先决条件。
首先我们必须把民歌看作一面音乐的镜子，这面镜子可以把整个宇宙真实地反映出来，我们必须把它看作一种原始的曲调，这种原始曲调寻求与它类似的东西，最后在诗歌中找到了这种类似的东西。
曲调先于一切其他东西，它可能需要经历许多不同的具体内容把自己表现出来。但是，根据一般人的看法，曲调远比这些具体内容更重要。曲调不断产生诗歌，从民歌采取的章节形式就可以知道这一点。很久以来，我一直对这个现象感到惊异，直到最后，下述的解释才使我了解这个现象。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任何民间诗歌集，例如《儿童的魔笛》，我们将发现曲调产生一连串意象的例子，这种意象，由于它们各种不同的色彩，递进式地变化、急速地向前推进，与史诗变动甚少的发展和宁静的幻象绝然不同。从史诗的观点来看，民歌不平衡而不规则的想象物，是令人很不愉快的泰尔潘德时代，那些严肃的史诗吟诵者对通俗奔放的抒情诗的感觉。
在民间诗歌中，我们更发现了语言尽力模仿音乐的情况。由于这个理由，我们可以说，阿奇洛卡斯预示了一种完全新的诗歌，与荷马的诗歌极不相同。由于这个区别，我们暗示了诗歌与音乐，文学与声音间的唯一可能关系。文字、意象和观念，受到音乐力量的影响，现在都在寻找一种与音乐相似的表达方法。
从这个意义上，荷马说，在希腊诗歌史上，我们可以区分两个主要的趋势，这个区分的标准，是看我们使用语言时，用它来模仿现象世界还是模仿音乐世界。要想更深刻地了解这种区别的意义，读者可以去看看荷马和品达罗斯作品中文字特色、句子结构和措辞的极端不同。那么，他一定会想到，这中间一定响起过奥林匹斯庆典的笛声。
迟至亚里士多德时代，在一种非常复杂的音乐中，这种奥林匹斯的笛声仍然激起人们奔放的热情，同时，在其开始时，也一定引起当时所有人以诗人的灵感来模仿它们。关于这一点，我想举出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有名的现象来作为证明，我们时下的美学家们认为这个现象是值得反对的。
我们一再地看到，一首贝多芬的交响曲是如何使听众去运用生动的语言。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不同描写的顺序也许看起来是相当不规则的，不合理的，甚至矛盾的。那么，我们有一点怀疑，我们的批评家们对这种音乐的想象，是否使用过他们微弱的才智，或者根本就忽视它们。诚然，这是一个值得加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纵使在某些情形下，当作者谈到他自己的作品时，也运用生动的文字，称某一首交响曲为“田园交响曲”，某一个乐章为“小溪景色”，而另一个乐章为“农夫的欢聚”。但是，这些标题都可以适当地还原为纯粹音乐要素，而不是代表通过音乐所表达的实际事物。
诚然，这种音乐的表象，既不能告诉我们许多关于音乐中的狄俄尼索斯成分，也不能认为有任何特殊的价值。但是，如果一个民族在语言方面的创造力完整的话，一旦我们研究这个民族中这种通过意象而产生音乐时，我们就可以知道，这种具有章节形式的民歌是如何产生的了，我们也可以知道，如何借这种新的原则，即音乐语言的模仿来运用一个民族所有的文字宝藏。
如果我们认为把抒情诗看作音乐在意象和观念中开花的观点没有问题，那么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音乐如何在那意象和观念的镜子里表现自己？”
用叔本华的意思来说，就是音乐把自己表现为意志，音乐把自己表现为与审美的、静观的和无意愿的倾向相反的东西。现在，我们必须把本质和现象分得很清楚——因为，很明显的，音乐是不能代表意志的本性的；如果音乐能够代表意志的本性，我们就要把它从艺术的领域中完全除去，意志是一种非审美的东西。音乐表现为意志。
为了要通过观念来表达现象，抒情诗人必须运用一切感情，从爱的倾诉到愤怒的咆哮，为了用阿波罗的比喻来谈论音乐，他必须先认识整个自然包括他自己，就是意向、欲望和嗜欲的永恒源泉。但是，就其通过由人加工过的观念来解释音乐而论，不管他通过音乐媒介所看到的一切东西如何在他四周猛烈地起伏澎湃，他还是处于阿波罗静观的平静海洋上。
当他通过这个媒介来看自己的时候，他将发现他自己的影子在一种喧嚣骚乱的情况中，他自己的意向和欲望，他的叹息和欢呼，都将对他表现为解释音乐的一种比喻。这就是抒情诗人的现象。因属于阿波罗天才，所以他便通过意志的影子来解释音乐，而他自己则转变为纯粹而无掩盖的明白的观点，完全脱离意向和欲望。
在这个探讨中，从头到尾，我都抱有一个看法，即认为抒情诗有赖于音乐精神，而音乐本身则独立于意象或概念之外，虽然它可以容纳两者。如果不是早已包含在使我们产生辞藻丰富的文字的音乐中，那么诗人就根本不能写出任何东西。音乐的普遍象征性不会满足于仅仅运用语言表达的方式，理由很简单，因为在关于原始的矛盾和痛苦方面，音乐象征一个既早于现象也超越现象的世界。
一旦我们使现象来面对音乐，那么所有现象都成了纯粹的模拟。同样，语言即现象的工具和符号，永远不可能将音乐的内在中心带到表面来。无论什么时候，语言虽在模仿音乐，但是，它仍然与音乐只有表面的接触，没有任何诗可以使我们进一步地接近这种艺术的根本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