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替“狄俄尼索斯精神”下个定义呢？
在我的书中，我是带着专家或信徒的权威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今天来谈这个问题，我会毫无疑问地多用谨慎明辨的态度，而少用雄辩的态度。希腊悲剧的起源是一个既很困难又很精微的问题，因此不可能自始至终都是雄辩的。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希腊人对痛苦所采取的态度。他们具有哪种感觉能力呢？感觉能力是不变的，还是一代一代地改换形式呢？我们该不该把希腊人在宴会方式、祭祀仪式、新的礼拜仪式等方面不断增加的，对美的祈求归因于某种基本的缺乏，也许是忧郁的倾向或痛苦困扰呢？
如果这个解释正确的话，在伯里克利或修昔底德的伟大葬礼演说词中，好像有许多证实这一点的暗示，我们怎样解释希腊人对一种与前者相反、也先于前者的丑恶，产生渴求呢？我们如何解释较早的希腊人何以严格地受悲观主义理论的束缚呢？我们如何解释他们何以受悲剧神话的束缚呢？何以受人生中一切可怕的、邪恶的、令人困扰的、破坏的和不利的东西所束缚呢？
总之，什么东西使希腊人转向悲剧呢？也许是一种幸福感，是一种绝对丰富的生命力，不顾一切的健康和力量。但是在那个情况下，从生理上来说，同时产生悲剧和喜剧的狄俄尼索斯狂乱的意义是什么呢？能不能不把狂乱看作衰败、杂乱、过分成熟的征兆呢？是否有一种产生于健康、产生于种族青春活跃情形中的精神病呢？在人羊神身上表现的神与羊的结合，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什么东西使希腊人将狄俄尼索斯狂欢者，具体地表现于人羊神那种形体上呢？
现在我们来看看悲剧合唱队的起源。也许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非常健全的那些日子给希腊人带来了特有的失神状态、集体的幻想和幻觉？不就是这些希腊人，早期很明显地表示他们具有悲剧的幻想、悲剧意志和深刻的悲观主义吗？柏拉图不是相信希腊人在狂热中具有最高的幸福吗？不就是正当希腊人崩溃和脆弱的时期，他们转向乐观主义、轻浮、做作，开始竭力追求逻辑和合理的宇宙论，逐渐变为“享乐者”和“更倾向于科学”吗？
为什么我们可以假设，这些伟大的乐观主义者、理性主义者、功利主义者的胜利，民主政治和其所带来的同时代的东西，在根本上都只是力量衰弱、接近衰老和精疲力竭的征兆，而不是悲剧精神的征兆呢？我们可不可以说，伊壁鸠鲁之所以成为乐观主义者，正是因为他受过苦呢？
读者们现在可以知道本书不得不带有这么多重大问题的理由了。让我们在这里加上一个所有问题中最大的问题：一旦我们决定以生物学的立场去看伦理学，那么伦理学会给我们怎样的好印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