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梦的躯体来源
(一)
我的一位女患者所有的梦都是以“匆忙”为特点的:她要去某处,生怕误了火车,等等。在一个梦中,她要去访一位女友,她的母亲叫她坐出租车,不要走着去,但她没听话,而是跑着去的,结果一路上不断跌倒。对这材料的分析使她想起儿时的奔跑嬉耍的游戏。还有一个特殊的梦让她回忆起儿时常说的一种绕口令似的句子“牛在跑,跑到倒”,越说越快,直到说成像一个(无意义)的单词。这实际也是一种“匆忙”。所有这些同小女友们玩耍的清白无瑕的经验被记住了,因为它们取代了一些不那么清白的东西。
(二)
下面是另一个女患者的梦:她置身于一个到处都是各式各样机器的大房间,好像是外科整形室。人们告诉她我没有时间,她必须同其他5个人一起接受治疗。她拒绝了,她不肯躺在床上,或任何其他她认为可以躺下的地方。她站在角落里,等着我说那不是真的。这时其余5人都嘲笑她这种愚蠢的行为——同时,似乎她在画许多小方格子。
此梦内容的第一部分与治疗有关且是对我的移情作用。第二部分是暗指童年时的一个情景。这两部分由于提及床而联结起来。整形室暗指我对她说过的一句话,我在向她解释我的治疗时曾把它时间长度和性质方面与整形治疗相比较过。刚开始给她治疗时,我不得不告诉她,尽管以后可以每天给她一个小时的治疗时间,但暂时我没有足够的时间。这就触发了她原来的敏感性,这也是儿童癔症倾向的一个很主要的特征,他们对爱从不满足。我的病人是家中6个孩子中最小的(所以,同时有5个其他的),因此也是父亲最为宠爱的孩子。但尽管如此,她还是感到这位敬爱的父亲分给她的时间与关心太少。——她等我说那不是真的有下列的根源:一位年轻的服装店学徒给她送来一件衣服,她也付了钱。事后她问丈夫,如果那个孩子把钱丢了,她是否要再付他一份。她丈夫同她开玩笑,说是要再付一份的。(就是梦中的嘲笑她)她于是就不断地问,希望他告诉她那不是真的。因此可以推断,她认为,如果我给她双倍的治疗时间,是否要付我双倍的诊费——这种思想她认为是贪财,或是肮脏的(不干净在儿童时期常常在梦中以贪财代替,因为它们两者可以用“肮脏”联系起来)。[168]如果梦中等着我说等等一整段都是“不干净”这个词的迂回说法,那么“她站在角落里”和“不肯躺下”都符合童年的一个场景:她弄脏了床,被罚站在角落里,并被威胁说她父亲不再爱她了,她的哥哥姐姐会嘲笑她的,等等——小方格子则是指她的小侄女在她面前玩的一种(我认为是正确的)使横竖相加都等于15的9个方格子的算术游戏。
(三)
一个男人做了如下一个梦:他看见两个孩子在打架——从丢在地上的工具判断是桶匠的孩子。
其中一个把另一个摔倒在地,倒在地上的孩子戴着蓝宝石耳坠儿,他手举棒子向打倒他的那个孩子冲去,要严惩他。而那个孩子跑到一个妇女那里寻找保护,那个女人靠着一个木栅栏站着,看上去像是他的母亲。她是个劳动妇女,背对着梦者。她转过身来,样子很可怕,把梦者吓跑了。
可以看见她的眼皮下面有块红肉,突出出来。
这个梦把前一天的一些琐事充分地利用起来。他的确在街上看到两个小孩,一个把另一个打倒在地,当他匆忙前去劝架时,两个人都跑开了——桶匠的孩子。这只能用后来一个梦中的谚语来解释:“直把桶底捅穿。”——从他的经验来看,他相信蓝宝石耳坠多为妓女所戴。然后又想起了一首关于两个男孩的打油诗,另一个男孩叫玛丽(即是个女孩)——女人站着。在看到两个孩子后,他沿多瑙河散步,在周围无人之际,他冲着木栅栏撒泡尿。这时一个穿戴讲究的老妇人冲他笑着,并十分客气地要送给他一张名片,因为这个女人也在他刚才撒尿的那个位置上,所以她一定在撒尿。这就和可怕的样子与突出的红肉相吻合了,这只能意味着下蹲时阴户的张开。
这个情景,在他童年时期也见过,后来记忆中以“浮肉”作为伤口而浮现。
梦把他小孩时期两次见到女孩生殖器的情景结合起来。一次是女孩被打翻在地,而另一次是小女孩在撒尿。从梦内容的其他部分可以产生出他小时因对性的好奇而受到父亲恫吓和严惩的回忆。
(四)
在下面这个梦(一位老妇人的梦)的后面,许多童年记忆被巧妙地编织在一个单一的想象当中。
她匆匆忙忙赶出去买东西。在格拉班大街[169],她好像垮掉了一样双膝跪倒。四周围上来许多人,特别是出租车司机;但没有人帮助她。她努力几次想站起来,但都没有成功。后来一定是站了起来,因为她被放进一辆出租车里,把她送回了家。有人把一个装得满满的篮子(就像商店里的购物篮子)从她身后的车窗扔了进来。
这还是那个总是感到“匆忙”的女士,就像她小时一样总是跌跌撞撞,风风火火。[参见第一个梦]梦中的第一个景象明显地是从马跌倒的景象中产生出来的。“垮掉”是指赛马中马坚持不住。她小时候常骑马,毫无疑问,在更小一些时候,她本人就是一匹马。跌倒与童年期的一个记忆有关。她很小的时候,记得马夫17岁的儿子由于癫痫发作而在街上从马上跌下,后来用马车给拉回了家。她当时当然只是听说而已,但是癫痫症(跌倒的病)已在想象中形成,后来又影响到她自己癔症发作时的形式。如果一个女人梦到跌下,几乎和性意识有着不可避免的联系:她想到自己是一个“堕落”的女人。而我们所说的这个梦几乎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余地。因为我的病人跌下的地方是维也纳著名的妓女聚集之地。而购物篮[德文Korb]又可以有多种解释,这可以导致她想到对求婚者的多次拒绝[Kobe][170],同时也可以想到自己后来向别人求婚而遭到的拒绝。这又与没有人帮助她联系起来,在她看来这也是一种拒绝。而购物篮又可以在她的分析中解释为她下嫁出去以后不得不亲自去购物。最后它也可以作为仆人的一种标记,这让她想起小时候的事。首先,是一个厨师因偷东西而被解雇。而且她曾跪下来请求宽恕。她那时已12岁。
然后又想起一个女仆因和马车夫有了恋情而被解雇(后来车夫还是娶了她)。这样,梦中马车夫这一概念又成了出租车司机(驾车人)的来源[171](而车夫又与现实相反,他们没有扶起沉沦的女人)。其余有待解释的就是把篮子从她身后的窗子扔进去了。这使她想起了把行李递进去火车把它运走这种常见的事,还有乡间习俗:情人从窗户爬进心上人的房间,以及她在乡间所经历的轶事,如年轻的男子如何把青梅从窗子扔进情人的房间,以及她的妹妹被从窗口向屋里看的傻子给吓了一跳等等。这时一个10岁时的模糊记忆又浮现出来。在乡下时,一个女佣和一个男仆在屋里行云雨之事(这个小姑娘也可能看得出来),结果这两个人一起被解雇(扔了出去)(与梦中“扔了进来”恰恰相反)。这个故事我们已从多方面进行了解释;一个仆人的行李衣箱在维也纳被叫作“七个梅子”,所以有句俗话是“捡起你的七个梅子,滚蛋吧”!
我的记录包括了许多病人的梦,对它们的分析可以导致童年期的一些模糊甚至已完全忘记的印象,这些印象多是童年期头三年的。但如果把这些梦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用于一般情况,可能就不一定可靠了。因为这些人都是神经症患者,特别是癔症患者,很可能梦中儿童时候的景象所起到的作用是他们神经症的性质所决定的,而并不是梦的性质所决定的。然而我自己的梦倒是没有神经症状的,但在我对自己的分析中,也常常在梦的隐意中意外地发现我童年的某些景象。而且我的整个一系列的梦立即与我来自童年经验的种种联想结合起来。我已举了几个这样的梦例,我还将再列举几个有多方面联系的梦例。如果我不再报告一两个新近事件与长期忘记的儿时经历走到一起而形成梦源,就很难令人满意地结束这一节的内容。
1.一次旅行之后,我又累又饿,便上床睡觉,但人生的这样一些基本需要在睡梦之中也要强烈地表现它们自己,我于是做了如下的梦:
我走进厨房找点布丁,三个女人站在屋里;其中一人是小客店的女主人,她手中搓揉着什么东西,好像是在做汤圆之类的东西。她告诉我要等她做好(这些话并不十分明确),我感到我受到伤害,不耐烦就离开了。我穿上大衣。但我穿的第一件大衣太长。我把它脱掉,惊奇地发现衣服上镶着皮边。我穿的第二件有一个长带子,带子上绣有土耳其图案的花纹。一个陌生人走上来不让我穿,说衣服是他的,这个人脸长长的,短短的硬须。我给他看上面绣的土耳其图案。他问道:“土耳其(图案,条纹……)与你何干?”但不久我们又友好相处了。
当我开始分析这个梦时,我出乎意料地想起了我所读的第一本书(当时我大约13岁),实际上我是从第一卷的结尾处开始读的。至于书的名字和作者的名字我一无所知。但是我对其结尾却记忆犹新。主人公发疯了,他不停地呼喊着给他一生既带来最大幸福又带来巨大不幸的三个女人的名字,其中一个叫比拉姬(Pélagie)。我当时仍不知这一回忆能对释梦有何作用。联系到那三个女人,我想到了三位掌管人类命运的女神,而且我知道三个女人中的一位(梦中小客店的女主人)是赋予生命的母亲,并(以我自己的情况而论)给生命以营养。我想,爱与饥饿这两者都汇聚到了女人的胸脯上。一个爱慕女性美的青年男子有一次谈到他小时候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奶娘时说,“很遗憾,我当时没有充分把握住我的机会。”我经常在精神神经症机制中利用这件轶事来解释“推迟动作”的因素。[172]——当时,其中一位女神正在双手搓揉,好像正在做汤圆;一种对女神来说是很奇怪的职业,就是需要解释的。而这种解释又被我更早一些的童年记忆所提供。当我6岁时,母亲第一次给我上课,她要我知道人类是由泥土制成的,而最后也必归于泥土。我母亲双手搓揉,就像揉面团一样,而实际上手掌之间没有面团。然后把搓出来的表皮鳞屑形成的黑色汗泥团给我看,以此来证明人是泥土制成的。目睹这种证据,我大为惊奇。后来我也默认了这句话:“生命复归自然。”[173]所以,当我走进厨房时,在屋里的真的是命运女神。这正如我童年时一样,每当我饿了,我就去厨房,母亲总是站在火旁,告诉我必须等到晚饭准备好才吃。——现在再谈谈汤圆(KNädel)吧。KNädel是我大学时的一位老师的名字,他教过我组织学知识(如表皮知识),他曾控告一个与他名字相近的人KNädl剽窃了他的作品。剽窃即把别人东西据为己有,因此这样就把梦的第二部分引导出来,我成了在演讲厅里常常偷大衣的窃衣贼。我没有思索地就写出了“剽窃”这个词,因为它自动浮现在我脑海之中。但是现在我注意到,它在梦的不同显意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它把以下一连串的联想串连起来,比拉姬(pélagie)、剽窃(plagiarizing)、横口鱼(plagiostomes)[174](或鲨鱼)、鱼鳔(fish’s swimming-bladder),以及把旧小说与克诺德(KNädel)和大衣(德文überzienher有大衣、外套、避孕套等义)联系起来。其中一些涉及性技术的用具[参看默里头韵梦第59页]。
无疑,这是一长串本互不相干的思想,如果不是梦的工作,在清醒生活中是绝不会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但是,似乎有必要建立起一个不把任何事物视为神圣的强制性联想。布吕克[175](Brücke,德文与桥同义)这个令人尊敬的名字又让我想起了我度过没有任何欲望的快乐学生时代的学院——于是,我们匍匐在智慧的胸膛(Brüsten),每天都有无限的欢畅。[176]
这又与在梦中折磨着(plaguing)我的欲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后我又想起了一位非常可敬的老师,他的名字叫弗莱契尔(Fleichl与Fleisch“肉”同音),和克诺德的名字一样,听起来好像是一种食物,还表现出了表皮鳞屑引起的不快的景象(我母亲与客栈主人),还有疯狂(小说)和从药房[177]中买来可以治饥饿的那种药:古柯碱。
我还可以沿着这条错综复杂的思想链继续追踪下去,以达到对所有未经分析的梦内容做出充分解释,但是我必须放弃这一打算,因为这将让我付出太大的个人代价。因此,我只选择其中之一,一个足以把我们引向在混乱外表之下的一个梦念。不让我穿大衣的那个长脸短须的陌生人,其外貌很像在斯巴拉多那个商店的主人,我妻子曾在那儿买了不少土耳其东西。他叫波波维(Popovic)[178],这是一个意义含混的词。幽默作家斯太滕海姆曾做过一次评论:“他告诉我他的名字时,脸涨红了,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我发现我又一次滥用别人的名字,我已经用过比拉克姬、诺德、布吕克、弗莱契尔等名字了。无疑,用别人的名字开玩笑是儿童常搞的恶作剧。如果我这样搞下去,我会得到报应的,因为我的名字也是容易成为打趣对象的。[179]我记得歌德曾在什么地方谈起过人们对自己名字所具有的敏感性。他曾说赫德曾用他的名字(Goethe)写了一首诗:
你们是神(Göttern)的子孙,或是野蛮人(Gothen)的后代,抑或是粪土(Kote)的产物,——你们是高贵的形象,最终仍复归于尘土。[180]
我知道,我这样离题地去讨论名字的滥用问题会引起抱怨。所以我必须在此转回我的话题。
我妻子在斯巴拉多的购物使我想到了在卡塔罗[181]的另一次交易。那次我过于谨慎,结果失去一次赚钱的好机会(参见失去抚摸奶娘乳房的好机会)。由饥饿引起的梦念是“一个人不应坐失良机,即使犯点小错也不要紧,但一定要抓住机会。一个人不应放弃任何机会,因为人生短暂,死亡不可避免”。由于这种“及时行乐”有一些性的含义,又因为它所表现出来的欲望并不能阻止犯错误,所以有理由惧怕检查而不得不把它隐藏在梦中。所有的思想都有一个相反的感觉,然后再找到表达的方式,如梦者得到精神满足之时的记忆、各种制约性的思想甚至对最令人厌恶的性惩罚的威胁等,都会呈现在梦中。
2.第二个梦需要一个很长的前言:
我驱车前往维也纳西站赶火车,我要去奥赛湖消夏。结果到了站台之后,发现应比它早开的去伊希尔的车还停在车站、尚未开出。我遇到了图恩伯爵[182],他又去伊希尔朝见皇帝。虽然下着雨,但他却坐了敞篷马车。他径直从区间车入站口走进车站,门口的验票员不认识他,所以向他索要车票。但他十分傲慢地把他推开,也不做任何解释。在去伊希尔的车开走后,我理当离开月台回到候车室去,但我有一些事情要处理,要花些时间,所以我被允许留在月台上。这段时间我时刻注意是否有人用行贿的手段取得已预订出去的包厢。我要遇到这种情况就打算大声抗议,要求平等的权利。同时我哼着自以为是《费加罗婚礼》的费加罗咏叹调:
如果伯爵想跳舞,
如果伯爵想跳舞,
我十分乐意为他奏一曲……
(我相信别人谁也听不懂这个曲子)
那天晚上我心情不静,总想与人争吵,和仆人或车夫抬杠(但愿不要伤害他们的情感)。这时,各种无礼的、反常的想法一股脑儿涌入我的心中,什么费加罗的台词,在法兰西剧院观看博马舍的喜剧,关于那些自以为天生就是大人物们的格言,阿尔玛维瓦要对苏珊娜行使领主的初夜权,以及恶意的反对派记者如何利用图恩伯爵的名字开玩笑,称他为“无所事事的伯爵”[183]。
我不是嫉妒他,他正小心翼翼地去朝见皇上,而我却正在度假,才真正是无所事事呢。接着我又盘算着如何安排度假日程。这时一个我认识的绅士走到月台上来,他是政府医务监考官,因为他的能力表现而赢得了“与政府同床共枕”[184]的雅号。他以官员的身份要求给他半个头等包厢,我听到乘务员对另一个乘务员说:“我们把这位半票头等票[185]的先生安排在哪儿呢?”我想,这可真是个特权的典型例子。而我买头等厢,就得付全费。实际上我已有了一个包厢,但不是通廊包厢,所以夜里上厕所不方便。我向列车长抱怨此事,但也没有结果,所以我回敬他说,那么你们就该在每个包厢的地板上凿个洞,以备乘客不时之需。而且我真的在凌晨二点三刻时醒来小便,在醒来之前做了如下一个梦:一群人,一群学生在集会——一位伯爵(图恩[Thun]或是塔弗[Taaffe])正在讲演,有人挑战似的要他谈谈对德国人的看法。他态度十分傲慢地宣称说,他们最喜欢的花是款冬(colt’s foot),并把一片破损的叶子——实际上是一片干叶——插进他衣服纽扣孔里。我勃然大怒——勃然大怒[186],虽然我对自己采用这样的态度也很吃惊。(然后,变得不很清晰)我似乎在一个大学的礼堂里(Aula),门口设了警戒。我们不得不逃出去,我一连穿过好几个陈设华丽的房间,显然是部长级的套房或其他公用房,家具为棕色或紫色。终于我来到走廊,看门人坐在那里,是一位健壮的妇人。我想避开她不与她说话。但她显然以为我有权从这里通过,因为她还问我要不要用灯给我照路。我告诉她,不知是用手势还是用话语,让她等在楼梯口,我感到我很聪明避开了出口处的检查。我下了楼,发现一条又窄又陡、向上去的小路,我沿着路走上去。(又变得不清晰了)似乎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逃出这座城市,就和刚才逃出房间一样。我乘着一辆出租车叫马车夫把车赶到火车站。车夫好像累坏了,有些不高兴,说了几句不同意的话,我说:“我不会让你沿着铁路赶车的。”但似乎我们已经沿着铁路走了通常需坐火车的一段距离了。所有的车站都有警戒,我不知该去克雷姆斯还是去赞尼姆[187]。但是想到宫廷就设在那儿,我还是去格拉茨或类似的地方。现在我坐在火车的包厢之中,就好像坐在斯塔特巴恩(郊区铁路)的客车车厢里。在我的纽扣孔内有一条长形瓣状的东西,旁边有一种用硬挺的料子做的紫棕色紫罗兰花,很引人注目。(在此处,梦中断了。)
我又一次来到火车站前,但这一次有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陪着我。对其余不能辨认的部分我想出一个计划;后来看到这个计划就已实施,似乎思想和经验就是同一回事。他看上去是个瞎子,看什么总是用一只眼睛。我递给他一只男用玻璃便溺器(这一定是在城里要来或已买来的),于是我就成了护士,并且一定要给他递尿壶,因为他是瞎子。如果验票员看到我们这个样子一定会让我们过去,不会注意我们。现在这位老人的态度和泌尿器官变了形。(就在这时,我醒来要去小便。)
整个梦是一种想象,它把梦者带到1848年革命时代。对那一年的记忆是由1898年[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50周年纪念会,以及去瓦休的短期旅行所引起的。在那次旅行中,我曾访问过爱默斯多夫[188],革命学生领袖费肖夫的退隐之所。我的联想又把我带到英格兰和我兄弟的住所。
他常常用(但尼生爵士的题为)《五十年前》[189]那首诗中的话去逗弄妻子,孩子们常常改为“15年前”。这一革命的幻想是因看到图恩伯爵所引起的,这就如同意大利式的教堂,其正面和背后的结构并没有什么有机联系一样,它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背后的混乱和充满裂隙,在于其内在结构的许多地方都暴露在外面。
梦的第一部分似乎是几个景象的混合,我可以把它们一一分开。伯爵十分傲慢的样子是来自我中学时的一个印象,那时我15岁。我们合伙阴谋整治一个不受欢迎、无知的男老师。主谋是我们班上的一名同学,他以英格兰亨利八世自诩。他把攻击的领导权交给我,定下以关于多瑙河对奥地利(参见瓦休)的重要性的讨论作为发起攻击的信号。班上这批反叛分子之中有一个男生出身贵族,因瘦高个而被同学叫作“长颈鹿”。在受到德文老师的批评时,他笔直地站着,其神态很像我梦中的伯爵。喜欢的花和插在纽扣孔里类似花的东西(使我想起我在那同一天送给一位女友的兰花和一种耶利奇的玫瑰)[190],特别让我想到了莎士比亚《亨利四世》的第一幕第一场中所写的玫瑰战争的开始。(亨利八世接通了这一回忆)——由此出发就离红白康乃馨只有一步之遥了。有两节小诗,其一为德文,其二为西班牙文,悄悄地汇入分析之中:
玫瑰,郁金香,康乃馨;
每一种花都不免凋谢。
伊莎贝拉,不要为花儿凋谢而垂泣。
第二段西班牙文诗曾在《费加罗婚礼》中出现过。在维也纳,白色康乃馨是反犹太人的象征,红色康乃馨则代表社会民主党人。在这后面隐着一段在可爱的萨克逊乡间(比较盎格鲁-萨克逊)乘火车旅行时所遇到的反闪族的挑衅。构成梦的第一个情景的第三个景象要追溯到我的大学时代。
那是在一个德国大学生俱乐部里,当时在进行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讨论。在那里我是一个初出茅庐不知深浅的年轻人,深信唯物主义,我冒失地提出一个很偏激的观点。听到这,一个比我年长也比我年级高的男生站了起来,他那时就已显示出作为领袖或一个大团体的组织者的能力。(顺便说一下,他的名字也是一种动物的名称。[191])他狠狠地斥责了我们一顿,并说他小时也养过猪,后来迷途知返又回到父亲的家中。我勃然大怒(像梦中那样),粗鲁地[德文saugrob一词有“猪一般粗暴”之意]回驳说,我现在知道他从小就和猪打过交道,所以,对他刚才讲话的那个声调也就不吃惊了。(在梦中,我对我自己的德国民族主义者的态度感到吃惊[比较第323页]。)
这时全场一片哗然,人们纷纷叫我收回刚才的话,但我拒绝收回。幸亏那位受了侮辱的同学很有理智,没有把这看成一种挑战,所以这件事也就平息了。
梦的第一个场景中还有一些元素将涉及更深的层次。伯爵所提到的款冬是什么意思呢?为了寻找答案,我又想起一大串联想:款冬[德文Huflattich,英译为hoof lettuce(马蹄莴苣)]——莴苣(1ettuce)——沙拉[salad]——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英译为dog-in-the-manger,德语Salathund,即为salad dog]。同时对Giraffe也有一连串的侮辱性的词,长颈鹿[Giraffe,德文中Affe意为“猴子”]、“猪”、“狗”,我还可以根据这些推出“驴”等词用来侮辱另一位大学教师。此外,我还可以把款冬(不管对错)译成法文蒲公英(pisse-en-lit),这种想法是从左拉的小说《萌芽》中学来的。书中一个小男孩听说蒲公英可以制成沙拉。“狗”的法文是“chien”,这常叫我想起身体的一种重要功能(法文chier是大便,较之较小的功能pisser是小便)。我接着还要从物质三态(固体、液体、气体)中收集一些不雅的例子。还是在《萌芽》这本书中,它充满了对即将来临的革命的描写。其中有一段描写一种十分特殊的竞争,即涉及气体排泄的“放屁”(flatus)[192]。这时我才看清,导致“屁”的路径早已铺设好:从花,西班牙小诗,伊莎贝拉,《伊莎贝拉和斐迪南》,亨利八世,英国史,与英国抗衡的西班牙无敌舰队,以及在无敌舰队失败之后,英国人在一块勋章上刻上“他把它们吹得七零八落”。[193]由于是暴风吹散了西班牙舰队。
我曾不太严肃地想,如果我对癔症理论和治疗加以详述,我就用这句话做“治疗”一章的标题。
现在再谈一下梦的第二部分情景。出于稽查作用的考虑,我不能做详细的分析。因为我曾设想把自己置身于那个革命时代的一个很高的位置上。要有一段同鹰[Adler]有关的冒险经历,并且有大便失禁的毛病,等等。尽管这个故事的大部分是由霍夫拉特[宫廷枢密官(consiliariusaulicus)——比较Aula(宫廷,礼堂)]讲述的,我认为这方面仍不可能合理地通过稽查作用。梦中那套房间(rooms)是来自那位爵爷的客厅或车厢(我曾有幸目睹)。但是“房间”(德文词是Zimmer)在梦中也常指女人[Frauenzimmer][194]——在此例中指妓女。
在女管家的形象上,我表现了对一位十分机灵的妇女的忘恩负义。当我在她房间逗留时,她对我殷勤招待,而且讲了不少好听的故事,可是我却给她以恶意的报答。——灯则暗指格里巴泽尔[195]
根据亲身经历所写的关于希罗和黎安德的一段动人故事,题名《怒海情波》——由此又联想到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和风暴。[196]
对于梦的其他两段内容我不准备详细分析[197],我仅选择导致童年期两个景象的一些元素。
因为我正是由此开始对此梦进行讨论的。人们认为令我产生压抑的是性材料,但这并不完全。尽管每个人都有许多事情瞒着别人,但什么事情也瞒不过自己。现在的问题并不是我为什么必须隐藏这种结果,而是探讨对我隐藏梦的真正内容进行内部稽查的动机。所以我必须解释,对这梦的三个情节(最后)表现出它们都是一种无理的自夸,那种在清醒生活中一直压抑着而只在一些梦的显意中表现出来的荒谬的妄自尊大。(例如“我感到自己非常机灵”)这也说明我在做梦前一天晚上的精神亢奋。这种自我炫耀已波及到不少方面。例如在提到格拉茨时说出了“格拉茨有什么了不起!”这是当一个人对自己的富有而感到自满时常说的话。人们如果记得伟大的拉伯雷对高康大和庞塔格吕埃父子的生活及其功绩无与伦比的描述,就当然可以理解梦的第一个情节中所包含的那些自夸了。
下面是与童年景象有关的一些材料(我曾许诺给读者的)。为了旅行,我买了一只新衣箱,颜色是棕紫色的。这一颜色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梦中:用一种挺实的布料制成的棕紫色紫罗兰及旁边的一个“少女饰品”(girl-catcher)[198],以及部长套房里的家具。儿童一般认为,凡是新的东西都能吸引人。有人向我描述了我童年时的一个情景,而我对这一描述的记忆代替了对这个情景本身的记忆。据说我两岁时还有时尿床,每当我受到责备时,我就安慰我父亲说将来给他在附近的城里买一张红色的新床。这是梦中“我们在城里要买或已买来的便壶”这句插话的来源。这是在说,一个人必须遵守诺言(注意男用便壶与女用衣箱或木箱[参见第154页]的象征并列)。
我的这个诺言显示出我童年的自大与狂妄。我们已经涉及儿童小便困难在梦中的重要作用[参见第201页的梦]。我们从对神经症患者的精神分析中也发现尿床和有野心的性格特点的联系。[199]
我还清晰记得我在七八岁时的一件家庭小事。一天晚上,睡前,我忽视了谦虚的准则,听从了野心本性的呼唤,结果受到父亲的责备,说:“这个孩子将来不会有出息。”这对我的野心一定是当头一棒,因为这一景象一直不断出现在我的梦中,而且总是与我的成就与成功同时出现,好像我在说:“你看,我到底还是有出息的。”这一场面实际上为梦的最后一个情节提供了材料。
但是角色已做了调换(也是为了报复)。老人(显然是我的父亲,他的一只眼瞎暗指我父亲一只眼患有青光眼)[200]在我面前撒尿,正像我小时在他面前撒尿一样。由青光眼又使我想起古柯碱,它在动手术时帮了忙[见前面关于古柯碱一段],仿佛我这样做就是履行了诺言。此外,我还和他开玩笑;因为他瞎了,我必须递便壶给他,这也是一种暗喻,表明我发现了癔症理论,而且为此自豪。[201]
我童年时两次小便的情景无论如何都与我的妄自尊大有密切关系。但是它们在我去奥塞湖旅行时出现,又由于我的包厢没有洗手间这一偶然情况以及由于我已料到第二天一早必定会出现无处方便的困境的实际情况,更促使这种景象在梦中出现。我由于这种生理上的感觉而醒来,我想,人们会认为这种生理上的感觉才是梦的真正的诱因。但我却愿采取另外一种观点,即排尿的欲望只是因梦念而引起。我在睡眠中因为生理需要醒来的情况很少,尤其是这次旅行中被唤醒的那么早——凌晨二点三刻,更为罕见。我还可以进一步地驳斥这一种说法,那就是我在其他舒适的旅行环境中,很早醒来从来没有小便的感觉。不管怎样,这一点我们暂时不能解决也无大碍。[202]
我的释梦经验使我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是一些很容易解释的梦,它的思想链也可能追溯到童年时期,因为它们的来源和富于激发愿望不难发现。这样,我不得不问一下自己,这个特征是否可以构成梦的基本先决条件。如果这个说法成立,它就会有如下的意义:每个梦的显意都与最近的经验有关,而其隐意都与最早的经验有关。事实上,我在对癔症的分析中已得到证明,一些最早的人生经验仍未加改变地持续到现在。这种设想要得到证实是很困难的,在下文中[第553页以下]我将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童年早期经验在梦形成中所能产生的作用。
在本章开始时列举的梦中记忆的三个特征中,其中一个是梦内容多半为不重要的材料,而且这一点已经由梦的伪装而获得令人满意的解释。我们已能证实其他两个特征的存在,即梦强调最近的材料与童年期的材料。但我们尚未能从致梦的动机方面对它们做出解释。应该记住,对这两个特征及其评价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它们的适当位置必须从别的什么地方去寻找,或从睡眠状态的心理学中去找,或从今后将进行的有关精神机制的构造的讨论中去找。不过这要等到我们认识到释梦就可以像一个可以窥见精神内部机制的窗口时才能做到。
但是,从这后几个梦的分析中,还可以做出另外一种推论。梦似乎常常有不止一个意义。正如我们所列举的梦例证明,梦不仅可以包括几个愿望的同时满足,而且梦的意义或愿望的满足可以重叠,最后,追溯到童年早期的一种愿望的满足。但这又一次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把这种现象的发生说成是“不可避免地”而不是说成“常常地”,是不是更为正确。[203]
如果我们要让一个有文化的非专业人员对梦的问题产生兴趣,并因此问他梦的来源是什么,那么我们一定会发现他对回答这类问题是有信心的。他马上会想到,对梦的构成影响最大的是消化方面的障碍或困难,“梦来自消化不良”[参看第22页以下]。——由于身体的姿势不当或睡眠中发生的一些细微小事。他们从未想过,即使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也总还是有些事情有待解释。
我在第一章中(第三节)已充分讨论了科学家们如何看待躯体刺激对梦的形成的作用,所以在此我们只需回顾一下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有三种互不相同的躯体刺激来源,来自外部世界的客观感官刺激,仅有主观根据的感官内部兴奋状态,以及来自体内的感觉刺激。我们还注意到与躯体刺激相比[参看第41页],这些权威们有把精神来源作为背景或干脆把它排除在外的倾向。在考察了有关躯体来源方面的主张之后,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感官的客观刺激部分(包括睡眠中的偶然刺激,部分包括影响睡眠的心灵兴奋)的重要性,已由无数观察所确认并通过实验得到证实。[参见第24页以下]而主观感觉的刺激作用可以通过梦中再现入睡前的感觉意象[参见第31页以下]而得到证明。最后,尽管梦中出现的意象和观念与所说的内部躯体刺激的明显关系不能得到证明,但是我们的消化、排泄和性器官的兴奋状态对梦会产生影响并作为一种梦的来源的看法已得到普遍的承认和支持。[参见第37页以下]这样,“神经刺激”和“躯体刺激”似乎是梦的躯体来源,甚至许多作者都认为除此以外别无他物。
而另一方面,我又发现不少人对此表示怀疑,其中一种批评不是怀疑躯体来源的正确性问题,而是这一理论是否充分的问题。
不管这一理论的支持者们对其事实依据的可靠性如何自信——特别是那些偶然的和外部的神经刺激,因为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由此追溯到梦的内容——尚不能使他们认为梦中的大量观念材料仅仅来源于外部刺激。玛丽·惠顿·卡尔金斯小姐(1893,第312页)曾对自己和另外一人的梦做过长达六个星期的观察研究,发现归因于外部感官知觉元素的分别为13.2%和6.7%;在她收集的梦例中,只有两例来源于肌体感觉。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统计学方面的证实,说明我对原来通过自己经验所做的匆忙考察的怀疑是有道理的。
常有人建议把“源于神经刺激的梦”同其他形式的梦分开,把它作为一个分系(subspecies),在这方面已做过较详尽的研究。斯皮塔(1882,第233页)就把梦分为“源于神经刺激的梦”和“源于联想的梦”。然而,只要不能说清楚躯体来源和观念内容之间的联结关系,这种区分也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解答。所以除了第一种反对意见(即,外部刺激来源并不多见)以外,还有另外一种反对性意见,即利用这种来源来释梦的理由也不够充分。我们有理由要求这种理论的支持者对这两点做出解释。第一,为什么外部刺激在梦中总不是以其刺激的真实性质被感知,而是被误解。[参照第27页关于闹钟的梦]第二,为什么感知的心灵对这些被误解的刺激所做的反应又是各式各样。
针对这样的问题,斯图吕贝尔(1877,第108页以下)是这样说的;因为心灵在睡眠时已脱离开外部世界,所以它不能对客观感官刺激做出正确解释,而且不得不根据多方面不确定的印象构建错觉。引用他的话是“只要在睡眠中,由于外部和内部神经刺激而引起的一种感觉或一种感觉的复合物,一种情感或任何一种精神过程在心灵中产生并为心灵所感知,这个过程便从清醒状态遗留给梦的经验范围内唤起各种感觉意象,即唤起了不是赤裸裸的就是伴有适当精神价值的那些早期知觉。这一过程的周围,似乎围满了或多或少的这类意象,并通过这些来自神经刺激的印象就取得了它的精神价值。在这里我们谈到的(正如我们在清醒的行为中所做的那样)是睡眠的心灵在‘解释’神经刺激所造成的印象。我们把这种解释的结果称之为‘源于神经刺激的梦’,就是说,梦是其组成成分根据复现法则受到产生精神作用的神经刺激所决定的。”[参看第29页以下,第54页及第58页]冯特[1874,第656页以下]的说法与这一说法基本相同,他认为梦中出现的观念至少大部分来源于感官刺激(特别是包括一般肌体感觉),因而,这些观念主要是一些想象的错觉,只有很少一部分纯粹记忆观念因强化而变成幻觉。[参见第40页以下]斯图吕贝尔(1877,第84页)曾据此做过一个适当的比喻来说明梦的内容与其刺激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不懂音乐的人用十指在钢琴上弹奏。”[见第78页和第122页]。于是,根据这种观点,梦就不是源于精神动机的心理现象,而是一种生理刺激的结果,这种生理刺激由于其所影响的机构找不到适当的其他表达方式,就以精神状态表达出来。这里也隐含了一个类似的预先假定,如梅耐特(Meynert)在试图解释强迫性观念时所用的一个著名的比喻:“就如一个钟面上的某些数字比其余的数字更为突出。”[204]
不管梦的躯体刺激理论如何流行,也不管它如何具有吸引力,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每一种需要睡眠中的精神机制靠构筑错觉来对梦进行解释的躯体刺激,都会产生无数种解释的企图与尝试——即刺激在梦内容中可以表现为大量不同的观念。[205]但是斯图吕贝尔与冯特所提出的理论并不能提出任何动机可以制约外部刺激和为解释而选择的梦念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不能解释李普斯[Lipps,1883,第170页]所描述的由这些刺激“在其创造性活动中往往做出的明显选择”。反对意见还针对整个错觉理论所依据的这种假设,即睡眠的心灵不能识别客观感官刺激的真正性质。生理学家布达赫早已向我们说明,即使在睡眠中,心灵仍能对抵达的感觉印象有很好的解释能力,并能依据这些解释做出反应。因为他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对睡眠者似乎是很重要的特殊感觉印象就不会像其他一般印象那样在睡眠中受到忽视(如奶妈和吃奶的孩子的例子);
还有这样的事实:人们在睡眠中很容易被叫自己的名字所唤醒,而对其他听觉印象就不那么关心。
所有这些都说明心灵在睡眠中对感觉也有一定辨别能力。[见第53页]布达赫根据这些判断作出推论,认为我们必须假定:在睡眠状态中并不是不能解释感官刺激,而是对它们缺乏兴趣而已。
布达赫在1830年作出这个论断,在1883年被李普斯在对躯体刺激理论批评时再一次原封不动地引用。这样一来,心灵的作用就好像一则笑话中那位睡眠者,当有人问他是否睡着了时,他答道:
“没睡着。”但当那个人又说:“那你就借我10个弗洛林吧。”他却装着睡着了说:“我已睡着了。”
梦的躯体刺激理论之不充分也可从其他一些方面看得出来。通过观察不难看出,做梦时外部刺激尽管也进入梦的内容,但外部刺激不一定非得使我们做梦。例如,首先,我在睡眠时感受到了一种触觉刺激,我对它的反应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我可以置之不理,而醒来时,我才发现我的腿露在被子的外面,或什么东西压住了我的手臂。病理学提供了许多例子说明一些强烈的兴奋刺激或运动刺激在睡眠时并不起什么作用。其次,我可以在睡眠中察觉到某种感觉——有人说我可以“通过”梦来感觉它——(特别是疼痛感),但我却没有把疼痛刺激编织进我的梦中。第三,我还可以对这种刺激做出觉醒的反应,然后摆脱它。[206]只有第四种可能性才让我们做梦,即神经刺激。而其他的可能性至少与最后这一可能性具有同样的机会形成梦。如果不是躯体刺激来源的动机,梦是不会发生的。
其他一些作者如施尔纳[1861]以及接受施尔纳观点的哲学家沃凯尔特[1875],对我上面指出的梦源于躯体刺激的这种解释漏洞也曾做出过正确的评价。这些作者试图从躯体刺激所形成的各式各样的梦的幻象中更精确地界定精神活动。换言之,他们力图再一次把梦基本上看作一种心理活动,即一种精神活动。[参见第83页以下]施尔纳不仅对梦形成时所展示的各种心理特征给予富于诗意和生动的描述,而且也自信他已发现了心灵处理所呈现给它的刺激的原则。在他看来,当想象摆脱了白天的桎梏时,梦的工作便试图以象征的形式再现出产生刺激的器官的特征和刺激本身的性质。他于是提供了一种“梦书”,用以指导释梦工作。这样,人们便能从梦象中推论出躯体感觉、器官的状态以及有关刺激的性质。“因而猫的意象代表愤怒或坏脾气,而一块光滑色浅的面包则表示赤身裸体。”[沃凯尔特,1875,第32页]人的整个身体被梦描绘为一幢房子,人体的各种器官被描绘为房子的各个部分。在“牙刺激”梦中,高大的拱形门厅象征着口腔,下降的楼梯代表咽喉食道。在“头痛刺激的梦中,头顶表现为一间房屋的天花板,上面布满了令人厌恶如蟾蜍般的蜘蛛。”[同上,第33页以下]还有一些其他的类似象征代表同一器官,如“因此,呼吸的肺以炉火的风箱的呼呼鼓气来象征,心脏以空盒或空篮为象征,膀胱以圆形袋状物或中空的物体为象征等等”。[同上,第34页]特别主要的是,“在梦结束时,上述各种器官或其功能往往会明白地显示出来,而且一般都与梦者自己的身体有所关联。如一个牙痛引起的梦往往以梦者想象自己的一颗牙被拔掉而结束。”
这种释梦理论很难说受到这方面其他作者的青睐,因为这一理论大有夸张之嫌,起码在我看来,它所提出的论证是难以接受的。不难发现,这是一种古代就已采用过的方法——象征主义释梦方法的复活,所不同之处在于其解释范围仅限于人体。施尔纳的理论由于没有提供科学解释的任何技术,必然大大限制了它的应用性。根据它我们可以对梦做出任何解释,特别是因为同样的刺激在梦内容中可以表现为各种不同的方式。所以,就是施尔纳的弟子沃凯尔特也很难证实一座房子就可以表示人的身体。反对这一理论的意见还会从这样的事实中产生,即这一理论认为心灵的功能在梦的工作中既无功效也无目的,它仅满足于当躯体遭遇刺激时构成心灵的想象物,而看不出心灵能够处理刺激的任何迹象。
对于施尔纳的躯体刺激象征理论还有一种很重要的批评意见,可以说是对这一理论具有毁灭性的打击力量。这些刺激是无时不有的,而且一般认为人们在睡眠中更比清醒时容易感受到,那么,对下面的情况就很难理解了:为什么心灵不彻夜做梦,而且每夜都梦到所有的器官?为了不致遭受这样的批评,就必须要有一个附加条件,即为了唤起梦的活动,必须依赖眼、耳、手、肠等器官所产生的特殊的兴奋。但随之而来的是难以证明这些刺激增加的客观性质——只有在少数梦例中才可能得到证实。如果梦到飞翔是肺中翕张的象征化[参看第37页以下],则如斯图吕贝尔[1877,第119页]已经指出,要么这种梦就会更频繁地出现,要么就必须证明这时呼吸活动在梦中更为急促。当然,也还有第三种可能性,而且是最大的一种可能性,即当时有某种特殊动机在发挥作用,它将梦者的注意力引向平时恒定存在的内脏感觉。但是,这种可能性已经超出了施尔纳的理论范围。
施尔纳和沃凯尔特所提出的观点,其价值在于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对梦内容中若干有待解释的特征上,而且很有希望导致新的发现。梦包括一些身体器官与功能的象征是完全正确的。梦中的水往往暗指排尿的刺激,直立的棍棒或柱子可以表示男性生殖器,等等。与单调乏味的梦相比,那些充满活动和色彩鲜明的梦不难解释为“视觉刺激所形成的梦”。我们也很难否认那些以噪音和嘈杂的话语声为特征的梦中幻觉所起到的作用。施尔纳[1861,第167页]曾报告过一个梦:
两排秀发漂亮的男孩分坐在桥的两侧,在互相攻击后又回到原位,最后,梦者梦见自己也坐在桥上,从下颌拔出一颗长牙。沃凯尔特[1875,第52页]也做了一个类似的梦,梦见的是一个橱柜的两排抽屉,其结果也是梦见拔了一颗牙。这两位作者记录了不少这类梦例,因此我们不能说施尔纳的理论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发明,而不去寻找其真谛。[见第346页以下]因此,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给牙刺激这类象征寻找另一种解释。
在关于梦的躯体来源理论讨论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没有使用我的释梦观点。如果可以利用一种其他作者尚未在他们的梦材料上应用过的方法来证明,梦有一种精神活动的价值,愿望是梦构成的动机,梦的前一天所提供的最近材料作为它的内容,那么,其他任何忽视这种重要性的方法而把梦只看作是对躯体刺激的一种无用而且令人费解的精神反应的理论,都无须特别的批评就可以否定。否则的话——这看来是很不可能的——将会有两种很不相同的梦,一种是来自已观察的梦,而另外一种则是早期权威们所观察的梦。因此,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在我的梦理论中为基于躯体刺激所产生的梦寻找一席之地。
当我们提出这一论点,即认为梦的工作势必将同时活动着的所有刺激编织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时,我们已经朝着这一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参见第178页以下]我们发现,如果做梦前一天有两个或更多能够形成意象的经验遗留下来,从它们产生出的愿望就形成了一个梦,而且总是精神上重要的印象与前一天无足轻重的经验被带到一块儿形成梦的材料。而且,只要在它们两者之间有一些经常沟通彼此的意念,这种梦就像是在睡眠中向心灵所同时呈现的一切活动的材料的任何事情的反应。就我们所分析过的梦材料而言,我们已经看出,它们是精神残余和记忆痕迹的集合,对于它们(特别是最近期和童年期的材料),我们不得不赋予一种迄今尚难以确定的“当时活动”的性质。这样,我们不必做很大努力就可以预见,如果有新的材料以感觉的形式出现在梦中加入了这些当时活动的记忆,就会产生出什么样的梦来。这样,这些感官刺激由于其当时的活动性,再一次说明了它们对梦的重要性,它们同其他当时运动着的精神材料结合起来,为构成梦提供有用的材料。换句话说,在睡眠中产生的刺激与我们十分熟悉的精神上的“日间残余”结合起来,共同完成了愿望的满足。但是这种结合也不一定非发生不可,如我前面所指出的,对于睡眠中的躯体刺激的反应并非仅有一种方式。若它真的发生,则意味着有可能出现观念材料充当了梦的内容,这种梦可以表现出梦的两个方面的来源——躯体的和精神的。
梦的基本性质不会因为躯体材料加入精神来源而改变:梦仍然是一种愿望的满足,不管这种愿望满足因受当时活动着的材料的影响而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
我打算在此留出篇幅,对几个特殊因素加以讨论,因为它们可以改变外部刺激对梦的重要性。
我们已经说过,个人生理的和偶然的因素的瞬间结合,决定着梦者在睡眠时受到比较强烈的客观刺激这一特殊情况下,将如何采取行动。一个人睡眠的深度(无论是习惯性的抑或是偶尔的)在一定强度的刺激结合进来时,他可能把它压抑下去而继续沉睡,也可能被唤醒,或克服了它并把它编织进梦中。由于结合的情况不同,外部刺激在不同个体身上表现次数的多寡也不会一致。就我自己而言,我睡眠的情况相当好,我可以顽强地排除干扰不让它们进入我的睡眠,所以外部的兴奋来源很少进入我的梦,而精神动机就很容易使我做梦了。实际上,我只记录了一次来源于客观痛苦的梦,考察一下从这个不可多得的梦中外部刺激是如何产生影响的,这不无益处。我骑在一匹灰色的马上,心惊胆战的,样子很笨拙,似乎我快要爬在马背上了似的。我遇见了我的同事P,他却在马上腰杆挺得直直的。他穿着一身花呢制服,提醒我注意一件什么事(也许是关于我骑马的姿势不正确)。我于是发现我越来越稳、也越来越舒服地骑在我那极通人性的马上,而且感到十分自在。我的马鞍就像一个大垫子,从马颈到马臀。就这样,我在两辆拉货的车中间走了一段路。走过一段路之后,我转过身打算下马。起初我想在临街的一个开着的门的小教堂前下马,实际上我是在另一个教堂前下马的。我的旅馆就在这一条街上。我本可以骑着马一直走到旅馆,但我还是下来牵着马走,因为我如果骑着马回旅馆去会感到难为情的。一个旅馆的杂役正站在门口,递给我一个纸条。那纸条是我的,他找到并拿我开玩笑,字条的底下都画了双线,写着“没有食物”,接着又写了一句话(不清楚),似乎是“没有工作”,接着又是一片模糊概念。我仿佛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没有工作可做。
这个梦初看上去不能认为是源于一种痛苦刺激的影响,或更确切地说是压迫,但是就在几天前我因长疖子而痛苦不堪,每走一步路如受刑一样,最后在阴囊的根部长了一个苹果大小的脓疱,令我寸步难行,难以忍受。由于发烧而全身乏力,没有食欲,加之工作的重荷以及疮疖的疼痛令我沮丧万分,而我又不能停止我的医疗工作。由于我的身体和工作的性质和情况,骑马比任何活动都更不宜。所以正是骑马的活动进入了我的梦境,这可能是我对我的疾病所能想象出的最强烈的否认。我实际上不会骑马,也从未梦到过骑马(除这次以外)。我一生只有一次坐在马背上,而且马也没上鞍子,所以骑上去也不舒服。而梦中这次骑马好像我屁股上根本没有长什么疮疖,这或者是说我希望没有生疮疖。从上述情况来看,马鞍就好像是一种催我入睡的安抚剂,在它缓解痛苦的影响下,我似乎不感到睡眠初几个小时的痛苦了。然后那种疼感又不断袭来企图把我唤醒,于是就产生了梦,并在安慰我:“不必醒来,接着睡吧!没有醒来的必要,你并没有生疮疖,因为你正骑在马上,如果你屁股上生疖,你肯定是不能骑马的。”于是梦胜利了,疼感被压抑下去,我又沉睡过去。
但是梦并不满足于以一个与病情不符的顽强意念就将我的疮疖“三言两语搪塞”过去,像母亲丢了孩子和商人赔了钱后产生的幻觉般妄想那样。[207]被否定的感觉细节和被用来压抑该感觉的景象的细节都在这里作为梦的一种手段,把我心中正在活动着的其他材料与梦中情景联结起来,并使该材料得以再现。我正骑在一匹灰色的马上,它的颜色与我最后一次在乡下见到我的同事P时他所穿的芝麻呢套装的颜色相同(芝麻呢的颜色总体看上去是灰色,实际上是黑白相间混杂而成)。一般说来,患疮疖的病人不应吃调味品太多的食物——它至少是易于引起糖(糖尿病)的病因而与生疮疖也有关系。我的朋友P自从从我手上接过一个女病人以来,喜欢在我面前趾高气扬地炫耀。实际上我对那女患者的医治已有明显效果。她就如同周末骑士的马,非常理解我地驮着我走。因此马就获得了女病人的象征意义(在梦中是通人性的马)。我感到很自在,是指在P接替以前我在女患者家中的感觉。不久以前,城里医学界领导层中我的一位监护人也对我谈起这个家庭,他说:“我觉得你就像稳坐马鞍。”而我在忍受痛苦的情况下一天坚持工作8至10个小时也是一大功绩。我也知道,除非我完全恢复健康,否则不能继续坚持如此艰苦的工作。我在梦中充满抑郁,实际上是暗指自己的困难处境(那便条上写的就像神经衰弱患者向医生所说的那样“不要食物”、“不要工作”)。在进一步的解释中,我发现梦的工作已成功地开辟了一条途径,把骑马的愿望情景转移到我很小时同一个比我大一岁的侄子争吵的场面。[参看第424页以下]当时这个侄子在英格兰。此外梦中的一些元素来自意大利的旅行:梦中的街道就包括了维罗纳和锡耶纳的印象。如果再深入一层,就会引向性的梦念。我想起关于意大利的有关意义,记得一个从未去过意大利的女患者在梦中说“去意大利”(德文为Gen Italien——与德文“生殖器”Genitalien相似),这也与我作为医生比朋友P去那座房子更早,和我生疮疖的情景有联系。
在另一个梦中[208],我也同样成功地避免了一次来自感觉刺激对梦的干扰。在这一梦例中,我也偶然发现梦与其偶然刺激之间的关系,从而对此梦有所了解。盛夏的一个早晨,我正在蒂洛尔的山上避暑消夏。我觉得我梦见教皇死了,因而惊醒过来。我对这个梦(非视觉性梦)无从解释。作为梦的唯一根据是不久前读报时读到教皇有微恙。上午妻子问我是否在清晨听到吓人的钟声。我当时没有听到,但现在我明白了我的梦。这是我因睡眠需要而对虔诚的蒂洛尔人企图用钟声把我催醒所做的一种反应。我用虚构出来的梦内容对他们施加报复,因而不再去关注钟声而一心睡觉了。
在前面几章我曾引用一些梦,其中也包括几个可以作为研究所谓神经刺激的例子。我大口饮水的梦就是一例[见第125页],它的唯一来源显然是躯体刺激,而且来自感觉的欲望(即口渴)又显然是唯一的动机。它同其他一些简单的梦相似,梦中某个躯体刺激本身就似乎可以构成一种愿望。那位夜间扔掉颊上冷敷器的女患者所做的梦[见第125页]表现的愿望满足,是以一种不寻常的方法对痛苦刺激做出的反应:病人似乎暂时忘记了自己的疼痛,而把自己的痛苦推到了别人身上。
我那关于三位命运女神的梦[第204页以下]明显是一个饥饿梦。但是它把对营养的渴求转移到了儿童对母亲乳房的渴求。而且用一个天真无邪的愿望掩盖了一个不能公开的更为感兴趣的欲望。我关于图恩伯爵的梦[第208页以下]表明了偶然的躯体需要如何能与最强烈的(同时也是最难压抑的)精神冲动结合起来。在加尼尔[1872,第476页]所叙述的一个梦中,拿破仑一世在一次被炸弹声惊醒前把爆炸声编织进一次作战的梦[第26页]中,这就清楚地说明其唯一动机的性质是把精神活动引向对睡眠中感觉的干预。一位初次办理破产诉讼案的年轻律师,在中午时睡了一觉,其表现形式与拿破仑毫无二致。他梦见在诉讼案中结识的赫斯廷(加里西亚的一座城镇)的一位赖希先生。赫斯廷(Husyatin)这个名字不断引起他的注意,他被迫醒来,发现患支气管炎的妻子正在激烈地咳嗽[德文为Husten]。[209]
让我们把拿破仑一世(顺便说一下,他也是一个睡觉很香的人)的梦与这位好睡的大学生的梦相比较一下。他拒绝了女房主唤醒他叫他去医院,而是接着睡下去,他采取的借口是他已经在医院了,无须再起床去医院,因为他已梦见自己躺在医院的床上[第125页]。这后一个梦明显是一个方便的梦。梦者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做梦的动机,但也暴露出做梦过程的一个谜。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梦都是方便的梦,其目的是延长睡眠而不是从睡眠中唤醒。梦是睡眠的保护者,而不是睡眠的干扰者。这一点我们将在讨论精神因素的唤醒作用时再行论述。[下文第578页以下]但是我们目前已能证明,它可以用于客观外部刺激所起的作用。心灵要么对任何强度和意义的外部刺激在睡眠中引起的感觉不予注意,要么就用梦否认刺激,要么就是由于不得不承认这些刺激,只好寻找一种解释,于是就把当前的一些生动感觉编织进有所欲求的一部分情节,并让它同睡眠相一致。把当前活动的感觉编织进梦的目的是为了剥夺感觉的现实性。拿破仑可以继续睡下去,是因为他深信,那企图唤醒他的干扰,不过是对阿柯尔战役枪炮声的梦记忆而已。[210]因此,睡眠愿望(意识的自我对这一愿望的全神贯注,加之梦的稽查作用,以及我将在后面[第488页以下]讨论的“润饰作用”构成了意识的自我在梦中的部分)在任何情况中都必须被视为形成梦的动机之一,而每一个成功的梦都是愿望的满足。[211]关于这个普遍存在、亘古不变的睡眠愿望与其他不时被梦内容给予满足的愿望之间的关系,我将在以后[第570页以下]进行讨论。但是我们却在睡眠欲望中发现了可以填补斯图吕贝尔和冯特[第223页以下]理论的漏洞的因素,并解释了对外部刺激解释的反常性和任意性。睡眠的心灵对外部刺激完全可以做出正确的解释,它包括一个主动兴趣和要求睡眠的结束。正因为如此,在对外部刺激的解释中,只有那些与睡眠愿望所行使的稽查作用相一致的解释才能得到认可。“那是夜莺,不是云雀。”因为云雀意味着情人之夜的结束。在可以认可的对刺激的解释当中,再被挑选出来的才是最符合于潜伏在内心的欲望冲动的那种解释。这样,梦中的每一件事都可以毫不含糊地被决定下来,没有任何事情带有任意性。错误的解释并非来自错觉,可以说是一种遁词。不过,在此我们再一次指出,作为梦的稽查作用的结果,移置导致某种替代,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面临着一个偏离正常精神过程的作用。
如果外部神经刺激和内部躯体刺激的程度足以引起心灵对它们的注意,只要其结果不是唤醒睡眠者而是引起梦,它们就构成了梦的形成的焦点,亦即梦材料的核心;正如在两个精神刺激之间寻求中介观念一样,从材料的核心也可以寻求一种适当的愿望满足。在某种程度上说,有许多梦确实是受躯体因素支配的。在这种极端的例子中,甚至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即某个愿望当时并未活动,只是为了形成梦而被唤醒。不过,梦别无选择,只能是愿望在一定情景中满足。似乎梦所面临的问题,就是通过当时活动着的感觉材料来寻求一种得到了满足的愿望。如果这种直接的材料带有痛苦和失望的性质,也不会影响它们用来构成梦。心灵对于那些其满足并非愉快的愿望是有自由支配权的。这看起来自相矛盾,但当我们考虑到存在着两种精神动因和在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稽查作用时,这种矛盾也就可以理解了。
如我们所知,心灵中存在着一些“被压抑”的愿望。这些愿望属于原发系统,而它们的满足遭到继发系统的反对。我说存在这种愿望,并不是对曾经有过而后来又放弃了的愿望做历史的陈述。对精神神经症研究至关重要的压抑理论认为,这些被压抑的愿望依然存在——尽管有一个与之同时存在的制约力量把它们抑制下去。用语言学的说法就是把这些冲动“压下去”(“pressing down”)。促使这种冲动得以实现的精神机构始终保持着存在状态和工作秩序。
如果这种受压制的愿望一旦发挥效力,那么继发系统(这一系统可以进入意识)就遭到失败。这种失败表现为痛苦和不愉快。我们的结论是,如果在睡眠中产生了一种源于躯体的不愉快感觉,梦的工作就会利用这种感觉使某种原来受压制的愿望获得满足,尽管它要或多或少地受着不断出现的稽查作用的制约。[212]
正是这种事态使一组焦虑梦的出现成为可能——即梦的结构不利于愿望理论的观点。另一组焦虑梦则显示了不同的机制;因为梦中的焦虑可能是精神神经症的焦虑:它起源于心理性欲的兴奋,在这种情况下,焦虑与被压抑的力比多相一致。如果是这样的话,焦虑就如同整个焦虑梦一样,具有了神经症症状的意义,而我们也就临近梦的愿望满足目的失败的临界限度。[见第160页以下及第579页以下]但也有一些焦虑梦(如第一组),其焦虑感来自躯体,如呼吸困难是来源于肺病或心脏病。在这种情况下,焦虑可以利用梦的形式来帮助那些遭受强烈压抑的愿望得到满足,这些愿望如果由于心理原因而入梦,也会导致焦虑的缓解。然而要调解这两种表面上不同的焦虑梦,也并非难事。这两类焦虑梦都包含了两种精神因素:一种是感情倾向,另一种是观念内容,两者又密切相关。如果其中一种因素当时异常活跃,它可以甚至在梦中唤起另一种因素。
在一种情况下,受躯体决定的焦虑唤起了被压抑的观念内容;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是伴有性兴奋的观念内容从被压抑中释放出来,从而导致了焦虑的缓解。我们可以这样说,在第一种情况下,由躯体决定的自我感情得到了精神上的解释;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尽管整体上是精神决定性的,但受压抑的内容不难被与焦虑相符合的躯体因素所替代。影响我们理解的所有困难都与梦没有什么关系。这些困难的产生是因为我们触及了焦虑的发生和压抑问题。
在内部机体刺激中,无疑包括了身体的一种普遍感受性[见第35页](或弥散的一般感受性),它能支配梦的内容。这并不是说它本身提供了梦的内容,而是说,它强迫梦念去选择梦中出现的材料,取其与它性质相适合的部分而阻止另一部分。除此以外,前一天遗留下来的肌体普遍感受性也无疑会把它们自己同对梦具有重要影响的精神残余物联系起来。这种总的心境可以在梦中保持不变,也可以发生变化,这样,如果是不愉快的,也可以变为其对立面。[213]
因此,在我看来,睡眠中的躯体刺激源(即睡眠中的各种感觉)除非具有非常不一般的强度,否则在梦的形成中,其作用与最近几天中遗留下来的那些新近但却无关紧要的印象所起的作用是很相似的。我相信,如果它们与来自梦的精神来源的观念内容相契合,便会帮助梦的形成,否则就不能帮助梦的形成。它们被看成是随手可取的便宜材料随用随有,不像那些珍贵的材料在用时非以指定的途径方能获得。打个比方说,就如一位艺术爱好者请一位艺术家将一块宝石如条纹玛瑙雕成一件艺术品,那么这块材料的大小、颜色、纹理都可以帮助表现某种主题和景物。如果材料只是大理石或沙岩等普通材料,艺术家只凭他自己当时想象的观念就可以加工了。所以在我看来,按这种方法我们就可以解释这样的事实:由普通强度的躯体刺激所提供的梦内容为什么并不在每晚或每一梦中都出现。[第226页][214]
我最好还是举一个例子来进行解释,这样更会让我们回到释梦问题上去。
一天,我想发现手脚滞碍、动弹不得、力不从心等现象含义是什么,这些感觉经常在梦中出现,与焦虑梦十分相似。当晚我做了如下一个梦:我穿戴不整,正在上楼,上楼时一步三个台阶,并为我的精力而感到高兴。突然,我看到一个女仆下楼,向我走来,这使我很不好意思,企图加快走上去。可是我觉得脚叫什么东西绊住,动弹不得,一步也离不开原地。
分析——梦中的情景来自现实生活。在维也纳,我拥有一幢楼房的两层,但是只有公用楼梯。
我的诊室和书房在一楼,我的起居室在楼上。每天很晚时,我完成了下面的工作,上楼去卧室。
在做梦前一天,我的确衣帽不整走过这段路程——即我已取下了硬领、领带和硬袖。在梦中我则穿得更少,但和平常情况一样,又有些印象不清楚[参见第245页]。我通常上楼也是一次迈两三级,这在梦中可以认出是一种愿望的满足:我轻松地上楼说明我自己的心脏功能很叫人放心。
还有,这种上楼的方式与后来梦中受滞碍的感觉形成鲜明的对照。它告诉我——无须证明——梦的运动动作表现得完好无缺。(人们只要回想一下飞行梦就可以了。)
但是,我上的楼梯并不是我家的楼梯。开始我没有认出来,后来向我迎面走来的那个人的身份帮我弄清那是什么地方。这个人就是我一天都去打两遍针的那位老妇人家的女仆[参见第118页]。楼梯也就像她家那个我一天走两遍的楼梯。
那么,这个楼梯和这个女人怎么进入我的梦呢?由于衣冠不整而感到羞愧无疑与性有关,但是我梦见的那个女仆比我岁数还大,而且丝毫没有吸引力。所以,这一问题的答案我想是这样的:
我每天早晨去访问这户人家,在上楼时总有一个要清清喉咙的愿望,于是就把痰吐到了楼梯上。
因为这楼上上下下没有痰盂,所以我认为如果楼梯不能保持清洁,那错不在我,而在于没有痰盂。
那个女管家是个稳重的老妇人(也是一个很有清洁习惯的人)。她对我这种做法很有看法。她常常窥探我是否又弄脏了楼梯。如果她发现我又这样做了,她就会大声抱怨。而且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们见面时,她都不问候一声。在梦的前一天,女管家的形象又以女仆的形象得到加强。
同以往一样,我匆匆看望了我的病人,这时女仆在厅里拦住我说:“你应该擦擦你的靴子,你的脚把红地毯弄脏了。”这正是楼梯和女仆出现在梦中的原因。
在我匆忙上楼和吐痰之间还有某种内在联系。咽炎和心脏病被认为是对吸烟恶习的两种惩罚。
由于我吸烟,所以我家的女管家对我也不比另一家的强。所以这两件事在梦中就成了一个。
在能够解释衣帽不整这典型的梦之前,我必须先把这个梦的进一步解释推迟。我只能从现在这个梦得出一个暂时性的结论:梦中运动被禁制的感觉只能在前后特殊情节需要时才能发生。
梦内容中这部分原因不会是睡眠时我的运动能力发生了变化,因为在此前不久,(似乎就是为了证明这件事,)我还轻快地跑上楼呢。[215]
四、典型的梦
一般情况下,如果别人不把隐藏在梦背后的潜意识思想告诉我们,我们便无法对他的梦进行解释。因此,我们释梦方法的实际应用性也就受到严重的限制。[216]我们已经看到,作为一般规律,每个人都可根据自身特点自由地构建自己的梦世界,因而对别人来说是难以明白的。不过,现在看来,与此形成完全对比的,是有这样的一些几乎人人都做的很相像的梦,而且我们断定它们一定有着相同的含义。这些典型的梦就会有更特殊的意义,因为它们很可能有同样的来源,而且都很好地显示了它们的来源。
因此我们特别期望能将我们的释梦技术应用于这样典型的梦,同时我们又很情愿地承认,我们的技术在对这些材料的应用上又会辜负我们的期望。如果我们试图去解释一个典型的梦,常常是梦者不能像在其他情况那样产生可以导致我们理解的联想,或者即使有,也很模糊或无足轻重,不能对我们解释问题有多大帮助。在本书的后面[第六章第五节]我们会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以及我们该如何弥补这一技术上的不足。读者也会发现在这一点上我只能涉及这组典型的梦,而且必须延迟对其他梦的考虑。[参见第384页以下][217]
(一)令人尴尬的裸体梦
梦见赤裸身体或在陌生人面前衣不遮体的情况会时有发生,而且伴随着这样的特点,即梦者并不感到羞愧。我们在此只讨论这样一些裸体的梦,梦中梦者的确感到羞愧或尴尬,并想躲藏起来而又发生了奇怪的滞碍让你无法逃避这种窘境。只有伴有这种现象的梦才算是典型的梦,否则,梦内容的主题便可包括在不同的情节之中,并因人而异。它的本质在于有一种羞愧性质的痛苦感情,在于有躲避的愿望,而又照例以移开的方式躲避却又无能为力。我相信大部分读者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这里所谓裸体,其性质往往不很明确。梦者可能会说:“我穿着内衣的”,但这也极少是一幅清晰的图景。这种不穿衣服通常是含混的,对它的描述可能是选择性的:“我穿着内衣,或可能是穿着衬裙。”一般情况下,梦者衣着不全并没有达到令人羞愧的程度。在一个身着皇家军装的士兵身上,往往以不合风纪而代替裸露,如“我没有戴佩刀在街上行走,这时看见几个军官向我走来”,或者“我没有系领带”,或“我穿着花格裤子”等等。
感到羞愧的人常常是在陌生人中间,这些人的面目很难辨认。在典型的梦中,这种衣冠不整很少引起旁观者的反对或注意。相反,他们采取一种漠视的态度或(如我所观察的一个十分清晰的梦)面容严肃、冷峻。这一点是很值得考虑的。
当我们把梦者的尴尬同旁观者的冷漠放在一起时,我们会看到梦中常见的矛盾情况。如果旁观的陌生人表现出吃惊、嘲弄或愤怒,那倒会符合梦者的感情。但是这种情况的反对性特征,在我看来是让愿望的满足给一笔勾销了,而梦的某种力量却使其他特征保留下来,梦的这两个部分就经常变得彼此不协调。我们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证,这一类梦由于愿望得到了满足而部分地进行了伪装,所以使我们不能很好地理解。因此它也成了汉斯·安徒生那家喻户晓的童话《皇帝的新装》的根据。最近路德维希·弗尔达[218]在他的童话剧《吉祥物》中对它也有所表达。安徒生的童话告诉我们,两个骗子如何为皇帝织了一件昂贵的长袍,而且说只有有道德和忠实的人才能看得见。皇帝就穿着这件看不见的长袍走了出来,所有的旁观者害怕这件丝织物有着试金石的魔力,都装作看不见皇帝的赤身裸体。
我们梦中的情境正是这种情况。我们不能轻易地假设存在于记忆中的梦内容的不可理解性已导致重铸一种使情景合理的形式。不过,这种情景处在已被剥夺了原来意义而被用于新奇的用途。
但是,正如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对第二精神系统的有意识的思想活动这样地误解梦的内容是个常常发生的事情,而这种误解必须被看作是梦所假托的最终决定形式的因素之一。[219]此外,我们还将发现这种误解(也发生在同一精神人格之内)在构成强迫观念和恐怖症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在我们的梦中,我们能够指出产生这种误解的材料是什么。骗子就是梦,而皇帝就是梦者自己。梦的道德目的揭示了对这样一种事实的模糊认识,即梦的隐意与沦为压抑牺牲品的被限制的愿望有关。在我对神经症患者的分析中,从梦的情节看来,这类梦无疑以儿童早期记忆为基础。只有在儿童期才有在家人或保姆、女佣、客人等外人面前不因裸露而感到羞耻。[220]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儿童年纪已稍大一些时也以不穿衣服感到快乐而不是羞耻。他们又蹦又跳,拍打自己的身体,这时他们的母亲或旁的什么人会斥责他们:“嗨,不许这样!以后不许这样!”儿童常保持一种裸露的愿望。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乡村都可以看到一些二三岁的孩子向你撩起小衬衫,或许这也是一种友好的表示。我有个患者还清楚记得他8岁那年的情景。晚上,他想跳着舞进入隔壁小妹妹的卧室中去,当时他只穿着睡衣,但被保姆阻止了。在神经症的早期,对异性儿童裸露自己也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在脱衣或穿衣时觉得有人在窥视的偏执性妄想中,也可以找到这样的根源。停留在性欲倒错阶段中,有一类人的这种幼稚冲动已发展到病态程度,即“暴露狂(癖)”。[221]
当我们回顾童年期没有羞耻心的那个阶段,我们就如同在天堂一般,天堂本身就是个人在童年期的一组幻想。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天堂里可以裸体而并不感到羞耻的原因。一旦羞愧与焦虑觉醒,人类就被逐出天堂,性生活和文化生活也就开始了。但是在每天夜里的梦中,我们仍可以重返天堂。我曾做过一个揣测[第218页],童年期[即3岁末以前的阶段]印象力求再现而不考虑其活动的内容如何,而这种再现就构筑了一个愿望的满足,所以,裸体梦就是一种表示裸露的梦。[222]
裸体梦的核心在于梦者自身的形象(不再是儿童期而是当时的本人)和他的衣着不整(这方面往往表现不很清晰,或由于后来不穿衣服的多重印象的叠加,或是由于稽查作用的原因),除此以外,还有那些令梦者羞愧的在场的别人的形象。我没有遇到过在儿童时梦中裸露有真正的旁观者出现,所以,梦绝不是一种简单的记忆。奇怪的是,我们在童年期的性兴趣的对象在梦、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中复现时全部被省略掉,而只有在妄想症中才出现,尽管他们看不见,但在幻想中仍然认为他们存在。在梦中代替他们的是“一群陌生人”,他们根本不注意这种不敬的行为。实际上,这正与梦者的愿望相反,梦者希望的只是想对他们所熟悉的人做出一种裸露的表示。顺便说一下,“一群陌生人”常常出现在梦中,是与其他方面有许多联系的,他们总是代表一种反愿望的“秘密”。[223]人们会注意到,即使在妄想症中,一切事物得到复原,也可以看到这种颠倒的情况。病人感到自己并不孤独,身边还有许多人,他受到窥视,但这些旁观者都是“一群陌生人”,他们的身份是模糊不清的。
除此以外,压抑也在裸露梦中起到一定作用。因为人们在这样的梦中所感到的压抑是对作用于裸露内容的继发系统的反应,那种裸露的愿望尽管受到禁止,但仍想办法表现自己。如果这种压抑可以得到避免,则这种裸露的场面也就不会复活了。
我们以后还会回到受禁阻的感觉的讨论上,它令人敬佩地表示了意志及其否定的冲突,潜意识的目的要求这种裸露的出现,而稽查作用却极力遏制。
毫无疑问,典型的梦和童话,以及其他文学创作的材料之间的联系绝不会为数很少,也不会是偶合。有时目光敏锐的创作家能把这一种转换过程加以分析展现出来,在这过程中他起到一个工具的作用。果真如此,他就会沿着这个过程相反的方向而追溯这一想象的图景而回到梦。我的一个朋友叫我注意一下哥特弗莱德·凯勒尔的《年轻的海因利希》中的一段文字[第三部之第二章]:“亲爱的李,我希望你在切身的经验中决不要体验到奥德赛浑身尘土、赤身裸体地出现在瑙西加和她的女伴面前的那种特殊而有趣的困境。我来告诉你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好吗?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例子。如果你流浪在异国他乡,远离故土、亲人和朋友,如果你看到、听到许多事,而且经历了辛酸与焦虑,无依无靠,孤苦伶仃,那么,你准会梦到你返回家园,你会看到它闪耀在迷人的光芒之中,许多你最亲爱、敬重的人都向你走来。这时你突然意识你衣衫褴褛,赤身裸体,仆仆风尘。你会有一种无名的羞耻心和恐惧感。你想找到什么东西遮掩自己或躲藏起来。
这时你大汗淋漓,从梦中醒来。这是每一个游子,只要他一息尚存,所必然做的令人不快的梦。荷马正是从最深刻的永恒人性中挖掘出这一幅困窘的图景。”诗人赖以唤醒其读者的人类最深邃和永恒的人性,在于那些植根于已变成记忆前期的儿童时期的心灵冲动之中。来自童年的那些被压抑和被禁止的愿望在梦中冲破阻力进入游子合法化的梦的背后而进入意识。这就是为什么在瑙西加的传说中,梦总是能找到具体的形式,而又以一种焦虑梦作为结局的原因。
我那个急步上楼而突然发现自己动弹不得的梦,同样也是一种裸露梦,因为它带有共同的基本特征。因此,它也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经验。如果这些经验能够被发掘出来,它们也会帮助我们通过那个女仆对我的行为(责怪我弄脏地毯)确立她在我梦中的地位。有时,我能提供一些细节。在精神分析中,人们学会把时间临近性解释为主题的连接性。[参见下文第314页]两个思想没有间隔地发生,而没有明显的联系,实际上它们是一个单一整体的一部分,这要有待于发现。
这就像我们先写一个a,又接着写一个b,在发音上我们会把它们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音节“ab”。
梦也是一样。当我明白了上楼梦的其他成分之后,便知道它是由一连串梦组成的。因为这一梦被其他梦包围着,所以它也是对同一题材的处理。这些其他的梦都以从我出生到2岁半期间照顾我的保姆的回忆为基础。我甚至保留了一个关于她的比较模糊的有意记忆。根据我母亲不久前对我讲的一个情况,她虽然又老又丑,但她却精明有能力。从我自己的梦我可以推断出她对待我并不很亲切,如果没有按她的清洁标准去做,她对我说的话是很粗暴和尖刻的。这样,那位女仆,由于担负了这项教育我的任务也就成了我有记忆之前我的保姆的化身。有理由认为这个孩子是爱这个教训他的保姆的,尽管她那样粗鲁地对待他。[224]
(二)有关亲人死亡的梦
另一组可以称为典型梦的是关于亲人如父母、兄弟、姊妹或孩子等死亡的梦。这种梦中的两种不同类型必须事先区分开来:一种是梦者本人并不感到悲恸,因而醒来时对自己缺乏应有的情感而惊讶;另一种是梦者悲痛不已,甚至在梦中就痛哭起来。
我们无须讨论第一类的梦,因为它们算不上“典型”。我们如果分析这些梦,会发现它们有与显梦不同的含义,而且它们有意隐藏其他一些愿望,如那个看见自己姐姐独子躺在棺材里的梦(第152页)。它并不意味着她希望自己的小侄子死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隐藏了一个愿望,即她想见她非常喜爱的人,他们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她曾在另一个侄子的棺材旁与他见过面,而且相隔也是很长时间。这个愿望(这是梦的真实内容)没有机会表示悲哀,所以,梦也没有表示出悲哀。可以注意到梦里所感受到的情感属于隐意而不属于显意。因此梦的观念内容仍然保持未变。[225]
第二类梦则很不相同,在这些梦中,梦者想你亲人真的死去,而且的确十分悲伤。这些梦的内容是一种愿望,所梦到的人可能会死。因为我预料到我的读者尤其是有类似梦经历的人都会反对我的看法,所以我必须把我的证据放在尽可能广泛的基础上。
我曾经讨论过一种梦,它告诉我们在梦中表现得已满足的愿望往往不是目前的愿望,它可以是过去被抛弃、被掩蔽或受到压抑的愿望。因为它们又重现于梦中,所以我们承认它们继续存在。
它们并没有像字面上所说的死去了,而是如《奥德赛》中的那些鬼影,一旦喝到鲜血又会复活。
那个躺在“木箱”中的死孩的梦就涉及15年前的一个愿望。而且梦者本人也承认那时的确有过这种愿望。我还可以补充(这也带有梦的这一理论的特点),就是在这个愿望的背后也还隐藏着梦者童年早期的记忆。当她还是个孩子时(准确日期已经不能记得了),她曾听到母亲说,在她怀着她的时候,她正在深深的忧郁之中,因此曾有过胎儿死去的愿望。当这位梦者长大成人并且也怀了孕时,她效法了她母亲的榜样。
如果人们做了带有任何痛苦迹象的梦,如父母、兄弟、姊妹死去,我决不会以梦为例证明梦者希望亲人现在死去。梦的这一理论并不要求如此,但我可以推断,梦者童年期曾有过希望他们死去的愿望。而且我仍担心这种保守的说法不足以说服我的反对者。他们会否认曾经有过这种想法,正如极力反对他们现在有这种想法一样。因此我必须在现有证据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已消失的儿童心理生活的那一部分。[226]
让我们先分析一下儿童与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把这种关系假定为一种亲爱的关系。从我们经历过的成年兄弟姊妹之间不和睦的例子,我们可以建立这样的事实,即这种不睦在童年期就已存在。但在许多成年人中,这种情况也同样存在,即他们现在互相友爱、热情支持,而小时候却互相为敌。年长的孩子欺侮比他小的弟弟、妹妹,侮骂他们,或抢夺他们的玩具。而年幼的则敢怒不敢言,忌妒和害怕他们,向他们表示最初的自由和正义感。父母总是抱怨孩子的不和,但又不知是何原因。其实不难发现即使是性格再好的孩子,他们的性格也不会如成人所期待的那样。孩子们几乎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他们强烈地想到自己的需要,不顾一切地要满足这些需要,特别是与自己的对手,其他儿童,而且首当其冲的是自己的兄弟姊妹,互相竞争。我们并不因此说这个孩子是“坏”孩子,而只说他“调皮”。他们对其恶劣行为是不负法律责任的,在我们的眼里也是如此。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即他们理当如此,因为在他们尚未结束我们所说的儿童期以前,利他主义的冲动和道德意识已在这个小利己主义者和(用梅耐特的话来说)第二自我的意识中萌醒,并会掩盖原发性自我。当然,毫无疑问,道德意识并非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就同时一起增长,其发展期也不完全一样。如果这种发展未完成,我们说是一种“退化”,尽管实际上是一种发展中的受阻。在这种原发性性格被后期发展所掩盖后,它仍然可以再次暴露出来,在许多事件中会部分地显露出来,或在癔症中表现出来。在癔症病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与调皮儿童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之间,简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与之相反的是强迫性神经症,它与强加在蠢蠢欲动的原发性性格的一种超道德观念相一致。
许多人看上去很爱他们的兄弟姊妹,而且当他们死去时也感到悲痛,但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仍存有邪恶的愿望。这种愿望起源于童年期,而且有时会在梦中得到实现。
观察两三岁或更大一点的儿童对待他们小弟弟、小妹妹的情况也是十分有趣的。例如,一个孩子始终是独生子,现在听说鹳鸟给他带来一个新的婴儿。他仔细看了看这个新来的婴儿,然后毅然地说:“鹳鸟还会把它带走的。”[227]我对这样的看法是很看重的,即儿童会对新添的弟弟妹妹可能给他带来的不利有正确的估价。我认识一位妇人,她现在与小她4岁的妹妹相处很好,但是她告诉我当她最初听说一个新生的弟妹即将降临时,她这样描述:“不管怎么说,我不会把我的红帽子给她!”即使一个孩子后来才意识到这种情况,他的敌意也是从那时就开始了。我知道一个事例,一个不到3岁的小姑娘要和摇篮里的婴儿去拼命,因为她感到这个婴儿的继续存在对她不会有好处。此时,儿童的忌妒心已十分明显和强烈。而且如果婴儿期的弟弟妹妹一旦夭折,这个大一点的孩子就会发现全家人的宠爱又会重新集中在他的身上。但是,如果在这之后鹳鸟又给他带来一个小孩,那么这个小宠儿会产生一种愿望,希望他也会遭到与前一个一样的命运,这样他又可以如没有他们时一样快乐[228],这是合乎逻辑的。当然,正常情况下,儿童对待弟妹的态度在不同年龄段也有所不同。如果长幼间隔相当大,则年长的姐姐会对无助的新生弟妹有一种母亲本性的涌动。
儿童时期对弟妹的敌意情绪是常常发生的,而粗心的成年人往往不注意。[229]
我的孩子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生,让我没有时间在这一方面观察他们。我现在观察我的小外甥以补这方面的缺欠。我这位小外甥在专横统治15个月后,这种统治被一个女性小对手的降临所颠覆。他们告诉我说,这个小男士对他的小妹妹的确有点骑士风度,亲吻她的小手,抚摸她。但我敢说,在不到两岁时,他就会用他的语言能力来批评她是个多余的人了。当大人提及她时,他总是说:“她太小,她太小。”近几个月,这个女婴已长大一些了,不能再说她太小了,于是这个小男孩又寻找出别的理由,说明不需要对她有多关照。一有机会就会向大人提醒她还没有长牙。[230]我们还都记得我另一位姐姐的大女儿,当时她6岁,用了整整半小时逐一地向她的姑姑姨母们讲一个问题,并非得让她们同意她的看法:“露西还不懂这些,是吧?”她的小对手露西是她才2岁半的小妹妹。
以我的女患者为例,在她们之中我没有发现一例在其兄弟姊妹死亡的梦中不包含敌意的。仅有一个例外,但它也不难解释为这一规则的佐证。有一次,我在上分析课,向一位女患者解释这一原则,因为我认为她的病症与此有关。可是令我奇怪的是她从未做过这类梦。她在四岁时做过一个与此显然无关的梦。当时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以后那个梦曾反复出现:一大群儿童,都是她的哥哥姐姐,还有堂兄、堂姐什么的,在一个大操场上玩耍。突然,他们都长了翅膀(飞上天不见了)。她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但不难看出,这个梦的原始形式也是她的哥哥姐姐们都死亡的梦。但几乎没受到稽查作用的影响。我想对这个梦做一个大胆的分析:有一天,这一大群的孩子中有一个死去了(从例子看,这一家兄弟俩的所有孩子都在一个大家庭中抚养成长),这个不满4岁的孩子(梦者)去问一个聪明的大人,孩子死了是怎么回事?想必回答是:“他们长了翅膀变成了小天使。”听了这话之后,梦者就梦见了所有的兄长、姐姐都长了翅膀——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天使般地飞走了。只有我们的小凶手留了下来。说来也怪,在一大群中只留下一个。我们猜测十有八九是在操场上玩耍的那群儿童在飞走之前是一群蝴蝶。我们的那个梦者的思想是受古代传说的影响,认为人类的灵魂长着蝴蝶般的翅膀。
说到这里,有人或许会打断我:“即使孩子们对兄弟姊妹存有敌意冲动,但怎么可能会坏到这个地步,甚至希望比他强的对手死去?似乎死就是唯一的惩罚方式。”凡是讲这种话的人都没有注意到,儿童对死亡概念的理解与我们对它的理解简直是大相径庭。儿童对腐朽、冰冷的坟墓,一种永恒的虚空等概念一无所知,所以也无从畏惧,而成年人对这些概念则认为是无法忍受的。
因为小孩子对死亡不心存恐惧,所以可以把这恐怖的事当作儿戏,并用它吓唬同伴:“如果你再这样,就让你死,就像弗朗兹那样!”可怜的母亲听到这话会吓得浑身打颤,可能她想到,世界上的人类大部分都活不过童年期。一个8岁左右的孩子在参观完自然历史博物馆之后很可能会对母亲说:“妈妈,我太爱你了,如果你死了,我也把你制成标本,放在我房中,我可以随时看到你。”所以,儿童关于死亡问题的看法与成人的看法是没有什么相同之处的。[231]
此外,对从未见到过死前痛苦景象的儿童来说,“死亡”大概的意思就是“走了”——不再打扰活着的人。儿童不了解是什么带来这种“不在”,不知是旅行、失业、疏远,还是死亡。[232]
如果一个小孩年龄非常小时,保姆就被解雇了,而不久,他的母亲也死了,他就会把这两件事叠合成一个单一系列留在记忆之中。当大人不在时,孩子们并不很想念他们。母亲们常常很伤心地说,在她们出去度假几个星期回来,听到的消息竟是孩子们并没有问起过他们的妈妈。如果有一天他们的妈妈真的去了“未知世界”,从那里从未有过返回者,儿童最初似乎是忘记了她,只是在以后才又想起母亲。
这样,如果一个孩子有理由希望另外一个孩子不在场的话,他就可能不加限制地以那个孩子的死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了。而对包括死亡愿望的梦的精神反应证明了,尽管儿童在这种情况下,愿望的内容不相同,它们无论如何在其表达愿望的方式上是与成人相同的。[233]
如果一个小孩有希望兄弟姊妹死去的愿望用儿童的自我主义来解释,是因为他把他们看作是竞争的对手,那么,我们又如何去解释对自己父母亲死亡的愿望呢?父母对他无微不至地关怀爱护,满足他的种种要求,难道他为了保持这种自我主义就可以导致这种愿望的产生吗?
这个难题的解决要靠对父母死亡的梦进行观察,而且死亡的父母多与梦者是相同性别。
即男子常常梦见自己的父亲死去,而女人则梦到母亲死去。我不敢说这是普遍的,但我可以指出,这种倾向十分明显。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因素才能对此做出解释。[234]说得直率一些,这是一种早年性偏爱的体现。似乎男孩视父亲为情敌,女孩视母亲为情敌。如果排除了对方,显然会对自己更有利。
在把这个想法斥为荒诞之前,最好是先考虑一下父母和儿童之间的真实关系。我们必须区别孝顺这种文化标准对这种关系的要求和我们每天在日常生活实际中所看到的事实。在许多情况下,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着一种敌意,这种关系为一些无法通过稽查作用的愿望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让我们先看一下父亲与儿子的关系。我认为我们给予基督教十戒教规的尊严模糊了人们对真实生活实际的观察能力。我们似乎不敢承认,我们大多数人已违背第五条戒律。人类社会的最底层和最高层里,孝顺已被其他兴趣所代替。人类社会早期的神话和传说传递给我们的模糊信息,给了我们一个令人不愉快的图画:父亲大权在握,冷酷无情,君王般的统治着。克罗诺斯吃掉了自己的孩子,就像公野猪吞食了母野猪刚生下的幼崽。宙斯阉割了他的父亲并取而代之。[235]在古代家庭中,父亲的家规越不严厉,作为指定继承人的儿子就越感到自己与父亲处于一种敌对的位置,他也越不耐心地盼望通过父亲的死来取代父亲的位置成为统治者。即使在中产阶级家庭之中,习惯上父亲也不愿儿子们独立,并不提供给他们独立的手段,这个过程就增强了敌对意识的滋长。一个医生就常会注意到儿子在丧失父亲时的悲痛,同时又由于终于获得自由而产生的满足。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父亲仍抱着陈腐的父亲权威观念不放,而易卜生则把父子冲突矛盾写入作品中,从而使他的作品产生轰动效果。
母女之间的冲突情况则表现在随着女儿一天天长大,越来越渴望在性方面的自由,但她发现自己处在母亲的监视之下;而母亲则从女儿的成长中看到自己芳华已逝,不得不放弃性满足的欲望。
所有这一切都是有目共睹的,但人们却因孝顺观念根深蒂固而没有用这些现象去解释梦。此外,上述的讨论使我们了解到,希望父母死去的愿望实际上可以追溯到童年期。
这种假设在精神神经症的分析中更进一步地得到证实。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儿童的性欲望——如果在其萌芽期我们也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很早就已萌醒了。女孩的最初情感是针对她的父亲,[236]男孩则是针对他的母亲。这样一来,父亲就成了干扰儿子的对手,母亲则成了女儿的对手。我曾在兄弟姊妹间的情况中分析了产生死亡愿望的情感是多么容易发生。父母也往往显示出性的偏爱,一般地自然地倾向是父亲偏爱自己的小女儿,而母亲更偏向儿子。只要他们的判断力没有被性的魔力所干扰,他们还都是关注子女教育的。孩子们对这种偏爱是敏感的,因而对不表示偏爱的父母一方表现出对立情绪。被成年人所爱尚不能给儿童带来特殊需要的满足。它意味着在各个其他方面都得到满足,这样他就会受性本能的驱使并在他的选择与父母所显示的偏爱相融合时更增添新的力量。
这些幼稚偏好的迹象,大部分被人们忽视了。而有些则需在童年的最初几年中观察到。我一个熟人的8岁的女儿常常抓住母亲离开餐桌的时机宣称是她的继承者:“现在,我就是妈妈了。你还要点蔬菜吗,卡尔?好,那就自己动手吧!”等等。一个非常聪明、活泼的4岁小女孩在这方面的心理特征十分明显,曾公然说:“妈妈应该离开了,然后爸爸一定娶我,我要成为他的妻子。”但是这种愿望在一个小孩心理上产生与她对母亲的依恋并不矛盾。如果一个小男孩当父亲不在时允许睡在母亲身边,但一旦父亲回来,他又不得不回到他不大喜欢的保姆或其他什么人的身边去睡,他很容易产生一种愿望:最好父亲永远离开,这样他可以总在最亲爱的妈妈身边。达到这一愿望最明显的方法是父亲死去,因为在孩子的经验中,只有“死去”的人,如爷爷,是永远不回来的。
尽管我们对幼小儿童的这类观察与我的分析完全吻合,但在对成年神经症患者进行分析的医生未必完全相信。在后者情况中,我们所考虑的梦引入精神分析中,我们不能不把它们看成是一种愿望的梦。
一天,我的一位年轻的女病人心情十分沮丧,而且泪流不止。她说:“我再也不想见我的亲戚们了,他们一定认为我很可怕。”她接着又向我讲述了一个梦。那是她4岁时的梦。当然她不明白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一只猞猁或狐狸[237]在房顶上走,突然有什么东西倒下了,或她自己倒下了;接着她的母亲被人抬出房子死了。——这时她哭得很伤心。我告诉她说,这个梦意味着她小时候曾希望她的妈妈死掉,所以她的亲戚才认为她可怕。我还没等说完,她又补充了一些有助于释梦的材料。“猞猁眼”是在她很小的时候一个街头顽童骂她的话。当她3岁时,一片瓦从房顶上滑落,打破了她妈妈的头,当时血流如注。
我曾有机会对一位经历过几种不同精神状态的妇女做过详细的研究。她一开始处于一种混乱的兴奋状态,对母亲显示出特别的厌恶,只要母亲走近她的床边,她就又打又骂,而她对比她大得很多的姐姐却百依百顺。接着她又处于一种清醒但很冷漠的状态,而且睡眠很不安稳。就是在这个阶段,我开始了对她的治疗,并分析她的梦。其中大量的梦都或多或少带有伪装,并与母亲的死亡有关。有一次是参加一位老妇人的葬礼,又有一次是她和姐姐都身穿丧服坐在桌子旁。这些梦的意义是很明显的。在她病情好转一些之后,又出现了癔症恐怖症。在各种恐怖之中最折磨人的是担心她母亲会发生什么事。不论在哪儿,她都急于要回家,以证实她母亲的确还活着。这一病例,结合我们从其他来源所知道的内容,是非常有指导性的。它展示了心理机制对同一兴奋观念的各种不同表现形式,就如同译成不同的语言一样。在混乱的状态中,我相信,继发性心理动因被原来被压抑的原发性动因所推翻。她对母亲的潜意识敌意找到了一种强有力的运动性表现,当安静下来之后,即反叛被镇压,稽查作用又重新建立起来,唯一敞开的领地是可以使她的母亲死亡的愿望得到实现的做梦的境域了。当更为正常的状态更坚定地建立起来时,作为一种癔症性逆反应和防御现象又会导致她过度的悲伤。根据这种观点,为什么这个患癔症的姑娘又常常表现出对母亲的依恋之情就不难解释了。
在另外一次机会里,我对一个年轻男子的潜意识有了很深刻的了解,他因患强迫性神经症几乎无法生活。他不敢上街,因为他怕他会杀掉任何在街上遇到的人。他整天准备各种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以防他被控告与城里所发生的谋杀案有牵连。顺便补充一句,他是受过良好教育也有良好道德的人。对他的分析(顺便提一下,分析导致了他的康复)表明:这一症状的基础是来自杀害他有些过分严厉的父亲的冲动。令他惊讶的是,这种冲动在7岁时就已有意识地表达出来,而实际萌发时间比这个时间还要早得多。当他的父亲因病而痛苦地死去之后,病人的强迫性自责就出现了,他(当时31岁)采取了一种转移到对陌生人的恐怖形式。他觉得一个想把自己亲生父亲从山顶上推下去摔死的人怎么可能去尊重那些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人的生命呢?所以,他把自己闭锁在房间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238]
根据我的经验(这个经验已很广泛),在所有后来变成精神神经症患者的儿童的精神生活中,父母起到了很大作用。爱其中一个而恨另外一个是诸多心理冲动中的一个基本的构成因素,它在儿童时期形成而在现在的病症中起主导作用。
我并不相信精神神经症患者在这方面与正常人有多大的差别,即他们可以创造出新的特殊东西来。更有可能的,是他们的区别在于他们比其他大多数儿童表现出对父母更明显以及更强烈的爱和更深切的恨,这在偶尔对正常儿童的观察中便可得到验证。
这一发现也被一个古老的传说所证实,但是这一传说的普遍感人的力量,只有在认为我关于儿童心理的假说同样有普遍效力的前提下才能被理解。我所要讲的是俄狄甫斯(Oedipus)王的故事以及索福克勒斯所写的同名剧本。
俄狄浦斯是底比斯王拉伊俄斯和伊俄卡斯忒的儿子,幼年遭抛弃,因为拉伊俄斯受到神谕的警告:这个未出生的婴儿将来会杀死他的父亲。但这个孩子获救了,长大后成了另一个国家的王子,他对自己的身世有疑虑,他也求神谕,神谕告诉他一定不要回家,因为他注定要杀父娶母。
在一条他自认为是离开家乡的路上,他遇到了拉伊俄斯王,由于发生争执而杀了他。他接着去了底比斯国,解答了斯芬克斯之谜,出于感激被底比斯人拥戴为王,并让他与伊俄卡斯忒结了婚。他统治底比斯很长时间,而且治理得很好,和平安宁,深受爱戴。而伊俄卡斯忒(他不知其为己母)又为他生了两儿两女。但不久,底比斯瘟疫流行,人们又求询神谕,正是从此处索福克勒斯展开情节写下一出悲剧。信使带回神谕说只要把谋杀拉伊俄斯王的凶手驱逐出境,瘟疫就会止住。
但是他,在哪儿?我们到哪儿去寻找古老罪恶的蛛丝马迹?[239]
这出剧主要在于揭露凶手的过程,情节延宕,高潮迭起——这一过程与精神分析有密切的联系。他既是杀死拉伊俄斯的凶手,又是被害人和伊俄卡斯忒的儿子。他在得知这一切后,极为震惊,自戕双目,离家出走,神谕得到实现。
《俄狄浦斯》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命运悲剧,据说,它的悲剧效果在于神的最高意志与人类无力摆脱厄运控制的对照。那些深受感动的观众所应从中吸取的教训,是人力必须服从神的意志,并认识到自己的无能。现代的剧作家也据这一原则通过把类似的冲突编入到自己所编造出来的情节里,以达到相同的悲剧效果。但是,观众对那些剧中某个无辜的角色尽最大努力而没有阻止神谕的实现的情节,却无动于衷,所以后来的命运悲剧都没有达到悲剧的效果。
如果《俄狄浦斯》像感动当年希腊观众那样感动当代观众,我们只能做这样的解释:它的感人之处并不在于命运与人的意志之间的冲突,而应在于那些构成冲突的材料的特殊性质。在我们内心一定有一种什么东西时刻准备承认这种强加到俄狄浦斯命运上的力量,而认为(格利帕译尔的)“女祖先”或其他现代命运悲剧是无稽之谈。而这种因素实际上在俄狄浦斯王这出剧中也有。
他的命运能感动我们,只是因为那可能也是我们的命运,它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是它使我们把最初的性冲动指向了我们的母亲而把最初的怨恨和第一个谋害的愿望指向了父亲。我们的梦证实了这一点,俄狄浦斯弑父娶母仅是告诉我们,自己儿童时期的愿望得到了满足。但是我们比这位国王更为幸运,因为我们成功地克制了对母亲的性冲动,忘却了对父亲的嫉恨,没有成为精神神经症的患者。我们的原始欲望在俄狄浦斯身上获得了满足,我们又以整个的压抑力量从他那里缩退回去,从而也压抑了原来心中的那些欲望。诗人展示了过去,揭露了俄狄浦斯的罪恶,同时又迫使我们去认识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这种冲动虽然被压抑下去,但仍可以发现。我们在剧本末尾的合唱中会看出这种对照:
……看吧,这就是俄狄浦斯,他解开黑暗之谜,智慧超群,位达至尊。
他吉星高照,光华四射,羡煞世人,而今蓦然身陷苦海,怒浪排天,难保自身。[240]
——这是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骄傲所敲起的警钟,警示我们这自以为从童年时起就如此聪明如此强有力的人类。正如俄狄浦斯一样,我们对这些欲望一无所知,缺乏道德,这些一切都是天性强加于我们的,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些,我们一回想起童年的一幕,都会闭上眼睛不好意思再去回顾。[241]
在索福克勒斯的剧本正文中清楚无误地指出,俄狄浦斯这个传说源于一些古老的梦的材料。
由童年早期的性冲动导致的与父母关系的痛苦的紊乱,并以此作为剧本的内容。此时,当俄狄浦斯(尽管他尚蒙在鼓里)已经为神谕之事感到不安,可是伊俄卡斯忒安慰他说这只是个梦,许多人都做梦的,因为,她认为梦是没有意义的:
在此以前有许多人做梦,梦见与孕育他的人成亲,尽管他们也曾有过预兆,却从未因此而心急如焚。[242]
今天,就和从前一样,许多人曾梦到与自己的母亲发生性关系,而且每谈到这件事都既气愤又吃惊。这也正是这个悲剧的关键和给梦见父亲死去的一种补充说明。俄狄浦斯的故事是对这种典型梦的想象性反应。正因为即使是成年人做这样的梦都感到厌恶和恐惧,所以这个传说也一定包括了恐惧与自责。经过对梦材料不恰当的润饰作用,梦产生进一步的改变,变成了以神学为目的。(参看裸露的梦,第243页以下)这种企图把神明万能与人类责任心协调起来的努力,同与其他任何事物联系起来一样,势必会失败的。
另外一个悲剧创作,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与《俄狄浦斯》一样,是植根于相同的土壤中的。[243]但是对于同样的材料的处理方法已有改变,从而揭示出两个相差很大的文明时期在精神生活上的全部差异。在《俄狄浦斯》中,潜藏于儿童心理的欲望以幻想形式公开表露,并可以如在梦中一般得到实现。而在《哈姆雷特》中,欲望却受到压抑,就和神经症的情况一样,我们只能从其压抑的结果窥知它的存在。奇怪的是,这一更为近代的悲剧所产生的震撼效果居然与人们始终捉摸不透的主人公的性格并行不悖。该剧以哈姆雷特在复仇过程的犹豫不决为基础,但剧本身却没有犹豫不决的原因和动机,令人们以各种方法去解释,可始终没有结果。根据歌德所提出的观点(今天这一观点仍很流行),哈姆雷特代表了这么一种类型的人,他们的直接行为能力被高度发达的智慧所麻木。(他因“苍白的思考而神情显出病容”。)根据另一种观点,剧作家试图描绘的是一种病态的犹豫不决,可结果却归于“神经衰弱”的性格。不过,从剧本的情节可以看出,哈姆雷特绝不是一个不敢作不敢为的人。我们从两个例子可以看出:首先是他一时性起把躲在帷幔后面的偷听者一剑刺死,其次是他蓄意地、也十分巧妙地以文艺复兴时期王子般的无情处死了参与谋算他的大臣。然而他在完成父王鬼魂托付他的使命时却犹豫不决。我们只能再一次把它归因于这项任务的特殊性。哈姆雷特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只是对除掉自己的父亲又取代他作为国王和丈夫地位并表现了实现童年欲望的人复仇一事例外。因此,促使他复仇的憎恨心理为内心的自责所代替,出于良心上的顾忌,认为自己也并不比那个杀君娶后的罪犯强多少。这里,我把哈姆雷特的潜意识转换成有意识的言辞表达出来。如果有人认为哈姆雷特是癔症患者,我只能说他就包含了我所做的解释。哈姆雷特与俄菲丽娅谈话时所表现出的对性欲的厌恶,也与这种推论相符合。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直盘踞在诗人心中的这种厌恶心理变得越来越明显,终于在《雅典的泰门》一剧中达到高潮并充分表现出来。当然,我们在哈姆雷特身上看到的是诗人自己的心理状态。我曾读过一本乔·布朗狄斯(1896)论莎士比亚的一本书,其中谈到《哈姆雷特》写于莎士比亚父亲去世后不久(1601),即是在丧父悲痛的直接影响下写成的。由此,我们很有理由推论,他对父亲的童年情感又复活了。我们也知道,莎士比亚自己也有一个独子早夭的经历,他叫哈姆奈特(Hamnet),与哈姆雷特(Hamlet)几乎同名。正如《哈姆雷特》涉及的是父子关系的主题,《麦克白》(几乎是同时期所作)写的是无子嗣的主题。但是,正如所有的神经症症状一样,梦也可以做多重解释(over-interpreted),而且,如果要对它们充分理解也一定要做多重解释,一切有天赋的文学创作也都不是单一的动机和诗人心灵的一次冲动,因此也不可能只有单一的解释。在我所写的内容里,我只想解释有创造性的作家最深层的心理冲动。[244]
在离开亲人死亡的梦之前,我必须再补充几句,以说明它对一般梦理论的意义。在这些梦中,我们发现一种极不寻常的情况,一个被压抑的欲望构成了梦念,而避开了稽查作用,原封不动地进入了梦。这种情况必须有一种特殊的因素发挥作用时才能实现。我相信,有两个这样的因素才能使这样的梦产生。首先,它必须是非常久远的愿望,甚至“连做梦都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原因,梦的稽查作用对它毫无戒备,正如梭伦法典上没有设杀父罪条款一样。其次,在这种情况下,受压抑的和未受怀疑的愿望往往与做梦前一天的残余意念汇合,对亲人的生死安危采取了一种忧虑的方式。这种忧虑只能利用与之相符合的愿望才能进入梦。而这一愿望又躲在忧虑的后面伪装起来,它在白天是十分活跃的。[参见第555页以下]我们往往把事情想得太简单,认为日有所思才夜有所梦。如果这样认为,就等于把我们亲人亡故的梦搁置一旁,不再与释梦有任何联系,把一个本可以得到解释的东西看成没有必要花费脑筋去解的谜。
它也有助于我们去考虑这些梦与焦虑梦的关系。在我们一直讨论的这些梦里,一个受压抑的愿望找到了躲避稽查的方法,以及稽查所涉及的伪装。随之而来的必定是在梦中经历一种沉痛的感情。如果稽查作用全部或部分地受到压制,则焦虑的梦就会产生。另一方面,因躯体来源而引发的真实焦虑则促使稽查作用的增强。[参见上文第235页以下]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稽查所履行职责以及产生伪装的目的:它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产生焦虑或其他形式的痛苦。
前面我已提到儿童心灵的自我中心性[第250页],现在我还想说一下这两个事实间的可能联系,即这些梦有着相同的特征。所有这些梦都全部带有完全的自我主义倾向[245],可爱的自我形象在所有的梦中出现,尽管有时已经过伪装。梦中所满足的愿望不可避免地全是自我的愿望。
如果有的梦显示出利他主义的兴趣,那肯定是我们受了蒙蔽所致。下面有几个梦例分析,它们似乎与这种论断相抵触。
(1)一个不满4岁的儿童报告说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看见一只大盘子,里面有烤肉和蔬菜,可一下子就被人吃光了——那块肉整个被吃掉,连切都没切。可他却没看见是谁吃的。[246]在这个孩子的梦中,吃掉这块烤肉的人会是谁呢?他在梦日这天的经历对我们一定会有启发。前几天,他遵照医嘱只吃牛奶,做梦那天晚上,他因淘气而被罚,不让他吃晚饭就去睡觉了。他以前也经受过这种惩罚,而且能勇敢地面对它。这一次他也知道他什么食物也不会得到,所以决定不说一个“饿”字。教育开始发挥作用;它在梦中找到了体现形式,开始展现一种梦的伪装。毫无疑问,那个想吃掉这盘美餐的人就是他自己,但他知道,父母不会让他吃。所以,不像其他饥饿的儿童在梦中那样,大胆地坐在餐桌旁。(比较我的小女儿安娜吃草莓的梦,见第130页)所以,进餐者就一直是一个匿名者。
(2)一天夜里,我梦见在书店橱窗中看到一套丛书专集。我有买这种书的习惯,这套专集是关于大艺术家、世界历史、名城的册子。这个新集子叫《著名演说家》或《讲演》等,第一卷上写着莱契尔博士的名字。在分析这个梦时,我感到我不大会关心莱契尔,这个德国国会反对党成员长篇大论的演说家的声望。事实是,最近我新接受了几个需要精神分析的病人,我每天要同他们谈10至11个小时。所以,实际上,那个长篇大论发表演说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
(3)还有一次,我梦见我所认识的一位大学同事对我说:“我的儿子,近视眼。”接下来的是包括简短的评论和回答的对话。后来的梦又出现了我自己和我的几个儿子。就梦的隐意而言,M教授和他的儿子只不过是幌子,他们的背后是我和我的长子。我把这个梦留给后文,因为它还有一个特点。[参见第441页以下]
(4)下面的梦是一个真正卑劣的自我主义情感如何隐藏在关切背后的例子。我们朋友奥托看上去病了,他脸色红褐,眼球突出。
奥托是我们的家庭医生,我对他十分感激,无以为报。他多年来照顾我孩子们的健康,他们病了,他总是很快为他们治愈,而且一有机会就给他们买礼物[第116页]。就在做梦那天,他来访我们家,我妻子说他看上去很疲倦,太紧张。那天夜里,我就做了这个梦。他看上去像是患了巴塞杜氏症(Basedow’s disease)。凡无视我的理论的人对这一梦例解释都会说,我做这个梦是表示对他的关心,而且这种关心在梦中得到体现。这不仅与我关于梦是愿望满足这一观点相左,而且同另一个观点,即梦是自我主义的冲动不相符合。但是,如果有任何用这种方法释梦的人好心地向我解释,我对奥托的担心已注意到巴塞杜氏症,那我将是很高兴的。——其实,他的这个诊断没有任何根据。与之相反,我的分析是从6年前所发生的事上提取材料的。我们一小组人(其中包括R教授)在一个漆黑的夜里穿过一个N地的森林,这个森林距我们度假的驻地乘马车要一个小时。马车夫不大清醒,把我们连人带车都从一个堰坝上翻了下去。幸好我们都没有受伤,但不得不在一个附近的旅馆住下。听到事故的消息,许多人都同情地来看望我们。其中一位绅士明显带有巴塞杜氏症的迹象——与梦中的情景一模一样,面色红褐,眼球突出,只是没有甲状腺肿——极力听从我们的吩咐,问他还能为我们干些什么。
R教授直截了当地回答:“我别的不需要什么,只是需要一件睡衣。”可这位绅士答道:“对不起,我不能借。”说罢转身离去。
我继续分析。我想到,巴塞杜不仅是那位发现这种病的医生的名字,有一个教育家也叫巴塞杜(我清醒时,对此感到不是那么肯定[247])。但是,我的朋友奥托也正是我所托付的人,要是有什么不幸,我让他负责照顾我的子女教育,特别是青春期时期(因此想到睡衣)。在梦中把那位高贵的帮助者的病症安排在奥托身上,我是明显地说,如果我有什么不幸,他就会和L男爵一样,口惠而实不至,对孩子没有多大帮助。这就可以证明这个梦与自我主义是有联系的。[248]
但是,这个梦的愿望满足在哪儿才能找到呢?它不表现在我对奥托的报复上,他的命运在我的梦中似乎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249];而是表现在下面的情况中。在我把奥托贬低为梦中的L男爵的同时,我就把自己比作另外一个人,即R教授。因为正如R对L男爵有所请求一样,我对奥托也有所请求。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一般说来,我不敢与R教授相比。但在学术界另辟蹊径这一点与我相似,他直到晚年才获得应有的头衔。的确,“晚年”这个字眼就成了愿望的满足。因为它隐含着我能活得很久,足可以亲自照料我的孩子度过青春期。[250]
(三)其他典型的梦
我自己没有做过其他典型的梦,如在梦里梦者在空中飞翔,伴以惬意或怕掉下来的焦虑情感。
关于这方面我所要说的都来自精神分析。[251]从精神分析所获得的材料迫使我得出如下结论:这些梦也是复制了童年期的一些印象。或者说,它们同一些涉及运动的游戏有关,这些游戏对儿童十分有吸引力。没有一个叔叔不用伸开的双臂带着他在屋里冲来冲去,告诉他们如何飞,或把孩子放在双膝上,然后突然把腿伸直,让他从膝上滚下来,或把他举得高高,然后突然假装把他跌下来。孩子们都非常喜欢这样的游戏,而且不厌其烦地要求重复,特别是在有点害怕或眩晕时,孩子更会喜欢。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们仍会在梦中重复这种经验。但在梦中,他们已没有手在托着他们,而是自己飘浮在空中了。小孩子从类似秋千、跷跷板等游戏中获得的乐趣是众所周知的。
当他们在马戏团中看到杂技表演又会使他们的记忆复活。[252]孩子们的癔症发作有时就是这种技巧的重复,有时还模仿得很像。这类运动游戏,虽然本身是无辜的,但常常引起一种性快感[253]儿童们“嬉戏玩耍”,如果我可以用一个最常用来描写这类活动的词的话,就是梦中飞翔坠落、晕眩等等。与这些活动相伴的愉悦情感则转变为焦虑。但常如每个母亲都知道的,儿童们这种嬉戏玩耍往往以吵架和哭泣而告终。
因此,我有充分的理由反对这种理论,即认为引起飞翔和跌落的梦的原因是睡眠时的触觉状态和肺部活动感觉等。[见第37页以下]我认为这些感觉是梦所追溯的一部分记忆的重现,即它们是梦的部分内容,而非来源。
我不能掩饰我尚不能对这类典型的梦做出充分解释这一事实[254],我的材料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让我陷入困境。不过,我必须坚持这一主张,这些典型梦中的触觉和运动感觉,当精神的原因要利用它们时,它们可以被立即唤起,如果不需要时,它们则被忽视。[参见第237~238页]我还认为,从我对精神神经症的分析情况来看,这些梦与童年期经验肯定已建立了某种关系。不过,我尚不能说,在人生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这些感觉的回忆是否会增加上别的什么意义,它们尽管也仍表现为典型的梦,但意义很可能因人而异了。我感到高兴的是,我通过对清晰梦例的认真分析填补了这一不足。如果有人感到奇怪,认为飞翔、跌落、拔牙一类的梦是经常发生的,为什么我还抱怨缺乏这方面的材料呢?我对此解释是,自从我把注意力转向释梦以来,我自己从未做过这类梦。此外,神经症患者的梦我倒是可以得到的,但有些是难以解释的,至少在许多情况下不能把全部的蕴含解释出来。
有一种特殊的精神力量阻止我们发掘梦的最深层的隐秘,这种精神力量与最初形成神经症有关系,同时在医治过程中会再一次发挥作用。
(四)考试的梦
凡是通过中学结业考试的人无不曾有过怕考试通不过而担心的情况,或梦见因不得不为参加补考而忧虑。考取大学并已获得学位的人又把这种典型梦的内容变成了另一种类型,他们梦见没有通过大学毕业的结业考试。尽管他们还在睡梦中,他们也会反驳说他们已经从事多年的医疗实践和做了大学讲师,或已经是教研室主任了。我们童年时期因顽皮、淘气而受到惩罚的难以抹去的记忆,在我们两次学业上关键的考试中会再一次活跃起来。神经症患者“考试焦虑”也是由于这种童年期恐惧的增强。当我们已经结束学生生活后,父母或抚养者、老师等的惩罚已不复存在,但现实生活中那无情的因果关系链对我们实行了继续教育。每当我们做了错事或失职时,我们都担心因此而受到惩罚,尤其是我们感到应负责任时,我们就会做梦,梦到升学考试或结业考试(即使有的人准备得很充分,又有谁不为考试而紧张呢)。
如果进一步解释考试梦[255],我就不得不感谢一位很有经验的同事[斯泰克尔]。他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说就他所知,考试梦仅发生在那些考试成功的人身上,而从不发生在考试失败者身上。
那么似乎是,焦虑的考试梦(这种梦往往发生在那些次日需负责某项活动又怕完不成任务的人身上,这一点已多次证实)在寻找过去的某种情况,而过去这种类似的情况又证明是不合理的,或与实际情况相反,这样一来,它就成了一个被觉醒动因所误解的梦内容的明显例证。[参见第243~244页]对梦所提出的那种愤怒的抗议“我已经是个医生了!等等”,实际上是梦所提出的安慰之词。所以,应该是这样的话:“别害怕明天的事,你想想升学考试的事,不是啥事也没有吗?可考前你不也是那么紧张、担心吗?现在你已经是医生了,等等。”所以,梦中的焦虑只是由于白天的残余经验所产生。
尽管我对自己或别人所做的解释的检验并不多,但却可以证实其有效性。例如,我的法医学课从未考及格过,因此,我在梦中也从未为此事操过心。我有过无数次植物学、动物学和化学的考试,也曾为准备这些课程而焦虑过,但不知是命运好还是考官的仁慈,我每次都过了关。在我梦到中学考试的梦中,历史考得最多,每次考试成绩都很好。只有一次,因为[在口试中]我那好心的老师[就是在另一个梦中的独眼好人,见第17页]注意到我在交卷时在三个题中的中间一题上划的指甲印,告诉他别在这个题目上太挑剔。我的一位病人曾告诉过我,他不想放弃第一次升学考试的机会,结果通过了。后来在军队里又参加考试,结果没通过,所以没有得到委任。
他说他只梦见第一次考试,而第二次考试却从未入梦过。[256]
关于考试的梦的解释面临这样的困难,这一点我已在典型梦的特点里提到过。[257]即梦者所提供的材料不足,不易做出充分的解释。前不久,我得出结论:“你已经是医生了”等这样的话不仅是一种自我安慰,同时也有自责之意。可以解释为:“你现在已经老了,有生之年不多了,又何必继续做那些幼稚的蠢事呢?”这种自责与自慰的复杂情感应当是符合梦的隐意的。果真如此,那么,如果考试梦中出现“愚蠢的”、“幼稚的”自责与应受斥责的性行为的反复性相联系,也就不足为怪了。
威廉·斯泰克尔。[258]把考试梦首先解释为它们照例同性体验和性成熟有关。我的经验经常证实他的观点。[259]
【注释】
[1] 伯恩费尔德(Bernfeld)题为《弗洛伊德的早期理论》(1944)的论文对此也很有价值。
[2] 值得强调的是,弗洛伊德的这些推测比任何关于神经冲动以及控制它们传送条件性质的系统研究都早许多年。
[3] 弗洛伊德曾说过,他把“已写完的手稿拖了一年多才付印”。实际上,他就是在等候第一章的完成。
[4] [弗洛伊德的父亲死于1896年,关于他当时情感方面的记载可以参见1896年11月2日他给弗利斯的信(弗洛伊德1950a,信50)。]
[5] [1914年增注]在第4版之后这些内容被略去了。
[6] [在匈牙利,这本书在1934年才出版。弗洛伊德一生中所提到过的译本除上述之外还有俄文版(1913)、日文版(1930)、捷克文版(1938)。]
[7] [这篇序言在各种德文版本中均未出现过,这是从1932年英文版原文照录下来的。]
[8] [第2~7版增注]直到本书第1版(1900)。
[9] [下面两段是1914年版增补的内容。]
[10] [1914年增注]下面是根据毕克森叔茨(Büchsenschütz)的学术研究写成。
[11] [在1900年第1版中这段文字是:“第一部把梦看作是一种心理研究的著作似乎是亚里士多德所作(《论梦及其解释》)。亚里士多德把梦看作是‘半人半神’的,而不是‘神’的。显然,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准确翻译,那么这一划分是很有意义的。”接下来的一段以这样的句子结尾:“我个人的浅薄知识又没有专家的帮助,使我不能深入到亚里士多德的宝库中去!”以上段落在1914年改成目前的情形。在《全集》第3卷(1925)第4页的一个注释中写道,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写了两部关于这一问题的著作,而非只是一部。]
[12] [1914年增注]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在他的名著(《古代医学》卷10)中讨论了梦与疾病的关系。另见《摄牛法》卷4。
[13] [这一段是1914年所增加。]
[14] [1914年增注]关于中世纪的梦的研究可以看狄普根(Diepgen,1912)的著作,以及弗斯特(Färster)的专著(1910,1911)。犹太人中进行释梦者,有阿尔莫里(Almoli,1848)、阿姆兰(Amram,1901)和卢文格尔(Läwinger,1908)。还有近年来把精神分析的发现也考虑进去的劳尔(Lauer,1913)。阿拉伯人德莱克塞尔(Drexl,1909)也曾论述过梦的解释问题。此外还有舒华茨(Schwarz,1913)和传教士塔芬肯蒂(Tfinkndji,1913);日本人有三浦(Miura,1906)和伊瓦亚(Iwaya,1902);中国人有赛克尔(Secker,1909~1910);印度人有内格莱恩(Negelein,1912)。]
[15] [泛神论“自然哲学”的主要倡导者,19世纪初在德国盛行一时。——弗洛伊德常论及梦的超自然意义,见弗洛伊德1922a、1925i(第3部分)以及1933a(第30讲)。弗洛伊德在1941c[1899a]中讨论了一个所谓预言梦,并作为附录重印于本书第623页。又见第65页和第621页以下。]
[16] [本段为1914年所加。]
[17] [1914年增注]瓦奇德说常有这种现象,有的人在梦中说外语,比在清楚时还流利还准确。
[18] [以下两段为1914年所加。]
[19] [本段增于1909年。]
[20] [这句话是1909年增加的。在1922年以前的版本中都有这句话,后来略去了。有关这位医生的情况还可以参看第五章第四节中4小节。关于造成伤疤的那件事在弗洛伊德自传(1899a)中曾不十分明显地提到过。关于事件本身,本书第七章“愿望的满足”一节将再次提到。这一事件在1897年弗洛伊德给弗利斯的信中(信71)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另见《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3讲。]
[21] [在第1版时,此处有“他现在正在维也纳教书”一句,但后来在1909年时删掉。在《全集》第3卷(1925)第8页,弗洛伊德说这一句删掉是有道理的,因为他那时已死了。]
[22] [1909年增注]下面的经历使我要补充说,前一天所发生的一些无关轻重的事在梦中得到再现绝不是十分罕见的现象。例如,装衣箱、在厨房烧饭等等。梦者在这类梦中所强调的不是记忆的内容,而是这件事实是“真的”。这里和下面一节所讨论的题目在第五章前二节中还会再提到。
[23] [参见第52页(指标准版第4、5卷的页码,下同。——中译者)以下布达赫的论述。]
[24] [参见第233页以下及第497页以下的进一步讨论。]
[25] [下文第64页及第496页以下有进一步讨论。]
[26] [1911年增注]巨人在梦中的出现可以与梦者童年时的某种场面的记忆有关。[参看第六章第六节]——[1925年增注]顺便说一下,书中给出的解释(指《格列佛游记》)不一定是正确的,解释梦的人不能不顾梦者本人的联想,不能只是随意地发挥自己的天才。
[27] [1914年增注]除诊断方面的作用以外,其在治疗方面的重要性古代人也应已考虑到了。在希腊,有梦喻的传说,是病人为痊愈而去求得。病人去太阳神庙,做各种仪式以净化自己,清心寡欲,焚香祈祷,然后兴高采烈地躺在羊皮(已圣化的)上四肢伸展。之后他就入睡并梦见自己疾病的治疗。然后祭司就把梦再解给他听,或原封不动地讲述或以象征性的方式。关于希腊这种靠梦喻来治病的材料还可以参看黎曼(Lehmann,1908,第1卷,第74页),鲍柯-莱克(Bouché-Leclercq,1879~1882),赫尔曼(Hermann,1858,§41,262以下和1882,§38,356),鲍丁格(Böttinger,1795,163以下),劳埃德(Lloyd,1877),杜林格(Döllinger,1857,第130页)——[弗洛伊德对梦的诊断价值在1917d开头部分有所评述,请参阅。]
[28] [或许是“幻觉”,参见第59页注。]
[29] [1914年增注]这位作者已写了两卷本的关于这一实验的报告[1910和1912],这些内容在下面将有所涉及[参看第223页注]。
[30] [本节主题将在第五章第三节(第220页以下)继续讨论。]
[31] 反复呈现的梦常受到人的注意,参见查巴尼克斯(Chabaneix)收集的梦例(1897,第190页)。
[32] [这一节所提出的问题将在第七章第一节中再去讨论。]
[33] [这一想法在本书第七章第二节另有论述,并更详细。]
[34] [1911年增注]西尔伯勒(H.Silberer,1909)已给出一些很好的例证,以这种方式,在昏昏欲睡的状态中,即使是抽象的想法都可以转变为图像,并表示相同的意思。[1925年增注]我将在以后再次讨论这一问题[参见第344页以下及第503页以下]。
[35] 哈夫纳(Haffner,1887,第243页)也和德鲍夫一样试图解释梦活动,方法是通过引入一种变态条件,必然会产生在其他方面正确、完整的心理机制的功能发挥。但他对这种条件做了有些不同的解释,根据他的说法,梦的第一个标记是它与空间相脱离,即,一种从把主体以事件的时间和空间秩序所占据的位置上解放出来的表现。第二个特点与下述事实有关,即,幻觉、幻想以及想象的联合物与外部感受混在一起,“心灵的所有高级能力(其中特别是概念形成能力、判断力、推理能力以及自由的自我决断能力)都与感性意象相联系,并总是作为它们的背景。因此,这些高级活动也会在梦意象的混乱无序中起到一定作用。我说‘一定作用’是因为在这些因素里我们的判断力和意志力在睡梦中无法改变。我们的活动如清醒时那样头脑清楚,并和白天一样的自由。尽管在梦中,一个人也不会违反思维规律,如,他不可能把在他看来是相反的东西看成是相同的事物,等等。同样,尽管在梦中,他也只期望得到那些他认为是好的东西。但是,人的精神都由于观念的混乱而在思维规律的应用和意志规律的应用上发生了误导。于是就产生了梦中最大的矛盾、错误,而同时,我们又能做出最明智的判断,最果断的决定,最富逻辑的推理,……缺乏方向是梦中想象所做的飞行的最大秘密,而缺乏必不可少的反省和同他人的交往是我们判断力以及希望、愿望在梦中展现的无比荒诞的根源。”(同上书,第18页)[“现实-检验”问题将于下文566页讨论。]
[36] [1914年增注]克拉巴莱德(Claparède,1905,第306页以下)将“无兴趣”看成是入睡的机制。
[37] [1909年增注]在本书后面(第七章第一节)我们就会明白这个梦的含义,因为这些词的首音节发音相同。
[38] [本段是1914年增加的。]
[39] [这本书曾被一位著名的汉学家未署名地出版过。]
[40] [这一段和下面一段是1914年增加的。]
[41] 参考哈夫纳(1887)和斯皮塔(1882,第11页以下)。
[42] [1914年增注]杜普里尔是一位十分有天才的神秘主义者,在前几版中我一直没有提到他,这是很遗憾的。他认为通往玄学的大门作为人类来说并不在清醒的生活之中,而是在梦罩(杜普里尔,1885,第59页)。
[43] [1914年增注]关于这个题目的讨论还可以参看托波沃尔斯卡(1900)所列出的参考书。[参看本书496页以下]
[44] [1914年增注]参照霭理士(1911,第265页)的评论,也可参看本书第七章第三节。
[45] [参看弗洛伊德死后出版的论文(1941c),另见本书后附录(第623页)。]
[46] [此句是1914年增加的。]
[47] [1914年增注]了解宗教法庭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是很有趣的事。在凯撒·卡仑纳(Caesar Carena)的《宗教法庭论》中有过下面一句话:“如果一个人在梦中说了一些异端邪说的话,宗教法庭的审判官可以抓住这一机会去窥视他的生活方式。因为占据一个人白天心灵的东西在睡眠中会习惯地表现出来。”
[48] [此书已查不到出处。]
[49] [这两个句子是1914年所增加。]
[50] [关于梦中情感问题在第六章第八节讨论。关于梦的道德责任问题的全部讨论在本书第七章第六节有所论及,在弗洛伊德1925i的第二节有更充分的讨论。]
[51] [在同浮士德第一次谈话时(第一部第三场),恶魔梅菲斯特痛苦地抱怨说他的破坏力全被出现的成千上万个生命胚芽所毁坏。关于这个故事,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憾》(1930a)一书第六节中有全文引用。]
[52] [罗伯特的理论在下文第177页以下及第579页有进一步讨论。在《癔症研究》(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的注释中(见英文编者按语),弗洛伊德接受了罗伯特对梦中产生这两个重要因素之一的描述。]
[53] [1909年增注]我们在梦中所见的东西是我们白天忽视了的可怜的残存物。梦常常是我们所看不起的那种东西对我们施行的报复,是对我们抛弃它们的谴责。
[54] [第224页以下及第346页将进一步讨论施尔纳的理论。]
[55] [1914年增注]最近探讨这些关系的作者有:费里[Féré,1887],伊德勒[Ideler,18623],拉塞[Lasègue,1881],皮雍[Pichon,1896],里吉斯[Régis,1894],维斯帕[Vespa,1897],吉斯勒[Giessler,1888],卡佐夫斯基[Kazowsky,1901],帕肯托尼[Pachantoni,1909],等等。
[56] [这一问题后来弗洛伊德自己做了研究,可参看1922b第二节的后半部分。]
[57] [关于梦与精神病之间关系在《精神分析新论》(弗洛伊德,1933a)第29讲中还有讨论。]
[58] [在1909和1911年的版本,在这里有一个插入语,其中提到荣格(Jung)、阿伯拉罕(Abraham)、黎克林(Riklin)、穆斯曼(Muthmann)和斯泰克尔(Stekel)等人。在1909年版本下面还有一句:“但是这些书仅仅是证实了我的观点,而没有提出新的东西。”]
[59] [参看英文编者导言第xiii和xxi页。]
[60] [关于弗利斯的理论及其与斯沃博达的关系,见克里斯为弗洛伊德与弗利斯通信集(弗洛伊德,1950a)所写导言的第四节。]
[61] [1911年这句话是这样写的,但在1909年,这句话是:“一个人同作者的私人通信大意是他自己不再支持这种观点,这使得我也不再认真考虑他的想法。”下面的一句是1911年加上去的。]
[62] [1930年增注]参看我关于约瑟夫·波普-林库斯和梦理论的论文(1923f)。[弗洛伊德在1932年还写了一篇这方面的论文(1932c),上面文中提到的那段话在本书第308页以下的一个注中有详细引述。]
[63] [1909年增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威廉·詹森所写的小说《格拉迪沃》里面有许多编造出的梦,构思精巧,看不出人工痕迹,就如真人的梦一样。我曾询问作者,他说并未读过我关于梦的理论。我与他的不谋而合更证实了我释梦理论的正确性(参看弗洛伊德,1907a)。
[64] [1914年增注]亚里士多德《梦的预言》卷Ⅱ在读到这一问题时指出,最好的释梦者是那些善于捕捉相似性的人,因为梦的画面犹如水中倒影,水面一受触就变形。最成功的释梦者能从其伪装的外表窥出真义。
[65] [1914年增注]达尔狄斯的阿尔特米多鲁斯大约生于公元2世纪初,他为我们留下了在希腊罗马时代曾广泛流行的最完备的释梦著作。如提奥多·甘珀茨(Theodor Gomperz,1866,第7页以下)指出,他坚持释梦应以观察和经验为依据,并把自己的释梦艺术与他们一些虚妄的做法严格区分开。根据甘珀茨的说法,他的释梦方法是用联想的原则,就像魔术一样。梦中的事就是心灵中所提的事——这几乎不用说就是释梦者头脑中的事。因为梦的成分可以唤起释梦者回忆各种各样的事情,又由于释梦者不同,所唤起的回忆也不会一样,所以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任意性和不确定性。我在本书后面所描述的方法不同于古老的方法:它把释梦的任务交给梦者本人,它不考虑梦的某一特殊成分与释梦者几个发生的事的联系,而是考虑与梦者所发生的事的联系。不过据一位名叫塔芬克基(Tfinkdji)的教父(1913,[第516~517页和第523页])的报告说,东方现代的释梦者也十分注意利用与梦者的合作来释梦。他在写到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伯释梦者时说:“为了正确地释梦,最高明的释梦者要从梦者的大量情况中去找出他所认为重要的东西,以达到正确的对梦的解释……总之,这些解梦者不放过任何细微之处,当梦者回答他所有的问题之后,他才给出他的解释。”在询问过程中要问到有关他的亲人如父母、妻子、孩子等人的情况,也会问些比较典型的问题,如“你在做梦前后是否与妻子有过房事”[释梦的中心意思是用以梦相反的情况去解释梦]。
[66] [1909年增注]阿尔弗雷德·罗比柴克(Alfred Robitsek)博士向我指出,东方释梦的书(对此,我们仿效得很蹩脚)对梦的成分的解释大多基于字音相似与字形相近。这种相似性在翻译中必然会失去,这也正是我们的流行的释梦书晦涩难懂的原因。在研究著名考古学家雨果·温克勒尔(Hugo Winckler)的著作时,我们会发现,在东方古代文明中,双关语和字谜有相当重要的作用。——[1911年增注]古代传下来的最好的释梦例子就是以文字游戏为基础的。阿尔特米多鲁斯[卷4,第24章,克劳斯译,1881,第255页]写道:“我还认为阿里斯坦特尔给马其顿的国王亚历山大的梦做了一个令人愉快的解释。当时亚历山大正攻打泰尔城,但久攻不下,不禁心烦意乱。这天晚上,他做了个梦,梦见半人半羊的森林之神(satyr)在他的盾牌上跳舞。当时阿里斯坦特尔就在泰尔城不远的地方,侍于王侧,参与这次叙利亚战役,他把satyr一词拆开再倒过来就成了‘Tyre is thine’(泰尔城属于你)。于是他鼓励国王一鼓作气拿下城池,他便成了这城的主人。”的确,梦与语言表达有密切关系,以致费伦茨[19l0]曾说:每种语言都有它的梦语言。一般说来,把梦译成另一种语言是不可能的。同样,我想这本书同样是不可能翻译的。——[1930年增注]但无论如何,布里尔以及其后的几个人居然完成了这本《释梦》的翻译。
[67] 我在完成本书手稿后发现斯图姆夫(Stumpf)的一本著作(1899)同意我的观点,即梦具有意义且能解释。但是,他采用的方法是比喻或象征法,因而很难保证其普遍有效性。
[68] [强调闭上双眼的必要性(是古代催眠术的一种残余)很快就被放弃。可参看弗洛伊德1904a关于精神分析的解释,他在那里强调指出,分析者不必要求病人闭上双眼。]
[69] [注意功能将在下文(第593页)讨论。]
[70] [1919年增注]西尔伯勒(1909,1910及1912)通过对观念变成视觉意象的直接观察对释梦做出了重要贡献[参看下文第344页以下及第503页以下]。
[71] [这一段是1909年增加的,因此下面一段的开头也相应地作了修改。]
[72] [关于释梦技术在后文(第522页以下)将进一步讨论,另见弗洛伊德1923c头两节。关于释梦在治疗的精神分析中的技术作用,在弗洛伊德(1911e)中有所阐述。]
[73] [在第七章第五节的开头,弗洛伊德已考察了用这一方案去解决这一问题的困难性,这在第1版序言中已经指出,同时在第一章第四节中也反复强调的,但他却常常忘记,还是引用了他的患者的一些病例,而且不止一次地讨论了神经症的机制问题。]
[74] 然而,我不得不补充的是,由于我上述内容的限定,我对我自己的梦从未做过完全的解释,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我对读者的判断力不过分地相信,也许是明智的。
[75] [1914年增注]这是我详尽分析的第一个梦。[弗洛伊德在《癔症研究》(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曾试图分析自己的梦。在埃米·冯·N夫人病历中5月15日条目中有一个长长的脚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这一企图。编者导言中也摘引了这段全文。第12页以下。]
[76] [仅在1942年版中,这个“白”字漏掉,显然不是故意的。]
[77] [维也纳附近一山名,此处为避暑胜地。]
[78] 还有一个没有解释的现象,即肚子痛。这可以追溯到第三个人,那个人当然就是我的妻子。这件事使我想到有一次我注意到她的忸怩不安。我必须承认我在梦中对待伊尔玛和我的妻子都不很和善。当然,这得请求原谅,因为我是在以一个好而顺从的标准在要求她们。
[79] 我感到对这一部分梦的分析尚不足以揭示出全部意义,如果我再进一步把这三个女人比较下去,又会使我离题太远。每一个梦都至少有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很难解释,似乎这一点联结着一个我们未知的事物。
[80] [这是1884年误印(每个德文版本也都是这样印的),这是讲弗洛伊德第一篇关于可卡因的论文的日期。关于弗洛伊德对可卡因的详细论述可见厄内斯特·琼斯所写的《弗洛伊德传》第1卷第6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那位“亲爱的朋友”是指弗莱契尔·冯·马克索(见第48页注)。关于这方面的间接论述可见第170页以下、第206和第216页以下,以及第484页。]
[81] [见下文第513页。]
[82] [关于这所医院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克里斯为弗利斯通信集(弗洛伊德,1950a)所写的序言第二节。]
[83] [这是曾流行一时的小说《务农日子里的古老传说》中的两个主人公。该书是弗利茨·里特尔用梅克伦堡方言写成。1878年译为英文。]
[84] 我必须说明,“安娜纳斯”这个词的发音与我的病人伊尔玛的姓很相近。
[85] [1909年增注,但在1925年和以后的版本都删去了]梦的这方面并不带有预言性,但在其他方面却又带有预言性,那就是我病人“未解的”胃痛病(我为不受责备而不安),倒成了由胆结石引起的一系列不适的先兆。
[86] [这个人就是威廉·弗利斯,柏林的生物学家和鼻、喉方面的专家。他在弗洛伊德这本书出版之前的几年中对弗洛伊德影响很大。弗洛伊德在著作中多次不指名地提到他。(见弗洛伊德,1950a)。]
[87] [梦的这一部分以后还有详细的分析(见第294页以下)。弗洛伊德在他早年的一本书《科学心理学设计》第一部分第21节中关于移植机制已用分析作为例子,此书完成于1895年秋,后来在弗洛伊德(1950a)中作为附录。]
[88] [弗洛伊德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经常提到这位老妇人,参见下文第239页及《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6b)第八章(b和g)和第十二章(Cb)。弗洛伊德在1901年7月8日致弗利斯的信中谈及她的死(弗洛伊德,1905a,信145)。]
[89] [1909年增注]尽管我在解释过程中并没有将梦中所发生的一切都做了解释,这是可以理解的。
[90] [弗洛伊德《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的第二章第八节、第七章第二节中讨论了与此有关的故事。]
[91] [在1900年6月12日给弗利斯的一封信(弗洛伊德,1950a,信137)中,弗洛伊德描绘了他重访伯尔维尤的情景,及他做此梦的那座房屋。他写道:“将来某天是否可以在此立一块石碑,上面刻着‘1895年7月24日,在此屋之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揭示了梦的秘密。可是目前似乎还没有这种指望’。”]
[92] [在1899年8月6日致弗利斯的信中(弗洛伊德,1950a,信114),弗洛伊德曾对该书第一章的开头这样描述:整个书打算以随想漫步的方式进行,首先进入一种各派权威种种议论的黑暗丛林之中(当然我们在这里看不见树,这里没有明确的观点,很容易走失,然后走上一条充满洞穴的小径,我带领着读者走着(我那充满自己特点、细节和轻率以及恶作剧般笑话的梦)。突然,我们走上一块高地,眼界顿开,不禁问道:“我们应走哪条路?”]
[93] 威根特(Weygandt,1893,第4页)也注意过口渴的梦,因为他曾写道:“口渴的感觉比其他感觉更容易感受,它总是产生解渴的念头。但解渴的方式在梦中是各不相同的,这样就从最近的记忆中取得一种特殊的形式。这些情况的一种总体特点是紧随这种想法得到实现以后,就对这种想象的满足的微弱效果感到不满和失望。”不过威根特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梦对刺激所引起的反应总是有益的。而有些人夜间口渴就会醒来而不是做梦,这也不构成对我的实验的反驳,它只表示这些人睡觉易醒——[1914年增注]这方面可以同《圣经》中以赛亚书xxix,8相比较,“又必像饥饿的人梦中吃饭,醒了他的灵魂是空虚的,像口渴的人梦中喝水,醒了仍觉虚弱,是他的心灵想喝”。
[94] [1895年3月4日,弗洛伊德在给弗利斯的信中(1950a,信22)报告了这个梦。这是关于梦是愿望的满足的最早记录。]
[95] [句中“常常”两字是1911年增加的,关于这个副词在《全集》(1925)第3卷第21页有如下评论:“经验表明,需要伪装的梦,在四五岁的儿童中已有发现;这与我们关于梦的伪装的先决条件的理论观点完全一致。”]
[96] [在1911年以前,“在这种情况下”是“由于这个原因”。]
[97] [这个村子在上奥地利萨尔兹坎莫古特地区。]
[98] 不久,女孩的祖母也做了一个梦(她们的年纪加起来大约70岁)。她由于肾脏病发作而一天没有进食。第二天夜里她梦见又回到了少女时代,她被人邀请吃了两次宴会,食物都是美味佳肴,十分可口。[在小女儿的梦出现不久,弗洛伊德曾写信告诉弗利斯(弗洛伊德,1950a,信73,1897年10月31日)。]
[99] [1911年增注]通过对儿童精神生活的细致观察,我们发现,肯定处于幼稚期的儿童的性本能力量在他们精神生活中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这一点却被长期地忽视了。仔细地观察还可以使我们有理由去怀疑成年人通过回忆所构筑的童年是否真的很幸福。参看我的《性学三论》(1905d)。[文中这句话与其他几段(如下文第256页以下)中的论述有明显的不一致之处,这在标准版第7卷《性学三论》一书的编者导言中已做交待。]
[100] [1911年增注]这一事实应予指出,儿童很快就可以开始做一些内容复杂且不太好理解的梦,而成人有时也做简单而幼稚的梦。4~5岁的儿童有时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梦的材料出现。这一点可以读我的《对一个5岁儿童恐怖症的分析》(1909b)和荣格的《儿童心灵的冲突》(1910a)中的梦例分析。——[1914年增注]对于儿童的梦的分析解释还可参见冯·休-海尔纽斯(von Hug-Hellmuth,1911和1913),普特南(Putnam,1912),冯·拉尔特(van Raahe,1912),斯皮勒林(1913)和塔斯克(1913)。关于儿童的梦还有比安契里(Bianchicri,1912),布塞曼(Busemann,1909和1910),多格里亚(Doglia)和比安契里(1910~1911),特别是辉格姆(Wiggam,1909)等人,他们都有梦是愿望的满足的倾向。——[1911年增注]另一方面,幼稚型的梦在成人中发生时往往是当他们处在一种非常的外部环境时。例如,奥托·诺登斯基尔德(1904,第1卷,第336页以下)描写了如下去南极探险队员的情况:“我们的梦清楚地表示了我们内心思想的方向,再也没有比这时的梦更生动和丰富的了。甚至平时不太做梦的人在早晨谈我们的梦中新体验都能讲出一个很长的故事。这些梦都把我们隔在遥远的外部世界,但又都符合我们当时的处境。其中一个人的梦很有特色,他又回到了学校的教室里,他的任务是剥小海豹的皮作为教学之用,而吃喝的内容是梦中出现最多的内容。我们其中一人夜间在梦里拿着礼物去参加大型午餐宴会,早晨骄傲地报道他吃了一顿有三道菜的宴席。另一位梦见烟叶,满山遍野的烟叶。第三位梦见一只扬帆的船在公海上航行。还有一个梦是最值得一讲再讲的。邮递员送来了大量的信,并向我们做了一长长的解释,为什么让我们久等,原来他开始投错了地址,结果好不容易才都找了回来。当然我们还梦到许多不可能的事。但无论是我自己的梦或我听到的梦,其显著特点之一是缺乏想象力。如果这些梦都记录下来肯定很有心理学意义。所以,我们多么需要睡眠,因为它可以提供给我们许多我们想得到的东西。[诺登斯基尔德(O.Nordenskjöld)的这本书(1905,第290页)在英译时有不少删减,1914年增补]根据杜普里尔(Du Prel,1885,第231页)记载,“芒戈·帕克在非洲旅行时几乎渴死,他总是梦见家乡布满小溪的山谷和草地。同样,特伦克男爵在写德堡监狱忍受饥饿时总是梦见他身边摆满了丰盛的食品;而乔治·贝克在参加富兰克林第一次探险时,因断粮而几乎饿死时他也总梦到美味佳肴。]
[101] [1911年增注]费伦茨曾引用匈牙利谚语说:“猪梦见橡子,鹅梦见玉米。”[1914年又增补]犹太谚语说:“母鸡梦见什么?——小米。”伯恩斯坦和塞格尔(Segel,1908,第116页)。
[102] [1914年增注]我绝不是在努力说明我是发现梦来自愿望的第一人。(参看下章开头的句子)最早认为这种预示性有重要意义的人可以追溯到古代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名医赫洛菲洛斯。根据毕赫申叔茨(1868,第33页),赫洛菲洛斯把梦分为三类:上帝旨意的梦;心灵自发的梦;各种寻找愿望满足的梦。J.斯塔克(1913,第248页)已经对施尔纳所收集的有关愿望满足的梦加以注意。施尔纳(1816,第239页)写道:“梦者的想象力如此简单地满足了清醒时候的愿望,是因为欲望的情绪在她的头脑中十分活跃。”施尔纳把这种梦归于“心境的梦”,同时他还分出男女的“性欲梦”、“发怒梦”。毫无疑问,施尔纳已把作为梦的动因的愿望的重要性看得不亚于白天的心理活动;但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把愿望与做梦的本质联系起来。
[103] [儿童的梦包括本章提及的那些梦和幼稚型的梦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8讲中有所讨论。在他的论文《论梦》(标准版,第5卷,第643页以下)中也有简短论述。]
[104] [1914年增注]杜普里尔(1885,第276页)曾引用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的话:“当我们的欲望产生时,我们的想象也随之而来,似乎向我呈现出我们所欲求的事物。”[《九个一但》iv,第4卷,第17页。]
[105] 参见德巴克尔(Debackel,1881)《论梦的幻觉与惊恐》。
[106] [1909年增注]本书的一些读者和批评者对这种考虑熟视无睹,并忽视显梦与隐梦之间的区别,其顽固程度令人难以置信。[1914年增注]在梦的有关这一题目的文献中,没有比詹姆士·萨利《梦作为一种启示》(1893,第364页)这篇文章与我们假说更为靠近的了。我直到现在才开始引用他的文献,并不是我对它的贬低。他写道:“梦绝不是像乔罗、莎士比亚、密尔顿说的那样毫无意义,我们梦中幻想的各个混乱的集合体都各具意义并传递新的知识。就如密码中的某个字母,在密切审视下,梦中的字形就会失去表面上的荒谬性,而表现出它的严肃、可理解的信息。如果变化一下字形,我们可以说,就像解读碑文一样,梦就可以揭开没有价值的表面而显示出它古老而珍贵的传达信息的性质。[弗洛伊德把末尾两句用分隔体来书写的。]
[107] [大约相当于副教授,所有这些任命都由奥地利教育部来做。弗洛伊德曾把这次推荐在1897年2月8日给弗利斯的信中提到(弗洛伊德,1950a,信58)。而梦的内容在1897年3月15日(同上,信85)中提及。下文提到的“教派考虑”当然关系反闪族主义情绪,这在19世纪末叶的维也纳已开始流行。]
[108] 看到我的记忆(清醒的记忆)在为达到分析的目的这一点上是如此狭窄,我真感到吃惊,实际上我有五位叔叔,而我只敬爱并尊重其中一个。但在我克服对释梦的抵抗的那一时刻,我却说我从来只有一个叔叔——那个我在梦中所意指的叔叔。
[109] [歌德的《浮十德》第一部4场中魔鬼梅菲斯特费勒斯的两句话,弗洛伊德很喜欢这两句话,他在本书中第六章G节中又一次引用,亦在给弗利斯的信中(1897年12月3日和1898年2月9日)(弗洛伊德,1950a,信77和83)引用过。在1930年,弗洛伊德获歌德奖时,他曾把这两句用于歌德本人。(弗洛伊德,1930e)]
[110] [这里第一次用于梦的比喻,在弗洛伊德《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一文末尾有关妄想狂处曾再次使用(1896b),在《癔症研究》(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他所写的有关精神治疗第一章第二节中更有广泛的使用。]
[111] [1919年增注]H.冯·休格-赫尔穆斯博士夫人(1915)曾记录了一个梦,它可能是比其他任何的梦都能更好地解释我所选定的术语的正确性。在这一梦例中,梦的伪装采取了邮政检查的方法,删除不合适的段落,以致使得原文的文字无法卒读,梦的稽查作用则用不可被人理解的喃喃之声代替。为了使这个梦能明白易懂,我必先做解释。梦者是一位教养颇高,且年高望重的妇人,50岁上下,其夫是一位高级军官,在12年前去世。子女已长大成人。她在做此梦时,一个儿子正在前线。接着我们介绍梦的情况。梦涉及“奉献爱的服务”[Liebesdienste首先意味着“慈善服务”,即“无偿性服务”,显然,这里可以另做解释]。这位病人去了第一军医院,对门卫说要进去服务,要和院长谈一谈(说了一个连自己也不知道的姓名)。她说话时对“服务”两字十分着重,门卫立刻就明白了她指的是“奉献爱的服务”。因为她年纪太大了,所以门卫有些迟疑。但后来还是让她进去了。她没有去找院长,而走到一个又大又暗的大厅里。在那儿,有几个军官和军医围在一个长桌周围,有站着的,也有坐着的。她走向一个军医,说出她的要求,虽然只是简短几句,他已明白了她的意思。实际上她在梦中说“我和维也纳的许多妇女和姑娘们都准备做……”这时在梦里她的话开始变得喃喃不清了,“为军队的军官或是任何等级的人都行。”她从军官们脸上表现出的尴尬和狡黠的表情知道,他们都明白了她的意思。她继续说:“我知道我们的决定可能令人吃惊。但我们是诚心诚意的,没有人去问一问战场上的战士想死还是不想死。”接下来的是一阵尴尬的沉默。几分钟后,一个军医按住她的腰说:“假如,夫人,如果真的……(喃喃语)”她摆脱开他的胳膊,自忖道:“他和他们其他人都一样。”然后回答说:“天啊,我是个老太太,我可能再也不能做那事了。再说,这里也有一个条件:年龄就是受到尊重的。一个老太婆……仅仅是个孩子,这种事不太会发生。那太可怕了。”“我很清楚。”那个军医回答说。有几个军官,其中一个在她年轻时曾追求过她,都大声笑了起来。接着老夫人让他们带她去见院长。那位院长她是认识的,她要把这件事说清楚,但使她惊讶的是她竟忘了院长的名字。这位军医十分礼貌地把她引到三楼,他们走的是一条狭窄的螺旋式铁楼梯。当她走上去时,听到一个军官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决定,不管她的年纪大与小,她了不起!”她感到自己是在尽自己的义务,她爬上了一个没有尽头的楼梯。——这个梦在几个星期之内重复了两次,正如老夫人所说,变动的地方都是无关紧要的或没有意义的[关于这个梦的评论,可参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9讲]。
[112] [这个梦的分析将在第191页以下继续讨论。——1911年增注]像这种伪善梦,在我自己和别人的梦里也不乏其例[下文第471页以下将有进一步讨论]。在我致力于考虑一个科学问题时,我曾一连几夜都被一个彼此密切联结而又十分令人不解的梦所困扰,梦的内容是与一位已断交多年的朋友重修旧好的事。我考虑了四五次才明白这个梦的意思。这个梦实际上是告诉我放弃这个朋友,把他完全忘掉,而梦却告诉我一个相反的事。[参见第477页]我曾在别处报告了一个“伪善的俄狄浦斯梦”,一个男人在梦中把隐藏在梦意念中的敌对与死亡愿望让位给温情,而另一个梦在后面第六章提及。[这里所提到的朋友是指弗利斯,参看弗洛伊德与弗利斯的通信(弗洛伊德,1950a)中克里斯所写的导言第四节。]
[113] [1930年增注]后面[第476页注及第557页以下]我们也会提到一些相反的例子,即梦的第二个因素也表现出了一种愿望。
[114] 参照谚语“要坐着画像”以及歌德的诗句:如果一个人没有屁股,那么阁下该怎么坐着?——《托达利塔特》(1814~1815)
[115] 在此插入癔症的病理学论述我有些后悔,这些零碎的和偏离上下文的阐述会失去其启发性的效果。如果它能起到指明梦这一题目与精神神经症之间的直接关系的作用,那么也就达到了插述这一段的目的[这是弗洛伊德首次出版他关于同一性问题的讨论,尽管在这以前他也曾提到过,如在给弗利斯的信里(信58,1897年2月8日,以及1897年5月2日的手稿2),在以后的著作中他也时而提到。但在此之后,再次对此做详尽的讨论已是20年之后的事了。见《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弗洛伊德,1921c)。在本书后文中,同一性作为梦的工作的一部分将在第320页以下讨论]。
[116] [这个梦在本书第248页和第463页将再次提到。弗洛伊德,1901a(标准版,第5卷,第675页)的第九部分也有简要报告。]
[117] 就像放弃晚宴那个梦中的熏鲑鱼[上文第148页]。
[118] [此梦在下文第249页还有讨论,另外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3讲中也有讨论。]
[119] 叙述梦时往往开始时很不完全,而在回忆中遗漏的内容只有在分析时才浮现出来。后来补充的内容对梦的分析提供重要线索。参看后面关于梦的遗忘的讨论[第518页以下]。
[120] [德文heimführen有“带回家”和“结婚”两个意思。]
[121] [在1897年5月2日弗洛伊德给弗利斯的信(弗洛伊德1950a,信62)的附件草稿中有些梦的记录。]
[122] [此段以及下面一段是1909年增加的。]
[123] [1911年增注]近几年来,一些听过我的讲演的人常向我报告出现类似这类“与愿望相反”的梦,这是听了我有关梦是愿望满足理论后的一种反应。
[124] [这一段是1909年增加的。]
[125] [作者关于这一问题的修正观点可见《受虐狂的节制问题》(1924c)。]
[126] [1919年版的正文中包括下面一句话,但稍有不同,在1925年则改为脚注]我必须指出,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最终解决,后面我们将继续讨论[见第556页以下]。
[127] [1914年增注]一位伟大而且尚健在的作者,据说他不相信精神分析和释梦之说,但他却独自得到一个与我的公式相似的结论。他说“梦是受压抑的欲望和愿望在虚假的特征或名义下,未经许可的呈现。”(斯皮特勒,1914,第1页)[1911年增注]在此我提前引用奥托·兰克对于上述基本公式的扩充和修正:“根据受压抑并借助于这种受压抑的、幼稚的性材料,梦常表现为当前的、而且常为性的一种愿望的满足,但总是以隐蔽和象征的伪装形式出现的。”(兰克,1910,第519页)[1925年增注]我从来没有说我把兰克的公式作为我自己的。我在前面所提出的较为简短的形式,在我看来更为合适。但是我仅仅是引用兰克修正的公式这一点,就足以招致无数反对精神分析的人的攻击,他们把它说成是“一切梦都涉及性的内容”。如果这句话按作者原义去理解,那只能表明那些缺乏道德观念的批评家们是如何习惯地执行他们的职责,以及那些反对者们如果不想让其攻击性的本能得到充分发挥又是多么容易忽视那些已说得再清楚不过的论述。因为就在前面几页,我已提到,在儿童梦中得到满足的就有好几种欲望(旅游或游湖的愿望,弥补未参加晚餐的愿望)。在其他地方,我还讨论了饥饿的梦,口渴的梦,以及排泄的梦。何况兰克本人也没有把话说得那么绝对,他是说“一般说来,还有性爱的欲望”,而且他的话也在大多数成年人的梦中得到证实。如果我把批评家们所用的“性的”(sexual)换为精神分析中现在通用的“性爱”(Eros)这一意义,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但是我的反对者们对于所有的梦是否由[与“破坏的”本能相反的]“力比多”本能力量所引起这一问题,大概是不感兴趣的。[参见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第四章(弗洛伊德,1923b)。]
[128] [128][关于怕从窗口跌落的这种恐怖形式,弗洛伊德在致弗利斯的信中提过,见1896年12月12日信(弗洛伊德1950a,信53),后来又在《梦和心灵感应》(弗洛伊德1922a)中再次提及。]
[129] [129][作者关于力比多与焦虑关系的后期论点可见他的《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d)。]
[130] [在这一问题上,弗洛伊德显然改变了他的主张,见第579页以下。他分析了两个焦虑梦,并重新讨论了整个关于焦虑梦的论题。]
[131] 罗伯特[1886,第9页以下]认为,梦的目的是减轻那些在白天无用的印象对记忆造成的负担。如果我们童年那些无关紧要的记忆时常出现在梦中,说明他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不然,梦就远远没有执行好它的职能。
[132] [释梦开始时所采取的不同方法在弗洛伊德《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1923c)第一节中有所讨论。]
[133] [1911年增注]我在第一章的后记中已指出,赫尔曼·斯沃博达[1904]已将威廉·弗利斯(1906)所发现的23~28天的生物定期时距理论广泛应用于精神领域。他还特别肯定说,这些周期决定着梦的诸元素的出现。即使这一事实能够确立,梦的解释工作也不应有任何本质上的改变,它只能为梦的材料提供新的来源。不过,我最近又对我自己的梦做了一些研究,看这种“周期理论”是否适用。为这一目的,我特意选择了一些其出现时间在实际生活中可以十分确定的十分突出的梦元素。Ⅰ.1910年10月1~2日的梦(片断)……在意大利某处,似乎是在一个古玩店里,三个女儿坐在我的腿上,拿着一些小玩意儿给我看——我评论着一个物件说:“怎么,你从我这里拿走的这件东西。”而且我清楚地看见意大利政治改革家萨沃那洛拉轮廓分明的侧面雕像。我何时最后一次见到萨沃那洛拉的雕像的?我的旅行日记告诉我是9月4日和5日在佛罗伦萨最后见到的。在那里,我曾想向我的旅伴指出上面雕有那个狂热的僧侣面容的圆形雕饰物,并引他到通向西格罗里亚广场的石路,正是在那里,这位改革家被烧死。我指给他看的那天正是3日上午[近期一些书误印为5日]。在这个印象和梦中再现之间是27+1天,这正是弗利斯所说的“女性周期”。不幸的是,对于这个例子的结论,我必须补充说,就在“梦日”这一天,我有一个多年前的同事来访(这是我回来后第一次)。他是个能干的人,但面容阴郁,我们曾给他起个绰号“拉比·萨沃那洛拉”。他给我带来一位病人,他受了去旁特巴快车事故的影响而患病,一星期前,我也曾去那里旅行。这样我的思想又被带回到前不久的意大利旅行。我梦中内容突出的元素“萨沃那洛拉”可以用我的同事来访加以解释,因此,28天周期的间隔性也就失去了意义。Ⅱ.1910年10月10~11日的梦我又一次在大学的实验室研究化学,霍夫拉特邀我去一个什么地方,我们走在走廊上,他走在我前面,高举着的手擎着一盏灯或仪器之类的东西,头部向前伸着,样子很特别,一副目光炯炯(?高瞻远瞩)的样子。然后我们穿过一片空地,……(其余的记不起来了)这个梦中十分突出的一点是霍夫拉特持灯(或放大镜)的样子,他双眼眺望远方。我上次见到他是很多年前的事。但我立刻意识到,他是另外一个什么人的替身,一个比他伟大得多的人——阿基米德。他的雕像就耸立在锡拉丘兹的阿雷苏沙喷泉旁。他正是这个姿势,手里高举一个取火镜,看着包围上来的罗马军队。我是何时第一次(最后)见到这个雕像的呢?根据我的日记,那是9月17日。从那时到梦日为13+10=23天,恰恰是弗利斯的“男性周期”。但遗憾的是,当我深入释梦时,我又一次发现这一偶合性失去意义。原来,诱发梦的原因是我做梦那天接到一个消息,我曾有可能进行讲演的那个医院将迁新址。这个新址对我很不利,这里没有我可以讲课的教室。这种思想又把我带到我刚在大学任教的那个时期。那时我的确没有教室,我的努力得不到像霍夫拉特等权威教授们的支持。我只好找当时我认为能够支持我的一位教务长L,向他诉苦。他答应帮忙,可是没有下文。于是在梦中,霍夫拉特就变成了阿基米德。他给了我一席之地,并领我去了新的地址。凡是对释梦有些知识的人都会看出,这里没有避免一种报复和自以为了不起的观念。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没有这样一个刺激诱因,阿基米德是不会走进我的梦的,而且我也不能断定锡拉丘兹的那座雕像在隔了那么长时间之后还能否对我产生什么影响。Ⅲ.1910年10月2~3日的梦(片断)……关于奥萨教授的一些事情,他亲自给我列了一个菜单,这件事对我很有安慰作用……(其余内容已遗忘)这个梦是由于那日我消化不良,使我考虑是否应找一个同事。让他给我列一个饮食单。我在梦中去找奥萨教授的理由(他在夏天已死去),是另一位我所敬仰的教授在最近(10月1日)死去所引起。奥萨教授是何时死的呢?我又是何时听到他的死讯呢?根据报纸的一段消息,他是8月29日死的。我当时在荷兰,维也纳的报纸定期送到我手里,我读报时已是9月24日或25日了。这样,这个日期间隔就与弗利斯的两个周期不一致了,这个周期间隔是7+30+2=39或者40天。在这期间我不曾谈起、更没有想到过这位教授。这类不含周期的时间间隔在我的梦例要比合乎周期规律的多得多。我发现与规律唯一有关的是在正文中我曾阐述过的梦与梦日的某个印象连结起来的关系。
[134] [此段为1914年增补。]
[135] [这一理论就在这个梦之后几个月发表的,见弗洛伊德《遗忘的心理机制》(1898b),后又收入《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
[136] [弗洛伊德回答弗利斯的信,日期是1898年3月10日(弗洛伊德,1950a,信84);所以,这个梦一定就在这封信的前一两天。]
[137] [关于掩蔽记忆,可参看弗洛伊德《掩蔽性记忆》(1899a)。]
[138] [摘自《莱辛的讽刺短诗》。下文282页以下对此还有更详细的讨论。]
[139] [指精神能量,参见英文编者导言第17页以下。]
[140] [这是第一次提到梦的工作这一最基本的重要概念。本书第六章是全书最长的一章,将专门讨论这一概念。]
[141] 梦的工作将同时发生的一切有趣事件串联起来而形成一个单一整体的这种倾向,以前已有一些作者也指出过,如德拉格(1891,第41页)、德鲍夫(1885,第237页)他们称之为“强制性聚合”。[弗洛伊德在《癔症研究》(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也陈述过这一原则,在标准版英文本的编者导言中曾经引证。——下面的句子是1909年增补的,1922年以前各版本都保留,以后则删去了:在下一章(梦的工作)中我们将发现,这种强制性趋向联合的冲动原来是另外一种原发性精神过程。(参看第288页及第279页以下,即“凝缩作用”)]
[142] 如伊尔玛打针和叔叔长黄胡须的梦。
[143] 如年轻的医生在葬礼上致悼词的梦。
[144] 如植物学专著的梦。
[145] 我所分析的我的病人的大多数梦都属于这一类。
[146] [1919年增注]波泽尔(Potzl,1917)写了一篇含义丰富的论文,论及最近材料在梦构成中的作用,很有建树。在一系列的实验中,他要求被试者观看由速视仪(一种在极短时间内呈现一个物体的仪器)所展示的图片,画出有意识记住的图像。然后他注意那些被试者当天夜里所做的梦,再要求他们把梦的适当部分画出来。结果雄辩地证明,构成梦的材料恰恰是被试者未曾注意的细节。而有意识地加以注意并呈现后又画出的那些细节并未出现在梦中。梦的工作以其熟悉的“任意性”(应叫作“强制性”)的方式将所利用的材料加以改变,以达到梦的构成。波泽尔的实验已超出本书所讨论的范围。顺便说一下,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用实验来研究梦的形成的新方法,与打断被试者睡眠而引起的梦的刺激的早期粗糙技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参见223页注]。
[147] [1914年增注]哈夫洛克·霭理士是本书的一位善意的批评者,他写道(1911,166):“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许多人不再追随弗洛伊德了。”但霭理士本人并没有做任何梦的分析,就拒绝相信把一个人的判断建立在梦的显意之上是如何的不可能。
[148] [“你的肉店开门了”在维也纳俚语中意即你的裤子扣(拉链)开了。]
[149] 参看论梦的工作一章中关于梦中言语的讨论。德鲍夫(1885,第226页,是唯一承认梦中言语有其来源的作家。他把它们称做陈词滥调。[这个梦在弗洛伊德的一篇论文《论梦》(1901a)第七节中有简单记载,标准版,第5卷,第668页。]
[150] [这一段在弗洛伊德的《对“狼人”的分析》(1918b)中第五节讨论童年记忆的一个脚注中提到过。]
[151] [这很可能是“捕蝇纸”一类画谜或字谜等一些常见的类似事物的回忆。]
[152] 如果有人想知道,我可以补充说这个梦还隐藏了我的一种不检点的行为和性挑逗的幻想以及病人对我的拒绝,如果有人不信,我只需告诉他在无数例子中,癔病女患者常把医生作为发泄对象。但在这类例子中,幻想是不加掩饰地出现在意识中的,而不是伪装起来或表现为梦的。[1909年增注]这个梦发生在病人刚刚开始进行精神分析治疗时。后来我才发现,在她梦中出现的内容正是最初引起她患精神病的创伤。此后我在其他病例中也注意到这样的行为,她在少年时曾受到性攻击,以后这种攻击行为就总是在梦中反复出现。
[153] 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会明白这是对一种相反观念的替代。
[154] [“阿波罗蜡烛”是一种蜡烛的商标名。这是在大学生中很流行的歌,分许多段,文中省略部分是“手淫”。]
[155] [参见上文第44页注。关于反复呈现性的梦的论述还可见弗洛伊德《一例癔症分析片断》(1905e),在杜拉第一个梦的综合分析的结尾处(第二部分)。另见下文第579页注。]
[156] [以下所谈的关于这一方面的梦仅在第一版时出现过(1900)。在《全集》第3卷(1925)第38页的一个注中谈到,在以后各版均已删去的做法是对的,因为“这类梦带有典型的特征。它只适应于幻想,而不适应于记忆,它的意思不难猜想。”下面是一些已删除的句子:“我的一个女病人总是梦到一个相同的梦——一个充满焦虑的景象——她在38岁这一年就梦到四五次。梦中她被人追赶,她逃到一个房间,关紧了门,然后又打开门去拿回留在门上的钥匙。她感到如果不取回来,就会发生十分可怕的事情。她拿到了钥匙,又从里面把门锁好,这时才松了口气。我不能肯定这一小小的场景是她几岁时见到的,但肯定她当时是一个观众。”]
[157] [即“中产阶级内阁”,主张自由的政府,是1867年奥地利新宪制所产生的。]
[158] [在1902年3月11日给弗利斯的一封很逗趣的信中(弗洛伊德,1950a,信152),弗洛伊德说在他的这部著作出版后两年真的晋升为教授。]
[159] [1909年增注]我早已发现,只要稍稍有些勇气,就可满足一直认为是难以满足的愿望。[1925年增注]所以我成了罗马经常的朝圣者。[同弗利斯的通信(1950a)多次给出证据,说明访问罗马对弗洛伊德在情感上的重要意义。他第一次满足这一愿望是在1901年夏天(见信146)。]
[160] [奥地利施蒂里亚省的一个矿泉,离格拉茨不远。]
[161] [在1897年6月12日致弗利斯的信中(弗洛伊德,1950a,信65),他曾提到他正在收集这类故事,为一本笑话集准备素材(弗洛伊德1950c)。这第一个故事他在信中不止一次地提过,这里罗马和卡尔斯巴德喻指那些尚未达到的目标。(例如,信112和130)]
[162] [此梦在1897年12月3日给弗利斯的信中(弗洛伊德,1950a,信77)做过讨论,布拉格相会可能在同一年较早些时候。(见1897年2月8日,信58)]
[163] [1925年增注]这个作者无疑应是让·保罗。[去罗马的决定成了温克尔曼(Winckelmann)一生的转折点。他是18世纪古典考古学的奠基人。]
[164] [1909年增注]此句中汉米尔卡(Hamilcar)误写为哈士多路巴(Hasdrubal),这是一个令人难解的错误。对此,我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一书中(第一章第二节)已做解释。
[165] [1930年增注]顺便说一下,这位元帅的犹太人血统问题尚有疑问。
[166] [此句为1914年所增加。]
[167] [对此,更为详细的论述见,第424页以下及第483页以下。]
[168] [后来弗洛伊德对此做了补充(1908b),但在1897年12月22日给弗利斯的信中也提到了(弗洛伊德,1950a,信79)。]
[169] [是维也纳的一个主要商贸中心区。]
[170] [Korb(篮子),常常用来指对求婚的一种拒绝。]
[171] [德文Kutscher一词可以指出租车司机,也可指马车夫。]
[172] [关于癔症机制的一个被淘汰的理论。在弗洛伊德早期《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第二部分最后一节有所描述。]
[173] [这使人想起《亨利四世》卷1中哈尔王子对法尔斯塔夫所说的话,“人人都要见上帝,”在1899年2月6日致弗利斯的信中(弗洛伊德,1950a,信104),弗洛伊德说过,并把它归于莎士比亚,——与童年景象不可分的两种情绪(惊奇和对命运的服从)在前不久的一个梦中已出现过,它首先使我想到童年这件经历。]
[174] 我尽力避免扩大应用这些词,它们使我联想到我因它们曾在这位老师面前丢过丑。
[175] [关于布吕克和弗莱契尔,可参见下文第482页注。]
[176] [歌德《浮十德》第一部第4场。]
[177] [德文药房与拉丁文厨房写法相同,参看第111页注②。]
[178] [在儿语中,Popo相当于bottom(屁股)。]
[179] [Freud在德语中有“喜悦”之意。]
[180] [诗的第一行出自赫德向歌德借书时所做的一个开玩笑的注,后句为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引自歌德的《道利斯的伊菲珍妮》第2幕第4场,是伊菲珍妮在菲拉德斯处听到特洛伊城之战中许多英雄阵亡时所发生的哀叹。]
[181] [斯巴拉多和卡塔罗都是达尔马提亚群岛的海滨城市。]
[182] [奥地利反动政治家(1847~1916),主张波西米亚自治,反对德国民族主义者,并在1898~1899年间任奥地利首相。伊希尔是皇室避暑之地,在上奥地利。]
[183] [德文中Thun意为做事,文中故意反用。]
[184] [德文“监考官”一词与“某人和他人同眠”是一个词,这里说他只睡觉不监考。]
[185] [作为政府官员享受半价特权。]
[186] 不知何故在这段记录中出现了重复,显然不是故意的。但既然如此,也就这样了,因为分析显示它有一定意义。[德语中“fahren”也有“驾驶”和“旅行”之意,后来在梦中也重复地使用了这两个意义。]
[187] [克雷姆斯在下奥地利,而赞尼姆在摩拉维亚,都不是宫廷之所在——格拉茨是施蒂里亚省的首府。]
[188] [瓦休为统治维也纳上游约50英里处的多瑙河的一个支流。——[1925年增注],这是一个错误,而非笔误。后来我才知道,瓦休的爱默斯多夫与革命领袖费肖夫的逃亡地只是同名而已。[关于这个错误,《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第十章第三节中也提到过。]
[189] [但尼生并没有题为《五十年前》的诗,这里可能是指“维多利亚女皇五十周年”纪念的颂诗。这首诗中常用“五十年”(不是“五十年前”)。否则可能暗指第二个“洛克莱斯大厅”、“六十年以后”。]
[190] [是一种可以复活的植物,其干枯的叶子在一定湿度下可以重新展开。]
[191] [可能是维克多·阿德勒(Adler,即鹰的意思),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1852~1918)。参见第214页以下]
[192] 应在《土地》一书,而不在《萌芽》。这个错误是我在分析时发现,注意Haflattich和flatus二词的相同字母。
[193] [1925年增注]传记专家弗里茨·韦特尔斯博士[1924,第2页]曾批评我在上述格言中漏掉了耶和华的名字。[1930年增注]英国勋章上在反面云朵上刻有希伯来文神的名字。所以可以把它看成是图案,也可看成是铭文。利用这一格言作为论“治疗”一章标题的想法在1897年1月3日写给弗利斯的信中提及(信54)。
[194] [Frauenzimmer,字面意为“女人的房间”,做“女人”解有贬义。]
[195] [著名奥地利剧作家(1791~1872)。]
[196] [1911年增注]在一篇有趣的文章里,西尔伯勒(1910)试图通过我的梦的这一部分证明梦工作不仅可以成功地再现梦的隐意,也可以展示梦形成过程中的心理过程。他把这称之为功能现象[参见第503页以下,1914年增注],但是,我认为他忽视了“梦形成时的心理过程”也同其他的一样,是我的一部分思想材料。在那个自我夸耀的梦中,很明显,我在为我发现这些材料而自豪。
[197] [两个情节的第一个事实在第431页以下有进一步分析。]
[198] [这个词多有“放荡”之意,此处似乎是一种钮扣孔的俚语。]
[199] [这句话是1914年增加的。在弗洛伊德关于《性格与肛欲》(1908b)一文的最后一段,似乎初次提到这种联系。]
[200] 此语还有一种解释,他像北欧神话中最高之神独眼的奥丁。《奥丁的安慰》是费力格斯·达恩(1880)所写的神话小说,而我对父亲的安慰则是为他买一张新床。
[201] 此处还有一些解释性材料。把玻璃(尿壶)给他使我想起了一个农民在眼镜店的故事。他换了一副又一副眼镜,可还是不认识字。(农民的饰物:上一个梦的情节中的少女饰物。)——在左拉的小说《土地》中因父亲变成弱智之后,受到怎样的对待——我的父亲到临死的前几天也是大小便失禁,孩子一样在床上拉屎。[参见第429页]作为一种悲剧性的报答,我在梦中以看护的形式出现。——“思想和体验在这里仿佛就是一起发生。”这使我想起奥斯卡·潘尼查的一个革命性的故事《爱情会议》(1895),剧中天父被写成一个瘫痪老人,他的意志与行为表现同一回事,所以他必须受天使长的制约,不让他诅咒或发誓,因为他一诅咒,那么它立刻变成现实。——我制定计划在后来成了对父亲的指摘,的确,整个梦充满反叛,诸如反叛朝廷或嘲弄上级,都可以追溯到对父亲的反叛。众所周知,国王是一国之尊,父亲是家庭中的最长、最受尊敬者,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其他社会权威均由父亲的专制权威发展而来。(至于“母权制”,则另当别论)——“思想和体验是同一回事”这句话也涉及对癔症的解释。“男用便溺器”也属此例。对于一个维也纳人,我不必去解释Gschnas原则,它是指那些用不起眼、可笑、没有价值的材料制成看似名贵稀有的物品(例如,用平底锅、稻草和蛋卷之类食品制成甲胄就是一些贵族聚餐会上常见的艺术消遣)。我注意到,癔症患者也常有此举动:他们除了真正发生什么事以外,常常根据日常生活中一些无害的材料构成可怕的或想象的事件。他们的症状首先便附着于这些想象物,而不依附于真实事件(不论好坏)的回忆。这一启示很有助于解释许多难题,令我十分高兴。我可以用“男用便溺器”这一梦元素来暗指下面的事:据说在最近的一次Gschnas之夜,展出了卢克丽霞·波姬娅服毒用的高脚杯,其制造原料与医院中的男用便溺器的材料相同。
[202] [第423页以下还将继续讨论此梦。]
[203] [1914年增注]梦的意义分层重叠排列这一问题是释梦中最为微妙和有趣的现象,谁如果忘记这种可能性都容易误入歧途而对梦做出错误的判断。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不多见,迄今只有奥托·兰克(1912a)对膀胱受压迫所引起的梦的层次性、条理性有过较为详尽的研究。[见第402页以下]
[204] [这句话在梅耐特的著作中未曾查找到。]
[205] [1914年增注]穆里·沃尔德[1902~1912]出版了两卷本著作,其中有一系列用实验引起梦的详细而精确的报告。[参见第38页以下]我劝大家读一读,这样可以增强信心。看出其中实验条件对梦内容并没有什么启示,而且这类实验一般对梦问题的理解也无所补益。[不过也要参照第181页注。]
[206] [1919年增注]参照兰道尔(Landauer,1918)论睡眠中的行为。人们可以注意到,人在睡眠中的动作明显地有着某种意义。一个人的睡眠并不能把他变成一个无知的人,相反,他的行动是符合逻辑、经过思考的。
[207] 参见格雷辛格尔(Griesinger)[1861,第106页,并参照第91页以下]的段落。另见我在《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弗洛伊德,1896b)中的论述。[实际上可以参看弗洛伊德第一篇论文《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的结尾一段。]
[208] [这段为1914年增补,这个梦在弗洛伊德1913年(注释①)中已有简要记录。在《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5讲中也有阐述。]
[209] [上述两句为1909年增写。]
[210] [我所知道的这个梦的两个来源与其描述并不一致。]
[211] [这段文字中的括号部分在第1版和第2版(1900和1909)中是没有的。括号中“意识的自我对这一愿望的全神贯注,加之梦的稽查作用构成了意识自我在梦中的部分”是1911年增写的。而“以及我将在后面讨论的‘润饰作用’”是1914年作为注释增加的,写到正文中去则是在1930年。]
[212] [这一论题将在第七章第三节中进一步讨论,特别参见第557页以下;另见第267页和第487页。]
[213] [参见第487页以下——这最后一句话为1914年增写。]
[214] [1914年增注]兰克在好几篇文章(1910,1912a,1912b)中都证明,因肌体受刺激(如尿急或射精)而被唤醒的梦,最适于说明睡眠愿望和肌体需要之间的争斗,以及后者对梦内容的影响。[参见第402页以下]
[215] [梦中受禁限的感觉在第335页以下有详细讨论。这个梦在弗洛伊德1897年5月31日给弗利斯的信中也有报告(弗洛伊德,1950a,信64)。]
[216] [1925年增注]如果我们不知道梦者的联想材料,我们就无从应用我们的释梦方法,这一论断需要补充:我们的解释活动在一例中与联想无关,即梦者在梦内容中使用了象征元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使用,严格地说,次要或辅助的方法了。(见第359页以下)[在1911年版中,而且仅在此版中,有这样的注释对这一点作了说明:“除了那些梦者使用我们都熟悉的象征来表达他的隐含的梦念。”(见下文)]
[217] [本段目前的形式追溯到1914年,正是在这一年的版本中(第4版)才在第六章中增加了象征意义的一节,这就使得对本节内容做了较大的变动,其中许多内容已移到新的一节中去了。[见英文编者导言xiii页)]
[218] [德国剧作家(1862~1938)。]
[219] [这个“润饰作用”过程是第六章第九节的主题。它用于这同一童话的讨论可参见1897年7月7日给弗利斯的信(弗洛伊德,1950a,信66)]
[220] 小孩在安徒生的那个童话中也扮演了一个角色,因为只有一个小孩突然高喊道:“他什么也没有穿。”
[221] [这个对幼儿性欲活动残余的反常行为的暗喻,是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中对性本能进行分析的先兆。]
[222] [1911年增注]费伦茨[1910]曾记录了一些妇女所做的有趣的裸体梦。
[223] [1909年增注]出于明显原因,梦见“全家人”的出现也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在弗洛伊德《掩蔽性记忆》(1899a)这篇论文的结尾处也曾提及。]
[224] 这是对同一梦的“过度解释”。由于spuken(haunting)是一种鬼魂的活动,“Spuken(spitting)on the stairs”可能会被不严格地译为“esprite d’ escalier”(楼梯的机智)。这后一个短语等于缺乏机智的应对技巧的意思——缺乏这一点事实上应归咎于我。我纳闷,难道我的保姆缺乏这一品质吗?正关于这位保姆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弗洛伊德1901b)第四章结尾处曾提到,[1899年10月3、4日和15日给弗利斯的信中也有详述。(弗洛伊德,1950a,信70和71)]
[225] [见第七章第八节关于梦中情感的讨论。]
[226] [1909年增注]参见我的《对一个5岁男孩的恐怖症的分析》(1909b)和《儿童性理论》(1908c)的论文。
[227] [1909年增注]3岁半的小汉斯在(在上一个注释中提到分析他的恐怖症)小妹出生后不久的一次发烧中喊道:“我不想要小妹妹!”[1909b,第一节];在他患病18个月后,他坦率地承认他有个愿望希望母亲把小妹妹在洗澡时淹死[同上书,第二部分(4月11日)]。同时,汉斯又是个很听话、很有情感的小孩。他很快就喜欢小妹妹,而且常常把她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
[228] [1914年增注]童年期在家庭经历的这种死亡体验会很快忘掉,但精神分析证明它们对后来神经症的产生具有很大影响。
[229] [1914年增注]自从这本书写出之后,关于儿童对父母以及弟妹的原初敌意,在精神分析文献中又有了许多记录和观察。瑞士作者和诗人斯波特勒曾有一段十分真诚而天真的描写,这是从他儿童时期的经验写出的[1914,第40页]:“不仅如此,又来了第二个阿道夫。这个小家伙据说就是我的小弟弟。尽管我看不出他到底有什么用,更不知道大人们又为什么对他就如同对我一样忙得不亦乐乎。有我一个就已经够了。为什么要再来一个小弟弟!他不仅没有用,而且简直就是个累赘。我一天不离开祖母,他也如此,我坐在童车里,他也来坐,就坐在对面,占了一半地方,我们禁不住彼此用脚互相踢了起来。”
[230] [1909年增注]小汉斯在3岁半时也会用同样的话批评他的小妹妹。他认为她不会说话是因为没长牙。[弗洛伊德,1909b,第一节。]
[231] [1909年增注]令我吃惊的是我听到,一个8岁的很聪明的孩子在他父亲死后说:“我知道我父亲死了,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回家来吃饭。”——[1909年增注]这一类材料在冯·胡格海尔姆斯这位女医生所编写的以《儿童心灵本性》为题的《心象》1912~1921期刊最初的七卷中能找到。
[232] [1919年增注]一位懂得精神分析的家长,不失时机地观察他们非常聪明的4岁的女儿,看她是否会区别“死去”和“走开”。她在吃饭时不听话而且注意到膳宿公寓的一个女仆在瞪着她。她说:“但愿约瑟芬死掉。”父亲温和地说:“为什么要死掉呢,让她走开不就行了吗?”女儿答道:“不,那她还会回来的。”儿童的自恋会把一切对他的干预都视为大逆不道,他们的情感要求对这一类罪行一律加以严惩。
[233] [关于成人对待死亡的态度在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1912~1913)第二篇文章中,以及他的《对目前战争与死亡的想法》(1915b)第二部分中都有所讨论,特别是在《图腾与禁忌》中更为详尽。]
[234] [1925年增注]这种情况常被一些自罚的冲动所掩蔽,它威胁着梦者,是来自对失去敬爱的父母的道德反应。
[235] [1909年增注]某些神话传说有这样的记述,但一些其他的传说只是克罗诺斯阉割了父亲乌兰纳斯。[这一段在弗洛伊德《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中有所论述。关于这一主题的神话意义,参见兰克(1909)。][1914年增注]又见兰克(1912c)第九章第二节。[文中这句话,当然,是弗洛伊德后来在《图腾与禁忌》(1912~1913)中所发展的思想的最初显示。]
[236] [弗洛伊德的这一观点后来又有所修改,见弗洛伊德,1925j和1931b。]
[237] [德语中这两个词形式很接近:“Luchs”和“Fuchs”。]
[238] [关于这个病人在第457页还会提到。]
[239] [见路易斯·康伯尔的英译本(1883)第108行以下。]
[240] [见路易斯·康伯尔的英译本第1524行以下。]
[241] [1914增注]在所有精神分析研究的发现中,没有什么比对于潜意识中保存有童年乱伦性冲动原理遭到更尖刻的否认、激烈的反对和有趣的歪曲了。最近甚至无视一切经验,认为乱伦只能看作是一种“象征性的”。——费伦茨(1912)根据叔本华一封信中一段文字给俄狄浦斯神话强加了一个不明智的“多重解释”。——[1919增注]后期的研究表明“俄狄浦斯情结”(即在上文里首次提到)为人类种族、宗教及道德的进化史带来意想不到的重大意义。(见《图腾与禁忌》(1912~1913,论文4)——[实际上,关于俄狄浦斯情结和俄狄浦斯剧以及后来的《哈姆雷特》所讨论的中心,弗洛伊德早在1897年10月15日给弗利斯的信中已提出(见1950a信71)。已包括这一情结的更早暗示在1897年5月31日的信中(同上,手稿N)。在弗洛伊德《爱情心理学》(1910h)第一篇已正式使用。]
[242] [见路易斯·康伯尔英译本第982行以下。]
[243] [这一段在第一版时(1900)以脚注形式出现,1914年后改为正文。]
[244] [1919年增注]上述对哈姆雷特的精神分析解释一直为厄内斯特·琼斯不断扩充并对这一主题文献中的不同观点进行批驳,(见琼斯,1910a),[及其完全的论述,1949](1930年增注)与此同时,我也不再相信莎士比亚著作就是那个来自斯特拉特福的那个人所作。[见弗洛伊德,1930e]——[1919年增注]对麦克白斯的进一步分析可见另一篇论文(弗洛伊德1916b)以及杰克尔斯(1917)——[这一注释的第一部分在1911年版中形式上与此有区别,但在1914年以后的版本中被删除:“上面一段关于哈姆雷特问题的观点一直得到多伦多的厄内斯特·琼斯博士的支持,他在广泛的研究中又提出了新的论据。他也指出了兰克(1909)所讨论的《哈姆雷特》中的材料和英雄诞生的神话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在1905或1906年写了一篇札记《戏剧中的变态人物》,但死后才发表,其中对哈姆雷特还有进一步的讨论。]
[245] [参见下文第270~271页注的结尾。另见第323页以下。]
[246] [此梦为弗利斯的儿子罗伯特所做。在弗洛伊德1899年8月8日和20日给弗利斯信中曾提到过。(弗洛伊德,1950a,信114和116)梦中出现很大、很多、一般带有夸张成分的内容,是儿童的另一特征,儿童总是热切地追求长大、变大、得到同成人一样多的东西,不知道“足够了”这样的字眼,对他喜欢的东西或爱吃的东西贪得无厌。在文明教育之后,他们才学会适度、满足和退让。众所周知,神经症患者都有这同样的夸大和不知适可而止。][儿童喜欢重复,这一点在弗洛伊德《论幽默故事》(1905c)的第七章、第六部分结尾处以及《超越快乐原则》(1920g)第五章开头处都有讨论。]
[247] [但事实是正确的,他是18世纪卢梭的追随者。]
[248] [1911年增注]当厄内斯特·琼斯给美国听众讲“梦中的自我主义”时,一位有学问的女士对他的非科学的概括提出反对意见,说,这本书的作者只能用此去推断奥地利人的梦,而对美国人的梦并不适用。就她而言,她说她所有的梦都带有利他性质。[1925年增注]为了取得这位爱国女士的谅解。我想补充几句,以免人们误解梦出于自我主义的这种说法。因为发生在前意识(preconscious)思想中的任何事都可以进入梦中(或表现为真实内容,或进入潜伏的梦念),所以对利他主义的冲动同样有同等机会。同样,对另外的人的感情或爱欲冲动,只要存在于潜意识(unconscious)中,都可能进入梦境。上述主张的真实性仅限于以下情况,在一个梦的若干潜意识刺激物当中,我们常在清醒中努力克服压制那些自我主义的冲动。
[249] [参见第二章(第118页以下)伊尔玛打针的梦。]
[250] [这个梦在第555页和第560页有进一步的讨论。]
[251] [这段的第一句话在初版中(1900)曾有,但后来几版中就漏掉了,到1925年才又恢复。这一段的其余部分以及下面的一段为1909年增加,并在1914年转到第六章第五节讨论。1930年版中,两处都有这段文字。]
[252] [1925年增注]分析研究向我们显示,除在有关肌体上获得快感以外,还有一种因素更增加这种儿童从杂技表演中得到的快乐,而且促进了癔症的发作,这一因素就是来自对人或动物性交的(常常是不自觉的)观察所留下的记忆意象。
[253] 一个从未患过神经症的年轻医学同行曾就这一点向我提供下面信息:我从个人的经验获知,在我童年荡秋千时,特别是荡到高点时,我的生殖器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尽管我不能说我很喜欢这种感觉,但我还必须把它归于一种快感。——许多病人告诉我,他们记忆中,童年时期生殖器官的挺立是发生在爬高的时候——精神分析可以证实第一次性冲动往往产生于童年玩耍、嬉笑打闹之时。[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1905d)第二讲,最末一节中对这一问题有较详细的讨论。]
[254] [在1900年版中,下段(第一个关于考试的梦)在这一段之前,而这一段是本章的结尾。因此在1925年之前这一段整个被删去。]
[255] [这一段与下面一段为1909年增加,而且仅在1909年和1911年版中“进一步解释”曾写做“真正的解释”。]
[256] [关于这一问题,在1909年版中增加了如下内容:“我上面所提到的同事(斯泰克尔医生)使我们注意到如下事实,我们用来表示升学考试的词Matriculation与Matura相似,又与maturity(成熟)相似,他声称他已注意到这一事实,Matura(高中毕业的考试)梦常常出现在准备性交的前一天,意即怕能力不足而失败。”在1911年一版中又增加了这样一句:“一个德国同行反对这种说法,他说德文中“毕业考试”一词是Abiturium,它并不具备双重意义。”这一段在1914年之后全部删去,1925年后代之以本章最后一段。斯泰克尔本人也讨论过这一题目。(1909,第464页和第471页)]
[257] [本段为1914年增写。]
[258] [这一段为1925年增写。]
[259] [在1909年和1911年的版本中,这一章还讨论过一些其他类型的典型梦,自1914年后,这种讨论移至第六章第五节,放在一些新介绍的梦的象征作用材料之后。见下文第384页。(另见英文编者导言xiii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