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神病学与神经病学月刊》杂志上发表的第二篇文章中（1899a），我对记忆活动本质做了不同寻常的解释。我从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开始讨论，这个事实便是：人们童年早期保留下来的记忆似乎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和不重要的东西。另一方面（通常如此，尽管不敢肯定都是如此），成年的记忆印象中没有任何线索能够说明这些早期的记忆哪些是重要的及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的。或许从此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因为众所周知，记忆对提供给它的印象具有选择性——童年时期的这种选择性的规则与智力成熟时期的选择性的规则是完全不同的。对此的仔细研究表明，这种假设是没有必要的，这些琐碎的记忆似乎存在一个移置（displacement）过程：这些内容是对另一些重要的记忆内容的替代，或是这些内容的再现。这些重要的记忆印象可以通过精神分析的方式来发现；但是有一种阻抗的存在促使它们不能直接地表现出来，这些不重要的记忆不仅对它保留的印象负责，而且还要对其内容和联想到的另一些被压抑起来的重要的东西的联系负责，因此我们将这种记忆称之为掩蔽性记忆（screen memory）。

在我提到的这篇文章中，我仅仅点到这种掩蔽性记忆，但对它和其内容之间的关系未做深入的探讨，文中我曾举一例对此予以较详细的说明，我特别强调了掩蔽性记忆和它掩蔽的内容在时间顺序上的特殊性。在那个例子中，掩蔽性记忆的内容是童年最早期的记忆，那些心理经验却被这种记忆内容所取代了；但它被保留在潜意识之中，然后又在人们后来的生活中表现出来，我将这种替代称之为倒摄性（retro-active）或退行性（retro-gressive）移置。另一种移置与此相反，其表现更为常见：现在形成的不重要的记忆印象是掩蔽性记忆，这种记忆与被压抑的不能直接表现出来的早期的经验相联系。这种掩蔽记忆叫前推性（pushedahead）或前行性移置（displaced forward），这里的关键是，被掩蔽的内容在时间上是靠前的。最后，还有第三种可能性，这种掩蔽记忆不仅通过其内容来掩蔽，而且也通过时间的持续性来掩蔽，这种掩蔽记忆叫同时性掩蔽记忆（contemporary screen memory）或接近性掩蔽记忆（contiguous screen memory）。

在我们的记忆中，这种掩蔽记忆到底占多大比例，它在我们的神经——思维过程起什么样的作用等等，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并没有予以讨论，在此也不想涉及。

我关心的只是专有名词的遗忘和掩蔽性记忆的构成之间的共同之处。

初看起来，这两种现象更多地表现出差异性而不是共同性，前者与专有名字相联系；后者与整个记忆印象相联系，与早期的现实经历和思想经历相联系。前者表现出明显的记忆功能的失败；

后者的这种记忆虽然看来陌生，但对我们却发生着影响。前者表现出暂时的混乱——这个在以前可以成千上万次地再现出来的名字被遗忘掉了，但第二天有可能又出现了；后者则是一种永恒的、固定的记忆，因为这种似乎微不足道的童年记忆有巨大的力量与我们伴随相当长的时间。因此这两种情况下问题的焦点很不相同，就前者而言，是一种遗忘，后者则是应唤起我们的科学好奇心的保持。仔细的研究表明，尽管在这些心理材料以及保持的时间上，两种情况存在很多差异，但我们讨论的远非如此。两种情况都与记忆的失误有关：记忆再现的东西并非是它应该正确再现的东西，相反出现了替代这一内容的东西。在名字遗忘的情况下，尽管出现了替代的形式，但是记忆确实在活动。另一方面在掩蔽记忆形成的过程，也存在着重要的记忆内容的遗忘现象。

在两种情况下都涉及干扰因素，理智、情感提供给我们这种干扰的信息，但是它在两种情况下采取的形式是截然不同的。对名字的遗忘而言，我们知道这个替代名字是错误的；但对于掩蔽性记忆而言，当我们拥有所有的材料后，我们又会感到非常吃惊。如果精神分析能够发现这两种替代过程的方式是一样的，即通过表面的联想的移置来实现，但它们在材料及持久性和焦点上存在差异，这又使我们期望从中发现更重要的东西及一般的确定性，发现具有一般价值的东西。我们认为这种一般性的规律是：当再现的机能失败，或误入歧途时，通过有目的性的因素——其目的是认同一种记忆而对抗另一种记忆——这种干扰便出现了，而且这种干扰往往是我们难以预料的。

对我而言，关于童年的记忆这一问题非常重要，也很感兴趣，我期望超脱我以前的观点对此进行一些观察研究。

我们的记忆可以扩展到童年的什么时期？对此问题的研究材料我还略知一二，如亨瑞·C和亨瑞·V（1897）的研究以及帕特温（1901）的研究等。他们的研究表明，在这一问题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相当大：有的童年记忆可以扩展到6个月时的生活经历，有的人关于6岁甚至8岁以前的记忆均是一片空白，那么这种童年记忆的差异与什么因素有关？其重要影响因素是什么？显然，通过问卷的方式来收集这方面的材料是不够的；除此之外，我们应对这一过程进行仔细的研究，这时必须有本人参加并向我们提供希望得到的信息。

就我来说，我将婴儿时期的遗忘这一事实——即关于早期生活经历的记忆缺失——简单化了，因此我并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奇怪的谜。我忘记了一个4岁的孩子具有的智力成就是多么的高，具有的情绪冲动是多么的复杂。我们应该感到惊讶的是，在后来的生活中，我们保留的这种童年的心理过程是如此的少，特别是在我们有很多理由认为这种童年遗忘的东西不会消失，而且会给我们的发展带来明显的影响时更应如此，甚至我们已经证明这些东西会影响我们的一生。尽管，他们忘记了这种独特的影响效果，这也暗示出：对特殊类型的材料的记忆（在意识状态下的再现）是有条件的，现在我们有待于认识这些条件。根据我们最近的发现，童年时期的遗忘可能是我们理解这些遗忘症的关键，而遗忘症又是构成所有神经症症状的基础。

对我们获得的那些童年记忆而言，有一些是我们可以理解的，而另一些则是奇怪和非理智的；

对这两种情况而言，我们纠正其中的某些错误并不困难。如果这种童年的记忆是通过分析发现的，那么其准确性就无法验证了。有些记忆形象显然是错误的、不完整的，或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是不一致的。如果通过对其的研究发现，一个人声称其第一次回忆起来的材料可以追溯到两岁，这一点也是很难令人相信的。而且，我们不久就会发现这种歪曲的、替代的记忆经验的动机所在，这种错误的记忆或回忆也并非由可训练的记忆所引起。后期生活中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在活动着，它控制着童年时期的记忆——或许也是同一种力量使我们对童年早期的记忆难以理解。

众所周知，成人的记忆需要利用很多心理材料。有的人以视觉材料为主进行记忆，他们的记忆具有视觉性的特点，而另一些人在他们的记忆中则很少有视觉的形象，据沙可（Charcot）的假设，这样的人是听觉性的，以区别于视觉性的人。但在梦中，这种区别是不存在的；我们梦中的材料绝大多数是视觉性的。但这种差异的形成则与童年记忆的情况不同甚至相反；童年的记忆是有形的视觉性记忆，即使那些后来失去视觉性记忆功能的人也是如此。视觉记忆是婴儿记忆所保留的类型，就我的情形而言，我最早的童年记忆内容是视觉性的；他们是固定的情景中的有形的东西，就像出现于舞台上的一幕幕场景。在这些童年情景中，无论被证明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里包括的永远是作为孩子的自己，是孩子的形体，穿孩子的衣服。这种情况一定会使我们惊异；

后来成人收集的这些视觉性记忆材料中，很难看到自己本人，这与孩子的情况正好相反，即在孩子的经验中，孩子的注意指向的是自己本身，而非外界的形象。基于上述的种种认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所谓的童年早期记忆中，我们拥有的并非是真正的记忆印象，而是后来对它的翻版，这种翻版或改装是由后来生活中的心理力量所决定的。这样，个体的这种童年记忆便是掩蔽记忆，这些童年记忆很类似于一个民族保留于传说和神话中的记忆。[31]

任何用精神分析的方式对人做过研究的人，在他们工作过程中，都会收集很多各种类型的掩蔽记忆；然而，正如我们上面讨论的，由于童年记忆和后来生活的这种联系的特点，对这些例子的报告是很困难的。为了说明童年记忆就是我们所谓的掩蔽记忆，有必要对一个人全部的个人历史进行考察；但我们也很少能够将这种单一的掩蔽记忆从整个背景中分割出来，以便供我们讨论，如下面的例子。

一个24岁的男人保留着5岁时的一个情景记忆：他正坐在花园的亭子下面的一个小椅子上，旁边是她的姑姑，她正在教他认识字母。他很难区分字母m和n，因此问她如何将这两个字母区分开，她的姑姑对他说，m比n整体上多了一笔——第三笔。对这种童年记忆的真实性没有必要去怀疑，它本身肯定已经具有了后天生活的意义，这也表明一个男孩的好奇心。当时他要了解m和n的区别，后来他便急于知道男孩和女孩的区别，而且想让他的姑姑告诉他这些区别。他也会发现男孩在整体上比女孩多了那一部分，当他懂得了这样的知识后，他便唤起了这段与童年的好奇相应的经历。

这里还有一例。从童年后期起，一个男人便强烈地抑制了他的性生活。现在，他已40多岁，在9个孩子中，他是老大。在他最小的弟弟和妹妹出生时，他15岁。他有这样的一个肯定而固执的印象：他从来没有注意到他母亲怀孕时的情景。当我对此表示怀疑时，他产生了这样的回忆：在他11岁或12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看到妈妈在镜子的前面很快地解下了裙子的带子，现在他好像感觉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妈妈刚刚从街上回来，好像做过很痛苦的体力活动。解下裙子是对分娩的掩蔽记忆，我们应该将这种“言语桥”（verbal bridge）用于同类例子的分析。

我再举一例，在此例中，这种童年的经验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但是通过分析我们便可以发现其意义之所在。在我43岁时，我开始将自己的兴趣指向我的童年记忆中所保留的东西，有一个记忆情景已经保留很长时间了（对我来说好像是久远的过去），经常出现于我的意识；对这种记忆，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我3岁后期的记忆。我看到自己站在一个衣橱前面大叫着要找什么东西，大我20岁的异母哥哥把这个门打开了，突然我的母亲——看起来很漂亮、很苗条——走进了房间，好像她是从街上回来的。我对这种有形的画面的文字描述就是这样的，但我不知道从中能得到些什么。无论我的哥哥是打开还是要关闭这个衣橱——我第一次对此进行解释的时候，我将它称之为双门衣橱——一为什么我要哭叫，母亲的到来与此有什么关系——我对这些一概不知。我给自己的解释是这样的：要讨论的问题是被我的哥哥取笑的记忆和妈妈将这个情景结束的记忆。我们对这种保留下来的童年记忆的误解并不少见：回忆出一种情景，但是很不清楚其中心何在，人们也不知道这个心理落脚点的成分是什么。经过努力的分析，我对此画面产生了一个全新的观点：我失去了母亲，因此认为她被关在衣橱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要求我的哥哥打开这个衣橱；当他按我的要求做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母亲没有在里面，因此我便开始哭，这时的记忆场景过得很快，接下来便是我妈妈的出现，这缓和了我的焦虑。但是，为什么这个孩子要在衣橱里寻找不在面前的妈妈？在我对此进行分析的时候，我做了一些梦，梦中模糊地涉及到一个保姆，我对这个保姆也存在一些记忆，如她经常让我将别人作为礼物送给我的硬币交给她，这个细节或许有一种对后来经历的掩蔽记忆的价值。这一次我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了能够较容易地对此做出解释，我便去向我的母亲请教这个保姆的一些事情，当时她年事已高。从她那里我得到很多细节，这个精明但不忠实的人在母亲分娩期间经常偷我们的东西，为此我的异母哥哥将她送上了法庭，这个信息对我解释自己童年的记忆带来新的希望，使我能够较好地予以解释。这个保姆的突然消失对我并不重要，为什么我将注意转到了我的哥哥，并问他母亲在哪儿，原因可能是我注意到，母亲的消失部分与他有关，他的回避、俏皮的方式——这是他的特点——告诉我，她被关了起来。那个时间，我以孩子的方式理解了这种回答；但是我不再问其他什么问题，因为我知道也不会得到什么。当我的母亲离开我不久，我就会认为我的这个可恶的哥哥用对待保姆的方式在对待我的母亲，因此我逼迫他将衣橱给我打开。现在理解了为什么在我的记忆情景中，我特别强调母亲的苗条：给我很深的印象是，她好像刚刚恢复，我的一个妹妹是在那时出生的，我比她大两岁半，当我3岁的时候，我和我的异母哥哥就不在一个地方生活了。[32]

第五章 口 误

我们使用本土语言讲话时不太容易出现遗忘现象，但却很容易出现另一种混乱，即众所周知的“口误”（slip of the tongue）。我们的观察发现，出现于正常人的口误似乎是病理状态下“语言错乱或失语症”（paraphasias）的初期表现。

这个课题使我对前人的研究价值有了特殊的认识。1895年梅林格尔（Meringer）和迈耶尔（Mayer）发表了一项关于《讲话和阅读过程的失误》的研究报告，其思想观点和我的大不相同，其中一个作者——文章的代言人——实际上是一位哲学家，是他对语言学方面的兴趣引导他企图发现控制这些失误的一般的规则，他希望能从这些规则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里存在“一种固定的心理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单词的发音，句子的发音以及整个单词都以很特殊的方式联系起来”。

他们将自己收集起来的有关口误的例子，以纯描述性的方式分成一定的类别，这些类别有：换位（transposition）（如用维纳斯的米罗［the Milo of Venus］代表米罗的维纳斯［the Venus of Milo］）；前移（anticipation）（如es war mir auf der Schwestauf der Brust so schwer[33]；后移（perseverations）（如ich fordere Sie auf，auf das Wohl unseres Chefs aufzustossen替换anzustossen[34]）；混合（contamination）（如 er setzt sich auf den Hinterkopf，将er setzt sich einen Kopfauf和er stellt sich auf die Hinterbeine[35]混合）；替代（substitution）（如ich gebe die Präparate in den Briefkasten替代Brütkasten[36]）。除了这些主要的类别外，还有其他一些无关紧要的类别（或我们看来不太重要）。根据上述的分类，并没有找到什么很有差异性的东西，也未能说明这些换位、前移、后移、混合等与单词的发音、音节、组成句子的所有的单词有什么联系。

为了解释他观察到的多种类型的口误，梅林格尔提出这样的假设：不同的语音有不同的心理价值。当我们要说出一个单词的第一个音节，或一个句子的第一个单词时，这个兴奋过程已经扩展到这个单词后面的音节或这个句子中其他的单词，这种神经活动是同时进行的，而且相互发生着影响。语音的激活——从心理的角度而言，其活动的强度较大——也就预示着后面的部分相应地也将被激活，这样就干扰了一些不太重要的神经过程，这里需要澄清的问题是：单词的什么发音有最大的价值。梅林格尔的观点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要知道单词的什么发音强度最大，我们就必须在这样的情况下对自己做仔细的观察一当我们寻找一个遗忘的单词如一个名字时。在想起这个单词之前，首先进入我们意识的东西（语音）就是强度最大的语音。”“这个具有很大强度的语音是这个基本音节的第一音，是这个单词的第一音，是重读元音。”

这里，我不得不对此予以反驳，名字的第一音是否是最有价值的因素呢？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在遗忘的单词中，最先进入我们的意识的是第一音，但是这一规则没有普遍实用性。在寻找一个遗忘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对自己进行观察，我们被迫经常表达出这样一种信念：它是以一个特殊的字母开头的，说我们有这种信念，这是没有证据的。我认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发出的第一音往往是错误的，在我们列举的例子“Signorelli”中，事实上，替代名字并没有被遗忘的名字的第一音和基本的音节，相反，一个不太重要的音节——elli——在替代名字Botticelli中首先出现了。

在分析替代名字时，遗忘的名字的第一音根本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如下面的例子：

一天，我发现怎么都想不起来一个小国的名字，虽然我知道其首都是蒙特卡洛（Monte Carlo），但出现于大脑的是这些替代名字：Piedmont，Albania，Montevideo，Colico，不久Albania被另一个词Montenegro取代了。后来我发现，除了最后一个词之外，所有的替代词都有一个“Mont”音节（发音为Mon）。这样，从艾伯特王子（Prince Albert）入手，比较容易地想出了这个国家的名字，摩纳哥（Monaco）。Colico好像很好地模仿了这个遗忘的名字的音节和发音。

如果让我们做出这样的假设：表现在名字遗忘的机制，同样也在我们的口误现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这会引导我们对这些情况做出更深刻的解释。表现在口误上的言语障碍可能首先是由这些因素引起的；另一个相同的语言成分的影响，前移语音的影响，包括在句子中的意义组成的影响，或自己要表达的语意环境的影响。这些也即梅林格尔和迈耶尔涉及的产生口误的原因；

但是，这种言语障碍还有第二类原因，类似于在Signorelli这个例子中出现的机制，即口误也可能是由于存在于这个单词、这个句子、这个语意环境之外的东西引起的，是因为存在一些人们不愿表达这些内容的动机，这些动机干扰这些部分的兴奋。上述的产生口误的这两种方式既有共同之点，也有差别之处，其共同之点是，口误和这种干扰过程是同时产生的，差别是关于干扰的来源，即源于这些词、句子、语意的内部还是外部。初看起来，这些差异并不像从口误表现出的症状推断出的那么明显，但很显然，只有第一种情况，通过对口误现象的分析能够说明单词、发音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的机制，但这是一个哲学家在研究口误时想要得出的结论。但是当这种干扰或影响来源于这些单词、句子等之外时——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很多例子——主要的问题就应该是了解这些干扰因素到底是什么，之后，我们便可以揭示这些言语组成的规律。

我们也不能说梅林格尔和迈耶尔忽略这种机制：言语的干扰是由于产生于这些单词、句子或语序之外的因素表现出的“复杂的心理作用”的结果，他们通过观察发现的理论——语音有不同的心理价值——严格来讲只能用来解释语音障碍（Sound disturbance）（如单词的替代和混合等），他们并非不想在言语本身之外寻找口误产生的原因——他们也通过很多很好的例子来说明这一过程，下面我将摘录几段：

“鲁（Ru）谈到这种情况，他要发单词‘Schweinereien’（令人作呕的）的音，他企图谨慎地将这个意思表达出来；但是这句话却是这样的：‘But then facts came to Vorschwein’。[37]

迈耶尔和我出现后，他仍坚持说自己在思考‘Schweinereien’，想用这个词；这个词通过另外一个词‘Vorschwein’无意地表现了出来，它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这两个单词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正如在混合以及替代——表现更为明显——情况下一样，“浮动”（floating）或“摇摆”（wandering）的言语表象起着重要的作用，即使它们存在于通往意思的入口之后，但它们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它们会很容易地被与这个情结相似的东西激活，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用词失误，或出现阻断现象。“浮动”或“摇摆”的言语表象通常在言语过程开始之后蔓延开来。

“当另外一个熟悉的单词半隐于意识之后，同时也没有做出决定是否将它讲出来，这样与情结相似的东西或副本就会引起言语的失误或异常，如替代往往是由此原因引起的。我希望我的规则经得起任何检验，为此，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如果讲话者是其他什么人），即我们应该获得存在于讲话者思想中的所有明确的观点。下面的例子很有意义，李是一个中学校长，他在我们的面前说：‘Die Frau Würde mir Furcht einlagen。’[38]我吃了一惊。因为我很难理解这个L的出现，我故意让他注意到他的这个失误，说应该是‘einjagen’，而不是‘einlagen’；但他马上回答：‘是的，原因是这样的，我想我不应该in der Lage（在一个层次或位置上）。”

“再举一例。我问斯奇德（Schid），他的那匹病马现在怎样，他回答说：‘Ja，das draut…

dauert vielleicht noch einen Monat’[39]我不理解这个词‘draut’，因为里面有一个r，在‘dauert’里的r没有这样的效果，这样我将他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个地方，然而他解释道，他是这样想的：‘das ist eine traurige Geschichte’（一个伤感的故事），在他的头脑中有两个答案，而他将这两个答案混合在一起了。”

很明显，对“摇摆”的言语表象——存在意识之外，无法被讲出来——的认识，对讲话者头脑中所有的信息的获得，是对这一现象进行仔细分析的主要方法或程序。我们同时也在寻找这些无意识的材料，沿着这个途径不停地寻找。此外，为了揭示隐藏于这些干扰因素之后的意念，我们不得不走这条漫长之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自由联想去寻找。

我还想对另一个有趣的过程做一下说明，梅林格尔的例子也证明了这一点。作者他自己坚持：

要讲出的单词和不想讲出的单词存在相似之处，这时，后者会通过转换、混合以及拼写错误等设法使人的意识感觉到：

jagen，dauert，Vorschein

lagen，traurig，schwein

我在《释梦》一书中已经指出这一方面的重要性，即在内隐的梦的基础上组合外显的梦时，有一个凝缩（condensation）工作，当任何两个潜意识材料——两种东西或两种言语表达——相似的时候，它便会创造第三个东西——将两个材料混合起来的东西——来取代这两个材料。

在梦的内容里，第三个因素或成分是这两个部分的代表，由于这个原因，梦经常会表现出矛盾的特点。在口误中表现出的替代和混合等也是这种凝缩工作的开始，与梦的组成极为相似。

在一篇通俗文章中，梅林格尔（1900）指出，这种情况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个单词被另一个单词所取代，或一个单词被另一个意思相反的单词所替代。“你可能还记得，”作者写道，“在开幕前几分钟，澳洲众议院主席所说的一句话，他说：‘先生们，应出席的人都到了，因此我宣布会议闭幕，’大家的笑声使他注意到了自己的失误，并立即做了纠正。我们对这个特殊的情形的解释是这样的：这个主席很希望自己处于会议闭幕的状态，或希望这个会议闭幕，因为这次会议对他不利。正如平时所见到的，这个伴随的思想闯了进来，至少闯入了一部分，结果是‘闭幕’替代了‘开幕’——与自己很想表达的意思相反的词。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意思相反的词经常发生相互替换的现象，它们已经在我们的言语意识中形成了联系，相互之间非常接近，这样就促使了这种失误的产生。”

我们也不能说，在所有的情况下，这种替代都是反义词的替代，如上述例子所示，主席表现出的这种口误是由于他头脑中产生的反对这个词出现的思想诱发的。我们在分析“aliquis”［第8页］的例子时，也发现了同样的机制；但是这种内在的矛盾表现在单词的遗忘上，而不是由一个反义词去替代它。但为了缓和这种差异，我们应注意到，“aliquis”不可能有一个像“开幕”、“闭幕”这样的反义词，而且“开幕”这个词不会被忘掉，因为人们对这个单词是非常的熟悉。

如果这些由梅林格尔和迈耶尔列举的例子表明：言语障碍一方面是由于前移语音以及同一个句子中我们要说出的其他单词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在这个要表达的句子之外的其他单词的影响——而这一点却不太容易揭示。我们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这两类口误是否可以很严格地区分开来，如何将与此有关的例子也区分开呢？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应记住冯特（Wundt）的观点，他在讨论言语的形成和发展时对口误现象的发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冯特看来，所有的心理现象中都表现出的一个基本的特质是特定的心理影响力。“首先，这种影响力作为积极的因素决定着‘声音联想’（sound-association）和‘单词联想’（word-association）的形成——这种联想由讲话的声音唤起，自由地流动。而且也作为消极的因素放松目前意志的控制，放松其注意力——形成注意是意志的功能。因此，这种联想不论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语音前移，语音重复，或一个语音插入其他的语音中间，或说出一个由这个音联想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词——所有这些都是表现在联想的方向和联想的范围方面的差异，但在本质上他们没有什么差别。在有的情况下，人们似乎不知道将某种言语障碍归于哪一类，或人们不清楚按照导致这些症状的原因的规则去追踪这些动机是否合理。”（冯特，1900，第380～381页）我认为冯特的看法是很正确的，而且很有启发性。或许应比冯特更强调这一点：对于口误的形成而言，积极的因素（促使联想流［stream of associations］的产生）和消极的因素（放松这种注意力或抑制力）共同发生作用，或者说这两种因素成为同一过程的不同的表现方式。随着这种注意力或抑制力的放松，更明确地说，由于这种放松的作用，这种自由的联想之流便付诸行动。

在我自己收集的口误例子中，我几乎找不到一个例子能将言语障碍单纯地归于冯特所谓的“声音的联系”（contac offect of sounds），我几乎毫无例外地发现，言语障碍的原因还在于那些存在于要表达的东西之外的某些东西，干扰的因素或者是存在于潜意识的一个单一的思想——这种思想通过口误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这种思想只有通过追寻分析的方式才能够进入意识；或者这个干扰因素是反对这种表达的一种一般的心理动机。

1.当她啃了一口苹果时，我的女儿对我做了一个鬼脸，这时我想引一首诗给她：

Der Affe gar possierlich ist，Zumal wenn er vom Apfel frisst.[40]

但是我在诗的开头却用了“Der Apfe……”（一个并不存在的词）这个词，这好像将“Affe”（猴子）和“Apfel”（苹果）两个词混合起来了（一种妥协构成），或者可以说是已经准备好的单词“Apfel”的前移。然而，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在此之前，我已经将这首诗读了一遍；但并没有出现口误；而我第二次读它时却出现了口误。我之所以要重复，是因为听我讲话的另一个人使她转移了注意，她并没有听清我在说什么。我想，对诗的重复以及对要说出的句子缺乏耐心是出现这个口误的原因，这种口误以凝缩的方式表现出来。

2.我的女儿说：“我在给Frau Schresinger……写信”，这个女士的名字叫“Schlesinger”，之所以出现这种口误，可能是因为，这样发音更容易些，在L后面再有一个r时，L的音很难发。

然而，我要补充一点，我女儿的口误出现于我的“Apfel-Affe”口误的几分钟之后，像名字的遗忘一样，口误也有相当程度的感染性——在后面的例子中，梅林格尔和梅尔也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对这种心理感染性，我暂不做解释。

3.当治疗一开始，一个女性患者就对我说：“我像一把小刀一样合上了（I shut up like a Tassenmeseher），我是说一把小刀（Taschenmesser）”，这里也存在发音上的困难，这可能是这种发音替换的原因；但当我让她注意到这个失误时，她马上回答说：“是的，这是因为今天你说了‘Ernscht’这个词”，我接待她时确实说过这样的话：“今天，我们应该坦诚相见”（Today we shall really be in earnest‘Ernst’）（因为这是假日前的最后一次治疗），将“Ernst”扩展到“Ernscht[41]）。在治疗过程中，她不断地出现口误，我最后发现，她不仅仅是在模仿我的失误，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在她的潜意识中，她很留恋作为名词的单词“Ernst”[42]。

4.还有一次，同一个患者对我说：“我感冒得很厉害，我不能durch die Ase natmen，我是说Nase atmen”[43]，她马上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失误。“每天我都要在海森尔大街乘电车，今天早上，在我等某人通过的时候，一件事使我吃惊，如果我是个法国人，我应该说‘Asenauer’，因为，如果一个单词以h开头的话，这个h音是不发的。”接着她谈了很多她熟悉的法国人的往事，用这种婉转的方式触及到了这种记忆。在她还是一个14岁的小姑娘时，她在法国文学家皮卡尔（Picarde）戏剧中在其中担任一个角色的戏，戏的名字是Kurmärker und Picarde（《库尔马可与皮卡德》），她扮演的皮卡德在舞台上说出了断续的德语。在她的法国客人的公寓里，这种记忆被唤起了，这种语音的替换是由于潜意识中对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内容的思考造成的。

5.在另外一个女性患者身上，口误表现出了同样的机制。这个患者无法回忆起来很多童年的记忆内容，她的记忆不能告诉她，自己身体的哪一部分被一个色狼的手抓住了。之后她突然回忆起来她的一个朋友，她们一起讨论过夏天的住所问题，当她问起M的小屋在哪里时，她回答：“在Berglende（山腰）”，而不是Berglehne（山侧）。

6.在治疗就要结束时，我问我的一个女患者她叔叔怎么样了，她回答道：“我不知道，这些天我仅仅在flagranti（现场）见到他。”第二天见到我时她说：“给了你这样一个愚蠢的答案，我感到很窘迫，你一定认为我是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经常在话里夹杂一些外语单词，我的意思是说en passant（顺道）。我仍然不知道她错误地使用这个外语单词的原因，在同一个治疗过程，我们又继续了前一天的话题，她回忆起来一些材料，这些材料在这种失误（in flagrenti）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前一天的口误是她的这种记忆的前移，而当时她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记忆内容。

7.就某一个问题，我对一个女性患者进行了分析。我告诉她说，在我们涉及到你的家庭时，我猜想你对你的家庭感到羞愧，好像涉及到你父亲的有关内容我们还尚不清楚。她什么也想不起来，而且坚持说，这是不可能的。然后，我们的谈话又继续了，这时她谈到了她的家庭，“这样说他们是不过分的；他们都拥有Geiz（贪婪）——我是说‘Geist’（聪明才智）”，这可能是她的记忆实际要表达的，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当一个观念要压制另一个观念的出现时，这个观念便被迫以口误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可以和梅林格尔的“zum Vorschwein gekommen”例子做一下比较，唯一的区别是，在梅林格尔的例子中，讲话者要压制存在于意识中的某些东西。

相反，我们的患者并不知道自己要压制的内容是什么。换言之，她不知道自己想压制什么东西，也不清楚这些东西是什么。

8.下面的口误例子也与人们存心的压制有关。有一次，我在达拉米兹遇到两个女士，她们都穿着旅行服，我陪她们走了一段路，我们讨论的是用这种方式度假的苦和乐。一个女士说，像这样过一天太痛苦了，“如果一个人天天在太阳底下走来走去，汗水湿透了内衣和外衣，这一点也不愉快，”她说。在这个句子中，她不得不克服一个在某处的小小的停顿，然后接着说：“但是，如果能够得到‘nach Hose’，情况就不同了……”，我想，已没有必要询问发生口误的原因了，这个女士的意念已经转向了去展示她的服装：外衣，内衣，Hose（内裤）；她的思想阻止她提到第三种衣服（内裤），但是在下面的句子里，这个单词却以另外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因为这个被抑制的单词的出现不符合她的意志，这样它便通过对另一个相似的单词“nach Hause”（房子）的扭曲表现出来。

9.一位女士对我说：“如果你要买地毯的话，你一定要到玛修大街（Matthäusgasse）的Kaufmann（一个专有名词，指商店）店去买，我想我可以为你推荐一个。”“在玛修大街……”，我重复了一下，“我是说Kaufmann的商店。”我重复这个名字好像是因为我的精神被分散了，我的思想确实被这个女人的话分散了，因为她将我的注意转到了比地毯更重要的东西上了。事实上，我妻子住的房子就在玛修街上。那时，她还是我的未婚妻，房子的人口在另一条街上，我现在发现，我忘掉了这个街道的名字，仅仅能通过间接的方式使我意识到这一点，这个萦绕于我脑际的名字玛修是我忘掉的那个街道的名字的替代名字，因为这个名字比Kaufmann更合适，玛修更像一个人的名字，这条街也是以一个人名命名的，这个名字就是：Radetzky。

10.下面的例子实际上应该是后面的章节中应讨论的“误差”（第十章），但是，我这里使用它，是因为这种语音联系——一个单词取代另一个单词的基础——非常明显。一个女性患者告诉我一个梦：一个孩子决定用一条毒蛇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她下定了决心，她看见这个蛇盘绕在一个地方，等等。她发现这个梦与她前一天的经历有关，她马上回忆起来，前一天晚上，她听了一个报告，内容是毒蛇咬伤以后如何进行第一次保护。如果一个成人和一个孩子同时遭到蛇咬，这时应首先处理孩子受伤的地方。她也回忆起来，讲课的人还描述了处理的方法。这时我打断了她，问道：他一定说了这样的话，现在这类毒蛇已经很少了，他一定也告诉你哪一种蛇最危险？

“是的，他特别提出了‘Klapperschlange’（响尾蛇）”，我的笑声使她注意到她说错了，她并没有纠正这个名字，而是收回了她说的话：“是的，当然，这些蛇在这里见不到了，他谈到了蝮蛇，我怎么会说到响尾蛇呢？”我想这可能是隐藏于她的梦之后的思想的干扰引起的。用毒蛇自杀的方式只能是暗示漂亮的埃及女王Cleopatra（德语为：Kleopatra），这两个单词在发音上有极大的相似性，有相同的发音字母的顺序也是一样的，即“Klpr”，都有一个重音“a”。

这两个名字——“Klapperschange”和“Kleopatra”——之间的这种联系，导致了她的判断暂时受到限制。因此，对这一点她并无异议：这个讲课的人向维也纳人讲了一堂如何对待响尾蛇咬伤的课。通过这种方式，她和我都明确了这一点，有很多蛇类我们国家都没有。我们不会去指责她用响尾蛇指埃及人，因为，通常我们也会将任何非欧洲人的东西与之联系起来，而且我也将响尾蛇指新世界。

对此继续分析，我们得到了更多的信息。在此前的那天，她第一次观看了斯塞尔创建的马克·安托尼（Mark Antony）纪念馆[44]，这个纪念馆在她家的附近。这可能是这个梦产生的第二个原因（第一个是关于毒蛇的讲座）。后来的梦是这样的，她摇着怀里的孩子，这个情景使她想到了Gretchen[45]，然后她又想到了Arria und Messalina[46]。从此我们看出，这些剧名也在她的梦的思想里表现出来，我们由此也可以推断，这个做梦的人，在童年时期很想成为一个职业演员。

梦的开头——一个孩子要通过被蛇咬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其含义实际上是这样的：当她是孩子的时候，她就下定决心，某一天自己要成为一个著名的演员。最后，从这个名字“Messalina”开始，她的思路岔开了，转到了梦的根本内容。最近的一些情况对她可能也有影响，她的唯一的哥哥要有一个不太符合社会习俗的婚姻，即和一个非印欧语族人的门户不当的婚姻。

11.我下面提供的这个例子并非多余（或许是因为其动机不太明确），因为其机制是明确的。

一个在意大利旅行的德国人需要一条绳来固定他的损坏的箱子，因此他查了字典，发现绳子的意大利文是“coreggia”，他认为，这个词比较好记，因为这使他想到了一个画家“Correggio”，之后，他来到了商店，但他却要买“una ribera”。

在他的记忆中，他用意大利文对德文的取代显然是不成功的。他知道，他只要记住一个画家的名字就可以了，但保存在记忆里的却不是这个画家的名字——他的名字的发音和意大利的绳子的发音相似——而是另一个和这个德文单词发音相似的画家的名字，我认为这个例子作为名字的遗忘之例也较合适。

在我为写本书的第一版而收集口误方面的例子时，我对有关的几乎所有能够收集到的例子都进行了分析，即使有些例子并不太典型。从此以后，很多人对收集口误方面的例子很感兴趣，这样我便可以从众多的例子中进行精选。

12.一个年轻人对他的妹妹说：“我现在和D彻底吵翻了，我们已经不再谈了。”她回答：

“这很好，他们家的人都是Lippschaft。”她的意思是指Sippschaft（暴徒）；但在这个口误中，她浓缩了两层意思：一是她的哥哥曾经向这家女儿求爱；二是据说最近这个女儿的恋爱（Liebschaft）不太正常。

13.在大街上，一个年轻人向一个女士说了这么一句话：“女士，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很愿意‘begleit-digen’你。”他的思想很明确：他很乐意和她做伴（begleiten，做伴的意思），但害怕他的这种举动会‘beleidigen’（伤害）她。这两个矛盾的情绪表现在一个单词里面，表现在这个口误上。事实上，这也表明，这个年轻人的动机并非完美，对他而言，似乎有点冒犯这个女士。但是在他企图向她掩盖这一点时，他的潜意识通过这种方式和他做了个游戏，以此表达出他的真实思想。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方式他也预感到了她的反驳：“好啊，你要对我怎么样？

你怎么竟敢侮辱我！”（由兰克报告）

下面的两个例子是从斯泰克尔的文章中引用的，文章的题目为《潜意识的闯入》，载于《柏林日报》杂志，1904年第四期。

14“下面的例子揭示了我的潜意识思想中的不愉快的部分。我以一个医生的身份说，我从不考虑自己的报酬，考虑的仅是患者的利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康复中心，我曾告诉一个刚患过重病的患者应注意些什么问题，我们一起度过了那些艰难的昼夜，高兴的是，我发现她的病情好转了。为了使她很愉快地留在阿巴利亚，我给她画了一幅画，并告诉她：“我希望你不久不会下床……”（实际上是说，我希望你不久就会下床），这很明显地表现出了我潜意识中存在的自我动机，也就是说，我要再治疗这个很随和的患者一段时间——这是一个存在于自己的意识之外的愿望，对此我是无法否认的。”

15.另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我的妻子今天下午预约了一个法语家庭教师，在授课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后，要求她留下这些证书，而这个法国女人却请求自己携带这些证书。她的理由是：Jecherche encore pour les après-midis，pardon，pour les avant-midis（今天下午我还要找工作——我的意思是说上午）。她的意思很明显，她还要到周围看一下，或许能找到更好的——一个她准备付诸行动的动机。”

16.同样来源于斯泰克尔的文章：“我不得不为一个家庭主妇做一个颇为棘手的讲座，她的丈夫——我是在他的邀请下做此讲座的一站在门外听。在我的说教结束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说了这么一句话：‘再见，先生。’对任何一个精明的人而言，我事实上是说，我的这些话是说给这个丈夫听的，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他。”

17.一次，斯泰克尔自己也报告了这么一件事。他当时在治疗两个来自利雅得的患者，但他在他们面前经常说错话，他对Askoli说：“早上好，Herr Peloni。”而对Peloni却说：“早上好，Herr Askoli。”最初他倾向于将这种失误归于这两个绅士在很多地方有相似之处，但后来他发现，这种将名字混淆的方式和他的自我吹嘘的动机有关，通过这种方式，他要让每一个意大利人都知道，他是唯一的来自利雅得的来访者，他到这里是为了听取自己的医学方面的建议。

18.斯泰克尔报告说，在一次有激烈争论的会上，他说：“对讨论的问题，我要streiten（争吵）（替代schreiten，［提出］）四点。”

19.一位教授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讲：“我不geneigt（愿意）（替代geeignet［有资格］）去说明我尊敬的前任的功绩。”

20.斯泰克尔对一个患有突眼性甲状腺肿大疾病的女士说：“你大约比你的妹妹高一‘Kropf’（甲状腺肿）（替代‘Kopt’［头］）。”

21.斯泰克尔报告：“某人想说明两个朋友之间的联系，并显示出这个事实：他们中间有一个是犹太人。他说：‘他们像卡斯特（Castor）和波洛克（Pollak）[47]一样生活在一起。’这当然不是在说笑话，因为在我们提醒他后，他才发现了这个失误。”

22.偶然的口误会代替详细的描述。一个正在房间洗裤子的女士告诉我，她的有病的丈夫去问医生，为了他的健康，在饮食上应注意些什么，这个医生说，特殊的饮食是不重要的。她补充说：“他可以吃喝我需要的任何东西。”

23.一位绅士向一位刚刚死了丈夫的女士说了一些悼念的话，他要补充这样的意思：“你可以通过将自己的精力用在（devoting，德文为widmen）孩子身上而得到一些安慰。”但他却用了“widwen”（这个词是一个并不存在的词）这个词，实际上他在此想表达的思想是：年轻漂亮的寡妇（Witwe）不久就会享受到新的性快乐。

24.在一次晚会上，还是这位绅士和同一位女士谈话，话题是对复活节的准备。他问：“你看过今天在维赫姆商店的展销（德文为Auslage）吗？这个地方完全被decollated（斩首）了。”

他不敢表达这种愿望：他很喜欢这个漂亮女士的这个半裸的胸脯（décolltage），因为单词Auslage在他的潜意识中有两层含义。

25“一个女士给我谈了她的一个一般性的熟人。她说她第一次看见他时，他和以往一样衣着华贵，尤其是他的那双漂亮的棕色Halbschuhe（短靴）。当我问她在什么地方见到他时，她回答说：‘他在我的房子的外面按响了门铃，我是通过放下来百叶窗看到他的，但我没有开门，假装家里没人，因为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已经回到了镇上。’当我听她说话的时候，我发现她在向我隐瞒什么，事实可能是这样的：她不为他开门的原因是表明她并不孤独，而且她的衣着也不适合接待来访者。我略带讥讽地问她：‘你很羡慕他的Hausschuhe（拖鞋）——Halbschuhe（短靴），我的意思是说通过落下的百叶窗看到鞋？由Hausschuhe，我想到了她的Hauskleid（拖鞋），对此我压抑着不说出来。另一方面我也企图消除单词‘Halb（半），原因是这样的：这个单词中包含着被压抑的答案的核心，这个答案就是，‘你仅仅对我讲了实情的一半，你隐藏了另一事实，即你穿着半裸的衣服。’这个口误可能也与这个情况有关，在此之前，我们谈论了这个很特别的绅士的婚姻生活和他的häuslich（家庭）幸福，这无疑促使了我的这种替代（对Haus）的产生。最后，我必须承认，我的妒嫉使这个衣着考究的绅士‘穿上了拖鞋’。最近，我自己也买了一双棕色的短靴，但看起来并非那么漂亮。”

现在这样的战争时代使人们表现出了很多口误，对这些失误我们也是不难理解的。

26“你的儿子在什么部队？”有人问一个女士，她回答：“第24杀手”（德文Märder替代Märser，Mortars）。

27.海曼在前线写道（1917）：“在我读一本很吸引我的书时，有人让我暂时做侦听电话操作员，当炮兵部队发来消息说，要检测一下线路时，我回答：‘测试结果正常，Ruhe（安静）。’

常规的反应应该是这样的：‘测试结果正常，Schluss（完毕）。’我的这种失误很好解释，因为在我读书的时候讨厌别人的打扰。”

28.一位中士让他的战友给家里人留下确切的地址，这样“Gespeckstücke”就不会寄错地方了。[48]

29.下面这个例子非常好，就不幸背景对人有很大的影响的观点而言，这个例子尤其重要。

我应感谢佳斯尔（Czeszer）博士，战争时期，他生活在瑞士中部，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观察，并对此做了详细的分析，下面我就精选其中的一部分：

“我现在将我对口误的分析送给你，这是O大学的教授N的口误。在暑假结束前他开了一个情绪心理学方面的讲座，我还是从这个讲座说起。讲座的地点是在奥拉的那所大学，对象是被拘押的法国战犯以及一些学生，他们中有很多是法籍瑞士人，他们的同情心偏向协约国（Entente）。

在O镇，就像在法国一样，‘boche，（德国兵）是一个普通的名字，专门用来指德国人。但在公开的场所，诸如讲座之类的，高级公务员、教授以及负责一定工作的人，出于中立的考虑，都会尽量避免使用这个不吉利的词。”

“N教授在讲话时讲到了情绪的实践意义，他的意图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人们有意识地使用情绪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肌肉活动——人们对这种肌肉活动本身并不感兴趣——它被愉快的情绪激活。为说明这个问题他讲了一个故事——当然，他讲的是法语——这是从地方报纸上引用的一个例子，这份报纸是从一个德国人那里弄到的——说的是一个德国中学校长，他让他的学生到公园参加劳动，目的是鼓励他们以较大的热情去工作，校长让学生想象，用地上他们打碎的每一块泥土，他们可以打烂法国人的脑袋。在他的故事中，每当有‘德国人’这个词出现的时候，N教授会很清晰地说‘allemand’，而不是‘boche’；但当他的故事讲到这个校长对学生说的话时，他却是这样的说的：Imaginez—vous qu’en chaque moche vous écrasez le crane d’un Francais，用moche替代motte（法语是clod［块］）！”

“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这个谨慎的学者对自己控制得很好，从故事一开始，他就避免使自己使用这些习惯了的词语，避免政府使用的词汇出现在奥拉大学的讲台上。最后，他很成功地说出了‘intituteur allemand’（德国中学校长）这个词，这时，一个内在的东西表现在了他的结论里，这个表现似乎没有什么危险性。他曾努力压抑着这个单词，但由于和单词‘motte’的发音相似冒了出来，这样就不存在什么危险性。由于害怕自己不小心说出这个有政治色彩的字眼，他对这个平时习惯用的单词进行了限制。人人都知道这个单词，而且一个共和党人和一个民主主义者因为不能在一个地方自由地发表言论而表现出的愤恨等，所有这些干扰了他的意图——做一个谨慎的演讲。这种干扰对讲话者而言是明确的，不难判断，这种思想在他讲话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N教授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失误，至少他没有去纠正它，口误的出现非常自然。另一方面，这个失误被大多数法国人接受了，他们得到了真正的满足，其效果是很明显的，尽管这是一个文字方面的游戏。我自己也对这个似乎很微不足道的口误感到兴奋，虽然我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没有用精神分析的观点向教授提出什么问题。不过，我把这个材料作为验证你的理论的例子，即失误有内在的决定因素，在口误和玩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30.下面的口误例子是由一个奥地利官员里特南特（Lieutenant）报告的，其原因也与悲愤的战争时代有关。

“我作为一个战争罪犯在意大利关押了几个月，我们有两百人被关押在一个小房子里。当时，我们中的一个人死于流感，这件事给人的印象很深，因为当时缺少医疗服务，因此这种流行病很可能会很快蔓延开来。我们将这个死者放在了外面的一个小房间里。那天晚上，我和我的一个朋友在房子的周围散步，我们两个都想去看一下死者，走进小房子时我们对看到的那一幕使我们极为震惊（当时我在前面）。万万没有想到，棺材距门口很近，我几乎就要接触到死者的脸了。放在活动的东西上的蜡烛发出的光线投射在死者的脸上，使这张脸完全变了形。之后我们又去绕着这所房子散步，但看到的那个情景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我们来到另一个地方，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笼罩在月光之下的公园，以及月光下明亮的草地，草地的上面还浮着一层薄雾，这好像是招呼死者的地方，我似乎看到了拿着绳索的小鬼儿在附近的松树下面翩翩起舞。”

“第二天下午，我们埋葬了死者，走在路上——被关押的地方到邻近小村的哀悼死者的地点——我们既感到悲痛，又感到屈辱，因为这个被愚弄的人群是由这些尚未成熟的青年组成。这些粗鲁、喧闹的村民利用这种机会将自己的情绪宣泄出来，这种情绪是好奇和愤恨的混合。我感到，即使在这样一种不设防的情况下，我们也无法逃避这种侮辱，对这种粗鲁表现的厌恶到晚上仍一直袭击着我。同一时间，和前天一样，我和我的那个朋友又沿着我们的房子散步，我和前一天发生的一样，当我们路过这个曾存放着尸体的那个小房子门口时，记忆中的那个情景又非常清晰而强烈地出现在我的脑海，在我们看到那个明亮的公园的那个地方，同样的月光在笼罩着。我停下来，对我的同伴说：‘我们在这个坟墓（Grab）上坐一下——草（Gras）和下沉（sinken）的小夜曲’（意思是坐在草地上唱一个小夜曲），直到我出现了第二次失误后，我才注意到了自己的口误，我马上纠正了第一个错误，完全没有意识到它所包含的意义。现在，我要对此进行分析，把这两个口误连起来就是这样的：‘在坟墓——下沉。’这种画面又在我的脑海闪现：跳舞的小鬼儿，和笼罩在他们身上的月光；躺在棺材里的那个同伴，当时的那种活动的印象；埋葬他时的场面，以及我当时出现的那种厌恶的情绪；关于那种传染病的谈论场面，表现在这些官员脸上的恐惧等。后来，我记得这是我父亲去世的日子，我的记忆本来很差，能够记住这个日子确实使我感到吃惊。”

“接着的反应使我注意到两个晚上的情况的相似性：一天的同一时间，月光普照，同一地点，同一个同伴。我记起我们谈论那种传染病扩散的可能性时我表现出的烦躁的情绪；我想了我的那种发自内心的要求——不能让这种恐惧吓倒。我逐渐意识到我的这句话的词序的重要性：‘我们——在坟墓——下沉[49]，我认识到，仅仅将‘坟墓’纠正为‘草地’——我已经谨慎地这样做了——仍导致了我的第二个失误（用‘下沉’［sink］替代‘唱’［sing］），目的是使自己的这种压抑的情结充分地表现出来。

“我再补充一点，当时我正受着噩梦的困扰，经常梦见我的一个亲戚，在她生病的时候，我经常去看她，也知道她已经死了。就在我被关押之前，我已经得到消息，毒性很大的流感正从她所在的那个地方蔓延开来，我向她表达了我对此的恐惧情绪。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和她接触过。几个月后，我得到消息，她已经成为这次流感的牺牲品。两星期后，这里也有了流感！”

31.下面的口误例子与一个医生的痛苦冲突有关。一个男人得了一种可能是致命的疾病，由于对他的确切的诊断尚未确定下来，因此他来到维也纳等待结果。他恳求他的一个朋友——他年轻时认识的，现在成了一个著名的内科医生——对他进行治疗，对此，他的朋友虽然不太情愿，但最后还是同意了。一般而言，这样的病人应待在护理室，因此这个医生建议这个地方应成为他的一个‘哈里’（Hera）疗养所。这个患者反驳道：“当然，这仅仅是特殊患者应待的地方（像一个产房）。”“噢，不，”这个医生匆忙回答：“在这个疗养所，他们可以umbringen（结束）——我是说，unterbringen（接收）各种患者。”他对自己的这个口误进行了辩解，“当然，你不要认为我对你有什么敌意。”一刻钟后，这个医生和一个照看病人的护士一起出去了，他说：“我还没有发现什么，对此我仍不相信，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建议用大剂量的吗啡和安眠药，让他平静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很明显，他的医生朋友坚持：只要证明他得的是这种不治之症，他（医生）要通过药物来减少他的痛苦，实际上这个医生要结束他的这个朋友的生命。

32.这个例子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我不想把它删去。据我的记忆，我已经把它保留了大约20年。“在一个聚会上，一个女士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从这些词语可以看出，这些词语的出现是出于一系列的神秘的冲动或动机：‘是的，如果一个女人要取悦男人的话，她就必须漂亮。男人就好多了，只要他five straight limbs（五肢健全）（德文为fünf gerade），他再不需要其他什么了。’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与此密切联系的导致口误的机制，即浓缩和混合，我们有理由将这两个意思相同的句子融合起来：

只要他有four straight limbs（健全的四肢）

只要他有five wits about him（健全的五官）

‘强健’（straight）是两个句子共有的意思，这样这两个句子的格式便是：

只要他有straight limbsto treat all five（s）as even numbers。[50]

（将所有的5都做整数对待）”

“事实上，没有任何东西可能阻止我们做出这样的设想：句子的这两种格式——一个是关于他的五官，一个是关于‘整数的5’——在导致她说出第一个数字上，分别有不同的作用，神秘的五对简单的4的替代，引入句子用来说明健康的肢体。但是，如果这种融合以口误的形式表现出来，它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仅仅表示一种不愿接受的具有讽刺性质的事实，而这个表达来自一个女士——这种融合也不会发生。最后，我们也不要忽略这个事实，这个女士从字面上表现出的那种表达，也可以看作一个玩笑，和看作有趣的口误一样。这里的一个简单的问题是，她以这种方式表达是有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如果讲话者本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意图，那么这就纯属口误而非玩笑。”

在兰克（Rank，1913）报告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玩笑和口误的接近程度到底有多大。

这个女士对她表现出的这种失误作为玩笑看待的，她因此大笑了起来。

33“一个刚刚结婚的男人，其妻子很注重保持她作为一个女孩的外表，因此不愿和他做频繁的房事。他给我讲了他和自己妻子之间的一件事，他和妻子都感到很有趣。那个晚上，他再次违背了妻子固执的规定，到了早上，他在他们两个的房间里刮胡子，他的妻子仍躺在床上，为了安全起见，他和平时一样使用了妻子放在床头柜上的粉扑。很关心自己肤色的妻子几次告诫他不要用她的东西，这次看到后生气地吼道：‘你怎么还这样，powdering me（mich）with your（deiner）fuff（你怎么用你的粉抹我）！’她丈夫的笑声使她注意到了自己的失误’（她的意思是说：‘You are powdering yourself ［dīth］again with my ［meiner］puff［你怎么又用我的粉抹你的脸］），她自己也因此大笑了起来。每一个维也纳人都知道，‘抹粉’是指‘做房事’，粉显然代表男性生殖器。”

34.下面的例子是由斯塔福提供的，也可以将此视为一个玩笑：

“弗洛患有心因性疾病，人们经常劝说她去看心理医生X博士，但总是遭到她的拒绝，她说这样的治疗没有任何价值，因为这个医生将任何问题都和性联系起来。这一天终于来了，当她准备接受医生的建议时，她问道：‘Nun gun，wann ordinärt also dieser DrX？’”[51]

35.实际上，从玩笑和口误的联系来看，口误是一种缩略。

中学毕业时，一个女孩根据当时人们的普遍看法，她选择了医学。但几个学期的学习后，她又转而学习化学。几年以后，在她回忆这种变化时，她用下面的话表达了当时的思想：“总体上，我的这种改变并非荒唐，当我不得不拔出尸体上的手指甲时，我完全失去了对‘化学’的兴趣。”

36.在此，我插入另外一个口误的例子，这个例子不难解释。“在解剖学课上，一位教授要讲鼻腔，这是众所周知的关于肠病学（enterology）上的难点。当他问学生是否听懂了他讲的内容时，学生说听懂了。最后，这个以自己有独到的见解而出名的教授说：‘我几乎不能相信，虽然维也纳有几百万的居民，但理解鼻腔的人只能用“一指”（on one finger）来数，我是说屈指可数。’”

37.还有一次，这个教授还说：“如果是女性生殖器，尽管有很多Versuchungen（诱惑），但请原谅，Versuche（实验）……”

38.我应感谢维也纳罗波斯科·A博士，他使我注意到了由一个法国老作家录下的两个口误例子，现在我不做翻译地将这两个例子摘录如下：

Brantäme（1527～1614），Vies des Dames galantes，Discours second：‘Si ay-je cogneu unetrès-belle et honneste dame de par le monde，qui，devisant avec un honneste gentilhomme de la cour des affaires de la guerre durant ces civiles，elle luy dit：“J’ay ouy dire que le roy a faict rompre tous les c de ce pays là”Elle vouloit dire les pontsPensex que，venant de coucher d’avec son mary，ou songeant a son amant，elle avoit encor ce nom frais en la bouche；et le gentilhomme s’en eschauffa en amours d’elle pour ce mot‘Une autre dame que j’ai eogneue，entretenant une autre grand’dame plus qu’ elle，et luy louant et exaltant ses beautez，elle luy dit après：“Non，madame，ce que je vous en dis，ce n’est point pour vous adultérer”；voulant dire adulater，comme elle le rhabilla ainsi：pensez qu’elle songeoit à adultérer’。[52]

39.当然，现代有很多口误例子都涉及到性问题。弗洛描述了她第一节英语课时的情景：

“这很好玩，老师是一个漂亮年轻的英国男子，他上的第一节课是让我理解“durch die Bluse”（通过上衣）——我是说“durch die Blume”（通过精华，也就是“间接”），他很愿意单独给我讲课。”（来自斯塔福）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我企图消除那种神经症症状。这也是我一直努力的目标。从患者说出的原因，以及对其的自由联想来看，压抑着的思想内容一直没有向我展示出来，但又通过很多方式来说明它的存在。口误在这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一点可以从一些例子中看出。如，一个患者讲到他的阿姨，他却叫了“妈妈”，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失误。另一个则把她的丈夫称做“哥哥”，用这种方式，他们让我注意到这个事实：他们把这个人当做另外一个人，一个在他们的生活中有很重要的意义的人，他同时也表现了与此相应的情绪。我们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一个20岁的年轻人在咨询时间对我做了如下的介绍：“我是你治疗的某某的爸爸，请原谅，我是说我是他的弟弟，他比我大4岁。”我从他表现出的这个口误推断，他通过这个口误来表达这样的意思，像他的哥哥一样，由于他爸爸的影响，他也是一个患者，他想得到治疗，而实际上最需要得到治疗的是他的爸爸。有时候，单词的排列听起来很不合常规，其表现也似乎是被迫的，这也足以说明患者被压抑的思想已经前移到患者的语言表达上，虽然人们关于这种前移目的还有分歧。

从粗略的言语混乱和精巧的言语混乱中（主要由口误组成），我们发现，并非“声音接触的效果”，而是存在于这些言语表现之外的内在思想的影响决定着这些失误的产生，或只有这样才能对这些失误做出合理的解释。我不想对声音相互影响的理论或规则提出质疑，但是就这些规则本身而言，很难对正确的言语表达有足够的影响和干扰效果。从我们精心研究的和探索的例子来看，这些规则并不代表其发生机制，而这种机制通过遥远的心理动机则更易于解释，尽管这些心理动机与声音规则的联系不大。很多有替代表现的口误例子中，我们完全没有发现声音的规则，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冯特的观点，冯特和我都认为：控制口误的是情结，是远在这些声音接触之外的东西。

虽然我接受了这种“遥远的心理影响”（remoter psychical influences）（冯特用语）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没有什么障碍可以阻止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匆忙讲话的情况下，注意在很大程度上指向的是它所表达的内容本身，控制口误的条件很容易限制于梅林格尔和梅尔的规则[53]。

作者对收集的很多例子的分析都是有道理的。如我们上面举过的一个例子［第53～54页］：“Es war mir auf der SchwestBrust so schwer”在这一句子中，“schwe”的发音是否把这个人有同样价值的发音“bru”通过本身的“前移”逼迫到后面呢？当然，我们也不能否定这样的观点：由于某种特殊的联系，组成“Schwe”

的发音本身以这种方式突出出来。这种联系只能是这样的：“Schwester”（妹妹）——“Bruder”（弟弟），也许还可以这样解释：“Brust der Schwester”（妹妹的乳房），是这种联想使人们与另外一组思想联系起来。正是这种隐藏于这些现象之后的无形的东西供给了“schwe”这个词出现的能量，这样就产生了讲话时的失误。

通过对其他的一些口误的分析，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假设：这种真正的干扰因素，在发音和意思上和这个隐藏的单词有很多相似之处。人为歪曲和重组这个单词或表达——这个单词或表达与人们的粗俗的欲望相联系——其根本目的是：利用这种机会来暗示这种被压抑的思想或欲望的存在。另一方面，对单词的这种操作是如此的频繁，以致很难找到突出的东西，即使它并非意指人们的欲望。归于这一类的很多，如Eischeissweibchen（替代，Eiweissscheibchen）[54]，Apopos Fritz（替代，à propo）[55]，Lokuskapitäl（替代，Lotuskapitäl）[56]，等等。或许，圣玛丽·玛度兰的[57] Albüsterbachse[58]（替代，Alabüsterbüchse）以及“Ich fordere Sie auf，auf das Wohl unseres Chefs aufzustossen”［见第54页］等只能是一种潜意识的文字游戏，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人们存心要表达的东西。如果我是那个受到人们敬重的首长，在庆典仪式上，讲话的人表现出了口误，我会考虑使用罗马人的智慧，让这些士兵庆祝胜利的时候用唱讽刺歌曲的形式表达出他们对这个所尊敬的人内心存在的谴责。——梅林格尔也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和一个人讲话，由于这个人是这里最年长的一个，因此他用了一些礼貌用语，这主要出于对他的敬重，使用了这样的称呼：“Senexl”[59]或“altes（老）Senexl”，“Prost（保重身体），Senex altesl！”他对自己的这种失误感到震惊（梅林格尔和迈耶尔，1895，第50页）。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对他的这种情绪就不难解释了，“Mtesl”与这个侮辱性的表达“alter Esel”（老蠢驴）有密切的联系。他可能由于对长辈的不敬行为而受到过强烈的惩罚（是童年时期使用过的词语的再现，这源于对他的父亲的尊敬）。

我希望读者不要忽视这些解释——对这些解释是无须证明的——及我用精神分析的方式对我收集的例子的解释在价值上的差异。如果我仍然坚持我的看法：即使明显很单纯的口误也追踪到这种存在于表达的内容之外的半压抑状态的思想，那么我就企图用同样的方式去观察梅林格尔的发现——这些发现本身也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位作者说，一种使人感到奇怪的事实是，没有一个人会承认自己出现了口误；而且，对一些敏感和诚实的人而言，如果我们告诉他出现了失误，他还会表现出不满的情绪。但是我不会像梅林格尔一样说得那么绝对，即“没有一个人会……”对在口误发生后的情绪进行具体的分析，就不难发现，其本质上是一种羞耻情绪。这会使我们联想到在我们无法回忆起来一个名字时出现的烦恼情绪［第6页］。使我们感到奇怪的是，我们会坚持回忆这种似乎是微不足道的记忆内容［第30～31页］。这表明，某种动机在这种干扰的出现上起着重要作用。

当对一个名字的歪曲有存心侮辱人的性质，那么，用潜意识口误的方式表现的情况则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迈耶尔报告说，有一个人在说“Freud”（弗洛伊德）时，却说成了“Freuder”，因为不久前他提到了“Bleuler”[60]（梅林格尔和迈耶尔，1895，第38页），还有一次他把这种方法说成是“Freuer-Breudian”治疗方法，他或许是一位学者，但他肯定不会热衷于我们的方法。在下面关于笔误一章里，我会报告有关名字的歪曲方面的例子，当然我们不会用其他的方式对此进行解释［第76页］。[61]

在这些情况下表现出干扰因素是人们的一种指责态度，而且，由于它与讲话者的意图不一致，这种指责不得不搁弃一边。

另一方面，用一个名字替代另一个名字，错误地说出了另一个人的名字，以及通过口误的方式对一个名字的认同等，都表明人们存在一种情感，而且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又不能完全地将这种情感表现出来。费伦茨描述了他在上中学时的这方面的经历：“当我在吉纳西姆（中学）第一班时，我有生第一次要在公众面前（在全班的前面）朗诵一首诗歌，我做了充分的准备，但很害怕一开始就被爆发出的笑声打断，老师也告诉我安排我这么做的原因。我给这首诗歌取名‘Aus der Ferne’（来自远方），但我并没有说出原作者的名字，而用了自己的名字。

作者的名字是亚历山大·皮特，更换名字的原因之一是我们的姓是一样的，但其真正的原因无疑是这样的：在潜意识中，我已经将自己和这个英雄诗人等同起来，尽管在意识中，我对这个诗人的爱和尊敬已经接近于崇拜，在这个失误的背后隐藏着可怜的抱负情结（ambition-complex）。”

一个年轻的医生报告的口误例子也表明，这种认同也通过更换名字的方式表现出来。他非常谦虚和恭敬地向这位著名的法球（著名的病理学家）介绍自己说：“我是法球博士。”这位教授非常惊异，问道：“哈！你的名字也是法球？”我不知道这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如何为自己的失误进行辩护的——是否是由于他对这位教授的讨好，使他发现在这个伟大的人物面前自己显得是如此的渺小，因此他自己通过口误使自己表现出来；或是否他有勇气接受这一点：他希望有一天，自己也会和法球一样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因此在和教授谈话时，希望他不要以这种傲慢的态度对待自己；或者是二者共同起作用，使这个年轻人在做自我介绍时出现了失误。

从这种极端个人特质的动机出发，我对另一个例子做公开的分析，当然我也不知道同样的解释是否适合这种情况。在1907年的阿姆斯特丹国际会议上[62]，我的癔症理论引发了人们激烈的争论，在针对我的一次激烈争论中，我的一位精力旺盛的对手，不断地出现口误，他使他自己站在我的立场上，以我的名义讲话，他说：“大家都知道，布洛伊勒和我证明……”，他的意思实际上是说：“布洛伊勒和弗洛伊德……”而我对手的名字和我的名字没有一点相似之处。这个例子以及其他的一些例子——在这些情况下都表现出名字交换的口误——都使我们注意到，这些口误并非由于发音上的相似引起，而唯一的解释是，个人资料中的隐含的因素在发生作用。

在其他的一些很重要的例子中，我们会发现，人们对自己说出的内容的自责倾向也会促使人们产生口误，甚至去替代与表达的思想相反的内容。在观察过程中，你会惊奇地发现，文字表达本身往往抵消了它本身的含义，而口误则暴露出人们的这种虚伪。[63]口误模拟了这种内在过程的具体表现——通常的情况是这样的，有些内容人们不希望说出来，这时口误便成为人们自我表现的一种方式。如下面的情况就是如此，一个男人对所谓的正规的性交方式不以为然，并因此和一个女子展开了争论，而据说这个女子是一个喜欢卖弄风情的人。他说：“如果她要和我同房，她不久就会放弃她的‘koёttieren’（一个不存在的词）。”毫无疑问，他要说的是另一个词，即koitieren（性交），实际上这种替代的真正意图是表达出这个词kokettieren（卖弄风骚）。

再举一例：“我们的叔叔由于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月很少去看望他而表现出不满的情绪，我们让他搬进了一个新的房子，同时我们对他做了一次长时间的探望，他显得非常高兴，要分别的时候，他充满情感地说：‘从现在起，我希望比过去更少地见到你们。’”

当某种言语材料碰巧是有帮助的，这通常会导致口误的发生。据此来将这种材料显示出来，或以此来产生一种玩笑的讽刺效果。下面的这个由瑞勒报告的例子便属于这种情况。

“你自己会‘aufgepatzt’这个时新的帽子吗？（替代‘aufgeputzt’［装饰］）一个女士以羡慕的口吻对另一个女士说。她无须将她的真实想法进一步表达出来，因为她有指责对方的动机，这一点悄悄地使人们感觉到了：帽子的装饰（Hutauf-putz）是一件‘Patzerei’（笨拙的作品），这种指责从她的这个不友好的口误中明显地看出来，这种解释是令人信服的。”

下面例子中包含的指责虽然非常轻微，但很明确。

“一个女士被一个熟人邀请小坐，她对与这个人的喋喋不休和令人讨厌的谈话很不耐烦。最后，她终于得以脱身，她的熟人去送她，这时她还是用一些新的话题和她不停地说，到了走廊要分手的地方，她又一次被迫停下站着去听她长篇大论，最后她用这样的问题打断了她的女主人的谈话：‘在前面的走廊你在家吗？’直到看到对方惊奇的表情，她才留意到了自己的失误。她讨厌站在这个地方听这个女主人讲话，这使她在走廊上停留了很长时间，她想通过这样的问题打断对方：‘早上你在家吗？’这种口误表明了她对这种强迫性停留的不耐烦情绪。”

由格拉夫博士目击的这个例子表明，人们应对自己高度警惕。

“在‘康扣底亚’的一次一般性聚会上，社会杂志的一个年轻记者——他急需要一笔钱——发表一个攻击性很强的讲话，他激动地谈到了‘Vorschussmitglieder’（借款给他人的人）（替代‘Vorstandsmitglieder’［官员］或‘Ausschussmitglieder’［委员会成员］），后者有权力批准贷款，这个年轻人事实上正在申请贷款。”

通过对“Vorschwein”［第37页］这个例子的分析表明，在我们做出努力压抑一些侮辱性的言词出现时，口误很易于发生，以这种方式表达出自己的这种情感。

一个摄影师下决心要求他的愚笨雇主停止使用动物学方面的术语。一次他对自己学生——他企图将盛满东西的大盘子空出，在这么做的过程，不小心泼到地上一些——说：“你看，小伙子，首先‘schäpsen Sie[64]，一些。”此后不久，他又批评了一个女佣，因为由于她的粗心大意，她打碎了一打很值钱的盘子，他说：“难道你是如此的‘hornverbrannt…’？”[65]

下面的口误例子可以使人们看到，口误是如何导致突出的自我暴露的。其中的一些细节做了调整，全文参看布里尔（Brill）发表在Zentralblatt für Psychoanalyse第2卷上的文章。

“一天晚上，我和弗兰克博士外出散步，我们讨论了一些精神分析协会事务方面的问题，这时我们遇到了我的一个多年未见到的同事R博士，对他的私人情况我一概不知。再次碰到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在我的邀请下，我们到了一个咖啡馆，在这里我们兴高采烈地谈论了两个小时。

他似乎对我的情况很了解，因为在我们做了一般性的寒暄后，他问到了我的小孩的情况，并告诉我，他不时地从彼此的老朋友那里听到我的情况。他说，自从在一些医学杂志上看到我的研究后，他对我的工作很感兴趣。我问他是否结婚，他否定了，并且说：‘为什么像我这样的男人要结婚？’”

“离开咖啡馆后，他突然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很想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怎么去做：我认识一个护士，在一个离婚案中，她以有通奸罪而闻名。这个妻子起诉了他的丈夫，并指控与她犯有通奸罪，‘他’获准离婚，我打断了他，‘你的意思是她获准离婚吧？’他马上对此予以纠正，‘是的，当然，她获准离婚。’接着，他说这件事对这个护士的情绪打击很大，因此，她便到酒馆去喝酒，变得有点神经质，等等，他要我提供对待她的建议。”

“当我纠正了他的错误后，我要他对此予以解释，但我得到了一个使人感到吃惊的答案：难道任何人都没有出现口误的权利吗？这很偶然，在此背后没有任何东西，等等。我回答，任何言语失误都有原因，而且，他事先也没有告诉我他没有结婚，因此我企图这样设想，他就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因为，从这个口误中可以看出，想获得离婚的是他，而非他的妻子，这样他就可以不支付婚姻赡养费（根据我们的婚姻法），他就可以在纽约州再次结婚。他大吼着企图否定我的推断，但他的情绪表现太过分了，他明显很激动，继而又大笑起来。在我的一再要求下，让他出于对科学的考虑，把真相说出来，他说：‘除非你希望我说谎，你必须相信，我从来没有结过婚，因此你的精神分析式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他还说了这样的话，注意这些很细小的东西的人是很危险的，这时，他突然想起来，他还有一个约会，便匆忙离开。”

“弗林克（Frink）和我都坚信我对这个口误的解释的正确性，我准备对此做进一步的验证。

几天后，我邀请了我的一位邻居，也是R博士的老朋友，他的话肯定了我的解释，这桩离婚案发生在几星期以前，这个护士被控有通奸罪，现在R博士很信服弗洛伊德对这种机制解释的正确性。”

下面这个由兰克报告的例子中，自我暴露的表现也很明显。

“一个缺乏爱国情感的父亲，企图教育他的孩子们摆脱那些不必要的情绪的纠缠，他斥责他们的孩子参加了爱国游行。他的孩子却说，他们的叔叔也在游行的队伍。他回答：

‘你们怎么能学他呢？他是个白痴。当他发现孩子们对自己的回答表现出惊异的表情时，他才注意到自己出现了口误，马上抱歉地说：‘当然，我是说他是一个爱国者。’”

这个口误也可以解释为一种自我暴露，此例是由斯塔克报告的，而且他自己增加了一些中肯的解释，尽管对口误的解释并非他的任务。

“一个女牙医答应为她的妹妹检查一下她的牙齿，看是否在两个臼齿之间有什么Kontakt（附着物）（或者说，看一下这两个臼齿的表面是否接触很好，有没有什么食物残渣留在里面）。

她的妹妹抱怨她的检查用的时间太长，开玩笑地说：‘她好像在治疗一个同事，而她的妹妹不得不等着。’这个牙医终于给她做完了检查，并发现在其中的一个臼齿上有一个小洞，她说：‘我想还不算太坏——尽管你没有Kontant（现钞）——我说的是附着物。’‘你看，’她的妹妹笑道，‘为什么你让我比你的付费患者等的时间长，你的贪婪是唯一的原因。”

“当然，我不应该把我自己的联想强加于她，或据此得出什么结论；但是，当我听到这个口误后，这种想法突然闯入了我的脑子：这两个快乐、聪明的年轻女子还没有结婚，她们和年轻的小伙子的接触很少，因此我自问，如果她们有足够的现钞，是否她们会和年轻的小伙子有更多的接触呢！”（参见斯塔克，1916）下面的这个由瑞克（1915）报告的口误例子，也表现出人们自我暴露的倾向：

“一个女孩处了一个男友，但她对他不太满意。为了使这两个年轻人有机会在一起，他们父母双方特意安排了一个由他们两人都参加的晚会。年轻的女孩对这个求婚者表现出了足够的自控和戒备，并设法不让对方看出自己的厌恶情绪，而这个求婚者则对她表现得很亲近。但是，当她的母亲问她是否较喜欢这个年轻人时，她礼貌地回答：‘很喜欢，他非常liebenswidrig！’”[66]

同样，下面的口误也是一种自我暴露，兰克（Rank，1913）将此称之为“机智的口误”。

“一个已婚妇女，她很喜欢打听一些趣闻轶事，据说她非常喜欢打听那些婚外风流韵事，即使别人要求送给他们什么礼物作为回报，她也并不感到讨厌。一个很想和她发生关系的年轻人，通过自己的设计，为她讲了这么一个老故事。有两个生意上的伙伴，其中一个对他的合作伙伴的老婆很感兴趣，很想和她发生关系。最后，这个有点保守的夫人也同意了他的要求，但作为交换，必须付给她一千金币作为礼物（相当于400美元）。当她的丈夫要去旅行的时候，他的合作者向他借了一千金币，并答应第二天将这笔钱还给他的妻子。当然，他将这笔钱还给了他的妻子，但他说这是给她的满足自己需要的礼物。但是，她想，当她的丈夫回来向他要这笔钱时，就会发现这件事，从而会伤害到他。当这个年轻人讲到这里，即这个引诱者说‘明天我会把钱还给你的妻子’时，这个听者用非常明显的话打断他：‘让我想一下，你不是已经付给（repaid）我了吗——抱歉——我是说你已经告诉（told）我了吗？’她已经不能再给什么更明确的暗示了，这难以用实际的言语表达出来，即她已经接受了这个年轻人的要求。”

另外一个关于自我暴露的生动例子——这并没有导致什么严重的后果——是由塔斯克（Tausk，1917）报告的，其名字为“父辈的信仰”。A先生说，“我的未婚妻是个基督徒，她不愿意接受犹太教，因此我自己就被迫将自己的信仰从犹太教转化为基督教，这样我们才能够结婚。若我不改变我的宗教信仰，这并没有什么内在的阻力；但我发现，其背后的目的在起作用，表面上看来我不再坚持犹太教了，因为犹太教也并非一种宗教信仰。然而，我一直坚持，我仍是一个犹太人，而且我熟悉的人中，很少有人知道我受洗了。我的两个儿子的婚姻也是如此，他们都给予了基督教的洗礼。当孩子们都长大后，我才将我们的犹太背景告诉他们，主要是为了保护他们在学校免受反闪族（anti-semitic）思想的影响，也不使孩子因为一些不必要的原因来反对他们的父亲。几年以前，我的孩子还在读小学，我和孩子们到D地的避暑胜地度假，我们和一个做老师的一家人在一起。一天，我们和这个本来很友好的一家人在一起品茶，房子的主人并不知道他的客人的犹太血统，他用很尖刻的语言指责犹太人，本来我准备坚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说明我就是犹太人，以便以后向自己的孩子举例说明‘一个人应有坚定的信念’。但我害怕自己坦白的表露自己后的不愉快变化，除此之外，我们有可能被警告离开这个避暑的地方，这不仅伤害到我本人，也伤害了孩子。因为，孩子们的假期是很有限的，这个主人会不会因为我们是犹太人变得对我们不友好。如果再听我们继续谈下去，我怕孩子们会坦诚老实地将这一重要的事实不小心说出来，因此，我便设法让他们离开这里到公园去玩，我说：‘到公园去吧，Juden（犹太人），’然后很快地纠正，Jungen（年轻人），用这种方式，‘我的坚定的信念’从这个失误中表现了出来。其他人并没有从我的口误中发现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这很不重要，但我从此吸取了一次教训，如果自己是一个孩子，或有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的孩子，不妨承认这种‘父辈的信念’。”

下面的例子是一个法官在判案的过程中记录的一个口误，其作用是为了表明一个人是无罪的。

一个士兵被控犯有私闯民宅罪，他说明了下面的事实：“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从部队退役，Diebsstellung[67]，因此，现在我仍然是部队的人。

如果口误作为向医生提供信息的方式，在精神分析过程中，这种口误有较悦人的效果。因为，患者好像认为，如果他能够就此和医生展开讨论，他就会受到欢迎。曾经有一次，我不得不对一个患者的梦进行解释，在他的梦中出现了‘Jauner’这个名字；做梦者也知道某人叫这个名字，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名字会出现在自己的梦中。我冒险地这样暗示他，仅仅是因为这个名字听起来像“Gauner”（骗子）这个词，他匆忙和我激烈地争论起来。这时，他出现的第二个口误证明了我的设想，因为他又一次将同样的字母搞混了。他的答案是：“对我来说，这太jewagt了（替代gewagt，意思是‘牵强’）。”[68]当我让他注意到了这个失误后，他接受了我的解释。

如果双方正在激烈地争论，其中一方出现了口误，其意义和要表达的意思相反，这会使他处于不利地位，其他对手也往往从中获利。

人们会给予这些口误或其他失误同样的解释，即我在书中提出的这种解释，即使他们并不认可我提出的理论，即使他们能够容忍这种失误。在特定时刻，由这些口误唤起的幽默和讽刺，显然和我们平时的解释——这仅仅是一种言语方面的失误，没有什么心理学方面的意义——是不相同的。德国的皇宫大臣、布龙（Bülow）太子也是人，也出现口误。在下面的一段话里，他企图保住自己的地位，当谈到要保卫他的君主（1907年11月）这样的字眼时，他表现出了一个口误，这和他要表达的意思正好相反。他的话是这样说的：“就目前而言，是威赫姆大帝的新纪元，我再次重复我几年前说过的话，说君主周围有一帮可信任的顾问，这是不公正的，不合理的……（大叫‘不负责任的’）……不可信任的顾问，抱歉把话讲错了。”（大笑）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否定词较多，布龙说出的话不太明显，而且由于对讲话者的同情以及出于对他所处的困境的考虑，人们并没有深究他的失误。几年后，也是在同一个地方，另一个讲话者则就不那么幸运。他企图表明自己对君主的毫无保留的支持，但在表达这个意思的时候却出现了口误，而这说明在他忠诚的胸怀中还保留着另外的情绪，他的话是这样说的：“党员们（德国国家党）：我要讲的问题是，我们的立场有赖于议会的议事通则，据这些通则，议会有权力向君主发表讲话。我们的信条是：德国人民团结的思想和愿望是决心在这件事上形成一种联合声明，如果我们完全充分地考虑到君主的感情，这样我们应该spinelessly（无骨气）（德文为rückgratlos）地这么做。”（笑声持续了几分钟）“先生们，我说的不是rückgratlos，而是rückhaltos（无保留地）”（大笑），“在这个困难时刻，即使君主也会接受人民的这种声明——这个无保留的声明——这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1908年11月12日的《社会民主报》不会放弃注意这个具有重要的心理学意义的口误的机会：

“在任何国会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一个成员像这个反闪族的党员一样，通过言不由衷的自责，来表明自己以及其他大多数人对君主的态度。在第二天的争论中，在表现如此严肃的情绪时，他却失误地接受了这一点：他和他的朋友希望对君主无骨气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四周的笑声淹没了这个不幸的人随后的言词，他想有必要对此表示歉意，说自己的真实意图是‘无保留地’。”

我再举一例，这个口误具有神奇的预言性。1923年早期，在世界金融界发生了很大的震动，一个年轻的银行家X——或许是W地区的最新的暴发户，他是当时最富的人，也是最年轻的——在经过短期的抗争后，获得了银行的绝大多数拥有权。之后便是一次著名的会议的召开。在这次大会上，这个银行的老董事长，老一代的金融家，却没有被选上，年轻的X成为这家银行的主席。

在发表告别演说时，这个经营董事Y先生向老主席对银行做出的贡献表示敬意——这个老主席没有被选上。听众们发现，这个讲话者一再地表现出痛苦的口误，他不断地谈到这个任期已满的（dahinscheidend）老主席，而不是杰出的（ausscheidend）老主席，结果是，这个没有被选上的老主席，在这次大会的几天后去世了，不过他已经八十多岁了（来自斯塔福）。

另外一个精彩的口误例子，其目的更多的不是讲话者的自我暴露，而是为剧场的听众埋下伏笔。这个例子来自席勒的话剧《华伦斯坦》（比科洛米尼，第一场，第五景），这也表明这个剧作家了解这种口误技巧，熟悉口误的机制和意义。剧情是这样的：马克斯·比科洛米尼热情地支持公爵（华伦斯坦）的理想，并富有激情地描述了和平的美好，这是在他送华伦斯坦的女儿回营时才明白这一点的。在他就要离开舞台时，他的父亲（奥克塔维奥）和奎斯登贝格——皇宫的密使——惊恐地闯了进来，接下来是这样的：

奎斯登贝格：天哪！怎么能容忍这样呢？

朋友们呀！我们就这样让他走吗？

如此地愚弄——让他走掉？

不马上把他叫回来，不要让他睁眼看这里。

奥克塔维奥：（从深思中恢复过来）

他现在打开了我的眼睛，我看到的东西比我想象得还要多。

奎斯登贝格：你看到了什么？

奥克塔维奥：那段旅行之路！

奎斯登贝格：但是，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

奥克塔维奥：

来，过来，朋友，我必须乘机马上赶上这段不吉利的路，现在我的眼睛已经睁开，我必须使用我的眼睛，来！（拉着奎斯登贝格）

奎斯登贝格：现在做什么？我们要去哪儿？

奥克塔维奥：到她那儿。

奎斯登贝格：到……

奥克塔维奥：（马上纠正自己）到公爵那里去，我们走。

在这个口误中，“她”取代了“他”，其意思是向我们揭示：这个父亲已经看出了他的儿子赞赏公爵理想的真正动机，同时，这个朝臣抱怨，他好像在对他“打哑谜”。[69]

另外一个例子是，一位剧作家将口误用在了他的戏里，这是由兰克（1910）发现的，我引用兰克的表述如下：

这个口误出现于莎士比亚的戏剧《威尼斯商人》（第三场，第二景），从戏剧的观点来看，口误的使用是由一定的动机驱使的，而且使用得非常巧妙，像被弗洛伊德注意到的《华伦斯坦》中出现的口误一样，这表明作者非常明确口误机制的内涵，而且观众对此也是了解的。剧情是这样的，出于父亲的意志，珀霞必须通过抽签的方式来选一个丈夫，幸运的是她逃脱了很多自己不喜欢的人。最后，她发现巴萨尼奥是自己喜欢的人；但是她又怕他摸错了彩盒，她很想告诉他，即使摸错了，她仍会将自己的爱给他。但她要信守诺言，在这种内心冲突的情况下，她用一首诗表达出了对他的爱：

我乞求你留下来，哪怕一两天，在你冒险之前：因为，选错了，我失去了你的陪伴，我要暂时忍受：

总像有什么在向我诉说（但这不是爱），我不要失去你……

……我会教你如何去做出正确的选择，但这样我就违背了诺言；

因此我不会这么做，这样你可能会失去我；

如果你这样做了，你会使我有负罪感，因为我已经背约，诅咒你的眼睛，它们迷惑着我，要把我分开；

一半是你的，另一半是你的，——我是说，我自己的，但如果我的也是你的，就都成了你的了。

这里她想给他一个巧妙的暗示，因为她已经向他表明了一切。换言之，即使他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我完全是他的，并且会全身心地爱他——由于这种极端的心理敏感性，这一点从这首诗迸发出的口误里表现出了，通过这种艺术手段，作者成功地减轻了这个恋人的难以忍受的迷茫和富有同情心的观众对这种选择结果的焦虑程度。

出于对这位伟大的作家利用这种口误的兴趣，我想再举一例，这个例子是由琼斯报告的（1911b，第496页）：

“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兰克让我们把注意转向了莎士比亚的另一个精彩的例子，坡提亚通过口误向敏感的观众揭示自己内心的秘密。我想将这个例子和自私的本性相联系，这正是这位伟大的英国作家的绝妙之作。小说的剧情是这样的：威伦比·帕特先生是一个颇受周围人羡慕的贵族，他钟情于康斯提亚·达哈姆小姐，但她发现他很自私，这种自私的本性被他很巧妙地掩盖了起来，为了逃避这个婚姻，她和奥斯福德船长私奔了。几年后，帕特又爱上了克拉拉·米德尔小姐。书中绝大多数内容是详细地描写她在发现他的自私后的内心矛盾和冲突。外界的压力和关于名誉的观念，使她不能违背誓言。同时，从她的眼睛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变得越来越令人讨厌了。她比较信任她的表兄和秘书瓦龙·威福德，她最终和这个秘书结婚。但出于对帕特的忠诚，她将其他的动机掩藏了起来。”

“在描述她的内心痛苦的自白中，克拉拉是这样说的：‘如果一个高贵的绅士看到现在的处境，不鄙视我，而帮助我，嗨！让我从这个痛苦的地狱中挣脱出来，我对此再也无法忍受了。我是一个懦夫，甚至弹指之力就会改变我，我相信，我会伤痕累累、痛苦呻吟着飞向一战友……康斯提亚遇到了一个士兵；但是，啊，因此我爱她！他的名字是海瑞·奥斯福德……她没有犹豫，她砍掉了锁链，为自己找到了归宿。啊，勇敢的姑娘，你是如何看待我的？但是我没有海瑞·奥斯福德，就我自己……’这突然使他想到了另一个名字，因为奥斯福德这个名字震动了她，她面色变红。”

“由于这两个名字都有‘福德’，因此很容易联系起来，人们一般认为这是主要的原因，即作者据此揭示其真正的动机。在另一段，有一个同样的口误的出现，之后是一个迟疑，然后转变了话题——这是人们在精神分析以及荣格的自由联想的理论中所熟悉的，当人们触及到自我情结时往往有这样的表现。威伦比先生和蔼地谈到威福德：‘大惊小怪，解决你所不熟悉的办法是超脱可怜的老瓦龙。’克拉拉回答：‘但是，奥斯福德先生一威福德……你的才子，他们从湖那边漂泊过来，当他们表现出愤慨，他们是何等的美妙！我要问你，诚然证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羡慕，难道这会使人悲伤吗？’威伦比先生好像突有所悟。”

“在另外一段，克拉拉通过口误表露自己内心的秘密，即她和瓦龙·威德福的关系很密切。

她对她的一个男友说：‘告诉瓦龙先生一告诉威福德先生’。”

我们在这里提出的关于口误的观点，即使很小的例子也可以得到验证。我多次看到，这些重要且明显的口误都有其本身的意义，正如我们列举的很明显的例子，这些口误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解释。一个女患者强烈地反对我到布达佩斯短期旅行的计划，她决定按自己的路线旅行，她给我说了这么一段话来为自己辩护，说她只计划去三天，但说走了嘴，说成了只计划去三周。她暴露了一个事实：为了表示对我的不满，她宁可陪我三周而非三天，因为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合适的。一天晚上，我因为没有到剧院去接妻子而向她表示歉意，说：“我到剧院时已经10点差10分了。”她马上纠正说：“你的意思是说10点过10分吧。”当然我是说10点差10分，因为在10点以后就不用道歉了。当我到剧院时，大门已经在黑暗中关闭着，剧院空空如也，我从剧院的广告上看到，演出在10点前结束。但实际上演出结束得要早，我妻子当时并没有等我，当我看一下表，发现已经是10点差5分了。但是我决定证明我愿意的立场，当我回到家说话时，已经10点10分了，不幸的是我的口误打乱了我的计划，表明我并无诚心，这就迫使我认错而不是主动认错。

有时，有些言语混乱不能说是口误，因为它影响的不是单一的词，而是句子的结构和对句子的完成，像结巴或口吃这样的言语混乱往往出现于人们紧张或发窘的时刻。但是，正如前面的例子所示，引起言语混乱的是内心冲突，这种冲突通过口误暴露出来。实际上，我并非认为，在君主这样的听众面前说话时，在表达爱的时候，在保护自己的名声或名誉的时候，总之在自己全身心地投入的时候，任何人都会出现口误。但是在我们对作者的风格进行评价的时候，我们会不可避免地使用这方面的规则来对其深层的原因进行剖析。这种写作方式很明显地告诉我们，作者针对的是他自己，同时我们又会发现，这种被迫出现的表达（使用一个巧妙的句子）其目标不只一个，我们会认识到这种制造出来的、复杂的思想，或我们会听到作者压抑的自责声。

自从这本书首次出版以后，朋友和同事们在讲话的时候都开始留意这些口误，他们都对自己本土言语中出现的这一现象进行观察，正如我们所期待的，关于决定这些口误的规则并不以语言的种类为转移，他们的解释和我们在上面所列举的讲德语的人出现的口误例子的解释完全相同，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这里我仅举一例：

布里尔（1909）自己报告：“一个朋友向我描述了一个患者的病情，希望知道是否我能使他的状况有所改善，我说：‘我相信我会通过精神分析方式及时地消除他的所有症状，因为这种病是durable（顽固的）。’”——实际上他想说“可治疗的”（curable）。

总之，为了给对精神分析不太熟悉的读者提供帮助，我还要再举一例，以便让他们能从这些口误中领会其深刻的心理根源。本例是由杰克尔报告的（1913）。

“12月11日，我认识的一位女士，用有些挑战的口吻对我说（用波兰语）：‘为什么我今天说我有12个手指头？’在我的要求下，她说出了缘由。她准备和她的女儿一起外出旅游，她让她的这个女儿——时而有点痴呆——去换一下上衣，她就去房间换。在她的女儿回来后，发现她的妈妈正在修理指甲，出现了下面的对话：

女儿：‘看，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你却没有！’

妈妈：‘是的，你更换一件衣服，而我有12个指甲。’

女儿：‘什么？’

妈妈（不耐烦地）：‘是的，当然我有，我就是有12个手指。’”

“一个同事同时也听到了她讲的这件事，问她由12联想到了什么，她迅速快而明确地回答：‘12没有任何意义——它是一个不重要的日期。’”

“稍微迟疑后，她对手指进行了自由联想：‘我丈夫家族中的有些成员一只脚生来就6个脚趾头（波兰语中没有表示脚趾头的特定词），当我的孩子出生后，我们马上检查一下他们是否是6个脚趾头，’由于其他外在原因，联想没有继续进行。”

“第二天早上，12月12日，这个女士又来看我，很激动地告诉我：‘你猜怎么了？在过去的大约二十年里，在我丈夫的叔叔生日时，我都不会忘记给他寄去一张生日贺卡，今天正是他的生日，我一般在生日给他写信，这次我忘记了，只好现在给他发个电报了。’”

“我记得，昨天这个女士拒绝回答我的同事提出的关于‘12’的问题——实际上这使她想到了这个生日——也就是说出‘12’这个日期对她来说并不重要。”

“接着她说，她丈夫的这个叔叔很富有，她也期待着从他那里继承到什么遗产，特别是目前在她生活很清贫的情况下。因此，是他，或是他的死在几天前曾闯入过她的脑海，她的一个熟悉的朋友通过扑克牌预言，她会得到一笔钱。她突然闪现出这样的念头，这个叔叔是她和她的孩子唯一有可能得到钱的机会，同时她也记起来，这个叔叔的妻子曾向她的孩子许诺过；

但是她死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遗嘱，也不知道她是否向她的丈夫提起过这件事？”

“这种让叔叔死的欲望强烈而明确地表现出来，因为她对这个为她作预测的朋友说：‘你鼓动人们去抢别人。’在这个预测后的四五天，也就是这个叔叔的生日，她不断地看这个叔叔所在地的地方报纸的布告栏，难怪她期望他死的愿望是如此的强烈，原来要表达的对他的生日的祝贺的愿望被强烈地压抑起来，而她在此以前从来没有忘记过他的生日。但这次，尽管这个同事对此进行了提示，也没有能使她回忆起来这个生日。”

“在这个12脚趾的口误中，被压抑的‘12’闯人了大脑，这有助于我们对原因的确定。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我们通过自由联想发现，除此之外还存在其他动机。为什么她要用这个无聊的言语方式来表示‘12’呢，本应该是10个手指。她的自由联想又继续：‘她的丈夫的家族中，有的成员是6个脚趾头。’6个脚趾代表异常。这样6个脚趾代表一个异常的孩子，12个脚趾代表2个异常的孩子，实际的情况正是如此。这个女士结婚的时候尚很年轻，由于她的丈夫古怪而异常，他在他们结婚后不久便自杀了，丈夫留下的唯一遗产是这两个孩子，医生多次说这两个孩子不正常，这都是遗传她们父亲的基因的缘故。大女儿由于有严重的心理紧张问题而回到了家里，不久，正处在青春期的小女儿也患上了严重的神经症。”

“孩子异常这个事实，期望叔叔死的欲望等都被强烈地压抑起来，也成为一个强烈的心理因素，这便是这种口误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关于由12引发的死的愿望表明这样的事实：叔叔的生日和她心目中关于叔叔的死的欲望相联系，因为她的丈夫也正是在13日自杀的——在叔叔生日的后一天，而且叔叔的妻子也对这个年轻的寡妇说过：‘昨天他还热情洋溢地发来贺卡，但今天……’”

“我补充一点，这个女士有足够的理由希望她的女儿死掉，因为她们给她带来的都是不幸，都是对她自由的限制。由于这一原因，她放弃了对自己的幸福的追求，包括对爱的追求等；而且，在这次旅行中，她还处处受女儿的气，她想在这个漫长的旅行中，她是不会开心的。可以想象一个人对痴呆患者要求的忍受程度，自我否定程度，在这一过程，要压抑很多愤怒的冲动。”

“由此可见，这个失误的意义如下：

‘这个叔叔应该死掉，这些异常的女儿应该死掉（整个异常家庭），我要得到他们的钱财’。”

“对这个失误，我想从几个方面说明其非凡的结构：

（1）表现出的两个决定的因素被浓缩到一个因素上。

（2）这两个决定方面反映在这两个失误中（12个指甲，12个脚趾）。

（3）一个突出的特点是：‘12’的意义之一是间接地代表两个异常的孩子，心理的异常通过生理的异常表达出来，最高部位通过身体的最低部位表现出来。”

第六章 读误和笔误

当分析读误和笔误时，我们发现我们分析口误的方式同样适用对读误（misreading）和笔误（slip of the pen）的分析。其实这样并不奇怪，因为他们在机能上联系甚密。我不想涉及这一现象的所有方面，只想报告几个经过仔细分析的例子。

一、读误

1.我坐在一个咖啡店，翻看着《莱比锡周报》（我斜拿着报纸）。在整版的大幅图画下面我看到了这样一个说明：“在奥德斯（奥德塞）举行的婚礼”，它一下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我把报纸拿正以后，才发现自己看错了，实际上是“在奥斯奇（巴尔德海）举行婚礼。”我怎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明显的读误呢？我思绪一下子转到了鲁斯（Ruths，1898）的一本书，书名为Experimentaluntersuchungen über Musikphantome[70]。我用了很长时间来读这本书，因为它涉及到我所关心的心理问题。作者还说，他的另一本书《梦的原理与分析》不久就要出版，考虑到我已经出了一本《释梦》就不奇怪，我正在以极大的兴趣等待这本书的出版。在鲁斯关于音乐幻影的著作中，我发现前面的引言部分详细地说明了这一论断：古希腊神话和传说的主要源泉是睡眠和音乐幻影，是存在于梦幻以及神经错乱时的幻想。因此，我便在书的内容中寻找，看他是否认识到这一情景：奥德塞出现于瑙茜卡公主做的一个裸体梦。我的一个朋友让我注意到凯勒的小说《绿色的亨里奇》中的一段很好的描述，作者认为，奥德塞这个人物客观地代表了一个海员漂泊他乡时的梦幻，而且我也指出过，它与裸体梦有关。[71]在鲁斯的书中我并没有发现对此问题的论述内容，在这个例子中，主要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在左右着我。

2.一天，在我读报的时候，怎么会将“Zu Fuss（徒步）”误解为“Im Fass（在木桶）across Europe（跨越欧洲）”呢？解决这一问题时，我遇到了很多困难。很明显，第一个联想是存在于我大脑中的狄奥根尼（古希腊哲学家）的木桶（tub）。最近在艺术史上我了解到了亚历山大那个时代的艺术，由此我想到亚历山大的名言：“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那我愿是狄奥根尼。”

我也收集了很多哈曼·瑞顿（Hermann Zeitung）的照片，他曾坐在树干上去旅行，后来的联想很慢，我没有找到艺术史上有这句名言的那一页。直到几个月后，在我把这个问题放置脑后时，这个问题突然又闯入了我的脑海，这次终于得到了解决。我回忆起来一份报纸，在一个标题下说明的是到巴黎看国际大展（1900）时选用的奇怪的交通方式（Befärderung）。而且，我相信有这么一段有趣的说明，说的是一个先生自己钻进一个大桶里，让另一个先生滚动着去巴黎。无须证明，这些人的动机是通过这种愚蠢的方式来引人注目。哈曼·瑞顿事实上就是第一个提供这样的奇特交通方式的人。这又使我联想到我治疗的一个患者，他的病理性焦虑，主要表现于他读报的过程，这是对他的野心——希望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印出来，或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的一种反应。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王无疑是健在的最有野心的人之一，他曾抱怨说，不会再有像荷马这样的诗人为他歌功颂德；但是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另外和我非常接近的亚历山大呢？

这也是我的弟弟的名字，我马上发现我这种关于亚历山大的思想被压抑了起来，直到现在才出现；

我的弟弟是征税制度和交通方面的专家。有一次，由于他在商学院教这方面的课程，被确定为在某日获取教授的头衔。几年前，我在大学的一次晋升时，校方考虑到了我，但最后并没有获得晋升。当时，我的母亲表现出惊奇的神色，小儿子已经成为教授，而大儿子却还没有。这便是我当时没有能够解决读误的原因。但我的弟弟也遇到了困难，他作为一个教授挣的钱远比我少。这时我对这个读误的意义突然清楚了，我的弟弟在这方面的不足好像消除了我的一个障碍，我好像在读我弟弟的任命书，而且对自己说：“一个人因为如此愚蠢（这是他的职业所带来的）地出现在报纸上（如，被任命为教授）是何等的奇怪！”之后，我便很容易地在艺术史的书里发现了说明亚历山大那个时代的艺术作品的那一页。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尽管在我以前找的时候，多次翻看了这些页码，但每次遇到同样的句子时，我好像被迫地处于消极的睡眠状态。然而，这些句子并没有任何使我感到新奇的东西——没有任何值得我遗忘的东西。我想形成这一症状——不能找到这本书中的这一段描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我误入歧途。从我在这里遇到的阻碍出发，我还想进一步发现其他什么思想，这个阻力可能是有些思想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有关，通过这种方式，我便有效地将自己的注意从与我的弟弟同名的名字上移开，实际上，这个手段是很成功的，我的所有的注意都由此集中到寻找在艺术史这本书上失踪的段落。

在这个例子中，“Befärderung”具有双重的意义（“交通”和“晋升”），它便是使这两个情节联系起来的桥，其中的一个不重要的部分使我联想到这个报纸的一个标题，另一个是我感兴趣但又很反对的，它以干扰我阅读的方式出现了。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对误读的解释并不容易，很多次都是这样的，人们不得不暂时放弃对此问题的解决，而等待适当的时机。但是，你解决这些问题时，遇到的困难越多，你越会坚定地认为，这种最终被发现的干扰思想往往是被意识的思维判断为排斥和反对的东西。

3.一天，我从维也纳的邻居那里收到一封信，信里有一条使我震惊的消息，我马上叫来我的妻子；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我说“die arme（可怜的）[72] Wilhelm M.患上了严重的疾病，医生说已经没有希望了。”为了表达我的悲伤，我肯定误入了词汇的怪圈。由于我的妻子对此表示怀疑，要求看一下信，并说她敢肯定信上并不像我说的那样，因为没有人用丈夫的姓去称呼妻子，而且这个写信的女士也肯定知道这个妻子的姓。我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引证说，自己收到的一张卡片上，一个女士用丈夫的姓称呼自己。我最后被迫将信拿了出来，实际上信的这个部分是这样写的“der（定冠词）arme W.M”，而且还明确地这样写着：“W.M.博士”，而这个部分被我完全忽略了。我的这个读误的动机是企图将这个悲伤消息中的丈夫转移到妻子，在冠词、形容词和名字之间的小点与我的这个需求——这里指的应是妻子——不相符合，由于这个原因，便出现了读信时的失误。我的读误的这种动机并非是我对这个丈夫比对这个妻子更热情，而是因为，这个不幸的男人的命运唤起了我对另一个有密切来往的人的恐惧。据我所知，他们两个的病是一样的。

4.有一些读误有点可笑，也令人烦恼。这些读误经常发生在假日我到一些陌生的城市的街道上散步的时候。这时，我发现店里的每一块招牌都很像单词“古玩店”，这正说明我作为一个收藏爱好者的探询精神。

5.布洛伊勒在他的一本重要的著作《易受暗示性的妄想狂》（1906，第121页）中写道：

“有一次我正在读书，我有一种很明确的感觉，下面将看到我的名字，但令人奇怪的是我只发现了单词‘Blutkärperchen’（血球），我曾分析过数千例的读误现象，无论读误出现于视觉的中心还是视觉的边缘，但是这一次是最离奇的。一般而言，当想象着要看到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在这个环境中一般有一个词与我的名字很相似，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是这样的，当我有这样的失误的时候，在这些单词里包括我的名字的所有字母，而且这些字母的距离很近。在这一情况下，对这个迷惑和失误的解释是很容易的：我刚刚读到的是一个论文的结论部分，其观点是指出科学作品中的一类不良风格，而我对此感到不太自在。”

6.萨克斯（Hanns Sachs）报告，他在阅读这么一段：“那些给人很深印象的东西被他以‘炫耀博学’的方式忽略了。”他说：“最后的一个词使我感到惊奇，因此我又仔细地看了一下，发现原来是‘文雅的方式’，这一段是由我敬佩的一个作者说的话；但是他过度夸耀一个历史学家，而我对这个学者不太赞同，因为他过多地表现出‘德国教授的风格’。”

7.埃本斯（Marcell Eibenschiitz）博士描述了一个他在完成一个研究时的读误例子。“我在研究马太斯的著作中的文学传统问题，这是一个由威森顿出版社出版的德国中古传奇故事集，我的目的是编辑一个德国中古原文系列。我对这方面的工作不太熟悉，从未见到这方面的文字资料。现存的文章只有一篇，是由豪颇特（Joseph Haupt），（1872，第101页以下）写的。豪颇特的文章并非基于老的手迹，而是基于一个从重要的原材料上复制下来的复制品，即C的手迹。

这个复制品是近期搞出来的（19世纪），它保存在哈比西克帝国图书馆。在复制品的最后可以看到一段这样的说明：

“Anno Domini MDCCCL in vigilia exaltacionis sancte crucis ceptus est iste liber et in vigilia pasce anni subsequentis finitus cum adiutorio omnipotentis per me Hartmanum de Krasna tunc temporis ecclesie niwenburgensis custodem”。[73]

“现在，在他的文章中，豪颇特引用了这段说明，目的是为了证明它来自作者本人，说明C写于1350年——存在一个关于罗马数字上的读误，将时间读为1850——尽管这个复制品复制得很清晰、准确，尽管出版印刷得也很准确（如MDCCCL）。”

“从豪颇特这里得到的信息使我处于尴尬的境地。首先，在学术界，我完全是一个新手，我完全被豪颇特这个权威所支配，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读到了放在我面前的这个手迹上的时间——这个时间印刷得清晰且准确——是1350，而非1850，正如豪颇特说的那样。尽管在手迹C上没有发现什么关于这个说明的线索，尽管也没有发现在14世纪生活在卡罗伯格这个地方的和尚没有叫哈特曼的，我还是出现了这样的读误。最后，我终于揭开了我面前的面纱，我想到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进一步的研究就更证明了我的判断。这个经常提到的说明实际上仅仅见于豪颇特的复制品，是复制者哈特曼·P.Z自己作的。他本人出生于摩拉维亚的拉斯诺，是卡罗伯格奥古斯丁唱诗班的主持，他作为一个寺院的监护者搞了这个对手迹C的复制品，在说明的最后又以古代的风格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个说明的中古措辞和古字组合促使豪颇特将1850读成1350，他的愿望是尽可能地让读者了解他所论述的作品，并说明其时间（这便是他失误的原因）。”

8.在莱顿伯格（Liehtenberg）的《讽刺诙谐的思想火花》（Witzige und SatirischeEinfälle）（1853）一书中，有一段基于对细微之处观察的描述。这个描述包含了整个读误的理论：“在他读荷马诗的时候，多次将‘angenommen’（假设的）读做‘Agamemnon’（希腊神话中的统帅）。”

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改变都是由于读者的准备状态造成的，这往往与读者的期望或他在思考的问题有关。此外，也与文章本身有关，由文章本身造成的读误一般与相似单词造成的文字想象有关，这样读者便根据他本人的状态对此加以改变。初看文章时，特别是看一些尚未校对的文章时，毫无疑问，这种失误出现的机会更多，但这并非一定是由准备状态引起。

9.我发现，没有任何失误能像读误一样受战争条件的影响这么大。战争带给我们长期而强烈的影响，是一种恒定的准备条件或状态。我所观察到的这种情况很多很多，但不幸的是记录下来的却寥寥无几。一天，我拿着一份晚报在看，只见上面醒目地写着：“Der Friede yon Gärz”（加瑞兹亚的和平），而实际并非如此，上面写的是：“Die feinde vor Gärz”（加瑞兹亚面临的敌人）。如果一个人这时有两个儿子在战场打仗，那么出现这种读误是很容易理解的。一个人在某文中发现有“old Brotkarte”（面包卡）的字样，当仔细去看时发现上面实际上写的是“old Brokate”（绸缎）。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特殊的房子里面，这个人很希望顾客的光临，他客气地接待人的方式习惯上是让女主人将面包卡给他们。一个工程师，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地将自己的设备闲置在一个建筑物底下的地道里，惊奇地读到一个使他赏识的商品广告，广告上说这种商品是由“Sehundleder”（劣质毛线）制造的。商人岂能说得这么明白，实际上面写的是：“Seehundleder”（海豹皮）。

读者的职业或目前的状态也是读误出现的重要决定因素。有一个哲学家，他最近的学术观点和他的同行有冲突，错将“sprachstrategie”（语言策略）读为“Schachstrategie”（下棋的对策）。一个男人在就要做结肠手术时，到一个陌生的小镇上去散步，在一个高层的商业大厦一楼的招牌上他读到了这样的字样“Closet-House”（厕所间），他对此既感到满意又感到有点吃惊，厕所确实应该建在这些特殊的场所；但接下来他的满足感消失了，招牌上写的实际上是“Corset-House”（紧身胸衣）。

10.第二类读误主要与上下文有关。有时文中的东西唤起了读者的防卫——某些信息使他感到不安——这样读者便通过读误来纠正它，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认识一般是这样的：在纠正这个失误之前，读者认为最初的理解是正确的，尽管他的意识并没有从第一次阅读中得到什么，上面的例3就属于这种情况。在这里的另外一个例子也是值得一提的，这个例子是由艾丁根（1915）提供的，当时他正在埃格鲁的一家部队医院。

“理南特因患有创伤性战争神经症而住进了医院，有一天他给我读一首由海曼（WaherHeymann）写的诗。海曼在很小的时候就参加了战争。在他读到最后一节的最后几行时，表现出明显的情绪色彩。

Wo aber steht’s geschrieben frag’ich dass yon allenIch übrig bleiben soll，ein andrer für mich fallen？

Wer immer von euch ffillt，der stirbt gewiss fur mich；

Und ich soll tibrig bleiben？ warum denn nich？

（难道注定在这里吗？我问：

我应该独自留下吗？我的战友为我倒下了。

你们到底是谁，这个人是为我而死的；

而我——我还要独自活着吗？为什么我不这样独自活着？）”

“我的惊奇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有点迷惑地读出了正确的句子：

Und ich soil abrig bleiben？ warum denn ich？

（而我——我还要独自活着吗？为什么我要这样活着？）”

“我要感谢凯斯对创伤性战争神经症的深入的心理分析，尽管在这个战争时期，医院的情况不太好——医生很少，而患者则越来越多，当时的条件对我们的工作也很不利——但这也给我一个机会去揭开这些症状的外壳，以便去洞察这些疾病的深层‘原因’。”

“同时，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患者表现出强烈的情绪波动，他们有很相似的情绪表现，初看起来，他们焦虑、恐惧，爱发脾气，而且还相伴以类似婴儿的发作和痉挛表现，甚至呕吐（他们至少都情绪激动）。”

“上述这些特殊症状的心因特点——属于这种疾病的第二类症状——留给人们很深刻的印象。部队长官到医院视察这些伤者的康复情况；熟人在街道上的寒暄，‘你看来身体相当好，现在你完全恢复了’——都足以使他们引发呕吐的行为。”

“‘恢复……回部队……我为什么要……’”

11.萨克斯博士（1917）报告了另外一个“战争”读误的例子。

“我的一个要好朋友近来不断地向我宣称，当征兵令到的时候，他不准备用他的专家资格，这种资格有证书为证。他要放弃依靠这种资格来选择职业，他要到前线去。就在征集令到的前不久，一天，他很礼貌地告诉我，也没有说明任何原因，他向有关权威递交了自己的专业训练方面的材料，结果不久，他被分配到了一个邮局。第二天，我们碰巧在邮局见到了，我站在桌子旁边写着什么，这时，他走了进来，仔细地看了字眉一会儿，然后说，‘啊，上面的这个单词Druckbogen（印刷证明）——我把它读成了Drnckeberger（躲避者）’。”

12“我坐在电车上，正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我的很多朋友，年轻时候不能吃苦，身体虚弱，意志不坚定；但是现在却能够忍受巨大的艰难困苦——我遇到的艰难困苦是很多很多的。在我心烦意乱地思考的时候，我半意识地读到一个词‘Iron Constitution’（钢铁体格），一晃而过，它以很大的黑字母写在商店的招牌上。过了一会儿，我想这个单词写在商店的招牌上似乎不太合适，我马上转了回去，又仔细地看了一眼，原来上面写的是：‘Iron Construction’（钢铁结构）。”

13.晚报上发了一条路透社的消息，不久我发现我读错了，我对这个消息的印象是：哈斯当选为美国总统。之后我便想到总统的生涯，想到有关哈斯的一些材料，他是在波恩大学完成他的学业的。使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一周的报纸上并没有对此事发表任何评论，然后我再一次看了我看到的那份报纸，我发现，整个报纸上仅仅提到布朗大学（在美国罗德岛的普洛维顿）。对这种失误的解释——由读误引发了严重的曲解——除了自己看得太快外，主要与我的思想有关，即新总统对中欧列强的同情为未来良好的关系奠定了基础，这既有政治原因，也有个人的动机原因。

二、笔误

1.在我记录日常事务的一片纸上，我吃惊地发现，台历上明确地写着是9月份，而我却错误地写成了“10月20日，星期四”。对这种期望的解释是不困难的——这是一种愿望的流露。几天前，我刚刚完成一个假日的旅行回到家里，我感到我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患者并不多。在我刚回来的时候，我接到一个患者的来信，说她要于10月20日来这里，但我将日期写到了9月份的同一天的台历上，这与我的这种思想有关：“X本应现在来，浪费了我整整一个月时间”，由于在我的头脑里有这样的想法，因此我将日期提前了整整一个月。在此情况下，这种干扰的思想并非是自己所反对的，正是由于这一点，我才很快地注意到了我这个笔误原因。第二年秋天，我又产生了一次笔误，其动机基本相似。琼斯（1911b）对像这样的日期笔误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笔误都有其心理原因。

2.我收到了《神经学和精神病学》稿子的校样，很自然，我对作者姓名的校对很仔细，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这使排字人员遇到很多困难。我也发现有一些外国名字印刷错了，仍需要校对，奇怪的是排字人员将我写的一个名字也改正了过来，当然，他修改的是对的。我实际上写的这个名字是“Buckrhard”，而排字人员认为应该是“Burckhard”。有一个产科医生曾写过一篇关于出生对儿童麻痹影响的文章，我很赞赏这篇有价值的论文，这个医生就是Burckhard。我不明确为什么我对他不满。但是，维也纳的另一位作者和他同名，他因对我梦的解释提出一些不明智的观点而令我烦恼。好像在我写这个产科医生的名字的时候，我产生了对另一个Burckhard——那个作者——的敌对情绪，通过写错他的名字来将这种反对表达出来，这正如我们在对名字产生的口误的解释。

3.这一论断是斯塔福（1914）通过自我观察得出的，他坚信自己的这一解释的正确性。作者在写错一个名字时，其动机明显是这样的：这个名字使他回忆起来另一个有敌意的名字，因此便通过笔误的方式将此表现出来。

“1910年12月，我在苏黎世的一家书店的窗口看到了一本由Eduard Hitschmann博士写的书，其主题是弗洛伊德关于神经症的理论，这在当时是较新的。而我也在写一个关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原理的讲稿，不久我就要在一个大学发表演讲。这个讲稿的导论部分我已经写出，我谈论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的历史发展，从应用研究到基本原理。在说明基本原理时，我遇到了一些困难，而且到现在为止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几乎没有。当我在窗口看到这本书时（本书的作者我并不认识），我并没有想到首先买下它。几天后，我还是决定去买下它，但在窗口已经看不到这本书了，因此我便去向店员要这本书，并说作者的名字是‘Eduard Hartmann’博士，这个店员马上纠正说：‘我想你说的是Hitschmann’，并给我拿出了这本书。”

“这个失误的潜意识动机是明确的，可以这样说，我相信自己已很深刻地将分析理论的原理这个部分写了出来，当看到Hitschmann的这本书时，明显地产生了一种妒嫉和烦恼，因为它将我对自己的信任消除了。我对自己说：《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中曾说，改变一个人的名字是一种潜意识的敌意的表现。正当我对自己的分析表示满意的时候，我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Eduard Hitschmann要被Eduard Hartmann这个名字所取代，我提到这个著名的哲学家的名字，是否是因为它与另外一个名字相同？我首先联想到梅尔兹教授——叔本华的狂热崇拜者——曾经说过的一段话：‘Eduard Hartmann是一个拙劣的叔本华的信徒，应将他排斥在叔本华的追随者之外。’这个影响倾向——决定了对这个遗忘的名字的替代——就是：‘不，这并非如此，即我的讲稿并非在追随Hitschmann而他追随弗洛伊德就像Hartmann追随叔本华一样’。”

“如我所言，我记录下了这个例子，我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对遗忘的名字的替代促使了遗忘的产生。”“6个月后，我又翻开了我对这个情况的记录，我发现自己写下的不是Hitschmann，而是Hintschmann。”[74]

4.本例是一个很严重的笔误现象，这实际上同样可以归于“失误行为”（第八章）：

我想从邮局的储蓄所取一笔300金币的钱，然后寄给一个并不重要的亲戚让他去治病。同时，我发现，账面上的钱还有4380金币，我打算留一个整数4000，以后在短期内不会动这笔钱。在我写了支票，剪下与取的钱数一致的数码后，我突然注意到，我要的不是想要的380金币，而是438金币，我很惊奇我的这种不确定行为。不久我认为这没有必要大惊小怪，现在我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贫困了。但是我要知道是什么影响我改变了初衷，而且并没有让我意识到。首先，我从写错的这一行开始进行联想，我是不是要从438里面扣除380，但我没有发现这有什么区别。最后，一个想法突然冒了出来，这使我看出了真正的联系，438是这一笔钱的十分之一呀！我想起来，一个书商给过我十分之一的折扣。几天前，我挑选出一些我不再感兴趣的医学书，并给一个书商说要卖300金币，他说我的要价太高，并答应说过几天给我消息。如果他接受了这些书，那么我便可以补偿我给病人亲戚的这笔钱，毫无疑问，我对支出这笔钱有点后悔。实际上可以这样理解我失误时的情感：由于付出了这笔钱，自己害怕再穷困潦倒。这两种情感——一种是对自己付出这笔钱的后悔，一种是对自己穷困的焦虑——我是完全没有意识到的。实际上在我决定要给这笔钱的时候并没有感到后悔，在我发现这个原因后感到很可笑。如果我不熟悉压抑的心理活动的作用——通过对患者的精神分析；如果我前几天没有做过一个梦——当时我用精神分析的方式进行解释，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那么，我也不会相信我会有这样的动机和情感。

5.下面的例子是我引用斯泰克尔（Wilhelm Stekel）的，当然，其准确性是可以考证的。

“这个笔误的例子令人难以置信。这个笔误发生在对一份拥有众多读者的周报的校对上，这个报纸的主人被公众评论为一个‘可以收买的人’。因此，报纸需要一篇文章对此予以辩护，这样的文章已经准备好，而且文章的写作投入了很多的情感。一般当主编读这篇文章时，作者自然已经将手稿读过多遍，而且还要校对一遍清样。这样，经过这么多遍的校对，每一个人都应比较满意，突然，印刷厂的读者来到这里指出了一个小的失误，这个错误任何人都没有注意到，而且这个错误还很明显：‘我们的读者会证明这样的事实，我们会自私地（selfseeking）对待我们的社会。’很明显，这句话应是这样的：‘我们会大公无私地（unself-seeking）对待我们的社会’，但是，其真正情感从这个失误中流露了出来。”

6.Pester Lloyd报（布达佩斯著名的德语报纸）的一个读者勒温也发现了这种相似的情感的流露，这个笔误出现于发表在1918年10月11日报纸上的由维也纳发来的一份电报上，电报内容如下：

“由于我们和德联邦在战争中的完全相互信任，这两个大国会在很多方面达成完全的一致，更不要说在当前状态下外交家们之间的积极的、中断的合作了。”

仅仅几星期以后，这种“相互信任”的观点便更公开地表现了出来，这时再无须利用笔误来做掩护了。

7.一个美国人由于与他的妻子的关系不好，便离开他的妻子生活在欧洲。现在他想和他的妻子重归于好，因此让她在某一天跨越大西洋和他生活在一起，他写道：“你最好和我一样乘坐蒙塔尼亚号客轮。”但是他没有将写有这些句子的信发出，他想再写一遍，因为他不想让她注意到他改动过船的名字，他开始写的是“鲁塔尼亚号”。

这个笔误无须解释，其意思很明显，我要指出的一点是，战前，她的唯一的妹妹去世后，她曾来欧洲旅游过一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蒙塔尼亚号是鲁塔尼亚号的姊妹船，但鲁塔尼亚号在战争中沉没了。

8.一个医生在对一个孩子做过检查后，正在开处方，其中包括单词“酒精”（alcohol）。

在他正在写的时候，孩子的母亲问了他一个毫无必要的愚蠢的问题，他自己不想对她发脾气，因此他很好地对自己进行了控制，但在这个打扰过程中，他出现了一次笔误，他写的不是“酒精”而是“愤怒”（achol）。

9.下面的例子是由琼斯报告的一件有关布里尔出现笔误的情况，这个例子很贴近我们的问题，因此我将它插入这里。尽管习惯上他是一个彻底戒酒者，但在朋友的劝说下也喝一点酒，第二天早上他又会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后悔，这时他在写一个叫“Ethel”的患者的名字，但却将这个名字写成了“Ethyl”[75]。很明显，他的这个笔误与此有关：这个女士喝酒太多，并且已经有害于她的健康。

10.医生在开处方时的笔误，其重要性或意义远超过了一般日常的失误，现在我利用这个机会报告一些已经发表的由医生出现的这种笔误。

赫兹曼博士报告：一个同事告诉我，在以前的几年里，他在为上年纪的女患者开药时多次出现一种失误，有两次，他开的药的剂量比正确的剂量大了10倍。后来，他又会突然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发现这是被迫性的，每当这时他都会非常焦虑，因为这会伤害到患者，并使自己陷入困境，他不得不狼狈地去将这个处方再找回来。这个特殊的症状值得我们通过分析几个具体的例子来予以说明。

“例1：在对一个年龄很大的患有痉挛性便秘的女性患者治疗时，这个医生给她开了颠茄栓剂，但10倍于正常的剂量，然后他离开了观察室。一个小时后，在他家里边读着报纸边吃饭时，他才突然发现自己出现的这个失误。他十分焦虑，首先跑到这个观察室去找这个患者的地址，然后急急忙忙从这里赶到这个患者的家里。这是一段相当长的路，使他感到轻松的是这个老妇尚未将药取回来，他回到家里后才松了一口气。他认为造成这个失误似乎是合情理的，因为在他开药的时候，该观察室的那位喋喋不休的头头正看着他并和他讲话，是这个人导致了他的分心。”

“例2：一个有点魅力并卖弄风情的女人在喋喋不休地向这个医生咨询什么问题，这个医生想抽身去看一个患者——一位老处女。他的时间很紧，他便打了个的士，因为他还与一个自己喜欢的女孩在固定的时间有一次秘密约会。这次他开的药也是颠茄，情况与上一次很相似。这一次也出现了同样的错误，这个患者向他提出了一个有点兴趣但与病情毫无关系的问题，这个医生很不耐烦，尽管他没有说出来。他离开了这个患者，正好到了去和那个女孩约会的时间。大约12个小时后，到了早上7点钟，这个医生睡醒后才发现自己出现了笔误，因此感到很焦虑。然后很快地给这个患者送了个信儿过去，期望药还没有从药剂师那里取出来，他让这个患者将这个处方送回来修改一下。但是他得到的消息是药已经取走，他存在一丝侥幸地来到药店，这个药剂师给他解释说，他已经配了药，但剂量很小（或许是一次失误？），这时他才放心一些。”

“例3：这个医生要给他的老阿姨——他的母亲的妹妹——开一种酊颠茄和另一种药的混合药，使其剂量对她没有什么伤害，他马上让人到药店取药，不久他想起来他写的好像是‘浓缩性的’而非‘酊’配剂，这时药剂师也给他打电话询问这个错误。医生表示了歉意，并不切实际地解释道：他并没有写完这个处方，没有想到被人从桌子上拿去了，因此这是他的失误。”

“这三个处方失误有一些很相似的特点，到现在为止，这个医生只有在开一种药时出现失误，每一次的患者都是年龄很大的女性患者，每一次的剂量都很大。通过简单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医生和他母亲的关系对他的这个失误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他回忆起来这么一种情况，在他出现的这个症状之前，他给他的母亲开过同样的药，他用的剂量是0.03；尽管他知道正常的剂量应是0.02，他对自己说，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些。他的母亲很虚弱，吃了他开的药后，反应很强，出现头部充血、喉咙干燥的症状表现。他的母亲有点抱怨，半开玩笑地说这种危险来自她的这个儿子。

他的母亲——她也是一个医生的女儿——有几次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半开玩笑地说，这个做医生的儿子给她开的药使她中了毒。”

“现在，作者完全明确了这个儿子与他母亲的关系，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具有本能情绪的孩子，但他个人对母亲的尊重并未增加。他和比他小一岁的弟弟、母亲共有一个家庭，这些年他一直感觉到这样的家庭影响了他的性生活的自由。凭精神分析经验，我们知道，这种乱伦亲情是导致他的这些行为的主要原因。这个医生较满意地接受了我们的分析，他笑着说，这个单词‘belladonna’（有漂亮女人之意）也与性有关系。”

我认为，和前面提到的这些严重的失误一样，那些无关紧要的失误也有其深层原因，这种失误也是值得研究的。

11.下面的这个很特殊但无关紧要的失误是由费伦茨报告的，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由焦急引发的浓缩行为（和前面的口误例子，“Der Apfe”做比较［第40页］），如果这种失误的发生并未发现存在什么强烈的干扰因素，我们就更坚信我们的看法。

“我想到了Anektode[76]这个词，我曾经将它写在日记本上，当然其意思是‘Anekdote’（轶事），这是关于一个吉卜赛人的故事，这个吉卜赛人被判死刑（Tode），在吊死他之前，他自己要求选一棵吊自己的树（尽管煞费苦心地去选，但没有找到合适的）。”

12.另外一些情况下的笔误与人们内在的危机或危险有关。一个无名氏报告：

“我用这么一句话结束了我写的一封信：‘Herzlichste Grasse an Ihre Frau Gemahlin undihren Sohn’[77]，当我要把信装入信封时，注意到了这个错误：我把‘ihren’的第一个字母写错了，并把它改了过来。在我最后看望了这对夫妻回家的路上，这个女士和我都认为，这家的这个儿子和另一个朋友的家人长得非常相似，这无疑是他的儿子。”

13.一个女士要写信给她的妹妹，祝贺她喜迁漂亮宽敞的新居。在场的一个朋友发现她将地址写错了，她写的地址甚至不是她的妹妹搬出的旧家，而是他们刚刚结婚后就搬至的第一个家，这个房子他们已经长时间不用了。这个朋友使她注意到了这个失误，“我承认你是对的”，她说，“为什么我的头脑里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她的朋友说：“我想，可能是因为你嫉妒自己的妹妹拥有这么大的房子，而你的住房仍这样拥挤陈旧，你将她又放回比你现在的家还差的第一个家。”“我当然嫉妒她的这个新房子”，她坦然地承认这一点，并补充说：“人们在乎这样的琐碎之事，这真可悲。”

14.琼斯（1911b，第499页）报告了一个由布里尔提供的一个例子：

“一个患者写信给他，信上谈及他患病的情况，说患病原因与棉花危机引起的财政问题有关。

他写道：‘我的烦恼与那个强烈的波动有关，这使我没有种子可种’（‘波动’实际上是指货币市场的一种趋势）。但他在写的时候他用的不是‘波动’（wave）而是‘妻子’（wife）。在他的内心深处实际上在半公开地指责他的妻子性冷淡和不能生育，他似乎已经认识到他的禁欲生活对他的这些症状的产生起着很大的作用。”

15.瓦格纳（R.Wagner，1911）博士报告了他自己的一件事：“我在翻看一个老笔记本上记录的一些东西，发现由于自己记录匆忙，出现了一处小的笔误。我本来要用‘Epithel’（上皮细胞）这个词；但写的时候却写成了‘Edithel’，如果我将重音放在第一个音节，这便是一个小写的女孩的名字。通过外在联想分析的方式就会发现，当时在我出现这个笔误的时候，我刚刚认识一个叫这个名字的女孩，直到后来很长时间，我们关系才密切起来。这个失误是我的潜意识欲望的一种表露，即我被这个女孩所吸引；但我本人当时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因此这是我当时的情感的一种流露。”

16.来自海尔纽斯（von Hug-Hellmuth，1912）博士：

“一个医生在给一个女性患者开药的时候开了‘Leviticowasser’（未利用的水）而不是‘Levicowasser，（一种矿泉水），这个失误使药剂师有机会对他提出批评，而且我们也可以从中发现其潜意识深处的可能的动机，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失误的出现并非偶然——尽管这是一个并不熟悉这个医生的人的主观推断，尽管这个医生会用讽刺的话指责那些离谱的节食患者。

他要发表一席讲话，或者可以这样说，这个医生有很高的声望，在治疗开始前和治疗期间，他的接待室总是挤满了人，因此他就产生了一种愿望，希望他的患者尽可能快地说明情况——‘vite，vite，（法语意思是：快，快）。如果我记忆准确的话，他的妻子是一个法国人，这就支持了我的这个假设，实际上他用法语表达出了自己的这个愿望：让这个患者讲话的速度快一点。在很多情况下，很多人习惯于用外语单词来表达自己的某种愿望。我的父亲在路上往往这样催促孩子‘avanti gioventù’（意大利语，意思是：年轻人，向前走）或‘marchez au pas’（法语，意思是：前进）。我曾和一个老内科医生一起对一个女孩进行过治疗，这个医生在阻止我的某些行为的时候——这些行为对他而言太快了——总是平和地说‘piano，piano’（意大利语，意思是：慢点来，慢点来）。可以想象，这个医生也有同样的习惯，因此就出现了用‘Leviticowasser取代‘Levicowasser’的笔误。”

在同一篇文章，作者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是对青年时期的一次笔误的回忆（用“fraZäsisch”取代“franZäsisch”，在写“卡尔”这个名字的时候出现的失误）。

17.我要感谢J.G先生，他为我们提供过做笔误分析的例子，就内容而言，这与众所周知的恶作剧有关，但在这种情况下，本人拒绝将这个动机解释为成人的玩笑。

“当我在疗养院住院的时候，我遗憾地发现，我的一个很近的亲戚和我患的是同一种疾病——是这种疾病迫使我住院治疗。在给这个亲戚的信中，我建议他去看一个专家，一个知名教授，他正在对我进行治疗，我对他的学术权威性非常满意。但另一方面我也有理由对他表示憎恨。原因是这样的，前不久，我让这个教授为我开一张证明，但被他拒绝了，这个证明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的这个亲戚在给我的回信中指出了我的一个笔误，我马上就意识到出现这个笔误的原因了，在我的信中有这样的句子：‘因此，我建议你马上去insult（侮辱）X教授。’”当然，我本来要用的词是“consult”（咨询）。我要指出的是，就我的拉丁语和法语的水平而言，即使疏忽也不会出现这样的失误。

18.写作时的漏字自然也是笔误的一种。塔纳尔（Dattner，1911）报告了一个“历史失误”的有趣例子。在一次立法会议上，奥地利和匈牙利的代表在讨论金融方面的问题，两个国家于1867年达成了“一致”。但在匈牙利语的译文中，“实际的”这个词被漏掉了，达纳尔认为这个漏字现象似乎是可以理解的，这表明匈牙利国会法案的起草人对奥地利的一种潜意识的愿望：通过这个失误表明奥地利不可能有什么发展。

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在书写或抄写的过程中对同一个单词的重复——“经验重复”（perseveration）——同样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书写的人重复写了一个他已经写过的词，这说明，他不能轻易地摆脱这个词，在这一点上，他应该多做些说明，但他却忘记了这样去做。

在抄写时出现的经验重复的现象可以解释为对这种说法——“我也如此”——的替代。在我面前的一份材料上，作者长篇大论地阐述着自己的医学观点，在对一个重要的段落的抄写的部分，我发现了一处经验的重复，我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是这样的：透过他的这种非人格的作用，这个抄写者是在表明自己的观点：“就是我的观点”或“和我们的一样”。

19.此外，我们有理由认为，有些失误是排字工人的“笔误”。我们也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失误都是由一定的动机所驱使的。我还没有系统地收集过这方面的例子，这方面的工作也是重要和有趣的，对此我曾多次提到。琼斯（1911b，第503～504页）在分析误排（misprint）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

这种失误经常发生在电报上，这是电报员的笔误。在一个夏日的假期里，我收到了我的出版商的一封电报，电报的内容使我费解。它是这样写的：“Vorräte erhalten，Einladung Xdringend”（校样收到，急需邀请X）揭开这个谜底还需从提及的X这个名字开始，X是一本书的作者，我给这本书写了一个序言（Einleitung），“前言”这个词却变成了“邀请”（Einladung）。

同时，我想起来，几天前，我给我的出版商寄去了另一本书的‘Vorrede’（说明），这次要告诉我的是这个东西收到了，其实际的内容应该是这样的：“Vorrede erhalten，Einleitung X dringend”（说明收到，急需X的序言）。我们认为，这种结果是由于电报员的篡改引起的，应归咎于其饥饿情结（hunger-complex）。在这个过程中，电报员将这两个一半的句子紧密地联系起来，而其意思并非发报人的本意，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明“第二次翻版”的例子，这一点在很多梦中可以见到。

西尔伯勒（Herber Silberer，1922）讨论过这种有“目的的误排”现象。

20.很多时候，有些作者发现，这种有目的的误排有时很难改正过来。如斯塔福（1914）写过一篇题目为“通过误排的政治庇护”的文章，我将他的一个说明摘录如下：

“在今年3月25日的报纸上，我发现了一处政治误排。这是一封来自阿基斯顿的电报，电报上说明了扎丰斯的一些看法，扎丰斯是阿尔巴尼亚的埃波鲁斯叛党的领导人（或者，也可以这么说，他就是埃波鲁斯独立政府的主席）。上面有这样的句子：‘相信我：自治的埃波鲁斯对威德王子很有利，他会因此失败（‘sich stürzen’是一个误排，应是‘sich sttitzen’，意思是：

支持他自己）’。即使没有这个至关重要的误排，这个阿尔巴尼亚王子无疑也会明确，他接受埃波鲁斯对他的支持，就意味着他的倒台。”

21.我自己最近读到《维也纳日报》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罗马尼亚统治下的布卡维尼亚》。

这个标题似乎不太成熟，因为当时的罗马尼亚并没有将自己暴露给敌方。就文章的内容而言，这个单词很明显应该是“俄国”而非“罗马尼亚”；然而，监督员一点也没有对此感到惊奇，因此疏忽了这个失误。

在一个著名的印刷厂——塔尘的卡尔·普罗奇卡印刷厂（原来是帝国和王室印刷厂）——印刷的一份传单上，有一个排印失误，在此，将此作为一个“政治”误排是在所难免了：

“根据协约国的一项法令，要固定奥沙河边界，不仅西尔西亚，而且塔尘也被分为两个部分，其中的一个‘zuviel，（较多的部分）[78]归波兰，另一部分归捷克斯洛伐克。”

丰唐被迫采取行动对付一个误排，因为这个误排意味深长。1860年3月29日，他在给出版商斯普兰格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先生：

看来注定不会看到我的这个小小愿望的满足了。看一眼校样——我已经封好，准备寄出——就会知道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不仅如此，我仅仅得到一份校样，尽管我需要两份，其原因我已经指出。我要求尽快将第一校的稿子给我，以便做进一步的修改——一特别用英语注明这一句，但我的这一要求并未得到答复，我对此极为重视。校样的第27页，在卡纳克斯和王后之间有这么几个字：‘worauf Maria aasrief’[79]。面对如此攻击性的失误，如果知道这个失误被消除了，这将是一种解脱。“aas”对“aus”的这种不幸的替代，使这里的一切变得更糟了，这无疑是说，她（王后）好像真的如此称呼他。

祝安

T.丰唐

冯特（1900，第374页）对这个事实的解释值得我们重视，这个事实（很容易证明）是：我们的笔误比口误出现得要快。“在正常的讲话过程中，意志的抑制机能一直是指向产生意思的过程和与发音有关的相互协调的运动。如果出现在我们的思想之后的表达活动由于机械的原因变得迟钝，这正如在写作的过程……，那么，这种前移的出现是很容易的。”

对出现读误的情况进行观察后，我们会对此提出疑问一一对此我不能搁置不提，因为，我想这可能是我们富有成果的研究的开端。人人皆知，在大声朗读的时候，注意迂回于材料和他自己的思想之间。如果由于其他的干扰而离题，那么他通常不能说明他读的内容是什么。他好像在自动地阅读，但通常是准确的。我想，在这样的阅读情况下，读误也不会表现得很明显。我们认为，在人们阅读的时候，有一系列的机能在自动地、准确地活动着——或者说，很少有意识的注意。

由此可见，决定在读误、口误、笔误中表现出的注意因素的方式与冯特的描述很不相同（冯特描述的是注意的终止和减少）。我们从对上述的例子分析并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注意在量的方面有所减少，但我们发现了与此并非完全相同的另一种东西：外来思想的干扰，这一点应予以重视。

在“笔误”和“遗忘”之间，我再插入一个例子。一个人忘记了对支票签名，忘记给支票签名和忘记支票属于同一情况，为了说明同类情况遗忘的重要性，我从一篇小说上抄写下来一段（沙奇提供）：

“这是一个明显且很有意义的例子，而且可以肯定，这个富有想象力的作者知道如何使用失误的机制，以及通过精神分析表现出的症状行为。这些都在高尔斯华绥的小说‘法利塞教徒之岛’中有所表现。小说的主题一直围绕着一个思想徘徊的年轻人，他生活在一个较富有的中产阶级的家庭，一方面他有很强的社会同情心，另一方面又保留着本阶层的态度。在小说的第十六章，作者描述了他对一封信——来自一个年轻的无能之辈——的反应方式。在最初的生活态度的驱使下，他曾帮助过这个人两三次。在这封信中，并没有直接向他要钱，但描述了其悲惨的境遇，因此其意思也是明显的。开始他想，与其说将钱给了这个毫无希望的人，还不如用它做些慈善事业。

但他还是拒绝了这种思想：‘如果仅仅因为他贫困潦倒就伸出援助之手，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或说一些鼓励的话，这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还要拿出主意！在他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他受到了良心上的谴责，‘全是废话！你只不过是不想出钱罢了，正是如此！’”

“这样，他很友好地写了一封信，在信的结尾用了这么一句话：‘我在里面放了一张支票。你可信赖的，理查德·修顿’。”

“‘在他写好支票之前，一个在蜡烛边飞舞的小蛾分散了他的注意，这时他抓住了这个小蛾，并将它扔到了外面，但他已忘记将支票放在信封里面。’信就这样发出去了。”

“在这笔钱上的失误的动机比他剖析自己自私的目的更加微妙，很明显，他还是不想捐钱。”

“住在他岳父的家里，修顿被他的未婚妻、她的家人及亲戚包围着，他感到很孤单，其失误表明，他渴望他的保护人，而这个保护人，由于其过去的经历和对生活的观点，与他周围的人形成明显对比，尽管这些人无可指责，但他们却一成不变地接受着同一传统的影响。事实上，这个保护人如果没有得到他的资助的话，也不会无动于衷。几天后，他收到他的一封信，信上解释了为什么没有将支票放在里面。”

第七章 印象和意向的遗忘

如果有人要过高地估计自己对现代心理生活的了解，只要提到记忆的机能就足以使他谦虚起来。没有任何一个心理学理论能够成功地对记忆和遗忘这一基本现象做出说明。事实上，对实际观察到的东西的分析才仅仅开始，今天，就识记和遗忘而言，遗忘更是一个难解之谜。尽管我们在研究梦和其他心理现象时了解到，我们思考的一些东西很久就被遗忘了，但突然某一天它又闯入了我们的意识。[80]

诚然，我们已经获得的一些认识已经被人们广为接受，我们认为，遗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我们强调这样的事实，遗忘对我们获得的印象材料有特定的选择性，同样，对每一个印象或经验的细节也有相应的选择性。我们知道，一些被遗忘的东西又被人们想起来，或又被唤醒，这是有条件的。然而，在很多日常生活的情况下，我们对这些条件的理解是多么地不完善和难以令人满意。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两个人的情况，他们接受的是相同的外部印象——他们结伴外出旅行，如前面的章节中的一个例子［第21页］——在以后的某一天交换他们的见闻，结果往往是这样的，对一个人有很深印象的东西被另一个人完全忘掉了，好像他从来没有经历过似的。这一点是肯定的，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一定的印象在心理上的重要性对一个人比对另一个人大。那些决定我们对记忆的东西进行选择的因素，很明显仍未被我们认识到。

为了能够对了解决定遗忘的这些因素做出一点贡献，我将对我自己的遗忘情况进行心理分析，以此作为我的一种实际行动。通常，我关注过很多类似的情况，由于我自己期望了解一些想得到的东西，因此对这种情况下的遗忘感到颇为惊奇。再加上我很难忘掉什么东西（是我经历过的东西，并非我学习的东西）。年轻的时候，我的记忆超群，在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我就将能记住阅读过的每一页作为我的一种功课。在我上大学之前，当我听完一个自然科学方面的讲座后，我几乎可以逐字地将它们写下来。在最后的医学考试的紧张关头，我再次充分利用了我固有的这个能力，因为就很多科目而言，我都能很自动地写出了答案，就像是对我以很快的速度读完的课本内容的回忆。

从此以后，我对记忆的控制变得黯然失色了，但到目前为止，我仍一再地告诫自己，只要使用一些策略，我仍能记住一些本以为不可能记住的东西。例如，在会见时间，一个患者说以前我见过他，但我既想不起来这个事实，也记不起来什么时间，我便通过猜测回忆很快地想到几年前，然后再追溯到现在，在很多情况下，通过对患者的记录以及来自患者的一些确切的消息和我回忆起来的内容进行对照，结果发现，我对以前的咨询细节记得很清楚，我对10年内的时间的记忆误差很少超过半年。有一次，我遇到一个较陌生的朋友，出于礼貌我问到了他的小儿子，如果他描述一下其成长过程，我会想到这个孩子的年龄，然后我将我的猜测和这个父亲告诉我的加以对比，我的误差几乎没有超过一个月，对他的大儿子的评价也没有超过三个月，尽管我说不出我评价的基础。

后来我就很大胆了，我会很自然地说出我的猜测，这样就不会使这个父亲因为我不关心他的孩子而认为我忽视他。通过唤起潜意识记忆的方式，我扩展了自己的有意记忆，由此可见，这种潜意识记忆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

我想报告一些典型的遗忘例子，有很多是对我自己的观察。我将遗忘分为两种：一是对印象的遗忘（forgetting of impression），或对知识的遗忘（forgetting of knowledge）；二是对意向的遗忘（forgetting of intention），或对要做的事情的忽略。我先说明我通过一系列的研究所得出的一个普遍的结论：在任何情况下，不愉快的动机是遗忘产生的基础。

一、印象和知识的遗忘

1.一个夏天的假日，我的妻子使我非常生气，尽管事情的起因微不足道。我们在一个餐馆吃饭，对面是一个我认识的来自维也纳的先生，毫无疑问他也认识我；但我有足够的原因不想和他恢复关系，我的妻子仅仅听说过这个有点名气的人的名字，她很关切地倾听他和他身边的人的谈话，并不时地接着他们的话题向我提出一些问题，我忍无可忍，最后终于爆发了。几周后，在我向我的一个亲戚抱怨我的妻子的这一行为时，竟回忆不出来他们当时谈话的任何内容。我是一个较嫉恨别人的人，不会将使我烦恼的细节忘掉，我的这次健忘的表现的动机出于对妻子的考虑。

前不久，我又有了一次相同的经历，我很想将几小时前妻子讲的一个笑话讲给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听，但无论如何也讲不出，因为，我忘记了妻子说了些什么，当我问了妻子才想了起来，其原因也不难理解，因为它与我们关心的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密切相联。

2.我要给维也纳的一个不认识的女士带一个装文件和钱财的小型保险柜，当我答应了这件事后，位于这个市区中心的这家商店的店面便很清晰地浮现在我面前，而且我肯定在这里见过这类保险柜。但实际情况是，我却无法回忆起这个街道的名字，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在这个地方走一下，我就会找到这个商店，因为记忆告诉我，我在这里走过无数次。但不幸的是，尽管我在这个地区从各个方面走了数遍，仍没有找到有这个保险柜的店面。唯一的一条线索是查一下安全备忘录上的商号，确定了这个商店后再去这个区域寻找，而像这样大动干戈似乎没有必要，当我翻了这个指导书，我马上就认出了我忘掉的这个地址。显然，我在这个店面前面走过无数次——每一次，我都去拜访M一家人，他们在同一栋楼居住了好多年，后来我们的关系疏远了；

但毕竟形成了习惯——我从来没有深究过其原因，可见我是想避开这个房子和附近的地方。当我在这个地区寻找有这个保险柜卖的商店时，我几乎走遍这里所有的区域，但唯独这个区域我没有去，好像强迫性地要避开这个地方似的。从这个例子中，我们会很容易地发现，我们不愉快的动机是造成遗忘的原因。然而，遗忘的机制并非像前面的例子表现得那样简单，我的厌恶并非是针对这个保险柜，而是针对另一个人，是一个我不愿想的人，正是这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作用，因此产生了我的这种遗忘现象。在“Burckhard”的例子中［第117页］，也表现出类似的情况，我对叫这个名字的人的怨恨导致了我在写与之同名的另一个人的名字时产生笔误。在这个例子中，由于两个名字的相似，引发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而在保险柜这个例子中，这个不愉快的思想是由两个地方的接近引发的。就后者而言，这个症结更顽固。此外，还有另一原因，这与钱有关，实际上与住在这个楼的朋友的关系的恶化也正是由钱引起的。

3.我应B和R的公司的邀请，要对这里的职员做一次职业巡访。在去这个地方的路上，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必须在这个大楼——公司的基地就在这里——反复地寻找。当我到了这个大楼后，上到高一层楼时，总觉得这家公司应在下面的一层，我既记不起来这个公司的房子是什么样子，也不记得我在这里见到过谁，尽管这些事情对我很不重要。虽然如此，我还是将自己的注意集中到这里，然后以间接的方式，将与此有关的思想联系起来，最后我发现，这个公司的总部在费施尔寄宿学校的下面，在这个地方我曾多次看一个患者。同时，我又回忆起来，在这个楼里居住着这个公司和寄宿学校的职员。但是什么促使我产生这个遗忘呢？这仍然是个谜。在我的记忆中，就这个公司、寄宿学校和居住在这里的患者而言，并没有伤害到我的地方。而且，我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使我感到焦虑的东西，在此情况下，如果没有外界的支持，我不会知道我到底忘掉了什么，这和前一个例子不太一样。当我在去看另一个患者的路上，这个原因最后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个患者存在认知困难，他在这个街上遇到过我，在我看来，这个人的病情很严重，并给他诊断说，他会逐渐瘫痪。但是，后来我听说，他已经好了，这说明我的判断是错的。这是一个例外的诊断，因为，我对其他的痴呆性麻痹的诊断都是正确的。因此，决定我忘掉这个公司地址的因素与这个人有关，我对于此类遗忘问题的兴趣，促使我找到了遗忘的原因——矛盾的诊断。但是，这个联想（其内部联系很微妙——这个不期康复的人也是一个大公司的职员，这个大公司经常向我推荐患者）是由名字的相同实现的；另外一个内科医生和我一样将这个情况诊断为麻痹，这个医生的名字也叫费施尔，和这个寄宿学校的名字一样，但当时我却将这个名字给忘掉了。

4.东西的误置实际上是对这个东西放的地点的遗忘。像其他人一样，在看书和写作时，我对桌子上放的东西是很熟悉的，会信手将自己想要的东西拿过来，对其他人来说是无条理性的东西，而对自己来说则是有条理的，因为人们的习惯不同。但最近我将刚刚寄给我的一个书的目录给误置了，结果是我再也找不到这本书，实际上我正想找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关于语言》，其中有对这本书的宣传，书的作者很有头脑且风格活泼，我较喜欢这样的风格，他对心理学的看法以及其关于文明史的知识我认为很有价值。我认为误置这本书根本的原因可能是这样的：我习惯于将这个作者的书借给我的熟人，以便使他们有所启发。前几天，当一个人还我书的时候对我说：

“我感觉他的风格很像你，他思考的方式简直就是你的。”这个讲话者并不知道他的这番话触及到了什么。几年前，在我尚年轻的时候，很需要与外界接触，我很赞赏我的一个老同事的作品，他也是一个著名的医学著作的作者，他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这是你的方式，你的风格。”受这个同事的这番话的影响，我给这个作者写了一封信，以求有密切的交往；但信发之后杳无音信，或许是这种先前产生的不愉快的经历使我出现了这个误置，因此没有找到这个目录，我要找的这一本书因为有其他书的宣传而使我产生了误置，尽管这个目录的丢失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记得书的名字和作者。

5.另一个误置的例子也很有趣，因此我们将找到这个东西的情况分析一下。一个年轻人给我讲了下面一个故事：“几年前，在我和妻子之间有些误解，我认为她太冷酷无情。尽管我同时认为她有不少优点，但是我们生活在一起几乎无感情可言。一天，我们散步回来，她将一本刚买的书送给了我，认为我会感兴趣，我感谢她这种‘留心’的信号，因此答应读一下这本书，就将它放在一边。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找到这本书。有几次，我也想到它，但就是找不到。几个月过去了，没有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母亲突然生病，我的妻子离开家去照顾我的母亲，母亲的病情很严重，这给我的妻子表现自己的机会。一天晚上，我充满热情地回到家里，感谢我的妻子所做的一切，我无意地走到我的桌子边，梦游似的拉开一个抽届，这本书就放在最上面。”

6.这个例子和上面的例子的特点非常相似，当误置的动机被揭露出来后，便很肯定地找到了被误置的东西，这个例子是由斯塔克报告的（1916）：

“一个女孩要做一个衣领，但在裁剪时不慎将布料搞坏了，因此她不得不将裁缝请过来将此搞好。当裁缝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女孩就取弄坏的衣领，她来到这个放衣领的抽屉，但衣领并不在里面。她将里面的东西都翻了出来，仍没有找到，她生气地坐下来，责问自己为什么东西会突然不见了呢，是什么原因使我找不到它呢？最后她终于找到了这个难以使人启齿的结论：如果这个裁缝看到，自己将如此简单的东西都做坏了，这会使她多么难堪。了解了这个原因后，她站了起来，走到另一个壁橱，直接就将这个做坏的衣领找了出来。”

7.下面的这个“误置”例子是每一个精神分析学者都熟悉的，我声明一点，这个误置东西的患者最后自己又将他误置的东西找到了。

“一个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的患者被暑假中断了，当时他出现了抵抗的状态，因此感觉不好。他将他的一串钥匙放在一个平常放置的地方一或许他是这么想的——当他脱衣服准备过夜的时候，忽然觉得应为明天的旅行准备必需品——前一天是最后一次治疗，他的治疗费用也已经到期——他将这些东西从写字桌里取出来，他的钱也放在里面，但是他发现钥匙不见了，他仔细地寻找了几乎所有的放东西的地方，但一无所获。当他认识到他的这种‘误置’可能是一种症状行为时——即存心在做些什么——他让他的用人继续寻找，因为这个人不存在什么‘偏见’；但一个小时后他终于放弃了，心想，这个钥匙肯定是丢掉了。第二天早晨，他要从这个桌子的制造商那里领取新的钥匙，他们很快就将钥匙给他了。回到家下车的时候，同车的两个朋友听到了金属落地的声音，朋友说是不是钥匙从口袋里掉了出来。这天晚上，用人终于将钥匙找到了，钥匙就在一本薄书和一本小册子之间（是我学生的作品），这些都是他需要在旅行时的路上阅读的。这些书放在很明显的位置，但谁也没有发现钥匙在里面。他也认为自己不会将钥匙放在看不见的地方。这个误置完全是一种潜意识的机灵（dexterity），这只能用隐藏的强有力的动机解释，这好像是一种‘梦游确定性’（somnambulistic certainty）。如我所言，我的动机来源于他糊暴地终止这个治疗，因为他不愿意付出这么高的治疗费用。”

8.布里尔（1912）报告：“一个男人在他妻子的强迫要求下要去参加一些应酬活动，而他对此实在不感兴趣……”在他的妻子的再三恳求下，他才从他的衣柜里面找他的礼服，这时他突然想到应该刮一下脸。当他刮完脸后，再到衣柜拿衣服时，发现衣柜已经锁上了，尽管他长时间很耐心地寻找钥匙，但就是找不到，周六的晚上又没有配钥匙的，因此这对夫妇不得不很抱歉地取消这次应酬活动。当他最后将这个衣柜打开后，发现钥匙在里面，这个心不在焉的丈夫将钥匙锁在了衣柜的里面，他自己认为这完全是无意的，但我们知道，他不想参加这样的社交活动，因此他的误置并非没有动机。”

琼斯对自己的观察发现，当他吸烟较多并感觉不佳时，经常误置自己的烟斗，这个烟斗往往放在使人料想不到的地方，很难找到。

9.玛勒尔（Dora Maller，1915）报告了一个很普通的例子，但其动机是显而易见的。

“埃纳在圣诞节的前两天告诉我：‘你能想象得到吗？昨天晚上，我从包里取出一块馅饼吃，当时我想应给弗洛林一些（她的母亲的同伴），当她要给我说再见时，我虽然不太乐意；但我还是要给她一些，当我去取桌子上的包时，包却不见了，我找了片刻，发现包就在我的餐橱里，我无意识地将包放在了里面。’这无须分析，这个叙述者自己也理解这个结局。其动机明显是将所有的馅饼占为己有，而这个动机被压抑着，但又通过自动的方式达到了目的，尽管这个行为后来被她意识到了。”

10.萨克斯也描述了同样的一种误置行为，有一次他忘记了自己的工作职责：“上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我去做一次拜访之前，我对是工作还是散步犹豫不决；但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觉得自己还是工作的好。一个小时后，我突然想起来，自己的稿纸用完了，我知道在某个抽屉里还放有一部分存有多年的稿纸，但在我的写字台的抽屉里以及我能够想到的抽屉里我并没有找到这些稿纸，尽管我大费周折，找了几乎所有可能的地方——旧书堆里、影集和信件里等，但仍一无所获。最后，我发现，自己实际上是强迫性地打断自己目前的工作，因此便走了出去。晚上我回到了家里，坐在沙发上，漫无边际地思考着什么，两眼看着面前的书橱，一个箱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马上记起来，我好长时间没有清理里面的东西了。于是便走了过去，将这个箱子打开，一些没有使用的稿纸就放在最上面。但是，在我将它取出，正要放进我写字台的抽屉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些稿纸就是下午我要找而没有找到的。这里我要说明一点，尽管我并不太节俭，但我在用纸上很谨慎，充分使用每一页可以使用的稿纸。显然，我的这个遗忘的经历是由自己的一种本能动机所支配的，当这个动机消失的时候，这个遗忘便得到了纠正。”

如果对这些误置情况进行分析的话，除了潜意识的动机，很难对这一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

11.1901年夏日的一天，我对自己的一个朋友——我经常和这个朋友交换学术观点——说：

“如果我们完全依靠个体原始的两性本能的假设，这些神经症问题便可以得到解决。”对此，他回答道：“你说的这些两年半前在布勒斯劳我就对你讲过，但当时你并没有听进去。”用这样的方式去放弃自己的初衷是痛苦的。我回忆不起来这次对话，也回忆不起来我的这个朋友说的这番话，我们两个中肯定有一个出现了失误，根据“谁受益”的原则，出现失误的肯定是我。在此后的一个星期，我想起了整个事件，情况正如我的朋友所言，而且我也回忆起来自己对他说了这番话的回答，即：“对此我现在尚不能接受，我不想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从此以后，在我阅读医学资料时，发现有自己的观点但没有提到自己的名字时，我变得有一点容忍性了。

发现自己妻子的错误，朋友之间的反目，医生的诊断失误，同行之间的相轻，借用他人的观点等情况的遗忘——这并非是偶然的遗忘，通过研究，在对他们的这一现象进行解释时，我都会发现其痛苦的经历。另一方面，我认为，任何一个想研究隐藏于这种记忆失误背后原因的人都会发现类似的情况，人们遗忘这些不愉快的经历的倾向在我看来是相当普遍的。这种遗忘的能量就不同的人而言其程度是不等的。我们在医务工作中遇到的许多否定现象，可能也属于这种遗忘。[81]很明显，这两种行为（否定和遗忘）的区别纯粹是心理方面的，而且我们也会看到这两种行为的动机是同一的。关于患者的亲属对不愉快的记忆的否认的例子，我收集得很多，其中有一例很突出。一个母亲在向我说明有关她的患有神经症的儿子的童年经历，现在他处在青春期。这时她说，和他的哥哥、姐姐一样，他有尿床的毛病一对神经症患者的分析而言，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几星期以后，当她要我说明有关治疗的过程的时候，我让她注意这个年轻人的体质情况，这时我提到了病历中记录的尿床习惯，使我吃惊的是，她矢口否认他和其他的孩子有尿床的行为这个事实，并问我怎么会知道这个。最后，我告诉她，是她自己在不久前告诉我的，她将这个完全忘掉了。[82]

健康正常的人也会有很多类似的表现：当这种印象与不愉快的经历相联系时，这些印象便通过抵抗被遗忘了。[83]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只有当我们去研究神经症患者的时候才会得到准确的评价。

我们不得不认为，支撑癔病症状表现的主要机制是这种“基本努力”（elementary endeavour），通过这种努力来阻止那些能够引发不愉快情绪的意念的产生，这种努力类似于痛苦刺激出现时的防御反射。人们也许会发现，一个人消除这些萦绕自己的痛苦记忆，以及由此产生的诸如悲伤和良心的谴责这样痛苦的情绪是不可能的，即使这样人们也不能否认这种防卫倾向存在的假设，因为我们不能肯定这种防卫倾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或许在其他心理因素的参与下，这种防卫并不反对具有相反效果的其他动机，因为不管防卫是否出现，这些目的也一定会产生。我们的假设是这样的：心理机制的构建原则置于一个层次——一个在心理材料之上构筑的层次。很可能这种防卫的努力属于较低的心理材料的层次，它被更高级的心理材料层次所控制。

就我们上述所有的例子而言，如果我们要追踪遗忘过程到防卫倾向，这些事实都会说明这个倾向的存在力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很多事情因其本身的原因而遗忘，如果其本身的遗忘是不可能的话，这种防卫会改变目标，促使那些与此相联系但又不太重要的材料的遗忘。

痛苦的记忆易于遗忘这一观点值得应用于其他方面，但我们对此尚无足够的注意。在法庭上，人们对证词的评价就忽略了这个方面，人们相信誓言的力量，认为誓言会有纯化人们心灵的三大威力。这一点是可以广为接受的：在涉及到民族的风俗以及历史的传说时，我们会发现，风俗、传说延续的动机是这样的：人们以此来消除民族记忆中的那些令人不快的东西。通过仔细的研究，我们会发现，一个民族的民族习惯的存在方式和个体的童年经历的存在方式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伟大的科学家达尔文在洞察了不愉快的情绪是人们遗忘的动机这一现象后提出了针对科学工作者的“黄金律”[84]。

与对名字的遗忘方式相同［第1页］，印象的遗忘也往往相伴以错误的回忆，这描述为错误。病理状态下回忆错误——在偏执狂状态下，回忆错误是造成妄想的主要原因一一的资料很多，但很少涉及到这一动机。仍然遵从目前的研究构想已经不适应了，因此从我们涉及的这个新的方面来探讨神经症患者的病因是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我要做的只是描述我自己单一的回忆错误，这些来自潜意识的动机压抑着这些遗忘的材料以及与此有关的态度和思想，这些被压抑的东西会被我们明确地认识到。

在写《释梦》的最后一章时，我碰巧在一个避暑胜地，因此无法到图书馆查阅有关的资料，我迫使自己在笔记里通过记忆来找到所有这些参考资料以及引用的文献，以后再对此进行校对。

在写白日梦这个部分时，我想起了一个很精彩的例子，这个例子出现于都德的《总督大人》一书，作者借助一个贫困的书贩来表达自己的幻想。我很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一个幻想，其内容是这个叫加斯林（Monsieur Jocelyn）的人想象着自己在穿过巴黎的街道散步，如何奋不顾身地站在受惊奔跑的马车的前面，使马车停了下来，这时马车的门打开了，一个伟人从车里走了出来，握着加斯林的手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是你使我得到了再生，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

这一想象的内容即使有什么出入，我相信也可以通过到家里查阅该书而得到校正。然而，在我的这个稿子准备付印时，我翻开了《总督大人》这本书，校对我的这段手稿，使我感到难堪的是，我根本找不到关于加斯林的这个想象的部分。事实上，这个人也不叫加斯林，而是简易斯（Monsieur Joyeuse）。我找到的第二个错误使我发现了自己出现第一个失误的原因。我的名字Freud的法语翻译是“Joyeux”，而其阴性词是“Joyeuse”。那么，我原来错误地将这个归于都德的幻想究竟出自何处呢？它只能是我自己的作品，我自己的白日梦，我本人并没有意识到，或曾经意识到过但又被完全遗忘了。或许这是我在巴黎街道上散步时的一种想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很孤独，很希望有一个帮助自己和保护自己的人。后来，沙可让我加入了他的圈子，在他的家里，我多次遇到《总督大人》一书的作者。[85]

另一个错误回忆可以得到较满意的解释，这是关于“fausse reconnaissance”（错误搜寻）错误回忆，这一点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讨论［第256页］。我有一个患者，有抱负，有能力。有一次，我对他谈到我的一个学生，由于他致力于一本很有意义的著作——《艺术家，试论性心理》——而成为我的弟子。一年多以后，这本书出版，我的这个患者坚持说，在我第一次对他提到这件事以前的一个月，或许是6个月，他很确定地记得在什么地方（或许是书店的广告）见到过这本书的说明。当时，他的头脑里出现了这本书的广告说明，而且又说，作者对题目做了一些改变，把“试论”改为“论”。仔细地询问了作者，并比较了所有这些资料后，我发现，这个患者声称回忆的这些东西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在出版前，从未有过这本书的预告，当然，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在这本书出版前的一年多时间没有这本书的广告。当时，我并没有对这个患者的这种回忆错误进行分析，但这个患者这时又出现了一个类似的失误，他说最近在书店的柜台上看到过一本关于广场恐怖的书，现在想查询一些出版社的出书目录，然后向这个出版社购买一本，但一无所获。我向他解释了他的这种无效工作的原因，这本关于广场恐怖的书仅仅出现于他的幻想，他的潜意识的动机是，这本书是他写的，他有和那个年轻人竞争的抱负，也企图通过一本科学著作而成为我的弟子，这便是他出现这两种回忆失误的原因。他回忆起来，这个导致他出现回忆的书店广告与一本书名为《创造及其产生规律》的书有关。另外，他所提到的题目的变化与我有关，在我谈到这个书名的时候经常将“论”说成“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