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

我一直准备告诉你们，我正与内心的困难做斗争。可以这样说，我感到把握不住讲演的合理范围。在过去15年的工作中，精神分析的确发生了变化并且变得更加丰富了。但是，尽管如此，《精神分析导论》大可不必有所改变或增补。我心中一直认为，这些讲演是没有存在理由的。对精神分析学家而言，我既言之无物，又无丝毫新意（说得太少了，而且根本没有什么新东西）；而对于你们来说，我又说得太多了，且都是你们没有准备理解的或超出你们能力之外的东西。我为演讲找了种种理由，并试图根据不同的理由证明各个相互独立的讲演。第1讲，关于梦的理论。可以设想，这一讲将一举把你们送回精神分析的氛围中，并向你们显示我们的观点是多么经得起考验。由于我有机会毫无约束地讲出我对这样一个研究领域的看法，即在该领域中，许多偏颇的期望正与强烈的抵抗进行斗争，从而我被引导到第2讲，追溯了从梦走向神秘主义的道路；我希望你们在做出判断时，学会容忍精神分析的实例，不要拒绝与我一起探索这个领域。第3讲，关于人格的剖析，因其是不为你们所熟悉的题材，肯定对你们提出了最难接受的要求。但是，我不可能向你们隐瞒自我心理学的最初起源。如果15年前我们就掌握了这种剖析，那时我就会向你们提及。我的最后一讲，你们可能只有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理解它，该讲提出了一些必要的更正——即对解决各种最重要的问题的新的尝试；如果我对这些修改保持缄默，那么我的介绍就会把你们引入歧途。你们知道，在人们开始寻求辩解的理由时，结果也同时显露了出来，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命中注定的。我服从命运，并请求你们也这样做。

显然今天的讲演在导论中也没有任何地位。但它能够向你们提供一个详细的精神分析工作中的实例，我可谈两点情况来介绍今天的讲演。首先，它所提供的仅是可观察的事实，几乎没有任何思辨性的附加成分；其次，它所论及的主题比其他任何主题更能引起你们的兴趣。从整个历史看来，人们对女性气质的性质这个谜一筹莫展——那些戴着象形文字的便帽的头，那些裹着头巾的头和戴着黑色方帽的头，那些戴着假发的头和其他无数不幸的、流淌汗水的人们的头……[115]

你们无可避免地要为此问题而烦恼——这是指你们当中的男人；而对于你们当中的女人来说，却没有这种烦恼——你们自身就是这一问题。当你们遇到一个人时，你们所作的第一个区分是：

“男人抑或女人？”并且习惯于以毫不犹豫的确定性进行区分。在这点上，解剖学与你们有同样的确定性，而且并不比你们更深刻。男人的性产物，即精子及其载体是雄性的；卵巢和含有卵巢的有机体是雌性的。在两性中，绝对为性功能服务的器官形成了；它们可能起源于相同的（遗传的）性倾向，进而发展为两种不同的形式。此外，两性的其他器官、体形和组织，都显示了个体性别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稳定，而且它的程度也是可变的；这些就是所谓的第二特征。其次，科学会告诉你们某种与你们期望相背，并且可能扰乱了你们的情感的事情。它使你们的注意力转向下述事实：男人性器官的某些部分也会在女人身体上出现，尽管是以一种发育不全的状态出现，反之亦然。这种观点把上述情况视为双性特征（bisexuallty）的表现[116]，仿佛一个个体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而又始终既是男人又是女人——仅仅是某一种性别比另一种性别更明显而已。

然后，我们要求你们熟悉这样一种观点：个体身上男性成分与女性成分相混合的比例，具有相当大的波动性。然而，除非是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中，因为一个人身上所呈现的只能是一种性产物——或者是卵细胞，或者是精液，所以，你们一定会怀疑上述成分的决定性意义，并推断出构成男性气质（masculinity）或女性气质（femininity）的东西是解剖学所无法控制的、不为人知的特征。

或许，心理学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习惯于把“男性的”和“女性的”作为心理品质来使用，并且以同样的方式把双性特征的概念引入心理生活之中。因此，我们谈到某个人时，无论是男是女，就说他在这个方面表现为男性的，而在另一个方面表现为女性的。但你们很快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只是对解剖学或习俗的让步。你们不能给予“男性的”和“女性的”这两个概念以任何新的内涵。这种区别不是心理学上的区别，你们说到“男性的”时，通常意指“主动的”；而说到“女性的”时，通常意指“被动的”。这种关系确实是存在的。男人的性细胞是积极活动的，它寻找女人的性细胞，而后者即卵子则是静止的，它被动地等待着。这种基本的性生物体的行为的确是性交中性个体行为的原型。男人为了性交目的而追求女人，占有她并穿入她体内。但就心理学而言，这种说法恰好把男性气质的特征变成为攻击性因素。但当你们想到，在某些动物中，例如蜘蛛，雌性更强壮而且更具有攻击性，而雄性仅在性交这一个行为中才具有主动性时，你们很可能会怀疑你们是否真正有权保持上述说法。甚至是那些抚育和照料幼儿的功能（我们认为这些功能是女性的优良美德），在动物中也并不总是与雌性相关。在相当高级的动物中，我们发现两性共同承担着照料幼仔的任务，或甚至由雄性单独承担。即使在人类性生活中，你们也很快会看到，把男性的行为与主动性等同，把女性的行为与被动性等同是多么不完善。母亲对孩子是主动的，哺乳这一行为可以等同地说是母亲给婴儿喂奶或被婴儿吮吸。你们越脱离狭隘的性交领域，这种“重叠性谬误”（error of superimposition）[117]就暴露得越明显。女人可以在不同方面显示出重大的主动性，而男人只有养成大量的被动适应性，才能与其同类相伴生活。如果你们现在告诉我这些事实恰好证明了心理学意义所说的男人和女人都是双性的，那么我将断定，你们心里已决定使“主动的”与“男性的”等同起来，“被动的”与“女性的”等同起来，但我劝你们不要这样认为。在我看来，这种见解对追求有益的目的毫无用处，也不能给我们的知识增加任何东西。[118]

人们可能会考虑从心理学上把女性气质描述为偏爱被动性目的。当然，偏爱被动性目的与被动性不是一回事；实现被动性目的可能需要大量的被动性。情况可能是这样：对于女人来说，基于她所承担的性功能，她对被动性行为和被动性目的的爱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扩大到相应有限的或广泛的生活领域之中，她的性生活可作为这些领域的模型。但是，我们应该警惕在这个方面低估了社会习俗的影响力。还是这些影响力迫使妇女陷入被动状态。所有这些情况仍远未被澄清。在女性气质与本能生活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我们不可忽视的、特别稳定的关系。妇女对攻击性的压抑是由其体格规定并由社会强加给她们的。这种压抑有助于强力的性受虐狂冲动的形成，正如我们所知，这种压抑成功地约束了已转向内部的性欲的破坏性倾向。因此，可以说受虐狂确实是为女性所独有的。但是，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你们在男人中遇到了性受虐狂，你们除了说这些男人显示了非常痛苦的女性特征外，还能说什么呢？

现在，你们听到了，心理学也不能解开女性气质之谜。无疑，这个解释要到别处去寻求，而只有在我们大致认识到活着的有机体是怎样演变成两种性别之后，才能找到解释。我们对这个演变一无所知，而两种性别的存在是有机生命中最显著的特征，该特征明显地把有机生命与非生物自然界区分开来。然而，对于研究那些拥有女性生殖器而具有显著的或占优势的女性特征的人类个体而言，我们已发现了很多东西。按照精神分析的特殊性质，它并不试图描写什么是女人——那将是一件它几乎无法胜任的任务——而是已着手研究女人是怎样形成的，即女人是怎样从具有双性别倾向的儿童成长起来的。幸亏我们有几个优秀的女精神分析家已开始研究这一问题，故而我们近来对这方面也掌握了不少知识。该问题的探讨已从两性差别中获得了特别的吸引力。

对于女士们来说，只要某种比较的结果似乎被证明为不利于她们的性别，她们就可能提出怀疑，我们这些男性的精神分析家无法消除对女性气质所抱有的某些根深蒂固的偏见，而且这种比较正在不公正的研究中受到损害。另一方面，立足于双性特征，我们毫不困难就避免了对女士们的失礼行为。我们只要说：“这种比较不适用于你们，你们是例外；在这点上，你们所具有的男性成分多于女性成分。”我们在研究妇女的性别发展中，提出了两个预测。第一，妇女只有经过反复的斗争，她的体格才能适应其功能。第二，性别发展中的关键性转折点在青春期以前就已做好准备或已经完成。

这两个预测很快就会被证实。而且，与男孩的情况的比较告诉我们，小女孩向正常妇女的发展更加困难，也更加复杂，因为它包括两个额外的任务；而在男人的发展中并没有与之相当的任务。

让我们从两种性别的起源谈起吧。男孩和女孩的生理物质无疑是各不相同的，关于这一点，无须精神分析来确定。生殖器结构的差异伴随着其他一些身体上的差异，对于后者，大家如此熟悉，在此无须再提。差异也出现于本能气质中，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后来所形成的妇女的性质。

小女孩通常缺少攻击性、对抗性和自我满足感；她似乎更需要给予爱抚，因而显得更具依赖性和顺从性。这种顺从性的结果可能是这样：她更容易也更快学会控制排泄；尿和粪便是儿童送给其照料者的一批礼物［见第100页］，而且控制大小便是儿童的本能生活所能诱导取得的第一个让步。人们还有一个印象：小女孩比同龄男孩更聪明更活泼；她们更常走出户外接触外部世界，同时形成更强烈的对对象的精神贯注。我无法说清，女孩在发展中的这种领先是否已被精确的观察所证明。但毋庸置疑，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不能说女孩在智力上落后于男孩。然而，这些性别差异并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可以被个性变化所超越。就我们当前目的而言，它们可以忽略不计。

两种性别似乎都以同样的方式经历了力比多发展的早期阶段。我们原本期望女孩在肛欲攻击阶段已表现出在攻击方面的落后，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女精神分析家对儿童游戏的分析已表明，小女孩的攻击性冲动在丰富性与猛烈性方面都完整无缺。当她们进入阳具欲阶段时，两性的差别就完全被两性的一致所掩盖了。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小女孩即是一个小男孩。正如我们所知，对于男孩而言，这个阶段的标志即下述事实：他们已学会如何从他们的小阴茎那里获取快乐感，并把其兴奋状态与他们性交的念头联系起来。小女孩则通过其更小的阴蒂做同样的事。看起来她们的一切手淫活动都是在这种阴茎的等同物上进行的，真正的女性阴道（vagina）则仍未被两性发现。

一些关于阴道感觉的报告也确实存在，但是要把这些感觉同肛门（anus）或（阴道）前庭（vestibulum）的感觉区别开来，却是不容易的；而且这些阴道感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起重要作用。我们有权坚信我们的观点：在女孩的阳具欲期，阴蒂是主要的性感区。当然，情况不会一直如此。随着女性气质的产生，阴蒂就全部或部分地把其敏感性连同其重要性移交给了阴道。这是妇女在其发展中不得不完成的两个任务之一，而相比之下要幸运些的男人只需要在其性成熟时期，继续进行那个他早先在性欲早期旺盛阶段就从事过的活动。

我们以后再回到阴蒂作用的问题上来，现在让我们谈谈女孩在发展中肩负的第二个任务。

男孩爱恋的第一个对象是他的母亲，在男孩俄狄浦斯形成时期依然如此。而且从本质上说，终生如此。对女孩而言，她的第一个对象也应该是她的母亲（还有与母亲融为一体的奶妈或养母）。儿童最初对对象的贯注表现于对满足某些既主要又简单的基本需求的依恋中[119]，并且照料儿童的环境对两性而言也都是相同的。但在俄狄浦斯状态中，女孩的父亲变成了她的爱恋对象（love object），我们期望在正常的发展过程中，她将找到从亲本对象（paternalobject）通向最后选择的对象的道路。因此，在该时期，女孩不得不改变她的性欲区和爱恋对象——而男孩则保持二者不变。于是便产生了这个问题：这种转变是怎样发生的？特别是女孩是怎样从对母亲的依恋转到对父亲的依恋的？她是怎样从男性阶段转向生理上注定的女性阶段的？

如果我们假定，从某一特定年龄开始，异性相吸这一基本力量便被儿童感觉到了，并使女孩趋向男人，而同样的法则则允许男孩继续与母亲在一起，那么，这种假设将会是一个理想的简单解释。此外，我们还可以假设，在这一时期，儿童遵循着父母性偏好所给予他们的暗示。但我们并不会这么容易地找到答案。我们几乎不知道，我们是否要确信这种吸引力，尽管诗人们以极大的热情赞美这种力量，而在精神分析上却无法进一步对它做出分解。通过艰辛的研究，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至少很容易地获得了答案所需的材料。你们可能知道，长大后仍然温柔地依恋亲本对象（确切地说是父亲）的女人，为数甚多。我们对这些女人有惊人的发现，她们对父亲的依恋程度很强，持续时间也很长。当然，我们都知道，在这之前女孩还有一个恋母阶段；但我们不知道，这一阶段内容如此丰富，持续时间如此之久，而且留下了如此之多的、造成固着与偏向的机会。在这一个时期，女孩的父亲不过是一个令人讨厌的竞争者；而且在某些实例中，对母亲的依恋持续到14岁以后。差不多我们后来在她与父亲关系中所发现的每一事件，都在早期的依恋中出现过，并被依次转移到父亲身上。简而言之，我们认为如果不懂这个依恋母亲的前俄狄浦斯阶段，那么就不可能理解女人。

那么，我们将乐于知道女孩与母亲的力比多关系的性质。答案是，这些关系各不相同。由于它们贯穿于幼儿性欲的全部三个阶段，故也具有各个不同阶段的特征，并通过口唇的、肛门施虐的和阳具欲期的愿望表现自己。这些愿望体现了主动的和被动的冲动；如果我们把它们与后来呈现的两性差别联系起来——尽管我们应该尽可能避免这样做——我们便可把它们叫做男性的和女性的。除此以外，它们是完全相矛盾的，既具有亲切的性质，又具有敌对的和攻击性的性质。

后者通常仅在被转变为焦虑观念后才明朗化。要提出对这些早期的性愿望的明确阐述总是不容易的；女孩表达得最清晰的是让母亲怀上孩子和为她生个孩子的愿望——这两个愿望都属于阳具欲期，而相当令人吃惊的是，它们无疑都被精神分析的观察所证实了。这些研究给我们带来了令人吃惊而详细的发现，这是引人注目的。例如，我们发现，在这个前俄狄浦斯时期，被杀或被毒害的恐怖（它们后来可能构成偏执狂疾病的核心）就已出现在与母亲的关系中了。又如另一个例子：你们可能会回想起精神分析研究史中的一件曾引起我许多苦恼的趣事。在那个时期，我们的主要兴趣在于发现婴儿性欲创伤，我几乎所有的女病人都告诉我，她们曾被自己的父亲诱奸过。

但最后我被迫承认，这些报告都是失真的，因而开始明白，癔症产生于幻想而不是真实事件。只是到了后来，我才能够从被父亲诱奸的幻想中，辨认出它是女人典型的俄狄浦斯情结的表现。现在，我们在女孩的前俄狄浦斯阶段中再次发现了关于被诱奸的幻想；但诱奸者通常是母亲。然而，这次的幻想涉及了真实的领域，因为确实就是母亲，在给孩子做身体卫生保健的活动中，无可避免地激起了，而且可能是第一次激起了女孩生殖器的快感。[120]

我相信你们将会怀疑到：对于小女孩与母亲的性关系的丰富性和强烈性的说明是言过其实了。

毕竟人们有机会可以观察小女孩，但没有注意任何这类情形。但这种反对并未切中要害。如果人们知道怎样观察，那么他们在儿童身上就可看到很多东西。此外，你们应该考虑到，儿童能够带到前意识中并加以表述或传达的性愿望是何其少，甚至没有。因此，如果有人在这个情绪领域出现明显的或者过度的发展，我们就完全有权借助他们的回忆，研究这个情感世界的遗迹和影响后果。病理现象总是通过分离和夸大的办法，帮助我们弄清仍然隐含在正常状态中的条件。而且，由于我们的研究是在那些绝对严重变态的人中进行的，所以我认为研究的结果是值得信任的。

现在，我们将把兴趣转向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导致女孩对母亲的这种强烈依恋消亡的呢？

我们知道，这种依恋的通常命运是：它注定要让位于女孩对父亲的依恋。这里，我们偶然发现了一个引导我们进一步研究的事实。发展中的这一步骤并不仅仅包含对象的简单变化。对母亲的疏远是伴随着敌意的；对母亲的依恋以仇恨告终。这种仇恨可能变得非常显著而且终其一生；它可能在以后得到精心的过度补偿（over compensate）；通常它的一部分被克服，而另一部分则被保持。儿童后来发生的事件当然对这种结果影响很大。然而，我们将仅限于研究女孩在转向父亲时对母亲的仇恨；仅限于研究这种仇恨的动机。我们听到了一长串对母亲的谴责和抱怨，这些谴责和抱怨被认为证明了孩子的敌对情感，这些谴责和抱怨的有效性有很大差异，我们应该认真审查。其中一些显然是属于文饰作用（rationalizations）的，敌对的真正根源有待于发现。如果在此我让你们了解精神分析研究的一切细节，我希望你们会发生兴趣。

对母亲的责怪，追溯其最早的根源，是母亲给儿童太少的奶水——这被解释为儿童因丧失爱而反对母亲。在我们的家庭中，现在就存在着这种责怪。母亲经常没有足够的营养提供给她们的孩子，且仅满足于给孩子喂几个月、半年或九个月的奶。而在原始的民族中，母亲哺乳孩子的时间长达两三年。通常是为孩子哺乳的奶妈的形象会与母亲相融合；在这种融合尚未出现时，对母亲的这种责怪就会转变为另一种责怪——责怪母亲把热心喂养她们的奶妈过早地辞退了。不过，无论这些事件的真实情况原本怎样，儿童对母亲的责怪都是不可能经常被证明为合理的。相反，儿童对最早期的营养的需求似乎是贪得无厌的，他似乎从未克服失去母乳的痛苦。如果对那个已能跑会说却还吮吸母乳的原始人的孩子进行精神分析，并且结果表明他们对母亲也有同样的责怪，对此我不会感到惊讶。被毒死的恐惧也可能与断乳有关。毒药是使人生病的营养品，或许儿童把他们早期疾病的病因也归结到这种挫折（frustration）上。相当程度的智力教育是相信偶然之事的先决条件；原始人和未受教育的人，无疑还有儿童，都能够给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以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可能是以泛灵论为基础的。甚至今天在人类的某个阶层中，人们还相信一个人的死亡必与被他人——最可能是医生——所杀害有关。一个神经病患者对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的死亡的通常反应，是把引起死亡的责任归结到自己。

当婴儿室中出现了另一个婴儿，他就爆发了对母亲的另一种谴责。如有可能，这种谴责就与口欲挫折保持了某种关系：母亲不能或不会给这个孩子提供更多的奶水，因为她需要为新生儿准备营养。如果两个孩子年龄如此接近，以至于第一个孩子的奶水受到第二个孩子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对母亲的这种谴责就获得了一个真实的基础。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儿童并不会因为年幼而注意不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即使他只比新生儿大11个月。但是，儿童对闯入者和竞争者所妒忌的不仅仅在哺乳方面，还在母爱的所有方面。他感到自己的权力被推翻了、被剥削了、被损害了；他把妒忌的仇恨投向新生儿，并怨恨不忠实的母亲，这种怨恨经常表现为他的行为变得令人讨厌，他可能变得“淘气”、易怒和不听话，并放弃了他在控制排泄中的进步。人们很早就已熟悉了这一切，并承认这一切都是不言自明的，但我们对于这些妒忌冲动的强度，他们所持续存在的顽固性以及对其日后发展的影响的重要性，很少形成一个正确的观念，尤其是当这种妒忌在儿童后期不断地受到新的刺激（因而每次有小弟弟或小妹妹出生时，都会全面发作）时，更是如此。即便这个儿童碰巧仍为母亲所偏爱，结果也差不多如此。儿童对爱的要求是没有止境的，他们需要的是专一的爱，而不容许他人与之分享。

儿童对母亲所怀敌意的根源，在于他的多样化的性愿望。这些愿望随着力比多的发展而变化，而且大部分不能得到满足。如果母亲禁止孩子与生殖器有关的快感活动——经常采用严厉的威胁方式和各种令人不快的动作——而这些活动归根到底又是她自己介绍给孩子的，那么最强烈的挫折就会在阳具欲期发生。人们会认为，这些理由足以说明女孩疏远母亲的原因。如果真是如此，人们就会推断，这种对母亲的厌恶感必然起源于儿童性欲的特征、儿童对爱的要求的无节制性特征和他们性愿望的不可实现性。的确可以认为，儿童的第一个爱恋关系注定是要消亡的，其原因正是因为它是第一个关系，是因为这些早期的对对象的贯注，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相矛盾的。

强烈的攻击性倾向总是伴随着强烈的爱，儿童对其对象的爱越强烈，对在那个对象上所遭受的失望和挫折就越敏感；最后，这种爱就必定会屈从于积累起来的仇恨。关于在性爱贯注中存在着一种诸如上述的原始心理矛盾的观点，可能会遭到反对。人们可能指出，正是母亲与孩子关系中这种特殊性质，以同样的必然性导致了儿童的爱的毁灭；因为即便是最温柔的抚养，也无法避免运用强制手段和采用各种约束，而且任何这种对儿童自由的干预，作为一种反应，都必定会激起儿童的叛逆性和攻击性倾向。我认为，关于这些可能性的讨论大概是最有趣的；但忽然出现了另一种反对意见，这使我们的兴趣有所改变。所有这些因素——冷遇、对爱的失望、妒忌、因禁忌而产生的诱奸——毕竟也都在男孩与母亲的关系中起作用，却仍不能使他疏远母本对象。除非我们能够找到某种东西，它为女孩所特有，而不存在或不以同样的方式存在于男孩身上，否则，我们就不能解释女孩对母亲依恋的终止现象。

我相信我们已经发现了这种特殊因素，而且的确是在我们期望的地方发现的，尽管是以某种令人吃惊的方式发现的。这种特殊因素存在于“阉割情结”之中，正是我们所期望发现的地方。（两性间的）解剖学上的差别最终必将表现为心理学的结果。然而，精神分析表明，女孩坚持母亲要对她们丧失一个阴茎负责，而且为她们因此处于不利地位而不原谅母亲，这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

你们知道，我们认为女人也具有阉割情结。尽管该情结的内容在女孩身上与在男孩身上不同，但仍有足够的理由说女孩有阉割情结。男孩从对女性生殖器的观察中认识到，他们如此宝贵的器官并非一定要与身体相伴随，在此之后他们才产生了阉割情结。在这种情结中，当他想起因玩弄那个器官而招致威胁时，便开始信以为真，并处于受阉割的恐惧的影响之下。这种恐惧成为他以后发展的最强烈的动力。女孩的阉割情结也是产生于对异性生殖器的观察。她们马上注意到两性器官的差别，而且必须承认这种区别的意义。她们感到非常委屈，经常表示她们也要“有像那样的东西”，成为“阴茎嫉羡”的受害者，这种嫉羡将在其发展和性格的形成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即使是在儿童最受宠爱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消耗大量的心理能力，这种嫉羡也是不可克服的。

女孩对她没有阴茎这一事实的承认，绝非意味着她很容易屈服于这个事实。相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会继续坚持希望自己获得像阴茎那样的东西，并且过了许多年后，她仍相信这种可能性；精神分析还表明，当儿童对现实的认识否定了这个愿望实现的可能性后，该愿望就继续存在于潜意识中，并保持着相当可观的贯注能量。这个获得阴茎的渴望，最终可能会不顾一切地形成某种动机，该动机促使一个成年妇女接受精神分析；而且她们在精神分析中合乎情理地可能期望得到的东西——如从事智力工作的能力——可能常被认为是这种被压抑愿望的升华的变型。

人们无法怀疑这种对阴茎的嫉羡的重要性。如果我断言，羡慕（envy）和忌妒（jealousy）在女人心理生活中比在男人心理生活中作用更大，你们可能以此为对男性不公正的一个实例。我并不认为羡慕和妒忌这些特征不存在于男人身上，也不认为它们存在于女人身上的根源只在于对阴茎的羡慕；而是倾向于主张，它们在女人身上更加重要的原因在于阴茎嫉羡的影响。然而，有些精神分析家则表现出一种贬低女孩初期的阴茎嫉羡在阳具欲期的重要性的倾向。他们主张，我们从女人这种态度中发现的东西，基本上是一个二次结构（secondary structure）。该结构是妇女在后期发生心理冲突并倒退到这种早期幼儿冲动的场合中产生的。不过，这是深蕴心理学的一般问题。在许多病理学的——甚或异常的——本能态度中（如在所有的性变态行为中），产生下述问题：这些本能行为的强度有多少应归因于早期幼儿的固着作用，又有多少应归因于后期经验和发展的影响？在这一种情况下，该问题几乎一直是我们在关于神经症病因[121]的论述中提出的那种相互补充的问题。这两个因素以不同的重要性在病因中起作用；这方面的作用小些，另一方面的作用就会大些，以此达到平衡。幼儿期的因素在所有场合中都建立了模式，尽管通常是决定性的，但它并不总是决定着这个问题。正是在阴茎嫉羡这一场合中，我要坚决论证幼儿期因素的优势。

发现自己被阉割是女孩成长中的一个转折点。由此出发有三条可能的发展路线：第一条导致性约束（sexual inhibition）或神经症；第二条导致女性性格向“男性化情结”（masculinitycomplex）方向转变；第三条导致正常的女性气质。关于这三条路线，我们已经有了相当多的了解，尽管并没有全部认识。

第一条路线的基本内容如下：小女孩至此仍以男性方式生活，她能够通过使阴蒂兴奋获得快感，并把这种活动与她指向母亲的性愿望联系起来（这种愿望常是主动性的）；现在，由于受到阴茎嫉羡的影响，她失去了男性生殖器性欲意义上的快乐。因与男孩的那个远为优越的家仆相比，她的“自爱心”（self-love）受到了损伤，结果，她放弃了通过手淫从阴蒂中获得的满足感，否定了她对母亲的爱，与此同时，她还常常压抑大部分的一般性性倾向。无疑，她对母亲的疏远不是突然发生的，因为一开始她只是把阉割视为个人的不幸，后来才逐渐延伸到其他女人中，最后才延伸到她的母亲身上。她的爱是指向她的具有阳具欲望的母亲；由于发现母亲也被阉割了，她就不可能再把母亲作为对象，以至于她长时期积累起来的仇恨的动机占了上风。因此，这就意味着，对于女孩来说，就像对于男孩和后来可能对于男人来说一样，由于发现妇女缺少阴茎，她们的价值就降低了。

你们都知道，我们的神经症患者把其患病的重要原因归之于手淫。他们要手淫为他们所有的烦恼负责，我们很难使他们认识到他们错了。然而，事实上，我们应该向他们承认，他们是对的，因为手淫是他们幼儿期性欲发泄的动力，而他们的确饱受这种性欲的不良发展之苦。不过，神经症患者大多谴责的是青春期的手淫；他们大多忘记了早期幼儿的手淫，而这种手淫才是问题真正的症结所在。我希望日后有机会向你们详细阐明，早期手淫的所有真实细节对于个体后来形成的神经症或性格是多么重要。这种手淫是否被发现了？父母是怎样极力反对它或容忍它的？他自己是否成功地抑制了这种手淫？所有这一切都在儿童的发展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但总的来说，我很高兴我不必这样做。这是一件困难而沉闷的工作；而且，最后你们肯定会要求我向你们提供一些关于父（母）亲或教育者应该怎样帮助儿童戒除手淫的实践性建议，从而使我陷入尴尬境地。[122]我能够从本讲所涉及的女孩的发展中，向你们提供儿童本人努力摆脱手淫的例子，但她并不能总是成功地摆脱手淫。

如果对阴茎嫉羡激起了反对阴茎手淫的强烈冲动，而阴蒂手淫仍拒绝让步，于是就发生了一场争夺自由的激烈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女孩似乎自己接替了被其废黜的母亲的角色，并在反对从阴蒂获取满足的努力中，表现出自己对低劣的阴蒂的全部不满。许多年以后，她的手淫活动虽然很早就已被抑制了，但对手淫的兴趣仍然持续存在，我们应当把这种兴趣解释为一种抑制仍令人担心的引诱的防御。这种兴趣表现为对那些遇到类似困难的人的同情，它在缔结婚姻的行动中起动机的作用，而且的确可以决定对丈夫或爱人的选择。取缔早期幼儿手淫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或寻常的事。

随着阴蒂手淫的放弃，女孩也放弃了一定程度的主动性。现在被动性占了优势，而且在被动的本能冲动的帮助下，女孩基本上完成了向父亲的转移。你们可以发现，上述发展的浪潮把女孩在阳具欲期的主动性涤扫殆尽，从而为形成女性气质清扫了基地。如果主动性在这一涤扫过程中没有因压抑而丧失太多，那么这种女性气质就可能是正常的。女孩转向父亲的愿望最初无疑就是对阴茎的愿望，这种愿望已遭到母亲的拒绝，现在她寄希望于父亲。然而，如果对阳具的愿望被对婴儿的愿望所取代，也就是说，按照古代的象征性的“等同式”，幼儿代替了阳具，那么一种女性情势也就随之建立起来了。我们也注意到，早在平静的阳具欲期，女孩就希望有个宝宝，这当然就是她玩弄布娃娃的意义。不过，这个游戏实际上并非女性气质的表现，它是对母亲的认同，企图用主动性代替被动性。她扮演母亲的角色而玩偶则成了她自己，现在她能为宝宝做一切她母亲曾为她做的事情。一直到对阳具的愿望产生了，玩偶宝宝才变成了来自女孩父亲的一个宝宝，此后又变为最强烈的女性愿望这一目的。如果后来这种有个宝宝的愿望在现实中实现了，女孩就会觉得非常快乐；如果这个宝宝是一个具有女孩所渴望的阳具的小男孩，她就会尤其地快乐。[123]在“来自父亲的宝宝”这一复合描述中，给予充分强调的是婴儿而不是父亲。那种对拥有阳具的古老的[124]男性愿望仍然以同样的方式依稀可见于业已形成的女性气质之中。但是，我们或许反而应当承认，这个对阳具的愿望是一种十分典型的女性愿望。

随着对阳具－幼儿的愿望转移到她的父亲，女孩就已进入到俄狄浦斯情结的状态。她对母亲的那种无须重新产生的仇恨，现在大大加强了，因为母亲变成了女孩的竞争者，她从女孩父亲那里得到了女孩所想得到的一切。按照我们的观点，女孩的俄狄浦斯情结在她前俄狄浦斯时期对母亲的依恋中已隐藏了很长时间，但是它仍然十分重要，并在其后留下了种种长久持续的固着作用。

对女孩而言，俄狄浦斯状态是她漫长而艰难发展的结果；它是一种初步的解决，一种不会马上放弃的宁静状态。特别是离潜伏期开端不远时更是如此。现在，我们注意到两性间的区别，对于俄狄浦斯情结与阉割情结来说，这种区别可能是十分重要的。对于男孩而言，他的俄狄浦斯情结是从阳具性欲阶段自然地发展起来的。在这一情结中，男孩对其母亲产生欲望而且希望摆脱作为竞争者的父亲。然而，阉割情结的恐惧却迫使他放弃这种态度。在认识到失去阴茎的危险后，俄狄浦斯情结遭到抛弃、压抑，在最正常的情况下，则遭到彻底的摧毁［见第92页］，而且严厉的超我作为继承者建立起来了。在女孩身上发生的情况几乎是相反的。阉割情结是为俄狄浦斯情结做准备而不是毁坏它；她因受阴茎羡慕的影响而放弃对母亲的依恋，并且进入俄狄浦斯状态，就仿佛进入了避难所一样。由于不存在阉割情结的恐惧，女孩便缺少了一种引导男孩克服俄狄浦斯情结的主要动机。她们在这一情结中停留了或长或短的时间；后来才摧毁该情结，而且，即使如此，也摧毁得不彻底。在这些情况下，超我的形成必定受到妨碍；它无法得到使它具有文化意义的力量和独立性，而且，当我们向男女平等主义者指出这个因素对一般女性特征所具有的影响时，他们并不高兴。

我们再回头谈谈；我们曾提到［第126页］把女人的男性气质情结的发展当作发现女人阉割后的第二个可能的反应。在此我们的意思是，女孩似乎拒绝承认这个不受欢迎的事实，她甚至夸大以前的男性气质，坚持阴蒂活动，进行挑战性的反叛，她逃避到对具有阳具欲期的母亲或对父亲的认同中。支持这一结果的决定因素会是什么呢？我们只能假定它是某种气质上的因素，是较高程度的主动性，诸如男性普遍特征那样的东西。然而，不管它可能是什么，这个过程的本质在于：

在发展的这一阶段中，女孩避开了那股为转向女性气质开道的被动性浪潮。这样一种男性气质情结的极端发展，似乎会影响女孩对对象的选择，使之趋向于明显的同性恋。当然，精神分析经验告诉我们，女性同性恋很少是，或者绝不是对幼儿期男性气质的直接延续。即使对这种女孩而言，她似乎也必然在某个时期把父亲作为爱恋对象，并进入俄狄浦斯状态。但是后来，由于对父亲的不可避免的失望，她被迫退回到早期的男性气质情结中。这些失望情绪的重要性不应被夸大；命中注定要成为女性的女孩也会产生这些情绪，尽管这些情绪有不同的作用。气质因素的优势似乎无可争议；

但女性同性恋发展的这两个阶段则充分反映在同性恋者的实践中，这些同性恋者经常而且明确地相互扮演母亲和幼儿，又扮演丈夫与妻子。

我在此跟你们所说的一切，可以描述为妇女的史前史。它是最近几年的产物，作为精神分析工作的一个详尽实例，它可能已经引起了你们的兴趣。因为这个例子的主体是妇女，所以，我们在此冒昧地提到几位妇女的名字，她们对这一研究做了有价值的贡献。布伦斯维克（R.MBrunswick，1928）博士是第一个描述下述神经症案例的人，该疾病返回到前俄狄浦斯阶段的一个固着点，而且根本没有到达过俄狄浦斯状态。该例采取忌妒狂想症的形式，而且证明对其治疗是有效的。格鲁特（Jeanne Lampl-de Groot，1927）博士通过某些可信的观察，证实了女孩在阳具欲期中转向母亲的不可思议的活动。多伊奇（Helene Deutsch，1932）博士已证实同性恋妇女的性行为再现了母子关系。

追踪探讨女性气质从青春期到成熟期的进一步行为表现，这并不是我的意图。而且，对于这个目的而言，我们的知识还是不充分的。但我在下文将把一些特征综合起来。以妇女的史前史为出发点，我在此仅强调，女性气质的发展仍要受到早期男性化时期的残余现象的干扰；在一些妇女生活进程中，男性气质占优势的时期和女性气质占优势的时期反复交替存在着。我们男人称之为“妇女之谜”的某些部分，可能来自妇女生活中双性并存的表现。但是，在这引进研究的过程中，对另一个问题做出判断的时机成熟了。我们把性生活的动力称为“力比多”，性生活受男性－女性的对立倾向支配。因此，这种见解主张考察力比多与这组对立面的关系。如果能证明每一种性别都有适合于他自己的特殊力比多，因而一种力比多追求男性性生活目标，另一种力比多则追求女性性生活目标，那么这种观点也就不会令人吃惊了。但上述情况不是真的。实际上只有一种力比多，它同时服务于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功能。我们不能给力比多本身指定任何性别；如果按照主动性等同于男性的传统公式，我们倾向于把力比多描述为男性的，那么我们不应忘记，它也包含带有被动目标的倾向。然而，“女性力比多”这一词的对应出现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的主张是，当力比多被迫用于女性功能时，它受到的压力就更大；而且，比较起男性气质的情况看——在目的论上讲——大自然较少关心它的（女性功能的）要求。不关心的原因——再从目的论上讲——在于下述事实：生物学目的的实现已托付给男人的攻击性，而在某种程度上不依赖女性的同意便已完成了。

女性的“性冷淡”（sexual frigidity）（其频繁性似乎证实了这种冷淡）是一种尚未完全认识的现象。有时它是心理冲突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容易受到影响；而在其他情况中，它则暗示了这种假设：它是由气质因素决定的，甚至还有解剖学上的因素促成。

我答应要再告诉你们一些精神分析观察中见到的、成熟女性气质的心理特质（psychicalpeculiarities）。我们并不要求这些断言具有高于一般的效度；且要辨别这些特质中哪些应归之于性功能的影响，哪些应归之于社会的熏陶，也并不总是容易的。例如，我们把大多数自恋现象归之于女性气质，这种现象也影响到女性选择对象，因而对她们而言，较之于爱人，被爱则是一种更强烈的需要。而且，阴茎嫉羡对女性心理上的虚荣也发生影响，因为她们一定会更高地估价自己的魅力，以作为对其早期性缺陷的晚期补偿。[125]害羞被认为是一种非常优秀的女性特征，但它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平常。我们相信，它有着自己的目的，即掩饰生殖器方面的缺陷。我们没有忘记，害羞在更晚的时期还负有其他功能。看起来妇女对文明史中的发现与发明没有作什么贡献；然而，她们可能已经发明了一种技术，即编织技术。果真如此，我们就应该有兴趣猜测这种成就的潜意识动机。大自然本身通过在人的成熟期生长阴毛以遮掩生殖器，似乎就已为这种成就提供了可资模仿的样式。在身体上，这些毛发长进皮肤里，而且彼此杂乱地交织在一起，这一步骤被保存下来，而成为使各线条相互交织的编织活动。如果你们把这个观点视为幻想而加以否认，并且认为我关于阴茎对女性气质的构成有影响的信念是一种偏见，我当然无力辩解。

女性选择对象的决定性因素，常常由社会条件造成而难以辨认。但只要她能进行自由选择，该选择就往往依照女孩希望成为的自恋性的男人形象做出。如果仍停留在对父亲的依恋中，即停留在俄狄浦斯情结中，她的选择就依照类似父亲的模式做出。这是因为，当她从依恋母亲转向依恋父亲时，当她对母亲怀有充满矛盾心理的敌意时，这种选择就可保证一个幸福的婚姻。但是，这种选择的结果常常表现出对消除因矛盾心理而造成的冲突的一种普遍威胁。这种保留下来的敌视紧随于对父亲的无可置疑的依恋之后而来，并且蔓延到了新的对象上。女性的丈夫首先是父亲的继承者，过了一段时间后也成为母亲的继承者。因此很容易产生下述情况：在妇女的后半生中，可能充满了对丈夫的反抗，正如她的更短的前半生中充满了对母亲的反抗一样。一旦这种反抗经历完毕后，第二次婚姻就很可能变得十分令人满意了。[126]妇女性质中的另一个改变可能发生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的婚姻中，恋人对这种变化毫无准备。由于妇女自己成了母亲，她便可能恢复对自己的母亲的认同，而对这种认同她直到结婚后才停止反抗，并且这种认同可以把所有可获得的力比多吸引到自身中，以致这种强制性重复重演她父亲的不幸婚姻。母亲对子女的出生所产生的不同反应表明，即使到现在，“缺少阴茎”这个古老的因素仍没有丧失力量。母亲只有在与儿子的关系中才获得无限的满足；总而言之，这是最完美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摆脱了所有人类关系中的矛盾心理[127]。母亲可以把她自己被迫压抑的抱负寄托于儿子，期望从他那里实现她遗留在男性气质情结中的所有愿望。甚至只有等到妻子成功地把丈夫当成儿子，并以母亲的身份对待他时，她的婚姻才会牢靠。

我们可以把妇女对母亲的认同区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前俄狄浦斯阶段，它根植于对母亲的深情依恋，并以她为模型；后个阶段来自俄狄浦斯情结，该阶段试图摆脱母亲，并以父亲取代她。

无疑我们有理由这样说，这两个阶段的大部分内容都遗留到了妇女的未来发展中，而且在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一种内容是被完全克服的。但深情的前俄狄浦斯依恋对妇女的未来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该阶段为获得某些特征做好了准备，这些特征使她后来实现了性功能方面的作用，并完成了她无可逃避的社会职责。也正是在这种认同中，她获得了对男人的吸引力，并使男人对母亲的俄狄浦斯依恋爆发为狂热的激情。但是，常常发生的情况却是，只有男人的儿子才获得了男人自己渴望的一切，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在心理学上，男人的爱和女人的爱有阶段上的不同。

妇女可能被认为缺少公正感，这种情况无疑与妒忌在其心理生活中的支配作用有关；因为对公正的要求就是对妒忌的修正，而且规定了使人能够摒弃妒忌的条件。我们还认为妇女的社会兴趣较男人的小，而且她们升华本能的能力也弱于男人。前种情况无疑来自于那种确属所有性关系特征的反社会性质。恋人彼此获得完全满足，而且家庭也反对包含于更复杂的组织中。[128]升华的能力造成了最大的个体差异。另一方面，我禁不住要提到一种在精神分析实践中不断获得的印象。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给我们的感觉是一个年轻的、有点不成熟的个体，我们希望他能充分利用精神分析为他揭示的发展可能性。然而，同龄妇女却常常因其心理上的僵化和不变性而使我们吃惊。她的力比多已固定在最后的位置，似乎难以为其他状态所更换。她没有别的道路通向进一步的发展，似乎整个过程都已完成了，此后再不易接受影响了——的确，在通往女性气质的艰难发展中，她似乎已耗尽了与人类有关的一切可能性。作为治疗者，我们对这种事态感到遗憾，尽管我们通过解除患者的神经症冲突（neurotic conflict）而治愈了她的精神失调（ailment）。

以上就是关于女性气质我应当告诉你们的一切。它们当然是不完善、也不全面的，而且听起来有时很不顺耳。但不要忘记，我对妇女所作的描述，仅仅限于她们的性质是由其性功能决定的这一点上。这种影响的确是很深远的，但我们不要忽视，个体的妇女也可以作为人生活于其他领域。如果你们想对女性气质了解更多，你们就去研究你们自己的生活经验，或求助诗人，或等待科学为你们提供更深刻更连贯的信息。

第34讲 解释、应用和展望

女士们，先生们：

权当是为减轻这些讲演的枯燥，或许你们会允许我再次与你们谈论一些没有多少理论意义的事情，但是只要友好地对待精神分析，你们就会对此乐有所闻。例如，假定你们空闲时候拿起一本德国的、英国的或美国的小说，希望从中发现关于现代人和社会的描写。读了几页后，你们便遇到第一个关于精神分析的评论，不久之后还会遇到其他类似评论，尽管该书内容似乎并不需要这些评论。你们不必认为这是一个应用深度心理学以求更好地理解书中的角色及其行为的问题——附带提一下，尽管有其他更严肃的作品也做此类尝试。但事实上，这些评论大部分都是作者的滑稽议论，借以显示他博闻广识和智力超群。你们也并不总会认为他的确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另外，你们也可能在娱乐时加入一个社团——不一定在维也纳。谈话的主题不久就转向精神分析，你们会听到各种不同的人在对此做出评判，大都带着坚决而肯定的口吻。他们的评判通常是傲慢的，或诽谤性的，至少也是玩笑性的。如果你们过于鲁莽，暴露了你们对该主题有所了解这一事实，他们就会蜂拥而至，要你们提供信息，做出解释，并很快使你们确信，所有这些严苛的评判都毫无知识依据。这些评论家们几乎无人翻阅过精神分析专著，即便读过，也未曾消除过初涉这新学科时所产生的反感。

你们也可能期望有关精神分析的介绍能为你们提供各种指导，能指导你们用什么样的论据去纠正这些关于精神分析的明显错误；能指导你们向人推荐什么样的书，以提供更明确的信息；甚至指导你们在讨论中应该从自己的知识或经验中引用什么样的例子来改变同行的态度。我请你们不要如此。因为这样做毫无意义。对你们而言，最好是完全隐藏你们的先进的知识。假使不能如此，你们应仅限于说明，就你们所知，精神分析是知识的一个特别分支，它难于理解，更难评判；它所研究的问题，非常严肃，是不能仅以几个玩笑去解释它的——因此，在社交娱乐中最好是选取其他题材为宜。并且即使不明智的人重述他们的梦，你们也不要参加解释，更不可夸说精神分析的治疗效果。

但你们可能产生下述疑问：为什么这些舞文弄墨、夸夸其谈的人行为如此恶劣？而且，你们可能不免有这样一种观点，即造成该局面的责任不仅在于这些人，而且还在于精神分析学本身。

我也这样认为。你们所遇到的有如文学和社会中的偏见，是早期评判——即正统科学的代表者对年轻的精神分析学所做的评判——带来的一个副作用。我曾经在我写的一部史书[129]中对此抱怨过，但我不会再这样做了——也许一次就已经是多余的了——不过，事实是，那种做法没有违反逻辑，没有无视礼节和背离高雅情趣，尽管当时精神分析科学的敌手并没有承认它。这令人想起在中世纪常见的情景：一个犯罪者，甚至仅仅是政治上的反对者被套上枷锁，并受到粗暴的虐待。你们或许无法清楚地认识到，暴徒特色如何在我们社会中做上行蔓延；而且，当人们觉得自己是群体的一部分，并感到不必承担个人责任时，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错误行为。在精神分析运动初期，我或多或少有些孤独。而不久就明白，反驳是没有前途的，但哀叹和乞求仁慈精神的帮助也同样毫无意义，因为那里没有受理我上诉的法庭。因此，我另辟蹊径。我对自己解释说，大众的这种行为正是我不得不与之抗争、出现在每个患者身上的那种相同抵抗的体现。这一自我解嘲成了精神分析的首次应用。我强制自己不去反驳，而且当我的继承者渐渐表露出反驳倾向时，我劝阻了他们。这步棋是正确的。那个年代对精神分析实行的封锁从此被化解了。但是，正如一个被弃的信仰作为迷信而残存着，或一个被科学摒弃的理论作为大众信仰而继续存在着一样，科学界对精神分析的早期拒绝，至今仍存在于那些舞文弄墨、高谈阔论的门外汉们的轻蔑讥讽之中。

因此，他们的恶劣态度就不再会使你感到惊讶。

但你们也别指望会听到一些令人高兴的消息，说有关于精神分析的纷争已经结束，而且已被承认为一门科学并被大学采纳为一门教学课程。事实绝非如此。抗争仍然存在，不过是以一种更温和的形式存在而已。另一个新情况是，科学界中在精神分析和它的反对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缓冲层。它的组成者承认精神分析某些部分的合理性，并以种种最逗人的条件来苛待这些部分。但另一方面，这些人又排斥精神分析的其他部分，排斥一个他们怎么称赞也不过分的事实。要猜测使他们对此做出选择的决定因素是不容易的。这种选择似乎有赖于个人的同情心。一个人可能反对性欲，另一个可能反对潜意识；尤其不受欢迎的好像是象征主义这个事实。尽管精神分析的结构是不完善的，但它即使在今天就表现为一个整体，其中的元素不可能被任意地取舍拼凑：但这些折衷主义者似乎无视这一点。我从不认为，这些半吊子拥护者们，是把他们的反对建立在对事实的调查之上的。这类人中也有一些名士。诚然，由于把时间和兴趣都用于另一些他们非常精通的成就硕大的事业上面，这些人的反对还是情有可原的。

但在那种情势下，他们不是最好应悬置他们的评判而不明确支持哪一方吗？我曾经成功地使其中的一位伟人的态度发生迅速的变化。他是闻名世界的批评家，具有仁慈的谅解之心和预言式的洞察力，他紧随着时代的精神潮流。我们认识时，他已是80高龄；但他的谈话仍具魅力。你们很容易就猜到我指的是谁。[130]并不是我首先谈起精神分析这个话题，而是他在以极谦虚的方式拿自己与我做比较时谈起的。“我不过是一个文人，”他说，“但你却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和发明家。不过，有件事我必须对你说：我对我的母亲从未产生过性的情感。”“可是你完全没有必要意识到这些情感，”我回答道，“对于成人而言，那些情感是潜意识的情感。”“哦，这就是你所主张的呀！”

他轻松地说，并握紧我的手。我们待在一起继续谈了好几个小时，气氛友好和睦。后来，我听说他在有生之年常以一种友好的方式谈到精神分析，并很高兴引用一个对他而言挺新鲜的词——“压抑”。

常言道，我们应该向自己的敌人学习。我承认我从未成功做到这一点。但同时，我认为，如果我对精神分析的反对者所提出的一切责难和反对进行回顾，如果我继续指出其间非常容易被揭露的不公正和对逻辑的违背，这对你们可能会有所启发。不过，“考虑再三”，我告诉自己，那样做也许毫无意趣，只会变得无聊乏味和令人生厌，而这恰恰是我这些年来非常小心避免的结局。

因此，如果我不再继续讲这一套，如果我向你们略去了这些所谓科学批评家的评判，你们应该原谅我。这毕竟是困扰某些人的问题，这些人的一大资格是通过与精神分析的经验保持距离而做到不偏不倚。但我知道，在其他场合中，你们不会如此轻易地放过我。“不过，”你们会告诉我，“还有这样一些人，你的最后说法对他们并不适用。他们并不回避精神分析经验，他们对病人进行精神分析，也可能自己接受精神分析；在某个时期，他们甚至是你的合作者。然而他们形成了别的观点与理论，并基于该观点与理论，他们与你分道扬镳，并建立了独立的精神分析流派。你应该向我们阐明这些在精神分析史上如此频繁发生的分离运动所具有的可能性和重要性。”

我会尽力去做的。但仅能简略阐述，因为他们对理解精神分析的贡献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少。

我相信你们首先会想到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该书（例如在美国）被认为是与我们的精神分析学说并驾齐驱的一种思想，并且与之等价，它一般与精神分析学说相提并论。实际上，个体心理学与精神分析学相关甚少，但因为某种历史条件的缘故，个体心理学才得以寄生在精神分析之中。我们对这一群反对者的特征的论断，在有限的程度上适用于个体心理学的创立者。个体心理学就其名称而言也是不恰当的，该名称是某种困惑的产物。该术语可做“群体心理学”的对应词，我们不能让这一合乎情理的用法受到妨碍；此外，我们自己的活动也主要且大部分都是与人类个体的心理学相关的。今天我并不想对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做一个客观的批评，在这些介绍性讲演计划中，也没有安排这种批评。此外，我曾经尝试过，而且没有感到对我当时所言有进行某些改变的需要。[131]不过，我将提及我在从事精神分析之前所遇到的一件小事，从而说明他的观点所给我的印象。

摩拉维亚的一个小镇是我的出生之地，在我3岁时我离开了这个小镇[132]，毗邻该镇处有一个其貌不扬的疗养地，坐落林间，煞是美丽。早在学生时代，我在假期里去过那里几次。大约20年后，因一个亲戚生病，我得以再次光顾那里，在与那个疗养地的医生（即接待我亲戚的那位医生）的谈话中，我尤其询问了他如何治疗那些冬季来的农民，即那些斯洛伐克人。我相信，这些人是他在冬季的全部病号了。他告诉我他的治疗方法是这样的：在他门诊时间里，病人走进房间排成一行，一个跟着一个出列诉说病苦，抑或背痛抑或胃疼抑或腿酸等等，等等。然后医生对这些人依次检查，在满意地发现问题症结之后，说出某种诊断，每个病例诊断都相同。他向我翻译了这个词，意思近乎于：“中魔了！”我惊讶地问，这些农民是否对他这种千篇一律的诊断表示反对。“哦，没有！”他回答道，“他们对此很满意：这正是他们所期望的。当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归队时，都通过脸色和手势向别人示意，我是一个懂得各种事情的人。”当时我几乎没有想到，在什么条件下我会再次碰到这样的情形。

无论是同性恋者或恋尸癖者（necrophilic），无论是遭受焦虑之苦的癔症者，还是自绝于社会的强迫性神经症者，抑或狂言乱语精神病者（raving lunatic），“个体心理学”中的阿德勒流派都宣称，患者的动机都在于希望表现自己，弥补自卑，保持“优越”，从女性特征转向男性特征。在我还是年轻学生的时代，当人们介绍一个癔症案例时，我们曾在门诊部听到非常相似的情况：我被告知，癔症病人形成其症状，从而使自己显得有趣，以把人们的注意吸引到其自身上。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古老的聪明之举竟延续至今。然而即使在那时，心理学的这一细枝末节似乎也无奈于癔症之谜。它至今未得其解，例如，它未能说明病人为什么没有采取达到目的的其他方法。当然，“个体心理学”这个理论中肯定有某种东西堪称正确；所以管见被当作了整体理论。自我保存本能试图利用各种情境；自我甚至企图把疾病转变为有利条件。这在精神分析中被认为是“来自疾病的次要获益”。[133]然而，尽管性受虐狂、受罚的潜意识需要和神经性的自我伤害等事实，似乎证实了与自我保存背道而驰的本能冲动存在的假设，但当我们考虑到这些事实时，我们甚至对构成个体心理学基石的日常真理的普遍有效性发生了信仰动摇。不过，如果有一个理论否认了复杂性，对潜意识一无所知，没有引进难以掌握的新概念，一笔勾销了性欲这个常常无事生非的问题，而把自己局限于发现人们试图借以生活得更好的技能，像这样的理论理应受到许多人的大加赏识。因为大多数人都把事情看得很容易：他们并不需要一个以上的关于原因的解释，并不感谢科学的深入研究，他们需要的是拥有简单的方法，以及知道问题已经解决了。当我们考虑到个体心理学多么出色地满足了这些要求时，不禁想起了《华伦斯坦》（Wallenstein）[134]中的一句话：

“若此观点过于聪明而令人智昏，我当断然称之实属愚蠢之举。”[135]

来自专家界的批评，尽管对精神分析是如此的粗暴，但对个体心理学一般而言，都是温和的。

当然，在美国最有权威的一位精神病学家（psychiatrists）也发表了一篇名为《够了》（Enough）的反对阿德勒的文章，文中他强烈地表述了对个体心理学的“强制性重复”的厌恶。如果还有什么对个体心理学颇有好感的话，这无疑是与他们对精神分析的对抗有关。

我不必再叙述从我们的精神分析中分化出的其他学派。这种分化的事实，既无助于赞成也无助于反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有效性。你们仅需考虑到种种强烈的情感因素，它们使很多人难以与别人相适应，或服从于别人；考虑到更大的困难正如格言所说的：“有多少人就有多少观点。”[136]

当意见的分歧超越某一特定点时，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分手，随后沿着我们与众不同的道路前进——特别是当理论的分歧包含实践过程中的变化时，更应如此。譬如，假设一个分析者[137]不重视病人过去经历的影响，而仅从现在的动机和对未来的期望中去寻找神经症的因果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他必将忽略对儿童经历的分析；他必将采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技术，并且通过增强他的说教性影响和直接指出某些特定的生活目标，来弥补对来自童年期分析的事件的缺失。随后我们将对此指出：“这可能是一个明智的学派；但它不再是精神分析。”或者，另一个人[138]可能形成这样的观点：出生时的焦虑经历播下了后来所有神经性障碍（neuroticdisturbances）的种子。因此，在他看来，把精神分析局限于这种单一影响的结果，以及向病人保证三四个月的治疗可获得成功是合理的。你们将会发现，我所选择的两个例子产生于恰好相反的前提下。这些“分离主义运动”（secessionist movements）的共有特征是，它们每一个都孤立地抓住了精神分析学说中丰富课题中的一个，并以此为依据独立出来——例如，或者选择支配本能（instinct for mastery），或者选择道德冲突（ethical conflict）；

或者选择母亲（的重要性），或者选择生殖问题，等等。如果就你们看来，这种分离现象今天在精神分析历史中已变得比在其他理论运动中更为严重，我想我是不会苟同的。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其责任应当归之于精神分析中理论观点与治疗方法之间的本质关系。纯粹的观点分歧是能够长期容忍的。人们喜欢指责我们精神分析者排斥异己。这种讨厌的特征的唯一表现形式，恰恰是我们从那些想法异于我们的人中分离出来的。这对他们毫无害处。相反，他们却很有运气，而且比从前过得更好。因为，由于与我们相分离，他们通常也就摆脱了压在我们身上的负担——它可能是幼儿性欲的臭名声，或者是象征主义的荒谬性——而且被周围人认为是值得尊敬的，而站在背后的我们则恰好相反。而且，除了一个显著的例外，正是他们自己把自己排除在精神分析之外的。[139]

你们以宽容的名义提出的进一步要求是什么呢？或许当某些人说出了一种我们认为完全错误的观点时，我们应该对他说：“非常感谢你们的反驳。你们保证了我们能避开自满的危险，并给我们机会向美国人表示，我们的确是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宽宏大量’。当然，我们并不相信你们所讲的东西，但没有关系。也许你们恰好与我们一样正确。毕竟，谁能知道谁是正确的呢？尽管我们相互对立，但请允许我们在我们的杂志上阐述你们的观点。我们希望，作为交换，你们也能够发表你所否定的我们的那些观点。”将来，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完全被滥用后，上述说法显然会成为科学活动中的惯常做法。但目前，我们确实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按照传统的方法，我们仅限于提出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甘于冒犯错误的危险，因为错误是防不胜防的，我们拒绝与我们相反的观点。如果我们认为发现了某种更好的东西，我们就会在精神分析中充分地运用它，从而改变我们的观点。

精神分析的最早运用，就是引导我们去理解因我们把精神分析用于实践，而由同时代人向我们提出的反对意见。其他的运用，因其具有客观性，可能会产生更为普遍的影响。当然，我们的首要目的，是理解人类心理的各种紊乱现象，因为一个显著的经验表明，认识与治疗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存在着一条从认识通向治疗或从治疗通向认识的道路。[140]而且，这是我们长期以来的唯一目的。但我们后来发现，在病理学过程和人们认为是正常的过程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甚至存在着内部的同一性。精神分析成为一种深蕴心理学；因为没有心理学的帮助，人们所产生的东西或所做出的事情就令人无法理解；所以，人们自动地把精神分析应用于知识的无数领域中，尤其是应用于心理科学领域，并走向这些领域前沿，获得相互交流。不幸的是，我们所要完成的工作遇到了障碍，而这种障碍又是我们这种工作情境本质所应有，所以直至今日，这些障碍仍未被排除。这类应用是以专门化的知识为前提的，精神分析者没有掌握这些专门知识，而掌握这些专门知识的那些人即专家，又对精神分析一无所知，也可能根本不想对此有所知。结果在做了不知是否适当的仓促准备后，精神分析者便以业余人士的身份开始涉足诸如神话、文明史、人类文化学和宗教学等知识领域。在这些领域中的常驻专家们对待精神分析者并不比对普通的外来者更加客气些，他们的方法与成果如若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专家照例是不屑一顾。但是情况在不断改善，每个领域中都涌现出一批人，他们研究精神分析，以便在其特殊课题中运用它，并以殖民者的身份，取代拓荒者。在此，我们可以期望获得极为丰富的新发现，精神分析的运用也总是进一步巩固了自身。而且，在那些科学研究远离实践活动的地方，那些无可避免的观点的分歧形式，无疑会更为和缓。

我强烈地希望指导你们理解精神分析在心理科学中的一切应用。这些应用都是值得任何具有理智兴趣的人知晓的；而且在一段时间里让你们听不到有关变态和疾病的内容，将会是一种很有价值的休息。但我必须放弃这个念头，因为它将再次使我们远离该讲的范围，我必须诚实地承认，我不能胜任这项任务。的确，在这些领域中的一些方面，我本人是最早采取行动的；但至今我已不再控制整个领域。为了掌握从我工作开始到现在为止已取得的成就，我将不得不做大量的研究。

你们当中因我的这一拒绝而感到失望的人，可以从我们的期刊《意象》（Image）中寻求弥补，该刊物专门介绍精神分析的非医学性的应用。[141]

但是，有一个主题我无法轻易略而不谈——不过，这并不是因为我对它特别了解，或对它作了很大贡献。恰好相反，我自己与它几乎毫无关系。[142]我必须提及它，这是因为它极端重要，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可能是精神分析所有活动中最重要的。我所考虑的，就是精神分析在教育中的应用，在抚育下一代中的应用。我很高兴，至少我能够说我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AnnaFreud）[143]已经把这种研究作为她的毕生事业，并以这种方式来弥补我的疏忽。

通向这种应用的道路不难找到。在对一位成年神经症患者的治疗中，当我们追踪其症状的决定因素时，常被引回到他的早期童年时期。我们对童年以后的致病因素的认识，既不足以了解该病症，也不足以形成治疗效果。因此我们被迫要熟悉病人童年时期的心理特质；我们认识了一定量的只有凭借精神分析才能了解到的事情，从而能够纠正许多通常是有关童年的观点。我们认识到童年期的最初几年——可能直到5岁——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其所依据的理由有好几个：第一，因为那几年是性欲的早期全盛时期，其后留下了各种对成人性欲生活有决定作用的诱使因素；

第二，因为这一时期的各种影响冲击着幼稚的、微弱的自我，就像创伤对自我的冲击一样。他们除了以压抑的方式躲避内心激起的情感风暴别无他法；而正是依靠压抑的方法，他们获得了所有导致以后的疾病和功能性障碍的倾向。我们认识到，童年期的困难在于下述事实：儿童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里掌握绵延几千年的文化发展的成果，包括对其本能的熟练控制和对社会的适应或至少是这两者的初步结果。他通过自身的发展只能完成这种变化的一部分；而更多的部分必须通过教育[144]强加给他。孩子们通常不能理想地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在这些早期时期，他们大多数都经历了可以说是与神经症同步的阶段——而且在所有后来产生明显疾病的儿童案例中，情况尤其如此。在一些孩子身上，神经症疾病并不是等到成年时才产生，而是在童年期就已发生了，他们给双亲和医生带来许多麻烦。

无论是把精神分析疗法应用于那些已显示出明确的神经症症状的孩子，还是应用于那些尚处于性格发展不顺利状态中的孩子，我们都不曾有所顾虑。精神分析的反对者所担心的是，儿童会受到精神分析疗法的伤害，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的精神分析疗法表明，我们可以从这个活生生的主体身上证实我们在成人案例中（可说是从历史资料中）所推测的东西。而儿童也受益匪浅。实际上对于精神分析治疗而言，儿童是一个非常适宜的治疗对象，其疗效彻底而持久。当然，成人设计的治疗技术必须做大的改动，从而能适用于儿童。儿童在心理上迥异于成人。因为他尚未拥有超我，故而自由联想的方法还不能被他接受，移情作用也异于成人（因为生身父母仍然健在）。成人所反对的那种种内部抵抗，在儿童身上大部分都为外在的困难所取代。如果父母使自己成为这种抵抗的工具，那么精神分析的目的——甚或精神分析自身——经常会受到威胁。

因此，通常有必要把对儿童的精神分析，与对其父母施加一定程度的精神分析影响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儿童精神分析与成人精神分析之间不可避免的分歧因下述情况而减小：我们的某些患者保持了许多婴儿的性格特征，以至于精神分析者（须重新使自己适应患者）必须对他们运用某种特定的儿童精神分析的技术。儿童精神分析自然成了精神分析者的领域，并且这种情况无疑将持续下去。

我们的大多数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神经症阶段。这一认识萌发了一个在卫生方面的挑战。可以设问：正如今天我们不能等到发现儿童已患上白喉病才给注射预防针那样，即使儿童尚未显示出失常的迹象，作为一种保证其健康的措施，对他进行精神分析是否有利？目前，对该问题的探讨仅具有学术意义，但我在此可以大胆地考虑它。然而，就这么一个建议，对我们大多数的同时代人来说，不啻受到残暴的奸淫，而且纵观大多数为人父母者对精神分析学的态度，我们眼下真是应该放弃任何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的愿望。这类针对神经症疾病的预防法可能是非常有效的，却也要以一个全然是另一种结构的社会为先决条件。把精神分析应用于教育这一口号现在只能在别的社会中找到。至于教育的首要任务是什么，这要我们自己来弄清。儿童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本能，就不可能毫无限制地给他们实现所有冲动的自由。对儿童心理学家而言，上述给儿童自由的做法可能是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实验，但对父母来说，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并且儿童自己也将深受其害，这种危害有的很快就显示出来，有的则在以后的岁月里显示出来。因此，教育必须对儿童的冲动实行抑制、禁止和压抑，而且这种情况在历史的所有时期都充分可见。

然而，我们从精神分析中得知，正是这种对本能的压制隐含着神经症疾病的危险。你们会想起，我们已经详细地考察过这种情况的产生[145]。因此，教育必须在不干涉的斯库拉和挫折的卡律布狄斯之间去寻找出路[146]。除非该难题完全不能被解决，否则我们就一定能寻找到适合途径，以使教育取得最大成效，产生最小伤害。因此，问题在于确定对儿童本能禁止多少，什么时候禁止，用什么方法禁止。此外，我们必须考虑到下述事实：我们教育影响的对象，具有非常不同的天生的气质倾向，以至于同样的教育过程对所有的儿童不可能产生同样的效果。某种及时的反省告诉我们，迄今为止，教育在完成其任务方面是十分糟糕的，而且对孩子伤害很大。如果教育找到了合适的途径，并理想地执行其任务，那么它就有希望消除某种致病因素——即童年期的意外创伤的影响。如果现在我们考虑到教育者所面临的种种难题——例如他应该怎样认识到儿童的个性，怎样从微小的迹象推测儿童未成熟的头脑中所进行的活动，怎样给予儿童适当的爱而又仍保持有效程度的权威——我们就会明白，唯一适合教育者工作的准备是彻底的精神分析训练。最好的方法是教育者对自己进行精神分析，因为即使有关精神分析的一切都听说过或做过，但没有亲自体验过，也不可能掌握精神分析。对教师和教育者的精神分析与对儿童本身的精神分析比较而言，前者似乎更是一种有效的预防措施，而且更易于付诸实践。

尽管只是作为一种附带的考虑，我们仍应提及一种间接的方法，该法通过精神分析有益于培养儿童，而且将日益产生更大的影响。凡亲身体验过精神分析、从中受益匪浅的，并且洞悉自己的培养方式的缺陷的父母，都将会更好地懂得如何对待他们的孩子，并在许多他们自己不曾被宽容的方面更宽容孩子。

在精神分析者致力于对教育施加影响的同时，另一些研究正在讨论过失和犯罪的原因及其预防。在此，我仅仅是再次向你们敞开精神分析的大门，并让你们看看大门后的那些房间，而没有引你们进入。[147]我肯定，如果你们不放弃对精神分析的兴趣，你们就能够学到许多关于上述主题的新颖而且有价值的东西。然而，在尚未结束教育这个话题时，我必须谈谈它的另一个特殊方面。据说——这无疑是合法的一每种教育都有一个派别性的目标，它努力把儿童培养得适应已建立的社会秩序，而不考虑该秩序有多少价值和多少稳定性。如果（有人争辩说）人们承认我们目前的社会秩序中存在着缺陷，则教育与精神分析的结盟也就无法合理地为社会秩序服务：它必须赋予另一个更高目标，应当摆脱流行的社会要求的束缚。然而，以我看来，这种争论在此是不正确的。上述要求超出了精神分析的有效功能。同样，一个医生被请去治疗肺炎，他不必考虑患者是否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自杀者抑或一个罪犯，也不必考虑他是否值得活下去或者是否有人希望他活下去，因为这并不是医生的职责。上述人们期望赋予教育的另一目标，也将是一个派别性的目标；而在两种派别间进行取舍不是精神分析者的事。我完全没有考虑情况的这个方面，即如果精神分析容许与已存社会秩序相矛盾的目的，它对教育施加的任何影响就将被拒绝。

但如果精神分析的教育打算把它的学生培养成叛逆者，它就将亲自承担一种多余的责任。如果它使它的学生尽可能健康而有才干地离开学校，它尽到了本分。这种教育包含了众多的革命因素，足以保证它所教育的任何人在今后的生活中都不会成为反动者和压迫者。我甚至以为，革命的儿童从任何角度看都是不可取的。

女士们，先生们，我打算与你们进一步谈谈作为治疗方式的精神分析。15年前我就论述了这一问题的理论方面[148]，今天我还将以同样的方式阐述它；现在我必须告诉你们这15年间我们所取得的经验。你们知道，精神分析是作为一种治疗方法而诞生的。尽管它现在的内涵已超过了该范围，但仍未脱离它的原始基础，而且，为增加自己的深度、促进自己的发展，它仍保持着与病人的接触。导致我们理论产生的种种积累起来的观念，是不可能以其他方法获得的。我们在治疗中所遇到的失败，不断地向我们提出新任务；而现实生活的要求，则是一种防止过分推测——毕竟我们在工作中没有推测也不行——的有效保证。很早以前，当精神分析的确有助于患者，而且是作为一种方法有益于患者时，我就已经论述过它了[149]；今天，我则要考察一下精神分析方法取得了多大成就。

你们可能知道，我从来不是一个治疗狂，故而也不存在我因沉溺于对精神分析的赞颂而滥用此讲的危险。我宁愿说得过少而不愿说得过多。在我是唯一的精神分析者时，那些对我的观点显然持友好态度的人曾对我说：“你的所有观念都是精密而且明智的，不过，让我看一看你用精神分析治愈的案例吧。”在人们排斥令人不舒服的新异观念时，有许多先后成功的手段，而上述说法就是其中之一。今天，它已像许多其他手段一样过时了，因为精神分析者也收集了大量来自被治愈的病人的感谢信。这种比较没有到此为止。精神分析法确实是像其他治疗方法，它有自己的优势和缺陷，自己的困难、局限和适应范围。曾经一度，有人对精神分析有所抱怨，认为由于精神分析不敢公布它的任何成功统计资料，因而不必认真地对待这种疗法。从那以后，艾丁根（MaxEitingon）博士创建的柏林精神分析研究院，发表了对精神分析最初10年的成就的评论。[150]这些治疗上的成功既没有提供精神分析自夸的资本，也未提供它自惭形秽的依据。不过，这类统计一般而言不具有启发性，有作用的材料如此不纯，以至于其中大量材料反而证明了别的方法。考察一个人的个人经验是更为明智的。而且我在此想补充说，我不认为我们的治疗能够与卢德（Lourdes）[151]的治疗相媲美。相信圣母玛利亚的奇迹的人远比相信潜意识存在的人多得多。如果我们要求助于我们的竞争者，就必须对精神分析治疗与其他心理疗法（psychotherapy）进行比较。现在几乎不必提及治疗神经症的器质性躯体疗法。精神分析疗法作为一种心理治疗步骤，与医学中这一特殊分支所用的其他方法并不对立，它既没有贬低它们的价值，也没有排斥它们。

一个喜欢自称为心理治疗家的医生把精神分析疗法用于他的病人，同时又根据病例的特殊性和有利或不利的外部环境采用其他任何治疗方法，这并不存在理论上的矛盾。实际上，使医学实践必然趋于专门化的正是治疗技术。因此，外科术和矫形术不得不从同样的方式中分离开来。精神分析活动是艰苦而严格的；它不可能像一副眼镜那样好使：阅读时戴上它，而外出散步时取下它。

因此，一个医生要么全盘照搬精神分析，要么丝毫不碰精神分析。就我所知，那些有时特别使用精神分析疗法的心理治疗家并不拥有坚实的分析基础，他们没有接受分析的整体，而是打了折扣的——也可能把分析的“毒牙”拔掉了；他们不能被认为是分析家。我想这是令人遗憾的。但在医学实践中，一个分析家和一个仅限于采用其他技术的心理治疗家的合作，将会有利于益处甚大的目的。

与其他心理治疗步骤相比，精神分析疗法无疑是最有效的。这样说也是合理而公正的，因为该疗法大都费力最大，花时最多；它不用于轻度病症的案例中。在适宜的案例中，使用这种方法有可能消除障碍，并引起变化，这些变化是在前分析时期人们不敢抱有希望的。但该疗法也有其相当明显的局限性。我的一些继承者们有着治疗上的抱负，他们最大努力地消除障碍，从而使每种神经失常都可能被精神分析治愈。他们致力于把分析工作压缩到一个更短的疗程，加强移情作用，从而使移情作用有可能克服任何抵抗，并把移情作用与其他的影响方式联合起来，使病人不得不接受治疗。这些努力当然是值得称赞的，但就我看来，又是徒劳无功的。它们还带来了一种危险，即迫使自己脱离分析方法而陷入无穷尽的实验过程中。[152]这种期望每种神经症现象都能被治愈的愿望，我猜想是来自于门外汉的一种信仰，即神经症都是无权存在的、完全没有必要的东西。而事实上，它们是严重的、由素质（constitution）所构成的疾病，该病在个体身上不只是发作几次，而通常是持续很长时间乃至终身。我们的分析性经验表明，这些疾病可能广泛地受到影响，如果说我们考虑到了历史上积淀下来的疾病诱因和偶发的次要因素，却在实践中忽略了素质上的因素，而且在任何案例中，我们对这一因素都无能为力；但在理论上，我们还是应该始终记住它的。根据精神病与神经病的紧密关系看，由于分析疗法很难从根本上接近精神病，这使我们局限于对神经症的治疗。精神分析的疗效仍受缚于很多重要的而又难以掌握的因素。对于儿童，可能阻碍治疗获得成功的困难，都是与其父母相关的外部因素，不过，这些困难归根到底还是儿童自身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成人而言，困难则首先产生于两种因素：患者目前心理性僵直的程度和疾病的类型，而在类型中还含有更深刻的决定性因素。

人们常不公平地忽略上述第一种因素。无论心理生活的可塑性和恢复旧条件的可能性有多大，也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会重新回复生活中的。当一个过程自然结束时，有些变化似乎是明确的，而且相应于已形成的心理伤痕。在另一些场合，人们则认识到患者心理生活的普遍僵化；人们完全可以为其另谋途径的心理过程，似乎没有能力放弃原有的轨道。但这可能与我刚才所提的是同一回事，只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它罢了。人们似乎一再发现，正是这种治疗缺乏必要的内在动力，因而阻碍了变化的发生。与我们所能动员起来的对抗力量相比，患者的特殊的依从关系，某种特别的本能成分，是过于强大了。就精神病而言，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对这些疾病真是太了解了，知道该在哪里运用这些杠杆，只是这杠杆尚无法撬起那堆重物。的确，未来的希望就在这儿：我们对激素作用（你们知道它们都是些什么）的认识可能会向我们提供一定的取胜手段以便与这些疾病所具有的数量因素进行抗争；不过，现在我们距离那天还远着。我明白，所有这些问题中的不确定性，正是使分析，尤其是移情趋于完善的一种恒常激励。精神分析的初学者们面对失败时，尤其搞不清到底应该抱怨案例的奇特呢，还是抱怨自己在治疗过程中的笨拙。但是，如前所述，我认为这方面的努力不可能取得很大成果。

限制分析法取得疗效的第二因素即来自于疾病的类型。你们已经知道，分析疗法的应用领域是各种移情性神经症——如恐怖症、癔症、强迫神经症——此外，还有各种已经形成并取代这些疾病的性格异常。而与此有别的所有其他疾病（如自恋的和精神性的症状）都或多或少是不适宜分析的。小心翼翼地排除这些案例以预防治疗失败是完全合理的。这种谨慎在分析的统计方面将导致一个重要的进步。不过，这里有一个陷阱。我们的诊断常常是在治疗之后才做出的，它们与我在雨果的作品中读到的苏格兰国王识别女巫的测验[153]相似。这个国王声称，他掌握了一种识别女巫的万无一失的方法。他把这个女巫放进沸水锅里煮，然后品尝肉汤。随后他便可以说“这就是女巫”，或“不，那人不是女巫”。我们的情形与此相同，只是除了我们是受害者外。只有当我们对前来求医的病人用分析法考察了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后（或以同样的方式考察前来受训的考生），我们才能对其做出判断。我们实际上非常盲目。病人具有不明确的一般性不适，无法确诊。但经过这段预诊期之后，很可能明白该例不适宜于分析疗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此人是考生，我们把他送走；如果是病人，我们还要继续一段更长时间的诊断，以期能够对他的状况有更好的理解。病人已经通过增加我们的失败记录而报复了我们，而遭到拒绝的考生如果好猜疑的话，就可能通过亲自撰写关于精神分析的书来报复我们。恰如你们所见，我们的谨慎是徒劳的。

我担心这些详尽的阐述让你们感到兴趣索然了。但如果你们要认为我打算低估你们关于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疗法的观点，我将更感遗憾。或许我的开头的确没讲好。因为我想要做的是相反的事：通过指出分析法的局限性的不可避免，来为这种局限性辩护。考虑到同样的目的，我转向了另一方面：即对精神分析费时过久的指责。就这方面，应该说，精神的变化实际上是缓慢发生的。

如果变化太快、太突然，反而是一种不好的征兆。对极严重的神经症的治疗，可能极易延续数年；

但治疗一旦成功，我们则应该考虑，这种疾病若未治好，还会延续多久？也许治疗一年就缩减了患病的10年时间；换言之（正如我们在未得到治疗的案例中通常所见），这种疾病是根本不会自愈的。在有些案例中，我们有理由在许多年之后恢复分析法治疗，因为那时生命已对新沉淀下来的诱因产生了新的病理反应；但在同一时期，我们的病人还自我感觉良好。第一次分析实际上并没有阐明病人所有的病理倾向；而当分析疗法取得成功时，分析者自然就会停止继续进行分析。

还有一些有严重障碍的病人，其一生都受到分析的监护，并不时地重新接受分析。否则他们就完全不能自立，我们应该高兴，通过逐渐的反复的治疗，他们能够恢复健康了。对性格异常的分析也需要很长的治疗时间；但通常是能成功的。你们知道还有其他疗法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吗？当然，仅有这样的疗效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不过我们已从肺结核和狼疮的例子中认识到，只有当某种疗法适合于疾病的种种特性时，该疗法才可能成功。[154]我已经告诉你们，精神分析最初是作为一种治疗方法的。但我想使你们感兴趣的不是作为一种疗法的精神分析，而是精神分析所包括的真理，尤其是它向我们提供的有关人类的信息——即人的自身本性——以及它所揭示的人类各不相同的活动之间的关系。作为治疗方法，精神分析是许多方法中的一种，但它的确是最有效的。可以说，如果它没有治疗价值，不与病人相联系，它就不会被发现，不会持续发展达三十多年。

第35讲 宇宙观问题[155]

女士们，先生们：

在上次的讲演中，我们谈的都是些日常琐事——就好比是在整理我们简朴的房宅。我提议，现在我们应该大胆地迈出一步，回答一个别人常常向我们提出的问题：精神分析会导致一个特殊的宇宙观吗？如果会，会是什么样的宇宙观呢？

我想，“Weltanschauung”（宇宙观）恐怕是德文所特有的一个概念，要把它译成外国文字恐怕有困难。假如我尝试着为你们给它下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在你看来必定是笨拙的。我认为，宇宙观是种理智的结构，它基于某种凌驾一切的假设，统一地解决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问题。因此，它没有留下任何尚未做出解答的问题，而且，我们所关心的一切事情都可在其中找到固定的位置。

不难理解，拥有这样一种宇宙观，是人类美好愿望之一。信奉它，人们就能在生活中拥有安全感，就能知道追求什么，怎样才能最恰当地对待自己的感情和兴趣。

如果这就是宇宙观的性质，那么就极易做出有关精神分析的回答。作为一门特殊的科学，心理学的一个分支——一种深度心理学或潜意识心理学——精神分析建构一种自己的宇宙观是不合宜的，它应该接受一般科学的宇宙观。但是，科学的宇宙观已经很显然地异于我们的定义。诚然，它也规定了对宇宙解释的统一性；但其解释仅仅是作为一个纲领，该纲领的实现有待于将来。

除此之外，它具有各种消极的特征，局限于目前所知的一切，并且强烈反对某些特定的异己成分。

它断言，除了对认真检查过的观察资料所进行的理智研究——换言之，即我们称为调查研究的东西——就不存在其他获得宇宙知识的源泉了，同时。没有任何知识产生于天启（revelation）、直觉（intuition）或预卜（divination）。这个观点好像是在最近这几个世纪中才逐渐得到普遍的承认；而到我们这个世纪，却发现了一种自以为是的反对意见，认为像这样的宇宙观同样毫无价值，不受人欢迎；它忽视了人类理智的要求和人类心理的需要。

对于这种反对意见，再猛烈的抨击也不为过。它毫无根据，因为理智和心灵恰恰和任何非人类存在物一样，也同样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精神分析拥有一种特权，可在这一方面为科学的宇宙观辩护，因为人们无法指责它在宇宙图景中忽略了心灵事物。它对科学的贡献，恰恰在于把研究伸向了心灵领域。附带说一句，没有这样的心理学，科学就不会完整。然而，如果把对人类（和动物）的理智与情感功能的研究包含在科学中，那么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科学态度总体上没有改变，也尚未形成新的知识源泉或研究方法。即使存在直觉和预卜，它们也不会成为科学的源泉。但它们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幻想，是对愿望性冲动的满足。也不难看出，对某种宇宙观的这些要求仅仅是建立在情感之上的。科学注意到下述事实：人类心理产生了这些要求，并准备考察它们的源泉，但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些要求是合理的。相反，科学把这种情况视为一种警告，从而小心翼翼地把每种幻想以及类似的情感要求的产物，与知识区分开来。

这决不意味着，这些愿望将会被轻蔑地抛弃或其对人类生活的价值将会被低估。我们将描绘出这些愿望得到满足的状况，这些满足是人们在艺术作品以及宗教和哲学体系中自己创造的；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下述事实：允许这些要求进入知识领域，将是不合理的，也将是极不明智的。因为这样就会打开通向各种精神病——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精神病——的道路，而且将会把人们大量的宝贵精力从直接指向现实的努力中抽取出来，以便尽可能地去满足其愿望与需要。

从科学的角度看，在此人们无可避免地要运用批判的能力，继续做出反对和驳斥。有人声称，科学是人类心理活动的一个领域，宗教和哲学是其他领域，它们至少与科学是等价的；因而，科学无权干涉其他两个领域：双方都有相等的权力成为真理，而且每个人都可自由地做出选择，并从选择中吸取信心，寄托信仰。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当然有人认为这种观点极其优秀、宽容厚道，摆脱了狭隘的偏见。但不幸的是，它站不住脚，而且具有完全属于非科学的宇宙观的一切有害特点，在实际上它也就等同于后者。事实很简单：真理不具有宽容性，它不容许妥协或限制。

研究表明，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都属于它，如果其他任何势力试图接管它的任何一部分，它必将对之进行无情的批判。

在三种可能对科学的基本立场质疑的势力中，唯有宗教才被真正当作敌人。艺术几乎总是无害而有益的；它追求的只不过是一种幻想。除了制造出一些被说成是被艺术“迷住了”的人外，艺术并不企图侵占现实王国。哲学与科学并不对立，它像科学一样行事，并局部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研究。但它又有别于科学，坚持某种幻想，即人们有能力描绘出一幅天衣无缝的、连贯统一的宇宙图景，尽管随着我们知识的每一个新的进步，这种幻想一定会破灭。

它过高地估计了我们的逻辑活动所具有的认识价值，承认了诸如直觉等别的知识源泉，结果在方法上误入歧途。当诗人谈到哲学家时，他所做的嘲弄性评论通常就显得不无道理：

“用睡帽和睡衣上的破布条，他在弥补着宇宙结构的罅隙。”[156]

但哲学对芸芸众生没有直接的影响；甚至在知识分子这一高层次中也只有极少数人对它有兴趣，而对其他人来说，哲学几乎是难以理解的。另一方面，宗教则是一股巨大的势力，它支配着人类最强烈的情感。众所周知，在较早的时期，它包括了在人类生活中起理智作用的一切，在几乎还没有像科学那样的东西存在时，它扮演着科学的角色；它构建了一种具有无可比拟的连贯性和自足性的宇宙观。虽然受到了深深的震撼，这一宇宙观仍延续至今。

如果我们要说明宗教的自负性质，我们必须记住它为人类所做的一切。它为人类提供了关于宇宙的起源及其形成的资料；它向人们保证，在人生沉浮中给予人们保护和最终的幸福，它运用其全部的权威所制定的戒律来指导人们的思想与行动。从而它实现了三种功能。用其第一种功能，宗教满足了人类对知识的渴求；它用自己的方法去做科学打算做的事，并在这点上与科学分庭抗礼。宗教的最大影响无疑应归功于它的第二种功能。当宗教消除了人们对生活的险恶和沧桑的恐惧时，当宗教保证人们将获得幸福的结局并在不幸之中给予安慰时，科学全然不可与之匹敌。诚然，科学能够教我们去避免某些危险，它也能够战胜某些困苦。否定科学是人类有力的帮助者，这显然是极不公正的；但是，在许多情况下，科学不得不任由人们遭受苦难，而只能劝人们屈服苦难。第三种功能是，宗教发布戒律，制定禁忌和限制，在这种功能中，宗教与科学之间存在着最大差别。因为科学尽管也的确从其应用中，产生了指导人们生活的规则和告诫，但它热衷于调查研究和证实事实。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规则和告诫与宗教所提供的一样，但尽管如此，它们的理由却是各不相同的。

宗教这三个方面的联系并不很清晰。关于宇宙起源的解释与关于某些特殊的道德戒律（ethicalprecepts）的教诲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其中关于提供保护和幸福的保证与道德要求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道德要求是对满足这些需要的报答；只是那些遵守道德要求的人才可能指望得到好处，而惩罚则等待着遵守道德要求的人。附带说一下，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科学中。因此科学告诉我们，凡轻视其教诲的人都会受到伤害。

宗教中教导、安慰和要求的奇特结合，只有在接受发生学（genetic）方面的分析之后，才能得到理解。我们可以从最显著的聚合点，从关于宇宙起源的教导开始研究。人们可能会问：宇宙起源论（cosmogony）为什么会成为宗教体系的一个固定成分？宗教教义说，宇宙是由一个类似于人的存在物创造的，但该存在物在各个方面，如在力量、智慧和情感力量上都被夸大了——相当于一个理想化的“超人”（superman）。把动物作为宇宙的创造者（creator）表明了图腾崇拜（totemism）的影响，对此我们稍后至少会简略地说一说。这是一个有趣的事实：

即使有许多神灵（gods）受到崇拜，但宇宙的创造者总是单个的存在物。同样有趣的是，尽管并不缺乏女性神灵，但创造者通常都是男性；实际上在有些神话（mythology）中，宇宙的创造开始于男性神灵废除被认为是女妖的女性神灵。[157]这就展开了各种最有趣的细节问题；不过，我们无暇论及。我们所做的下一步易于识别，因为这个神性的创造者（god-creator）被直呼为“父亲”了。精神分析推断，他的确是父亲，曾披着所有的神奇出现于幼儿面前。宗教信仰者描绘宇宙的诞生，就像描绘出他自己的起源一样。

这样，我们就容易解释，安慰性的保证和严格的道德要求是如何与宇宙起源论结合起来的。

儿童把自己的存在归之于与父亲具有相同特点的人，此人（或更确切地说，无疑是由父亲和母亲结合起来的父母亲机构）也在儿童弱小和无助的状态中向他们提供保护和监护。由于儿童面临着潜伏在外部世界的一切危险，故而他在父亲的保护下感到安全。当然，他知道，当一个人自己长大了，他就会拥有更大的力量。但他对生活中的危险的认识也变得更深了。他正确地断言，从根本上讲，他仍然像童年时一样无助和无法自我保护，面对世界，他还是一个孩子。因此，没有像在童年时代享受到的那种保护，他什么也干不成。不过他很早就认识到，父亲的能力极为有限，并不具备所有优秀特征。因此，他又返回到那个早在童年时就给予甚高评价的状态，记忆中的父亲形象，把这个形象抬高成一个神灵，并使之成为某种当代的和真实的东西。这种记忆中的父亲的强大力量和要求保护的执着性，一起支撑着他对神的信仰。

宗教纲领的第三个主要方面即道德要求，也很容易符合这种儿童状况。我可以提醒你们注意康德（Kant）的著名论断，他一直把星空与我们的道德规则相提并论［见前面第61页］。[158]这种并列听起来是多么的奇怪啊！因为，天体与关于人类生灵间是彼此热爱还是彼此残杀的问题，有着什么关系呢？然而，它到底还是触及了一个重要的心理学真理。给予儿童生命和保证儿童避开危险的父亲（或父母亲职能），也教导他应该和不应该做什么，教导他必须习惯于限制自己的本能性欲望，并使他明白，如果他想成为家庭中和后来更大的社交圈中可被接受和受欢迎的成员，他就应该更加关心自己的父母、兄弟和姐妹。通过爱的奖惩体系，儿童受到教育，并从而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职责。他被告知，其生活中的安全感依赖于父母（后来是别的人）爱他以及他们相信他也爱他们。所有这些关系后来都被人原封不动地引入其宗教中。父母的告诫和要求作为一种道德意识，在他身上保留下来。借助于这种相同的奖惩体系，上帝统治着人的世界。分配给个人的保护及幸福的数量，取决于他满足道德需要的情形。他对上帝的爱和为上帝所爱的意识，是他的生活安全感的基石，他被这种爱及意识武装起来，得以抵御来自外部世界和人类环境的危险。最后，在祈祷中，他确信自己直接影响了神的意志，并在这种影响下，分享着神的全能。

我相信，你们在听我讲演的过程中，已被若干问题所困扰，而且你们乐于听取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此时此地我还无法着手去做，但我自信。这些详细的质疑中，没有一个能推翻我们的论点，即宗教的宇宙观取决于我们童年时的状况。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一点就更值得注意：尽管这个宇宙观仍具幼稚性，但它还是一个先驱。毫无疑问，有过一个没有宗教、没有神灵的时期，它被称为泛灵论（animism）阶段。那时世界充斥着类似于人的精神存在物——我们称之为“魔鬼”（demons）。外部世界的所有物体都是它们的栖息之地，或者也许可以说等同于它们的住所。

但并不存在某种更卓越的势力，创造了所有的魔鬼，随后又统率着它们，并不存在这种人类能够向其请求保护和帮助的势力。尽管泛灵论中的魔鬼大多对人类持敌对态度，但人类那时似乎比后来更自信。他们肯定常常处于一种对这些邪恶精灵的极度恐惧之中，但他们却以种种行动（对之他们已赋予驱魔之力）来对付它们，保护自己。即便撇开这点不谈，他们也并不认为自己没有抵御能力。如果他们要向大自然企求某些东西——如企求降雨——他们并不直接向天气之神做祷告，而是做些法术动作，以期直接影响大自然：他们自己完成与降雨相似的事情。在他们与周围环境的各种力量做斗争中，他们的第一个武器就是“法术”（magic）——现代技术的鼻祖。

据我们猜测，我们对法术的仰赖来自于对自己的理智作用的高估，以及对“思想万能”（omnipotence of thoughts）的崇拜。附带说一下，这种信仰在我们的强迫性神经症患者身上也可看到。[159]我们可以猜想，当时的人类特别对他们在语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而这种成就中肯定伴随着思维的重大发展。他们认为法术的力量产生于词汇。这个特征后来被宗教所继承。“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而且他们的法术行动的事实表明，泛灵论时期的人并不仅仅相信他们的愿望的力量。他们更期望的是采取这一行动的结果，这个结果可促使大自然模仿该行动之力。如果他们企求降雨，他们就自己泼水；如果想让土地果实累累，他们就在田间对土地演示戏剧性的性交行为。

你们知道，任何事物一旦在精神上得到了体现，就不易消失了。所以，如果你们听说许多泛灵论的话语一直保留至今（其中大部分类似于我们所说的迷信，与宗教并存或包含于宗教之中），你们也不会感到惊讶。更有甚者，你们几乎没法否认这样一种观点，即今天的哲学保留着泛灵时期的思维模式的一些本质特征——如过高地估价语词的神奇，相信世界上的真实事件都是按照我们的思维试图强加其上的方向前进的。因而，看起来的确存在着一个不具法术行动的泛灵论。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猜到，甚至在那时候就有了某种伦理，即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的戒律；但我们没有发现它们与泛灵论时期的信仰有任何密切的关系。它们可能是人们相对力量以及实际需要的直接表现。

值得我们去了解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从泛灵论到宗教的转变？但你们可以想象到，人类精神（spirit）演化的这些远始的时期，至今仍是模糊不清的。似乎是，宗教所表现的第一种形式就是图腾崇拜。即动物崇拜这个奇怪现象，而最初的伦理戒律即“禁忌”（taboos）都是这一现象的结果。在一本题为《图腾与禁忌》［1912～1913］的书中，我曾详细论述了一种观点，该观点把上述转变的原因一直追溯到人类氏族环境的一次变革上。与泛灵论相比，宗教的主要成就在于从精神上控制了人们对魔鬼的恐惧。不过，这个史前时期的残余即邪恶精灵，在宗教体系中仍占一席之地。

上述即宗教的宇宙观的史前史；现在我们转向研究那以后所发生的和仍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事情吧。凭借着对自然过程的考察而强大起来的科学精神，终于开始把宗教当作一件人类的事，并使之接受批判性的考察。宗教不能经受起这种考察。首先被怀疑的是宗教关于各种奇迹的传说，因为这些神话与严肃的观察所指出的一切相矛盾着，而且清晰地表现出人类想象活动的影响。随后，那些解释宇宙起源的宗教教义遭到了否定，因为它们表现出一种具有古代特征的无知。而且，由于人们日益增加了对自然法则的了解，他们知道这些法则比教义更为优越。关于宇宙是通过类似于人类个体起源的交媾或发生行为而形成的看法，已不再是最显然且为不证自明的假设了，因为具有心灵的生物与非生物自然界之间的区别已经给人类思想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区别使人类不可能再保留原始泛灵论中的信仰。我们也不应忽视各种不同的宗教体系的比较研究的影响，以及它们彼此排斥和不相容的作用。

科学精神凭借这些初步的论战而强大起来，最终获得了足够的勇气，以至于敢对宗教宇宙观中最重要的、最具情感价值的成分进行考察。人们可能始终看到——尽管敢于公开讲出来是很久以后的事——宗教向人们承诺，只要他们能遵守某些道德要求，就向他们提供保护和幸福，但这种种表态也已表明其自身是不值得信赖的。宇宙中似乎并不存在那种力量，它以父母般的关怀照管着人们的安康，并给他们的所有活动带来团圆的结局。相反，人类的命运可能既不符合“宇宙行善”（Universal Benevolence）的假说，也不符合与此有些相冲突的“宇宙公正赏罚”（Universal Justice）的假说。地震、海啸、大火，根本不分是善良与邪恶，虔诚与不敬。更何况，我们谈论的不是非生物自然界，而是人，其命运依赖于他人的种种关系，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绝不是规律。凶暴、狡猾或残忍的人往往占有令人羡慕的世间财富，而善良的人却一贫如洗。各种黑暗的、无情的和没有爱心的力量在支配着人们的命运；宗教赋予宇宙统治的奖惩体系似乎并不存在。这再次说明，我们有理由抛弃宗教从泛灵论那里获得的一部分理论。

通过证明宗教是如何起源于儿童的无助，通过在成人的愿望和需要中的童年残迹去探求宗教的内容，精神分析学对宗教的宇宙观提出了最新的批评。

确切地说，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宗教；但它仍然是我们认识宗教的一种必要的完善，而且至少在这方面，它是对宗教的一种否定，因为宗教自身表明宇宙起源于神。当然，假如我们对神的解释，可以被宗教接受，那么它在这方面肯定就没有什么错了。总之，这就是科学对宗教宇宙观的评价。种种不同派别的宗教在为谁占有真理而争论不休，而我们却认为关于宗教的真理性问题无法获得彻底的回答。宗教是一种控制感性世界的企图。由于生理上的和心理上的必然性，我们在内心中产生了一个渴望的王国。而借助于这一渴望的王国，我们置身于感性世界之中。但是，宗教并不能实现这一点，其教条留有它们所产生的那个时代（即人类童年的无知时代）的印迹。它的安慰不值得信任。经验告诉我们，世界并非保育室。相反，宗教努力强调的那些道德要求应该给予另外的基础；因为它们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是不可缺少的，而且把对它们的服从与宗教信仰联合起来是危险的。如果我们试图确定宗教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那么，它看来并不是永恒的获取物，而是与个体文明者从童年到成人的发展中所必须经历的神经症相似的东西。[160]

你们当然可以自由地批判我的这种观点；我甚至可能在来路上与你们相会于这点上。关于宗教宇宙观的逐渐衰弱，我所告诉你们的自然很简略，是不完善的。关于各种不同过程的秩序，我也说得很不清楚；我没有阐述各种力量在唤醒科学精神中的合作情况，也没有论述在宗教宇宙观实行绝对统治和后来受日益增强的批判的影响时它自身的变化。最后，严格地说，我的评论仅限于宗教的一种形式，即西方人的形式。可以说，为了便于说明，我构建了一个解剖学的模型，以期尽可能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我的知识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使事情做得更好、更完善，这一问题我们现在不妨暂时搁置一旁。我明白，你们可以在别处听到比我谈得更好的论述。尽管在我的讲演中没有什么新东西；但我坚信，即使是关于宗教问题的资料的最细心的研究，也不会动摇我们的结论。

众所周知，科学精神反对宗教宇宙观的斗争尚未结束，至今，这种斗争仍在我们面前进行着。

虽然精神分析一般很少拿起论战的武器，但我并不反对研究这场争论。这样，我就可能进一步阐述我们对宇宙观的态度。你们将看到，宗教支持者所提出的一些论据是多么容易答复，而也有一些的确难以驳倒。

我们所遇到的第一个反对意见，认为科学把宗教作为它研究的一个课题是一种无礼行为，因为宗教是比人类理智的任何活动都崇高和优越的东西，是不可用琐碎的批判进行研究的。换言之，科学没有资格去评价宗教，因为它只要固守自己的领域，还是相当有用的，也是值得尊敬的。但宗教不在科学领域内，科学无权干涉。如果我们自己不被这种粗暴的排斥所吓倒，而是进一步质问：宗教提出的这种对在所有人类事物中的优越地位的要求依据是什么？那么，我们得到的答复（如果我们认为值得答复的话）就是，宗教不能用人类的量尺来衡量，因为它起源于神，是被圣灵作为启示赐予我们的，而人类精神是无法理解这个圣灵的。人们可能已经想到，没有什么比否定这个论据更容易：它显然是一个预期法则，即“用未经证实的假设来辩论”——我知道德文中没有一个好的相对应的表达方式。这里提出的实际问题是，是否存在神灵及它给予的启示？

当然，不是下述说法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你们不能提这个问题，因为神性是不能被怀疑的。在分析工作中，我们也常遇到这种态度。如果一个平时很聪明的人竟用非常愚蠢的理由来反对某些特殊的建议，则这种逻辑的缺点就表明，在病人身上存在着一种特别强烈的拒绝动机——这种动机只可能是情感性的，具有一种情感上的联系。

我们也可能得到另一种回答，它公开承认这类动机：不可以对宗教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因为它是人类灵魂所产生的最高级、最珍贵和最崇高的事物；因为它表现了最深厚的情感。而且唯有它，才使世界对人们变得包容，生活对人们变得有价值。我们无须争论宗教的这种价值，而需关心另外的事。我们应该强调下述事实：问题的根本不是科学精神侵犯了宗教领域，而恰恰相反，是宗教侵犯了科学思想领域。无论宗教可能具有多少价值和重要性，无论如何，它都无权限制思想——因而，无权拒绝对它进行思考。

科学思维本质上与一般的思维活动并无不同之处。而后者，则是我们大家，包括信教者和不信教者，用以照管日常事件的活动。科学思维形成了某些特点：它对那些缺少直接和实在效用的事情也感兴趣；它谨慎地避免个人因素和情感影响；它更严格地考察那些作为结论基石的感知觉的可行性；它用那些使用日常方法不可获得的新知觉来充实自己，并在有意识加以调整的实验中，把这些新知觉的决定因素分离出来。它努力达到与现实——也就是与存在于我们之外，不依赖于我们的东西——一致。正如经验告诉我们的，这种努力决定着我们的愿望能否实现。我们把那种与外部真实世界的一致称为“真理”。即使我们不考虑科学研究的实践价值，它仍然是科学研究的目标。因此，当宗教宣称它可能取代科学的地位；宣称因为它对人是有益的，并使人高尚，所以它必定也是真的时候；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侵犯，而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应驳斥它。

人们已学会如何根据经验法则和现实来处理自己的日常事务，现在若要求他们切身的利益完全托给自由行使职能而不受理性思维制约的一种权威，这未免有些太过分了。说到宗教向其信徒承诺的保护，我想，如果汽车司机宣称，他驾驶汽车绝不受交通规则的约束，而是根据他那异想天开的冲动，那么，我们当中甚至没有人会打算坐到他的车中。

宗教为保护自己而做出的限制人思想的禁律，不能不危及个人和人类社会。分析的经验已告诉我们：虽然像这样的禁律最初是局限于某个特殊领域，但它往往向外扩张，后来便成为患者日常行为中各种严厉抑制的起源。该结果也可在女性性生活中找到，这些女性甚至在思想上都不准涉及性。[161]传记可以表明，几乎所有的已故名人，在其生活经历中都受到因宗教对思想的限制而引起的伤害。另一方面，理智（或用大家熟悉的名称——理性来称之）是一种力量，在对人类施加一种统一的影响方面，我们可以对它抱有极大希望——人类是很难团结一致的，因此几乎难以实行统治。可以想象，只要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乘法表和度量单位，人类社会的存在是不可能啊。我们对将来最好的希望是，理智——科学精神，理性——能够逐渐建立起在人类心理生活中的主宰地位，理性的本质是一种保证，保证它以后不会忘记给予人类情感冲动以及给予其所决定的东西以它们应有的地位。但是，这样一种理性统治所实行的普通制度，将被证明是团结人类的最有力的纽带，并将引向进一步的团结。无论是什么，只要它像制约思想的宗教戒律那样，反抗这样的进步，它对人类未来而言就是一种危险。

于是，人们会问，宗教为什么不以下述坦率的申明，来结束这场对它而言毫无希望的争论呢：

“事实是，我不能给予你们一般所谓的‘真理’；如果你们需要那东西的话，你们就应坚守科学。

但是，我要提供给你们的，相对你们能从科学中所获得的一切而言，是更美丽，更令人宽慰，也更使人高兴的东西。因此，我告诉你们，宗教是另一更高级含义上的真理。”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宗教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认，因为这将使它丧失所有对人类大众的影响。一般人只知道一种真理，即日常语言意义上的真理。他无法想象更高级的或最高级的真理会是什么样子。

对他而言，真理似乎与死亡一样，是没有等级程度之分的；他无法从美飞跃到真。也许你们会像我一样，认为他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

因此，斗争尚未结束。宗教宇宙观的支持者信奉一句古老的格言：最好的防御是进攻。他们问道：“这种科学是什么？它竟倨傲地诽谤我们的宗教——我们的几千年来一直给无数的人带来帮助和安慰的宗教？它迄今为止实现了什么呢？今后我们能期望从中获得什么呢？它自己也承认，它无法带来安慰与兴奋。我们暂且不谈这些问题，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它的理论又怎么样呢？它能告诉我们宇宙是怎样产生的以及宇宙产生之前是什么样的吗？它能向我们描绘一幅清晰的宇宙图景吗？或向我们表明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无法解释的生命现象或说明心灵力量怎么能作用于无生命物质吗？”如果它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得不对它表示尊重。

但至今它尚未解答任何一个问题。它向我们提供种种所谓的发现的碎片，而无法使之相互协调；它收集事件发展过程中一致性的观察材料，并把这种种一致性称为法则，提出其狂妄的解释。你们想想，科学赋予其发现的必然性是多么微小啊！它教导我们的一切都仅仅是暂时正确的：今天被称赞为最明智的东西，明天可能被否认，而代之以别的东西，尽管这东西将再次被证明仅仅是暂时的。于是，最新的错误被认为是真理。而且，为了这个真理，我们将牺牲我们的最高利益。

女士们，先生们，我想，只要你们自己是受上述言论冲击的科学宇宙观的支持者，这种批评就不会过于严重地动摇你们的信心。在此，我要提醒你们注意一段曾传遍奥匈帝国的话。有一次，那个“恶魔”[162]对着他所厌恶的议会大声咆哮：“这不是一般的反对意见！它是派别性的反对！”

与此类似，正如你们所知，宗教以一种不公正的、邪恶的方式，夸大地指责科学尚未解决有关宇宙的问题。科学的确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取得这些伟大的成就。因为科学非常年轻——是较晚形成的人类活动。仅选几个日期为例，我们应该记住，开普勒（Kepler）发现行星运动法则距今只有大约300年；把光分析为各种颜色的光谱，并建立万有引力定律的牛顿逝于1727年——也就是说，距今不过200多年；拉瓦锡（Lavoisier）仅是在法国大革命前不久才发现氧的。相对于人类发展的历程，个体的生命是极其短暂的；现在我是一个年事已高的老人了[163]；然而达尔文（Darwin）出版其著作《物种起源》时，我却早已出生了。同年即1859年，镭的发现者居里（Piere Curie）也诞生了。即使你们再往前追溯，一直追溯到希腊时期精密科学的起源；追溯到阿基米德（Archimedes）；追溯到哥白尼（Copernicus）的先驱、萨姆斯岛的阿里斯塔恰斯（Aristarchus of Samos，大约公元前250年），甚至追溯到巴比伦时期天文学的最早开端，也只不过涵盖了人类学家所确定的人类从类人猿形态进化到人的、肯定有十几万年的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而且，我们应该记住，上个世纪产生了如此丰富的新发现，带来了科学如此之迅猛的进步，以至于我们完全有理由对科学的前景充满信心。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必须承认上述批评的正确性。科学的前进的确是缓慢的、摇摆不定的和艰辛的。这一事实无可否认或改变。难怪在另一个阵营中的先生们感到不满意。他们被宠坏了：

“天启”使得他们过得安逸自在。科学研究的进展一如精神分析的进展。我们把各种期望带入工作中，而这些期望又必须严格地加以控制。在观察中，我们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会发现某种新东西；但一开始，它们只是一些不能黏合的碎片。我们提出推测，建立假设，倘若没有进一步证实，我们就必须放弃这些推测和假设。我们需要巨大的耐心和准备，用以等待任何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放弃了早期的信仰，以免因它们而忽视那些意想不到的因素。最后我们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有了回报，那些支离破碎的发现自行组合起来了，我们因而洞察到精神事件的全貌，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可以从事进一步的工作了。但在分析中，我们不得不在没有实验所提供的帮助下进行研究。

而且，在对科学的批判中存在着大量的夸张。认为科学盲目地从一个实验摇摆到另一个实验，它用一个错误取代另一个错误，这都不是真的。科学通常像雕塑家摆弄自己的泥制模型，孜孜不倦地修改着这一样稿，或者往上加点什么，或者拿掉一些什么，直到达到一种满意的程度，即他感到作品与他所看到或想象的物体相似了。此外，至少在那些更古老和更成熟的科学中，甚至今天仍然存在着一种坚实的基本原理，它只被修改过和改善过，却没有被推翻。在科学活动中，情况看起来并不像批判中的那么糟糕。

对科学的这些猛烈的污蔑最终又是为了什么？尽管科学目前还不完善，而且困难重重，但对我们而言，科学仍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它，它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进步。而宗教的宇宙观则不然，它的要点完美无缺，如果它曾经是谬误，那么它肯定永远都是谬误。对科学的贬低绝不可能改变这样的事实：科学正在努力考虑到我们对外部真实世界的依赖性，而宗教却是一种幻想，它的势力来源于我们各种本能的欲望性冲动。[164]我有责任接着考察与科学宇宙观相对立的别的宇宙观；但我极不情愿这样做，因为我知道，严格地说，我没有能力评判它们。所以，在听以下论述时，你们必须记住这个限制条件；而且倘若你们对这种考察有兴趣的话，你们应当到别处寻找更好的指导。

在此，我必须首先提及哲学的各种不同体系，它们敢于根据那些多半是遁世的思想家的想法来描绘宇宙图景。我已经努力对哲学的特征作了普遍的考察［见第160页］，但我恐怕不具备少数人那样的资格，他们曾经建立了对哲学不同体系的评价。因此，我请你们一同考察另外两种现象，这两种现象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可能被忽视的。第一种宇宙观好似政治无政府主义的复本，而且可能就来源于它。当然，过去就已有这种理智的虚无主义者（intellectual nihilists），而现代物理学的相对论似乎冲昏了当今虚无主义者的头脑。他们的确是从科学出发的，但他们设法迫使科学自我取消，乃至自绝；他们派给科学一项任务，即通过否认自己的各种权利来消除自身。在这方面，人们通常认为，虚无主义仅仅是一种暂时的态度，上述任务一完成，它就不复存在了。一旦科学被消灭了，这个虚空出的空间就可能被某种神秘主义填满，甚或被陈旧的宗教的宇宙观所填满。按照无政府主义理论（anarchist theory）来讲，并不存在像真理那样的事物，即对外部世界的确定认识。我们所公布的像科学真理的一切都不过是我们自身需要的产物，因为这些需要一定会根据外部条件来获得满足：这再一次证明，它们是幻想。归根到底，我们只能发现我们需要的东西，只能看到我们想看的东西，这是绝无例外的。因为真理的标准——与外部世界相一致——是不存在的，它与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观点毫不相关。它们都同样正确或同样错误。任何一个都无权指责另一个是错的。

对认识论有兴趣的人可能发现，探索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借以成功地从科学中得出上述结论的途径——即诡辩论（sophistry）——是富有诱惑力的。无疑我们将会遇到类似于那些来自众所周知的克里特人（Cretan）的悖论（paradox）中的情况，克里特人说所有的克里特人都是撒谎者。[165]但我既不希望也没有能力对这个问题做深入的探讨。我所能说的一切就是，只要这种无政府主义理论涉及关于抽象事物的看法，它听起来就具有神奇的优越性，但它向现实生活迈出的第一步就是不成功的。现在，人们的行动是由他们的观点和知识所支配的；正是这个同样的科学精神推测出原子的结构或人类的起源；设计了一座能够承受重物的桥梁结构。假如我们信仰的一切均无足轻重；假如根本不存在知识因与现实相符而相悖于我们的观念的情形，那么，我们就可以用硬纸片而不是用石头来造桥，就可以把催泪瓦斯而不是乙醚当作麻醉剂。但即使是这些理智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将强烈地否认他们的理论在实践上的这种应用。

另一个反对意见更要严肃对待，在此，我对自己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而深感遗憾。我想，关于这件事，你们比我了解得更多，你们大概早就立场分明，赞成或反对马克思主义了。马克思社会的经济结构的研究，关于经济体系对人类生活的每个方面的影响的研究，在我们的时代已经取得了无可否认的权威性。我当然无法说清楚，他的观点具体有多少正确性或错误性。我明白，甚至是那些比我受到更好教育的人也不易说清。马克思的理论中包含着令我奇怪的主张，诸如，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社会阶层的变化按一种辩证的过程相继产生。我想我还远不能认为这些主张是正确的；对我而言，它们听起来也不是什么“唯物主义”，相反，倒像是晦涩的黑格尔哲学的积淀物，毕竟马克思曾有一个时期受过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抛弃自己的外行看法，即社会的阶级结构起源于那些早在历史发端之际差异微小的部落[166]间所发生的斗争。我是这么想的，社会差别最初是氏族或种族间的差别。胜利不仅取决于体质上攻击性的程度等心理因素，同时也取决于部落内部组织的牢固性以及诸如拥有优越武器等物质因素。生活在同一领土上，胜利者就变成了主人，而被征服者就成了奴隶。在这种情况中，找不到任何自然法则或概念化的（辩证的）进化迹象。另外，由于对自然力量的日益控制，人们对人类社会关系的影响也更有成效，因为人们总是让他们新近获得的有威力的工具，为其攻击行为效力，并且用以彼此斗争。金属——青铜和铁——的采用结束了那一整个年代的文化及其社会制度。我的确相信，正是火药和火器废除了武士制度和贵族统治；而且俄国的专制统治也早就注定要败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不管欧洲的皇室如何盛行近亲繁殖，也生育不出在火器的爆炸威力前能够刀枪不入的沙皇来。

由于大战之后爆发的经济危机，我们的确可能正为此付出我们最近才获得的对大自然的胜利即对天空征服的代价。这说起来不太好懂，但至少是可清晰地辨认出这根链条的第一个环节。英国政治所据的安全，从海洋所冲刷出的海岸中获得了保证。但是在布莱里奥（Blériot）乘坐自己的飞机飞越海峡的时候，这种保护性的隔离状态就被打破了；而在德国人齐柏林[167]（在和平时期的一次演习中）巡航于伦敦上空的那个夜晚，反德战争无疑已提前定局了。[168]在这方面还不应忘记德国潜水艇的威胁。

我用上述极少的不充分的言论向你们谈及这个非常重要而且复杂的问题，这使我一直感到惭愧。我也知道，我并没有涉及任何对你们而言是新的东西。不过，我只想使你们注意到下述事实：

人类与其对大自然的控制——他们从这种控制获得了打自己同胞的武器——的关系，也必然会影响到人类的经济活动。我们似乎远离了宇宙观问题，但我们不久就会言归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显然不在于它的历史观或以历史观为基础的对未来所作的预言，而在于它英明地指出了人类经济条件对其理性的、道德的和艺术的看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样就揭示了许多从前几乎完全被忽视的因果关系及其内涵。但不能假定，经济动机是社会中唯一决定人类行为的动机。不同的个体、种族和民族在相同的经济条件下表现各异，仅这个不容怀疑的事实就足以证明，经济动机（economic motives）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当谈论到活着的人的种种反应时，实在难以理解人们怎么能够忽视心理因素；因为这些反应不仅与经济条件的建立有关，而且，只有处于这些条件的控制之下，人们才能利用他们最初的本能冲动——如自我生存本能、攻击性、对爱的欲求和趋乐避苦的倾向。在较早的研究中，我还指出了超我提出的重要要求——这个“超我”（super-ego）代表着传统和过去的理念，而且将在一段时间里抵抗新的经济状况的刺激。[169]最后，我们应该记住，大多数受到经济必然性制约的人也经历了这个文化发展——另一些人可能称为文明[170]——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无疑受到所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但与有机物过程相比，它在起源上自然是独立于那些因素的，而且表现出完全有能力对其他因素施加影响。[171]它转移了本能的目标，并促使人们开始反抗他们从前加以忍受的一切。而且，科学精神的日益强大似乎构成了它的一个基本部分。如果有谁能够详细地阐明这些不同的因素——如人类一般的遗传素质，人类的种族变异和文化变迁——在社会等级、职业和谋生能力的条件下彼此抑制和促进的情况，谁就能补充马克思主义，从而使它成为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因为社会学所探讨的是人类的社会行为，故而它也只能是应用心理学。严格地讲，只有两种科学：一是心理学包括纯理论的和应用的，一是自然科学。

经济关系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一新近的发现使得人们跃跃欲试，要亲自运用革命的手段来引起经济关系的变革，而不是听任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既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得到实现，便获得了一个宇宙观所具有的力量、自足性和非他性；但同时也获得了与其反对之物的不可思议的相似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最初是科学的一部分，也是建立在科学和技术之上的，但它却制造了一种对思想的限制，这种限制一如宗教昔日的冷酷。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考察都被禁止，对其正确性的质疑遭到了惩罚，其方式与天主教会对异端邪说的惩罚如出一辙。马克思的著作作为一种启示的源泉，取代了《圣经》和《古兰经》，尽管它们与那些古老的经书一样，不乏矛盾和晦涩之处。

虽然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情地抛弃了所有的唯心主义体系和幻想错觉（illusions），但它自身又产生了种种幻想，而这些幻想与前者相比，并没有减少其可疑性和不可证实性。它希望经过几代人的时间来改变人性（human nature），从而使人们在新的社会秩序中几乎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而且将自觉地承担起劳动的责任。同时，它把种种社会必需的对本能的限制转移到别处去；把威胁所有人类组织的攻击性倾向移向外面；并从穷人对富人和如今的无权者对过去的当权者的仇视中寻找支持。但是，像这样的人性改造是根本不可能的。由于新秩序尚不完善并遭受外部的威胁，布尔什维克党人目前所煽起的群众的这股热情使人们无法肯定，在将来这种秩序就能建立并不再处于危险之中。就像宗教一样，布尔什维克主义不得不弥补其信仰者现在所蒙受的痛苦和生活的穷困，于是，它向人们承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那时，一切需要都将得到满足。这样的天堂无论如何将在今生，在地球上建立起来，并在可预见的时间里展示出来。但我们应该记得，犹太人——他们的宗教无视来生——也期望救世主降临人世；中世纪基督教徒曾很多次相信，上帝的王国近在眼前。

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主义必将对这些反对意见做出答复。它会说，只要人性尚未被改造，就有必要利用如今这些对他们有影响的方法。没有对教育的强制，没有对思想的限制，没有对武力的运用，直至流血，是不可能办得到的。如果我们不给人以你所称的“错觉”，将无法使他们默认这种强制。有人会有礼貌地问我们，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一切呢？这就把我们问住了。

我想不出有什么妙计。我应当承认，这种实验的种种情境足以吓倒我和像我一样的人，从而不敢一试；但是，在这一方面，我们不是绝无仅有的人。有些活动家，一旦着手于他们的雄图大略时，就信仰坚定，绝无疑虑，更无凡人所具有的痛苦感。我们应该感谢这类人。因为他们，使创建一个新秩序的惊人实验目前正在俄国实际地进行着。当很多国家宣称他们只是在保持基督教的虔诚中期待被拯救时，发生在俄国的革命——尽管尚有许多令人不快的细节——却似乎不失为一种传递更美好的未来的信息。不幸的是，无论是我们的怀疑，还是另一方的狂热信仰，对如何揣测这个实验的结果，都未提供暗示。这个实验的未来会回答我们；它可能会表明：这个实验进行得太早了；要对社会秩序进行彻底改变，成功的希望渺小，除非新的发现增强了我们对自然力量的控制，从而使我们的需要更易得到满足。可能只有到了那时，新的社会秩序才可能既消除群众的卑俗需要，仅把注意力倾向于个体的文化需要。当然，即使到那时，我们仍然不得不与种种困难做斗争；

人性的不驯服的特征，向所有的社会都会显示出这些困难。

女士们，先生们：

请允许我在结尾处，就上述有关精神分析与宇宙观问题的关系，做一个总结。我认为，精神分析没有能力创建自己的宇宙观。它并不需要自己的宇宙观；它是科学的一部分，故而能够遵循科学的宇宙观。但是，论述这种关系几乎不值得用如此宏大的标题，因为科学宇宙观并非包罗万象，它极不完善，也不认为是自足的，能建构种种体系。人类的科学思想仍然很幼稚；还有太多的重要问题尚无法解决。建立于科学之上的宇宙观，除了对外部真实世界的强调之外，其性质主要是消极的（例如，服从真理，拒绝幻想）。我们的同胞中，若有人不满于现状，要求获得比现在更多的暂时安慰的地方，他们尽可以到他们所能得到这种安慰之处去寻找。对此，我们无可指责，也帮不上忙；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他们而改变我们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