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

人们当然认为“性的”一词有什么含义是无可争议的。首先，“性的”是指某种不正当的东西，是人们不应谈论的东西。据说一位著名的精神病学者的学生，一次曾试图使他们的老师相信，癔症患者的症状常常表现出性意味。出于这个目的，他们把他带到一位女性癔症患者的床边，这位患者的症状显然是在模仿生孩子的过程。他这位老师摇头说道：“生孩子并不是性的呀。”很对，生孩子无论如何都不是不正当的事情。

我知道你们会抗议我对这么严肃的事情也开玩笑。但它不完全是个玩笑。严格地说，很难确定“性的”这个概念到底都包含什么内容。或许唯一合适的定义应是“与两性之间的区分有关的任何东西”。但你们可能认为这太空泛、太不确定了。如果你们以性的活动作为中心点，你们或许会用获得快乐的观点，把性的东西定义为与异性肉体有关，特别是与异性的性器官有关的东西；

就最狭义的来说，意指生殖器的接合和性行为的表现。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就会真的认为“性的”和“不正当的”具有相同的含义，而生孩子就不属于性的东西。另外，如果你们把生殖机能看作是性的核心成分，那么你们就可能冒险地排除了许多目的不在于生殖，但却确定属于性的大量的东西，如手淫、亲吻等。我们可以猜想得到在“性的”概念的形成中会发生西尔伯勒所谓的“附加错误”（error of superimposition）[283]的结果。

确实，总的来说，当我们仔细思考“性的”一词的意义时，我们发现它又是大家所熟知的。

有时“性的”一词兼指两性之间的对照，寻求快乐，生殖机能和不正当的并且必须保密的东西——这种合成的意义可服务于日常生活中的实际目的。但对于科学来说，这是不够的。通过细致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只有通过无私的自我约束才有可能），我们认识到一些人的性生活与正常人相背离。我们可以说，一些“性变态者”（亦译“性倒错者”，the perverse）似乎在生活中没有两性的差别。只有他们的同性成员才可以引起他们的性愿望，而异性，尤其是其性部位对他们来说并非是性对象，更有甚者还可成为一种令人厌恶的对象。当然，这也隐含着他们完全没有生殖机能。我们把这种人称为同性恋者。这些人时常（而不总是）在其他方面表现较高的智力和伦理发展水平，却成为这一命运偏差的受害者。科学家将他们称为是人类的一个特种——即所谓的“第三性别”（third sex），它与其他两性拥有相同的权利。我们以后或许有机会再来批驳他们的这种观点。当然，他们不是自己喜欢自诩的人类中的“优异者”（elite）；和其他两种不同性别一样，他们中也有很多低劣的和无用的个体。

无论如何，这类性变态者以与正常人相似的方式来对待其性对象。但是，我们还遇到一系列的变态者，他们的性行为与一般人所感兴趣的相距甚远。他们的行为方式种类繁多，并且离奇古怪，可以比得上布劳伊格赫尔所画的用来表示圣安东尼的诱惑的各种怪物，或福楼拜所描绘的在他的忏悔者面前所走过一大队衰老的神像和崇拜者。如果要想不使我们的感觉陷入混乱，就需对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进行某种整理。因此，我们把它们分成：（1）像同性恋者一样，其性对象已改变；（2）其性目标已改变。第一类包括这样一些人：他们不需要生殖器的接合，以对方的其他器官或部位代替其生殖器（如用嘴或肛门代替阴道），既不管有无妨碍，也不管是否感到可耻。另外一些人虽然仍保持着以性器官为对象，但这并非因为其性机能，而是由于其他一些机能，如性器官因其排泄作用而发挥其性机能。还有些人则完全不以生殖器为对象；身体的其他部位，如妇女的胸部，抑或毛发等却成为情欲的对象。更有甚者，就是身体的部位也无意义，而转向用一件衣物、一只鞋、或一件衬衣来满足其性欲望，这些人就像是拜物教的信徒一样。最后，还有一些人，他们也不再需要性对象，但他们需求采取一种怪异的乃至可怖的方式——他们甚至转向不能反抗的死尸，他们受犯罪暴力的驱使竟以此作为欲望的满足。这种可怖的事情真是太多了！

第二组性变态者，他的性需要的目标只是正常人的性的引导或预备动作。这些性变态者希望观看他人、抚摩他人或窥视他人的隐秘行动表现，他或者使自己本应隐蔽的身体部位裸露出来，模糊地期望受到对方行动的回报。还有些虐待狂，他们不近人情，其性追求目标是引起对方痛苦。

其程度从使对方屈服，直至使其身体受到严重伤害；与虐待狂相反的还有受虐狂者，他们唯一的快乐是忍受各种来自于象征的或现实的所爱对象的屈辱和痛苦。还有另外的情况，在他们身上好几种这样的变态前提条件被统一和交织到一起；最后，我们必须知道以上各组又各有两种形式：

一种形式是在现实中寻求其性满足；另一种形式是仅在想象中寻求满足，根本不必有现实的对象，而由其幻想来取代。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癫狂的、古怪的、可怖的东西确实构成了这些变态者的性活动。他们自己不仅这样看待它们，而且还认为它们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我们必须承认它们在其生活中起到的作用与我们的生活中正常的性满足相同。他们为其付出同样的，并且时常是更为重大的牺牲。我们还可以大概地、细致深入地描绘出这些变态现象究竟在什么地方是基于常态，在什么地方偏离了常态。这里你们还可以再次注意到性活动所有的不适当的特性，而且有时其强度增加到令人厌恶的程度。

那么，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对这些异常的性满足持何种态度呢？我们要是对它们表示愤怒，并认为没有这些欲望，那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确实，这不是我们想要寻求的东西。我们这里所谈的现象与其他的相类似。如果借口说这些现象是古怪的，不常见的，而对它们置之不理，避而不谈，那是容易被驳倒的。相反，我们处理的是十分常见和普遍的现象。然而，如果这种现象被看作是性本能的变态，我们不必因此使我们对于性生活的观念被它们误导，那么就需要一种严肃的答案。除非我们能够理解这些性的病态形式，并且能够使它们与正常的性生活相协调，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正常的性问题。总之，建立一种完善的理论来说明这些性变态是如何发生的及其和常态的性生活的联系，这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工作。

我们通过一条信息和两种新的观察来帮助说明这个问题。这条信息应归功于伊凡·布洛赫（1902～1903）。他修正了所有的这些性变态者都是“退化的征兆”的观点，他认为无论从远古到现代，或无论由最原始的到现代文明的哪个民族，都表现出这种性的目标和对象的心理失常，并且这种变态有时也为一般人所容许和认同。这两种新的观察来自于有关神经症的精神分析探索；

它们对于我们有关性变态的观点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我曾经说过神经症是性满足的替代，而我要向你们提出的是通过症状的分析证实这种假说将会遇到大量的困难。说实在的，我们应把那些所谓变态的性需要看作是一种性的满足，因为对这种症状的解释时常地迫使我们这样做。同性恋者或性变态者宣称自己与众不同，但当我们知道同性恋冲动总可以在每个单一的神经症中找到，并且大多数的症状又都是这种潜在的变态的表现时，这种宣称就站不住脚了。那些将自己称为同性恋的人只是那些有意识的和最为明显的同性恋者，他们的数目远远少于潜在的同性恋者。然而，我们一定要将这种选择同性为对象看作是日常性生活中的一种变异，并且我们愈来愈认识到其重要性。无疑这并非要混淆明显的同性恋和正常的态度之间的差异，它的实际意义仍然存在，只是其理论价值极大地削弱了。我们甚至发现，一种特殊的不属于移情神经症的疾病——妄想狂（亦译“偏执狂”，paranoia）时常产生于试图抑制其强有力的同性恋冲动。[284]你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的一位患者，其强迫行动表现得很像一位男子，即她已与之分居的丈夫；神经症妇女时常以这种方式表现出具有某男子特性的症状。即使实际上这不被看作是同性恋，它也与同性恋的前提条件具有密切的关系。

正如你们可能已知道的一样，癔症这种神经症可以在身体的各个器官系统产生症状，并因此扰乱其各种机能。分析表明，那些以其他器官来代替生殖器的所谓性变态冲动都在这些症状中表现出来，因此，这些器官像所替代的性器官一样起作用。癔症的症状实际上可使我们产生这样的观念：身体器官除了它们原来所起到的作用外，还必须被看作具有性（快感）的意义，并且如果性的要求十分强烈，那么其原有的作用便受到干扰。[285]我们发现与性无关的器官表现为癔症症状的大量感觉和冲动都不过是变态性欲的满足。我们也认识到，营养器官和排泄器官多大程度上可成为性兴奋的工具。那么，这里性变态也表现出同样的情况；只是在性变态的病例中这很容易见到，而对于癔症，我们则需经由解释症状而绕一大圈的路，因此你们不要将变态的性冲动看作是与患者的意识有关，而应将它们归于潜意识。

在强迫性神经症的许多症状中，最为重要的是由于过强的性虐待冲动（因此，其目的是性变态）的压力所引起的那些症状。的确，根据一种强迫性神经症的结构，这些症状主要在于抵御这些欲望，或表达满足与拒绝之间的斗争。但这种满足并非是走捷径的；它成功地在患者的行动中经过迂回曲折而达到其目的，并使患者宁愿自讨苦吃。这种神经症的其他方式，如沮丧等与过分的性行为相对应，这些性行为通常将常态中只属于预备的动作视为性的满足——如窥视、抚摩及探索的欲望等过分的性要求。这里，我们可以对害怕触摸和强迫洗手的重要性做出解释。大部分的强迫行动都可追溯到手淫，它们是变了样的和化了装的手淫。[286]一个熟悉的事实是，手淫尽管是单一的和单纯的活动，但它伴随着各种形式的性幻想。

我本不难给你们进一步说明性变态和神经症之间的关系，但我认为我讲的已达到了我们的目的。然而，我们必须谨防由于我告诉你们性变态的倾向在症状的解释中十分重要，你们便过分地估计人类的这种倾向的频度和强度。像你们所听到的一样，正常的性满足挫折的结果有可能形成神经症。但是当像这样的一种真正的挫折发生时，性的需要乃使性兴奋转向不正常的方式。你们随后会知道这种发生的方式。但无论如何你们会认识到这种“侧面的”拦阻（正常的性渠道）必将增强性变态冲动的力量，同样，正常的性满足实际上如果没有妨碍，那么性变态冲动的力量必将较弱。[287]另外，在明显的性变态状态中还可看到一种相似的影响。在一些病例中，如果正常的性本能满足由于一时的原因或永久的社会调控受到很大的阻挠，那么就可引起性变态状态。[288]

在另一些病例中，性变态的倾向与这些条件无关，我们可以说，它们是某些特殊个体性生活的正常方面。

至此，你们可能觉得我混淆了正常性生活与性变态者性生活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在解释这种关系。但是，你们必须记住下面的情况。如果真正地增加现实生活中获得正常性满足的困难，或剥夺这种满足，确实能够使那些原先没表现出性变态倾向的人们现在表现出这种倾向，那么，我们必须假定这些人较容易招致性变态；或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说这种性变态必定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这些人身上。

这使我们得到了我前面给你们提及的第二种新证据。[289]精神分析研究本身也必须关心儿童的性生活，这是因为分析症状而引起的记忆和联想时常可追溯到儿童的早期生活。我们从这些分析中所推知的东西随后可由对儿童的直接观察事实一点一点地证实。[290]而这表明所有这些性变态的倾向植根于童年期，儿童不但有性变态倾向，而且还有性变态的行为，这和他们的未成熟程度相适应——总之，变态的性生活只不过是一种夸大了的被分割成单一冲动的婴儿性生活。

不论怎样，你们现在可以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性变态，并且能够认识到它们与人类性生活的联系。但是，这种令人吃惊的新发现可能会以引起你们不快的情感为代价。无疑你们首先会倾向于拒绝这一切；否认儿童有所谓的性生活，否认我们的观察事实，否认儿童行为和后来的性变态行为之间有联系的论证。请先让我来解释你们之所以反对的动机，然后再给你们略述观察事实。

假定儿童没有性生活（性兴奋、性需要和某种性满足），只是到了12岁至14岁之间突然获得了这种性生活，这是不符合观察的结果的，并且在生物学上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同认为他们生来就没有生殖器，只是到了青春期内才生长出来同样荒谬。青春期所唤醒的是这种生殖机能，这种机能利用已有的生理的和心理的材料来实现其目的。你们犯了混淆性生活和生殖两个概念的错误，而且这样做，你们阻止了自己理解性生活变态和神经症的路径。然而，这种错误不只是有一定倾向性的。更为令人惊奇的是，这个错误的起因在于你们自己都曾是儿童，而在你们的儿童时代，都曾受到教育的影响。社会必须发挥其重要的教育职能来驯服和限制作为生殖机能的性本能，并使其受到与社会旨意认同的个体愿望的支配。这样，社会从事于暂时延缓本能的充分发展，直至儿童在智力上的成熟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为止，因为可教育性实际上是随着性本能的完全侵入而停止的。然而，本能也可能冲毁每一个堤坝，并且将人们辛勤建立的文明作品扫荡一空。驯服工作也是很困难的，其成功有时太小，而有时却又显得过了头。人类社会的基本动机是属于经济的，因为社会的成员如果不工作，社会就不能维持其生活，所以社会必定限制其成员的数目，并使其能力从性活动转向工作。总之，这种原始时代就存在的永久的生存竞争，直到现在我们仍然面对着。

教育者通过经验认识到，儿童的性意志的陶冶应及早开始，我们应在青春期之前控制儿童的性生活，而不能等到青春期风暴之后进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几乎所有的幼儿性活动都是受到阻止的，并且使儿童感到不快的；人们所树立的一种观念是使儿童的生活化为“无性的”（asexual），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真的相信儿童是无性的，就连科学也将此宣称为其信条。为了避免与其信仰和意图相矛盾，人们从此忽视儿童的性活动，或满足于科学采取的不同看法。儿童是天真无邪的，如果谁以别的方式描绘儿童，那么谁就是一位对人类神圣、温柔情感的无耻的诽谤者。

只有儿童自己才不管这些传统常规。他们完全自发地表现出其动物权利，并且不断地提供证据表明他们还在朝着纯洁的道路前进。十分奇怪的是，那些否认儿童性生活存在的人，却最不愿意放松教育。虽然他们不愿意承认儿童有性生活的存在，但他们却用十分严厉的态度来对待儿童的各种性的表示——他们将其描绘为“儿童的恶作剧”。具有极高理论兴趣的还有：和儿童没有性生活的偏见相矛盾的时期是儿童到五六岁的时候，这时候则正好是大多数人所遗忘了的时期，虽然这段遗忘时期只有通过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召回意识，但它们也有可能在梦中出现。

我现在来给你们讲一些有关儿童性生活的确实的事实。为了方便起见，让我们同时引入“力比多”（libido）这个概念。和“饥饿”十分类似，我们用“力比多”作为本能自身由此得以显现的力量（这种情况中是性本能，而在饥饿时则为营养本能）。其他的概念，像性“兴奋”和“满足”是无须解释的。你们自己很容易就可看到，婴儿的性活动多成为解释的东西，或者你们可能会以此作为反对的一个理由。这种解释的获得建立在由症状向前追溯的分析诊断基础之上。对于婴儿来说，第一次性冲动似乎和其他重要的生活机能具有密切的关系。像你们所知道的一样，婴儿的主要兴趣指向吸取营养；在儿童吮乳之后入睡的时候，他们表现出的那种舒服的神情和成年人体验到性满足后的神情很相似。这当然还不足以做出推论。但我们可以观察到婴儿是如何地喜欢反复地做吸收营养时的动作，而不是真的需要更多的食物；也就是说，他不是真的受饥饿驱使。

我们将此描绘为“享乐性吸吮”（sensual sucking）[291]。而事实上，他这样做使他再次舒服地入睡，这向我们表明享乐吸吮行动本身会给婴儿带来满足。像我们所看到的一样，婴儿不经过吸吮动作就不能入睡。布达佩斯的儿科医生井德纳第一个主张这种动作带有性的意味。那些看管儿童的人，他们虽然并不懂这方面的理论观点，但他们似乎也对吸吮持一种相似的认识。他们都确信吸吮的唯一目的是获得快乐，并把这种动作称为是儿童的“恶作剧”，如果儿童不自动地放弃这种动作，他们就用严厉的方法迫使其取消。这样，我们知道婴儿做出这种动作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得快乐。我们认为儿童起初是通过吸取营养体验到了这种快感，但他们不久就学会了将它从所伴随的条件中分离出来。我们可以将这种快乐称为嘴和唇区域的兴奋；我们将身体的这些部分称为“性感带”（erotogenic zones），并认为来自吸吮的快乐具有性意味。当然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讨论这种观点是否全面。

假如婴儿能够讲话，那么他无疑会表示吸吮母乳的动作在其生活中是最为主要的事情。这是正确的，因为通过这种单一的行动，婴儿可以立刻满足两种具有重大生命意义的需要。因此，我们从精神分析中不无惊奇地知道这种动作在精神上的重要性是如何保留终生的。吸吮乳房是整个性生活的起点，是后来各种性满足的原型，在需要的时候，往往通过幻想来自慰。这种吸吮涉及使母亲的乳房成为首要的性本能对象。至于这首要的对象在以后各种对象的选择上究竟如何重要，它对于其他不同的精神生活究竟如何加以改造、替代并且具有重大的影响，我就不很清楚了。但是，婴儿在其吸吮活动中一旦放弃这种目标对象，他就用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取而代之。他开始吸吮自己的拇指或口舌了。他以这种方式使自己不必求助于外界的事物就会获得快感，并且将其兴奋区域扩大到自己身体的第二种区域，来提高快感的强度。性感带并不能产生同等的快乐；

因此，像井德纳医生所指出的，婴儿在感觉周围事物的过程中发现了由其生殖器所提供的特殊的兴奋区域，并由此找到了从吸吮到手淫的途径，这是一个重要的经验。

在形成有关这种寻求快感的吸吮的看法中，我们已熟悉了有关婴儿性生活的两个要点。婴儿为了满足其主要的机体需要，乃表现出一种自淫（auto-erotically）行为——即在婴儿自己的身体上寻求和发现性对象。这在吸取营养上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某种程度上说，排泄作用也不例外。我们还断定婴儿在其大小便中可以体验到快感，并且他们不久便会故意来做这种动作，希望在这些性感带中引起皮膜兴奋，给他们提供最大可能的满足。然而，正像卢·阿德里安所指出的，外部的压力不允许儿童有追求这种快感的欲望，并对此加以干涉，由此婴儿约略地看到了后来的内外部之间的冲突。婴儿不得随时排泄，只有在他人允许的时候他才可以。为了使他放弃这些快感的源泉，成人告诉他有关大小便的行为都是不适当的，必须保持秘密地进行。在此他初次被迫牺牲这些快乐来换取社会的尊重。开始的时候，他自己对于排泄的态度是明显不同的。他对自己的粪便并不感到厌恶，并把它们看作是自己身体的有价值的部分而不愿遗弃，并想把它们作为他的首要“礼物”，送给他十分敬重的人。甚至是在接受教育的陶冶并放弃了这种倾向之后，他仍然赋予这种粪便以很高的价值，把它们看作是“礼物”和“黄金”，另外，他似乎还把尿看作是值得特别骄傲的东西。[292]

我知道你们早就想打断我的话了，并声称：“真是胡言乱语！你告诉我们肠的蠕动乃是性满足的源泉，并且是用婴儿来说明的！粪便成了有价值的东西，并且肛门竟成了一种生殖器！我们不相信这一切，但是，我们却因此理解为什么儿科医生和教育家要强烈地反对精神分析及其发现了。”不，先生们。你们只是已忘记了我刚才试图想告诉你们的婴儿性生活的事实和性变态的事实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你们不知道对于大多数成人而言，无论是同性恋和异性恋都一样，他们都曾在性交时真的以肛门来取代阴道的作用呢？并且有许多人终身保留着排泄时的快感，并把它看成是一件要事。而且你们或许也听说过，年龄稍大的而能够谈论这些问题的儿童，谈论自己对大小便是如何地感兴趣，以及看着他人大小便又是怎样的快乐。

当然，你们不应经常地吓唬这些儿童，否则，他们会明白对于这个问题他必须保持沉默。对于其他你们不愿相信的事情，我建议你们去看一下分析的发现，以及对有关儿童的直接观察。

要知道对于这个问题要不受成见的束缚，能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它，那是需要真知灼见的。

假如你们发现儿童的性活动和成人的性变态之间的关系令人感到惊奇，我并不引以为憾。它事实上是可以自我证明的：因为儿童除了一直模糊地暗示之外并没有将自己的性生活转化成生殖机能的能力，所以如果说儿童有一种性生活，那么这种性生活就必定是具有变态的性质。

另外，摒弃生殖机能是所有性变态的共同特征。在性活动放弃了生殖目的并且把获得快乐作为独立于生殖的目标时，我们把它称为是变态的。正像你们所看到的，性生活发展的转折点在于从属于成为生殖目的。那些未发展到此程度的和不愿从属于这个目的而只以获得快乐为唯一目的的一切性活动，都被赋予“变态”这个不光彩的名字，并为人们所蔑视。

因此，请允许我回过头来扼要地叙述一下婴儿的性生活。我所讲过的两种器官系统（营养的和排泄的）可对其他各种器官做同样的研究时进行补充。儿童的性生活确实整个由各种本能活动组成，这些本能有的在本人身上寻求满足，有的则在外界对象上寻求满足，并且它们相互独立。在这些器官中，生殖器官不久就占据了优势。有些人从婴儿期一直到青春期或青春后期，不断地手淫[293]，从而获得自身生殖器的快乐满足，而不利用其他生殖器或对象的协助。顺便说一下，手淫这个话题是很难尽述的，因为它需要从许多角度加以讨论。[294]

尽管我急于缩小这个讨论的范围，但我必须在此给你们讲有关儿童的一些性研究；它们也是儿童性生活的特征，并且对神经症的形成有重要意义，所以我不能把它们略去不谈。[295]幼儿性研究开始得很早，有时早在3岁之前。它们与性别的区分无关[296]，因为这对于儿童来说并不意味着什么，他们（至少就男孩来说是这样）把男子的生殖器归为两性所共有。如果一个男孩随后发现小妹妹或小女伴的阴户，他会马上否认他的感觉证据，因为他难以想象像自己一样的人竟会没有这个重要的器官。后来，他对呈现于自己面前的事实感到惊恐，并且感觉到了从前对于这个小器官的恐惧，因为他对其小器官怀有浓厚的兴趣，而现在产生一种推迟的效果。他于是处于“阉割情结”（the castration complex）[297]的控制之下，如果他要保持正常，那么这种情结会对其性格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如果他得了病，那么这种情结就成为其神经症的原因，而如果他接受分析治疗，这会成为其抗拒的源泉。对于小女孩来说，因为她们缺乏一个大的、可以观察得到的阴茎，我们可以说她们会感到极大的不利，她们于是忌妒男孩拥有这样一个东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们形成一种想要成为男子的愿望——这种愿望随后可再次出现于任何神经症患者身上，假若她们在扮演女性角色中遇到不幸之事的话。再者，在其童年期，女孩的阴蒂和男孩的阴茎起同样的作用：它也是一个特别富于刺激的区域，可用来获得自发的性满足。女孩成为妇人的过程极大地依赖于将这个刺激感受性适时地和完全地由阴蒂过渡到阴道口。所谓性迟钝的妇女，就是阴蒂顽固地保留着这种感受性。

儿童性兴趣起初产生于婴儿是从何而来的问题——这个问题与斯芬克斯的怪谜所基于的问题相同（希腊神话传说：斯芬克斯为一狮身女怪，她编造了一个谜语，来难倒行人。这个谜语是：

“清晨用四足走路，中午用两足走路，晚上用三足走路，这是什么？”）。这个问题时常来自于对新孩子的到来的自我恐惧。托儿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时常是：小孩是由鹳鸟衔来的。然而，儿童对这句话的怀疑程度则往往在我们的意料之外。儿童感觉到自己受了成人谎言的欺骗，于是就想独自来寻求解决。但是，儿童还不能由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未得到发展的性构造限制了他的知觉能力。他开始假定婴儿来自于人们所吃的某种特殊的食物，他还不知道只有女人才会生孩子。随后，他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并不再认为婴儿来自于吃的食物——尽管这个理论为童话所坚持。在儿童长大一点时，他便注意到其父亲必定在生孩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他不知道到底如何起这种作用。如果他偶尔看到父母的性交行为，他即把这看作是男人试图制服女人；或者是一场斗争，并以虐待来错误地理解性交。起初，他并不知道这种活动与生孩子的关系。所以如果他又发现母亲床上或内衣上的血迹，他便把这作为父亲伤害母亲的证据。再往后，到儿童时代的后期，他确信男人的性器官在制造孩子中具有重要作用，但他还只知道这个器官的唯一机能是排尿。

儿童起初都认为婴儿的出生是通过肠子进行的；他们肯定认为婴儿的出生就像一团粪便。一直到儿童对肛门区的兴趣完全消退之后，他们才放弃这种理论，然而，他们又代之以另一种假设，认为肚脐或两乳之间的区域为孩子出生之处。儿童以这种方式渐渐地对于性的事实有所认识，或对其无知感到若有所失，他对这些事实不加注意，一直到青春期之前，他所接受的是一种不完全、不真实的解释，而这往往是产生创伤的原因。

先生们，你们无疑已经听到过，在精神分析中，性的概念被过度地扩充了，其目的在于支持精神分析所有关于神经症的性起源和症状的性意义的论点。你们现在可以自己判断这种扩充是否有道理。我们只是将性生活的概念扩充到足以能够将变态的和儿童的性生活包含于其中。也就是说，我们恢复了它的真实内容。精神分析之外所谓的“性”只限于狭义的性生活，它被称为是常态的，其目的在于生殖。

第21讲 力比多的发展和性的组织

女士们，先生们：

我感到我并没有成功地使你们确信性变态对我们的性欲观点的重要性。因此，我将尽可能地对我已说过的话进行修正和补充。

并非只是性变态现象，才使我们改变性的概念，以致引起人们对我们的激烈反对。有关婴儿性欲的研究在这一点上关系更为紧密，而婴儿的性欲与性变态二者的一致性对我们来说才是决定性的。然而，婴儿性欲的显现尽管在儿童后期是明确的，但其开始时的方式则似乎是难以捉摸的。

任何不顾儿童发展历史和其分析情境的人都会否认它们有性的特点，并且认为它们只有其他的模糊不定的特性。你们不要忘记我们还没有一致的标准来确定一种观察是否有性意味，除非生殖机能可被看作一种标准，而这种标准我们又认为它太狭隘了，必须予以反对。弗利斯所提出的生物学标准，如23天和28天的周期也引起很大争议；我们所假定的性过程的化学特性仍待发现。另外，成人的性变态是确定而明显的。正如其名字已表明的一样，它们是众所周知的、具有确定无疑的性意味。无论它们被称之为退化现象或其他什么，绝没有人敢把它们归为其他的东西，而非性生活现象。只根据这种叙述，我们就可以断定性欲和生殖不是同一回事，因为很明显所有的性变态都拒绝生殖的目的。

这里我发现一个类似的东西很值得我们注意。对大多数人来说“意识的”（conscious）和“心理的”（psychical）是同样的，我们曾被迫扩充“心理的”概念，并且使其包含非“意识”的东西。同样，一些人声称“性的”即“与生殖有关的”（或你们可以更简单地说“生殖器的”），我们不可避免地假定有非“生殖器的”（与生殖无关）的东西是“性的”。这里只是形式上的相似，但也不无深刻的底蕴。

但是，如果性变态的存在在这个问题上有如此有力的理由，为什么这么久以来没有人完成这个工作，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真的不能说。我想这与性变态早已成为一个特殊的禁区有关，这甚至影响到理论，并且干扰了科学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似乎人们不会忘记性变态不仅是令人厌恶的，而且是荒唐可怕的——就好像人们觉得它们有一种诱人的力量，并且从根本上击毁那些喜欢它们的人的一种隐秘的妒忌。人们由此联想起著名的讽刺诗Tannhäuser中表示谴责的伯爵的自白：

在爱神身上，良心、义务就这样都被遗忘！

注意，这种事是与我无关的！

在现实中，性变态者是个可怜虫，他们不得不为其难以赢得的满足付出代价。

性变态尽管有奇怪的对象和目标，但它显然是有性意味，因为事实上满足变态愿望的活动，时常到最后可以达到情欲的高峰，乃至于射精。当然这只是有关成人的结果。对于儿童来说，射精和生殖器兴奋是不可能的；尽管它们的位置由暗示替代，但这种替代也不能被看作是性的。

为了完善我们有关性变态的观点，我们还要补充一些其他的东西。这些东西虽然为一般人所鄙视，与正常的性活动明显不同，但仔细地思考可以看出正常人的性生活也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变态特性。甚至接吻也可看作是一种变态行动，因为它包含着用双方嘴唇上性感带的接触来代替生殖器的接触。然而没有人把它当作变态而加以拒绝；相反，在戏剧表演中，它还被看作是一种美化了的性动作。不过，真正的接吻很容易被转化为完全的变态——也就是说，如果它变得很强烈，那么可直接导致射精和情欲高潮，这种情况是常有的。我们也可能知道，某人触摸和窥视他的对象是性兴奋的独立的前提条件，而对于另一个人来说，在情欲高潮时，会出现手捏口咬的动作，还有些人的情欲高峰不是由爱恋对象的生殖器引起的，而是由其身体的其他部位引起的，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我们无意将有这种个体特征的人排除到正常人之外，而置于性变态者的队伍之中。相反，我们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性变态的实质不在于性目标的转移，也不在于生殖器的被替代，甚至也不总是在于对象的变换，而仅仅在于以变态的现象为满足，而将以生殖为目的的性行为置于一边。至于那些为了准备或增进正常性交的完成而表现出的性变态行为，则实际上并非真正的变态。正常和变态的性生活之间的鸿沟当然可由这种事实而大大地缩小。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正常的性生活是由婴儿的性生活演化而成的，这种演化的过程是先去除某些无用的成分，然后把其他成分集合起来，使它们从属于一个新的目标，即生殖目标。

在我们运用所熟悉的性变态现象再次来研究婴儿生活之前，我必须使你们的注意力转向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变态的性生活通常是十分集中的：它的所有的行动都指向一个目标——通常是单一的目标；一部分本能占据重要的位置，并且要么只有这个本能是可以观察得到的，要么为了它本能的目的而支配着其他的本能。在这一方面，变态和正常的性生活是没有区分的，只是其占优势的组元本能和其性的目标彼此不同而已。人们可能说，它们二者都建立起了富有组织的系统，只是两者统治的力量彼此不同。另外，婴儿的性生活一般缺乏这种集中和组织，它的独立的组元本能具有同等的权利，各走自己获取快乐的路径。当然，就这种集中的缺乏和存在来看，变态和正常的性生活二者都源于婴儿的性生活。还有些变态的性生活与婴儿的性生活极为相似，因为在它们中有无数的组元本能（component instincts）彼此独立地完成（更准确地说是坚持）它们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中，与其说是变态，不如说是性生活的幼稚症。

这样武装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一种我们当然不能省略的建议。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你们这么固执地把后来性生活赖以发展的童年期的表现根据你们自己的不确定的论据称为是性的呢？为什么你们不满足于只描写它们的生理方面，不满足于只说婴儿早已有了为吸吮而吸吮，或对粪便的依赖等活动，以此向我们表示他在追求“器官快乐”（organ-pleasure）[298]呢？这样，你们就可以避免假定很小的婴儿就具有性生活以致引起人们的反感了。——确实，先生们，我并不反对器官快乐。我知道即使是性交的极度快乐也只是一种与生殖器活动有关的器官快乐。

但是，你们能告诉我这种起初都是无足轻重的器官快乐究竟是什么时候才获得后来发展阶段中所拥有的性特点吗？我们对“器官快乐”的认识比对性生活的认识更多吗？你们会回答说在生殖器官起作用时它才获得了其性特点；“性的”与“生殖器的”相对应。你们甚至要拒绝由变态所引起的障碍，向我们指出尽管变态不必依赖于生殖器的接触，但毕竟它更多地是以生殖器来达到性欲顶峰的。如果你们根据变态的存在否定生殖与性的实质特征的关系，并且赋予生殖器活动以适当地位，那么你们就处于强有力的位置来决定什么是“性的”的特性。但是，如果真的如此，我们就不再有分歧了：它不过是生殖器官和其他器官之间的一个问题罢了。然而，其他器官可以用来代替生殖器官来寻求性的满足的论据很多，如就正常的接吻、淫荡的变态实践，或癔症症状来说，原属于生殖器官的刺激信号，感觉和冲动，乃至于生殖器的勃起等通常可由其他的器官或较远的身体区域所取代——如上至头和脸等。这样，你们看作性的主要特性的东西都不再存在了，于是，你们无疑会像我一样不得不下定决心将所谓“性的”的描述也扩展到童年期的寻求器官快乐的早期活动。

现在为了进一步合理化，还有其他两点必须请你们思考。像你们所知道的一样，我们把儿童早期所有寻求快感而不十分明确的活动称之为“性的”，因为在分析过程中，我们由症状而得出这种活动，我们所采用的都是无可争辩的性材料。请允许我假定它们自身不必是性的，但请让我用一个类似的例子来说明。假如有两种不同的双子叶植物，像苹果树和豆科植物，我们无法观察其种子发展的经过，但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都能够从充分发展的单个植物回溯其发展过程，直到起初为带有双子叶的种子植物。这双子叶很难辨别，它们在两种例子中十分相似。那么我是否因此可以断定它们最初真的很相似，只是到了后来植物发展时才产生苹果树和豆科植物之间的特殊差异呢？或者是否从生物学的角度更正确地相信这种差异虽然在双子叶里看不出来，但这种差异早已存在于种子植物之中呢？而我们把婴儿寻求快感的活动称作是“性的”，也是出于这个道理。这里我不能讨论是否各种器官快乐都应被称为性的，或除了性的以外是否还有另外的快感不能称为“性的”。对于器官快乐和其决定因素我知道得实在太少；根据一般的回溯分析的特点，如果现在对于最后所得到的东西是不确定的因素，我并不感到吃惊。

还有一件事，总的来说，你们想要做出的假设——儿童的性纯洁——缺乏论据，即使你们成功地使我相信最好不要以为婴儿的活动具有性意味。因为儿童的性生活从3岁起已确信无疑地表现出来了：大约在这个时候生殖器官已开始萌动，这个时期幼儿开始手淫，或经常地手淫来寻求生殖器官的满足。性生活的心理和社会观察也不容忽视；对象的选择，对特殊人的情感偏好、决策，甚至偏爱某一性别、妒忌等，所有这些都先于并独立于精神分析而为公正的观察事实所确立；并且它们还可得到留心观察幼儿行为表现的任何观察者的证实。你们会反对说你们从来都不怀疑情感的早期觉醒，只是怀疑这种情感是否带有“性的”特点。确实3至8岁的儿童已学会了隐藏这些情感。如果你留心的话，你会收集到足够多的有关这种情感的“性”目的的证据，而你们在此之后还缺乏的东西都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分析探索得以很好的补充。这一生活时期的性目标和我已给你们举过的一些例子中的性的窥探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当然，这些目标的变态特点依赖于儿童的组织成熟，因为他还没有发现性交的目的。

从6岁到8岁起，我们可以看到性发展的停滞或退化现象。这种情况是最为有利的文化作用的结果，应当被称为潜伏期。这种潜伏期也可以缺省：这个时期性活动和性兴趣不必完全停止。潜伏期开始之前的大多数经验和心理冲动现在成为幼儿健忘症的牺牲品——这就是幼儿期经验的丧失（我们已讨论过），因此，我们就不能再次回忆起早期的经验了。各种精神分析的任务都是将这种遗忘了的时期召回到记忆之中。我们不能不假定这时期的性生活从开始就为其被遗忘提供了动机——实际上，这种遗忘是一种压抑的结果。

从3岁起，儿童的性生活和成人的已有很多相同之处。就我们所知，与成人的不同之处在于：

儿童的性生活由于生殖器尚不成熟而缺乏稳定的组织；变态特性的存在；以及整个倾向十分微弱。从理论的观点来看，这种最为有趣的性阶段或我们称之为力比多阶段（libidinal）的发展早于这个时期。这个过程发展得很迅速，我们甚至不能成功地通过直接观察把握其稍纵即逝的情形。只有在精神分析对神经症的探索的帮助下，才有可能辨别清楚更早期的力比多发展情况。这些都是构想，如果你们进行实际的精神分析工作，你们就会发现它们是必要的和有用的构想。你们不久就会知道它是如何得出的，病态的现象时常能够使我们弄清楚那些在正常的情况下容易忽视的情况。

这样，我现在可以给你们描述确立生殖器的主要地位之前儿童性生活所采取的形式。这在潜伏期之前的幼儿初期就已经有了基础，从青春期开始有了永久的组织。在这种生活早期，有一种松散的可称为“前生殖的”（pregenital）组织存在。在这个阶段处在前面的不是生殖部分的本能，而是虐待狂的和肛欲的本能。这里“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区别尚不起作用。它的位置由“主动的”和“被动的”之间的区别所取代，而这个区别可看作性的“两极性”（polarity）的先驱。我们从生殖器阶段的观点来看时，所有男性的表现容易转变为支配的冲动，并且有时还易于转化为虐待行为。带有被动目标的倾向则多与这个时期很重要的肛欲的性感带有关，窥视和好奇的本能强有力地在起作用；生殖器实际上在性生活中只起排尿的作用。这个阶段的部分本能并不是没有对象，但这些对象不必合成为单一的对象。这个虐待的、肛欲的组织是性器主导阶段的直接先导。深入细致的研究表明，这个组织在后来定型的状态中保存多少，并且研究也表明这些部分本能是被迫通过什么途径而能够在新的性器组织（genital organization）中占据其位置的。[299]在力比多发展的虐待的、肛门的阶段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早的、更为原始的组织阶段，其中嘴这个性感带起主要作用。你们可以猜测到，吸吮的性活动属于这个阶段。古代埃及人的艺术、绘画中的儿童都把手指放在嘴中，包括神圣的贺鲁斯（即埃及的鹰头神）也是如此，他们对人性的理解令人敬佩。最近的阿伯拉罕（1916）也通过例子说明，这种原始的口欲阶段在后来的性生活中依然得到了保存。

先生们，我可以假定这最后所讲述的性组织与其说是教你们，不如说是为你们设置障碍，这可能是由于我讲得太细的缘故。但你们一定要有耐心。刚才所讲到的内容对你们以后的应用是很有价值的。目前你们应坚信性生活（我们称作力比多机能）不是一经发生就有其最后的形式，也不是按照自己的样子发展起来的，而是经过了各种各样的不同阶段。因此，它的发展是重复多次的，正像毛虫变为蝴蝶的情况一样。这个发展的转折点是将所有的性本能组成部分从属于性器的支配，并且使性生活受生殖机能的支配。在此之前，性生活被描绘为错乱——不同的组元本能独立地活动寻求器官快乐。这个无政府状态受到“前性器的”（pregenital）组织的原始的调节——先于虐待、肛欲阶段的或许是更为原始的口欲期。另外，还有许多仍不完全知道的过程。

这种过程从一个组织阶段过渡到随后一个更高的阶段。我们随后会知道[300]力比多发展所经过的许多时期对于了解神经症究竟有什么意义。

现在我们接着谈这种发展的另外一面——即部分性本能与其对象的关系。但我们对这种发展只能做粗略的说明，以便多留些时间来论述它的后果。性本能的一些组成成分，起初具有对象并且坚持不变——例如，支配的本能（施虐狂）和窥视本能。其他的则与身体的某个特殊的性感区具有更为确定的联系，只有它们一开始仍与无性机能的身体部位相联系才有了对象。而当它们从这些机能中分离出来时，才放弃这个对象。这样性本能口欲部分的第一个对象是母亲的乳房，它满足婴儿的营养需要。在为营养而吸吮时这种情爱成分原也可以满足，但在为吸吮而吸吮的动作里则使其独立出来；它放弃了外部的对象，而代之以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口欲本能复为自淫的，这与肛欲以及其他性感本能一开始便为自淫的相类似。简要地说，进一步的发展具有两个目标：（1）放弃自淫，再次以外界的对象取代自己身体。（2）将各种单独本能的对象组合起来，由一单独的对象来取而代之。当然，这只有在目标对象再次为和自己一样的整个的身体时才可获得。除非许多自淫的本能被化为无用的东西放弃，否则这也很难奏效。

发现对象的进程是相当复杂的，并且至今对此还没有有关的详尽论述。为了我们的目的，可特别地指出以下事实：在青春期之前的童年期，当这一过程在某些方面已完成时，那么所发现的对象几乎与口欲的快感本能由营养而选取的最初的对象是一致的。[301]尽管实际上不是母亲的乳房，但至少可以说是母亲。因此我们称母亲为第一个所爱的对象。因为我们所说的爱着重于性倾向的精神方面，而暂时不管或抛开这种倾向的身体的或“肉体”的本能要求。在儿童以母亲为爱的对象时，他们已开始受到压抑作用的影响，并且开始忘记自己性目标的某一部分。这种以母亲为爱的对象的选择称为“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这在对神经症的精神分析解释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成为人们反对精神分析的重要原因。[302]

欧战时发生这样一个故事：在波兰的某个德军前线上，有一位信仰精神分析的医生，他由于有时对病人有出人意料的影响，引起同事们的注意。在人们问及他的时候，他承认自己使用的是精神分析方法，并说他准备将他的知识传授给其同事。这样，军队里的医生、他的同事和他的上级每晚都聚到一起听他讲精神分析。开始的时候，演讲进行得很顺利，但在他讲到俄狄浦斯情结时，一位长官对此表示怀疑，并指责他把这种事讲给为国捐躯的勇士及做父亲的人，不免使人感到低级趣味，这样，他被禁止再进行这种演讲。结果，这位分析家不得不转移到前线的其他部分。

然而，如果德国的胜利要求科学以这种方式得到“组织”，这在我看来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并且在这种组织之下，德国的科学也不会繁荣起来。

你们现在可能急于知道这种可怕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内容。从它的名字就可知其意。你们都知道希腊传说中的俄狄浦斯国王的故事，受命运的决定，他要杀父娶母，他竭尽全力来避免这神谕所预言的命运，但最终当他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竟真的犯了这二重大罪，于是深悔不已，自己将双目刺穿来作为惩罚。索福克勒斯将这个故事改编为悲剧，我希望你们大都可以自己体会这个故事的动人之处。这位雅典的剧作家的作品展示了一种方法，即通过长时间巧妙的询问，以及新证据的不断发现，使俄狄浦斯很久以前的习性逐渐暴露出来，这种询问的经过与精神分析的进程具有某种相似之处。在对话中，不明真相的母亲和妻子约尤斯达对这种持续的询问表示反对。她表示有许多人都梦到与其母同居，但这种梦应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则认为不应轻视梦——尤其是许多人都做过的典型的梦。我们坚信约尤斯达所指出的梦与这种传说的怪诞可怕的内容具有密切的联系。

令人吃惊的是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并未引起听众的怒骂——这种反应与那位头脑简单的军医（army doctor）相似，但更有理由。因为它基本上是一种不道德的作品：它描绘某种神力指定某人要犯某种罪过，即使由道德冲动反抗这种犯罪的行动，也都无济于事，最终使个人逃脱社会的法律责任。很容易假设作者想借这个神话故事表示其对上帝和命运的控诉，在对上帝进行批评和表示敌对的欧里庇得斯的手中，很可能确实有这种控诉。但是，对于虔诚的索福克勒斯来说，他绝不会有这种含义。他认为尽管上帝可以预定我们要犯某种罪过，我们也必须顺从其意志，这才称得上是最高的道德，甚至在它助长罪恶时也是如此。我想这种道德不是这个戏剧的要点，而且它对剧本的效果并不产生任何影响。观众并不会因此受到感动；他的反应不在于此，而在于传说本身的神秘意义和内容。他的反应就好像是通过自我分析，他已认识到了自身的俄狄浦斯情结，并且上帝和预兆的意志就是他自己的潜意识的令人高兴的化装物。似乎他被迫记住两个愿望：去除父亲和取代父亲的位置娶母为妻。他又对这两个愿望感到可怖。他明白剧作家的声音就好像在对他说：“在与这些罪恶意图的对抗中，你对你的责任进行抗争和对你所做的一切进行反抗，这些都是徒劳的。你对无法打消这些恶念感到内疚；它们仍然存在于你的潜意识之中。”

这其中包含着心理学的真理。即使将自己的邪恶冲动压抑到潜意识中，并且想要随后告诉自己他已不再对它们承担任何责任，但他仍然以罪恶感而意识到这一责任，尽管他并不知道这种罪疚感的基础。[303]

无疑，俄狄浦斯情结可被看作这种罪疚感的最重要的源泉，神经症患者时常深受磨难。除此之外：我于1913年出版一本名为《图腾与禁忌》的书，书中探索了有关人类宗教和道德的起源问题，我提出一种假设，认为有史以来人类的罪恶感或许来自于俄狄浦斯情结，而这种罪疚感是宗教和道德的起因。我很高兴对此再多说几句，但最好暂时把它搁置一下。一旦人们提到了这个话题，就很难打断；而我们现在必须回到个体心理学上去。

在潜伏期之前，儿童选择对象的时候，通过直接观察我们可以从中收集到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什么东西呢？很容易看出小男孩想要独占母亲，而感到父亲的存在是个妨碍。他还时常直接地用语言表露自己的情感，答应其母亲长大后要娶她。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与俄狄浦斯情结不能相比，但事实上却足以相比了，从根本上说它是一回事。同一儿童有时也对父亲表示好感，这种观察事实时常使我们迷惑不解，但是，相反［或最好是说“两极性的”（ambivalent）］[304]的情感态度在成人中可引起冲突，但在儿童身上则可以长时期地并行不悖，正像这种情感后来永远彼此存在于潜意识中的情况一样。你们也许会反对说小男孩的行为来自于自我动机，没有根据说是一种性欲情结，儿童的母亲关心他的所有需要，所以他就想阻止母亲去照顾别的人。这也是事实。但就这种或其他类似的情境来说，自我的兴趣[305]也只是为有关的情欲倾向提供支持而已。小男孩对其母亲可以表现出最为明显的性好奇，他可能坚持晚上睡在母亲旁边，他可能坚持在室内看母亲更衣，甚至可能采取实际的试图诱奸的行动，作为母亲时常看到并笑着叙述这样的情况——所有这一切无疑表明他与母亲之间的性本质联系。我们不能忘记，母亲同样照看小女孩却没有产生同样的结果[306]；同样，父亲对于男孩的照料也常和母亲一样无微不至，但却得不到男孩子对母亲那样的重视。总之，任何批评都无法取消情境中的性偏爱的因素，从儿童的自我兴趣的观点来看，小家伙如果只允许一个人而不是两个人照料他，那岂不是太过于愚蠢了吗？

像你们看到的一样，我只描述了男孩与其父母的关系。对于小女孩来说，情况也大致如此[307]：

她与父亲产生情感依恋，想要除掉母亲并取而代之，有时还仿效成年妇女的撒娇——这只会使我们感到她可爱，尤其是对于小女孩来说，这使我们忘记潜藏于这种婴儿情境背后的严重后果。

我们应指出的是父母自己时常对唤起孩子的俄狄浦斯态度产生决定的影响。因为父母对孩子的宠爱也遵循性别吸引的选择，对于多个儿童来说，父亲对其小女儿表现出明显的偏爱，而母亲则偏爱其小儿子。但是，儿童中的俄狄浦斯情结的自发本质甚至不可能受这个因素的严重影响。

在另一个新孩子到来的时候，俄狄浦斯情结被扩大为一种家庭的情结。这使自我的利益受到损害，于是对于接受新的弟弟或妹妹产生一种厌恶之感，并且希望去除他们。一般来说，儿童更容易口头上表达出这种恐惧的情感，而对由父母情结所引起的有关情感则较为隐蔽。如果这种愿望被满足，并且不久这种家庭所不需要的小东西死去了，那么我们从这随后的分析可以发现这种死亡对于儿童来说是一种重要的体验，即使这不必仍然固着于其记忆之中。如果一个儿童因母亲又生了一个孩子而使他处于次要的位置，并开始与母亲相隔离，那么他不会很容易地原谅母亲使自己丧失这个位置的；这时成人才有的被称为痛恨的情感在他心目中引起，并且时常成为一种永久的隔膜的基础。我们已提到过性探索及其所有后果通常和这种关键的经验有关。随着这些弟弟妹妹的成长，这位男孩对于他们的态度会产生十分明显的变化。他可能会把他的妹妹作为爱的对象，从而替代他那不忠实的母亲。如果属于有几个哥哥同时争夺一个小妹妹的情况，那么这种不友好的敌对环境（这对于以后的生活十分重要）在托儿所中就已发生。一个小女孩子可能用她的年长的哥哥作为父亲的替代，因为父亲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对她具有强烈的情感兴趣。或者她可能把小妹妹看作是她幻想为父亲所生的孩子的替代。

通过对儿童的直接的观察和通过对儿童所保留下来的不受分析影响的有关童年期的清楚的记忆的讨论，你们可以看出这种和其他很多种相类似的事实。从此你们可以推想到儿童在其兄弟姊妹中的排行会对他后来的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对于个人的生活史来说，这一点是值得考虑的。

但更为重要的是，有关的信息随处可得，你们在回想起科学上对这种阻止亲属乱伦的理论的解释时，难免会哑然失笑了。这方面的发现是无穷尽的。据说性倾向会从同一家庭的异性成员身上转移开去，因为他们从小时起就居住在一起；再者生物学中具有反对纯种繁殖的趋向，所以人们在心理上对乱伦感到可怖。所有这些都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如果确实有一些抵抗乱伦的诱惑的自然障碍，那么法律和风俗便没有必要做出严重惩戒的规定了。事实恰好相反，人们的第一个选择对象通常属于乱伦范围的，男孩以母亲和姐妹为对象；为了避免这种幼稚的倾向得以实现，就需要严厉的阻止。在现在仍然生存的原始民族中，以及在野蛮人中，这种反对乱伦的禁忌甚至比我们所想的更为严厉。赖克（1915～1916）在其最近的著作中说，野蛮人把青春期作为“再生”（rebirth）的代表，而青春期所举行的仪式则表明了男孩已从对母亲的乱伦的依恋中解脱出来，并恢复了对父亲的情感。

神话会告诉你们，人们对这种乱伦感到恐怖，但却允许上帝这样。你们还可从古代历史中得知与姐妹的乱伦婚姻是统治者们的神圣义务（如在埃及和秘鲁），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则没有这种特权。

与母亲乱伦是俄狄浦斯的一种罪恶，杀父乃是另一种。而人类的第一个宗教制度，即图腾则禁止这两种大罪。[308]

让我们现在从对儿童的直接观察转向对成为神经症患者的成人的分析考察。这种分析对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进一步认识有什么帮助呢？这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分析可以证实传说中所描述的所有东西。这些神经症患者自身都是俄狄浦斯，或者说，他们在对这个情结做出反应时都成了哈姆雷特。[309]当然，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分析发现比起婴儿所有的更为显著而广泛。对父亲的怨恨，杀死他的愿望已不再被胆怯地隐藏起来，对母亲的情感公开承认其目的在于要占有母亲。

我们真的应把这些浓厚强烈的情绪冲动归于童年期吗？或者是在分析时无意中引入了一些新因素而使我们受到欺骗了呢？这不难发现。每当有人叙述一件过去的事情时，即使他是一个历史学家，我们必定认为他不免无意中使过去的时期带有现代和近代的色彩，所以这些过去的事件是不可靠的。在一个神经症病例中，这种由现在解释过去是否是无意图的仍然是个问题；随后，我们将不得不为此寻找理由，而研究整个“追溯往昔的幻想”（retrospective phantasying）问题。[310]

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对父亲的怨恨由许多来自于随后的和环境的因素而加强，并且对母亲的性愿望也转化成为儿童十分陌生的形式。但是，通过“追溯往昔的幻想”和后来所引起的动机来寻求解释整个的俄狄浦斯情结，那是徒劳无功的。它的幼时的核心和其或多或少的附属物仍然保持着，这可以通过对儿童的直接观察来证实。

由分析俄狄浦斯情结所得到的临床事实具有很高的实际意义。我们知道在青春期性本能首次开始全力寻求其满足时，它再次转向过去熟悉的乱伦对象，来发泄其力比多[311]。婴儿的目标对象只是虚弱无力的东西，但它却为青春期选择对象指明了方向。这样，青春期有一种十分强烈的情绪过程形成，并指向俄狄浦斯情结的方向，或对它表示反抗。然而，由于意识已知道严于防御，所以这些情绪过程还必须大部分都仍然存在于意识之外。从此之后，人类个体不得不使自己致力于摆脱父母束缚的重大任务之中，而且只有在完成了这个任务之后，他才可能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成为社会团体的一员。对于儿子来说，这个任务包括将其力比多愿望不再以母亲为目标，而且转向对真正的外界所爱对象的选择之上，并且如果他仍然敌视父亲，那么他必须尽力和解；如果他无法反抗而一味地顺从，那么他就必须尽力不受控制。这些任务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而且显然很少是以理想的方式得到处理，也就是说在心理上和社会上两方面都是正确的方式。然而，对于神经症来说，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儿子使其整个生活都仍然屈从于父亲的权威之下，并且他不能使其力比多转向外部的性对象。对于女儿来说也同样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俄狄浦斯情结可以被看作是神经症的病因。[312]

先生们，像你们可以想象的一样，我只粗略地讲述了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大量的在实际上和理论上都很重要的事实。对于其他的各种变式，或可能的倒退，我就不讲了。[313]对于它的较为遥远的联系，我在此只想做更深一层的提示：它对于文学作品具有深远的影响。在兰克（1912）的一本很有价值的著作中，他指出各个时期的剧作家多取材于俄狄浦斯和乱伦情结，以及其复式和化装。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远在精神分析产生以前，俄狄浦斯的两种罪恶的愿望就被看作是无法阻止的本能生活的真正表现。在百科全书学派狄德罗的著作《拉摩和侄儿》中，你们可以找到下面一段著名的对话，它由大诗人歌德译成德文：“如果这个小野蛮人（指小孩）自行其是，保持其一切愚蠢的东西，并且在其儿童时代除缺乏理性之外，再加上30岁成人所有的激情，那么他将与父亲搏斗，而与母亲同睡了。”[314]

还有一些事情，我在此不能不讲俄狄浦斯的母亲并妻子可以用来对梦进行解释。你们还记得我们梦的分析的结果吗？——也就是，构成梦的愿望如何常有性变态和乱伦的意味，或梦者怎么表现出对于最亲爱的人的意外的敌对呢？那时，我们没有解释这些邪恶的冲动的起源。现在你们自己就可以找到。它们是力比多和对象能量贯注（object-cathexes）[315]的分配，它们源于婴儿早期，并且早已在意识生活中被抛弃，但在晚间仍然出现，并且具有一定的作用。然而，由于不仅神经症患者而且每个人都体验过这些性变态、乱伦和杀人的梦，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现在正常人都曾经历过性变态的现象和俄狄浦斯情结，不同之处在于由正常人的梦的分析所发现的现象，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表现得更为严重、更为猥亵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讲神经症之前先来讲有关梦的研究的原因之一。

第22讲 有关发展和退化的一些认识：病因学

女士们，先生们：

你们已听过力比多机能要经过长期的发展，然后才可能起到其正常形式的生殖机能。我现在想要把你们的注意力转向这个事实在引起神经症中的重要意义。

我想我们同意一般的病理学理论，假定这种发展涉及两种危险——一是停滞（inhibition）；

二是退化（亦译“退行”、“倒退”，regression）。也就是说，根据生物过程的一般变异趋势，并非每一个预备阶段都要经历同样的成功和完全的取代，部分机能可能永远在这些早期阶段被阻止，并且整个的发展就会有某种程度的停滞。

让我们从其他的知识领域中寻找与这些过程相类似的东西。像人类历史的早期时常发生的情况一样，一个民族离开他的故乡去寻求一个新的领地，我们可以肯定他们必然不会全部到达那个新的领地。除了一些死亡者外，通常总有一部分移民在中途停下，定居下来，而其他大多数的人则继续向前行进。或者，再如另一个就近的比喻，在高等哺乳动物中，你们都知道雄性的性腺本来深深地位于腹腔之中，而在胚胎的某一发展期中它开始一种运动，这使它们移植于盆腔顶端的皮肤之下。这种迁移运动的结果，我们发现一些雄性个体的这一对器官或其中的一个停留于盆腔之中，或永远滞留于他所必须经过的腹股沟管之中，或者这个腹股沟管在性腺通过之后，本应关闭却仍然打开着。再如，当我是个年轻的学生时，我在布吕克（E.W.Brücke）的指导下，从事我最初的科研工作，我关注于一个很原始的小鱼脊髓的背部神经根的起源。[316]这些神经根的神经纤维由灰色体后角内的大细胞发展而来，这种情形在其他脊椎动物身上已找不到了。但是不久之后我也发现这种神经细胞出现于整个后根的脊髓神经节上的灰色体外，而由此我推断出这个小鱼的神经细胞在通过的路线上，也有许多在中途停留下来。这也可由它们进化的历史看出。但在这种小鱼中，它们移动的整个道路都仍留在后面的细胞来证实。[317]

如果你们仔细地研究一下，就会很容易地发现这些比喻的缺点。因此我直言相告，各个性的冲动的单独部分都可滞留于发展的早期阶段，尽管其他的部分可以到达他们的最终目标。这里你们会认识到每一个冲动都可看作一条溪流；从生命开始时起，就不断地流动着，并且这个流动可以看作不断的运动。你们感到这些观念需要进一步说明才是合理的；但这样做不免会离题太远。进一步讲，我们假定一部分的倾向在其较早阶段中的停滞叫作固着（fixation）或本能的固着。

这种发展阶段中的第二个危险在于那些已经向前进行的部分也可能很容易地向后退回到早期的发展阶段——我们把这称为退化。如果一种倾向的机能的实施（即获得其目标满足），在其随后的或更高的发展形式中遇到强有力的外界障碍，这种趋向便只有向后转，形成这种退化。

我们可以认为固着和退化相互依赖。在其发展道路上固着愈强大，那么其机能也愈容易被外界障碍所征服，并退到那些固着之处；也就是说愈是新近发展的机能，愈难以抵抗发展道路上外界的困难。例如，如果一个迁移中的民族，在其迁移中有大多数人都停留于中途，那么，前进更远一些的人在遇到强有力的敌人或被打败时，很可能会退回到那些中途停留的地方。并且他们在迁移中留到后面的人数愈多，被击败的危险也就愈大。

你们不应对固着与退化之间的关系置之不理，它对于你们理解神经症十分重要。这会为你们解决神经症是如何引起的问题奠定稳固的基础。我们不久就会讨论神经症的病因学（亦译“病源学”，aetiology）问题。

现在我们进一步讨论退行问题。在你们学习了有关力比多机能的发展情况之后，你们接下来要学习两种形式的退化：（1）退回到力比多发泄的第一个对象，我们已知道这种对象具有乱伦的本质；（2）使整个性组织退回到更早的阶段。这两种退化形式都会在“移情性神经症”中找到，并且在其机制中起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退回到力比多的第一个乱伦对象这种形式是神经症患者常有的现象。如果还要讨论另一类“自恋性神经症”（the narcissistic neuroses），那么对于力比多的退化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讨论，但是，在此我不想多说。[318]这些症状既可以给我们提供尚未讲到的有关力比多机能的其他形式的发展过程的结论，又可以向我们表明与这些过程相对应的新的退化形式。但是首要的，我想应警告你们现在不要混淆退化和压抑作用[319]的区别，并且帮助你们形成一个有关两种过程的关系的一种清晰的观念。你们应记得压抑作用是指一种心理活动本可以成为意识的（也就是说，它本属于前意识系统），但却被改造成为潜意识，从而被推回到潜意识系统之中的过程。[320]我们也可把压抑作用说成是潜意识的心理活动，是在意识阈限之处，受到稽查作用的阻止，而不能进入前意识系统的过程。可见，压抑概念不必涉及性欲，我必须请你们特别注意这一点。它只是一个纯粹的心理过程，我们最好把它称作是“地形学”的过程，我们想说的是，它是指我们所假定的心理区域；或者，如果我们放弃这些简陋的假设，那么我们可以再换一个说法，就是指由有关几种相区分的精神系统所形成的一种心理构造。

我们所提出的比喻使我们的注意力首次转向这样的事实：我们的退化一词是狭义的，而非广义的用法。如果我们赋予它广义的用法（即从更高的发展阶段回到较低的发展阶段），那么压抑作用也可能被附属于退化概念之下了，因为它也可以被描绘为一种心理活动发展中所有退回到较早或较低阶段的现象。然而，在压抑情况下，这种倒退运动与我们无关，因为在一种精神活动被阻止到更低的潜意识阶段时，我们也从动力的意义上来使用压抑作用。可见压抑作用是一种位置的、动力的概念，而退化作用则是一种纯粹的描述概念。然而，我们前面曾把退化作用与固着作用相提并论，这里的退化作用乃是专指力比多退回到发展的停顿阶段的现象——也就是说它在某种本质上是与压抑作用完全不同，并且完全独立于它的东西。我们不能将力比多的压抑作用称为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过程，并且我们也不能告诉你们在心理构造中的哪个地方固定它。尽管它对心理生活确实产生最强有力的影响，但它作为主要的因素却仍然是机体的。

先生们，像这样的讨论容易使人感到乏味，所以，我们转向临床的材料，以便找出实际中的较有意义的东西。你们知道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是两种主要的移情性神经症的代表。就癔症来说，其力比多的退化已到达最初的乱伦性对象，并且这种情况时常发生；但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退回到性的组织的早期阶段。因此，癔症机制中的主要部分由压抑来起作用。如果可以采取大胆的推断来补充这种神经症的已有知识，我可以这样解释其情形：在原初的生殖器统治之下的部分本能，已经联合起来，但这种联合的结果，遭受到来自和意识有关的前意识系统的抵抗。这样，生殖器组织可很好地用于潜意识，但不能以同样的方式用于前意识；而且这种对前意识部分的拒绝引起一种类似于生殖区占优势前的状态。但这在实际上又是十分不同的东西。

在力比多的两种退化形式中，退回到性组织的前一阶段的那一种更令人感到惊奇。因为这在癔病中是不存在的，还因为我们对于神经症的整个观点，又过分地受到目前有关癔病研究的影响，所以我们认为力比多退化作用远比不上压抑作用重要。如果以后我们在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之外，再增加其他种类的神经症（如自恋神经症）的研究，那么我们现在还要做进一步的扩充和修改。

相反，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力比多退化到从前虐待的、肛门的组织阶段，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而且决定了症状应有的方式。这时，爱的冲动在发生时被迫将自己化装为施虐狂的冲动。这种强迫观念，即“我想要杀你”，当它摆脱了某些附加而不可省略的成分时，其根本意义则是“我想要享受你的爱！”如果你们进一步想到这个冲动既然又退回到原来的主要对象之上，同时只有最亲爱的人才能满足这个冲动，那么你们可以想象得到患者由这种强迫观念会引起什么样的恐怖，同时这些观念又怎么是他的意识所不能解释的了。但是，压抑在这些神经症的机制中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尽管我们的粗略介绍很难证明这种作用。一种没有压抑的退化不会产生神经症，但它会导致性变态现象。由此，你们可以看出压抑对神经症来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过程，并且是它们的最主要的特征。或许我后面有机会告诉你们我们所知道的性变态现象的机制，并且你们会看到这些现象并不像我们揣想的那么简单。[321]

先生们，我想你们最好将我给你们所讲的有关力比多的固着作用和退化作用的知识看作是探索神经症病因学的准备，至此，我只给你们提供了一条有关的信息：如果人们的力比多满足的可能性被剥夺，那么他们会患神经症（也即我所说的由于“挫折”而引起疾病），而他们的症状正是其挫折满足的一种替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阻止力比多满足的每一挫折都会使人发生神经症，而只不过是说，挫折的因素可以在我们所观察的每一个神经症病例中被辨认出来。这样，像逻辑学家所说的，这个假定是不能翻过来讲的。无疑你们也一定会理解这种假说的意思，它不想揭示神经症病因学的全部秘密，只不过想用来对这样一个重要而不可缺少的条件进行强调而已。

为了对这个论题做进一步的探索，我们是讨论挫折的本质，还是思考受其影响的人的特殊性格呢？毕竟挫折极少是普遍和绝对存在的。为了进行病因学的探索，影响满足方式的必须恰好是那人所渴望的，而且可能是唯一的满足方式。一般来说，人们可以有许多方法来忍受力比多满足的剥夺，而不至于使其最终发病。首先，我们知道人们能够忍受这种剥夺，而不会受到伤害：尽管他们在忍受渴望时会感到不快，但他们并不会生病。其次，我们必须牢记性本能冲动是有极大的可塑性（plastic），如果我们这样表达的话，它们中的一个可被另一个所取代，一个可以接管另一个的强度；如果一个冲动在实际中受到挫折，那么另一冲动的满足，则可以提供完满的补充。它们彼此相互联系，就像一组装满液体的水管，相互连接成网状[322]；尽管它们都受到生殖器官的原初控制（受控制的条件难以想象得出来），也不免如此。再者，性生活的组元本能和来自于它们的性冲动都可以彼此交换对象——也就是说，都可改换成一种容易获得的对象。而这种彼此变换和迅速接受替代物的能力，当然会对剥夺的结果产生一种强有力的相反的影响。在这些预防因剥夺而致病的过程中，有一种已获得了特殊的文化意义。由于有了这个过程，性冲动就能够放弃从前的部分冲动的满足或生殖的满足目的，而采用一种新的目的。而这个新的目的虽然其起源和第一个目的具有一定的联系，但它已不再被看作是性的，而应被称为是社会的。我们把这个过程称为“升华作用”（sublimation），与一般的估价相适应，我们说过社会的目的置于性的目的（根本上说是利己的）之上。顺便说一下，升华作用只是一个特例，其中性的冲动与其他的非性的冲动相联系。我们以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323]

你们现在可能会感到由于有了这些忍受剥夺的方法，那么剥夺可能已无足轻重了。不然，它仍然是有其致病的力量。这些应对措施从总体上说还是不够的。人们所能承受的力比多不满足的程度毕竟十分有限。力比多的可塑性或自由灵活性并非每一个人都完全具有的。许多人的升华能力是十分微小的，而且即使有升华作用，这种方式也只能使力比多的一部分得到发泄。这些限制中最重要的是力比多的自由灵活性，因为一个人的满足依赖于很少数目的目标对象的获得。你们还记得力比多的不完满发展，有可能使其固着于早期的性组织（实际上大都不能满足）及对象的选择，这些固着的范围很大（有时数目也很多），并且你们可以认识到力比多固着这个第二强有力的因素与挫折结合到一起成为疾病的原因。你们可以概括地认为，在神经症的病因学中，力比多的固着表示内在的成因，而挫折则代表偶然的外在的成因。

我趁此机会警告你们，不要在没有必要的争论上表明你们的立场。在科学事业中，人们很喜欢选择一部分真理，而把它当作整个的真理，并因为支持这一部分，而对其他的表示蔑视。正是以这种方式，一些学派的观点已从精神分析运动中分裂了出去。一些人承认自我本能而否认性本能，而另一些人则只看到生活现实的影响，而忽视个体以往的生活经验的作用，诸如此类，不胜枚举。[324]这里还有一个未能解决的争论，就是神经症究竟起自于内因呢，还是外因呢？它们究竟是某种身体构造的必然结果呢，还是产生于生活中的某种有害的（创伤）经验呢？更进一步讲，它们来自于力比多的固着（如性构造的其他特点）呢，还是来自于挫折的压力呢？这种困境在我看来正好像下面的一个疑问一样：即小孩是来自于父亲的生殖活动呢，还是产生于母亲的怀孕呢？

你们可能会说这两个决定因素都是不可缺少的。神经症的例子虽然与此不尽相同，但都与此很类似。就起因来说，神经症例子可排成一个连续不断的系列，其中有两个因素（性构造和经验，或者力比多的固着和挫折），可以这样表示：如果一个较占优势，那么另一个就按比例而退到不显著的地位。而在这个系列的一端你们肯定可以说出一些极端的例子：这些人由于其力比多的发展与常人有区别，所以不管他们有什么遭遇或何种经验，或者不论他们生活如何地适意，最终总难免会得病。而在这个系列的另一端，还有另一类的极端例子，即生活不给他们造成很多这样那样的负担，那么他们肯定不会得病。对于处于二者之间的情况来说，性构造中的倾向的因素和他们生活中的决定性经验此消彼长混合到一起，如果他们没有经验，那么单靠性的构造不足以形成神经症，同样，如果他们的力比多有正常的构造，那么生活的变化也不足以使他们生病。在这个系列里，我或许某种程度地倾向于性的构造因素，但这依赖于你们究竟选择把神经症疾病的界限扩展到多远而定。

先生们，我提议我们应将这种系列称为“互补系列”（complemental series），并且我先告诉你们，我们还会有机会来建立其他这种同样的系列。[325]

力比多依附于特殊的趋向和对象的固执性［我们将这称为力比多的“附着性”（adhesiveness）］，以独立的因素出现，随人而异，其决定因素我们尚不清楚，但其对神经症病因学的意义，我们则当然不能再低估。[326]另外，我们也不应过高估计这种联系的密切程度。

因为同样的力比多的附着性发生于正常人的很多种条件之下（不知为何），并且人们发现它是性反常者的决定因素。甚至在精神分析之前人们已经知道（如比纳，1888），在性反常者的记忆中，常清晰地保留着小时候所有的变态本能的趋向或对象选择的印象，后来力比多仍然附着于此，直至终生。这时常不可能解释这种印象对力比多为何能有这种强烈的吸引力。我想描述一个我亲自看到过的例子。

这个男子至今对于女人的生殖器及其他一切诱惑都无动于衷，但是，他对于穿某种特殊形式鞋的脚却具有难以遏制的性兴奋。他回忆起6岁时的一件事，这造成了他力比多的固着。那时他正坐在保姆旁的凳子上，跟保姆读英文。保姆是位年长的、干瘦的、相貌平常的老处女，眼睛是深蓝色的，塌鼻而向上仰。那天她因一只脚受伤而穿呢绒拖鞋，她把脚放到软垫上时，腿部十分得体地隐而不露。而到了青春期的他偷偷地尝试了正常的性行为之后，只有那种类于保姆的瘦削而且有力的脚才成为他唯一的性对象。如果与这种脚有关的其他特点能使他联想起那英国的保姆，他会深深地被吸引。然而，这种性的固着不会使他成为一位神经症患者，但可以使他成为性变态者——我们将此称为脚的崇拜者（foot-fetishist）。[327]由此，你们可以看出尽管力比多的过分的未成熟的固着是神经症的必不可缺少的条件，但其影响远远地超出神经症的范围之外；但是这个决定因素本身也不一定致病，这正如我们已谈论过的挫折一样。

这样，神经症的起因问题似乎变得更为复杂了。实际上，精神分析的探索使我们认识到一个新的因素，这在我们的病因系列中尚未讨论过，而在那些由于突然患神经症从而失去健康的人们身上才最易于显示出它的存在。在这些人身上，我们时常发现充满愿望的冲动（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精神冲突）之间争斗的迹象。其人格的一部分拥护某种愿望，而另一部分则反对它们。如果没有这种冲突，就没有神经症存在。这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你们知道，我们的心理生活中时常有这种有待解决的冲突存在。因此，如果这种冲突要成为病因，无疑必须满足一些特殊的条件。我们必定要问这些条件是什么，这些病因冲突在什么心理力量之间起作用，以及这种冲突和其他的起因之间有什么关系。

我希望能就这些问题给你们以适当的回答，即使这种回答可能十分地简略，这种冲突由挫折引起，因为力比多得不到满足就会转向寻求其他的对象和途径。冲突的必要前提条件是，这些其他的对象和途径在部分人格中引起了不快，以至于施加了某种限制，使新的满足不可能实现。这便是症状的形成的出发点，我们随后再谈这个问题。[328]然而力比多趋势受到阻止，它便成功地沿某种迂回的道路前进，而要打破这个阻力，还得采取各种化装的方式。这种迂回的道路是指症状的形成；这些症状是新的或替代的满足，由于挫折的事实，它已变得十分必要。

精神冲突（psychical conflict）的意义可以适当地以另外一种方式表示，即外部的挫折必须辅之以内部的挫折才能致病。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在与内在的挫折与不同的途径和对象相联系。外在挫折去除满足的一种可能性，并且内在的挫折又取消了另外一种可能性，而正是这两种可能性使冲突爆发。我以这种方式表示，是因为有一种秘密的内涵在其中。

它隐含着内部的障碍在人类发展的史前时期来源于真正的外部障碍。[329]

但是反对力比多趋势的力量来自哪里呢？致病的另一组冲突是什么呢？一般来说，这些力量是非性本能力量。我们将它们归结到一起就是“自我本能”（ego instincts）[330]。对移情神经症的精神分析使我们还难以对这些本能做进一步的研究；至多我们从患者反抗分析中粗略地知道这些本能的性质。这样，致病的冲突在于自我本能和性本能之间的冲突。在许多的病例中，似乎在不同的纯粹的性趋向之间也可能存在某种冲突。但这实质上是一回事。因为在两个相冲突的性趋向中，我们可以说其中的一个为“自我调谐”（ego-syntonic）[331]，而另一个则引起“自我防御”（ego’s defence）。因此，在自我和性欲之间仍存在着一种冲突。

先生们，当精神分析宣称一些心理事件是性本能的产物时，学者们都再三愤怒地提出抗议，以为精神生活中不仅仅是有性的本能和兴趣，还必定有其他的本能和兴趣存在，我们不能认为一切事件都来源于性等等。而人们如果发现自己曾以某种方式与其反对者达成一致意见，那也是令人十分愉快的。精神分析从未忘记也有非性的本能力量存在。这基于性本能和自我本能的清楚区分，无论受到他人怎样的反对，它能坚持的是神经症起源于自我和性欲之间的矛盾，而非性欲本身。精神分析虽然研究性本能在疾病和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但它从来都未否认自我本能的存在或重要性。只是精神分析始于对性本能的关心，因为移情性神经症使本能最易于研究，并且精神分析必须研究其他人所忽略的问题。

事实上精神分析也并非不关注人格的非性部分。从自我和性欲的区别来看，自我本能的发展有赖于力比多的发展，并且对力比多的发展也具有很大的影响。然而，我们对自我发展的熟悉程度远不及对力比多发展的了解，因为我们只有通过对自恋神经症的研究[332]才能对自我的结构有所认识。而在我们之前，费伦齐（1913）也曾试图从理论上来构建有关自我发展的阶段，并且至少有两点为我们判断这种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们不相信一个人的力比多兴趣一开始就对立于自我保存的兴趣；相反，每个阶段的自我都力图与性组织的相应阶段互相协调而寻求适应。

力比多发展的一系列不同阶段可能遵循一个规定的程序。但也不能反对这样的可能性，即这种事件的过程可能受到自我的影响，并且我们可以预料这两种发展阶段（即自我和力比多发展阶段）之间有某种平行或相对应的关系；确实这种适应的扰乱可能提供一种致病的因素。我们现在遇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果力比多在发展中强烈地固着于一个较早的阶段，那么自我会如何表现呢？自我可能接受这种固着，并且随后造成性变态的或幼稚的现象；然而，它也有可能对这种固着采取蔑视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自我在力比多经历一种固着的地方会体验到一种压抑。

这样，我们在神经症的病因学中发展了第三个因素，即冲突的倾向（tendency to conflict），它依赖于自我的发展，同样也依赖于力比多的发展。可见，我们对神经症起因的认识就更为完善了。首先，最为一般的前提条件是挫折；其次，迫使神经症朝某一特殊的方向发展的力比多固着作用；第三，冲突的倾向，它来自于反对这些力比多冲动的自我发展。那么这种情况并非像你们所想象的那么神秘而难以理解。然而事实上我们将会发现我们尚未完成这方面的工作。还有一些新的东西要增加，并且还有一些已熟悉的东西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为了给你们证明自我发展对于冲突的趋势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到神经症的形成，想给你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例子虽然出于想象，但并非就没有这样的事情。我将举个例子［根据内斯特罗的一个滑稽剧[333]名称，称为《楼上楼下》（In the Basement and on the First Floor）］。

假如有管家住在楼下，而富有的主人住在楼上，他们都有自己的孩子，假定主人允许其小女孩与管家的小女孩在一起自由玩耍，并不对她们进行任何监视。那么，她们的游戏很可能是“顽皮的”，也就是说常带有性的意味；她们可能将自己装扮成父亲和母亲，相互窥视对方的大小便或者换衣服的动作，相互刺激生殖器官等。管家的小女儿或许会扮演诱惑人的女人的角色，虽然她只有五六岁，但已知道了很多有关性方面的事情。尽管这些游戏的动作通常时间很短，但足以引起这两个小女孩的性兴奋，而在她们的这种游戏整个地停止之后，这种冲动随后表现为多年的手淫行为。

虽然她们的经历相同，但其结果却具有明显的差异。管家的女儿或许将继续其手淫行为，一直到月经期开始为止，她那时会毫无困难地终止手淫行为。几年之后，她或许会找到一位爱人，生一个小孩，她将从事这种或那种职业，并有可能成为一位著名的演员，以一位贵妇人的身份终其一生。当然，她也可能整个一生都默默无闻，但无论如何，她肯定不会因其未成熟时期的性生活而受到伤害，她不仅不会有神经症，而且还能够过上舒服的生活。然而，那位主人的女儿则可能大为不同。她很快在孩子时就会体验到罪恶之感；不久，她就想努力摆脱手淫的满足，但其心中总不免有郁闷之感；而到年纪大一点对性交有所认识时，不禁会产生一种难以形容的厌恶感并且宁愿自己仍然是无知的。现在她可能会屈服于手淫的难以抵制的压力，不过她不愿意将此告诉他人。

而在她可施展其对男子的女性魅力时，神经症会突然爆发，使她逃脱结婚和对生活的希望。如果在此之后，一种分析成功地使她对其神经症有所认识，那么就会发现这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明的、理想的女子，其性冲动受到了完全的压抑；然而，这些潜意识仍然与她和童年时的朋友之间的邪恶体验有联系。

尽管这两个女孩具有同样的经历，但她们的生活却明显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她们中的一个女孩的自我经历了一种发展，而另一个女孩则没有。性活动似乎对于管家的女子来说，无论是在其幼小时或年长时，都是自然而无害的。主人的女儿受教育的深刻影响并接受了教育的要求。通过这种教育，她的自我建构起一种女性的纯洁和寡欲的理想，而这种理想与其性活动难以并存。她的理智教育减少了她对女性角色的兴趣，而这种女性角色正是她应尽的义务。由于她的自我得到这种高度的道德和理智的发展，她陷入与其性欲需要的冲突之中。

我再讲一下有关自我发展的另一个方面，这不仅是因为我看到一些更为远大的目标，而且还因为由此可以证明我们所确定的自我本能和性本能之间的严格而不易理解的界限是有其相当的道理的。在形成我们的有关两个发展过程（自我和力比多的发展）的判断时，我们必须强调以前所疏忽的一个方面。因为从根本上说它们两者都是由于遗传，都是整个人类在远古及史前的进化的缩影。在力比多发展的情况中，我敢说这种种系（phylogenetic）发生的起源是显而易见的。

请考虑有些动物的生殖器与嘴有密切的关系，而另一些动物的生殖器则与排泄器官难以区分，还有一些动物的生殖器则与其运动器官有关——所有这些你们可以参考波尔希的名著（1911～1913）所描写的这些十分有趣的事实。在动物中，令人吃惊的是人们可以发现很多种性组织的变态现象。然而在人类中，这种种系发生的观点则不很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属于遗传性质的东西要重新在个体发展中获得[334]，或许是因为原先引起这种获得的条件，现在仍然存在，并且不断地对每一个体产生影响。我想说的是后来又产生一种新的反应，而现在则引起一种倾向。除此之外，无疑那种既定的发展过程，可能由新近的外在影响在各个个体中引起混乱和变动。但我们已知道至今仍使人类不得不有这种发展，并能维持不变的力量，这还是现实的挫折，如果我们要给它一个真正的名称的话，可称为生存需要的压力——即必要性（necessity）。它是一位严厉的教育者，并且教会了我们许多事情。神经症则成为这种教育所带来的恶果，但所有的教育都有这样一种冒险。这种有关生活的必要性的理论不必削弱“内在发展趋势”（internal developmenttrends）的重要性，如果这种趋势存在的话。

现在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事实，性本能和自我保存本能在面对现实的必要性[335]时其表现方式不同。自我保存本能以及有关的东西比较易于教育：它们很早就学会遵照必要性的旨意，并且使其发展与现实的教导相适应。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们不可能以其他任何方式获得所需要的目标对象；如果没有这些对象，个体不免会死亡。性本能则难以教育，因为起初它们不需要对象，它们既像是寄生于他种生理机能之上，又好像可以自身获得满足。它们最初本不受现实必要性的教育影响，就大多数人来说，在其整个一生的某些方面，其性本能保持这种自愿的特点；并且不受影响（我们称为“非理性的”）。再者，一般来说，年轻女人的可教育性在其性需要达到最为强烈的时候已告结束。教育者知道这一点并且知道如何应付；但精神分析的发展或许也可以把教育的重心移到儿童的早期阶段，从婴儿开始。小东西时常在四五岁时机能已完善，之后只不过是渐渐地显现其已有的禀赋而已。

为了理解这种我们指出的两组机能间的不同的完整意义，我们要回过头来；并且介绍一种值得被描绘为“经济的”思考。这将我们引向一个重要的，但是也不幸是最不易明白的精神分析部分。我们可能会问：我们的心理器官的工作是否有一个主要的目的？我们可以做第一个近似的回答是这个目的指向快乐的获得。似乎我们的整个心理活动都是趋乐避苦的——也就是自发地受快乐原则（the pleasure principle）的调节。[336]我们想要知道的就是什么样的条件可引起快乐，什么样的条件可带来痛苦，而这种知识正是我们所缺乏的。我们只能冒险地这样说：心理器官内刺激量的减少、降低或消灭，可引起快乐；而刺激量的增高，可带来痛苦。人类可获得的最强烈的快乐是完成性行为的快乐，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种快乐的过程与心理兴奋或能量的量有关，所以我们将这种考虑称为“经济的”。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描绘心理器官的任务和成就，还可以用更为普遍的方式，而非强调快乐获得的方式来描绘。我们可以说心理器官是用来掌握和处理从外部和内部附加于本身之上的刺激量和兴奋量的。[337]很显然性本能从其发展的开始到其结束都是趋向于获得快乐；它们毫不改变地保持其原始的机能。其他的本能，自我本能，一开始也具有同样的目标。但在必要性的影响之下，它们不久学会用其他的原则来代替快乐原则。

它们知道避免痛苦的任务与追求快乐的任务同样重要。这样，自我发现有时不得不舍弃直接的满足，延缓满足的享受，忍受某些痛苦，甚至被迫放弃某种快乐的源泉。受过这种教育的自我成为“理性的”，它不再让自己受快乐原则的支配，而是遵循现实原则（the reality principle）[338]，现实原则最终也是在追求获得快乐，但是这种快乐通过现实来实现，尽管这种快乐被延迟并被减小。

从快乐原则转化为现实原则是自我发展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进步。我们已经知道性本能后来也很不情愿地进入这个发展阶段，并且我们后面会听到，人的性生活的满足是因为有了与外界现实的联系。现在在结论中还可以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一点，如果人的自我具有像力比多一样的发展过程，那么你们在听说也有所谓的“自我的退化作用”（regressions of the ego）时，就不会感到吃惊了，而且你们也会急于知道自我退回到发展的早期阶段在神经症中究竟起什么作用。[339]

第23讲 症状形成的途径

女士们，先生们：

对于外行而言，症状构成疾病的实质，并且疾病的治疗在于消除症状。医师们将疾病与症状严加区分，并认为症状的去除并不意味着疾病的治愈。但是在症状消除以后，所余下的唯一可捉摸的东西是形成新症状的能力。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可暂时采纳外行人的立场，并假定揭示了症状，就相当于理解了疾病。

症状（symptoms）——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当然是精神的（或心因性的）症状和心理疾病——对于患者的整个生命来说是有害的或者至少是无益的；患者时常抱怨症状的可恶和给他们带来的痛苦。症状的主要伤害在于它本身所带来的心理消耗，以及对抗症状的进一步的消耗。在症状广泛地形成的地方，这两种消耗可能产生大大削弱患者的心理能量的结果，以致患者难以应付自己生活中的重要任务。由于这种结果主要依赖于所消耗的能量的数量，你们很容易发现“患病”实质上是一个实用的概念。但是，如果你们从理论的角度出发，而不顾这个数量问题，那么你们可能会说我们“都”有病——即神经症——因为形成症状的前提条件在正常人身上也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知道，神经症的症状是一种冲突的结果，这种冲突来自于一种新的满足力比多的方法。两种相互抵抗的力量在这种症状中再次相遇，并且由所构成的症状的妥协而相互调和。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症状是如此的具有对抗性：它由双方所支持。我们也知道彼此冲突的一方是未满足的力比多，它正由现实所压抑，并且现在它必须寻求其他的满足途径。如果现实是毫不留情的，尽管力比多易于选择某一对象来代替被拒绝的那个对象，那么最终它将被迫选择倒退的途径，而努力在一种以前曾经克服过的组织或已被放弃了的对象中获得满足。于是，力比多通过固着而被引向倒退的途径，力比多在其以前发展中曾经历过这种固着。

性变态的途径和神经症的途径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如果这些倒退作用不引起来自自我的反对，那么也不会有任何神经症产生；力比多也将得到一些真实的满足，尽管这种满足不再是正常的。

但如果自我不仅控制意识，而且要统治动作的神经支配和心理需求的实现，假若自我不同意这些倒退，那么冲突将继续发生。力比多既被阻止，它必定试图逃避某些方向，与快乐原则的需求相适应，从而可以找到发泄其精神能量的途径。它必定避开自我。这种逃避由其发展道路上曾经历过的固着所提供，要进入这种固着，现在需要通过倒退来实现。自我本身在过去曾通过压抑作用来防止这种固着。通过退回这些被压抑的“位置”（position）的发泄，力比多已摆脱于自我及其法则，并且还同时抛弃了以前在自我的影响之下所已获得的一切教育。只要力比多得到满足便易于控制；但在内外挫折的双重压力之下，力比多变得难以驾驭，而停留于以往美好的时光之中。

这就是力比多根本的难以改变的特性。这对通过发泄改变其能量的想法属于潜意识系统，并且从属于这个系统所特有的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过程。这样看来其建立的条件与梦的形成的条件十分相似。梦是在潜意识中完成的，并且是一种潜意识充满愿望的幻觉的实现。它与一部分意识（或前意识）活动相对立，这种活动起稽查作用，并且只允许一种和解方式的显梦形成。同样，潜意识中力比多所代表的[340]东西不得不认真对待前意识自我的力量。自我追求中所已产生的对力比多的反抗以一种“反贯注”（anticathexis）[341]出现，并且迫使力比多选择一种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可同时成为反对本身的一种表现。这样，症状出现，成为潜意识的力比多的愿望实现的一种多重歪曲的满足和一种完全相互矛盾的两种意义的巧妙选择的混合。而就最后一点来说，在梦的形成和症状的形成之间存在着不同。因为在梦的形成中，前意识目的只关心保全睡眠，不让任何东西打扰它，使它进入意识；它对于潜意识愿望冲动决不高喊：“不！相反！”它可能更为缓和，因为某人睡眠的情境没有什么危险性。睡眠状态本身就足以使欲望不能成为现实。

你们应明白冲突条件之下的力比多的逃避由于固着的存在而成为可能。这些固着的倒退的发泄会巧妙地避开压抑作用，并导致力比多的释放（或满足），它从属于观察得到的一种和解条件。

通过这种迂回曲折的道路，即通过潜意识和过去的固着，力比多最终成功地获得一种真正的满足——尽管这种满足极其有限，微乎其微。我想对这个结论再补充两点：第一，我想要你们注意，一方面力比多和潜意识，另一方面自我意识和现实，是多么紧密地交织到一起，尽管起初它们之间并没有这种联系。第二，我想要你们记住，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切，及随后要讲的东西只与癔症神经症中症状的形成有关。

那么，力比多为了冲破压抑究竟在哪里找到其所需要的固着呢？在婴儿的性活动和性经验里，在被遗弃的部分倾向里和童年期已被放弃了的对象里。力比多在这些地方得以发泄。这种童年期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在此期间儿童先天获得的本能倾向首次显现；另一方面，他的其他本能首次被外在的印象和偶然的经验所唤醒和激活。我想，无疑我们做出这种双重的区分是合理的。

我们本不否认先天倾向的表达；但分析的经验实际上迫使我们假定，童年期纯粹偶然的经验能够导致力比多在此之后的固着。对于这一点来说也不存在任何理论上的困难。无疑，天赋素质也是过去祖先经验的遗产；它们也是从前所获得的，没有这种获得，就没有遗传。像这种获得的特性本可以传递给后代，怎么能认为到了后代就会完全消失呢？婴儿经验的意义不应完全被忽略，比照被试祖先的经验和他自己成熟的经验，人们喜欢忽视婴儿的经验；其实恰恰相反，儿童期的经验需要特别的注意。由于它们发生于个体没有完全发展的时期，更容易产生重大的效果，罗克斯[342]和其他人对发展机制的研究已表明：用针刺入一个在分裂的胚胎细胞团，就可以使其发展受到严重的干扰。然而，同样的损伤则对幼体的或完全成长的动物就不会有损害。

这样，我们把成人的力比多固着引入了神经症的病因公式，代表构成的因素。现在为了我们的目的，还可以进一步分成两部分：即遗传继承的素质和儿童早期获得的素质，像我们知道的一样，学生们易于接受表格式的记载。所以，现在我将这种列表总结如下[343]：

这种遗传的性组织为我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素质倾向，根据其侧重点的不同，有时为一部分冲动或另一部分冲动。有时只有一种，有时则联合成其他的，分别以特殊的力量得到遗传。性组织再次形成，当幼儿期的经验因素一道成为一种“互补系列”（complemental series），它与我们起初所知道的素质倾向和成人的偶然的经验之间的关系十分相似，在这两种系列中，我们可以找到同样极端的例子和所涉及的两种因素之间的同样关系。而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是最为显著的力比多退行（性组织较早阶段所产生的东西）是否不由遗传的体质因素所优先决定。但最好先将这个问题的答案暂时搁置起来，到我们讨论了更广泛范围中的神经症形式之后，再来回答。

让我们现在考虑这样的现实：分析研究表明，神经症患者的力比多与他们幼年的性经验有关。

这样看来，这些经验在成人的生活和疾病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就分析治疗工作来论，这种重要性丝毫没有降低。但从另一种观点来看，我们不难认识到这一点时常有被误解的危险。这种误解会使我们完全根据神经症的情境来对生命进行观察，我们如果一想到力比多是在抛开其新的地位后，才倒退到幼儿经验的，那么幼儿的经验的重要性便被削弱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这些力比多的经验在其发生时一点也不重要，其重要性只不过是由后来的退化作用而获得的，你们要记住我们在讨论俄狄浦斯情结时曾考虑过一种相似的两者选一问题。

我们再次很容易地可以得出结论。幼儿经验的力比多发泄（并因此具有致病的意义）已极大地由力比多的退化作用增强，这个假设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们只以此作为决定的因素，也可能导致误会。其他的思考也必须受到重视。

首先，观察显示，幼年的经验肯定具有其特殊的重要性，这在童年期可以找到很多证据。事实上，儿童也常具有神经症，在这种神经症中，时间上的倒置成分必定极大地减少，或一点也不存在，因为神经症往往紧随创伤性的经验之后发生。对婴儿的神经症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避免误解成人的神经症的危险，这就好像是我们可使用儿童的梦来解释成人的梦一样。[344]儿童的神经症十分常见，甚至比我们时常所推想的更为经常发生。儿童的神经症常被忽视，人们常把它看作是恶劣或顽皮儿童的表现，并且，时常用抚育者的权威来制服它；但通过回想，它们时常可以很容易地被识别。它们通常以焦虑性癔症（anxiety hysteria）的形式出现。我们后面将会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一种神经症在个体后期的生活中爆发，分析的结果往往认为这种病是幼小时期神经症的直接延续，只是幼时它可能以具体而隐微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已。前面已经谈过，许多例子表明，童年期神经症的这些迹象会不间断地成为终生的疾患。对于少数的病例来说，我们固然可以在童年期分析这些儿童的神经症（在它们实际出现时[345]），但对于大多情况来说，我们不得不由成年得病的人而推测他童年期的神经症，只是为了避免错误，在推测时应特别慎重。

第二，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童年期没有什么可以吸引力比多的东西，那么力比多如此经常地退回到儿童时期这一点就很令人费解。只有在我们假定发展的某阶段上的固着具有一定量的力比多能量时，这种固着才具有意义。最后，我可以给你们指出，在婴儿以及后来的经验强度与病源上的重要性之间存在着一种互补关系。这和前面所讨论的两个系列之间的关系很相似。对于有些病例来说，病因全在于儿童时期的性经验；这些经验往往具有一种创伤性的效果，只要辅之以一般的性的组织和不成熟的发展，就足以引起疾病。还有些病例，发病的原因主要在于后来所发生的矛盾冲突，之所以分析侧重于儿童期的经验，似乎仅仅是因为倒退作用的结果。这样，我们具有两种极端的情况：即“发展的阻止”和“退化作用”，并且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两种因素间的不同程度的合作。

这些因素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具有某种意义，如果教育能及时地干预儿童的性发展，就可以防止神经症的发生。只要一个人关注于幼儿的性经验，他就必定会假定只要性的发展被延缓，并且使其避免这种经验，那么他就算尽了最大努力来预防神经性疾病了。然而，我们也知道，神经症起因的前提条件是复杂的，如果我们只考虑单一的因素，一般是难以对它产生影响的。对年轻人进行严格的保护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对于组织因素来说是无能为力的。除此之外，它比教育者想象的更难以执行，并且它可能会带来两个新的不容低估的危险：其一是，控制得过于严密——它会造成过分的性压抑，并造成有害的结果；其二是，使儿童在对青春期产生的性需求毫无抗拒力的情况下步入生活。[346]这样，在童年期就开始预防神经症的工作是否有利，或者一种改变了的对现实情境的态度是否奏效，这些都仍然存在着很大的疑问。

让我们现在回到症状上来。症状可使患者产生一种替代满足，满足的方式是使力比多退回到过去的生活，因为它和倒退是紧密地相联系的，也就是退回到有关对象选择或性组织的较早阶段。

前面我们已谈过，神经症患者难以摆脱过去生活中的某一时期[347]，现在我们才明白这个过去的时间其实正是他的力比多得到满足并感到快乐的时期。患者回顾过去的生活史，不断地追求这一时期，他往往只依靠记忆或想象的帮助，来努力回复到哺乳时期。症状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那种早期婴儿获得满足的方式，尽管这种方式，因冲突而带来的检查作用而不得不进行化装，或者尽管它也常常转化为一种痛苦的感觉，并且包含有致病经验的成分。症状所带来的这种满足具有许多奇怪的东西。

我们可能忽略这种事实：患者不但认识不到这种满足，反而深以为苦，并且抱怨这种满足。

这种转化是心理冲突的一种机能，这种冲突正是处于症状形成的压力之下。从前对患者来说是一种满足的东西，现在却引起他的抵抗或厌恶。我们很熟悉这一心理变化的平常而有启发的模式。

一个儿童原本是从母亲的乳房吸吮乳汁，但在几年之后，却对喝奶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厌恶感，这种感觉经过训练也难以消失；如果这种乳汁或他种含有乳汁的液体表面形成了一层薄膜，这种厌恶会增强为恶心。或许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这层薄膜使他记起了从前他曾十分喜爱的母亲的乳房。而且，在两种情境之间，存在着带有创伤效果的断奶经验。

还有一些东西使我们对于作为力比多满足方法的症状感到奇怪而难以理解。症状中出现的没有一事是我们日常视为满足的东西。症状大都无视对象，并因此而放弃了与外部现实的联系。我们知道这是放弃了现实原则而退回到快乐原则的结果。但这实质上也就是退回到了一种扩大了的自淫，即一种最早时期用来满足性本能的方法。这些替代通过被试自身的改变而代替对外部世界的改变，他们用内在的行为来取代外部的，用适应来取代行动——从物种史的观点来看，这又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倒退作用。如果我们把它与分析研究症状形成所发现的一种新的因素联合起来考虑，这一点就可能更为清楚了。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记住，与梦的形成一样，症状的形成有同样的潜意识过程在起作用，也就是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和梦相同，症状也表示一种幼稚的满足；

但是，由于极端的压缩，这个满足可以转化为一种单独的感觉或冲动；或由于多重的移置，这个满足可由整个力比多情结而转化为一小段的细节。那么，我们在症状中难以看出力比多满足就不足为怪了，尽管我们时常毫不费力地就可以认识到这种症状的存在。

我前面已告诉过你们，我们还有一些新的东西要学习，这个东西确实令人感到惊奇。像你们所知道的一样，通过对症状的分析，我们已获得了有关幼儿经验的知识，力比多固着于这种经验，并且症状也来自于这种经验。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幼儿经验并不总是真实的。确实，它们在大多数病例中是不真实的，并且在一些例子中它们正好与历史事实相反。像你们所看到的一样，这些发现和其他的一切事实相比，更易于使我们得出这种结果的分析过程，或对整个神经症的分析和了解所依赖的患者本身产生怀疑。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更为令人大惑不解的事情。如果通过分析而得出的幼儿的经验都是真实的，那么我们会感到我们有了稳固的基础；如果它们都是患者虚构的和幻想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放弃这种不可靠的论据，而另寻出路。但是，这两者都不是真实的情况：就我们所知道的通过在分析中回忆而得出的幼儿时期的经验来说，有些属于虚构的，有些却确实可靠；对于大多数病例来说，分析所得的东西都是真假相混的。有时，症状代表真实发生的事件，我们可以将这些事件归于对力比多的固着的影响，并且有时它们代表患者的幻想，这种幻想当然不适于起病因作用。这里很难找出一条妥善的办法。或许，我们可以在下述的类似的事实中找到出路——即人们在记忆中所常保存着的有关童年期的模糊记忆，同样也可能是伪造的，或者至少可以是真假相混的；而其中的错误之处是易于识别出来的；所以，我们至少可以确信，对这种出人意料的失望承担责任的，某种程度上要归于患者，而非分析者。

在一些反省之后，我们将会很容易地理解这个问题的令人惊奇之处究竟是什么。它是对现实的低估，对现实与幻想之间区分的忽视。我们对患者用捏造的故事浪费我们的时间感到气愤。在我们看来，现实与幻想有着明显的区分，我们分别赋予它们以不同的价值。再者，患者在正常思考时，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当他提供一些素材，引导我们从其症状的背后到达所希望的建立于其幼儿经验之上的情境时，我们开始怀疑是在涉及现实还是在涉及幻想。只有根据后来的某种迹象才有可能了解这一点，并且我们还要想办法让患者知道真正的结果，哪些归于幻想，哪些归于现实。要完成这个工作是困难重重的。因为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告诉患者，说他所想到的是他想以此来掩盖其童年期经验的幻想，那么他对于这个问题的兴趣就会突然减小（这正好比每一民族都将远古时期已忘掉的历史混杂为种种神话一样）。他也想要体验真实的东西而蔑视所有的纯粹“想象”的东西。然而，如果我们暂且让患者相信我们所研究的是他幼时的真实事件，而到整个分析结束时再告诉他结果，那么我们就要冒后来出现错误的危险，同时他还会讥笑我们易于受他的欺骗了。患者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理解这个观点，即幻想和现实都可以同等对待。并且在分析的最初，所研究的童年期经验究竟是属于幻想的还是真实的，这都是无关紧要的。这显然又是对于这些心理产物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它们也是实在的一种。病人自己确实创造出了这些幻想，而且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对于神经症来说几乎不亚于他真正经历过的其他事实。这些幻想拥有与物质现实相反的心理现实，我们渐渐地明白在神经症领域中，心理现实乃是决定性因素。

在神经症患者早期的历史中所经常发生的事件，有几种特别重要，也值得我们思考，我想用下面这些事例来加以说明：（1）窥视父母的性交；（2）为成人所引诱；（3）被阉割的威胁。

认为这些在物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年长一点的亲属们都能明确地证明这些。例如，在一个孩子开始玩弄自己的生殖器，而且还不知道要隐蔽这种动作时，其父母或保姆会恐吓他，说要割掉他的生殖器或他的罪恶的手。在人们问到父母的时候，他们时常承认这个，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威胁孩子是做了一件有用的事情；许多人对这种威胁有一种准确的意识记忆，特别是这种事情发生于晚一点的时期更是如此。如果进行威胁的人是母亲或其他女性，她往往把执行这种惩罚行为的人说成是父亲或医生。从前，有一位法兰克福的儿科医生霍夫曼（Hoffmann）曾写了一部著名的《斯特鲁韦尔彼得》（Struwwe/peter）（这本书因作者对童年期的性及其他情结有深入彻底的了解而驰名），你们可以从此书中找到作者提出以割大拇指作为对吮指头的惩罚的例子。这其实就是用来替代阉割的观念的。通过对神经症患者的分析可以看出，阉割的恫吓似乎十分平常，但事实上未必是这样。我们必须看到，在成人的暗示下，儿童应知道自淫满足是为社会所不容的，又由于窥视女性生殖器的构造而受其影响，于是就用这种知识作为编造上述威胁、恫吓的基础。就是那些非无产者的家庭里，小孩子在不曾有什么理解和记忆的时候，也可能亲眼看到父母或其他成人的性交行为；并且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通过后来的反省回忆（retrospect）他能够理解并对这种印象做出反应。然而，如果这种性交被描绘得十分详细，事实上很多细节很难观察得到，如果像时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这种性交是从背面进行的（像动物的方式一样），那么，他这种幻想无疑是由观察动物的交媾而来的（如狗），并且其动机是儿童的未满足的青春期的窥视欲。至于那种儿童在娘胎中观察父母的性交的幻想，则纯属极端的成果了。

被引诱的幻想就更有趣了，因为它们时常不属于幻想而是真实的记忆。然而，幸运的是它们仍然不像分析的发现起初所表明的那样常常是真实的。大点的儿童或同龄人的引诱要比成人的引诱更为常见。假如由女子来叙述她自己孩提时代的这种事情，那么她常把父亲说成是引诱者，她引起幻想的性质和产生幻想的动机就十分清楚了。[348]如果在儿童时期没有受到引诱，儿童便时常用幻想来掩盖其自淫行为；由于他因手淫而感到惭愧，于是他就在幻想中假定那时确实有一个心爱的对象存在。然而，你们也不要认为儿童由其近亲引诱的事都属于虚构的。大多数分析者在其治疗的病例中，都确实遇到这种事情；但尽管如此，它们与童年期后期有关，并且被转移到更早的时期之中。

我们所获得的唯一印象是这些童年期的事件无论如何都是神经症的必要的基本成分。如果它们在现实生活中已发生过，那很好；但如果它们由现实所阻止，那么它们必定起源于暗示，并为幻想的产物。不论是幻想或是现实，哪个在童年期事件中占有更大的份额结果都一样，我们至今也未能在结果中找到任何的不同之处。这里我们再一次具有了前面所讨论过的那些互补关系的一种，而且是我们所遇到的最为奇妙的一种。那么对这些幻想的需求和有关的材料究竟来自于哪里呢？无疑它们的源泉在于本能；那么同样的幻想是由同样的内容构成，这又如何解释呢？对此，我有一个对你们来说可能很荒唐的答案。我喜欢把这些幻想及其他幻想称之为原始幻想（亦译“原发幻想”，primal phantasies），我确信这些原始的幻想用自己的经验不能应付的时候，他往往利用前人所曾有过的幻想。在我看来，凡是如今在分析时所得出的幻想，如儿童期的引诱，窥视父母性交引起性的兴奋，以及阉割的恫吓（或阉割本身），这些在人类的史前时期都是事实。儿童在幻想中只不过是用史前的真实经验来补充自己的经验。

我不断地产生疑虑、神经症的心理学无论和哪一门学科相比，都更有可能给我们提供有关人类发展的源泉的知识。[349]

先生们，我刚才所讨论的东西迫使人更为深入地关注被称为“幻想”（或“想象”）的心理活动的起源和意义。[350]像你们所知道的一样，幻想具有很高的名声，但它在心理生活中的地位却并不清楚。我下面就来谈论这个问题。你们知道，人类的自我逐渐受到评鉴现实的外界需要的压力，并遵从现实的原则。在这个过程中，它被迫暂时或永久地放弃各种求乐欲望的目标对象，而且不仅仅是性快乐。但人们时常发现放弃快乐是很困难的；他们在没有补偿的情况下是不能使自己这样做的。因此，他们保持一种心理活动，在这种心理活动中，凡是已被抛弃的快乐的源泉和满足的途径，都容许继续存在——在这种存在中，他们脱离现实的要求，并且脱离我们所谓的“现实检验”。[351]各种愿望都立即成为满足的观念；在幻想中使欲望得以满足当然也可以引起快乐，虽然人们明白这并非现实。这样，人类仍然能够在幻想中继续地享受着不受现实束缚的自由，享受着这个实际上早已被舍弃了的自由。他这样一会儿成了寻求欢乐的动物，一会儿又成为理性的人类；因为来自于现实的那些微乎其微的满足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正如丰唐（Theodor Fontane）从前说过的一样[352]，“我们要有所作为就会有附带的产物。”幻想这个创造的精神王国与这种情况相类似：在农业、交通、工业兴旺发达而使地貌迅速丧失原始形态的地区，可以建设一种“保留地带”和“自然花园”。保留下来的地带，目的在于保存那些任何地方因必要而不幸被牺牲了的旧有事物。任何东西，不管它是无用的、有害的都可以在这里任意生长和繁殖。幻想和精神王国也正是这种从现实原则那里夺回的停留区。

幻想的最著名的产物是所谓的“白日梦”，我们前面已讨论过这种白日梦，它是野心、夸大和性爱欲望在想象中的满足。实际上，越是谦虚，在幻想中就越是骄傲自满。可见，幻想的幸福的实质即是从现实的束缚中再次获得快乐自由，它准确无误地表现于它们之中。我们知道，这种白日梦是夜梦的核心和模型。夜梦从根本上说也不过是白日梦，它通过夜里的心理活动任意扭曲，并通过夜里的本能冲动的解决而成为可能。我们已经熟悉白日梦不一定是意识的——也有潜意识的白日梦。这种潜意识的白日梦不仅仅是夜梦的源泉，而且也是神经症症状的根源。[353]

幻想在症状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你们通过我下面所讲的内容就可以明白。我说过力比多由于受到剥夺而退回到以前曾离开过、但仍有少许能力依附于其上的地方。我现在并没有修改或撤销这句话的意思，而只想在这中间增加一个起连贯作用的枢纽。力比多到底是怎样回到这些固着之处的呢？实际上，力比多并没有完全丢掉其对象和渠道，这些对象或其附带的东西仍然滞留于幻想之中，并且多少保存着原先的强度。力比多只要退回到幻想之中，就可以找到出路，从而回到被压抑着的固着之处。这些幻想原先为自我所容忍，尽管它们和自我相反，二者之间并没有矛盾，自我也因此而得到发展，这本来依赖于某种保持不变的条件（这是一种数量的条件），但是现在由于力比多回到幻想之中而被搅乱了。结果，由于幻想有能力附加进来，它勇往直前力求变成现实；这时，幻想和自我之间的冲突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无论这些幻想先前是前意识的还是意识的，它们现在一方面要受到自我的压抑，另一方面又要受到潜意识的吸引。力比多从现在的潜意识幻想的东西退回到潜意识中的幻想的起源——即退回到力比多自己的固着点之上了。

力比多退回到幻想之中是症状形成途径中的一个中间阶段，它应有一个特殊的名称。荣格曾提出了一个很适当的名字“内倾”（introversion），但是，他曾将这个词滥用于其他事物之上。[354]

我们将继续使用这个名字，把内倾称为力比多脱离现实的满足，而过度地贯注[355]于以前本无害的幻想之上的过程。虽然一个内倾的人还不属于神经症患者，但他正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况之下，如果他正在转移的能力一旦受到干扰，就足以引发症状的形成；除非他能够为被抑制的力比多找到其他的出路。神经症满足的不真实性和对幻想与现实之间区分的疏忽，就是由力比多停留于这个内倾阶段之上的事实而决定的。

你们肯定已发现在最后的讨论中，我已为这个病源线索引入了一个新的因素——即一个有关数量的因素，我们必须经常地注意这个因素，因为仅对于病因的纯粹的质的分析是不够的；也就是说，有关这些过程的一个纯粹动力的概念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种经济的研究线索。我们必须记住两种相反的力，即使早已具备实质性的条件，也不一定发生冲突，二者还需要有相当的强度。

先天的成分之所以能引起人的疾病，是因为它的一部分本能有一种比其他的更占优势的缘故。同样可以假定，所有人类的素质倾向就质来说是相似的，只是由于这些数量条件而不同。就抵抗神经症的能力来说，这个量的因素是决定性的。一个人患不患神经症，要看他所有未发泄的而能自由保存的能量究竟有多少，究竟会有多大部分能从性的方面升华，并转移到非性的目标之上。就质来说，心理活动的最终目的可看作一种趋乐避苦的努力，就经济的观点来看，则表现为将心理器官中所保存的兴奋量（或刺激量）加以分配，不使它积聚起来而产生不快。[356]

这就是我想要告诉你们的神经症的症状形成。但我必须再次强调我这里所讲的都只是就癔症的症状形成而言的。强迫性神经症的症状虽然在本质上与此大致相同，但还存在很大的差异。在癔症中，自我对于本能满足的要求已表现出抵抗，这种抵抗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则更为显著，并在症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于其他的神经症，这种差异的范围则更加广泛；不过我们还没有对这些神经症的症状形成的机制问题做彻底的研究。

然而，在结束本讲之前，我还想把你们的注意力转向大家都感兴趣的一种幻想生活之上，幻想也有回到现实的途径，那就是艺术。艺术家和神经症病人相距不远，也有一种反求于内的倾向。

他受不了强有力的本能需要的驱使。他想要赢得荣誉、权势、财富、名望和妇女的爱；但他缺乏获得这些满足的途径。结果，像任何其他的不能满足的人一样，他逃避现实，并把他所有的一切兴趣和力比多转向对其幻想生活的愿望构建，这条道路有可能导致神经症。他之所以不得病，一定是由于有许多因素集合起来共同对付病魔的侵袭；实际上，艺术家也时常由于患神经症而使自己的才能受到部分的抑制。他们的禀赋也有一种强大的升华力量，并在产生冲突的压抑中保持一种弹性。然而艺术家往往以下述方式找到回到现实的道路。他肯定不是唯一的过幻想生活的人。

幻想世界是所有人都容许的，任何一个愿望未能满足的人都往往到幻想中去寻求安慰。但对于那些没有艺术修养的人来说，他们来自于幻想的满足是很有限的；他们的压抑作用是十分残酷无情的，他们除了进入意识的白日梦之外，不允许自己享受任何幻想的快乐。而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则不是这样，首先他知道如何修饰其白日梦，并使它不带任何个人色彩，而为其他人所共同欣赏；同时他还知道如何进行充分的修改，使那些不道德的根源不容易被人们所发现。其次，他还有一种神秘的才能，他能够处理一些特殊的材料，直至忠实地表现出幻想的东西；同时，他还知道怎样通过把强烈的快乐依附于幻想之中，至少可以暂时使压抑作用受到控制而不能发挥。他如果能将这些事情逐个完成，那么他就可以使他人与其共享潜意识的快乐，并由此引起人们的拥戴；

这时，他就（通过自己的幻想）赢得了以前只能从幻想中才能获得的东西——荣誉、权势和妇女的爱了。[357]

第24讲 一般的神经症状态

女士们，先生们：

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处理了一个难题。现在我提议暂时离开这个题目，给你们留点时间，看看你们有什么意见。

我知道你们是不满意的，你们想象的“精神分析导论”可能与此十分不同。你们想要听到的是生动的事例，而不是理论，你们或许会对我说，那个有关“楼上楼下”的两个小孩的故事可以用来解释神经症的起因，遗憾的是这个例子是我臆造的，而非真实的。你们或许又要说，当我用起初叙述那两种症状（我们希望这次不再是想象的）来说明其经过及其和患者生活的关系时，你们由此稍微明白了症状的意义，并希望我接着如此讲下去。然而，我却没有这样做，而是给你们讲了许多冗长的而又难以领会的理论，并且这些理论总是没完没了，总要不断地进行补充；我讨论了很多以前未给你们提及过的概念：我还放弃了叙述说明，采用了动力的观点，并又将其抛开，再换成一种所谓的经济观点；这使你们对这些学术名词究竟有多少相同的内涵感到迷惘，而这种调换只不过是为了动听而已。我还列举了许多无关紧要的概念，像快乐原则、现实原则及物种发展的遗传等。对于这些概念，我在没有说明之前却已把它们抛开了。

为什么我不先用下列内容来开始讲解神经症理论呢？像用你们大家都知道的，并感兴趣的神经症状态，和使你们早已感兴趣的——神经症患者的特性，他们对人类交往和外部影响的难以理解的反应，他们的不可信赖、他们的无能行为等等呢？为什么我不逐步地引导你们由日常简单的神经症讲起，并进而讲解那些难以理解的极端的表现呢？

确实，先生们，我甚至不能不同意你们的观点。我对于自己的陈述能力还不至于如此夸耀，认为每一缺点都有特殊的用意。我原来认为换一种讲解方式，或许会对你们有利，这确实是我们的初衷。然而，一个人往往不能够实行一个合理的方案，有时材料本身会突然介入一些事实，使他不自觉地有违初衷。虽然这些材料很熟悉，但叙述起来不能完全地随作者之意，往往是话已讲过了，却不知为何这样讲而不那样讲，这令我们感到大惑不解。

一个理由可能是“精神分析导论”这个标题对于当前这一节来说不再适用，这一节主要讨论神经症问题，精神分析导论应由过失和梦的研究提供：神经症理论是精神分析本身。我相信，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给出有关神经症理论知识，在此我只能讲个大概，使你们可以借助一定的先后关系，了解症状的意义，以及症状形成时的内外部决定因素和它们的形成机制。这就是我试图要做到的；也就是精神分析现在所能教的要点。它包括有关力比多及其发展的许多论述。和一些有关自我的情况。我们的介绍使你们已了解了精神分析法的主要原则以及潜意识和压抑（抵抗）作用等概念的基本情况。从下面的演讲中（第26讲）你们将会发现精神分析的工作更进一步发展的基点。我多次明确地表示过，我能讲的一切都来自于对单一一组神经错乱——即所谓的“移情性神经症”的研究。确实，我只在癔症神经症的病例中详细地探索了症状形成的机制。即使你们没有获得全部的知识，并且没有留意各种细节，我仍然希望你们形成有关精神分析的方法以及它所涉及的问题和它所得出的结果的一些印象。

我曾使你们认为我可能从神经症患者的行为以及他如何患病，如何设法抗拒，又如何设法求得适应来开始描绘神经症。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论题，它既值得探讨又不是很难讲解；然而，我们或许有很多理由不允许我们这样开始讲解；它的危险是容易忽视潜意识，人们将因此轻视力比多的重要性，而且一切事件都将根据患者的自我的观点来判断。众所周知，患者的自我是不可信赖的。而且它不免有所偏袒，自我总是否认潜意识的存在，并使潜意识受到压抑；那么，我们怎么能相信自我对潜意识是公正的呢？况且受压抑最厉害的是被否定的性的要求；可见，如果我们用自我的观点，显然是不能弄清楚这些要求的范围和意义的。我们既已了解了压抑作用的这种性质，当然不再允许这个自我（即胜利者）来充当这个争端的裁判了。我们要防备自我告诉我们的话，它会使我们上当受骗。如果我们相信自我，那么它将始终成为主动的力量，那么症状的发生，也似乎来自于它的意愿；我们知道它主要处于被动的地位，它总是没法掩饰这个事实。它确实并不总是冒险做这样的尝试；在强迫性神经症的症状中，它不得不承认遇到了一些新的情况，并且必须努力地进行反抗。

不论是谁，如果他不注意这些警告，甘愿受自我表面价值的欺骗，那么，一切都可以很容易地进行了；而对精神分析所重视的潜意识、性欲和自我的被动性的对抗，他都可以避开。他会像阿德勒那样说“神经症性格”[358]是神经症的原因而并非神经症的结果；然而他却不能解释症状形成的单一的细节或单一的梦。

然而，你们可能会问，是否可以既重视自我在神经症状态和在症状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同时又不完全地忽视精神分析所发现的其他因素呢？我的回答是：这当然很可能，终究会如此，然而精神分析目前要进行的研究，则不宜以这个结束作为出发点。我们当然可以先指出这一点，将其研究也包含在内。还有一种神经症，自我在其中比在我们所曾研究过的他种神经症中起更为主要的作用，这种神经症叫作自恋性神经症（narcissistic neuroses）。对这些错乱的探索将会使我们形成一个正确的和可靠的对自我在神经症中所占地位的估价。[359]

然而，自我与其神经症之间的一种联系方式是显而易见的。一开始便可考虑它。这种关系似乎是各种神经症共有的。而以创伤性神经症（我们还不大了解这种神经症）最为显著。要知道在多种神经症的起因和机制中都有相同的因素，只是这种因素在这种神经症的症状形成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另一种因素则在另一种神经症中占重要地位。这正好像是剧团中的演员一样，每一演员都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如主角、亲友、恶徒等）；每个人都选择不同的角色以适合自己的表演特点。因此，形成症状的幻想不像在癔症中的那么明显；而自我的抵抗要数强迫性神经症最强，妄想狂的妄想则以梦中的润饰机制为特点，等等。这样，在创伤性神经症中，特别是在那些由战争的恐怖引起的创伤性神经症中，我们会清楚了解到自我的自私自利的动机，即追求保护和优越；只有这些还不足以引起疾病，但在病已形成之后，则由它们来维持。这个动机趋于保护自我，使之不受疾病的威胁。它也不愿恢复健康，除非这种危险已不再有来侵袭的可能，或者虽然会受到危险，却能得到补偿。[360]

然而，自我对于其他一切神经症的起源和延续都具有同样的兴趣，我已经指出症状也由自我支持，因为它们有一面是使自我的压抑的目的得到满足。再者，以症状的形成来解决心理矛盾，也是一种很常见的方法，而且最适合于快乐原则的精神；因为症状可以使自我免受精神上的痛苦。

就有些神经症来说，连医生也不得不承认，用神经症来解决冲突，乃是一种最无害、并最能为社会所接受的方法。你们肯定不会因听到医生有时也承认他同情正在从事治疗的疾病而感到吃惊。一个人本来就不必在各种生活情境里把健康看作是最重要的事情。他知道世界上除了神经症的病痛之外，还有其他的痛苦，一个人为了需要的满足，也有可能以自己的健康为代价；他也知道一个人如果有了这种病痛，往往可以避免很多人的其他各种痛苦。因此，如果我们可以说，每当一位心理疾病患者已遁入疾病（flight into illness）[361]时，我们还必须允许在一些事例中的这种逃遁是有其充分的理由，并且知道这一点的医师就只好默默地退却了。

但是，让我们抛开这些特殊的例子，继续我们的讨论。在一般环境中，我们认识到自我通过逃入神经症中，而在内心中“疾病性获益”（gain from illness）。在生活的一些环境中，这进一步由一种具体的外部的具有实际价值的利益所伴随。请看一下最一般的例子吧。

一位被其丈夫暴力虐待的妇女，她往往会在神经症中找到出路。假如她的先天倾向使之成为可能，假如她太懦弱或太守旧而不敢偷情来自慰；假如她不够坚强，不敢公然反抗外界的攻击而和丈夫离婚；再假如她不具独立生活的能力并没有希望能找到一个更好的丈夫；最后还假如她在性方面仍然对这个蛮横的丈夫有着强烈的依恋，那么她就只有逃入疾病这一条路可走了。

疾病成为她对付丈夫的唯一武器，该武器她可以用于防御，也可以滥用来进行报复。虽然她不敢抱怨婚姻，却可以向医生诉说其病痛：医生成为她的好朋友，原来对她十分粗暴的丈夫，现在不得不宽恕她，为她花钱，让她离开家庭，并放松其压迫。当这样来自于疾病的一种外部的或偶然的收获非常明显，并且没有真正的相当替代物时，你们便肯定不会有通过治疗来影响这种神经症的机会了。

你们现在可能会认为我告诉你们的有关“从病中获益”的论点是整个地肯定了我曾拒绝了的观点——即自我本身意欲并且创造神经症。先生们！请不要着急！这句话或许只包含下述意义：

即自我可能会欢迎那些自身无论如何却难以避免的神经症，如果神经症有什么可利用之处，那么自我会尽力地加以利用。这只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假若神经症是有益的，那么自我当然会与它很好地相处，但我们还应看到，在这种利益中还存在着种种不利之处。一般地说，自我要接受神经症肯定是会有所损失的。它虽然能解决冲突，只可惜代价会很大。症状所带来的痛苦和症状之前的冲突，其程度大致相当，也许还要大些；自我希望能够避免由症状带来的痛苦，但又不愿意放弃由疾病带来的益处；这正是自我难以两全之事。这表明自我实在不愿意如它原先所想的那样，要始终主动地关心这个问题，我们要把这一点牢记在心。

先生们，假如你们是神经症方面的医生，那么你们就不会再期望那些最强烈地抱怨病痛的人们会易于接受你们的帮助，实际上恰恰相反。但无论如何，你们总该知道，那些促进因病而获益的各个事件，都足以用来加强由压抑而引发的抗力，从而增加治疗上的困难。另外，还有一种由疾病而获得的利益，它不随症状出现，却发生于症状之后。如果像疾病那样的心理组织持续很长的时间，它便获得一种独立实体的性质；它具有与自我保存本能相类似的功用；它在自身与大脑的其他部分之间建立一种暂时的安排，甚至与根本相反的力量也是如此。它很少放弃那可以表现自身的有用和有利的机会，并获得一种“第二机能”（secondary function）来巩固自身的地位。不用举病理学的例子，让我们看一下日常生活。如一位有能力工作的人，在工作中因意外受伤而成残废。他不能继续做工了，但因此可按期领得少量的赔偿金，并且学会了利用自己的伤残来讨饭度日。他新的生活虽然比较低贱，但它正建立在对他先前的生活方式的剥夺之上。如果你治愈他的伤残，那就等于剥夺了他赖以生存的手段，因为他现在是否能够再做以前的工作，已成问题。如果神经症也具有这种附带的利益，那么我们就可以使它和第一种利益相并列，并将这命名为由疾病而获得的第二（secondary）利益。[362]

然而，一般来说，我要劝你们不要轻视了由病而获益的实际重要性，但也不必过于重视其理论意义。除了我前面已认识到的特例之外，它还时常使我们想到奥伯兰在其《飞跃》（FliegedeBLätter）一书中所列举的用于说明动物智慧的一个实例。一位阿拉伯人骑一头骆驼，在狭窄陡峭的山路上行走，在转弯处突然看见前面有一头狮子正朝他猛扑过来。一边是深谷，一边是峭壁，无路可逃，只得束手待毙。骆驼则不然，它纵身一跳，和骑者一起跃入深谷——而狮子只好在那里干瞪眼了。神经症能提供的帮助也不能比这个结果好到哪里，这可能是因为由形成症状来对付冲突毕竟是一种自发的过程，它不能适当地应付生活的需求，并且患者在这个过程中已放弃使用其最好的和最高的势力。如果有一种选择的话，那么，情愿去和命运进行一种荣誉之战。

但是，先生们，我还要给你们做进一步的说明：我为何不是以一般的神经症状态来开始讲解神经症理论。你们可能会认为我如果由此讲起，将难以证明神经症起源于性，但你们在这里是想错了。就移情神经症来说，必须先对其症状进行解释，然后才可以看出它起源于性；而对于我们所称的真性神经症（actual neuroses）[363]的一般形式来说，它的性生活根源是显而易见的、引人注意的事实。二十几年前我就知道这一事实，那时我就对检查神经症患者时为何不考虑他们的性生活有疑问。我还由于研究此事，而引起患者的不满，但在简短的努力之后，我能够认识到：

“如果性生活是正常的，那么就不可能有神经症——我这里的意思是不会有‘真性神经症’。”[364]

这个结论虽然一方面忽略了个体的差异性，另一方面“正常”一词还缺乏固定的意义；然而，从总体上来说，这个结论至今仍有一定的价值。那时我已在某种神经症和某种创伤的性状态之间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如果现在还有这种类似的资料以供研究，那么我当然能够将这些关系再重复一次。我时常发现一个人如果陷入一种不完全的性满足，如手淫，他就会患某种真性神经症，而如果使他采取另外一种同样的不完全的性生活方式，那么这种神经症就会很快地变为其他的方式。这样我可以根据患者的病情的改变来推断其性生活方式的变化。[365]我也认识到要固执地坚持我这种结论，直到我战胜患者的不诚实，并迫使他们证实我的观点为止。果真如此，那么他们就会情愿去找那些不热衷于询问他们的性生活的其他的医生了。

就是在那时，我未能注意到，这种疾病的原因并不总是在于性生活。确实，某人可由于其性的生活受到伤害而得病；但另一个人则可能因为丧失了财产而患了一种严重的机体失调的病。为这些变化的解释，到后面会自然明白，那时我们对自我和力比多之间的关系将会有深刻的理解，并且对这个问题认识得越深刻，这种解释就变得越满足。只有在一个人的自我丧失了以某种方式分配力比多的能力时，他才会陷入神经症之中，他的自我越强大，它就越容易去执行这个任务，而自我的能力的每一次“削弱”，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都可以使力比多增加要求，并因此使他具有患神经症的可能。在自我和力比多之间存在着其他的更为亲密的关系[366]；但这些不属于我现在讨论的范围，所以，我在此暂不讨论它。对我们来说要注意的是：无论哪一种病例，也不论其发病的情境如何，维持神经症症状的能力都靠力比多来提供，并且结果证明力比多被不正常地使用了。

然而，现在我必须使你们注意“真性”神经症的症状和精神神经症的症状之间的严格区别。

我们前面所讲的，大多是有关精神神经症的第一组，即移情性神经症。真性神经症和精神神经症二者的症状都来自于力比多；这样，症状就成为力比多的变态使用和替代满足。然而，真性神经症的症状，如头痛、痛苦感觉、某些器官的疼痛状态以及某些机能的衰退或停止等。它们没有任何“感觉”和心理意义。它们不仅主要在身体中显现（例如癔症症状的情况），而且它们自身还是整个的身体过程，它们的发生与我们所知道的复杂的心理机制不相干。因此，以往认为精神神经症的症状和心理无关，现在看来真性神经症的症状才确实与心理无关。但果真如此，那么它们是如何成为力比多的表现的呢？力比多不也是精神活动的一种能力吗？先生们，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现在重述一下人们反对精神分析的第一种理由。反对者认为我们的理论是想只通过心理学来说明神经症的症状，而由于从来没有任何一种疾病可以完全由心理学的理论来解释，所以希望是很渺茫的。但是这些人忘记了性机能不纯粹是精神的东西，正如它也不全是身体的东西一样。它同时影响身体和精神生活。如果在精神神经症的症状中我们已熟悉了性机能的心理操作中干扰的意义，那么我们对于发现“真性”神经症中性干扰的直接的身体后果就不会感到吃惊了。

临床医生已给我们指出了有关这些干扰的解释的一种很有价值的观点，这种观点为不同的研究者所公认。它可以用来了解真性神经症，就真性神经症的症状的细节及其身体的系统和机能的共同特点来说，都和异质毒素的慢性中毒或突然戒除（如喝醉酒或戒酒后的情况）后所出现的病态症状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这两种疾病的症状还可用巴西多病（Bosedouis disease）即突眼性甲状腺肿大（exophthalmic goitre）的病状来比拟，因为这种疾病是由于中毒的结果，只是这种毒物不是来自于体外，而是来自于体内的新陈代谢而已。从这些比拟可以看出，我们还必须认为神经症是性的新陈代谢作用受到了干扰的结果。它受到干扰的原因，要么是由于性的毒素产生得太多，已非患者所能应付，要么是由于内部的、心理的状况不容许他对这些物质做适当的处理。实际上，这种有关性欲性质的假定，早已被远古的人所认识，例如酒可以引发爱，爱可以被称为“沉醉”（intoxication），这些观点已将爱的动力转移于身体之外了。这可能使我们回忆起性感带（erotogenic zones）的概念，以及我们曾假定各种不同的身体器官都可以引发性兴奋。另外，性的新陈代谢或性的化学这些词语却还不具有实际内容，我们还对此一无所知，还不能断定性的物质是否有雌雄两种[367]，我们只假定一种性的毒物为力比多的各种刺激的动因就算满意了。我们所创造的精神分析的理论结构实际上是一种上层的结构，终有一天还得为它建立起有机的基础，但我们仍然对此一无所知。

精神分析这门科学的特点不在于它所处理的材料，而在于它所使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被应用于研究文明史、宗教科学和神学，以及神经症理论，而都不会丧失其基本的性质。精神分析的目的和所得不是别的，而是发现了精神生活的潜意识。“真性”神经症的症状可能由直接的毒素的损害而产生。它的问题不是精神分析所要研究的，精神分析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并且必须将这个任务留给生物医学去研究。

你们现在或许更进一步明白了为何我不以不同的方式另外安排我的材料了。如果我答应你们的是讲“神经症理论引论”，那么我当然要先讲真性神经症的简单形式，然后再进一步讲那些由力比多干扰而引起的更为复杂的精神疾病，这才是正确的途径。那样的话，我要从各方来收集有关前者的知识，而把后者当作精神分析的导引，并作为了解这些病状的最为重要的技术方法。然而，我要讲的题目是“精神分析导论”，我认为给你们讲些有关精神分析的观点要比传授给你们一些神经症方面的知识更为重要；因此，那些无助于精神分析研究的真性神经症就不适宜放到前面讲了。我也相信我为你们做出了较好的选择。因为精神分析的知识值得每位受教育者注意，而神经症的理论则跟其他的一样只是医学上的一章。

不过，你们想要我对“真性”神经症感兴趣也是正确的，真性神经症和精神神经症二者之间在临床上具有密切的关系，这更迫使我们对它们加以注意。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分出了三种纯粹形式的“真性”神经症：即神经衰弱（neurasthenia）、焦虑神经症（anxiety neurosis）和疑症（hypochondria）[368]。这种分类也不无矛盾之处。确实，这些名字都很有用，但其含义却很难界定。甚至有些医生反对在混沌的神经症现象界里进行分类，反对临床上有病症种类，并否认真性神经症和精神神经症二者的区别；我认为这太片面了，并且没有选择引向进步的道路。

我所提及的神经症形式很少以其纯粹的形式发生，而通常的情况是相互之间彼此交错，并与精神神经障碍相混合。这并不必使我们放弃它们之间的区分。请考虑矿物学中的矿物和矿石之间的不同之处。矿物可以分类，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常常是结晶体，和环境有着明显的不同。而矿石则是矿物的混合体，但其混合都有一定的条件而不是纯粹依赖于机会。我们对神经症理论的发展历程的认识十分有限，远远赶不上对矿石的了解；然而，如果我们将可以辨别出来的一些临床成分（这些成分可比拟为个别的矿物质）先独立出来，这当然也是一种正确的研究方法。

“真性”神经症和精神神经症二者症状之间的有价值的关系，对于后者的症状形成的知识具有十分重要的贡献。因为“真性”神经症的症状时常是精神神经症的症状的核心和第一个阶段。

这种关系不仅在神经衰弱症与称作转换性癔症（conversion hysteria）的移情性神经症之间，以及在焦虑性神经症与焦虑性癔症之间，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而且在疑病症与我们以后要讨论的一种称为妄想痴呆［（paraphrenia）——包括早发性痴呆（dementia praecox）和妄想狂（paranoia）］的神经症之间也可以看到。让我以癔症性头痛或背痛为例来加以说明。分析向我们显示：通过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这种疼痛成为力比多幻想或记忆的替代性满足；但是，有时候这种疼痛是性的毒物的直接症状和性兴奋在身体上的表现，而不是出于臆造。我们本不想认为一切癔症的症状都有这样一个核心，但这的确时常是一个事实，并且性兴奋在身体上所造成的任何影响（不论是正常的或是病态的）都特别适宜于作为形成癔症症状之用。在这种病例中，它们正好像是一粒砂土和由牡蛎用于制造珍珠母的原料一样。性行为所伴随的性兴奋的暂时表现被精神神经症用做构成症状的最方便和最适当的材料。

还有一种相似的历程，它具有特殊的诊断和治疗意义。虽然有些人具有神经症倾向，但大多不发展成神经症。可是如果他们在有病态的机体改变时（或许是一种发炎或一种损伤），则时常足以使症状形成，于是那些伺机有所表现的潜意识就以这些实际上的症状作为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医师将先试用一种治疗方法，接着再试用另一种治疗法；或者设法消除那些症状所依赖的机体的基础，而不管其有没有神经症的倾向，或者不顾机体的刺激，治疗已形成的神经症。结果将证明这一种或那一种治疗方法的正确或错误；对于这种混合的病例还不能找出一般的原则来遵循。[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