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数十年来乡愁
故乡无时不在金庸的心中，50年代他在《大公报》工作，对新政权的肯定没有因父亲被杀而改变。《三剑楼随笔》中有《舞蹈杂谈》一文，他说，“我国自汉唐以后，直到今日才真正再有泱泱大国之风（宋明都是太弱、气派太小）”。《马援见汉光武》一文也有借古颂今之意。
1959年《明报》创刊以后，金庸强调不左不右，绝对中立，但他的社评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批马寅初人口论等，多持批评立场，如1959年8月9日的《人定胜天，天定胜人》、8月26日的《中共已解散人民公社？》、8月31日的《大跃进还是大跃退？》。1960年4月18日，他在社评《马寅初与中国人口》中说：
人口多少，有关整个国家的国运隆替，是极重要的百年大计。
马老先生做不做北大校长，这件事关系并不很大，但内地每年增加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人口，却是一件头等的大事。
“文革”时期，金庸更是每天关注内地时局，写下了大量社评，多有尖锐的批评。
1971年以后，金庸对内地政局的看法渐渐有了变化。这年10月，北京进入联合国，1972年，中、日建交，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内地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明报》社评对内地的肯定逐渐增多。1971年4月17日的《一求安定，二求自由》社评中说：
我们并不完全同意中共一切对内对外的政策，认为有些措施大有可资批评之处，但近来它采取对外国政府友好合作的态度，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中国人民，也有利于本港局面的安定。在这一点上，我们表示赞扬。
1972年1月29日，他在社评《作读者的耳目和喉舌》中说：
自1959年5月20日创办以来，言论态度始终是一贯的，对中共和台湾，有时客气些，有时批评得严峻些，那决不是我们的立场有什么改变，而是两岸的政策有所改变之故。在“文革”之前、“文革”时期、“文革”之后，本报的态度有所不同，因政策大不相同，我们基本上只不过反映了广大读者的看法而已。
我们在两岸政治力量管辖不到的地方，有机会畅所欲言，代表数十万读者一泄心中的感想。如果当政者认为海外这一部分中国人完全是胡说八道，那也尽可置之不理，如能由此得悉一部分中国人的意见，说不定愚者一得，也有些参考价值。至少我们这数十万人的意见是发表过了。批评的意见尽管听来甚为逆耳，尽管其中错误可能很多，总是比一味歌功颂德有价值些。
当时，世界著名的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了一部记录片《中国》，全片充满漠不关心、毫无兴奋的隔膜感，片头有一句话，这是一个“没有忧虑与急迫的国家”。6月5日，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没有忧虑与急迫的心情”》说，在近年访问内地的外国人、外籍华人的游记或谈话中，我们明显地体会到，他们对于中国的前途，对于中国老百姓的欢乐忧患，几乎绝无例外地表示了“没有忧虑与急迫的心情”。他认为：“最值得重视的是本国人民的意见，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生活了解得最清楚，对自己国家的前途最为关心。其次值得重视的是住在海外的中国人的意见，就像我们这些人，我们多多少少总还存着一些希望，将来或许回内地去居住生活，对于中国的一切，怀抱着‘忧虑与急迫的感觉’。”“忧虑与急迫”的心情，是从“爱”与“关怀”的感情中产生的。
1950年北上求职失败后，金庸于1953年去过上海、杭州，在西湖六公园与同学朱帼英、沈德绪和胞妹查良璇留下了合影。他还短期地去过广东几次，到过深圳、广州、佛山、从化、新会等地，最后一次是1962年，其间他一共到过内地八次。
1973年，金庸访问台湾之后，北望神州，更是乡愁萦回：
二十四年过去了，故乡山水风物依然，人事却已全非。或许是变得更加好了，或许我们不喜欢这样的改变，但午夜梦回，总是会有乡愁罢。这种心情，我们从大陆来到香港的人也是一样。飘零海外的，自不免有故乡之思。
但那时，他回内地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金庸预料内地局势将变，发表了《巨大变动，势不可免》《将有渐变，而非突变》《军心所向，决定成败》《各地态度，更趋重要》等一系列社评。
从10月13日起，“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得到证实前后，他接连发表《北京发生的重大事件》《未来变化，仍然很多》等社评。18日，他在《打垮江青，普天同庆》社评中说：“廿七年来，中国内地很少有哪一件政治变动得到群众这样普遍的真诚拥戴。甚至在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对此事不喜。”
他在当月20日的社评中为邓小平鸣不平，说罢免邓党的副主席和副总理职位，“是政治局通过的决议，这是不符党章与宪法的”。1977年7月6日，《明报》报道邓小平将复出的消息。7月中旬到下旬，他连续发表了《邓系人物纷任要职》《邓小平位居第二》等社评：“邓小平恢复了党政军的七个职务，而声望之隆，更是他生平所未有，隐隐有凌驾于华国锋之势。他有才干，有声望，在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地方上布满了亲信旧部……”
1978年12月《明报月刊》推出“邓小平与中国政局”专页，共有五篇文章。1979年3月，又有“邓小平访美特辑”。
金庸对内地开始充满期待。
1980年，他在台湾谈到大陆在文艺创作上的趋势放宽了。“中国是大的！大中国怎么能任少数人意向所使、翻云覆雨呢？形势是自然而然与人的心灵相启发、相印证，从文学艺术或是哲思玄理之间，我们可以管窥出一些历史发展的端倪，人们必然一步一步走向自由、开明、宽容而民主的理想。据我个人三年来的观察，大陆上人民的一般心理，正有以上的倾向和趋势，至少已经公开承认台湾三十年来经济上的成就。这从某方面来说，称得上是进步的基础。”
1981年6月16日，他在《中共历史展开新页》社评中断言，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将标志着打倒“四人帮”以来的过渡时期正式结束。一个月后，他应邀访问内地，行程由国务院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中国旅行社安排。相隔二十年，金庸终于踏上了这片魂牵梦萦的土地。
二、敬佩邓小平
7月18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金庸。在中共领导人中，金庸最想见的就是邓。“文革”时，邓小平被打倒，《明报》的报道、评论和其他文章常常流露出不平。1966年9月27日，头条报道邓受批判：10月22日，报道红卫兵大字报公开指名要求刘、邓下台；25日报道刘、邓被斗达高潮，有小册子攻击刘、邓和彭真为“三家村”。12月10日，金庸在《若审彭真，意在刘邓》社评中指出：“彭真早已被搞倒、搞垮了，公审只是一种‘搞臭’行为。真正目的甚至不在搞臭彭真，而是公审彭真，意在刘邓。杀鸡儆猴，叫那些‘被蒙蔽的糊涂同志’赶快向左派投降，不可再附从刘邓派。”10月26日“自由谈”副刊刊登《我希望刘邓派获胜》，这也是他的心愿。
1973年4月13日，《明报》报道邓小平复出的消息。次日他发表社评《邓小平又做副总理》。1976年，邓再次下台，挨批，《明报》大量报道，阅情他的遭遇。
1977年7月25日，邓复出不久，他称誉邓，“能干而刚强，坚韧的性格，当然是不会改的”。邓一生起起落落，沉而复起，是金庸最仰慕的两个当世人物之一，当年内地批邓很激烈的时候，他曾听人说，邓对批判的反应是：“聋子不怕天雷打，死狗不怕滚水淋。”
金庸很钦佩邓小平的硬骨头，认为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就像是他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单是刚强，当然不够……必须不顾自身的荣辱安危而坚持正确的主张，这才令人佩服。”他当面对邓说：“我一直对你很是仰慕，今天能够见到你，很感荣幸。”这不是虚假的客套，而是金庸内心的真实想法。
因为迟到了几分钟，邓小平已在门口迎接金庸和家人，金庸随邓从大门走进大厅时，邓称赞他的武侠小说：“好得很，我也很爱看，每天都看这么几页！”他回答：“那没有什么价值，当作娱乐消遣吧！”邓说：“讲中国人的英雄豪杰，好得很啊！”在他听来，即使在邓随后的谈话之中，也不乏英雄豪气。邓说：“我右耳有点聋，请你坐在我左边。”坐下之后，邓说：“对查先生，是知名已久了。《明报》时常有独特的见解，不过其中有一部分，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他回答：“是。有些看法并不相同。”
那天金庸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邓小平只穿着白色的短袖夏威夷衫，对他说：“今年北京天气很热，你除了外衣吧。我是粗人，就穿这样的衣服见客，咱们不用拘礼。”所以金庸把外衣脱下了。
谈起不久前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的人事变动，金庸说：“邓副主席本来可以当主席，但你坚持自己不做，这样不重视个人名位的事，在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都是十分罕有的。这令人十分敬佩。”邓回答：
名气嘛，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远些，看近了不好。
我身体还不错，没有什么病，但毕竟年纪大了，现在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时，再长了就会疲倦。……
我们担任领导的人，也不能太忙，往往越忙越坏事。
金庸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是盼望国家领导人‘清静无为’。共产党人当然不能‘无为’，要‘有为’。但领导人心境清静一些、工作清静一些，还是好的。”邓回答：
担任领导的人，不能出太多的主意。如果考虑没有成熟，不断有新的主意出来，往往要全国大乱。政治家主意太多是要坏事的。领导人宁静和平，对国家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
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当国家主席，资格嘛，不是没有。不过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一当国家主席，恐怕要缩短寿命。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一百二十多国，每年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到中国访问，国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设宴，这许多应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搞得多了就很累。
金庸说：“是的。许多年前，在‘文革’时期，我写过几篇社评，希望周恩来总理节省精力，注重健康，例如西哈努克到北京来，周总理总是去机场欢迎，举行宴会，敬酒，就不大必要。”1972年8月19日他的社评《人民第一，外宾第二》称：“周恩来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虽然精力过人，但这样的消耗体力和精力，长期如此，总会支持不住的。……不应当让外国客人占去他太多的时间和精神。……他就是自己休息娱乐，什么事都不做，也胜于日夜不休地接见外国客人。”
邓小平在会谈中客气地问金庸：“查先生做新闻工作，接触到的人很多，大家对我们有什么意见？”他坦言：“主要的意见是，希望目前的政策能长期推行，不要改变。大家有些担心，不要目前的政策执行了一段时期，将来忽然又变了。因为过去的变动实在太多，令人不能放心。”邓表示：“那是对的。国内人民的主要意见也是这样。”
一个是三落三起、饱经忧患的中共领导人，一个是二十多年来常常执笔论政的报人，两人的交谈是坦诚的，不用外交辞令，没有什么拐弯抹角，尽管也有不同的意见。讲到“文革”，邓说：“中共过去犯了重大错误，现在我们自我批评，自己纠正错误。自己承认错误，纠正错误，是非常重要的事。”“‘文革’之前，党有很大威信，大家相信党，听党的话，很守纪律。那时也搞经济调整，下放两千多万名青年下乡，根本没有问题……但十年‘文革’，不但没有党的领导，甚至没有了党。”金庸却不这样认为：“我想这件事中，多多少少会有强迫的成分。”“党虽然有威，却未必令人敬服爱戴。最好用物质鼓励、优惠条件等来使人心甘情愿去做任何事。”不过他当面没有说出来。
谈话结束，邓小平对金庸说：“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去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一直送到大厅外，又站着谈了一会儿。
金庸是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单独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当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播放了这一消息，新华社、中国新闻社都作了报道，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也都报道了这件事，港澳报纸更是作为头条新闻进行报道，轰动一时。他说：“邓小平说的话，我全部都赞成，发自内心地赞成。”
他根据记忆将那天的谈话整理成文，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的谈话记录》为题刊登在8月25日的《明报》及《明报月刊》9月号，《明报月刊》同期还发表了《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记者问及他对邓的主张与政策有什么看法，他回答：
他重视实际，不相信教条，这应当是克服各种困难的关键。他的“白猫黑猫论”是众所周知的。
《明报月刊》1981年9月号
记者问：“你认为邓小平留前所推行的政策，是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唯一道路？”他回答：
这要从各种实际条件来看问题。第一，我相信出国内地目前没有别的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共的领导地位。第二，我相信中国在几十年内不可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即使可能，也未必对国家人民有利。第三，我个人赞成中国实行开明的社会主义，总的来说，这比之香港式的完全放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极度贫富不均，更加公平合理。不过内地个人自由大大不够，共产党搞经济缺乏效率，不能尽量解放人民的生产力，过去所积累的左倾思想与作风太严重。我个人赞成一步一步地不断改革，不相信天翻地覆的大革命能解决问题。在这些具体条件之下，邓小平的政策比之中共过去任何时期都好得多，比之苏联、波兰、东德、北韩这些共产国家都好得多。我衷心盼望，依着目前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国终于能将马列主义教条、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的各种各样的恐怖政治运动全部抛诸脑后，以中国人务实的方式，建设中国人自己的社会主义，使中国人民幸福而自由。
这是金庸与邓小平唯一的单独见面，邓始终是他“真正崇拜的大英雄、大豪杰”。1992年，他在伦敦对蒋一樵（陶杰）说，“邓小平虽是共产党人，但却从来不是教条主义者，且一向具有中国人的实用态度”。“邓小平的为人，甚谙人情世故。所谓人情，无非是中国社会中各样复杂的关系；世故，亦不外种种历史经验的总结。”1997年，邓小平去世，他回想当年邓微微含笑、成竹在胸的表情，禁不住泪水涔涔而下，心中充满了悲痛之情。他说：“邓小平先生肯定是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极可尊敬的大英雄、政治家，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伟人。”
在金庸眼中，邓小平始终是“高瞻远瞩、俯仰百世的大才”。邓百年诞辰时，香港有人质疑、批评邓的“治港远见”。自二十三年前与邓见面以来，他心中对邓有一份深厚的感情，情不自禁地崇拜、钦佩邓，觉得有义务为邓说明事实真相，证明邓“见解的伟大”，他以赞赏的口吻说：“邓小平先生在香港创‘一国两制’，涉及经济及社会制度，规模非汉唐所及。而和平转政，揖让换朝，策划周详，垂之长久，更远胜前人了。”
三、关山万里
金庸这次内地之行第一个目的就是见见邓小平，促成会面的廖承志是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儿子。1966年10月，时任国务院侨务工作委员会主任的廖承志到广东湛江看望归国难侨，新华社、中新社都作了报道，但香港左派报纸报道的内容却颇有不同。《大公报》10月18日载“中国新闻社湛江17日电”，题为“廖承志抵湛江面告归国难侨：‘毛主席周总理慰问你们’”。报道引述廖承志的话说：“周总理要我来看望你们，告诉你们，毛主席对你们非常关心，毛主席和周总理问候你们。”同一天，《文汇报》关于这件事的报道，三行大标题、六行小标题中都没有提及周恩来。《新晚报》的报道用的是新华社的稿子，引用廖承志的话：“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以及周恩来总理让我把问候的话带给你们。你们辛苦了！”更蹊跷的是，第二天《文汇报》《大公报》同时刊出一则“订正启事”，称前一天的电讯稿“毛主席和周总理”之间必须加进“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
金庸意识到这篇小小的报道中大有文章，10月23日发表社评《廖承志？中国新闻社？》：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的两个国家通讯社，于同一日报道同一件事情，为什么内容竟有重大不同？到底廖承志提了林彪之名没有？
金庸认为，如果廖承志根本没有提林彪的名字，那么廖承志不免有点“牛气”（牛鬼蛇神气息也）了。如果他提了林彪之名而中国新闻社故意漏去，那么中国新闻社是犯了“滔天大罪”了（中共若干省份的宣传人员因未及时传达林彪的指示，均被控犯了“滔天大罪”），或者是廖承志，或者是中国新闻社（或其主要负责人），两者之一不久必被清算，立此存照，且看验与不验。
果然，10月29日就传出廖承志受批判的消息，《明报》在11月1日头条用大字标题作了报道。廖承志被指控的罪名之一就是离间周恩来、林彪的关系，慰问华侨时故意不提林。主管侨务工作的廖承志有机会看到《明报》，不知有没有注意到这篇社评。1981年廖在北京设宴款待金庸一家，席间谈到：“查先生的社评写得不错，时常有一些独特的见解，不过有些观点，我们并不认同。”金庸答，“我写社评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符合谁的标准，我只是按照我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写出我对事情的看法，所以在有些问题上存在分歧是难免的。”
时值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前夕，谈起香港的前途，廖承志说，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中国政府一旦收回香港，会尊重港人的选择，由香港人自己治理香港，中国政府要收回的只是香港的主权。虽然金庸多次在《明报》评论过香港前途问题，但与中共高层官员面对面讨论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想不到廖的一席话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当廖承志希望他回港能充分发挥《明报》的影响力，多反映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政策、立场，稳定港人情绪，为将来香港回归作贡献时，他当即明确表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通过《明报》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尽一份力。
距离上一次回上海、杭州已有二十八年，亲人纷纷从全国各地赶到杭州和金庸见面。7月18日晚上，人们已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看到邓小平与他会面的镜头。兄弟姐妹在历尽沧桑之后重聚，这是多少年来查家最大的喜事。尽管“文革”期间，不少亲人受过苦，一个弟弟在工厂里被绑毒打了好几天。一个朋友的女儿13岁时被红卫兵打得死去活来，成了白痴，现在已经28岁。世事无常，重逢的喜悦弭平了一切伤痕，痛苦的往事转眼间化为云烟。弟弟查良钰这样回忆这次“三十三年后的兄弟相见”：
7月底的一天，小阿哥给我发来电报：小毛弟，×日在杭州一聚。接着，我就收到了小阿哥寄来的路费。
8月初，我带着两个孩子到了杭州。三十三年了啊！见面时，我们都是扑向对方的，那种骨肉相见的激动，真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我与小阿哥拥在一起，久久没有分开。在杭州那几天，我和小阿哥总像有说不完的话。……我们的谈话常常持续到深夜……
金庸在北京见到了画家黄胄和黄永玉，本来还想见见白桦，因去了承德没见着。黄永玉在《大公报》做美编时与他同事，1953年回内地，在中央美术学院教版画，“文革”期间遭到全国性的大批判，谈起分别二十八年来的不同遭遇，他不禁感慨万千。
此行金庸与家人的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远到新疆，到了许多他长期以来心向往之的地方。神奇而美丽的天山、辽阔的蒙古草原、黄沙弥漫的大漠……都曾出现在他小说中，但那只是纸上的神游和想象，这些地方他并没有去过。《书剑恩仇录》中的长城、新疆、天池、兰州，《白马啸西风》中的高昌古城，《射雕英雄传》中郭靖长大的蒙古那一望无际的草原、悠闲自得的羊群、一个个蘑菇般浮起的蒙古包……这一切似曾相识，如梦似幻，如今真实地出现在他的眼前，郭靖的面目依然是那样清晰。
这天将到傍晚，行到了一座大山之侧，那少女一抬头，忽然惊叫起来。陈家洛依着她目光望去，只见半山腰里峭壁之上，生着两朵海碗般大的奇花，花瓣碧绿，四周都是积雪，白中映碧，加上夕阳金光映照，娇艳华美，奇丽万状。那少女道：“这是最难遇上的雪中莲啊，你闻闻那香气。”陈家洛果然闻到幽幽甜香，从峭壁上飘将下来，那花离地约有二十余丈，仍然如此芬芳馥郁，足见花香之浓。那少女望着那两朵花，恋恋不舍地不愿便走。
这是他笔下的天山雪莲，陈家洛初遇香香公主，采雪莲给她。二十几年后，他第一次来到天池，几个维吾尔族小孩手里捧着真的天山雪莲，他笑道：“呀，原来是这样的。”他用一元人民币买了两朵，这是干了的雪莲，远没有他小说中那样美丽。
在北京，金庸登上万里长城，炎炎夏日没有挡住他的兴致。他还去过西安、成都、重庆，坐船经三峡到宜昌，又从武汉到上海、杭州，先后到过十三个城市。他曾在重庆求学，也饱尝过失学的痛苦。他在杭州《东南日报》开始一生的报业生涯，上海《大公报》是他生命中重要的转折点。这些旧游之地三十年后重来，早已物是人非。在登山临水之际，他没有失去职业性的敏感。每到一地，他就与当地的人民接触，和他们谈话，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愿望，他们对国家、对领导人的期望。
内地三十三天的行程归来，《明报月刊》记者问及此行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时，他“发觉中共从上到下，不再浮夸吹牛，多讲自己的缺点，很少讲成绩”。1973年他第一次到台湾，印象比较深刻的也是这一点。
他感觉到的变化，“最主要是人们的恐惧感大大减少，在日常谈话中，人们对不满的事情毫无顾忌地说出口来。其次是各种令人讨厌的提防猜忌和政治措施极少存在。飞机场和火车站上不再见到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来回巡视。拍照毫无限制，也不必先冲印了才能带出来。在火车上，广播中不再长篇累牍地诵读《人民日报》社论或毛主席文章，而是播放轻音乐，包括台湾的《阿里山的姑娘》《橄榄树》等，甚至有‘Jinglebells，jinglebells’的圣诞音乐”。
谈及内地老百姓的生活，“总的说来，内地人民的生活条件还相当艰苦，尤其是居住条件。我去了七八个老朋友和亲戚的家，他们都住得很差，令人心中很不安”。“食品供应是大大地改善了，粮票的作用已不大，多数食物都可以在自由市场上买到。国营菜场中买菜买肉还是要排队。衣着不成问题，交通大家都骑自行车，最大的困难似乎是住屋。”
“知识分子也很兴奋，主要是没有政治运动，没有整肃、斗争、清算那一套，可以自由研究，当局鼓励读书。”
《明报月刊》9月号因刊载《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邓小平与金庸的谈话记录，出版三天就全部卖完，9月9日加印，过不了几天又售罄，9月13日第三次加印。金庸多年来写的社评、小说以及其他体裁的文章都很受重视，很受欢迎，这次他去中国各地旅行回来，大家当然希望听听他的所见、所闻、所思，再版三版，并不奇怪。“《中国之旅》抢购一空，也证明大家实在关心中国，更想知道熟悉中外政治形势的知识分子怎么看中国的今天和明天。”
四、“我心里很乐观”
金庸第一次访问台湾时，他的小说在海峡两岸都是“禁书”，只有两岸高层领导人才有“特权”可以享受。“你猜邓小平和蒋经国的共同读物是什么？……答案是金庸小说。”当他复述这个听回来的“秘密”时，脸上挂着格外灿烂的笑容。
甚至海峡两岸政治上对立得很厉害的人，国共两党人士，平时谈不拢，对金庸小说都很一致，都爱读。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先生，可能是内地最早接触金庸作品的读者之一，据他夫人卓琳女士说，邓先生在七十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托人从境外买到一套金庸小说，很喜欢读。……而据台湾新闻界人士透露：海峡对岸的领导人——国民党中央前主席蒋经国先生，生前也很爱读金庸作品，他的床头也经常放着一套金庸小说。
1980年10月起，广州的《武林》杂志连载《射雕英雄传》，标志着金庸的武侠小说登陆，第一天发行就卖出四万多册，赶紧加印。《武林》成了广州最畅销的杂志。不过只连载到第四回就停止了，因为盗版书已出来。1981年7月26日，《明报》报道了《广州首先解禁武侠小说》。
金庸的内地之行，与邓小平的会面，打开了与大陆关系的新局面，最明显的变化是，《明报》社评的批评字眼越来越少。也是从这时起，他对整个中国充满了一种乐观的情绪：
对中国内地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我觉得中国内地目前发展经济的基本政策是对的，但应当逐步让人民有更多自由，更多的机会。……
从前中共和台湾的政策都不大好，甚至不好，我就两面不赞成，人家说我“左右不讨好”。现在我觉得双方的政策都在进步，有人就说我是“左右逢源”。其实男子汉大丈夫，既无求于人，又需要讨好什么、逢迎什么？
自60年代以来，《明报》的中国报道就具有权威性及影响力。金庸与邓小平会面后，《明报》进一步加强了对大陆的报道，并享有北京官方给予的特权，中新社每天都向《明报》提供中国方面的消息，《明报》有选择权，不是每篇稿子都用，如果采用，则可以“本报专讯”名义报道。这一特权，连左派《文汇报》《大公报》都没有。因此引来各方面的揣测，《明报》与北京官方是否有什么不寻常的关系？是否已改变一贯中立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金庸重申“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的办报信条：
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有条件在报刊内容上兼收并蓄，在意见上尽量欣赏任何一面的好处，尽量“与人为善”，可以有条件独立生存，无求于人。……总之是设法做到无愧于心，尽一个报人的责任就是了。
但外界依然议论纷纷，香港一家杂志发表文章，说金庸办报成功，在港置了不少房地产，资产大了，舍不得放弃，又害怕将来共产党收回香港后收回这些财产，故改变立场讨好某些方面，以备局势一旦有变，可以保住身家。金庸反驳：“那真是门缝里瞧人，把人看扁了。如果局势真的有变，难道‘讨好’一下，就能保住身家吗？如果连这样简单的道理也不明白，我怎么还有资格来评论世事时局？”
1983年5月20日，金庸以社评形式发表声明《自由客观，决不改变——<明报>出版廿四周年》，一再承诺“自由客观的风格决不改变”：
我们有一个斩钉截铁的志愿：决不会对不起《明报》的老读者。如果环境变迁、条件变动，《明报》不可能再维持自由客观的风格，我们立即关门收档。……
我们不信局势会变得很糟。中共目前务实派的路线，对中国国家人民有利，长期来说，对香港也有利。……但世事往往有出于意料之外的不幸变故。万一中共极左派复辟，香港人失却自由与法治，《明报》怎样？ 《明报》当然停刊不出，我们办报的人走得掉的就溜之大吉，走不掉就沉默偷生，活一天算一天。在此以前，我们出版一天，就一天为维护香港人的自由与法治而努力。
1984年，他又解释：
我们不是无原则地批评，例如共产党不可以说它一无是处，要是它做什么也是错的话，这个政权两三天已垮台了，不会发展至今。它也有合理的地方，不可单凭一己偏见反对它。我们只是秉持实事求是、公正客观的原则办事。
这一连串表态一度平息了舆论对他的批评，却因《明报》专栏“哈公怪论”突然腰斩而再起波澜。哈公原名许国、许子宾，福建泉州人，1933年生于菲律宾，1951年来香港。70年代后期开始在《明报》副刊开设“哈公怪论”专栏，以冷嘲热讽、嬉笑怒骂的文字，吸引了不少读者。1984年5月25日，香港电视播出邓小平怒斥耿飙、黄华“不在香港驻军是胡说八道”的新闻后，哈公写了一篇《八道胡说》的怪论，《明报》压下不发，于是他罢写九天。1985年9月1日，“哈公怪论”再次出问题，有媒体披露金庸有短简致哈公，示意“哈公怪论”不能再写了，而哈公称，“不是示意不能再写，而是示意要‘炒鱿鱼’。”10月4日，金庸亲自执笔，以“明报编辑部”名义在原来“哈公怪论”位置刊出《关于<哈公怪论>》逐一辩驳，哈公对此则有八处亲笔批注。《明报》副刊的“哈公怪论”从此没有恢复。1986年1月28日，金庸在《什么是言论自由？》社评中辩称：
《明报》以前对中共的政策猛烈抨击，近年来却赞扬多而抨击少，这并不是我们自律了，而是根据理性的判断，以前中共专制横蛮的政策必须予以抨击，目前中共开放改革的政策值得赞扬鼓励。……近来我们对中共的批评比较温和而婉转，主要是对事而不对人。这是事实。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在支持开明改革路线，在反对保守顽固路线。
后来，《明报》开辟“自由论坛”版，“哈公怪论”又有了一席之地。1987年2月因一篇怪论被压，哈公第三次罢写，“哈公怪论”最后消失。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闻占了《明报》的三分之二篇幅，“特约通讯”栏经常刊出徐铸成等名家的文章。经高层批准，《明报》可以在中国境内限量发行，虽只限于党政机关、宣传文化机构订阅，但《明报》毕竟悄悄地进入了内地，几年后发行量突破一万份。1989年6月11日，金庸在社评中称：“过去几年中，《明报》能有限度地不公开进口，高层和中级干部、大学教授讲师和研究生，报刊的编辑人员有机会天天看到。我们希望能带进外界的讯息，帮助能影响中国前途的人士多了解世界真相，把中国带上富强康乐的道路。尽管我们的作用很小，总觉得是努力在为国家民族尽一己之力。”
五、追念胡耀邦
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问题，在北京草签《中英联合声明》。两个多星期后，金庸再次应邀访问北京，这一次安排他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会面。10月19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即将举行，主持会议的胡耀邦抽空在中南海与金庸会面，在座的还有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等。胡耀邦一见到他，便热情地说：“很欢迎你到北京来！……香港的朋友们以前见过几次，个别会见谈话的，你是第一位。”胡耀邦将55岁的胡启立、42岁的王兆国介绍给他。
胡耀邦谈到当天上午在民主党派人士会上讲的话：
若说哪一个人“无比英明”，我说言过其实。你说我们比较“开明”，可以。开明是开，开放是开，广开言路是开，开诚布公是开，开创局面也是开。英明还加上无比，就不那么合适了。
他接着说，“我们开创这个局面不外靠小平同志说的三条，一靠正确的政策，二靠集体，三靠有远见，有长远打算，要提拔年轻干部，关心下一代”。
胡耀邦透露“四人帮”还活着，每天看电视、看报纸，国庆节在电视上看了阅兵游行。“江青看了电视，她说邓小平那么健康，真没想到。她说她和邓小平本来没有什么大的分歧，只是小问题上有分歧（众大笑）。她是顾左右而言他。”说到华国锋、汪东兴，“他们不同，他们打倒‘四人帮’有功，不过错误也不少”。“他们还是坚持那一套，想搞第二次英明领袖。华国锋现在的待遇比我高……我们总结了历史经验，对犯了错误的同志，生活待遇不降低，子女不受影响。”
金庸问及：“海外人士担心，推行藏富于民的政策，不可避免会发生有人钱多有人钱少，一部分人富，一部分人穷，社会上不免会有矛盾。中央对此有什么考虑？”胡耀邦让胡启立做了回答之后又补充说：
这里有一个引导的问题，也有政策问题，不着急。中国还有贫困地区，我们还给予补助和救济。宪法规定，劳动力不是商品，可以付给一定的报酬，保持较好的待遇，但劳动力不能买卖，不能变成人身依附关系。这就根本不存在劳动力的剥削问题。“生产致富”与“剥削别人劳力”是两回事。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是不会受到冲击的。
谈话结束，胡耀邦说：“查先生明天不走吧？明天中午简单广播，后天早上可以拿到我们三中全会决议全文。欢迎你下次再来，全国没有去过的地方，可以到处去看一看。”
初次见面，胡耀邦坦率、热诚、开朗的个性，给金庸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这次到北京，金庸还想看望罗孚，罗于1981年以“间谍罪”判刑，当即假释安排在北双榆树的一套住宅。金庸向接待他的中国围棋协会主席、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提出这个要求，被婉辞推掉了。
当年金庸与左派圈子交恶之后，老同事只有罗孚有胆量与他保持联系。在双方阵营视若敌国的年代里，仍维持了“人的交往”。以后，当罗家遇到困难时，他也伸出过友谊之手。
金庸对内地充满了美好的期待。1986年1月，《明报月刊》二十周年，他在《丙丁之岁》一文中说：
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苦难的“文化大革命”之后，眼见正在逐步走上治平的正轨，希望在今明两年之中奠定不易之基，从此兴旺发达，永无变乱——“变”当然是要不断地变，然而是越变越好，变而不乱。
胡耀邦是邓小平之外，金庸最心仪的中国领导人。三年后，胡耀邦去世时，他写下充满感情的社评《致力改革、正直诚恳、深得人心》：
然而中国成千上万老百姓，尤其是知识分子，对他着实有一份敬爱和亲厚的感情。与其说他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功绩，因而使人爱戴，不如说由于他对开放和改革的热诚与坚持，坦率性格之可亲可爱，感动了千千万万中国普通人民的心。……
胡耀邦是成功的，他赢得了海内外无数中国人的感佩和敬仰。
那年4月22日金庸的社评又说，“胡耀邦的作风和主张，令他成为青年人心目中的爱戴人物”。
1993年3月18日，金庸应国务院新闻办、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邀请，再次来到北京。第二天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江泽民在中南海与他见面时说：“我们年纪都差不多，也都是在胜利（引者注：指抗战）前后和解放前上的大学，都经历过民族和国家的艰危困苦，有许多思想感情是共通的。我读你的政论文章，有些地方能起共鸣。”临别时，江泽民送了十七本书给他，包括《浙江文化史》《浙江地名简志》《浙江方志源流》《浙江民俗研究》等，都与他家乡有关，其中有一本《两浙轶事》，江泽民笑着说：“这里面有一篇关于你中学时代的事，很有趣，说到你在中学时给训导主任开除的经过。”
此行金庸最大的感慨之一是，中国不再把阶级成分作为任用干部的决定性条件，上大学、分配工作、婚姻、考核等许多方面，也已不再计入阶级成分的因素。“这个干部政策的大改革，是在胡耀邦手里完成的。中共对此一直不作什么宣传，其实这件事重要之极。”他想到自己的家庭出身，外交官之梦因此破碎，认为一个人因出身不好而受歧视，终生不能与别人平等，那是最大的违反人权。“中共取消阶级成分制度，是十年来在人权问题上所作的最大改进，欧美国家对此全然缺乏了解。”
胡耀邦的音容笑貌长留在他的记忆当中，离京之后，金庸到山东东临渤海的最尖端“天尽头”游览，见到两块胡耀邦题字的碑，一块是“天尽头”三字，另一块是“心潮澎湃”四字。风景管理处要他题字留念。他想起当年胡耀邦豪爽而毫无保留的谈话，想起胡对国家所作的贡献以及正直的性格，写下这几句话：
天尽头，地尽头，东望沧海水悠悠。追忆胡耀邦，心潮澎湃不能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