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报月刊》
1965年下半年，金庸决意创办《明报月刊》时，《明报》已出版六年，发行和广告都有了基础，脚跟站稳了。办一份独立、自由的综合性中文刊物，一直是他的梦想，早在《新晚报》《大公报》当副刊编辑时，他就和刘梵如、周榆瑞等同事有过筹划，只是那时没有条件。随着《明报》业务蒸蒸日上，初具经济实力，他的心思更为迫切了。
在与《大公报》的笔战中，金庸得到许多海外华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支持，促使他下决心为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办一本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中文刊物。他与分处亚、欧、美洲的数十位文化界朋友通信商讨了三四年，他们中有大学教授、留学生、作家、新闻工作者，包括姜敬宽、陈完如等人，从定位、内容到栏目、刊名等都有讨论。
1965年8月2日，他写信给大家，计划取名为《明报月刊》，主要是由《明报》拿钱出来补亏，由《明报》来做编辑、发行工作。他认为，这样一本比较理想的大型杂志，每月的亏累数字恐怕相当不小，不能靠朋友们捐助来长期维持，他想以《明报》的人力、物力、组织力来支持，《明报》有排字房、印刷所和发行系统，而且有出杂志的经验。除了名称与《明报》有联系外，杂志的内容完全独立，不受《明报》编辑部的干预，言论和立场都是独立的，作者有充分的自由，决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明报》提供的只是物质上的支持，杂志的成败久暂，完全取决于能否得到海外学人的热心参加，他只是代表《明报》出钱出力来参与这个计划。这个计划是大家所共有的。
金庸想把《明报月刊》办成“五四时代的北京大学式”“抗战前后的《大公报》式”的杂志，以严肃负责的态度，对中国文化与民族前途能有积极的贡献，同时有“温和可亲，富于人情味和幽默感的一面”。在经济上，他希望每月的亏累能逐步减少，以至于能自我平衡。他深知不能以“中国士大夫”的方式来办这个杂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事业要长期持续下去，需要有企业化的经营和管理。但也不是纯粹的生意经，因为它是“不营利”的，即使贴钱也要办下去。
经过四个月的筹备，到了11月、12月，金庸积极发稿、选画、编排、校对、修改，1966年1月初，《明报月刊》创刊号在香港悄然问世，他在“兴奋中带着惶惑不安”，写下《发刊词》：
这是一本以文化、学术、思想为主的刊物，编辑方针严格遵守“独立、自由、宽容”的信条，只要是言之有物、言之成理的好文章，我们都乐于刊登。对于任何学派、任何信仰的意见，我们都决不偏袒或歧视。本刊可以探讨政治理论、研究政治制度、评论各种政策，但我们决不作任何国家、政党、团体或个人的传声筒。我们坚信一个原则：只有独立的意见，才有它的尊严和价值。任何人如对本刊所发表的文字感到不同意，我们都乐于刊载他的反对意见。
他想起《明报》副刊“自由谈”的编辑信条：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在他看来，有容就是门户开放，对任何一种意见都不歧视，无欲就是决不企图由此追求私利，除了读者的支持之外，决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和影响。《明报月刊》以后大致上就是按这个办刊思路做的，除刊载学术和思想性的文章、有关内地政坛内幕的文章，也登一些知识性和趣味性的文字。
因对销路没有把握，创刊号只印了两千份，没想到销路出乎意料地好，各处报摊五天内就销售一空，读者纷纷到报社求购，香港和外埠的代理商函电交驰，要求添补，因为加印彩色图版费时，需要一周，1月8日《明报》刊出“《明报月刊》道歉及再版启事”。读者谢时亭说，连跑了六个报摊才买到一本，而且正好是最后一本，立刻在街上读了起来。“在此时此地，能出版一本严正的大型综合性杂志——《明报月刊》，真是难能可贵了。”这大概是它一出刊就受到关注的原因之一。创刊号一再加印，一直印到第五版，约有上万册。
“明月”从创刊号起连载蒋梦麟的回忆录《西潮》，从第三期开始独家连载张国焘的《我的回忆》，张在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当时住在香港，回忆录一经刊出，就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反响，“明月”一炮走红。
“明月”创刊正是“文革”席卷古老中国的前夜，金庸自称跟“文革”对着干，彭德怀受迫害，“明月”发表文章称誉彭大将军，出版《彭德怀集》，记录他的功绩，披露对他攻击的不公道。北京揪斗吴晗、周信芳，“明月”附赠《海瑞罢官》《谢瑶环》剧本的小册子。邓拓、廖沫沙挨整，“明月”发表“三家村”的文章，出邓拓的集子，封面刊登漓江风景画时还附上邓拓的诗。更多的时候，“明月”并没有声明反对“文革”，但凡是“文革”批判、破坏的中国文化，“明月”都针锋相对地给予赞扬、肯定，黄胄、黄永玉挨批判，“明月”以他们的绘画为插图。沈从文、夏衍、秦牧的文章也都有刊登。“明月”上的文章与金庸在《明报》为红线女、周信芳等人执言的社评如《周信芳开始受清算》《为红线女抱不平》等相呼应，对文化的遭殃表达了无比的悲愤和惋惜。
金庸说，出版“明月”，“不但会累得《明报》垮台，而且会送了自己的性命。……而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办一本‘明月’那样的杂志，等于把胸口放在枪口之前。我不是不知道危险，当时年少气盛，干了就干了”。多年后回想，他觉得很对不起合作伙伴沈宝新，当时没有向他详细分析中间的危险与困难，没有说明这是“性命交关”的事。虽然大家都知道是金庸干的事，不会去找沈算账，但不免拖累《明报》。他一再说的“拼了命出版‘明月’”，“我决定把性命送在这刊物上的”，或许不无夸张，他当然知道，在人身安全有基本保障的香港，决心为中国文化拼命只是一种姿态，但有风险是确实的。
《明报月刊》创刊号
“明月”初创，金庸自任总编辑，助手一开始只有许冠三和王世瑜（助理编辑兼校对、秘书），后来增加黄俊东、丁望、司马长风、孙淡宁，王司马负责版头画和标题的美术字，有时封面也是他的画，印刷、发行和经理工作由沈宝新、戴茂生、陈华生、王陵等人操办。金庸决心将这份许多人认为绝不可能生存的刊物办成，当时他家在九龙，特意在港岛跑马地租了一层楼作为编辑部。他把间隔的墙壁都拆掉，连厨房也取消，成为空空荡荡的一间大书房，里面放满了他喜爱的图书、画册，他整天在这里查资料、翻图片、编稿件，“许多欧美出版的，相当精好的图片历史书、美术画册等，原是适应自己兴趣而购下的，没想到现在办月刊时派上了用场”。
虽然“明月”一问世即受到部分读者欢迎，但离金庸的理想还很远，他说，最初“过的是寂寥的岁月，作者不多，读者也不算多，在学人之间没能引起多大的注意”。他到各地旧书店着意搜求有关书刊，那段时间他常去日本，独自在东京神田町的旧书店中翻找旧书，寻找可以用作插图的旧图片，那时的心情也是寂寥的。
“明月”第一年，他废寝忘食，忙得不亦乐乎，很少回家吃饭，连《明报》的事也很少顾及。妻子朱玫每天在家里做好饭菜，坐船过海，给他送来，经常没法照料孩子，那时他们最小的女儿阿讷只有两岁多。有一天，这个向来文静的小女孩忽然爬到钢琴上，摔了下来，跌断了左臂。他接到大孩子的电话，连忙赶回家去，抱了阿讷上医院，阿讷没有哭，只是睁着圆圆的大眼睛望着他，他心中却在想着那一期的“明月”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插图，而发稿的期限已到了。
这一年金庸负责编辑，规划了“明月”的方针、内容和编排形式，“明月”已初步上了轨道。他每天还要写《明报》社评和武侠小说，工作量实在太大，他要物色一个总编辑接替自己。胡菊人就在此时进入他的视线，菊人在“明月”11月号头条位置发过《诗僧寒山的复活》。当时胡菊人在美国政府在港宣扬美国文化的刊物《今日世界》编辑部任职，月薪1200元港币，被视为优差，薪水高，而且假期多，职业稳定，人事简单，做满十年可以移民美国，还有退休金。金庸开出月薪2000港元、总编辑、全权负责编务不受过问等优厚条件，诚恳地邀菊人加入“明月”，菊人却犹豫再三，不是舍不得放弃稳定的工作和优厚的待遇，也不是不明白主编这样一本大型综合性杂志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而是当时想利用《今日世界》的优厚条件攒点钱，两三年后去外国读个硕士或博士，走教书、学者的道路。菊人把这个心思都对他说了。
金庸听完，停停当当、清清楚楚地说：“菊人兄，你到外国读书，准备将来做教授，这种想法当然没有错，但你想想，说到尽文化工作者的责任，说到在文化上所能发挥的影响力，就算你在大学里当一个学院的院长，也未必及得上一个像《明报月刊》这样的杂志呀！”这几句话打动了菊人，比什么月薪、全权负责都更来得有力，因为说到菊人的心窝里去了。1966年12月，胡菊人还未离开《今日世界》，就开始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编“明月”第13期，1967年春天正式到“明月”工作，编辑部这时已从跑马地搬到北角的南康大厦，和《明报》一起。
“文革”是“明月”早期的重要主题，“明月”不仅及时报道、评论“文革”动态，而且明确表达了维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对教条主义、个人崇拜，反对破坏中国文物，反对压制学术和文化人的坚定立场。“明月”回应“文革”的方式带有更多文化的色彩。1967年9月号的“北平的回顾”特辑，有沈从文、郁达夫、周作人等作家的美文，还印了精致的地图（以后常有内地各城市的彩印交通图）。那时，北京成了“文革”风暴的中心，菊人在《编者的话》中说，“但我们相信，它不会因斗争、夺权、革命等狂热的口号，而从此丧失了它一贯的风格和气质”。菊人将《明报月刊》办成了一份高水平的综合性知识分子读物，殷海光、徐复观、牟宗三、周策纵、余英时、夏志清、李欧梵、聂华苓、陈若曦、刘述先、汪荣祖、林毓生、夏济安、金耀基、余光中、陈子藩、唐德刚……港台及海外许多有影响的学者、作家经常为“明月”撰稿，余英时说：“我一生投过稿的报刊不计其数，但我始终觉得‘明月’最令我有亲切之感。自由、独立、中国情味大概是我对‘明月’最欣赏的几点特色。”殷海光听说《明报月刊》“背景亦最清楚”，愿意为它写稿。唐德刚整理的《李宗仁回忆录》、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汤因比的《人类文明的反省与展望》（司马长风译）等都在这里连载。“明月”在香港乃至海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经常写信给胡菊人，索取中国内地政坛的资料。“明月”成为《明报》系统的金字招牌，在知识分子当中备受尊崇。每期一出，编辑部同人都很兴奋：“又生下一个仔。”
1971年钓鱼岛主权起争端，保钓运动风起云涌，“明月”不惜版面，连续发表报道、评论和考证文章，还有详图、参考资料，从历史、地质归属等方面详细论证这是中国的领土，黄养志等八人的《钓鱼台千万丢不得》（当时香港人称钓鱼岛为钓鱼台）长文，就从石油形成、油层地质，说到大陆礁层海底石油的发现。这些内容与《明报》社评相呼应，使“明月”成为这一运动的先锋刊物之一，因此销路大涨，短短几个月，就增销上万份。菊人回首当年：
我确是有在战场上打仗那样的心情，因为那时候中国局势天翻地覆，恶浪滔天，《明报月刊》成为批判“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最劲厉的杂志。与此同时，钓鱼台运动风起云涌，美日出卖中国权益，《明报月刊》也及时而有力地作出了强烈的回应。
如果说到尽文化人责任的话，查先生对我说的话果然实现了。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为这两件国家大事，可以像在《明报月刊》那样，尽到这样彻底的文化人责任。
这得感谢查先生。而查先生那句话，也确是使我在以后一直当编辑，至今未已，学者之梦当不成，但是文化人的职分倒是尽成了。
金庸说，他俩志趣相同，他对菊人极为放心，菊人接手后，十三年来自己完全不必为月刊的编辑工作费心，得到这样严谨负责的人来合作，是一生最大的好运之一。菊人也说，金庸给了自己最大的自由，他们合作无间。他们偶尔还会一起出马，1978年10月19日下午曾一同访问钱穆夫妇。
林行止回忆，在英国留学五年，主要的中文“精神粮食”就是“明月”，甚至说，这是他们那个时候追求知识、理想和文学欣赏的莘莘学子唯一的“精神粮食”。
1952年出生的作家陈冠中在香港长大，70年代从大学预科开始看《明报月刊》，上大学后更一期不缺。虽然没有碰到过其他同学跟他谈起“明月”，但他坚信大学象牙塔外，在香港和海外，“有个广阔的天地，里面都是知识分子，而他们个个看《明报月刊》”。他看过的《明报月刊》都是胡菊人主编的，在他心目中胡菊人就是《明报月刊》，代表着知识分子。陈冠中在大学时代即认定，写中文文章要登上《明报月刊》，才算是最高荣誉。1977年，他大学毕业两年，已自办《号外》杂志，他的第一篇万字长文《华人移民美国血泪简史》却投给了心仪已久的《明报月刊》，结果大大超出他的预期，不仅分两期在10月、11月刊载，上篇还被放在首篇位置，并以“编者的话”作了推介，令他受宠若惊。
龙应台回忆，70年代台湾的大学生，正是吸收“明月”的文化养分，在这养分中成长起来的，“香港对于我们那个时候的台湾，简直就是一扇自由的窗口，唯一有自由空气的地方”。从1967年到1969年，殷海光在跟学生卢鸿才、张伟祥等人的通信中不断提及《明报月刊》，叫他们寄刊物来，并说“在此间是珍品”，得知胡菊人要寄赠全套，他高兴极了。
研究现代文学史料的上海学者陈子善，直到1978年秋天，在门禁森严的新华社资料室初见“明月”合订本，“又惊又喜”，眼前展现的不啻一个崭新的世界，“政经学术，汇于一刊”。
“明月”的成长正好伴随着“文革”的进程，“破四旧”、焚书籍、“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大革文化命，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生灵涂炭，文物为灰，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令悠久的传统文化受到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侥幸逃过反右的知识分子也难逃“文革”一劫。胡菊人说，当时海内外中国人有一种中国文化将要灭绝的危机感，他们觉得“明月”就像是从垃圾堆里捡回了珍宝，一图一文都特别珍贵，似乎“明月”在做一种文化艺术救亡的工作。
金庸说，“我们决心保卫中国文化，你在中国内地摧毁中国文化，我们尽量在海外保护一小部分中国文化”。“明月”如同构筑了一堵墙壁，保藏中华文化中值得宝爱的东西。“我们宝爱中华文化，不仅仅是因为它有价值，并非纯是出于理智的考虑。我们生在这个文化环境中，吸取它的乳汁而长大，不管它好也罢，坏也罢，就是热烈地爱它。”“明月”带给他的不是滚滚财源，而是梦想成真，是声誉和满足，长期以来他都渴望着有一天办一份这样的期刊，不以营利为目的。每个月结账，有时赚一两千元，有时亏一两千元，如果赚得多了，也会在“明月”本身花去。房租、水电等费用则一直由《明报》贴补。因为创刊号受欢迎，月刊成本减低，所以他在第3期不仅增加了附录《海瑞罢官》剧本，封底还加印彩图，以符合非营利的宗旨。1976年1月，他在《“明月”十年共此时》中说：
现在阿讷十二岁了，已会翻阅月刊中的图片和一些最浅近的文字。原来，我们的孩子（我们夫妻二人的）和我们的刊物（我们工作人员与作者、读者们的）都已长大了。朋友们都说我们的阿讷很美很乖，也说我们的月刊办得不错。我只希望，当我自己的生命结束而离开这世界时，阿讷（还有她的哥哥姐姐）也仍是这样乖，过得很幸福。我们的月刊也仍是像过去十年那样，从不脱期出版，得到许许多多人的喜爱。
胡菊人说“收到好稿最快乐”，最难忘就是收到精彩的稿子，他特别记得陆铿的《三十年，大梦将醒乎？》，文笔内容兼美。1979年10月号大型特辑头条刊出（署名“陈棘荪”），他加了个编者按：“这是一篇踏实而大胆，情理兼备、文气如虹的好文章，谨向读者郑重推荐。”此文一出，好评如潮，美国政府赶紧翻译作为主要参考，台湾当局要军人阅读，并邀作者赴台，可见文章的感染力。
当年12月，《明报月刊》那一期的发行接近35000册，海外订户超过三分之一。这是“明月”的黄金时代，最多一期曾发行到4万多册。
二、《明报周刊》
早在1964年1月12日，《明报》就和《南洋商报》合作，星期天出版彩印的《东南亚周刊》，八开，十六页，随报赠送。以后改为单张对折印刷，改名为《明报星期画刊》，也是随报附送。
1968年前的几年，《明报》不断收到外地读者来信，要求他们出版海外航空版。这些读者绝大多数是香港出去的，他们在香港读惯了《明报》，虽然离开了，但对香港的事物还是恋恋不舍，《明报》就是其中之一。但金庸考虑出航空版的费用巨大，担负不了。“明月”一个月才出一期，又偏重学术性，无法满足这些读者的要求，所以他早就计划出版一份周报，一方面向香港读者介绍全世界一周来的大事，另一方面向海外读者介绍一周的香港新闻。他希望能集纳各地中文报刊的精华，编成一本既有娱乐性又有知识性的周刊，使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同胞可以每周一次获知中国的消息。周刊筹备了很久，配备的人力物力在同类刊物中都算得上比较充分。周刊的内容虽与日报、月刊很不相同，却也是相互辅助的：日报因为篇幅限制，很多资料和文件不能都发表，他希望由周刊来补足这个缺陷；与月刊相比，周刊则更偏重新闻性。
1968年5月20日，在《明报》九周年社评中金庸就宣布创办《明报周刊》，拖了半年，试版多次，从形式到内容一次又一次地作了调整，到11月17日才正式问世。之所以如此郑重其事，是因为他们不断提醒自己，《明报》和“明月”的读者会对周刊抱有相当的期望，不能辜负了这番期待。当天，金庸的社评就是《<明报周刊>创刊——向明报读者们致谢》。
《明报周刊》为八开，二十页，不随《明报》附送，独立发售，定价五角。它不是香港第一本周刊，之前已有《星岛虎报》《星岛周刊》。一开始，不少人认为这个计划一定失败，周刊向来免费赠送，突然要读者出钱去买，会影响销路。而且当时的报纸，一份也不过一角，“明周”却要卖五角，无法竞争。金庸却相信自己的眼光，“我们可以加多一些彩色，内容走一些较适合家庭妇女们看的软性文章路线，我想是会有销路的”。
《明报周刊》创刊号
如果说《明报》“自由谈”追溯的是《申报》的“自由谈”副刊，月刊让金庸羡慕的有《申报月刊》和《东方杂志》，周刊他想过要效仿的则是当年的《国闻周报》，因为它比日报的销售时间长了七倍，比日报流传更广，及于当时中国多个偏远的省份。他说：“取法乎上未必就一定能得乎中，但想到一个光辉的榜样，似乎总有一些轨迹可循。”
创刊前金庸想办一份偏重新闻性的周刊，但从一开始便是以娱乐性为主，创刊号的封面人物是一位不知名的日本模特，穿着黑色泳装。内容有港闻，有国际新闻，有经济，有娱乐，有戴天、陆离、亦舒等人的专栏，娱乐是重要特色，这期的新闻有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大孙女结婚、香港影星洪波在台北自杀等。
时值“五月风暴”之后，香港的秩序已恢复，经济开始复苏，“明周”的出现正好符合了市民的阅读趣味，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要。“明周”对香港的生活尤其关注，《香港的夜色是世界上最美的，但这夜色值多少钱你可知道？》《香港海底隧道的最新发展》《四十元赌马可以富甲香港》《轰动香港的万丽娟事件》《尼克逊嫁女》《马思聪嫁女记》《中苏冲突幕后大秘密》《香港总督月薪几何？》，从这些文章标题可以看出，“明周”与走知识分子路线的“明月”大为不同。
1969年下半年，因为“明周”主编潘粤生要筹办《明报晚报》，故由《明报》采访主任、娱乐版主编雷伟坡接任“明周”主编。一开始雷说“明周”是潘编的，不能接受。金庸说，潘已经不编周刊了，你是他临走时举荐的，不信可以马上打电话问问他。就这样，多加点薪，也多加点辛，雷伟坡编起“明周”来了。当时销路只有一万多本，有一点亏蚀，编辑部只有四个半人，金庸实行精兵政策，再减一人，省下来的薪水，用来补贴稿费开支，稿费提高一倍，同事写稿可以另得稿酬，多劳多得，增辟封面特写，加设封面标题……几个月下来，收支就平衡了。
雷伟坡是资深的娱乐记者，《明报》娱乐版的专栏拥有不少热心读者。为了扩大销路，增强周刊的刺激性，他大胆创新，大量聘用女记者、女编辑来采编娱乐圈新闻。《香港小姐何秀汶情书》轰动一时，是何写给前任男友、影星陈百祥（绰号阿叻）的，写信时陈还未成名，跟朋友组织了一支乐队在夜总会演出，是个标准的花花公子，女朋友成群，何不过其中之一。此时陈已在电影界出头，“何秀汶情书”恰好满足了一些市民对其过去感情生活的好奇心，“明周”一下子增加了好几万发行量。雷伟坡到处挖掘娱乐圈的秘闻，经常刊载独家娱乐新闻。由于他长期从事娱乐新闻工作，与很多影视歌星有交情，报纸娱乐版的版面又有限，所以他们更愿意向“明周”披露一些私生活和感情秘密。在雷伟坡手里，“明周”逐渐变成一本娱乐周刊，重点报道娱乐圈的消息，开创了香港娱乐周刊的先河。
金庸最初不大赞同登情书，他把编辑找来骂，说人家的隐私不能登。“如果传媒只为赚钱，倒不如开个舞厅、妓院赚得更多。那时人家买《明报》，便是因为它不咸湿，不下流，不侵犯隐私。”1971年1月17日，“明周”114期刊登《陈齐颂的情书》，说是“情书”，其实是26岁的女演员陈齐颂写给家人的信，关于她和黄天佑在美国恋爱、订婚的事。
1973年4月15日，“明周”的封面人物是香港功夫巨星李小龙。7月，李小龙猝然去世，雷伟坡立即动用全部力量进行采访和搜集资料，在最快的时间内编了一期《李小龙专辑》，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几次再版，都卖到断市。从8月到9月，“明周”好多期都有李小龙的内容，不乏独家报道，如《两个软化李小龙的女人》《林燕妮为李小龙伸冤》《李小龙事件牵连第三个女人》，252期的封面标题是《从医学观点看李小龙死因》。李小龙的死，使“明周”攀上一个高峰。这一年，19岁的台湾美女林青霞也首次出现在“明周”封面。
“明周”偏重娱乐，但娱乐不是低俗；强调生活，而不止于吃喝玩乐。“明周”与香港市民共呼吸，他们所关心的社会大事在“明周”也都有体现，只是角度更生活化和娱乐化。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明周”9月12日这期刊载《毛泽东每月薪水几何？生前最喜欢吃些什么？》，9月19日刊载《基辛格眼中的毛泽东》等。
《明报周刊》封面人物李小龙
明报集团行政委员会雷伟坡（右三）、董桥（右四）、许孝栋（右一）等在开会
在雷伟坡的苦心经营之下，“明周”的发行量不断上升，到70年代，每年赢利几十万元，80年代暴涨到一两千万，1990年的广告收入就有7500万元。“明周”的成功在香港带动了一股娱乐周刊的热潮，同类周刊纷纷诞生，百花争艳，而“明周”稳居娱乐周刊的榜首。广告虽是它的生命线，但金庸说：
广告影响我们（实际影响不大）只有一宗。有一次《明报周刊》有一篇文章，关于一瓶白兰地酒，指其在港的售价远比新加坡为贵。本来该瓶白兰地酒早已在我们报纸预订了一大版广告，本报经理因此前来和我研究，看是否仍然登该篇文章。我读后，觉得该篇文章写得不错，且那酒没有理由在两地的售价相距那么远，便决定即使失去该版广告也照登。文章刊出后，该白兰地酒那版广告虽如期刊登，但后来再去争取广告就有困难了。
正如“明月”的成功离不开胡菊人，“明周”的成功也离不开雷伟坡。
陈冠中回忆：“70年代是《明报周刊》的年代，香港人每星期日一家人上茶楼饮茶，都会带上一本，以作谈资。明星都很配合，谁要离婚，谁跟谁好，都自动在‘明周’报料，狗仔很友善，主编雷伟坡在明星社交照片下的按语，抵死幽默。当时还有《新知》等多份大开本周刊，各有卖点，但动摇不了‘明周’霸主地位。”
“明周”成为香港历史最久、发行量最大的娱乐周刊，1982年起香港的“八卦”周刊满街都是，也没有威胁这份周刊的销路。它不仅报道娱乐消息，也报道大众关心的政治和经济事件。“明月”“明周”如同《明报》的一对翅膀，有了这两本刊物，明报集团粗具规模。金庸说，《明报》机构中，最赚钱的是《明报》，其次就是《明报周刊》。
三、《明报晚报》
“五月风暴”前夕，金庸已将《明报》的触角伸到海外，他与新加坡梁介福药行创办人梁润之合股创办《新明日报》，他是大股东。1967年3月18日，先在新加坡正式问世，4月8日又在吉隆坡出版，宣布“以文人办报方式，图发扬中华文化，促进国家社会繁荣及团结”。起初新、马两地用同一个版，1968年12月16日起，分头在两地排印、发行，分为新加坡《新明日报》和马来西亚《新明日报》，不过副刊、小说的稿件则港、新、吉三地同用。在马来西亚办报不像香港、新加坡，《新明日报》在吉隆坡印妥后，需整夜开动大批货车把报纸运往别地。马来西亚《新明日报》创刊之初，就以独家连载金庸武侠小说、刊出内幕娱乐新闻及副刊、马经等特色吸引读者，每天出六大张，售价一角。从《明报》编辑部、经理部派出去的工作人员，在当地获得良好声誉。两家中文报纸在当地发展很快，不到几年就跻身大报行列，成为发行量最大的几份中文报纸之一。到1979年，新加坡《新明日报》已日销10万份，因当地政府的严格限制（外地人士只能持有新加坡公司3%的股份），金庸就将股份退出了。
1967年9月22日，金庸又创办《华人夜报》，王世瑜为总编辑、督印人，沈宝新为总经理，社长是他妻子朱玫。王世瑜（1939— ）1961年珠海书院文史系没毕业即考入《明报》当校对，第四个晚上，金庸就叫他做助理编辑，“明月”创刊，他成为主要助手，一步步升到了《华人夜报》总编辑。
《华人夜报》最初是一份娱乐性晚报，走大众化路线，以报道吃喝玩乐为主，还有一些色情内容（不断推出香艳小说，艳情小说等），创刊不久，就有3万多份发行量。据说朱玫对《华人夜报》和王世瑜很不满，认为报纸刊登这些色情文章，有损报格，王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予理睬，双方发生争执，朱玫要求金庸立即辞退王世瑜，他左右为难，王则一气之下带着多名得力记者辞职走了。《华人夜报》难以维持，于1969年停刊。
此时明报集团已粗具规模。1969年5月21日，《明报》创刊十周年次日，金庸在《“十年辛苦不寻常”》社评中说，报庆酒会上来宾中至少有十人对他说，《明报》是自己的报纸，为自己的报纸创刊十年纪念而庆祝。有一位朋友说，“十年来，即使是台风的日子，也冒大风大雨，开了汽车去买一份”。当年10月17日，《明报》转载《星岛日报》前一天的消息，香港中文大学集体通讯中心9月进行调查，香港读中文报的居民中，有11.2%的人阅读《明报》，仅次于《星岛日报》和《星岛晚报》。
11月28日，《明报》“自由谈”刊出《<明报>晚报将创刊》一文。12月1日，《明报晚报》创刊当天，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明报>的小七妹诞生》，说由于篇幅所限，有相当多的新闻、特写、故事、分析文章无法在《明报》刊登，而这些材料内容都颇为不错，值得读者阅读，晚报将成为日报的补充报纸，日报上已有的，晚报不再重复，晚报上刊载的内容，极大多数也不能在日报上读到。晚报上的小说与散文，执笔者尽量与日报不同，他希望日报读者也能成为晚报的读者，日、晚报加起来能满足他们的全部要求。比如，香港经济近十年空前繁荣兴旺，但《明报》对本港工商业的报道和服务颇为不足。晚报辟有“香港经济”版，将在这方面努力，目前版面太少，但日后将全部扩充。《明报》虽有种种缺点，但有它的与众不同之处，有独立的品格和立场，将在晚报继续保持。“大哥与七妹的气质、思想、品格是一样的，但外表、谈吐、举止却完全不同。大哥严肃些，七妹愉快活泼些，年轻漂亮些。”
从1970年1月起，他的短篇武侠小说《越女剑》、系列随笔《卅三剑客图》在《明报晚报》连载了两个月。他根据清代画家任渭长的《卅三剑客图》创作，别出心裁，依画成文，有考证，有想象，有回忆。
“明晚”介于严肃与通俗之间，以白领阶层为对象，与《华人夜报》走的是不同路线。“明晚”初期只有“香港经济版”，经济新闻占了30%，25%左右的版面刊载马经、娱乐内容，没有社评。“明晚”初创的一年半，他的大部分心力都用于晚报。1972年初，“明晚”大致定型，成为一份以经济为主的高级晚报，关注财经和股市消息，日发行量四五万份，试图与创刊于1938年8月、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星岛晚报》（10万份）一较长短，争夺读者和市场份额。
“明晚”副总编辑林山木（笔名林行止）1940年生在广东潮州，中学毕业就踏入社会，60年代初进《明报》做资料员，勤奋好学，深得金庸赏识，1965年金庸资助他到英国剑桥工业学院攻读经济学。1966年初，他在英国收到《明报月刊》创刊号，里面还夹着金庸夫妇署名的大红致意卡片。从此，他经常为“明月”写“英伦通讯”。1968年，他替“明月”采访傅雷之子、钢琴家傅聪，这是他第一次以记者身份所做的采访，也是傅聪“投奔西方”后首次接受中文媒体的采访，在“明月”3月号刊出，受到广泛关注。他学成回港，正逢“明晚”创刊，从副总编辑做到总编辑，恰巧香港遇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个股市狂潮，一般报纸还没有财经版，“明晚”却以报道财经新闻为主。林行止的股评大受股民欢迎，成了股民心中的“财经权威”。“明晚”一般在下午一点多钟出版，许多股民要等到读了他的文章才做下午的交易，一时间“明晚”几乎成了股民每天必读的参考资料。
1973年7月3日，林行止离开《明报》，创办以报道财经新闻为主的《信报》，带走了许多“明晚”的专栏作家。他在发刊社评中向金庸和《明报》的旧同事致谢，感谢他们在《信报》筹备期间的指导和鼓励。他的出走在《明报》系统造成一次不小的地震，《信报》成为“明晚”最大的对手，它一面世，“明晚”发行量就直线下滑，以后一直徘徊在一万多份。林行止自办《信报》之后，在许多场合都会与金庸碰面。金庸一见他，会走过去握手，客气地称他“林先生”，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叫“山木，山木”。
负责“明晚”财经版的黄杨烈发现办财经类报纸有利可图，也脱离“明晚”，于1980年与人合资创办《财经日报》，内容、风格甚至版面编排都模仿《信报》，销量一直不足万份，广告客户不多，股东纷纷退股，难以支撑。无奈之下黄只好向金庸求救，借了二十万元，但报纸一直没有起色，再次向金庸借贷，金庸便提出收购报纸，也就是将以前的借款一笔勾销，同时由金庸付清工人工资和积欠的稿费。1982年，《财经日报》归入《明报》系统，到1985年仍连年亏损，金庸决定于1985年6月将《财经日报》与《明报晚报》合并，另办《企业报》，没办成。拖到1986年3月只好停刊。
1986年10月8日创刊的《明报电视周刊》昙花一现，不到一年就停刊了。
“明晚”拖到1988年才停刊，金庸遣散79名员工，补偿金发了两百多万元。当他决定停办“明晚”时，几乎全报馆的人都反对，认为这张报纸办了很久，曾经很成功。他说，“作为报人，我希望她能办下去，但作为企业家，看到她亏损，且没有好起来的可能，我只能把她结束。有人说结束会对我的声誉有损坏，我说如果不结束对我的声誉也是损坏，但过后人们会认为我的决定是对的”。
四、《鹿鼎记》：“韦小宝作风”
《笑傲江湖》连载结束，他只歇了十一天。1969年10月24日，他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开始在《明报》连载，到1972年9月23日刊完，一共连载了两年十一个月。
《鹿鼎记》从一场文字狱开始，金庸在注解中说，这段故事是为痛惜“文革”文字狱而写。当时，“文革”的文字狱高潮虽已过去，但惨伤愤懑之情，兀自萦绕心头，他不由自主地写进了小说中。《鹿鼎记》中的江湖也笼罩在争权夺利的阴云之中，韦小宝在神龙岛上见到了宗教迷狂般的“政治集训”，让人想起内地当时的“早请示，晚汇报”和“忠字舞”“语录歌”。
《鹿鼎记》在报上连载了一段时间，红学家林以亮偶遇金庸，谈起他的新作，向他深表欣赏，认为是开辟蹊径的尝试，隐然与西方新潮小说遥相呼应，男主角韦小宝是个“反英雄”，小说本身也是“反传统武侠小说”。小说的写法有些地方引用正史，表面上一本正经，骨子里却冷嘲暗讽，令人想起18世纪大诗人蒲柏“仿史诗”的讽刺作品。他听了这番话，兴致勃勃地嘱林以亮整理一下这个想法，日后《鹿鼎记》出单行本时写篇介绍文章。
韦小宝生于妓院，长于妓院，连名字也写不了，签名时只写一个“小”字，“拿起笔来，左边一个圆团，右边一个圆团，然后中间一条杠子笔直地竖将下来”。他不是英雄，而是“反英雄”，在他身上差不多能找到国民性中所有的弱点，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见风使舵、厚颜无耻、营私舞弊……但正是这样的人成为了生活中的强者，在朝廷他得到皇帝的宠信，身居高位；在江湖他得到天地会等帮会的信任。甚至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等一代大儒都要推举他做皇帝，吓得他手里的茶碗掉在了地上。他最后带着七个如花似玉的老婆飘然而去。韦小宝的成功，“使顾炎武的满腹经纶、陈近南的盖世武功变得一钱不值”。
韦小宝没有读过《资治通鉴》之类的典籍，但他从小就看戏、听说书，对历史上为争夺权力不惜血流成河、尸骨如出的故事并不陌生，他教罗刹国的索非亚公主先挑起天下大乱，然后乱中夺权，立竿见影。索非亚问他：“你怎知道叫兵士杀人、抢钱、抢女人，就可以杀沙里扎，杀彼得？”韦小宝微笑道：“中国人，向来这样。”金庸解释：“中国立国数千年，争夺帝皇权位、造反、斫杀经验之丰，举世无与伦比，韦小宝所知者只是民间流传的一些皮毛，却已足以扬威异域，居然助人谋朝篡位，安邦定国。”
从妓院到宫廷，从江山到江湖，韦小宝无往不胜的法宝到底是什么？有人总结，一是察言观色，随机应变，拍马常常拍得恰到好处，二是吹牛撒谎，随时随地可以漫天撒谎，糊弄人。
韦小宝总是脚踏两条船，两面讨好，处处为自己留后路。他善于搞人际关系，对上一套，对下一套，总是让人对他有好感。他善变，善于保护自己，什么时候都不吃亏，在不损害自身利益时，他慷慨大方，能与别人共享利益，还能大把花钱收买人心。他说：“我凭什么本事拥官晋爵？最大本事便是拍马屁，拍得小皇帝舒舒服服，除此之外，老子的本事实在也平常得很。”
“韦小宝自小在妓院中长大，妓院是最不讲道德的地方；后来他进了皇宫，皇宫又是最不讲道德的地方。”他的性格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形成的——
拉关系、组山头、裙带风、不重才能而重亲谊故乡、走后门、不讲公德、枉法舞弊、隐瞒亲友的过失，合理的人情义气固然要讲，不合理的损害公益的人情义气也讲。结果是一团乌烟瘴气，“韦小宝作风”笼罩了整个社会。
他性格中还有一点是适应环境，讲义气。这是一种生存的本能，“中国人口众多，土地有限，中国人一向在艰苦的环境里进行着异常的生存竞争，为了活命和繁衍，会用尽各种可能的手段……重义气这一点恐怕也跟生存环境的艰苦有关”。
《鹿鼎记》把“韦小宝作风”写得活灵活现，甚至不无赞许，因此淡化了批判的功能。“事实上，我写《鹿鼎记》写了五分之一，便已把韦小宝这小家伙当作了好朋友，多所纵容，颇加袒护，中国人重情不重理的坏习气发作了。”有记者问他：“韦小宝这个人物有没有您查先生的些许影子？”他毫不责怪，坦率地说：“在构思一些故事情节时，曾设想自己如果遇到韦小宝当时当地的境遇，自己也会做相同的选择。”
香港左派批评家在攻击、谩骂金庸时，就说他是“韦小宝主义”。
在现实生活中，乔峰这样的英雄只能选择自杀，韦小宝们却总是活得好好的。金庸以他对人性的理解和他对国民性的观察写出了另一个阿Q形象。在几千年的中国史中一直有两类阿Q，一类是鲁迅的阿Q，卑微地活着，卑微地死去，大多数中国人都可以从中看见自己的影子。韦小宝是另一种阿Q，是生活中的成功者，在他身上同样可以看见古往今来多少名流绅士、达官贵人的影子。
金庸的目光穿过人性的栅栏看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他心中的英雄已经死去，我们只能和他一起面对韦小宝。他写出了一个典型，表现了人性中的普遍性，从而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武侠小说。韦小宝无疑比乔峰、令狐冲、胡斐、郭靖更接近生活的真实，也更加生动。重要的不是他在清廷与汉人江湖之间站在哪一面，而是他的身上照见了多少中国人的影子。他是一面镜子，一面哈哈镜，照出了国民性中许多的丑陋，照出了中国人性格中不怎么光彩的一面。
精通日语的沈西城看过一套日本片集，是讲丰臣秀吉的，里面有一个小朋友，跟韦小宝一样靠拍马屁加小聪明起家，却令丰臣秀吉宠爱得不得了。这是根据日本作家矢田插云的小说改编的，内地、港台都没有中译本，金庸不懂日语，断无理由看过这本小说，“那么情节相同，是纯属巧合了吧”！
《鹿鼎记》真正的主角其实是康熙皇帝。在此之前，金庸的武侠小说始终贯穿着否定权力的线索，“侠以武犯禁”，侠与官、江湖与江山从来是对立的。《鹿鼎记》则完成了对权力的肯定，他心目中，这位开明君主“不但思想开明，而且很好学，还去学外国的学问”。
五、四分之一世纪
1972年9月23日，《鹿鼎记》在《明报》连载了1019天，结束时还有个小启：“金庸新作在构思中。明日起刊载古龙新作《陆小凤》。”但从此他的新作再无下文。
《鹿鼎记》成为金庸的封笔之作不是偶然的。1969年8月22日，《笑傲江湖》快要收尾时，他说：“只是为了写武侠小说可以帮忙增加销路，所以每日在自己的报纸上面写一段，这是有这个必要，非写不可，所以酬劳和一般情形就有点不同，报馆给我的稿费也很少，假定报纸与我没有关系，我就一定不写了。我现在写是为了娱乐。但是十部写下来，娱乐性也很差了。也许要停写几年，才再继续写下去也说不定。现在娱乐自己的成分，是越来越少了，主要都是娱乐读者。”“我觉得继续写下去，很困难。虽然为了报纸，有这个必要。有些读者看惯了，很想每天一段看下去。但是我每多写一部书，就越觉困难，很难再想出一些与以前不重复的人物，情节，等等。我想试试看是否可以再走一些新的路线。”
《鹿鼎记》可以看作是他新的尝试，属于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他走向了韦小宝。一部《鹿鼎记》，不再是英雄的慷慨悲歌，说是武侠小说，已没有“侠”。“‘大侠’走至穷途末路，那么金庸又有什么出路可以提供呢？他提供了三条路线：令狐冲的出世、韦小宝的玩世及康熙的以天下为己任。”从1955年起，十七年间，他一共写了十一部长篇武侠小说，四部中短篇，他用书名首字作了一副对联：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只有作于1970年的短篇《越女剑》没有包括在内。他的十五部武侠小说，“始于书剑飘零、指点江山，终于逐鹿问鼎、一争天下；始于乾隆的少不更事，终于康熙的老谋深算；始于红花会，终于天地会……始于天山，终于鹿鼎山；始于残缺的英雄，终于完美的流氓；始于查良镛自撰联语为回目，终于取查慎行的诗联为回目；始于‘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春忧郁，终于‘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强自宽解；始于‘齐人有一妻一妾’的茫然，终于唐伯虎坐拥七美的坦然；始于万隆会议开幕的序曲，终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尾声；始于书、剑，终于鹿、鼎；始以江山，终以天下……”
从商业利益来说，《明报》此时成了香港举足轻重的大报，有国际性的影响，不再依赖武侠小说吸引读者，明报集团也已粗具雏形，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生涯终于走到了尽头。“目前情况下，如果我的生活没有太大改变，可能就不再写了，一来我不希望自己写过的风格、人物再重复，过去我写了相当多，要突破比较困难；再者武侠小说出自浪漫想象，年纪大了，心境自然也不同。”
这些小说几乎都是每天写一段，大约构思一个钟头，写一个钟头，每段千字左右，当夜排版，次日见报，有些一写就是两三年，有时写到后面忘了前面是否交代过，有时没有伏笔，前后有些不连贯，情感、故事有漏洞，在报上连载总是比较啰嗦。“很多时候拖拖拉拉的，拖得太长了，不必要的东西太多了，从来没有修饰过。本来，即使最粗糙的艺术品，完成之后，也要修饰的，我这样每天写一段，从不修饰，这其实很不应该。就是一个工匠，造成一件工艺品，出卖的时候，也要好好修改一番。”从1970年3月起，他就开始修订前面的作品，当时《鹿鼎记》每天还在报纸上连载。直到1980年修订完成，足足花了十年时间。
其实，每次出单行本前，他都修订过一次，这次更是仔细，“几乎每一个句子都曾改过。甚至第三次校样还是给改得一塌糊涂。对负责校对的蔡炎培兄、明报出版部排字房领班陈栋兄及各位工友，常有既感且愧之念”。他个性坚毅好胜，对老朋友梁羽生1966年的批评很在意，努力学诗填词，研究格律，在回目上都重新下了工夫，其他方面也多有改动。
当然，即使经过十年修订，“在报纸上连载的痕迹”依然明显，情节安排中还有不少缺陷和不足，主要是巧合太多，偶然性太多，不合情理。他说：“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些文学的意味，（但）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比较好些。”他说的是实话，不只是谦虚。
从1955年到1980年，正是金庸人生的黄金岁月，从《新晚报》《大公报》到长城电影公司，再到自办《明报》，写武侠小说始终只是他的“副业”，却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名声。数十年后，《大公报》老同事黄永玉还很不理解：“这个人是很聪明、很有魄力的人，怎么最后弄得成一个武侠小说的著名作家？在我来讲是可惜了。”
“金庸”常常淹没了“查良镛”，多数海内外华人心目中往往只有金庸，倪匡说“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人知道他的名字”，算不上夸张。二十五年，四分之一世纪的漫长时光，有多少少年读他的武侠小说长大，不知不觉中受了他的影响，已不可能统计。岭南大学教授刘绍铭回忆，当年追读金庸武侠，到书店租阅，晨昏颠倒，一直到看完市上能供应的“现货”为止，看“书剑”时舍不得一目十行，而像嚼橄榄一样细心品味起来。
1948年生于香港、曾在美国波士顿大学获博士学位的吴霭仪说，“金庸小说是陪伴着我长大的读物，骗去了我不少的眼泪和梦想”。从8岁看《碧血剑》起，金庸的每部小说她都读了许多遍，对书中人物与情节的熟悉不在倪匡之下。“看金庸小说是十分危险的，有时工作太紧张，临睡前顺手拿来看几页调剂调剂、松弛神经，不料就追下去看到天亮。次日一边工作一边打呵欠，还要暗自埋怨自己不知约制。”
经济学家张五常1958年在多伦多追读《射雕英雄传》时，就对文学专家王子春说：“如果《水浒》是好文学，那么金庸的作品也是好文学了。”
陈省身、华罗庚、黄昆、王选、周光召、许倬云、金克木、陈世骧、夏济安、李欧梵、冯其庸……这些海内外学者都被金庸的武侠作品吸引。余英时60年代在美国就看他的武侠小说，1971年回香港，就请人介绍自己与金庸认识。
1954年生于马来西亚，1973年就读于台湾大学中文系的温瑞安，在马来西亚念小学时，开始接触到金庸的武侠小说，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千方百计或租或购，直到上大学还在狂读，最后也走上了写武侠的道路。
“海外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很少没有看过金庸小说的。一来外国生活枯燥寂寞，十分需要娱乐，二来长久与家乡分隔，很渴望多接触一些中国人的东西，比如看中文书、吃中国菜，等等。金庸小说娱乐性高，而且充满中国文化味道，于是便成了留学生的热门消遣，许多金庸的忠实读者，都是在留学时代开始迷上金庸的。”刘绍铭说，在华侨小孩中，这是“最不用父母鼓催，孩子也会看得津津有味的中文读物”。
当《笑傲江湖》在《明报》连载时，越南西贡有二十一家中文报、越文报和法文报也在同时连载。越南国会中辩论之时，常有议员指责对方是“岳不群”（伪君子）或“左冷禅”（企图建立霸权者）。当时南越政局动荡，一般人对政治斗争特别感兴趣。金庸笔下的人物更是香港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话资料，香港人论政，常会举出他笔下的韦小宝、令狐冲等人，“这当然反映出这一类读者的水平，无法用较高层次的人物和事件来说明问题，思想中熟悉的就只能是这种虚构的武侠人和事”。
自1959年以来，十几年间，正是金庸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成就了他的事业，使《明报》从一张微不足道的娱乐小报，成长为香港举足轻重的大报，从三个人发展为一个广有影响的明报企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