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农民反对地主阶级封建压迫的斗争中，佃农和奴仆们为维护本身利益而自行解放的运动，占了相当突出的地位。大致说来，奴变主要发生于江苏、安徽等省，佃变则主要集中在福建、江西等省。这同各地地主阶级采取不同的剥削和奴役方式是有密切关系的。在明王朝统治下，随着地主阶级的日趋腐化，为了满足自己穷奢极侈的生活要求，不断加重了对佃户的压榨。他们兴起种种陋规，增加剥削量。早在明中期，福建沙县一带的“郡邑长吏，受富民贿，纵其多取田租，倍征债息，小民赴诉无所。”地主们还勒索“冬牲”，迫令农民送租至仓。农民们被逼得走投无路，终于在邓茂七领导下爆发了震惊一时的武装起义。农民的起义斗争被镇压下去后，地主阶级卷土重来，一切剥削旧规又都恢复了。如福建宁化地主收租时，“以二十升为一桶，曰租桶；及粜则桶一十六升，曰衙桶，沿为例。”一进一出之间，剥削量便增加了四分之一。农民们又被迫缴纳冬牲、豆粿，实行送租至仓等旧例。江西一些地方的地主豪绅也“于庄田租粒之入，俱改用大斛”；石城县“旧例每租一石，收耗一斗，名为桶面。”此外，各地陋规尚多。地主们无不各显神通，想尽种种办法鱼肉农民。农民们若有反抗，地主就以夺佃以至送官惩办相威胁。由于政权在地主手里，农民们颠连无告，总是吃亏。明末农民战争的狂飙兴起，佃户们从中看到了希望，一场如火如荼的反对地主阶级残酷压榨的斗争便展开了。
明末的佃变，一般爆发于北都覆亡后的弘光、隆武年间，而延续到清朝初年。其中比较突出的有福建宁化和江西石城、瑞金等地的田兵。
福建宁化县民黄通，“以较正斗斛，裒益贫富为名”，反对地主用二十升的大桶收租，“唱谕诸乡凡纳租，悉以十六升之桶为率，一切移畊、冬牲、豆粿、送仓诸例皆罢。乡民欢声动地，归通惟恐后。”通“乃连络数十乡为长关，佥其豪者曰千总，总各为部。通有急则传千总，千总传所部，不一日而千百人集矣。”在这种组织下，“乡之丁壮，悉听其拨调”，称之为田兵。他们行使了部分政权职能，“事关有司者，皆取断于通，令（指南明知县）拥孤城而已。”隆武二年（一六四六年），黄通部田兵一度攻克了宁化县城，还活捉了隆武朝廷兵部侍郎于华玉。这场斗争后来被清政府所扼杀。
江西石城县的佃变起于隆武元年九月，当地佃农在吴万乾领导下，掀起了减租和争取永佃权的斗争。他开初提出废除每纳租谷一担加耗一斗的所谓桶面，得到佃户们的热烈响应。在这个基础上又把佃户组织为田兵，斗争的内容也由废止桶面陋规发展到减少租额，一石止纳七八斗，并且提出了永佃权的要求。由于当地地主豪绅的势力比较雄厚，吴万乾就联络宁都、瑞金、宁化的客户，建立了集贤会的组织，多次围攻县城。顺治三年，石城落入清方之手。次年，在几千名清兵的围攻下，田兵被击败，吴万乾也惨遭擒杀。
在宁化、石城佃农运动的影响下，附近州县的佃农也组织了田兵展开斗争。如瑞金县的何志源、沈士昌、范文贞等人，“效宁化、石城故事，倡立田兵，旗帜号色皆书‘八乡均佃’。均之云者，欲三分田主之田，而以一分为佃人耕田之本，其所耕之田，田主有易姓而佃夫无易人，永为世业。”田兵们还“蚁聚入城，逼县官印均田帖以数万计。收五门锁钥，将尽掳城中人。”迫使南明官僚不得不责令粮户（即田主）出城，与佃户“立盟，捐额租，除年节等项旧例。粮户不敢出一言，唯唯而已。”瑞金的田兵，后来同福建宁化和江西石城的佃农运动汇合在一起，声势相当浩大。顺治四年，清朝知县徐珩到任后，“请兵虔院，发马步兵五千人，破其山寨，剿杀五、六千人”，把这场佃农为捍卫自身权利的斗争淹没在血泊当中。
江西中部的佃农运动，具有鲜明的革命色彩。上文已经指出，这一带的贫苦农民在崇祯十六年曾坚决支持过张献忠起义军。明亡以后，他们又在铲平王的旗帜下，向地主豪绅展开了猛烈的冲击。史载：
“初，甲申、乙酉间，吉州一大变也。苍头蜂起，佃甲厮役群不逞者从之。刲牛屠豕聚会，睢盱跳梁。每村千百人，各有渠魁，裂裳为旗，销锄为刃，皆僭号铲平王，谓铲主仆、贵贱、贫富而平之也。诸佃各袭主人衣冠，入高门，分据其宅，发仓廪散之。缚其主于柱，加鞭笞焉。每群饮，则命主跪而酌酒，批其颊数之曰：‘均人也，奈何以奴呼我？今而后得反之也。’此风滥觞于安福、庐陵，其后乃浸淫及永新。”
这是何等可贵的革命的豪言壮举啊！农民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们是地主阶级封建制度的批判者，他们所追求的是政治和社会上的平等、经济上的平均。换言之，他们本能地具有同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相对立的大同理想。诚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农民们用以批判封建制度的思想武器是不科学的。然而，这与那些认为农民根本没有自己的思想、根本不反对封建制度的说法，毕竟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