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军在山海关战役中的失败和被迫放弃北京，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农民军自从崇祯十四年以来几乎是战无不利，攻无不克，现在却在一次关键性的战役中遭到重大挫折，士气难免受影响。清方旗开得胜，一举拿下了北京，迈出了多年梦寐以求的进取中原的第一步，自然兴高采烈，信心大增。但是，由于大顺军后方的兵员尚多，活动余地仍然很大；清军战斗力虽然比较强，毕竟受到满族人口稀少的限制。因此，在大顺和清争夺天下的抗衡中，具有关键意义的却是汉族地主阶级的动向。
汉族地主中的许多人，大约从崇祯十六年冬开始，已经看出明王朝大厦将倾的前景。他们在这场社会大动荡当中仓皇四顾，迫切地寻求新的保护者，见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如日东升，兵锋所至，风卷残云，很自然地便把保护自身利益的希望寄托于大顺政权。这也是李自成起义军进潼关以后，不到半年时间几乎兵不血刃地就拿下整个黄河流域数千里地方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汉族地主们很快就大失所望了。李自成和大顺军的主要领导人，虽然由于自身地位的上升和封建文人的影响而开始逐步地向地主阶级转化，可是这种转化还没有达到质变的程度。在基本政策方面，李自成等大顺政权的领导人仍然坚持维护农民阶级的利益。在阶级社会中，一个政权的政策总是要维护某些阶级、阶层的利益而损害另一些阶级、阶层利益的。大顺政权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它的财政政策，正是在最大限度上维护着农民（可能还有一些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给地主阶级，特别是其中最有权势的官僚地主以沉重的打击。当时，大顺军的兵员已达百万左右，在大片地区内建立了政权，用什么办法来筹措这笔庞大的兵饷和行政费用呢？一种办法是在承认和保护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实行“轻徭薄赋”，这是历史上许多新建王朝的传统办法；另一种是实行剥夺剥削者的农民革命政策。李自成于崇祯十四年到十五年在河南曾提出了“不当差，不纳粮”的口号，崇祯十六年初在襄阳建立政权时又具体化为“三年免征”的政策。是信守这些诺言呢？还是出尔反尔食言以自肥呢？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坚持了保护贫苦群众利益的农民革命立场，决定继续执行暂时（即计划在三年之内）免除农民赋税的政策。这样，一方面要解决庞大的军饷和日益增多的政府开支，另一方面又要恪守许下的诺言，大顺政权的财源就只能依靠没收明宗室财产、接收所克城镇官府的微薄库存、对明朝官绅实行追赃助饷了。三者当中，最后一项是主要的。从现有史料来看，李自成虽然早在河南时就提出过“贪污吏籍其家以赏军”的口号，但追赃助饷作为一项政策，是在大顺军进占西安以后才正式形成并且广泛实行的。这以后，随着大顺政权管辖地区的扩展，遂普遍推行于陕西、山西、河北、京师、山东、河南等地。雷厉风行地执行追赃助饷，使各地官僚地主“如罹汤火”。他们不仅象割却心头肉似的被迫缴出贪污盘剥所得的钱财，而且在追赃过程中刑拷相加，缙绅体面扫地以尽。这样，官僚地主作为一个在各地拥有盘根错节的潜在实力的阶层，政治态度就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原先希冀托庇于大顺政权的保护，现在发现这个政权的刀锋正是对准着自己。严酷的事实使他们同大顺政权处于不共戴天的敌对状态。当大顺军在军事上势如破竹地向前挺进时，各地的官绅地主慑于兵威，表面上俯首贴耳潜伏忍受，骨子里却咬牙切齿，待机报复，即所谓“人人饮恨，未及发也”。甚至一些被大顺政权吸收参加了工作的官僚士绅，也不免产生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感，对执行这种政策的大顺政权的前途表示怀疑。
封建社会中的农民毕竟受到所处时代和地位的局限，在同官绅地主的斗争中，他们只能借用原有的政权形式加以惩罚，而不可能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对本地的乡绅劣衿实行有效的专政。于是，在大顺政权管辖区内就存在着一种十分微妙的政治形势：一方面是显而易见的，农民们如释重负，意气风发，沉浸于胜利的喜悦当中；另一方面是潜在的，地主阶级在各地的头面人物虽然被弄得衣冠扫地，但他们所代表的封建势力却依然相当强大，在某种程度上讲，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利用各种社会联系、习惯势力把当地的人力、物力调动起来。这就是说，封建社会中的农民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即便是在狂飙鹜起的革命高潮中，也不可能产生科学的思想武器，创造出有效的组织形式，用以镇压地主阶级势力和保护自身利益。他们的胜利当中就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或者说隐藏着失败的因素。
山海关战役中大顺军的失败，特别是全国政治中心——北京的陷落，成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各地官绅地主认为时机已到，纷纷发动叛乱。他们杀害或拘捕大顺政权地方官员，袭杀当地大顺军驻兵，“榜闯大逆无道罪状”，“凡逆闯政令一切革去”。叛乱一旦得逞，原来的明朝官僚立即把握了地方政权，从而实现了地主阶级的全面复辟。
现将山海关战役后两个月内河北、山东、河南地区发生的官绅地主叛乱情况列制为表，附于本书之后，供读者参阅。
这些叛乱虽然是分散的，自发的，但都不谋而合地聚集到封建王朝之下。较早发生的叛乱往往以为崇祯帝发丧，恢复明朝年号，甚至抬出明朝宗室相号召，如德州推出宗室朱帅𨨢为“济王”；大同总兵姜瓖也以明枣强王朱鼎氵册“续先帝之祀”。等到他们弄明白了大顺军是败在清兵之手时，就差不多全部归顺了清朝。而靠近南方的山东、河南一些地方的官绅地主，则在清廷和南明弘光朝廷之间摇摆。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清廷，在很短的时间里便能在黄河流域站住脚并且进而推行征服全国的事业，其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它得到了北方汉族地主，特别是这个阶级中最有权势的阶层——官绅地主的支持。
在这些叛乱当中，对农民革命事业危害最大的是那些窃据了大顺政权重要职务的文武官僚。如明朝遵化巡抚宋权在李自成进京时拜表投降，被任命为大顺政权遵化节度使。他发动叛乱时，大顺军守将黄锭还被蒙在鼓里，仍用对上司的礼节对待他，给果仓猝遇害，镇守军队全部被搞光，防御使、府同知和县令等下属文官也被一网打尽。又如李自成在晋北重镇大同留了上万名重兵、由制将军张天琳负责镇守，由于没有解除明朝投降总兵姜瓖等人的军权，加上防范不严，以致姜瓖叛变得逞，张天琳等大顺军将领被刺杀，驻防的军队也随之瓦解，使李自成放弃北京后固守山西的计划转眼就落了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