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年至少有一次，高台教教徒们要在新渊圣城举行大会，庆祝某某解放年或征服年，甚或庆祝一个佛教、儒教或基督教的节日。新渊圣城就在西贡西北八十公里。
高台教一向是我向客人们介绍越南时最爱谈起的篇章。高台教是一个交趾公务员所发明的，是三种宗教的一种综合体。圣城就在新渊。有位教主，还有一些女大主教。
他们用扶乩来占卜预言。他们信奉的圣人是维克多·雨果。基督和佛祖，这些人从大教堂的屋顶上俯视下来，望着一片沃尔特·迪斯尼式的东方幻想世界，用鲜艳的色彩绘制的龙和蛇。初到越南的人对我这一番描述总很喜欢。高台教拥有二万五千人的私家军队，装备着用旧汽车排气管改制成的迫击炮，号称是法国军队的同盟军，到了危急时刻就宣布中立。这一套枯燥乏味的把戏，你怎么能加以解释呢？举办这样的庆祝大会，可以帮助使农民们安静一时，教主总邀请政府官员（假如高台教徒那时有人在政府里当大官，政府官员是会出席的），外交使节（他们总派几个二等秘书带着他们的妻子或女友来）以及法军总司令来参加。总司令会从总部抽调一名两星级的将军代表他出席。
这时，到新渊去的路上，川流不息，尽是军政人员和各国使馆的汽车在飞驰。
路上比较暴露的地段，有外籍兵团的士兵在稻田里分散开掩护。这种日子总使法国最高司令部有些担心，而对高台教徒说来，也许倒是一个颇有希望的日子，因为让几个重要客人在他们的地区以外死在枪下，要强调他们自己的忠诚，有什么能比这更不费气力呢？
每隔一公里，就有一座泥土造的小岗楼矗立在平坦的稻田上，像一个惊叹号那样。每隔十公里，又有一座大一点儿的碉堡，驻扎有一排外籍兵团的雇佣兵：摩洛哥人或是塞内加尔人。就像开车驶进纽约市区那样，所有的汽车都保持着一致的速度——也像开车驶进纽约市区那样，你感到一种按捺不住的烦躁。你注视着前面的一辆车子，又从镜子里注视着后面的一辆车子。人人都想尽快开到新渊，看了表演后赶快回去：宵禁在七点钟开始。
车子开出了法军控制下的稻田，就进入了和好教的稻田，再过去就是高台教的稻田（高台教经常跟和好教打仗）：只是岗楼上的旗帜更换了罢了。光着身子的男小孩儿坐在水牛背上，牛屁股泡在水田里走来走去，金黄的谷子成熟了，庄稼人戴着贝壳似的帽子，对着竹编的弯曲小簸箕筛谷子。汽车飞驰而过，那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
这时，每一个村子里的高台教教堂就会引起陌生人的注意，浅蓝和粉红的灰泥，门上还有一只上帝的大眼睛。旗帜愈来愈多了：庄稼人一队队沿着大路前进：我们快到“圣城”了。远处，那座圣山像一顶绿色圆礼帽那样，高耸在新渊城上面——那就是泰将军坚守的地方。这位持不同政见的参谋长最近宣布，他打算既要打法军又要打越盟。高台教人士并没有打算去捉他，虽说他劫走了一个大主教，不过人们传说，他那么做是得到教主默许的。
新渊这地方似乎永远比南方三角洲的任何其他地方都热。也许，这是因为缺水的缘故，也许是因为人们感到那些没完没了的仪式而为之汗流泱背：为那些部队流汗，他们正立正听着人家用他们不懂的语言发表长篇演说，为那位教主流汗，他穿了一身中国式的厚蟒袍。只有那些穿白绸裤子的女大主教在那儿跟那些戴硬壳太阳帽的僧侣闲谈，才使人在烈日炎炎下感到有几分阴凉之意。你简直无法相信那竟然会是下午七点钟，你还可以在美淇大饭店的屋顶上喝鸡尾酒，西贡河上不时还吹来一阵清风。
在游行以后，我访问了教主的助手。我根本没有指望从他那儿得到任何新闻。
果然不出我所料，这种访问在我们两方都是例行公事。我向他问起了泰将军。
“一个冒失鲁莽的汉子，”他说，说完就不再提这个话题了。他开始了他预定的讲话，忘记两年前我就聆听过他的这一套了：他的演说使我想起了我自己给新来的人放送的留声唱片。高台教是一个宗教综合体……是各种宗教中最出色的……已经派出传教士到洛杉矾去……具有大金字塔的种种秘密……。他穿了一件白长法衣，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为人相当狡猾，相当缺德：“爱”这个词时时从他嘴里说出来。
我可以肯定，他明明知道我们大伙儿都是到那儿来嘲笑他的活动的，我们的必恭必敬神气，也跟他装腔作势的大长老神态一样的缺德，不过我们不及他狡猾。我们假装正经，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连一个可靠的盟友也没有，他们装模作样却获得了武器、供应，甚至还赚到了现款。
“谢谢你，阁下，”我起身告辞。他把我送到房门口，一路散下了一些香烟灰。
“愿上帝降福给你的工作。”他油滑地说。“请记住上帝是热爱真理的。”
“哪一种真理？”我问。
“按照高台教的信仰来说，所有的真理都是调和一致的，真理就是博爱。”
他戴了一只大戒指在手指上。当他伸出手来时，我当真认为他指望我去吻他的手，不过我不是一个外交家。
烈日当头，我在阳光下看见了派尔，他正设法在发动他那辆别克牌汽车。不知怎么，在最近两星期内，在大陆酒店的酒吧间里，在卡蒂纳街上唯一的那家好书店里，我不断地碰见派尔。他一开始就强加于我的这份友谊，现在比过去更加浓厚了。
他那双伤感的眼睛会热忱地询问凤儿的近况，而他的嘴唇则更热忱地表达出了他对我的强烈感情与钦佩——我的上帝啊！
一个高台教的司令官站在汽车旁边，正在很快地说些什么。我走过去时，他就不说了。我认识他——在泰将军上山前，这人一直是他的一个助手。
“哈罗，司令官，”我说，“将军好吗？”
“哪位将军？”他不好意思地咧开嘴笑笑问。
“当然，按照高台教的信仰来说，”我说，“所有的将军都是和好一致的。”
“我这辆车开不动啦，托马斯，”派尔说。
“我去找个机械师来，”这位司令官说，说完就走开了。
“我打扰你们啦。”
“哦，没有什么，”派尔说。“他想知道买一辆别克牌汽车要多少钱。这些人是非常友好的，只要你待他们不错。法国人似乎不知道怎样对待他们。”
“法国人不信任他们。”
派尔严肃地说道，“一个人是可以信任的，只要你信任他的话。”这听起来很像高台教的一句格言。我开始感到新渊的道德气氛太浓厚了，我简直没法呼吸。
“喝一杯吧，”派尔说。
“那再好没有啦。”
“我带了一热水瓶酸橙汁来，”他斜倚过身去，忙着在汽车后座的一个篮子里寻找。
“有金酒吗？”
“没有，非常抱歉。你知道，”他鼓劲儿地说，“在这种气候里，喝酸橙汁对你很有好处。它含有——我不清楚是哪几种维生素。”他递过一杯来给我。我喝下了。
“好歹总可以润润舌头，”我说。
“乐意吃一块三明治吗？这些三明治真好极啦。一种新生产的三明治涂抹酱，叫维他健。是我母亲从美国寄来的。”
“不吃啦，谢谢，我这会儿不饿。”
“这种酱吃起来有点儿像俄国色拉——只是多少要干点儿。”
“我不吃啦。”
“要是我吃，你不见怪吧？”
“不，不，当然不啦。”
他吃了一大口，这种三明治在他嘴里嘎吱嘎吱，僻啪作响。远处，白色和粉红色的石头上刻着佛祖骑马出家图，他的随从——另一座石像——跟在后面跑着追赶他。女大主教们正在各自回府，大教堂门头上上帝之眼注视着我们。
“他们这儿供应午餐，你知道吗？”我说。
“我不想去冒险。那种肉——在这种炎热的天气里，不得不当心。”
“你相当安全。他们是吃素的。”
“我想那就没有问题啦——不过我喜欢知道自己吃点儿什么。”他又咬了一大口他的“维他健”。“你认为他们有几个可靠的机械师吗？”
“他们可知道怎样把你的排气管改装成迫击炮。我相信，别克牌汽车可以做成最好的迫击炮。”
那位司令官回来了，很帅地向我们行了个军礼，说他已经派人到营房里去找一个机械师来啦。派尔请他吃一块维他健三明治，他很有礼地谢绝了。他摆出一副老于世故的气派说道，“我们这儿在饮食方面有许多规矩。”（他有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语。）“非常愚蠢可笑。不过一个宗教首府是什么情形，你们是知道的。我料想在罗马——或是坎特伯雷，大概也是这情形，”他利落而潇洒地向我哈了哈腰，加上“坎特伯雷”这个词，接着就不作声了。他和派尔两人都不作声。这时，我强烈地意识到，人家不希望我待在那儿。我忍不住要撩拨一下派尔——说到头，撩拨人家是软弱的武器，而我是软弱的。我没有青春，严肃，骨气，也没有前途。我说道，“也许，我终究要吃一块三明治啦。”
“哦，当然啦，”派尔说，“当然啦。”他停顿了一下，才转身向车后座篮子里去取。
“不，不，”我说。“我只是在开玩笑。你们两位想要单独谈两句。”
“没有那回事，”派尔说。他是我所认识的一个最不善于撒谎的人了——撒谎是一种艺术，他显然从没有练习过。他向司令官解释说，“这位托马斯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我认识福勒先生，”司令官说。
“我走前会再来找你，派尔。”说完，我向大教堂走去。在大教堂里，我可以获得一点儿阴凉。
圣人维克多·雨果的塑像，穿着法兰西学院的院士盛装，三角帽四周有一圈光轮，手指指着孙逸仙正在一座石碑上题写的一些崇高的言论。再走过去，我就到了大教堂的中殿。除了教主宝座外，没有地方可坐，宝座四周，盘绕着一条灰泥制成的眼镜蛇，大理石地面像水一样闪闪发光，窗户上都没有玻璃——我想，我们造牢笼留洞通风，人造宗教牢笼也跟这差不多——让那些怀疑暴露着，任凭风吹雨打，让那些信条暴露着，任凭人作出干万种解释。我的老妻已经找到了她的有百孔千疮的牢笼，有时候，我很羡慕她。太阳和空气之间，是有一种冲突的：我过多地生活在阳光里了。
我在那个空寂的、长长的中殿里走着——这可不是我所喜爱的印度支那。几条有着狮子般脑袋的龙盘绕上讲坛：屋顶上，基督暴露出他那血淋淋的心来。佛祖坐着，像佛祖永远坐着那样，膝头上空空的。孔夫子的胡须稀稀疏疏地下垂着，像旱季的瀑布似的。这是在演戏啊：祭坛上面的那个大地球代表野心：教主用来作法、占卜预言的那个有活动盖子的篮子，那是鬼把戏。这座大教堂如果已经存在了五百年，而不只是二十年那么它带着人们的脚印和雨淋日晒的痕迹，该会有几分令人信服吧？一个像我老妻那样容易相信的人，在这个教堂里会找到一种她在人间找不到的信仰吗？假如我真的需要信仰，我会在她的诺曼教会中找到信仰吗？可是我始终没有想要信仰。一个记者的任务就是揭露和记录。我生平还从没有发现过不可解的事情。高台教教主用铅笔在活动盖子下搞他的预言，人们也就相信他。在某处的任何幻象中，你都可以找到这类扶乩占卜的事情。在我的记忆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任何幻象或是奇迹。
我随意翻开我的记忆，像翻看一本照相簿中的照片那样：在奥尔平顿，我凭借敌人一枚照明弹的闪光，曾经看见一只狐狸钻出那片贫瘠乡野黄褐色土地中的巢穴，在一个禽鸟出没的地区鬼鬼祟祟地窥伺：一个被刺刀刺死的马来人的尸体，给一个廓尔喀巡逻兵放在一辆货车后面运到彭亨的一个锡矿区，有些中国苦力站在一旁，神经紧张地格格笑着，另一个马来同胞放了一只枕头在死者的头下：一家旅馆的睡房里，有只鸽子在壁炉台上，正预备飞翔：我妻子的脸望着窗子，那是我最后一次回家和她诀别的时候。我的思想从她开始，又到她终止。一个多星期前，她一定已经收到我的信了，而我料想不会来的电报并没有到来。但是，人家都说，如果陪审团久久不回进法庭来，那么犯人就还有希望。再过一星期，要是还没有回信来，我是否可以开始存在一点儿希望呢？这时候在我四周，我可以听见军人和外交官们汽车的发动机都在加速运转：这一场盛会今年又过去，大规模撤回西贡的行动开始了，同时开始实行宵禁。我走出去寻找派尔。
他正跟那位司令官站在一片阴凉的地方，并没有谁在替他修理汽车。不论他们谈了些什么，谈话似乎已经结束了。他们默默地站在那儿，彼此很客气，所以谁都没有先走开。我走到他们面前去。
“哦，”我说，“我想我要走啦。你最好也出发吧，要是你想在宵禁以前赶回去的话。”
“机械师还没有来。”
“他就快来啦，”同令官说。“他先前在参加游行。”
“你可以在这儿待一晚，”我说。“今儿晚上还有一场特殊弥撒——你会感到它很值得见识一下。它一连要持续三小时。”
“我该赶回去。”
“除非你马上就出发，要不你赶不回去啦，”我很不乐意地加上一句，“要是你乐意，搭我的车回去。司令官明儿可以叫人把你的车送到西贡去。”
“在高台教区域，你们用不着为宵禁担心，”司令官沾沾自喜地说。“不过一出了界，那就……我明儿一定差人把你的车送来。”
“车上的排气管很完好，”我说，他开朗、利落、爽直地笑了——是军人的一个简洁的微笑。
二
到了我们出发的时候，一长串汽车已经远远开到我们前面去了。我加快速度，想超越前面的车子，但是我们出了高台教区域，驶进和好教区域后，前面连车尘也看不见了。在这个傍晚时分，世界是平坦的、空空荡荡的。
那可不是叫人联想到埋伏袭击的乡野，但是就在公路两旁几码以外，人们可以躲藏在水稻田里，只把脑袋露出水面。
派尔清了清嗓子。这是一个信号，他又要亲切地攀谈了。“我希望风儿过得好，”他说。
“我可从来没有见她生过病。”一座岗楼过去了，另一座又闪现出来，像天平上的砝码似的。
“昨儿，我看见她姐姐出来买东西。”
“我猜想她又邀你顺便去坐坐吧，”我说。
“事实上，她倒的确邀请我去了。”
“她是不轻易放弃希望的。”
“希望？”
“希望你能跟风儿结婚。”
“她告诉我，说你这就要走啦。”
“这种传说一会儿就传开了。”
派尔说：“你会坦率地对待我，是吗，托马斯？”
“坦率？”
“我已经申请调动啦，”他说。“我不希望她给孤单单地撤下，没有你，也没有我。”
“我还以为你要等任期满了再走哩。”
他并没有自我怜悯地说道，“我觉得这日子我受不了。”
“你多会儿离开呢？”
“我不知道。他们认为，在六个月里可以安排一下。”
“你能忍受六个月吗？”
“我不得不。”
“你向他们提出些什么理由呢？”
“我多多少少把实情告诉了经济专员——你遇见过他——就是乔。”
“我猜想他认为我真是个狗娘养的，不让你把我的姑娘带走。”
“不啊，他倒比较偏袒你。”
我的车噼噼啪啪地响了起来——它大概已经响了一会儿，我才注意到，因为我一直在琢磨派尔那句单纯的问话：“你会坦率地对待我吗？”这样的问话属于一个十分单纯的心理世界，在那里你谈到民主和没有u字的honor，像古墓碑上拼写的那样，而且谈到这类词的时候，你的意思也就跟你父亲的一模一样。我说道：咱们消耗完啦。
“汽油吗？”
“先前还很多。我上满了汽油才开车出来的。新渊的那些狗娘养的用吸管把我车里的油吸干了。我应该早发觉的。这倒很像他们的做法，留下点儿汽油给咱们，让咱们可以驶出他们的区域。”
“现在咱们怎么办？”
“咱们只够开到下一座岗楼。希望他们有点儿汽油。”
但是咱们运气不好。车子离那座岗楼还有三十码就完全开不动了。我们走到岗楼脚下去。我用法语向楼上的卫兵喊话，说我们是朋友，又说我们要上楼去。我可不想给一个越南哨兵一枪打死。楼里没有回答：没有人伸出头来望望。我对派尔说道，“你身边有枪吗？”
“我从来不带枪。”
“我也不带。”
落日的余晖还撒在这个平坦世界的边缘上，又绿又金黄，像田里的谷子：衬着灰色的、暗淡的天空，岗楼看来像印刷出的一样漆黑。一定是宵禁即将开始的时刻了。我又大声喊叫，并没有人应声。
“你知道，从前一个大碉堡算起，我们经过了多少个岗楼吗？”
“我可没有注意。”
“我也没有注意。”离下一个大碉堡大概至少还有六公里——步行得一小时。
我第三次大声喊叫，还是一片寂静，仿佛寂静就是答复似的。
我说：“岗楼里好像没有人：我最好爬上去看看。”一面黄旗帜，红条子已经褪成了橙黄色。这说明我们已经出了和好教地界，到了越南军的地界。
派尔说：“你认为，咱们假如等在这儿，是否也许会等到一辆汽车？”
“汽车也许会驶来，不过他们可能会先来。”
“要不要我走回去，把车灯开亮，作为信号。”
“我的天，不要。就让它去。”这时天色已经黑了，寻找梯子，几乎绊跌一交。
有件什么东西在脚下面劈啪一响，我可以想象得出，这声音正传过那些稻田，有谁在偷听呢？派尔的轮廓已经看不清了，成了公路边上模糊的一团。黑暗一旦落下来，就像一块石头落下来一样。我说道，“你就待在那儿，等我叫你。”我心里感到疑惑，不知哨兵是否会把梯子拖上去了，但是梯子还竖立在那儿——尽管敌人可能会爬梯子，梯子却是他们唯一的逃命之路。我开始往上爬。
我常常在书上读到人们恐惧时刻的思想：想到上帝，想到家庭，或是想到一个女人。我佩服那些人的控制力。我这时什么也没有想到，就连头上的那扇活板门也没有想到：在那几秒钟内，我停止存在：我完全给吓倒了。到了梯子顶上，我的头撞了一下，因为恐惧是无法数梯子的一级一级，无法听，也看不见的。接着，我的头就冒出了岗楼的土楼面，谁也没有开枪打我，恐惧渐渐消失了。
三
一盏小油灯在地面上燃点着，两个人缩着身子靠在墙边，注视着我。一个人手上有一支轻机枪，一个人有一支步枪，但是他们就跟我一样吓坏了。他们看上去像中学生，不过就越南人而言，年龄是会忽然下降的，像太阳落山那样——他们是小伙子，一下他们又成了老年人。我很高兴，我的肤色和眼睛的形状就是一份护照——现在，他们就算是出于恐惧，也不会开枪了。
我上了楼面，向他们说话，叫他们放心，说我的汽车就在外面，又说我的汽油用完了。也许他们有一点儿汽油可以卖给我。我睁大眼睛四面看看，似乎不大可能有汽油。这个圆形小房间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箱轻机枪用的子弹，一张小木床以及挂在一根钉子上的两个背包。两个盘子里还剩下一些饭，还有几根木头筷子，这说明他们吃饭并没有多大胃口。
“只要一点儿，让我们可以开到下一个大碉堡就成，有吗？”我问。
靠坐着的两个人中间的一个——就是那个拿步枪的——摇摇头。
“要是你们没有汽油卖，那我们就只好在这儿待过夜。”
“oestdfendu.”
“谁说不成。”
“你是平民。”
“谁也不能让我坐在外面大路边，让人家来把我的喉咙割断。”
“你是法国人吗？”
两个哨兵中，只有一个说了话。另一个坐在那儿，把头转向一边，注视着墙上的那条裂缝。他不可能看见什么，见到的只是一小片天空：他似乎在细听什么，我也开始细听。寂静变得充满了声响：你叫不出名称的各种响声——噼啪一声，叽嘎一声，有点儿像咳嗽，又像是有人在说悄悄话。这时，我听到了派尔的声音：他准是来到了梯子脚下。“你没事吧，托马斯？”
“上来吧，”我回了他一句。他开始攀登梯子。那个没有作声的哨兵端起他的轻机枪来——我不相信他已经听清了我们所说的话：那是一个危险的、急遽的动作。
我认识到他是给吓瘫了。我厉声急促地喝住他，像个军士长那样，“把枪放下！”我还加上一句法国下流话，我想他会明白的。他机械地服从了。派尔攀登上来，进了岗楼。我说道，“他们让咱们在这个岗楼上平平安安地待到天亮。”
“好极啦，”派尔说。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儿惶惑。他说道，“这两个傻瓜不该有一个去望哨吗？”
“他们不愿意吃枪子儿。但愿你身边带的不是酸橙汁，而是更有劲儿的玩意儿。”
“我想下次我一定带，”派尔说。
“咱们前面还有漫长的一夜哩。”现在，派尔跟我待在一块儿，我就听不见那种声响了。就连那两个哨兵似乎也松了一口气。
“要是越盟来攻击他们，那会出什么事？”派尔问。
“他们会放一枪就跑。你每天早晨在《远东日报》上都会读到这类新闻。西贡西南的一个岗哨，昨晚被越盟暂时攻占。”
“前景可不大妙。”
“在我们和西贡之间，有四十座像这样的岗楼。不一定会是咱们倒媚。”
“我们用这些三明治可以充饥，”派尔说。“我的确认为，他们有一个人该去望哨。”
“他是怕一颗子弹穿进来。”现在，既然我们两人也在地面上坐下，两个越南人稍许松了一口气。我感到相当同情他们：让两个没有好好受过训练的士兵坐在这个岗楼上，一夜又一夜，永远拿不准越盟军人什么时候会穿过稻田，登上公路来，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我向派尔说道：“你认为他们知道他们是在为民主而战斗吗？我们应该把约克·哈定弄到这儿来解释给他们听。”
“你总是嘲笑约克，”派尔说。
“凡是花费那么多时间来写一些根本不存在的玩意儿——一些精神概念的人，我都要嘲笑他。”
“在他看来，那些玩意儿是存在的。你难道没有什么精神概念吗？譬如说，上帝？”
“我没有理由来信奉一位上帝。你呢？”
“我可有理由。我是个一位论派教徒。”
“人们信奉的神何止千千万万？就连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在他惊吓，快活或饥饿时，也相信许多各各不同的上帝。”
“也许，假如只有一个上帝，他会如此广大无边，在所有人的眼里都各不相同。”
“就像曼谷的那尊大佛，”我说。“你无法一下子看到他的全部。好歹他反正一动也不动。”
“我想你只是在尽力充硬汉，”派尔说。“你一定该信仰点儿什么。一个人没有一点儿信仰可活不下去。”
“哦，我可不是伯克利的信徒。我相信我的背这会儿是靠着这堵墙。我相信那边有一支轻机枪。”
“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个。”
“我相信我所报道的事情，这是你们大多数美国记者办不到的。”
“要香烟吗？”
“我不抽烟——只抽鸦片烟。给哨兵们一支吧。咱们最好跟他们交个朋友。”派尔站起身，替他们点燃了香烟，又转身回过来。我说道：“但愿香烟也有一种象征意义，像盐一样。”
“你不信任他们吗？”
“没有一个法国军官，”我说，“乐意跟两个吓呆了的哨兵在这样一个岗楼里单独度过一夜。咳，听说就连一排军人也曾经把他们的军官交给对方。有时候，越盟军人用扩音器宣传比使用火箭筒更成功。我可不怪他们。他们也不相信什么事。你和你同类的人想打一场战争，要人家帮忙，可这些人压根儿不感兴趣。”
“他们并不要共产主义。”
“他们要有足够的米吃，”我说。“他们不要去当炮灰。他们希望有那么一天也跟别人一样平等。他们不要我们这些待在他们四周的白皮肤的人来告诉他们，什么是他们所需要的。”
“假如印度支那丢掉啦……”
“这张唱片我知道。暹逻会丢掉。马来亚也会丢掉。印度尼西亚也会丢掉。什么叫丢掉呀？要是我相信你的上帝，相信还有来生的话，那么我倒愿意拿我下一辈子的竖琴和你的金王冠打赌湘信在五百年后也许不会再有纽约或伦敦，不过这些人却还会在这些水稻田里插秧，他们还会戴着尖顶帽子，挑着他们出产的粮食到市场上去。小男孩儿们还会坐在水牛背上。我喜欢那些水牛，它们不喜欢我们的气味，欧洲人的气味。并且记住——从水牛的观点来看，你也是一个欧洲人。”
“他们会被迫相信别人告诉他们的话，别人不会容许他们自己去思考。”
“思想是一种奢侈品。你认为农民们晚上回到土屋里，会坐下来想到上帝和民主吗？”
“你这么说，好像全国都是农民似的。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怎么样呢？他们会幸福吗？”
“哦，不会，”我说，“我们已经用我们的想法把他们培养起来了。我们教给他们一些危险的游戏。就为了这缘故，我们才在这儿等着，希望人家不把我们的喉咙割断。我们的喉咙要是给人家割断了，那才活该哩。我希望你的朋友约克也在这儿。我不知道他会怎样欣赏。”
“约克·哈定是一位很勇敢的人。譬如，在朝鲜……”
“他当时并不是现役军人，是吗？他有一张来回飞机票。有了来回飞机票，勇气就成了一种智力锻炼，像一个修道士鞭打自己那样。看我能忍受多少苦？那些可怜的家伙没法搭乘飞机回家。喂，”我叫那两个哨兵，“你们叫什么名字？”我心想，熟悉了也许会引得他们也来加入一块儿闲谈。他们没有回答：只闷闷不乐地回望着我们，嘴上叼着一个香烟头。“他们以为我们是法国人，”我说。
“问题就在这一点上，”派尔说。“你不应该反对约克，你应该反对法国人。反对他们的殖民主义。”
“主义，主义。拿出些事实来吧。一个橡胶种植园主打他的工人——好吧，我反对他。他这样打人，并不是殖民部长下令叫他打的。在法国，我料想他就会打老婆。我还见过一个教士，他穷得连裤子也换不下来，在一个霍乱流行的地区，一户户去访问，每天辛苦工作上十五小时，只吃米饭、吃咸鱼过活，用一只旧杯子——一个木盘子——做弥撒。我不相信上帝，然而我支持这个教士。你为什么不管这叫殖民主义呢？”
“这是殖民主义。约克说，好的行政官员往往反而使坏的制度很难改变。”
“不管怎么说，法国人天天都在送命——这可不是个精神概念。他们并没有用半真半假的话来领导这些人，像你们那些政客——还有我们那些政客那样。我到过印度，派尔，我知道自由主义者所造成的损害。我们已经不再有一个自由党了——自由主义已经传染给了所有其他的党派。我们大伙儿不是自由的保守党人，就是自由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全都有一个好良心。我宁愿做一个剥削者，为他所剥削的东西战斗，并且为剥削而死。看看缅甸的历史吧。我们去侵略那个国家：当地的各族人支持我们：我们胜利啦：可是，就像你们美国人一样，那些日子我们还不是殖民主义者。不是啊，我们跟国王讲了和，把他的省份还给了他，让我们的盟友受到迫害，被锯成两段。他们是无辜的。他们以为我们不会撤走。但是我们是自由主义者，我们不想有一个坏良心。”
“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我们在这儿也要干出同样的事来。先鼓励他们，然后又撇下他们，只给他们一点儿装备和一种无关紧要的工业。”
“无关紧要的工业？”
“你的塑料工业。”
“哦，是啦，我明白了。”
“我不知道我现在为什么来谈论政治。政治并不使我感觉兴趣，我是一个记者。我是没有立场的。”
“你没有吗？”派尔说。
“为了辩论一番——来消磨这个令人厌烦的夜晚，就是这么回事。我不站在任何一边。我还是报道我的，不管是谁赢。”
“如果是他们赢，那你报道的就是谎话了。”
“通常总有弯路走，而且在我们的报纸上，我也没有注意到实情多么受到重视。”
我想，我们坐在那儿谈话的这件事给那两个哨兵壮了胆：也许他们以为我们的白色嗓音——因为嗓音也有颜色，黄色嗓音唱歌，黑色嗓音像漱口，我们的嗓音只是说话——会给人一种人数众多的印象，使越盟的人不过来。他们两人拿起盘子，又开始吃饭，用筷子扒拉着，眼睛却从盘子边上望着派尔和我。
“这么说，你是认为我们已经战败了吗？”
“我要谈的不是这个，”我说。“我并不特别希望看见你们胜利。我只是希望这儿的这两个可怜的家伙快活——就是这么回事。但愿他们不必夜晚坐在黑暗里，担惊害怕。”
“要自由，你就得战斗。”
“我可没有看见一个美国人在这儿战斗。至于说到自由，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问问他们吧。”我用法语隔着地面对那两个哨兵大声说道，“lalibert6——questcequecestlallberte？”他们正埋头在吃饭，听到后回过头来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什么话也没有说。
派尔说道：“你要人人都用一个模子铸出来吗？你是在为辩论而辩论。你是一个知识分子。你主张个人的重要性，就跟我一样，也跟约克一样。”
“咱们为什么今儿刚发现这一点呢？”我说。“四十年前没有人这样谈。”
“那时候，个人的重要性并没有受到威胁。”
“我们个人的重要性那时候并没有受到威胁，哦，没有，可是那时候又有谁关心田里人的个性呢——现在又有谁关心？如今把田里人当人看待的，只有政治委员。他会坐在田里人的小屋里，问他的姓名，听他诉苦，他会每天牺牲一小时去教导他——不管他教的是什么，他总把田里人当作人看待，当作一个有价值的人。你们别再在东方嚷嚷下去，像鹦鹉学舌似的，说什么对个人心灵的威胁。在这儿，你会发现你站错了队——代表个人的是他们，而我们只代表23987号士兵，全球战略部队中的一员。”
“你说这套话，一半都不代表你的真意思吧，”派尔不安地说。
“很可能代表四分之三哩。我在这儿已经待了很久啦。你知道，幸好我没有卷入，有些事情我可能会忍不住去干——因为在东方这儿——晦，我并不喜欢艾克。我喜欢——晤，这两个人。这是他们的国家。现在什么时候啦？我的表停了。”
“八点三十分过了。”
“再过十个钟头，咱们就可以走啦。”
“晚上会变得很冷，”派尔说，一边打了一阵寒颤。“我从没有想到会这么冷。”
“四面全都是水。我在车上有一床毛毯。去取来就可以应付了。”
“下去取，不危险吗？”
“这会儿还早，越盟还不会来。”
“我去吧。”
“我在黑暗里更习惯点儿。”
我一站起来，那两个哨兵就停止吃饭了。我告诉他们，“jereviens，toutdesuite.”我把两腿伸下活板门，找到了梯子就往下爬。说来奇怪，谈话竟然这样使人安心，特别是谈些抽象的话题：它似乎使最不寻常的环境也变得正常了。我不再感到害怕了：就仿佛我离开了一间屋子出来，还要回去继续辩论似的——这个岗楼仿佛就是卡蒂纳街，是美琪大饭店的酒吧间，甚至是伦敦戈登广场附近的一间屋子。
我在岗楼脚下站了一会儿，让视力恢复过来。满天星斗，没有月光。月光使我联想到停尸房以及在大理石板上用冷水冲洗一只没有装灯罩的灯泡，但是星光却是生气勃勃的，从不静止，几乎就像是有人在那片广袤的空间设法传递出善意的信息似的，因为就连星星的名字也是友好的。维纳斯星座是我们心爱的一个女人，白熊星座是我们童年的小熊玩具。我想南十字星座，对于像我太太那样有信仰的人说来，可能是一首特别受到喜爱的赞美诗，或是床边的一篇祈祷文。我也打了一阵哆嗦，像派尔先前那样。不过，那天晚上其实相当热，只不过路两旁浅浅的水田给那种温暖添上了一丝凉意。我开始朝汽车那边走去。当我在公路上站定时，有一会儿我以为车子已经不见了。这动摇了我的信心，尽管后来我才想起，它是在三十码以外抛锚的，我心里还是惴惴不安。我禁不住耷拉下肩头朝前走去：我觉得那样比较不大显眼。
要取毛毯，我不得不打开汽车后面的行李箱。那一阵咔哒声和叽嘎声在寂静中也使我大吃一惊。那一夜一定到处都有人。我可不喜欢就我闹出声响来。取到毛毯后，我把它披在肩头，比先前更小心地把行李箱关上。接着，等箱扣刚一扣好，西贡那面的天空突然一亮，爆炸声从公路那头隆隆地一路响了过来。爆炸声还没有过去，又传来了两排轻机枪的枪声。我想，“有人这下可碰上啦，”很远的地方传来人声，痛苦、恐惧，或许甚至是胜利的喊叫。不知什么缘故，我一直以为他们会从后面沿着我们刚走过的公路发动一次攻击。一时间我感到愤愤不平，越盟竟然到了我们前面，到了我们和西贡之间。那就仿佛我们不自觉地开车朝危险冲去，而不是远离开它，就像我这会儿正朝着危险的方向走去，背对着岗楼这样。我一步步走，因为走比跑总声音轻点儿，不过我的身体却很想跑。
到了梯子脚下，我抬头叫唤派尔，“是我——福勒。”（即使到这时候，我还是无法对他使用我的教名。）岗楼上的景象已经变了。盛饭的盘子又放回到了地板上，一个哨兵端着步枪坐在墙边，注视着派尔。派尔在对面墙边不远的地方跪着，两眼盯着那支轻机枪。轻机枪就放在他和另一个哨兵之间。他好像已经开始向那支枪爬过去，可是又给什么人止住了。另一个哨兵的手正伸向那支枪：谁也没有扭打，甚至威胁，就像孩子们玩的那种游戏：你不能让别人看见你在移动，要不然就会被打发回原来的地方去，重新开始。
“这是在干什么？”我说。
两个哨兵望望我。派尔一下跳过去，把轻机枪拖到楼内他这边。
“是玩游戏吧？”我问。
“他拿了这支枪，我可不放心，”派尔说，“万一他们打过来的话。”
“用过轻机枪吗？”
“没用过。”
“那好极了。我也没用过。我很高兴它里面装有子弹——咱们可不知道怎样再装上子弹哩。”
两个哨兵默不则声地接受了这一损失。一个哨兵把步枪放低下来，横搁在大腿上，另一个例靠在墙边，闭上眼睛，好像是个孩子，相信自己躲在黑暗里，人家看不见他似的。也许他很高兴自己现在不必再负什么责任了。远远某处，轻机枪的枪声又开始——一连串三阵枪声，接着又是一片寂静。那第二个哨兵把眼睛眯起来，闭得更紧。
“他们不知道我们不会使用这支枪，”派尔说。
“他们照说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我还以为你并不站在任何一边哩。”
“tooco”我说。“但愿越盟的人知道这一点。”
“外面出了什么事？”
我又引述了一遍《远东日报》明天的大字标题：“西贡郊外五十公里处一岗哨昨夜遭受攻击，并被越盟游击队暂时占领。”
“你以为在田里更安全吗？”
“田里非常湿。”
“你似乎一点儿也不发愁，”派尔说。
“我早已给吓麻木啦——不过现在的情况比可能的好。他们通常一夜攻击三个以上的岗哨。我们的运气已经算比较好啦。”
“这是什么？”
原来是一辆重型车辆沿公路开来，朝西贡驶去。我走到枪眼那儿去往下看看，正好看到一辆坦克驶过。
“是巡逻队，”我说。坦克炮塔上的炮一会儿转向这面，一会儿又转向那面。
我想大声叫唤他们，但是那有什么用处呢？他们的坦克里又没有空位子来收容两个没用的平民。在他们驶过时，岗楼上的土地面稍许震动了一下，随后他们就过去了。
我看看我的表——八点五十一分，接下去就等候着，等火光一闪，忙再看看表。那就像凭雷声传来的快慢，判断闪电的远近一样。几乎过了四分钟，大炮才打响了。
我想有一次我还听出一声反坦克火箭筒还击的声音，接着一切又平静下去。
“等他们回来的时候，”派尔说，“我们可以向他们发个信号，要求搭他们的车回到兵营去。”
一声爆炸使岗楼的楼面也震动了。“假如他们回得来的话，”我说。“这一声听起来好像是地雷。”等我再看表的时候，已经过了九点十五分。那辆坦克没有回来。也不再听见什么枪炮声了。
我在派尔身边坐下，把两条腿伸出去。“咱们最好想法睡上一会儿，”我说。
“咱们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可做。”
“我对这两个哨兵不大满意，”派尔说。
“只要越盟的人不来，他们不会怎么样。把那支轻机枪压在你腿下，这样安全些。”我闭上眼睛，尽力想象自己这时是在一个别的地方——在希特勒上台以前，坐在德国火车的一节四等车厢里那时候，我人还年轻，坐一个通宵也不会忧郁不快，梦幻般的经历中尽充满了希望，而不是恐惧。这会儿正是凤儿着手预备替我烧夜烟的时候。我在想着，不知道是否有封信在等着我——我希望没有，因为我知道信的内容会是些什么，只要没有信来，我还可以幻想着种种不可能的情况。
“你倦吗？”派尔问。
“不倦。”
“你认为咱们该不该把梯子拉上来？”
“我这会儿才开始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把梯子拉上来。那是唯一的出路。”
“我希望那辆坦克会回来。”
“它不会回来啦。”
我竭力隔上很久才去看一下表，而每次我觉得已经隔了很久，一看表才不过一会儿。九点四十分，十点零五分，十点十二分，十点三十二分，十点四十一分。
“你醒着吗？”我对派尔说。
“醒着。”
“你在想点儿什么？”
他踌躇了一下。“凤儿，”他说。
“真的吗？”
“我只是在想着，不知她这会儿在做什么。”
“这我可以告诉你。她大概已经断定，我要在新渊过夜了——这并不是第一次。她正躺在床上，点着一盘蚊香驱赶蚊子，也许她正在看一本旧的《巴黎竞赛画报》。跟法国人一样，她对皇室的生活也非常感兴趣。”
他若有所思地说道，“知道得这么确切，那一定是件好极了的事，”我那时候可以想象出黑暗中他那双温柔的狗眼睛是什么神情。他们应该管他叫菲多不叫奥尔登。
“我实在不知道——不过有一点大概是真的。在你毫无办法的时候，嫉妒又有什么好处。肚子上，没有遮拦。”
“有时候，我很不喜欢你说话的方式，托马斯。你知道她在我眼里是什么样子吗？——她很清新，就像一朵鲜花。”
“可怜的花儿啊，”我说。“它周围有许多野草。”
“你在哪儿遇见她的？”
“她过去在大世界伴舞。”
“伴舞，”他嚷了起来，仿佛这想头令人难受似的。
“这是一个十分体面的职业，”我说。“你可别担心。”
“你的人生经历太丰富啦，托马斯。”
“我的岁数也比你大许多。等你到了我这岁数……”
“我至今还没有过一个姑娘，”他说，“没有适当接近过。没有你所谓的真实经验。”
“你们美国人的许多精力，似乎都花到吹口哨上去了。”
“这话我可从没有告诉过任何别人。”
“你还年轻。这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你接近过许多女人吗，福勒？”
“我不知道你所说的许多是什么意思。对我说来，只有四个女人有过重要意义——或者说，我对她们有过重要意义。其余的四十多个——我就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跟她们胡缠。从卫生，从个人社会义务的概念看，那全都错了。”
“你认为那是错了吗？”
“但愿我可以把那些晚上找补回来。我现在还恋爱着，派尔，可是我已经是一个废物啦。啊，当然啦，以前有点儿自满。要过很长时间咱们才会不再觉得，有人需要是可以自负的。虽然当我们四面看看，看到别人也有人需要时，上帝知道咱们为什么还该感到自满哩。”
“你总不认为我有点儿不大对劲儿吧，托马斯？”
“没有，派尔。”
“这不是说我不需要，托马斯，像所有的别人那样。我并不是一古怪的。”
“说实在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像嘴上说的那么需要。这里面有不少自我陶醉的成分。如今我知道了，我谁也不需要——只需要风儿。不过这是件需要一段时间才学得到的事情。假如凤儿不在那儿，我现在可以安安静静地过上一年，不会有一夜焦躁不安。”
“但是她在那儿，”他用我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一个人开始时总是到处拈花惹草，到后来却像自己的爷爷那样，忠于一个女人。”
“我想那样开始，似乎相当天真吧……”
“不见得。”
“《金西报告书》里并没有谈到这个。”
“因此这就不天真了吗？”
“你知道，托马斯，在这儿跟你这样谈谈，真挺不错。现在，不知怎么，似乎不再危险啦。”
“当年德国对伦敦大规模空袭中，我们也总有这样的感觉，”我说，“在轰炸稍停的时候。但是没有多久，它又会回来。”
“要是有人问你，最深刻的性经验是什么，你会怎么说呢？”
这句话的答案我是知道的。“一个大清早，躺在床上，看着一个穿红睡衣的女人梳头发。”
“乔说是跟一个中国女人和一个黑女人同时待在床上。”
“我二十岁的时候，也会想到那种场面。”
“乔已经五十啦。”
“我不知道在战争时期他们把他的智力年龄定为多少。”
“那个穿红睡衣的女人就是凤儿吗？”
我真盼望他没有问这个问题。
“不是，”我说，“那个女人还要早一些。那是在我刚离开我妻子的时候。”
“后来怎么样啦？”
“我也离开了她。”
“为什么？”
说真的，为什么呢？“我们在恋爱的时候，”我说，“都是傻子。——我至今还不知道她当时是否真在变，不过那种捉摸不定我再也忍受不住了。我跑向终点，就像一个胆小鬼跑向敌人、赢得了一枚勋章那样。我想要一下就死去。”
“死？”
“那也是一种死。后来，我就到东方来啦。”
“就碰见了凤儿吗？”
“对。”
“你如今不觉得凤儿也一样吗？”
“不一样。你瞧，另外那个女人爱我。我当时很怕失去她的爱。现在，我只怕失掉凤儿。”我为什么说出了这些话呢？他并不需要我怂恿他来夺走凤儿。
“但是她爱你，是吗？”
“不是那样。那不是她们的天性。你慢慢自己会发觉的。管她们叫孩子，那是陈词滥调——不过有一件事却是相当孩子气的。她们爱你是为了报答你的体贴、你使她们有了安全感以及你赠予她们的礼物——她们恨你是为了你打她们，或是为了一件待她们不公平的事。她们不知道爱是怎么回事——只是走进一间房去，爱上了一个陌生人。就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派尔，这倒是很安全的——她不会离开家逃走，只要家很幸福的话。”
我本来无意要伤他的心。等他发着闷气说道，“她也许宁愿有较大的安全或更多的体贴。”我这才认识到我已经伤了他心啦。
“也许是这样。”
“你不怕她离开吗？”
“不像对那一个那么怕。”
“你到底爱凤儿吗？”
“是啊，派尔，当然爱她。不过像另一个那样，我只爱过一次。”
“那四十多个女人全不算什么吗？”他又急促地对我说。
“我相信，肯定在《金西报告书》中的平均数以下。你知道，派尔，女人是不要什么贞操的。我也不能肯定我们男人要，除非我们是病态的人。”
“我并不是说我是个处男，”他说。我和派尔的谈话似乎全都朝着古怪的方向发展。这是因为他为人诚恳，所以我们的谈话才脱离了常轨吗？他的谈话从来就不钻牛角尖。
“你可以跟上百个女人胡缠鬼混，结果还是一个处男，派尔。你们那些在战时因为强奸罪而被处绞刑的士兵，大多数全是处男。我们欧洲可没有那么多。我很高兴。这种处男真造成了不少伤害。”
“我干脆不明白你说的话，托马斯。”
“这不值得解释。我反正对这个话题已经厌倦啦。到了我这年纪，性已经不是大问题，我只关心老年和死。我醒来的时候，心里就想到老年和死，不是想到女人的肉体。我就是不希望在我最后的十年里孤零零地生活，就是这么回事。我不知道一天到晚会想些什么。在我的屋子里，我宁愿有个女人——即使是我不爱的——和我同待在一间房里。但是要是凤儿离开了我，我会有精力再去另找一个吗？……”
“要是对你说来，她不过如此……”
“不过如此，派尔？等到你害怕孤孤单单地过上最后十年，最终没有一个伴儿，只有个小养老院在等着你。到那时候，你就会开始四处乱跑，甚至离开那个穿红睡衣的女人，去找一个，任何一个，持久的陪你到死的女人。”
“那么你干吗不回到你太太那儿去呢？”
“跟一个你已经伤了她心的人再一块儿生活，那可不容易。”
一长串轻机枪的枪声传了来——不可能在一英里以外。也许是哪一个哨兵紧张过度，朝着黑影乱放枪：也许是另一场进攻开始了。我希望是另一场进攻——这增加了我们逃脱的机会。
“你害怕吗，托马斯？”
“我当然害怕。本能地害怕。但是理智方面，我知道这样死只有更好点儿。这就是我到东方来的缘故。在这儿，死神就在你身边。”我看看我的表。已经十一点了。这一晚还有八小时，随后我们就可以放松了。我说，“咱们似乎差不多什么事全都谈过啦，就是没有谈到上帝。咱们把他留到凌晨再谈吧。”
“你不相信上帝，是吗？”
“不相信。”
“要是没有上帝，一切对我就会完全没有意义。”
“有了他，一切对我才完全没有意义。”
“过去我读过一本书……”
我始终不知道派尔读的是什么书。（大概不是约克·哈定或莎士比亚的作品或是那本现代诗歌选集或《婚姻的生理学》——也许是《人生的胜利》。）这时候，一个人声传进了我们的这座岗楼，似乎是活板门旁那些黑影说出来的——一阵空洞的扩音器传出来的声音，用越南话说了些什么。“咱们这下可碰上啦，”我说。两个哨兵也在听，他们的脸转向那个步枪枪眼，两个人的嘴全都张开着。
“是什么？”派尔问。
走向岗楼枪眼，就像穿过那个声音。我迅速朝外望望：什么也看不见——甚至连公路也辨别不出来，等我回头朝岗楼里一看时，那支步枪已经瞄准了，我拿不准它是向着我，还是向着枪眼。但是当我在墙边一动时，那支步枪也动起来，犹豫不决，瞄准着我：外面的那个声音又说了一遍同样的话。我坐下来那支步枪也放低下来了。
“他在说些什么？”派尔问。
“我不知道。我猜想他们发现了咱们的车子，正在叫这两个家伙把咱们交出去或是干掉。你最好趁他们下定决心以前，把那支轻机枪拿起来。”
“他会开枪的。”
“他目前还拿不准。等他拿定了主意她好歹就要开枪啦。”
派尔一移动腿，那支步枪就顶上来了。
“我沿着墙走，”我说。“等他眼睛一眨，你就拿枪瞄准他。”
我刚一起身，那个声音就停住了：寂静使我一下跳了起来。派尔厉声说道：“把枪放下。”我刚来得及想着，不知道那支轻机枪是否上了膛时——我先前没有操心细看一下——那个哨兵已经把步枪扔下了。
我走过去，把步枪拿起来。这时候那个声音又开始说话了——我认为那个声音似乎一个音节也没有改变。也许他们是用一张留声片吧。我不知道，这个最后通碟什么时刻会到期。
“接下去，又会怎么样？”派尔问，像一个中学生在实验室里看试验那样：仿佛他本人与此无关似的。
“也许是一个火箭筒，也许是一个越盟分子冲上来。”
派尔检查了一下他手中的轻机枪。“这玩意儿似乎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他说。“要我放它一排吗？”
“不，就让他们犹豫不决。他们情愿不放一枪就拿下这个岗楼。这给了咱们时间。咱们最好尽快离开。”
“他们也许正等在楼下。”
“也许。”
那两个人注视着我们——我写下是两个“人”，不过我很怀疑他们两个之间是否积累有四十年的生活经验。“那么这两个家伙呢？”派尔问，接着他又直截了当地加上一句道，“我开枪干掉他们，怎么样？”也许他是想试试那支轻机枪。
“他们并没有干什么坏事。”
“他们要把咱们交出去。”
“他们干什么不呢了？”我说。“这儿又没有咱们的事。这是他们的国家。”
我把步枪里的子弹取出来，然后把枪放在地面上。“你总不见得把枪就丢在这儿吧，”派尔说。
“我年纪太大啦，拿着枪跑不动。而且这又不是我的战争。走吧。”
这的确不是我的战争，不过但愿这时候黑暗中的那些人也明白这一点。我把油灯吹熄了，从活板门那儿把腿伸下去找梯子。我可以听见那两个哨兵在悄声交谈，像低吟歌手那样，他们的语言就像一支歌。“下去笔直向前，”我对派尔说，“目标是稻田。记住，田里有水——水有多深，我不知道。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谢谢你陪着我。”
“挺乐意，甭客气，”派尔说。
我听见那两个哨兵在我们身后移动：我不知道他们手里是否有刀。这时候，扩音器里的那个声音又咄咄逼人地说话了，仿佛在给我们最后一个机会似的。下面黑暗中有个什么东西在轻轻移动，也许是一只老鼠。我有点儿踌躇。“但愿我喝了杯酒，”我小声说。
“咱们下去吧。”
有件什么东西正沿着梯子往上来：我没有听见什么，但是梯子却在我的脚下摇晃起来。
“你怎么不动啦？”派尔说。
那一阵悄悄的暗中的接近，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以为是一件什么东西往上来。
只有人会爬梯子，然而我又无法认为那是一个像我自己一样的人——那好像是一个动物正爬上来吃人，悄悄地、确凿无疑地，具有另一类生物的凶残。梯子摇来晃去。
我想象着自己看见了它的眼睛向上闪耀。突然，我再也忍不住了，我跳下去，下面压根儿什么也没有，只有软绵绵的地面。我的脚踝在地面上扭了一下，像有谁用手扭了它一下那样。我可以听见派尔爬下梯子来，我这才认识到我是一个吓慌了的大傻瓜，自己在发抖也不知道。我还以为我这个人顽强，不会想入非非，完全具有一个坦率的观察家和记者所应具备的一切。我一下站起身，几乎痛得又跌下去。我拖着一条腿向田边奔过去，听见派尔跟在我后面奔来。就在这时，一颗火箭筒炮弹在岗楼上爆炸开，我又伏到了地上。
四
“你受伤了吗？”派尔问。
“有个什么击中了我的腿。没有什么了不起。”
“咱们快往前走吧，”派尔催促我。我仅仅看得见他，因为他似乎满身都是纤细的白色粉末。接着，他干脆不见了，像银幕上的一幅画面在放映机的灯泡坏了时那样：只有影片的声带还继续在响。我小心翼翼地用我的好膝盖跪起，竭力想站起身，而又不让受了伤的左脚踝用力。接着我又倒下，痛得喘不过气来。原来不是我的脚踝出了毛病：是我的左腿。我不能再发愁——疼痛使我什么也不在意了。我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希望不再疼痛。我甚至屏住呼吸，像牙痛时那样。我没有想到那些越盟分子会马上到岗楼的废墟上来搜索：另一枚炮弹又在岗楼上爆炸开来——他们在过来前要确信敌人已经给打垮了。这耗费多少钱啊，痛苦一减退我就这么想，就为了杀死几个人——杀死几匹马还比这要便宜得多。我这时不可能是完全清醒的，因为我开始想到我好像闯进了一个老马屠宰场。在我出生的那个小镇上，老马屠宰场是我小时候最害怕的地方。我们常常认为自己听见了那些马惧怕地惨叫，还听见了那种无痛杀马器械的爆炸声。
隔了好一阵，疼痛又来了。这时，我静静地躺着，屏住呼吸——这在我看来，似乎同样重要。我心里很明白地想着，我是否该向水田边爬过去。那些越盟人员也许没有时间搜索得很远。这时候，另一个巡逻队可能就要出来，设法跟先前那辆坦克的人员取得联络。但是我更怕痛，而不大怕游击队，所以我还是躺着不动。四处，听不见一点儿派尔的声息：他一定已经跑到了田里。这时候，我听见有人在哭。哭声从岗楼那边传来，或者说从先前还是岗楼的地方传来。它不像是一个大人在哭：像一个害怕黑暗，又不敢大声叫喊的小孩儿。我想大概是那两个年轻小伙子中的一个——也许他的同伴给打死了。我希望越盟人员不会割断他的喉咙。你何必跟孩子们打仗呢？这时候，沟里那个蜷曲着的小身体又回到了我的心上。我闭上眼睛——这有助干使痛苦离我远些——等候着。一个人声喊出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我几乎觉得我可以在这片黑暗、孤寂和没有痛苦的境界里睡去。
接着，我听见派尔小声说道，“托马斯。托马斯。”他对于摸路的本领学得很快：我压根儿没有听见他转回来。
“快走开，”我也低声回答。
这时候，他找到了我，平躺在我身旁。“你为什么不过来？你受伤了吗？”
“我的腿。我想是断啦。”
“挨了子弹吗？”
“不，不是。是一段木头。是石头。是岗楼上落下来的一件东西。并没有流血。”
“你得尽力撑着往前走。”
“你走吧，派尔。我不想撑下去，大痛啦。”
“是哪条腿？”
“左腿。”
他爬到我身边来，把我的一只胳膊放在他的肩上。我想哭泣，像岗楼上的那个小伙子那样，接下去我又生起气来，可是悄声说话时是很难表达出怒气的。“妈的，派尔，别管我。我要留在这儿。”
“你不能。”
他把我半边身子拉过去伏到他的肩上，那阵痛苦简直使人受不了。“别充什么大英雄啦。我不要走。”
“你得配合，”他说，“要不咱们俩都给逮住啦。”
“你……”
“别出声，要不他们会听见的。”我苦恼得哭了——你不能用一个比“苦恼”这个词更强的表达方式。我靠在他的身上，让我的左腿半悬着——我们像一对行动笨拙的竞赛人在参加一场三条腿竞走那样。如果不是在我们刚起步时，一支轻机枪在公路那头向着下一座岗楼急速短促地一连放了几排，那么我们就不会有机会逃脱了。也许，有一支巡逻队正冲上前来，也许他们正在完成摧毁三座岗楼的任务。那一阵枪声掩盖了我们缓慢、狼狈逃跑的声音。
我不大清楚这段时间里我是否清醒着：我想，在最后那二十码路上，派尔管保几乎是完全背着我走的。他说：“当心。咱们要下水稻田啦。”干燥的谷子在我们四周沙沙作响，脚底下的烂泥也吱吱咯咯响着，直往上翻。水淹到我们腰部的时候，派尔停住了。他在喘气，气一哽住时，他就发出像牛蛙那样的声音来。
“连累你，很抱歉，”我说。
“我不能丢下你不管，”派尔说。
第一个感觉是轻松：田里的水和烂泥柔和而又牢固地托住了我的腿，就像一条绷带，但是不一会儿那阵寒冷又使我们得得打战。我不知道是否午夜已经过了：要是越盟人员没有发现我们，我们就得在这儿待上六小时。
“你能不能把身体稍微移动一下，”派尔说，“就一会儿？”一听到他这话，我的毫无理智的怒火又冒上来了——我说不出别的借口，只是因为疼痛。我并没有请求谁来救我，也没有要谁把死亡这么痛苦地延长下去。我怀念着我在那干硬土地上的卧处。这时候，我像一只白鹤那样，一条腿站着，不把全身重量压在派尔身上，好使他松上一口气。我刚一动，稻秆就搔得我痒痒的，又刺痛了我的皮肤，还噼噼啪啪响个不停。
“你在那边救了我的命，”我说，派尔连忙清了清嗓子，准备客套地回答一句，而我接着说，“让我好死在这儿。我倒情愿死在干燥的土地上。”
“最好别说话，”派尔像对一个残疾人那样说。
“到底谁叫你来救我的命的？我到东方来就是为了来寻死。这就是你们该死的不讲理的地方……”我的身体在泥淖里摇晃着。派尔把我的胳膊又扛到了他的肩头上。“放松点儿，”他说。
“你看过不少战争电影。咱们又不是两个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你也没法赢得一枚军功勋章。”
“嘘——嘘。”脚步声都可以听见了，有人正朝田边走来。公路前边的轻机枪已经停止开火了。除了这脚步声和我们呼吸时稻秆的轻微的沙沙声外，什么声音也没有。这时候，脚步声也停了：似乎离我们不过一间屋子那么远。我觉察到派尔的手正按住我身体没负伤的那边，把我慢慢按下去。我们一块儿很慢地在泥里陷下去，不让稻秆发出一点儿响声。我用一边膝盖跪着，尽力把脑袋向后仰，总算可以把嘴保留在水面上。腿又痛起来了，我想“如果我在这儿晕过去，那么我就会给淹死”——我一向厌恶和害怕淹死这个念头。为什么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死法呢？现在，什么声音也没有了。也许，二十英尺外，他们正在等着一阵沙沙声，一声咳嗽，一个喷嚏——“啊，上帝，”我想着，“我就要打喷嚏了。”要是派尔不来管我那就好啦，我就只对我自己的性命负责——不会连累他——他是想活的。我把空着的几个手指紧紧接住我的上嘴唇。这是我们小时候玩捉迷藏时学来的，但是喷嚏还是留在鼻子里，等着打出来，而那帮人在黑暗中默不则声，就等着这一声喷嚏。喷嚏就要打，就要打，打出来了……
然而就在我打喷嚏的那一刹那，那些越盟人员用轻机枪放了一排枪，一串火光射过稻田——枪声以锐利的哒哒声像一架机器在钢板上钻孔那样，把我的喷嚏声掩盖住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缩进泥淖里——一个人对他所爱的东西如此出于本能地躲躲闪闪，跟死神调情，就像一个女人要求她的情人强奸她那样。稻秆给子弹扫射过后，垂下来盖住了我们的头，这场暴风雨又过去了。我和派尔同时伸出头来吸口气，只听见脚步声朝岗楼那边走去。
“咱们成功了，”派尔说。即使在疼痛中，我也不知道我们什么事成功了：对于我来说，是老年，编辑的职位以及孤独寂寞，对于他来说，我现在知道他说得太早了点儿。接下去，我们在寒冷中安定下来等候着。在通往新渊的公路上，一堆黄火突然燃烧起来：火光像在一场庆祝会上那样欢快地燃烧着。
“那是我的车子，”我说。
派尔说，“真可耻，托马斯。我最恨看到人家浪费。”
“车子油箱里一定还有一点儿油，正够他们放火烧车。你也像我一样冷吗，派尔？”
“我冷得不能再冷啦。”
“咱们爬出田去，平躺在路上，怎么样？”
“再过半小时吧。”
“我整个身子全压在你的身上。”
“我忍受得住，我年轻。”他本来是想把这句话说得幽默点儿，但是它听起来却跟水田里的泥一样冷。我原来打算向他道歉，因为我的疼痛使我话说得那么凶，可是这时候疼痛又使我说话了。“你年轻，没问题。你本钱厚，经受得起等待，是吗？”
“我不明白你说点儿什么，托马斯。”
我们一块儿似乎消磨了六七个夜晚，不过他对我的了解只不过跟他对法文的了解差不多。我说：“你不管我只有更好。”
“那我就没脸去见凤儿啦，”他说，这个“凤儿”一说出口，就像一个银行家喊出标价那样。我立刻接受了挑战。
“原来是为了她，”我说。使我的嫉妒显得更为荒唐、丢脸的是，我只好用最低声的耳语来表达我的嫉妒——它没有音调，而嫉妒是喜欢装腔作势的。“你以为你这些英勇行为就可以得到她。你多么大错特错啊。我要是死了，你倒可以得到她。”
“我可没有那意思，”派尔说。“在你恋爱的时候，你总希望你的行为光明正大，就是这么回事。”这话倒是真的，我想，不过并不像他表达得那么天真。恋爱就是像别人看你那样来看你自己，是去爱你自己得意的虚假形象。在恋爱中，我们是没法讲什么荣誉的——那场英勇的行为也只不过是在两个观众面前演演戏而已。
也许我已经不再恋爱了，不过我还记得。
“假如是你的腿断了，那我早丢下你走啦，”我说。
“不啊，你不会，托马斯。”他又用令人受不了的沾沾自喜的神气加说道，“我比你更了解你自己。”我生起气来，想离开他，自己撑着站起身，但是疼痛又来了，像一列火车在隧道里那样吼叫着奔回来。在我瘫到水里去以前，我的身体更重地压到了他身上。他用两只胳膊搂住我，把我抱起来，然后他开始一点一点地把我搀扶向田埂和公路边。等他把我扶到那儿以后，他把我平放下，让我仰面躺在田边田埂下、浅浅的泥淖里。等疼痛退去以后，我睁开眼睛，大大松了一口气，这时候，我只看见满天星斗这项精心制作的密码——一种我读不出的外国密码：这些不是家乡的星星。派尔的脸在我的上面转过来，把那些星星遮住了。“我要沿这条公路走下去，托马斯，去找巡逻队。”
“你别做傻瓜，”我说。“他们还没弄清楚你是谁，早就开枪把你打死了。就算越盟人员没有干掉你的话。”
“这是唯一的机会。你不能在水里躺上六小时。”
“那么就把我放在公路上。”
“把轻机枪留给你没有什么用处吧？”他迟疑不决地问。
“当然没有用。要是你决心做一位英雄，至少得慢慢地穿过稻田。”
“那么我还来不及打招呼，巡逻队早就走过去了。”
“你又不会讲法语。”
“我就大声喊着说，jesuisfrongsals.别担心，托马斯。我会很小心的。”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已经跑远，没法悄声对他说话了——他按着他所知道的那样尽力悄悄地移动，不时停上一下。我借着汽车燃烧的火光，可以看见他，不过并没有听见有谁开枪，不久，他就走到火光另一边去了，很快寂静又填满了脚印。是啊，他的确很小心，就像他上次撑着小船驶下河流到发艳去那样，他那份谨慎小心活像一个儿童冒险故事中的英雄，而他对自己的谨慎小心又十分得意，像对一枚童子军徽章那样，同时他又糊里糊涂，不明白自己的冒险多么荒唐，多么可笑。
我躺在那儿，仔细听着有没有越盟人员或外籍兵团巡逻队开枪的声音，但是一声也没有——或许派尔要走上一小时，甚至不止一小时，才能走到一个岗楼，假如他到得了的话。我尽力转过头去看看我们那座岗楼的残迹，一堆泥土、竹子和支梁。
等汽车的火焰低落下去后，那堆东西似乎缩得更矮了。等痛苦消失以后，有一片安宁——仿佛是神经的一种“休战日”似的：我想要高歌。我想到，这多么奇怪啊，干我这种职业的人对这一夜惊险，竟然只能在报上发表一、两行新闻——这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夜，唯一奇怪的就是我自己。这时候，我听见一个低沉的哭声又从岗楼残迹那边传来了。有一个哨兵一定还活着。
我心想：“可怜的家伙，要是我们的车不是在他的岗楼外边抛锚，那么他一听见那扩音器喊话，本来就可以投降，像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那样，再不就逃走了事。可是我们在这儿——两个白人，而我们手里又拿着冲锋枪，他们不敢乱动。等我们离开后，已经太晚了。”我对那个在黑暗中哭泣的声音是负有责任的：我一向对自己超然事外，不属于这场战争很得意，但是这两个人的死伤是我造成的，就仿佛我使用了那柄轻机枪，像派尔原先想干的那样。
我挣扎着想翻过田埂，爬上公路去。我想爬去和他会合。这是我所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去分担他的痛苦。但是我自己的疼痛又使我退却。我再也听不见他的哭声了。我一动不动地躺着，什么也听不见，可是我自己的一阵阵疼痛像一颗巨大的心那样跳动着。我屏住呼吸，向我不相信的上帝祈祷：“让我死吧，不然就让我昏晕过去。让我死吧，不然就让我昏晕过去。”随后，我想我大概昏晕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后来，我梦见我的眼皮凝结在一起，有人正用一支凿子来撬开我的眼皮，我想告诫他们不要伤了下面的眼球，但是我说不出话来。凿子凿进来了，一支火把正照在我的脸上。
“咱们成功了，托马斯，”派尔说。这句话我记得，不过我不记得派尔后来对别人讲述的那一番话了：他说我当时朝着错误的方向不停地挥手，告诉他们说岗楼里还有一个人，叫他们一定得去照料他。好歹我不可能多愁善感地臆想到，派尔会编造出那一套来。我很知道我自己，我知道自己多么自私。要是有谁在痛苦受罪，而且看得见、听得出、摸得到的话，那么我就不可能悠闲自在（而渴望悠闲自在，正是我的主要愿望）。有时候，天真的人会以为这是我大公无私，其实我所做的只是牺牲一点儿小利益——在这件事上，是请人家推迟一点儿来照料我的痛苦——去换取一种大得多的利益，在我需要单单考虑到我自己的时候，享有一种内心的安宁。
他们回来告诉我说，那个小伙子已经死了。我也很高兴——在那一针吗啡打进我的腿以后，我甚至用不着再忍受多大痛苦了。